2021.01.01 周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基础之上的简单经济扩张。因为存在着廉价的生产要素，西方技术迅速向中国扩散。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很快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确切地说，是“组装业基地”）。现在，这种简单扩张的数量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到质量型经济增长，技术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来追求高附加值经济。
不过，这也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中美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美国不断游说西方国家（尤其是其盟友）“围堵”华为5G（第5代移动通信网络），显然是美国认为华为在这方面较之于美国具有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在技术方面，尽管中国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不是说中国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的技术交流仍然重要。不管怎么说，尽管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和西方的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突破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围堵”是中国的一大挑战。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变化导致了营商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尽管中国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直被视为国家政策的风向标。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2 周六：
尽管政府多年尽心尽力地整治房地产，但收效甚微。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房市泡沫已经过度，只有一线城市还存在刚性需求，很多三线、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空置房。一线城市刚性需求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是经济规律所致。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在往大城市集中（例如日本的东京），因为资源自然地会集中在大城市。中国更是如此，因为城市的行政级别，往往把大量的优质资源放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优质资源远远不足，不能吸引人口，更不用说人才了。
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领域就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在理论上，人们明白了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时期甚至提出了，即使是被视为敏感领域的军工部门也可以开放给民营企业。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一些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民争利”的局面。
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金融与全球经济的未来》的书。在总结了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作者说，他从危机中学习到了两点。第一，泡沫持续的时间远较我们预估的要长。以前的危机是这样，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一样，都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最后破裂。第二，泡沫破裂的速度也远较我们预估的要快。
作者把金融经济称为“炼金术”，认为终究会终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就面临着这种情形，人们都知道泡沫总有一天会破裂，只不过不清楚是哪一天；而在破裂之前，人们不仅还会继续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并且会对此推波助澜。
中国社会一直对房地产的现状感到不满，也用各种途径表达着不满，但社会的压力显然没有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上面，或者市场波动上面。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尽管人们普遍感到不满，但人人都想成为房地产的“利益相关者”，从中得到一份利益。对没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是真实的；但对很多已经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针对的只是利益分配不公，或者希望再多得一些利益。
如果要避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必须有伤筋动骨的变化。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了，而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社会。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越来越高的房价已经使得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降低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人人需要住房，当人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所具有的优质资源，使得城市聚集的既得利益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这更使得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讨论多年的房地产税迟迟不能成为现实，只是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多么强大这样一个现实。更多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更多的优质资源，也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因为既得利益者是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群体。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3 周日：
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但和西方比较，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多数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第二，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之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的目标仍然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道理。
“知识茧”类似于人们所说的“资讯茧”。所谓的“资讯茧”指的是今天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资讯包”，由他人“打包”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智能手机）传送给人们的。“知识茧”也就是人们所得到的由他人“打包”传送的知识。说它是“茧”，是因为人们对所得到的“知识”有高度的认同，高度依赖于所得到的“知识”，而把自己装进一个个“资讯茧”或者“知识茧”，再难以“破茧而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信息唾手可得，这为个人掌握全面的信息、提高人的格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实际上的情况刚好相反。因为资讯的重要性，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在努力控制信息。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再者，对个体来说，因为信息过于丰富，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小，把自己关在一个个“茧”里面。
就现象而言，这些“知识茧”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内容往往是对一个概念、一个思想、一个人物（政治人物、明星等）、一个物体的神化。任何一个内容，只要包装得好，传播得当，就能吸引到大量的信众。中国的人口基数极其庞大，在这个大转型阶段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都在选择一切可以安慰自己心灵的“资讯”或者“知识”。大部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性，使他们很容易受人欺骗和操纵。
无论是“资讯茧”还是“知识茧”，推送者大都为知识界和媒体。这些行动者并不在乎知识的发展或者社会的重建，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流量，就是金钱。他们要不断地向其粉丝推送传播他们所包装的“资讯”和“知识”，把这些变成粉丝的信仰，从而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收入。也不难理解，在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争论与对话。一切知识都被“群化”、碎片化，进而是互相敌视和对立化。而这就是这些“茧”创造者的意图，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里，官方的立场和处理方法非常重要。官方没有自己主导的意识和知识体系来统领社会，这是社会意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官方对意识“群”的态度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官方对一些“群”选择支持态度，对另一些“群”选择控制态度。现实地看，一些“群”的确被控制下去了，而另一些“群”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官方立场来说，那些得到其支持的“群”被视为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其实不然。历史地看，一旦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失去平衡，整体社会也会跟着失去平衡。除了那些非常极端的社会意识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之外，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各种思想并存的、多元的。尤其是当社会利益已经多元化的时候，社会意识必然表现为多元化。
平衡各种社会意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极左和极右都是需要管控的，而不是只是管控一方，而让另一方获得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情况下，各个“群”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化、巫术化，甚至邪教化，最终是愚昧化。这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因为格局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自我激进化等现象不可避免。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4 周一：
就存在的问题而言，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败、领导层的“团团伙伙”、军队干预政治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误”。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执政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权，通过集权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打击领导层的“团团伙伙”，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不过，集权不仅仅是为了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克服既得利益推进改革，都需要集权。现实地看，集权的这些方面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政府官员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动机：直接的经济利益（向民营企业要钱、入股，甚至是公开地“抢钱”）、安排子女亲戚的就业、让企业家支付官员子女的就学费用等。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用各种方式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实现权钱的完全结合。十八大反腐败斗争以来所发现的各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个领域形形色色的政商腐败关系，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一大批企业，也几乎每一个腐败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一大批官员。
正因为出现了如此严峻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才会发动持久猛烈的反腐败斗争。很显然，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并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不过，“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由来已久，要厘清政商关系并不容易。反腐败的强大压力，导致了各方的不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一直是“四条腿走路”的，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现在这些主角都不那么作为了。官僚不作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和企业家打交道了；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行为；民营企业家或者因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为过去的不当行为，而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于是纷纷出走国外。这三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影响到了外资的行为。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5 周二：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执政党的高层人事选拔，早就呈现其客观规律。概括地说，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使命，为了权力而掌握权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说，中共是通过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其政治合法性而执政的。中共总是把这种使命置于生存和发展的首要位置，在这个使命的背景下才考量形成怎样的领导集体。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使命构架内，才能理解中国的选拔制度。很显然，在这个使命驱动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设人”的选拔制度。这里的“事”便是使命，“人”就是领导班子。
这和西方的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的西方政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进取精神了，失去了使命感，执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正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西方制度更多地表现为“以人设事”。各政党之间、各届政府之间，政策往往没有延续性，一个政党上台了，不仅人事大变动，而且跟着人事变化的是更剧烈的政策变动，新政府可以完全否定前任的政策。
实际上，在进入大众民主政治以来，西方统治阶层也就是精英之间，就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没有共识，多党制俨然已经成为互相否决制。这给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圈子”的正当性似乎无懈可击，做好了可以增进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实际上不然。这些“圈子”的活动大多数都是政策寻租。对政府官僚来说，通过“科学”和“透明”的方法落实项目，是政策业绩；对“中介”来说，既拿到政府的好处，也拿到企业的好处，而“讲真话”从来就不需要考虑；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财政和金融利益，把工厂开了再说，产品卖不卖，是不是市场所需要的，则不是自己首先需要考虑的。
政策寻租的结果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分利集团”的形成，大家谁也不说实话，各方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分享来自政府的政策“红利”。为什么中央政府所界定和支持的新兴产业，最终必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这些年已有很多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因为产能过剩而破产，但有更多的企业仍然在做政策寻租。国企就更不用说了，十八大以来中央要去产能的大部分企业是国企。
巨量的过剩产能是如何造成的？在市场经济领域，产能过剩也会出现，即所谓的市场失败，但不会导致中国这样的严峻情况。中国的情况是因为企业（尤其是国企）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生产。这并非情况没有反映出来，或生产者不了解情况，而是因为各方的“利益链”关系，谁也不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政策寻租让各方变得毫无责任感。只要能够从政策中寻到足够的“租金”，各方都会变得极其懒惰，不动脑筋，不作为。
这是政府、帮扶单位（企业、学校等各种组织）、村干部，甚至被帮扶对象（村民）结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最终往往演变成不是要帮助农村真正脱离贫困，而是以最高的效率来完成上层政府下达的扶贫任务。这就出现了甘肃“杨改兰事件”所显示的问题。在很多地方，扶贫实际上变成了“扶富”。因为扶贫有指标（即在规定的时间里脱离贫困），那些处于绝望中的人被视为没有希望脱贫，所以更容易被地方官员和帮扶者忽视。
有人说，中国基层和农村的人比较自私，知识水平低，容易做“刁民”，容易出现政策寻租。那知识界又如何呢？实际上，知识界的政策寻租甚至超过了产业界和农村。与产业界产能过剩相反的是，知识界生产不出有效的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界的投入越来越多。就大学建设而言，之前有“985”和“211”等工程，现在又搞“双一流”。实际上，各种类似和变相的工程不计其数。决策者的原意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不计其数的财政和金融资源流向这些大学，但这么多年下来，大学发生了什么？钱当然多了，大学富了，但知识仍然贫穷。无论政府还是大学精英都意识到，知识的创造有待体制的改革。大量的政策寻租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但体制依然如此。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6 周三：
一般说来，在今天的官僚机构里，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可以称为“口惠而实不至”，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简单地说，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玩虚的”。这个群体是少数。第二个群体是不作为的，他们可以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上班时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表现为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做，只是占着位置。在很多官僚机构里，这个群体是大多数。第三个群体也是少数，他们想作为，也是有作为的。
第一个群体的人往往得到提拔，因为他们没有实际行为，不仅不犯错误，而且由于很高调，往往会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这个群体的人得到提拔，还有一个被错误理解的“政治上正确”的问题。对上级来说，“政治上正确”主要是要把顶层设计的政策落实下去，把事情做好；但对这个群体的人来说，“政治上正确”更多地意味着“唯上”，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上级领导高兴即可。
第二个群体的人不作为，意味着平平庸庸，但也不会犯大的错误。这个群体中，一些人得到了提拔，有的则是原地踏步。这个群体中尤其是那些快要退休的人，则大多在等待“软着陆”，即在退休之前坚持“不犯错误”，安全退休。
第三个群体，即作为的人，在一些条件下，有的也得到了提拔，但很多人出了问题，甚至进了监狱。
这三个官僚群体的选择实际上是极其理性的。“玩虚的”还是少数，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人们有了自己的判断。而选择“平庸”，尽管属于无奈之举，但也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谁也不想以“犯错误”或进监狱为人生终点。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09 周六：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简单地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惧怕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球已经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转移。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年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要避免这个陷阱。
但是，随着近来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战的开始，人们突然感觉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临近。实际上，西方已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已经至少在经济上踏入了这个陷阱。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那么多努力，但步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还是会存在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改变了往日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缘故。或许主观层面的政策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客观要素的变化。这可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变来理解。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请进来”，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改革初期，中国处于贫穷阶段，经济体量在整个世界经济体中微不足道，人均GDP不到300美元，资本高度短缺。为了发展，中国主动向外资开放，即“请进来”。最先进入中国的不是西方资本，而是海外华人资本。西方资本在90年代开始才进入中国市场。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单边开放”政策，即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向中国开放，中国都向这些国家敞开大门。
&emsp第二阶段是接轨，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即90年代后期。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花大力气对内部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符合国际规范。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步，中国的法律体系（至少在经济层面）、经济制度和政策就缺少改革的动力。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多边组织，中国接轨的过程也是学会多边主义操作手段的过程。
&emsp第三阶段是“走出去”，这是21世纪初以来的一个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大规模“走出去”的始点。“走出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制造品的“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主要是西方世界。其次是资本的“走出去”。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很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化为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就资本而言，中国的资本和西方的资本一样，需要走到可以获利多的地方。
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部世界的欢迎。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21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并且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方面。过剩的资本、多余的产能和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走出去”的巨大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西方认为，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已经从之前的“学习”“接轨”“维持”转向了“修正主义”；在内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的外交话语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开始要充当西方的“老师”，教训西方并且开始输出自己的模式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制度模式。
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处于长期的结构调整阶段。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有有效的国家政策，来促成经济走出危机。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0 周日：
贸易战的表现形式
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的认知成分，又有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战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战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战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两国的总体关系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其目的还是维持世界霸权的位置；要维持其霸权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国对其构成的挑战，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想象中的。
这里需要一个判断，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热战的可能性极小。局部的冲突有可能，例如在中国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很难想象。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从军事上征服中国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两国之间从局部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冷战是有可能的，也是美国强硬冷战派的期望。冷战派希望无论是通过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局部冲突，把中美关系引向军事冷战；一旦发生军事冷战，美国就会像往日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了。
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军事冷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下一阶段的互动。就中国来说，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努力避免贸易战演变为军事冷战。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认真考虑特朗普为什么发动贸易战这一问题。
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希望延缓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显然，如果中国以美国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国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1 周一：
中国应清楚本身的技术发展水平
中国首先需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比如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业1.0版定义为机械化，2.0版为自动化，3.0版为信息化，4.0版为智能化，中国究竟处于哪个位置？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
现实地看，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之间。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发展，但在这两个层面究竟有多少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有多少是对外国技术的应用？中国高度依赖哪些核心技术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万一与美国的技术脱钩，这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带来什么问题？中国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而在中国，“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占很大比例。中国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贸易战不可避免，但必须是非常有限的贸易战。中国可以在农产品或者汽车等一些可以找到替代进口的领域打贸易战，在很多技术领域则没办法打，因为中国自主研发能力还比较弱。农业产品的替代进口比较容易找。汽车方面，日本和德国等拥有技术，中国可以转而向这些国家进口。
美国页岩油技术的飞速发展，意味着美国能源出口能力的增加。中国可以加大对美国能源的采购与投资，因为在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其他商品不足以平衡中美两国的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目前看只有大宗能源能平衡赤字。而贸易赤字恰恰正是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中最看重的东西。
在贸易战中必须注意发挥多边主义的作用。这次美国正式启动贸易战后，中国第一时间把美国告到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的征税措施，这个方向是有建设意义的。习近平最近也多次强调多边主义，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接下来会加快汽车、金融方面的开放。此外，中国可能需要考虑互联网行业的对外开放，让更多的技术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互联网仅仅是美国技术的应用，没有太多原创性的技术。中国加快开放互联网市场，哪怕在最初阶段，西方在国内互联网市场占领多一点，但至少中国自己还会有份额，并且通过真正的竞争来发展自己的原创性技术。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互联网市场原创性技术都会掌握在美国手里，五年或十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就更加困难了。中国对互联网保护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导致原创性技术的出现。其实，汽车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起初时期需要保护，但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开放和竞争，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中国内部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中国自己的掌控之下。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内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更是要为中国企业本身提供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同时，既然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就要教育企业接受国际规则。中兴事件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
总体上说，虽然中国市场对于美国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战开始，对安全的考量就会占据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地位，美国会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美国可以去开发其他市场，但如果中国被排挤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中美之间经贸脱钩，就会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开端。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2 周二：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如果把握好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就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的好机会。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西方和美国今天出现内向发展趋势，是因为之前没能有效地消化前一波全球化所产生的内部问题。内向发展可能只是短暂现象，等内部调整好了，西方会再次走向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历来都是资本主导的，政府起辅导作用，全球化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本扩张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西方和美国今天出现内向发展趋势，是因为之前没能有效地消化前一波全球化所产生的内部问题。内向发展可能只是短暂现象，等内部调整好了，西方会再次走向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历来都是资本主导的，政府起辅导作用，全球化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本扩张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即中国是否有实际能力去抓住这个机遇，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3 周三：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中国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罗斯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做科学理性的分析。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美国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中国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4 周四：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是普遍适用的”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光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公共产品，大国必须出更多的力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类公共产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产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简单地说，没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5 周五：
赫希曼在其名著《欲望与利益》中对这种作用做了充分的讨论。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过分道德化（宗教化），与商业革命相关联的经济理性刚好平衡了来自宗教的激情。当代的中国刚好相反，当商业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激情的时候，这个文明就迫切需要引入道德来实现平衡了。
道德、文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而金钱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些，也产生不了这些。现实中国社会的逻辑是：社会越富裕，道德越堕落。当人们沉醉于中国新（商业）文明崛起的时候，很容易被假象迷惑。
高楼大厦仅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没有新的道德体系的出现，不管多么辉煌的大厦，也找不到其意义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对崛起的深思熟虑，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6 周六：
“精致的利己主义”
更为悲观的是，在文化复兴和国家崛起需要大量智力支撑的时候，中国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状况却不够乐观。
近来高晓松怒批清华大学精英博士没有胸怀大志，和技校学生没有区别的言论，引出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之前很多年里，钱理群教授也一直在批评今天中国大学培养的都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些批评实在是过于文质彬彬了。没有胸怀大志也好，利己主义者也好，如果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能说是成功，但这些毕竟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是利己，人们应当能够理性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人们认为这群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追求他们以为的利益罢了。就实际效果来说，人们认为这个群体玩的既非双赢游戏（对大家都有好处），也非零和游戏（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而更可能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游戏。这个群体更不“精致”，而是奴性十足，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认同，没有独立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精神。
在人们看来，无能更是这些青年的集体特征。高晓松说他们像技工，实在是夸大了他们的能力。技工是技术，能够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是任何一个社会运作所需要的。但这些人没有任何技术，而只有假、大、空的本事。在很大程度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的话，可以原原本本地应用到这个群体，而各级共青团主要干部，大多都是从这个精英群体吸纳进来的。
这些学子不是自然生存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是被培养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最近一则关于小学生用诸如大数据等方法研究苏轼的新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关注。这个小事例表明，人们在培养的绝非是人才，而是愚蠢者。
中国人的基因并不差，智商也不差，但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们却一直在制造着“废品”。制造“废品”的过程漫长，其中的因素和利益相关者有很多，牵涉政治、行政管理、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另文一一深入讨论。不过，商业化运行的教育模式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商业化是如何废掉中国的人才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就学校来说，通过商业化运行模式而赚钱。赚钱无可厚非。不过，钱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人才，而非其他，但如果在中国赚钱本身就成为目标——一个远较培养人才更高的目标，这就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赚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的原因。
商业化教育模式下的供需方
从供给方来说，从幼儿园到高校，这个长长的环节并非是人才的培养基地，而是金钱生产线。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浪潮，很快就把这个原本还比较清净的知识领地出让给了商业组织，同时学校本身也变成了商业组织。无论是学校还是商业组织，都提供着大量的培训、课外、补课等项目供家长选择。
这些项目的利润率远远高于教育本身。难怪很多教育工作者把真正的精力放在这些课外项目上，而课堂讲课则是敷衍了事。再者，各方精致地营销他们的项目，把每一个项目说得天花乱坠，似乎缺少任何一个项目，孩子少则缺少竞争力，多则废了。商业化的营销手段使得中国的某些教育机构简直就是一个“传销组织”，家长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在这个商业模式驱动下，中国的孩子可能在娘胎里面就开始进行胎教了，因为在父母看来，这个阶段孩子实际上已经在和其他孩子进行激烈竞争了。出生之后，各种学前教育活动便令人眼花缭乱。进入学校之后，更是有数不清的课外活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个中国父母对自己的日常警告。中国的家长有一个自以为是“品德”的东西，即“望子成龙”。很多家长，自己不努力，或者自己努力不成，就转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农民不用说，往往自己文化水平低，上大学在很长时间里是农民子弟唯一的出路。今天，农民尽管也有了其他出路，例如外出打工和经商，但上大学仍然是农村家庭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路径。一般城市居民也有类似的情况。而那些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如此，他们或许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便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孩子身上。
实际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这些途径学习到的东西绝大多数毫无价值，对以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不过，负面的影响则是显著的，很多孩子对学习具有了厌恶感甚至恐惧感。道理很简单，孩子被剥夺了他们所具有的自然成长权利，消耗和浪费了正常的成长经历，越来越多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开始感到人生没有乐趣。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小大人”，他们除了匪夷所思的“幽默”，根本见不到任何智慧。
这种现象其实早已经有了。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少年大学生”这个群体，当时也被媒体吹嘘得厉害。但后来又怎样了呢？被退学的有之，出家当和尚的有之，自寻短见的有之，而更多的人则是庸庸碌碌之辈。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仅仅只是被制造成考试的机器，而被剥夺了人的权利。
人们可以算一下，从80年代到现在，上中外名校的人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人是成功的。作为商业教育模式的其中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媒体不时会搬出所谓的名校生，例如来自北大、清华、哈佛、普林斯顿等学校的学生，宣扬他们多么厉害，多么辉煌。但是，媒体则忘记过5年或者10年再去看看，这个群体怎么样了呢？经验地看，成功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并不比其他没有进入这些名校的学生好多少，甚至比进入二流、三流学校的学生还差。
大多数成功人士并不出在中外名校，而是一般学校。从孩童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中国有一个传统智慧，就是“先做人，后做事”。现在的体制则是有效剥夺了孩子做人的权利，在没有成为人的情况下，如何要求他们做学问或者其他事业呢！
就需求方来说，商业化教育模式也有效迎合了中国父母的个人文化心理。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成为士无疑是理性的目标。这一社会心理看来并没有被近代以来的革命摧毁，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心理不仅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父母又加上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即“学而优则商”。
多年来，人们对商学趋之若鹜，并且不仅仅商学本身，其他的各个学科也在变相地“商科化”。中国有些商科不强调商业精神和责任，更不强调技术和工匠精神，而是培养人际网络、“勾肩搭背”和投机。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仍然看不起工匠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投机精神那么旺盛，和商学的旺盛密不可分；而势不可当的腐败则是“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两者融合的结果罢了。当然，如果没有当成官、经成商，大多就会走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学习无用论”。的确，学习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了。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策。政府政策不是去纠正社会趋势，而是投其所好。盛行不衰的GDP主义也在教育界横行，最显著地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大扩张上。教育的产业化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那些上了学的孩子则被注入了变态的金钱观。很多年来，越来越少的农村孩子能进入好一些的大学。社会的智力分化要比其他方面的分化严重得多，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年，人们讲了中国面临的很多陷阱。今天，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更严峻的陷阱，即愚昧陷阱。如何避免落入这个陷阱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不过，对父母来说，有几个简单的因素需要考量。
其一，如果要让孩子有一个未来，首先就要把孩子作为一个自然人，赋予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和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现在所做的都是与自然属性背道而驰的，剥夺了人的自然属性，人将不成为人。
其二，今天的知识和学习环境变了，和近代教育制度起始之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巨量的知识唾手可得，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既有的知识。北欧已经有国家开始试验，完全没有课本，把学生从课本（及课本相关的东西）解放出来，而是走向实践。
其三，因为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很多传统专业知识领域培养的人才例如医生、律师、会计等可以数量化的、合乎逻辑思维的工作职位大都可以被取代。
未来仅仅属于少数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将陷入愚昧陷阱。创造性思维来自实践，也只能来自实践。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7 周日：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自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则，努力把文明推及普通老百姓。同时，外在世界（主要是西方）所问的也是同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够文明了吗？有资格成为西方的一员了吗？所以，尽管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和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精英努力的目标是相同的，即富国强兵，但日本在富国强兵背后的则是文明性的提升和公民权利自上而下的实现。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的。
反观今日中国，情况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精英阶层表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集中在精英的问题，当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成共识，无论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如果中国社会的精英没有责任担当，不能奉献社会，还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社会对自身、财富、国家的安全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会体现出高度分化、隔离、互相仇恨、焦虑不安等特征。
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尽管每次监管失败之后会处理一批官员，但问题的核心并非作为个体的官员，而是体制，如果体制不改进，同样的错误会一直重复下去。
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复杂社会的治理问题。传统上，中国社会贫穷而单一，政府比较容易管理。但现在不一样了，依靠政府单一的力量进行管理，成效一定是一个大问题。问题在于，政府本身没有转型，仍然像治理传统社会那样在治理现代社会。政府仍然是一个“守门员”，既不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更不让社会力量进入监管体系；所有的监管体系只是纸面上的，并且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办法下沉，无法执行。
再深入一步说，如果要实行真正的法治，首先必须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法治并非是政府写好一部法律之后自己来执行那样简单。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这既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能够生效的大社会背景。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8 周一：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定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遍适用的观念”，再把它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9 周二：
中美发展互联网的不同之处
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之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概念中，互联网只是中美两家的竞争，好像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这次中兴事件一发生，人们就完全傻了眼。中国关键的技术例如芯片和触屏等高度依赖美国等国家，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等政府，禁止它们的企业向中国供应这些关键技术，那么中国马上就会面临深刻危机。
实际上，情况远比芯片技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西方的创造发明。哪天西方不给用了，中国就没有了互联网。这种情况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中国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旦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便会使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中国。对美国来说，放弃中国市场不是生死问题，只是失去了一个市场；不过，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生死问题。
即使在商业模式方面，中美的差异也已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标准化，而中国搞地方化。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差异性。美国互联网公司专注于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在标准化方面从来不妥协。中国则相反，中国的公司（例如手机公司）也走向世界，但重视的是技术的地方化，利用地方的特殊特点（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制度文化上的）提供特殊的产品。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但结果是很不同的。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在汉朝，这仅仅是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19 周二：
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是浅层的西方化，甚至仅仅只是假象，在制度深层仍然是中国式的。更有意思的是，在思想和物质变化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解释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一些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很多学校的校庆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荣，而知识本身则变得次要、可有可无。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一些学者给高级别领导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无论是被邀请给高级别领导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是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经常走在一起。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有些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20 周三：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知识付费”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有了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人们需要知识，但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21 周四：
在军事上，美国仍然第一，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能够和美国竞争。这一点看看美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就非常清楚了。在政治上，美国这些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党派政治分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两党之间互相否决，大大影响了政府运作的效率。不过，美国人应当庆幸，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仍然健全。特朗普总统那么具有破坏能力，处处和建制派作对，但结果也不过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自行运作。托克维尔在著《论美国的民主》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现象，今天强社会的局面依然如故。
美国的威胁显然不局限于像苏联集团那样公开称自己为美国的敌人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感觉到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和德国、日本进行贸易战。尽管这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但美国和它们斗争起来，也毫不留情，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最终，美国在和盟友的这场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但中国真的对美国构成威胁了吗？显然没有。从经济上看，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但就人均GDP而言，中国还不到美国的1/5。拿中美两国的各种经济数据来比较，在大多数方面，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所具有的经济竞争力不仅比中国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是独领风骚。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获得的利益并没有解决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今天美国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政府把内部问题转化成为外部危机感而已。
即使在有关安全的军事上，五角大楼为了私利不断夸大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图更高的国防预算。尽管中美两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都会继续发展军事，但在这个核武器互相威慑的时代，很难想象中美之间的热战。即使是美国内部，军事研究专家也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军事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距。
经验地看，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外部威胁感，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危机感。二战以来，美苏全面竞争，但两国的表现不同，苏联方面拼命夸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国方面则拼命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不同的表现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苏联要通过夸大成就来获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国媒体不在政府手里，“不是负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的美国媒体，自然夸大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无论是苏联的夸大式宣传，还是美国媒体的过度负面报道，都是符合美国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事实上，美国有效利用苏联的过度夸大成就，不仅在美国各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团结感，而且巩固了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团结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美苏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尽管如上所述，中国各方面并没有在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一些方面的过度宣传，把此转化成为美国本身的危机感。近年来美国国内各阶层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感和危机感前所未有。
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危机感，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中国是世俗文化，老百姓比较安于生活，安于现状，甚至很多人得过且过。中国文化多有变化的观念，少有进步的观点。变化和进步不同，前者是适应外在环境，后者则是改变环境。例如，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诸多技术发明的，但这种发明并不为各方所重视。进而，即使一项发明被重视，中国社会也是把此生活化，而不是用来做各方面的改进。
在一定程度上说，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例如美国人把互联网技术用来征服太空，中国很多人则把互联网用于生活（外卖、网购等）。再者，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
此外，和美国比较，中国也往往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了危机，就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方面的宣扬和夸大就成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对一般的危机感不表达，而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而是遏制下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和美国相反，对中国媒体来说，“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
但正因为没有危机感，所以最容易发生大的危机。人们说，在中国，没有危机就没有变化，小危机小变化，大危机则大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直到大危机来了，人们才回应，但为时已晚，因为大危机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尽管如人们所言，危机也是机会，但这个机会所带来的成本实在太大了。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22 周五：
第一个能力是反省力。陈海贤老师讲到，当我们遇到人生挫折之后，会重新思考走过的路，对生命中重要事物的优先次序重新排列。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不得不居家隔离，正常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这给了我们一段难得的反思时间。以前，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在忙什么。过去，我们把工作、事业、赚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拼命往前冲，生怕掉队。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幡然醒悟，原来更重要的是生活、家庭和健康。反省力需要我们跳出框架，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敢于打破常规，解构日常生活的意义。
第二个能力是忘却力。陈海贤老师讲到，能够成功渡过生活危机的人，都不会长久地沉湎于往日的痛苦和惊慌。他们会把积极的和消极的回忆分离，把消极的回忆妥妥地放在盒子里收藏好，带着积极的回忆重新上路。这是比反省力更难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人们有更高的目标、更强的人格。
哲学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在无数个例子中，在弱者和无力者不可避免地发生怨恨的情况下，高尚的人却根本无所怨恨。甚至对他的敌人，他所遭受到事故和胡作非为，也不长久地耿耿于怀，能做到这个是强健饱满的天性的标志，在这样的天性中洋溢着塑造、模仿、痊愈的力量，并且也是造就遗忘的力量。”我们不妨把这种力量叫作忘却力。
第三种能力是叙事力。人是一种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的物种。故事能够帮我们梳理出理解事物的线索，故事能够帮我们找到人生经历的意义，故事也能帮助我们释放情绪、交流情感。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总是在讲述故事，他的生活被自己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包围，他通过这些故事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尝试着像讲述故事一样过自己的一生。”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身处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但焦虑和恐慌的程度比过去的人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
本文来源：《变量3：本⼟时代的⽣存策略》，何帆 著，大象出版社。
2021.01.23 周六：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今天的资本阶层尽管更具竞争性，但已经变得极端自私、毫无责任感。
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近40年里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但中产阶层仍然非常小。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在中国，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占人口的比例非常低。
和西方一样，经济结构和技术的变化也使得收入差异急剧拉大。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很少有条件跻身中产阶层。以快递业为例，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是以拼命压低快递小哥的工资来获取利润。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
本文来源：《中国的当下与未来》，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1.26 周二：
这是一种共同经历带来的共同情感。武汉人和外面的人之间的隔阂，很像从前线回来的老兵和平民之间的隔阂。他们很难找到共同语言。老兵看到热血沸腾的新兵，听到慷慨激昂的宣传，心里会不以为然，但看到飘扬的战旗，听到嘹亮的军号，又会不由自主地激动。
人世间无奈的事情是，有了共同的经历，人与人之间还是无法形成共识。不是每一个和你有过共同经历的人，都能成为和你知心的好朋友。但是，疫情之后，身为武汉人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变化。当你看到4201开头的身份证时，当你看到鄂A的车牌号时，你会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电影《大河恋》里有一句台词：“正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那些我们应该了解的人们，让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但我们还是可以爱他们。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但可以完全投入地去爱。”
本文来源：《变量3：本⼟时代的⽣存策略》，何帆 著，大象出版社。
2021.01.27 周三：
要记住：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就拿新冠疫情的防控来说吧，确诊病例和治愈人数的数据是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公开的。如果不相信数据，那么，国庆假期，7.82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这总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不认同中国的人依然不认同。傲慢和偏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英国哲学家休谟指出，情感才是主人，理性不过是仆人而已。理性不仅是仆人，而且是一个善于狡辩和诡辩的律师。当观点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不是改变观点。改变观点太痛苦了，于是，他们宁可歪曲事实。
成长阶段，一定会有各种烦恼。你要理解什么才是成长。成长就是背叛。背叛不是叛逆，而是对抗自己的过去。成长的蜕变，看似如蝴蝶出茧一样，把丑陋的茧留在原地，自己就能翩翩飞走。没有那么容易。你和你的过去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就像血和肉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想要挣脱出去，一定要撕裂自己的肉，流走自己的血。当你从过去的自我中爬出来，必定已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这就是成长的残酷现实。所以，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过：“成长就是背叛。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离开，就没有到达。”
成长就是孤独。在成长阶段，孩子对友情最为渴求，但成长阶段的真挚友情其实是最难求的。孩子们的友情往往不是两个人的心灵相吸，而是受到小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凡是不合群的孩子都会受到排挤。一群孩子欺负一个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说过，“一个孩子是天使，一群孩子是恶魔”。在成长阶段，朋友并不是必需品。以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论，我从小到大，几乎总是不合群。与其和别人呼朋唤友，不如自己抱着一本书读来得更充实。
成长阶段没有朋友，并不意味着成熟之后没有朋友。成熟之后的朋友才是更稳定可靠的。一方面，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你会变得温润如玉，更有人格的魅力；另一方面，你的朋友也会变得成熟，他们会更懂得包容和理解，更懂得分寸感的把握，更愿意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成长的代价就是背叛和孤独。走过这条充满了烦恼的道路，才能到达成熟。
本文来源：《变量3：本⼟时代的⽣存策略》，何帆 著，大象出版社。
2021.01.28 周四：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太执着于赚钱。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赚钱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也意味着更激动人心的人生体验。新冠疫情提醒我们，金钱买不到健康，更买不到幸福。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赚钱不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相反，它乏味极了。人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你应该对自己更好一些。
我们过去也太执着于工作。工作狂态度与其说是一种奋进，不如说是一种逃避。我们会觉得，只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就完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怎么去陪伴家人，怎么去爱他们，我们并不在行。我们工作越是努力，和家人就越疏远。你的目标和你的行为南辕北辙。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戴尔曾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之一。后来，戴尔选择了一家台湾的零部件供应商：华硕。华硕一开始只能生产最低端的零部件，后来，戴尔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外包给华硕。华硕替戴尔生产计算机主板、组装电脑，直到有一天，华硕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戴尔呢？看起来依然很成功，但由于过度依赖外包，逐渐走上了平庸之路。它自己不生产电脑，不邮寄电脑，也不提供服务了。它只是允许台湾的公司将自己的品牌贴在机器上。118戴尔把核心业务外包给了华硕，我们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孩子的教育，外包给了学校。那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忽视了配偶，忽视了孩子，甚至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忘记了对家人更好一些。
本文来源：《变量3：本⼟时代的⽣存策略》，何帆 著，大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