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1 周二：
这似乎是我发现的对快乐的最准确定义。海伦找到了需要她的人；她满足了他的需要，她接受了他的爱作为回报。双方都因为给予对方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让对方幸福——而感到幸福。这不是个简单的方式，但却是我可以在自己的关系中努力争取的方式。快乐并不神秘，就是珍惜我们生活中已经拥有的东西。快乐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妇人有个坐轮椅的伴侣，第19遍为她讲同样的故事。
怎样才会快乐？可以这样开始。接受别人给你的所有善意，并且尽你所能地给予回报。让一个朋友请你吃午饭，然后帮他个忙作为报答。你可以从你获得的好处中受益，但能够从你给别人的好处中受益更多。不要对需要你的人感到不满，要感谢他们让你帮助他们。放弃对自立自强的执念。关于快乐的哲学充满了迷思，我无法自然而然地领悟，即便在我写这些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完全清晰地理解。但是，我在海伦和豪伊身上一次次地看到了它的作用，我发现，它确实有用。
快乐不是天赋，它是智慧。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2 周三：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愿该君苦尽甘来，余生顺遂。
本文来源：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博士论文致谢
2021.06.03 周四：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这种永远活下去（埃曼纽尔称之为“美国人不死”）的全民梦想经常促使我们挥霍自己拥有的岁月。如果我们知道，75岁之后不久，帷幕将会降下，或者一旦它开始降下，人类无法阻挡，那我们就更有可能竭尽全力去充分利用之前的这些年。埃曼纽尔说，在他的肿瘤学临床实践中，所有病人在某个阶段都会说，癌症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除了美国人不死的虚荣心之外，我还要加上“除非能做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否则就不想活着”的虚荣心。老年病学家比尔·托马斯称之为“‘保持能力’的束缚”：也就是坚持认为老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不会成长或发展，所以他们的人生目标应该与现在一模一样，或者如果能倒退到较早阶段就更好了。
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损失，或者徒劳地抓住我们要保持打网球或者打扫房间的能力这个念头不放，而是可以把变老视作一个变化的过程，学会发现并珍惜。失去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重要智慧，包括为我们认为不可或缺的能力找到补偿的智慧。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4 周五：
然后，在年中，我开始试着以弗雷德为榜样：我不再为自己的不满而焦虑不安，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对被我视为理所应当然的东西表达谢意。与弗雷德相比，我是多么安乐舒适，我怎么能不像他那样心存感激呢？我先从简单的东西开始：父母或女友的爱、与朋友共度的时光、工作上的好运。这触发了另一条不太显而易见的思路，心存感激意味着承认宇宙间对我有利的良性因素。生活不只是我要独自投入的战斗，它也是我有幸获得的恩惠，我有幸得到的援助之手。我逐渐开始从弗雷德的角度理解感激之情，它不是对这种或那种处境的反应，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生命本身就是道谢的理由。这样看来，尽管别人希望弗雷德的命运不要降临到他们身上，但他却心存感激，也就讲得通了。我很快会重返他的公寓，再次品尝他的“毒品”，因为这使我的生活更美好，让我不再焦虑、抑郁或失望。
我们总是执迷于掌控感，但我们不得不学着接受失去掌控的事实。如果你认为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可以操纵它沿着你选择的方向发展，那么老龄就是一种生活和你的对抗，因为它不是你选择的目的地。但是，如果你转而把生活视为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一连串事件的即兴反应——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回应，那么老龄就更像是长篇小说中的另一个章节。与之前的事件不同，人生总归是由不同的事件组成，而且总有些事件似乎是令人不堪承受的。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5 周六：
这显然是关于困境的经验，来自深谙此种处境的人。老年学专家认为，这种保持复杂感情而不试图加以化解的倾向是长者的智慧之一，是他们意识到了生活未必十全十美才算好，而且永远不会十全十美。麻烦总是伴随着我们，摆脱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并不会使我们快乐，那样只不过会把另一个困难挪到队伍的最前面来。康奈尔大学的卡尔·皮莱默阐述了“尽管……还是快乐”与“只有……才会快乐”的区别，前者是变老的好处，后者是年轻的烦恼。“尽管……还是快乐”的含义是选择快乐，它承认问题，但不会让这些问题阻碍满足感。“只有……才会快乐”是把快乐与外部条件挂钩，只有当我更有钱、疼痛少一点、配偶或房子好一点，我才会特别快乐。“只有……才会快乐”使人一掷千金地买彩票或者冲动购物，但并不能真正给人带来任何快乐。相比之下，黄萍不指望她的困难会消失，所以没有把她的快乐与困难消失挂钩。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觉得移民美国就能解决问题，但后来发现只不过是用新问题取代了老问题。她的经验是，要通过接受而不是消除痛苦和损失来获得快乐。
她现在对地板上的新油地毡很满意，尤其是对比被替换掉的破旧地毯。她说，这不是很大的改善吗，不是又一个让她觉得住在这套公寓里是种福气的理由、又一个让她快乐的理由吗？她在做的，是她一直以来所做的——根据她面对的世界调整自己的期望，而不是与之抗衡。这是她选择快乐的方式。就连她的记忆紊乱都构成了又一个值得庆幸的理由。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6 周日：
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前提，是你在某个情境中的想法将会决定你有什么感觉、会做出哪些行为。
检视下大脑列车，从同一个车站可以走向两种不同的方向，这完全取决于你对于整个情境有何想法。当你面对新工作时，情境之一是旅行前一晚辗转反侧，另一种则是莫名兴奋，充满信心。这当中哪些因素有所改变？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想法。养成以双轨心智来思考的习惯，将可帮助你转入更实际的轨道。
就像保护过度的家长心中怀抱的总是最善良的意图，焦虑和负面思考同样也是好意太过。因为焦虑，大脑会宁可杀错也不愿放过，让你害怕对你来说根本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负面思考，大脑会设法保护你，让你不要感觉自己是窝囊废，费尽心力警告你，宁可让你逃避，也不要害你失败。但如果你不是真的身处险境，你不会彻底大败，这种态度就变成问题了。
大脑觉得很可能发生的事，概率不过微乎其微。这些小到根本不重要的可能性，现在却变成焦点。现在你心理备战的目标，是比身处的实际情况更糟糕的假想状况。你必须防范正常的恐惧和怀疑演变成带你在情绪上大绕远路的焦虑。到最后，当你回到正轨，躲开了你想象中的危险，会发现这些花在杞人忧天上的时间没有为你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你可能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事物。
本文来源：《内在成长》， 塔玛·琼斯基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6.07 周一：
海伦和豪伊是例外，而她卖弄了一番。她说：“我总是很快乐的。”然后，她给出了她对快乐的定义：“不要想任何坏事，对所有事情都放手。但是年轻人太年轻，理解不了这个。”
静止不变有时是好的。在我们比较年轻和期待未来变革的时候，前进的动力支配着我们的价值观，但对90岁的老人而言，未来意味着丧失朋友或功能，所以前进远没有那么重要。她为自己眼下拥有的一切而活。
有一天，当她探究活得这么久的意义时，她想起自己的孙子在中学参加模拟国会，而她还活着，能跟他分享他的兴奋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看看我的孙子，看看他多棒。’于是，我就感到很兴奋。”这足以使她继续坚持下去。她活着是为了她所拥有的和她所爱的，而不是她所失去的。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8 周二：
这也许是我在和最老的老人们相处的一年中学到的一句精髓：放下那些让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躁动、恐惧和欲望，想想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真的令人惊喜。我能做到吗？那一年开始之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躁动、恐惧和欲望就是生活本身。但是，随着那一年慢慢过去，我发现自己把关注点转向了躁动之下的宁静——这一瞬间是多么不可想象，每一刻都包含着可能再不会重来的恩赐。也许这就是像老人那样思考的意义。我不能完全活在当下，因为我要考虑未来，但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像来日无多那样活着，有了这个前提，当下显得越发美好。
在锌酒吧，乔纳斯的《手动打字机的挽歌》以主人公获悉威廉·伯勒斯去世作为结束。乔纳斯读道：“于是，他也去了。”当我后来问他，他是否想过自己的死时，他说，死亡从来不是个问题，问题是生活。他说：“我自己的结局在该来的时候会来的，但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谁都难逃一死。”在他周围，随处都能看到有人放弃自己拥有的生活。“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收音机，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没有照片。我14岁的时候看了平生第一部电影。人可以活到200岁，但我看到有些年轻人，才20岁，他们好像已经厌倦了生活，有些人不能忍受生活。那是另一回事。”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8 周二：
这是与年老无关的经验。我们总是以为，只要消除快乐的障碍，我们就能真正快乐。但是，总有更多的障碍和理由使我们现在不快乐。海伦转而选择接受她现有的生活。她不责怪女儿插手，也不因为自己没能结婚而自怨自艾，她没有把未得到满足的愿望视作生活给她的惩罚，放大这些愿望的重要性。这是生活，她的生活。我们就是在充满障碍的环境中发现快乐的。
海伦的经验是在混乱中发现快乐，而不是消除混乱才会快乐。她没有等待外部环境给她带来满足感。对生活感到满足并且尽情享受，意味着当下就感到满足，而不是牺牲现在以换取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未来。即使她的世界很小，她在其中也是很有用的，并且得到了爱。这是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希望拥有的状态，也是尚未达到那个阶段的我们应该汲取的经验：满足感未必触手可及。智慧在于从当下的不完美中找到满足。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09 周三：
但是，借用拉尔斯·托恩斯坦“超越老龄”的概念，如果换个角度，可以把它们视作高度成熟的思维的产物。我们需要70年、80年，又或者90年才能理解太阳再次升起或者坏脾气的孙辈前来探望的价值——去领略生活是多么令人惊喜，真的令人惊喜。它们显得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活得不够久，所以看不到它们的价值，或者没有经历过足够多的失去，所以不知道大多数失去是可以放下的。
我们总是根据一天做了些什么来衡量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治疗癌症，或者在毛伊岛冲浪，或者跟孩子的数学老师见面，却忽视了真正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新一天的降临。我们过得开心也罢，不开心也罢，时间并不在乎，但如果你错过了，它再也不会回来。
本文来源：《长寿的代价》， 约翰·利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06.10 周四：
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
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维——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1 周五：
古今之变带来了两个基本观念的转变：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它指的是人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是“个人主义的转变”，它是指人看待自己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的“自我理解”的转变。这两种观念转变构成了现代思想的概念性框架。
第一个观念转变：第一个观念转变：古代人有一种整体性的宇宙观，把人类看作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很接近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的观念。那么，现代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什么转变呢？就是把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人类从整体的宇宙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与自然世界相对的“人类主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
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重要后果——人类开始探索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最后人类征服了自然，成为自然世界的主人——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意思。这种转向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扩张，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商业利益。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但在另一面，对自然世界的利用与征服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灾难，这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二个观念转变：古代人看自己的方式是群体性的，个人与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可能常听人说，中国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这是错误的俗见。古代的西方文明同样是群体优先的，个人首先是群体的一部分。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个转向也是观念性的。个人当然永远生活在群体关系之中，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但是，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你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过完这一生的。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之中。因此，你根本不能想象，离开这个社群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依赖这个群体的供给，你的精神生活也是亲朋好友邻居塑造的。在这种处境中，个人深深地嵌入在社群之中，“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匪夷所思的。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入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2 周六：
人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这有些像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
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作“现代性问题”。“理性化”这三个字，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反思理性化的后果：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
韦伯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
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3 周日：
魅惑的古代世界：
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宇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
到尼采喊出来“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挑战也就基本完成了，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了。日食，就是一个天体现象，既不是什么皇帝失德，上天示警，也不是什么天狗食日；水，就是H2O这种分子，世界上没有什么神水圣水；你爱上一个人，不是什么前世因果，而是你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自然世界客观化了，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了，成为可以用冷冰冰的因果规律解释的物理世界了。
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就是古代社会中那种无处不在的意义消失了，那些与世界的联系和沟通也没有了。一对夫妇怀不上孩子，到医院一检查，说他们不孕不育，目前没有医疗手段可以治愈，到观音庙去烧香也没用。是不是很绝望？一个人要去危险地带工作，他知道求神拜佛没有用，最多也就是给自己买个保险，真要出事还是会出事。是不是很残忍？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清澈之后的荒凉
失去了默认选项，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在古代社会，人是“嵌入”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他从那么大的“母体”中被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韦伯揭示的“世界的祛魅”不带有好坏价值评判的色彩，这只是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描述。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祛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理性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韦伯也知道，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你高兴也好，失落也罢，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世界被充分理性化，也就被人看透而不再神秘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一个新问题：梦醒了，然后呢——科学能让人从古代的魅惑中清醒，但是清醒之后的现代人怎么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呢？祛魅的世界怎么才能不成为冰冷荒凉的世界呢？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4 周一：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是我们共同信奉着一个能够被找到的基本观念一就是说，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我们知道了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5 周二：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一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但是，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
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么是人云亦云的，要么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6 周三：
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为什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我们自己。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7 周四：
不光是公司内部，现代社会也好似一条流水线，社会中的每一个部门，从政府到企业到学校，都是这个自我循环的流水线上的一环。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铁笼的第二个弊端则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么会是一种“资源”？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
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8 周五：
我们会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在西方的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依靠信奉宗教来应对。但经过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洗礼，接受宗教信仰不再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现代人倾向于依靠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么对于许许多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19 周六：
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如果形而上学的思想是虚假的，那什么是真实的呢？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么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么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
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他还拥有什么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强健有力的。这就是超人学说的起点。在这个起点，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
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么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0 周日：
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
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
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尼采说，人类的高贵在于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不需要别人同意，他懂得自己给事物以荣耀。其实，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面对虚无的人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尼采用两个词来形容这两种人生选择，叫作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
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
不得不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后者太困难了。但尼采说：“难道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上帝吗？就算哪怕试一试也不行吗？”尼采呼唤一种新的人类，他把这种人叫作“超人”。
什么是超人？他说，超人与普通人的差距，相当于人与猿猴的差距。猿猴对于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对于超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尼采的心目中，超人能够在上帝死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追求自身生命力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这就是超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1 周一：
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难道社会注定只能陷入无休止的分裂和争执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尼采的视角主义中还蕴藏着另一种可能性：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我认为，这也正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他在《道德的谱系》这本书中写道：
我们越是运用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就越“完整”。我们也能越“客观”。也就是说，视角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
一个人的视角并不是天生固定的，而是在自身经历中形成的。改变自己的视角绝非易事，但这仍然是有可能的，它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我们应该做的是，试着去改变自己的视角，超越自己的视角去理解他人，寻找让不同视角互相理解、融合出共同视角的可能性。理论勾勒了某种灰暗的前景，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心灰意冷；它恰恰给了我们改变这个前景的机会。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2 周二：
意识究竟是什么呢？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么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么意识本身呢，就什么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
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么。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
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说“大自然厌恶真空”，同样地，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3 周三：
人要怎么去获得一个本质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模仿物。因为，和人相对立的“物”是自在的存在，它有一个固定的、确定不变的本质。
人总是要去占有某种东西。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买包包，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收集奖励和成就。占有这些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物品的功能或者效用，通过“占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获得了一种“存在感”。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甚至给自己一个定义：我是一个收藏家，我是一个游戏高手，等等。
萨特把这种欲望叫作“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可是，这样就解决了虚无的问题吗？萨特说，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这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
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4 周四：
难道人注定只能屈服于空虚和徒劳吗？当然不是。萨特说，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特有的尊严诞生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不错，但这恰恰是人类行动意志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所以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
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没有什么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
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站到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你本人，但正因为如此，你的行动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所定义。
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么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如果我是先天的残疾人，行动都有困难，你说我怎么是自由的呢？萨特会怎么回答？他会说，是的，你是残疾人，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因为残疾的特征是你身体上“自在”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残疾人，你是有选择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残疾，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残疾是大有不同的。你可以做一个哀怨消极的残疾人，也可以做一个奋进积极的残疾人，这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完全有自由来超越自己身体的残疾性。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5 周五：
为什么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自由的命运意味着人总是可以有所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自由选择，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具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性，因此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可是自由的命运不是轻轻松松的好事，它还有非常严酷的一面。
第一，自由是独自承担的重负，因为，选择必定会带来后果。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承担这份责任，你做出了选择，你就要独自承担责任。
只要你做出了某个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确立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毕业之后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选择什么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托词了。你不能说“因为父母让我这么做”，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父母当成了标准；你也不能说“因为宗教让我这么做”，因为是你自己把宗教教义当成了标准。
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假如你和你的伴侣分手了，朋友来安慰你，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萨特可能就会说，这就是你的错，是你自己选择的人，是你自己谈的恋爱，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责任。
独自承担责任是什么意思？因为不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项选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没有任何现成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你看，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
第二，“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性调和起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
三个被囚禁起来的鬼魂等着下地狱，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三个鬼魂彼此之间不断欺骗和折磨。最后他们忽然领悟到，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么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
萨特的存在主义继承了尼采的思想传统，强调人只能自己创造自己，在自由的选择中不断塑造自己，并且承担选择的责任。萨特的哲学，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在这其中，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萨特也说自己的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但萨特又说，存在主义也是希望的哲学。希望在何处？就在我们的自由之中，在人的无限可能性之中，我们永远有改变的潜能，不必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每个人都面临精神困境，但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出改变。用什么去改变？行动。存在主义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
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么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责，其它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6 周六：
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阿伦特为什么会说，艾希曼“匪夷所思地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要知道，艾希曼当时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不仅是服从法律，还是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相统一。这样才符合康德的哲学。
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或者说他是在撒谎，而是说艾希曼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他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引用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与独立判断密不可分。
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现在，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但我们是否明白，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一个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作恶，如果想要行善，却可能触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和教化变得自相矛盾。所以阿伦特发现，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
在纳粹德国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人们依法作恶。在这种情况下，艾希曼将康德的道德律令篡改为“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不再是根据康德的“实践理性”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要“按照得到元首赞同的方式来行事”。因此，纳粹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这让人们处在一种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7 周日：
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
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8 周一：
在实验之前，爱因斯坦明确表示：首先，如果观察的结果和理论预测不符合，那广义相对论就错了。而且，即使观察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也不意味着广义相对论就是绝对正确、无法超越的理论。
爱因斯坦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否定，但他不仅没有回避经验检测，还明确提出了被经验证伪的可能，而且他绝不言称自己的理论是真理。这种态度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波普尔无比钦佩。他认为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才是科学家的典范。
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么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括之前说到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波普尔其实是科学至上论的批判者。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29 周二：
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
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猜想—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
“乌托邦社会工程”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波普尔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那么，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玩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社会也是如此。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6.30 周三：
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比如你下决心要去健身房锻炼，却又总是犯懒，一下班就不想动了。你想，反正也没有人催我，玩20分钟手机再去锻炼吧；结果玩了两个小时，最终也没有去健身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滥用了自己的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积极自由。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自律给我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克服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实现积极自由。但是，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么。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么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
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在伯林看来，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而伯林之所以要剖析自由的概念，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揭露这种概念魔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悲剧重演。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