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01 周四：
马尔库塞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让人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但肯定有人会说，我就是喜欢买买买，我这样做很愉快，而且既然大家都心甘情愿，那又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能接受它呢？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去质疑和批判呢？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很有必要，因为不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
如果生活很舒适，而且很多人自己也很满意这种生活，为什么不能接受它呢？这个问题直指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核心，他对此给出了深刻而犀利的回答。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因为这桩交易根本不公平，简直就是欺诈！富裕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作为“人”的身份。接受这桩交易，我们就被“物化”，或者说几乎沦为了动物，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2 周五：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
在马克思之后，现代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可我们真的克服了“劳动异化”的问题吗？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多少人是把劳动看作自己的第一需要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周末、讨厌周一？为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被看成是“最好的”工作？
我想，只要人的异化仍然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马克思就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3 周六：
马尔库塞深刻批判上述这种贿赂大众的交易，并提出了“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
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大家承认变革是必要的，但如果大多数人仍然愿意接受这场欺诈，愿意付出自由来换得享受。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4 周日：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5 周一：
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生而平等，应当平等地享有同样的自由。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6 周二：
“盲人摸象”的故事：道理很正确，编得很离谱。你想过没有，现实中的盲人会犯那种“以偏概全”的错误吗？根本不会。盲人很清楚自己在视力上的缺陷，根本不会那么自大，只摸到一条象腿就说这是整头大象。他们了解自己的局限，也就很少会犯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
实际上，恰恰是那些自以为能看清一切的明眼人才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好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一般不会那么骄傲，多少都会承认自己的认识存在着“盲区”。
但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非常自信，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自己才独具慧眼，看得比别人都更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
许多人都相信，所谓个人自主性就是“别管我，别管我，我的地盘我做主”。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么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这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7 周三：
泰勒看到了难点所在，他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提出了两个主张。首先，他不完全认可保守主义的立场。泰勒认为必须坚持个人自主性，也相信伯林主张的消极自由不可忽视。其次，泰勒想要比自己的老师往前多走一步。他要去探索，除了坚持消极自由、主张“我的地盘我做主”之外，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去应对自由产生的问题，更好地实现自主性的理想。
泰勒的第一个主张：坚持个人自主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泰勒支持本真性原本是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它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在现代文化中，本真性的理想就是要忠实于我自己。否则，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做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就没有获得真实的存在感受。所以，本真性和现代人的自主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
但你可能会质疑：由于这种特别主观化的意愿，现代人陷入了迷茫和孤独，保守主义的悲观和担忧好像很有道理啊。对此，泰勒认为，保守派指出的许多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只是“本真性的扭曲”形态。如果因此就要放弃本真性，那就好像是说，你家小孩身上弄脏了，你就要把他赶出家门。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孩子洗澡，而不是抛弃这个孩子。
泰勒相信，本真性并不注定要体现为一种低级扭曲的样子。所以，我们不能抛弃，而是要拯救本真性的理想。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8 周四：
泰勒的第二个主张：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
泰勒转过身，针对自由主义展开批评，这就是他比老师伯林走得更远的地方。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泰勒把这种唯我论的想法叫作“独白式的幻觉”。他说：“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我对自我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
那么，我们的“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
在这里，泰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转变：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
泰勒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人宣称自己非常独特，因为他的头发正好是3732根！谁会赞叹这种独特性吗？不会的，这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种“独特性”完全不足挂齿。相反，一个人如果有钢琴演奏才华，或者能表达深刻的哲学思想，或者总是真诚友善地待人接物……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些独特性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么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
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
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在这里，泰勒展现出他的社群主义视野。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09 周五：
我们在生活中，到处可以听到各种本真性的宣言：“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忠实于自己”“实现自己”……这些口号听起来非常励志，肯定了独特个性的优越性，显示了特立独行，但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自我的独特性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才能获得。
现代社会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的，是“自我”赋予的。我珍视或看重某种事物，不是因为它本身内在固有的价值或意义，而恰恰是因为我看重它、珍视它，它才变得有价值。
但是，这种价值主观论可以成立吗？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为什么会珍视或看重它？”你当然可以回答说，“我认为”“我相信”“我感觉”或者“我决定”。但这类回应完全没有回答“为什么”。如果你进一步去追问来龙去脉，只要你认真给出理由来回答，那么就会显示，那个单独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独自赋予或创造价值。
比如，你有一盏自己非常喜欢的台灯，从来不让人碰，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宝贝一个台灯，你第一反应也许会说，我就是喜欢，没有什么为什么！但如果你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实你能够解释为什么，你喜欢是有理由的：也许是因为这盏灯曾陪伴你度过无数孤独的夜晚，也许它是家人送给你的礼物，也许它是你用第一笔工资买给自己的奖励……
于是你会发现，那些看似“自我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仍然是有渊源和来路的，是由许多经历和故事造就的，也是在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形成的。
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
但现代和古代不一样，这个共同背景并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
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0 周六：
韦伯难题:世界祛魅了，现代社会越来越理性化了，但理性本身却分裂了，分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很好懂，就是把理性计算作为工具，去实现给定的目标。工具好用不好用，是一个事实判断，很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工具理性能够大行其道：建立普遍通用的规则与统一标准，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经济生产和官僚管理系统等领域。工具理性大大提升了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效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却严重衰落了。因为事实判断有统一标准，而价值判断则各有各的尺度。在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人们失去了古代人信奉的自然、天道和上帝等客观标准。在价值问题上，大家很难达成共识。
你要“诗和远方”，他要功成名就；你要个人自由，他要集体温暖。现代社会在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和政治生活这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领域，陷入了相互争执的多元主义，韦伯把这个局面叫作“诸神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理性主义的雄心抱负只实现了一半一韦伯看出了这个问题，但他找不出解决办法。只好说，让我们接受工具理性的巨大成就，同时承受价值理性衰败的后果。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现代性让人悲喜交加的命运，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看清世界，放弃幻想，然后从容面对。
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发表了两卷本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长达970页。他相信，理性的潜力并没有被耗尽，启蒙的理想还可能再往前推进一步。。最终，哈贝马斯出色地回应了这个挑战，也获得了堪称伟大的思想成就。
韦伯难题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失去了共同依据：你不再可能诉诸高于人类的神秘存在，因为世界已经祛魅；你也无法依靠人本身，因为每个人各有主观的判断标准。
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为什么难以确立？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人与人的想法无法达成一致，甚至不可调和。但哈贝马斯没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不可调和呢？因为人是主体，每个人都“主体性”，如果只讲人的主体性，就难免会变得主观。
但是，在现实生活真是如此吗？我们都是靠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世界的吗？哈贝马斯发现，人不只是一个主体；我们生活在人间，通过和他人交往，继而展开社会生活。
你说，我今天要开会。这何止是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多少人和人的合作，才让你冒出来今天要开个会的念头啊。你今天中午点什么外卖，也是参考了外卖App给你的推送、销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决定啊。这些决定不都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吗？
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那么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中文可以称之为“在人间”，是指人们生活的社会，但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1 周日：
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
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如果要用更通俗的方式来解说交往行动，让我们来想想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情景。比如，在大街上有路人发生争执，最后变成了吵架，这时候常常会有人出来劝说，大家不要吵，都要讲道理，好好说话。
我们和人谈话，有时候谈得好，但有时候谈得不好，甚至谈崩了。这时候为什么会有人要求“讲道理，好好说话”？因为我们有可能做到好好说话，而且我们常常希望能好好说话。
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也就是好好说话这件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
比如，有对夫妻发生争议：10岁的孩子该不该有自己的手机？丈夫说应该，妻子却不同意。那怎么办呢？他们可以对话讨论，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文化养成等方面找依据，甚至还可以查文献做研究，然后双方在讨论中来权衡利弊。这种讨论，最后未必能达成共识，但比任何其它方式都更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他们都在运用交往理性。
但如果丈夫说，哪来这么多废话，家里的事情我说了算；或者妻子说，孩子的事情我才有发言权，这时候策略行动就压倒了交往行动，哪怕最后双方还是有了一个结论，却不是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共识，只是前面提到的，没有规范的妥协或宽容。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你常常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
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2 周一：
反对意见：哈贝马斯太不现实了！人怎么可能这么理性？有谁能做到？哪有这么理想的言谈条件？这完全是空想的乌托邦吧？
我先让同学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不许用工具，就是徒手画。然后，让他们评比谁的圆画得最好。大家发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谁画得“最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圆也自在人心。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圆”，这是几何学定义的圆，现实中谁都画不出。最接近它的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但严格说来，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几何圆”。谁都画不出的“几何圆”还有意义吗？大家明白了，如果没有几何上理想的圆这个标准，我们就没办法比较谁画的圆更好，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画得更圆。
交往理性也是如此。理想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有了哈贝马斯确立的标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分辨谁在好好说话、谁更讲道理，以及在日常交往中如何改进自己的言谈行为。
提出一个概念，确立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 “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3 周二：
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叫作“精神内战”。
全球化的时代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这有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
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
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
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4 周三：
探索人生无须慌张，更不用将探索变成一桩“苦大仇深”的事情。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么乏味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入“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
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么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5 周四：
首先，弗洛伊德并没有说人的行为完全被自己的本能欲望决定。他强调，本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被欲望驱动（driven），但并不是以决定论的方式。其次，这个冰山之下的黑暗区域，我们一直是有感知的，否则自我和本我的关系就不存在了，只是过去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再次，对无意识区域中本能的揭示，一旦成为明述的（articulated）知识，它就会被“意识化”，像是知识之光照射到这片黑暗区域。于是，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或能力来驾驭本能欲望：包括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疏导、克制、升华以及放纵。
我们区分两类存在。一类是纯粹的“物理存在”，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比如一块石头。另一类存在就是人，人的存在有物理（或者生物性的）部分，但不止如此，人是具有发达自我意识的存在。人有自我意识，而人对于自身的知识（普遍的和个体的知识，包括对自己的认知，自我理解等），就是一个人自我的“构成性部分”。
“构成性的”和“工具性的”是两个重要的认知概念，可以应用在广泛的领域。两者的区别在于，构成性部分关乎一个存在“是其所是”的属性；而工具性部分只涉及这个存在的功能。比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住什么样的房子只是其工具性部分，而有没有孩子就是其构成性部分。如果一个人关于自我的知识是其构成性部分，那么你的自我认知改变了，你这个人也就改变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you are what you read”（人如其阅）这个表述：你读什么，会改变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人的构成性部分，关乎你是什么样的人。
抽烟上瘾本身与生理基因有关，当我们理解了抽烟上瘾的原理，以及这种嗜好对健康的危害以后，被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生理结构（那需要做基因手术才行），而是我们对待欲望的方式。而如何对待自己的欲望，就是自我的构成性部分。构成性部分的改变，当然会引起行为方式的改变。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短短一两代人之后，吸烟行为已经从社会“常态”变成少数人的“劣习”。这是很大的变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一块石头无法知晓物理学定律，因此它永远“是其所是”。但人的存在有所不同。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旦被普及，就会改变人的自我理解，也就改变了人本身。思想观念是人的构成性要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索思想的缘由。
那么知识会使我们自由吗？会让我们摆脱本能欲望对我们的驱使吗？我想不能完全摆脱，至少凡人不能。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可以自己掌控自己（包括对于自己的欲望）。我们的行为中有被驱动的部分，也有自己驱使的部分。我们永远在被驱动和驱动自己之间。所以，人并不屈从于决定论，至少不服从生物决定论，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自由。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6 周五：
未被扭曲的积极自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能借助反思自觉地认识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目标，并努力去实现（比如，健康生活，勤奋求知，工作进取，当志愿者，做社会公益，等等）。
那么，其他任何人能够“干涉”你的积极自由吗？他当然可以帮助你：鼓励、启发、劝导、告诫和批评，都可以。但是，这个好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明确意识到、自己真正相信、自觉去努力才行。
无论如何，他人不能把你当“小孩子”来命令你，更不能实施强制，否则就走向了积极自由的扭曲形态。所以，要特别警惕那种“我比你更明白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话术。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7 周六：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了一些书，刚刚对人生意义有了懵懂的思索，是图片中“第二个人”的状态。并且，他的思考能力决定了他只能止步于这种状态。那么，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没有那些没读什么书的人幸福？如果是的话，那么思考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人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
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有很多正确的答案，还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你找到了一个答案，仍然会不安心、不确信，你会忍不住去偷看别人的答案，然后就永远有挥之不去的怀疑：我的答案正确吗？
你当然可以说，我才不会管别人如何呢，我自己觉得正确就好啊（“不要你觉得，而要我觉得”，不是吗）。可是，只要稍微有点人生阅历的人就知道，“我觉得”常常在变，是靠不住的。甚至，在一天之内你的感觉都可能变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那种“理想主义澎湃的深夜”，然后是第二天的“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
这幅画对现实状况的刻画是准确的吗？我觉得不太准确。事实上，读书很难清楚地划分这三个层次。每一个阶段的阅读和思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和光明，也同时会造成困惑和灰暗的感受。一路读书思考的过程都是悲喜交加、明暗交错的。
但这幅画确实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真实的问题：求知和思考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痛苦？我们一般把“痛苦”看成是“快乐”（pleasure）的反义词，但是痛苦和幸福（happiness）的关系就复杂得多。生命的体验需要对比才有意义。如果从未感受过寒冷，就无法体会“温暖”的意义。痛苦和快乐、光明和黑暗等，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体验过困难，你无法真正享受成就带来的满足。因此，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等于单纯的快乐。
幸福当然不等于痛苦，但必定包含某种痛苦，而痛苦的类型和程度又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幸福是丰富的体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所以，不能将“不痛苦”当作幸福的必要条件，或者把痛苦等同于没有意义，这可能是一个认知谬误。
选择积极地去求知和思考，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历程。你可能有很多深刻的满足，但也会有许多不满和痛苦。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你的生活中，痛苦和满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不去积极主动地求知和思考，同样具有巨大风险。所谓“庸人自扰”的故事，不是比比皆是吗？
那么，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么，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8 周日：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老实人”：他们遵循世俗的观念，日复一日地干同一件事，精益求精，也乐在其中。他们不知道尼采，一辈子也没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自觉。应该如何评价这种现实中的“西西弗斯”与经过反省和自觉的“超人”呢？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一生能保持自己的观念（无论是什么），做着乐在其中的工作（前提当然是不伤害他人，如果有助于人和社会则更好），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进行“反省”，或者展开哲学思考。
这是一种质朴的“岁月静好”的人生。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恰当的态度是尊重，而且注意不要去打扰。如若是“唤醒”他，告诫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敦促他展开反思，甚至让他阅读尼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冒犯。说得轻一点，是“贩卖焦虑”；说得重一点，是“知识权力”的施暴。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有很多人能够维系这种质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不是没有艰辛和磨难，但它的“意义框架”是确定的和稳定的；并且，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大约不会经历巨大的挑战。
一位木匠，他做了一辈子的家具，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傲。但在他快60岁的时候遇到了重大变故：因为他居住的城市有了宜家这样的大公司，他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被淘汰出局了。这位木匠的生活里掀起了一场波澜，他感觉“自己怎么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后来他找了一个门卫的工作，但再也找不回往昔的“精气神”。同时期，他开始读一些“鸡汤类的文章”，被它们打动，也开始关心人生意义的问题。
这则事例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有了现代工业，以及现代化几乎无法避免的全球化，原先那种岁月静好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了。许多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需要重建自己与他人以及这个变动社会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观察和发掘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别人是怎么过的？为什么有些人仍然能存活下来，还有些人甚至能过得很好？
于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逻辑、价值和意义才变得与自己相关。只有当“他者”出现并与“我”相关的时候，“我的世界”才成为问题。也只有当问题出现了，反思才成为必要。无论自觉与否，这是避不开的。
这就是现代性问题，包括现代人心灵秩序问题的由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很久了，它现在正在占领最后“尚未被打扰的”角落。
并不是对哲学的爱好、对高深的思考情有独钟，促使人们探究所谓人生意义。这种探究的必要性来自生活的波澜，以及在波澜中生命的体验。当然，即使历经波澜，许多人未必愿意在求知与探索的路上走下去，走向自觉反思的生活。毕竟，没有多少人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既然已经启程，已经远至如今，不如再走一程吧。
本文来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著，新星出版社。
2021.07.19 周日：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说：“所有人类知识中最有用却最不为人了解的一点，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
2021.07.12 周一：
乔布斯于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时说道：“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我们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
核心建议：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Consume deliberately.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本文来源：《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07.20 周二：
随机
概率论最基础的思想是，有些事情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
古人没有这个思想，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可能都是有目的的。人们曾经认为世界像一个钟表一样精确地运行。但真实世界不是钟表，它充满不可控的偶然。更严格地说，有些事情的发生，跟它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没有因果关系。你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它一定发生，也不能让它一定不发生。
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却都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偶然和必然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哪怕你准备得再好，总有一些因素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运气。人们经常错误地理解偶然，总想用必然去解释偶然。
理解随机性，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没有太大可供解读的意义。我们不能从这件事中获得什么教训，不值得较真，甚至根本就不值得采取行动。
本文来源：《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07.21 周三：
现代社会中有很多“完美主义者”，他们多是不懂轻重缓急的“焦虑症患者”。他们关注各种细节，经常能指出别人的小错误。比如给他们看个PPT，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上面有哪些标点错误，却不知道你说的核心观点是什么。这其实是种特别浪费时间的性格。
衣着考究整洁，东西摆放井井有条，对什么事情都有记录存档，这样的作风并不值得学习，这种人设定了错误的优先级。达到这样的状态势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做些更有意思的事。
有个新闻报道说，一位北大毕业的“虎妈”，为自己9岁的孩子制定了一个很强硬的作息时间表，一天有18个小时在学习，内容包括跆拳道、游泳、钢琴、拉丁舞、英语、围棋、奥数、古文、练字，以及看《新闻联播》。网上对她的批评意见，都说孩子学习的时间太长，没有玩和休息的时间了。我认为这些批评没有说到重点，重点并不在于时间长，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都想要。
人的精力有限，什么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想培养人才，“全面”发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天赋树”不能乱点。“极简主义”要求我们培养核心的竞争力，在他喜欢的东西上加大力度学习。用20%的时间就可能实现这个小孩80%的天赋开发，剩下80%的时间几乎都是浪费，还不如让他去玩。
玩很重要。“极简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把最关键的事情做好，省出来时间去玩。这也符合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说的“杠铃原则”：做事要注重两端，不管中间。——我要么做最难的事，要么玩或者什么都不做。
本文来源：《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07.22 周四：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 。 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和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在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等等…
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上课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和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和乡亲们，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本文来源：《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我们中国人到底缺什么？》
2021.07.23 周五：
第一个感慨是为什么很多人抱怨，说华裔学生正在被美国名校排斥呢？为什么一个华人孩子的各项成绩都比一个黑人好，可是名校不要他，非得录取那个黑人？这是歧视吗？
中国一直以来的考试文化，让我们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被名校录取，是社会对我们辛苦学习的回报和奖励。我做到了，你就得给我，不给就不公平。但是美国名校，并不是什么公共的政府机构，它没有义务给你回报。其实在我看来，就算是政府公共机构也没有义务因为你学习好就给你回报——你学习好都是为了自己，你为别人做什么了，凭什么要别人给你回报？大学录取你，不是给你发的回报，而是对你的投资。
我有个朋友的儿子，现在自己创业了，但是当初一度想去斯坦福商学院。他和负责招生的人聊天，对方跟他说：“名校有个很奇怪的特点——如果上名校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我们就不愿意录取你；如果上名校对你来说无所谓，我们反而更愿意录取你。”如果你拿名校当光环，你可能就配不上名校；如果你自己很厉害，不拿名校当回事儿，名校反而更把你当回事儿。这和中国的高考和考研，是不是完全不同呢？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咱们中国有些“优等生”的格局不行。比如说，你可能经常听说，有一个中国女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一路上名校，结果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然后辞职做了家庭主妇。你当然不能说她对社会毫无贡献，但这种贡献是不是有负于名校对她的栽培呢？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女生可能成绩稍微差些，但她曾经只身前往阿富汗当志愿者，或者当过战地记者，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女生将来一定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学校带来更高的声望。名校当然更愿意录取她。
学业上的差别，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你不就比别人多背了几个单词吗？在标准化考试上多考了几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公司招人，名校录取，怎么做才叫公平？在只看分数的时代你可以谈公平；在强调个人能力的时代，你只能谈价值。
本文来源：《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07.24 周六：
生活中捡芝麻丢西瓜的事情在太多了。有的人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非常节省，买奢侈品的时候特别大方。有的人能为几十块钱货比三家，面对人生重大选择却异常草率。
忽略小事不是因为大胆，不是“个性”，而是理性。重视小事就等于忽略大事。你必须判断轻重缓急，把精力和资源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能够不顾心理冲击，坚决使用这种“数量级思维”，是一种“大人物思维”。别人看3000万美元很多，他看3000万美元很少。别人认为这个事儿实在受不了，他对这个事儿根本不在乎。这种“大人有大量”，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养吾浩然正气”养出来的，是算出来的。
见识过、计算过、能做出理性决定，这才叫有胆有识。
本文来源：《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07.25 周日：
简单地说，人的心理发展有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依赖。这个阶段的人，没有他人就活不下去。婴儿对他人的绝对需要是合理的，但如果一个30岁的成年人变成了啃老族的一员，他就被认为退行到了婴儿期，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固着在婴儿期。第二个台阶是控制。比如有人很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质上是想控制他人，也是人格不独立的表现。第三个台阶是健康和成熟。这个阶段的人具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有独立和自由的人格。
有人一遇到麻烦事就睡觉，这是形式上的退行，跟婴儿一样，因为婴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眠中。成年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有性生活。但有一部分成年人很早就丧失了对性的兴趣，这也是退行到未成年人的表现。
不苟言笑的成年人也在退行中。他们的人格较弱，撑不住成年人内心的需要和激情，也无法轻松应对外界环境，就只能用僵化的方式压抑自己，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集体退行的方式，是退行到依赖期，具体表现就是对美食的过度依赖，当然还包括对其他口腔刺激的依赖，比如抽烟、喝酒、嚼槟榔等。当然，美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对美味的爱好需要付出太大健康的代价，那就是一个问题了。
本文来源：《曾奇峰的心理课》， 曾奇峰 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1.07.26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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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和自大都是自恋的表现形式，所以它们互为表里或者说异体同质。当一个人表现出自大的时候，那是在掩饰自卑；同理，当一个人表现为自卑的时候，那是在掩饰自大。我曾经给自卑做过一个描述性命名——战略欺骗性自卑。说自己自卑的人，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个词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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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是对躁狂的掩饰。现在精神科已经不再诊断单一抑郁或单一躁狂，而是全部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深了。当我们看到抑郁的时候，就看到了它后面的躁狂。抑郁有点像你眼前沉寂的火山，你如果能穿越时空，同时也看到它当年喷发的样子，就理解了抑郁和躁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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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也可能被功利化地利用。“为赋新诗强说愁”，说着说着就真的“愁”了。所以，抑郁是很多文化产品诞生的催化剂。这属于抑郁的继发性获益。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有继发性获益。但是，处理继发性获益需要很小心谨慎，否则会导致对方面子受损或者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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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人际冲突，可能是因为你无法升华攻击性，无法用被社会认可的方式获得比你的对手更多的财富、知识和荣誉；你无法亲近他人，你用攻击他人的方式表达亲密。肆意表达攻击性等于当众情感“裸露”，这是婴儿行为的残留。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自重身份，不屑于这样做。原因在于他把对早年成长环境的攻击，转移到了在此时此地的某些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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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的关系网：一个中心会形成一个圈子。圈内人对圈外人充满“非我族类”的敌意。这个敌意部分是被压抑的对圈内人的敌意。最后形成的表面现象是：对圈内人特别好，对圈外人特别坏。因为对圈内人的敌意是隐藏的，所以同时伴随着对圈内人的恐惧，害怕被抛弃或被陷害。这种恐惧反向形成之后，就变成了对圈子的极度依恋，甚至人身依附。圈子是对人格发展的限定。它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严重时会危害到社会安全。人格强大的人是不会过度依赖或完全融入某个特定的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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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攀比：好攀比者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别人有什么，他就要什么。自己人格上的匮乏带来的屈辱感，需要用外在的荣誉和物质压倒他人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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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道德化：赋予一般的享乐以堕落的意义，变得不能享受人际关系以及感官快乐，如美食、美景等。与此同时，会贬低享受那些快乐的人。穷奢极欲的人本质上跟这样的人是一样的，中间隔着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对他人有过高道德要求，是自己人格弱小的表现，因为他幻想着自己被高尚的他人保护。他无法独自在“零道德”的环境中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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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功利化：功利化对关系、对自己的人生是一剂毒药。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成功学，最终可能只有众叛亲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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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把自己当成权威的人，人格可能是弱小和残缺的，他需要扮演强大和完整。他人过度理想化的反馈，可以稳定他的夸大的自我意象。权威和服从者之间存在几近“狼狈为奸”的关系。在有独立人格的外人看来，他们其实都很可怜，因为他们都活得不真实。
本文来源：《曾奇峰的心理课》， 曾奇峰 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1.07.27 周二：
一个人怎么对待别人，其实是这个人的内心反映。这个道理，套用一个心理学术语，就是“投射”。更细致的解释是，一个人的外部人际关系其实就是他的内心关系向外的展现。
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都充满隐秘的投射
与人相处时，我们需意识到，我们面对着的那个人并非一个简单、单一的人。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关系，即这个人的内在关系模式。并且，这个人与你相处时，一定会玩投射的游戏：要么，他会把他内在关系模式中的“内在的父母”投射给你；要么，他会把他的“内在的小孩”投射给你。这几乎是必然的。
譬如，假若一个人的内在关系模式是“挑剔的内在的父母”与“被挑剔的内在的小孩”，那么，这个人现实的人际关系，要么是他瞧不起别人，要么是他甘于被别人瞧不起。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明白，他挑剔你，其实并非你的错，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投射到你身上了。不过，接不接受他的投射就是你的问题了。
投射不认同：你有投射的自由，而我有不认同的自由。这样一来，我就不再被你的投射所影响。意识到对方的投射，但是不认同，这一点在心理咨询中非常重要。
本文来源：《走出人格陷阱》， 武志红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7.28 周三：
我们不仅要从内在关系的角度看自己，还要学会从内在关系的角度去看别人。假若学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这世界上到处是假自信、假自爱和假自尊。
喜欢嘲笑弱者的强者一定是假强者
有太多看似自信、自爱的人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其实暴露出了一个秘密：他们强大的自我是伪装的，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别人的弱小之上。他们的内在关系模式中，有一极（通常是“内在的父母”）过于强大，而另一极（通常是“内在的小孩”）过于弱小，这种非常不和谐的内在关系模式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冲突，令他们很不舒服。于是，他们会尽可能地向“内在的父母”认同，而将“内在的小孩”尽可能地投射到别人身上。由此，这些貌似强大的人，对周围人而言，其实是地狱。
一次，我遇到一个女子，她很漂亮，旁边一个小女孩称赞她说：“姐姐，你好漂亮啊！”这个女子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小女孩的头发，用很好听的声音对她说：“小妹妹，你也很漂亮啊！”她说得看似很真诚，但接下来，她不经意但又极自然地补充了一句：“小妹妹，你脸上这里有一个雀斑啊！”这句话令小女孩很受伤，她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我当时想，她指出小女孩脸上的雀斑并非有意，而更可能是源自“内在的自卑的小女孩”的投射。
那个小女孩被这个投射给击中了，她认同了这个投射，于是很受伤。如果她能多一只心灵之眼，审视一下这个女子的内在关系，她会明白这个投射首先反映的是这个女子内心的问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想必她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自己受伤，而且还可能对这个女子生出一些同情，知道这个女子是因为她自己内心不够和谐才忍不住这样做的。
多一只心灵之眼，可以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从一个伤害性的关系中脱身而出。同样，我们在认识自己时，也应多一只心灵之眼，学会经常审视自己的内在关系，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
譬如，假若这个女子能有这样一只心灵之眼，能审视一下她自己的内在关系，她就能懂得，自己忍不住指出那个小女孩脸上的雀斑，其实反映的是自己心灵深处的“雀斑”。
本文来源：《走出人格陷阱》， 武志红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7.29 周四：
很多时候，追求成功的心理机制是一种循环。我们不断地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奋勇前进，其实只是为了逃避内心的一些受伤感。这个办法看似有效，因为我们奋勇前进的时候，受伤感的确似乎没有了，而成功带来的富足、荣耀和羡慕也令我们非常享受。然而，一旦陷入这个循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一种莫名的受伤感就会袭来，而那些外在的荣耀似乎都没有一点儿力量能够抵挡这种感受的袭击。
于是，我们宁愿每天都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其他所有时间都在拼命忙碌。但这忙碌只是为了不去面对内心无法逃避的受伤感。许多人失眠，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当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时，我们绷得非常紧，内心的东西就被忽略、被压制了。一旦处于放松状态，内心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我们就会难受。于是，为了不难受，我们就不放松。但不放松，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睡眠。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于是你会发现，你越努力、越优秀，失眠就越严重。最终，你只好求助于药物，而这也逐渐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好好反省一下，看看你外在的优秀究竟有没有带给你良好的心态。如果没有，那么你一定是将外在条件当成了逃避内在自卑的工具。如果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那么请试着对内在的自卑做工作，而内在的自卑一定发生在内在关系模式中，一定是因为“内在的小孩”对获得爱与认可没有信心。
本文来源：《走出人格陷阱》， 武志红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7.30 周五：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一点儿缺点，那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恶”的地方。于是，他只能将内心的“恶”投射到别人身上。于是，他势必会对周围的人无比挑剔。于是，一个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人势必会认为周围的人到处都是缺点。这样的人，心理学称为“偏执狂”。所谓“偏执”，即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把焦点集中在别人身上。他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而是认为问题都在别人身上。
当然，话又说回来，一个人不能容忍善与恶在自己心中并存，因而不能容忍别人指摘自己，根本原因在于他童年得到的爱太少。得到的爱越少，他越认为自己“坏”。他看似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坏”，其实是不能容忍自己得到的爱太少。相反，一个人得到的爱越多，他就越容易宽容。首先是对自己宽容，既接受自己的优点，又接受自己的缺点。他看似是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对自己得到爱有信心。
所以，我们如想追求永恒，须记住，永恒不是绝对的善。相反，永恒是容忍善与恶在自己心中争斗。
本文来源：《走出人格陷阱》， 武志红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7.31 周六：
未能实现的愿望，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对此，可以用完形心理学给予解释。完形心理学是源自德国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其核心概念就是“完形”。大概意思是，我们会追求一个完整的心理图形。有始有终的初恋，不管结果是两个人走向婚姻的殿堂还是分手，只要有明确的结果，就是一个完整的心理图形。然而，假若初恋无果而终，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心理图形。那么，我们会做很多努力，渴望完成它。
解决之道：承认失去，学会悲伤
接受失去，学会悲伤。所谓“接受失去”，就是直面事实，承认有些东西的确已经失去了，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当这样做时，我们势必会悲伤。接受的失去越大，所承受的悲伤就越重。悲伤，是完结的力量，几乎是帮助我们告别悲剧的唯一途径。学会悲伤，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生智慧之一。只有学会悲伤、懂得放弃，我们才会从无数大大小小的魔咒中解脱出来。
如果你曾有令你痛苦的往事，那么，请承认它并为它悲伤。相反，假若你心有不甘，拒绝承认自己的不幸，拒绝承认失败或失去，拒绝悲伤，甚至还强装笑脸，那么，不管你看似多么成功和快乐，其实你仍在继续遭受往事的诅咒。
本文来源：《走出人格陷阱》， 武志红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