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1 周一：
必须处理的事，之所以觉得必须处理，可能有三种原因：一是出于利益，二是出于责任，三是出于信念。之所以不知怎么处理，也可能有三种原因：一是情况不明，二是条件不具，三是能力不足。所以，首先要分析一下自己所面对的情形，弄清是否真的必须处理，困难在哪里，才能作出选择和找到路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决定做，就要头脑冷静意志坚定。我一直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靠热情，做自己不喜欢但必须做的事就要靠毅力。
要分清梦想的两个含义。一是幻想，小时候的梦想大多如是。幻想并非虚幻无用，它抚育童年的心灵，使之憧憬真善美。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幻想必然被修正。是的，修正，我不说破灭。比如说，你看到了社会上的假恶丑，就要修正幻想中把社会想得太美好的成分。但对真善美的憧憬是幻想的核心，不应该让它遭到破灭。这就要转入幻想的第二个含义，就是理想。理想是人生和社会的精神目标，在复杂的现实中坚持这个目标，朝理想前进，是成年人的责任。
首先我觉得，一个人有彷徨和痛苦，这说明他敏感，是有灵魂的表现。一个人灵魂觉醒了，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就不可能和周围世界不发生冲突。
只有心灵纯粹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担忧，怕自己变得不纯粹，怕有许多世俗的考虑。我想，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的心灵可以保持纯粹，但是我们的头脑不能不现实，这没有办法，所以在职业上、婚姻上有一些现实的考虑，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要让核心保持纯粹，现实的考虑不要损害这个核心，这样就可以了。
听其言，观其行。话不妨说，事不妨做。懂世故，而不世故。
本文来源：《人生答案之书》，周国平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11.02 周二：
关于理想，我觉得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些真正值得追求的精神价值，它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而是为人生或者社会提供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比如真善美的理想为人生提供了一个方向，公正和正义的理想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方向。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理想完全变成现实，然后才承认它们有价值，它们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是高于现实的，因此能够指导现实，提供目标和方向。另一个东西，年轻人容易对现实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接触现实，就会碰壁，觉得理想幻灭。我认为这个不叫理想主义，这个叫幼稚，因为幼稚而把现实理想化了。
所以，第一，不要把现实理想化，现实可能有很残酷的一面，要正视它、面对它，随着经验的增长调整对它的认识。但是，第二，在现实中仍然要坚持精神追求的方向，不和坏的现实同流合污。至于精彩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人生并不精彩。我是满足于平凡的人生的，只有两条标准，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二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让他们也感到快乐，如此足矣。
人生的道路分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方面往往由命运、时代、环境、机遇决定，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主动权。因此，我基本上是顺其自然，很少主动去争取什么。内在的方面，精神的取向和历程，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是可以支配的，我会比较执着。在人生的某种绝境中，真正发生的情况实际上不是难以选择，而是无可选择，所以也谈不上后悔。你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本文来源：《人生答案之书》，周国平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11.03 周三：
我们不想去想的事，通常都会自己找到路径切进来。因此，这些想法衍生出来的恐惧会让你饱受折磨，而且你也常常感到害怕，就怕因为自己想到这些事情而不知怎么的一语成谶，导致这些坏事真的发生。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想法与可能性的混淆（thought-likelihood fusion，简称TLF）。
想到这些事情，继而衍生出令人痛苦的情境，当我们在这当中反复思量时，将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让你在心中的焦虑跑起了马拉松。当感觉强烈到让人信以为真，通常会变成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提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要沉溺在让人害怕的图像中，我们可以分辨它们，并大声说：“这只不过是想法和可能性的混淆而已。”之后，我们要抛开自己的焦虑，不要认为自己受到诅咒并且应该为了坏事发生而负起责任，并且要清楚点出是否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你的焦虑。
本文来源：《内在成长》，塔玛·琼斯基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11.04 周四：
如果你能认识到，哪怕只是偶尔认识到，你心中出现的想法仅仅是一些想法而已，如果你能看到你的心智、情绪对外界刺激的应激反应模式，那就证明，你已经进入那个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你的思想和情感皆产生于此，你的人生画卷，将在这个永恒的内在空间中展开。
思想的河流拥有着无穷的动力，很容易就将你卷走。每一个想法都假装自己很重要，它只是想吸引你全部的注意力。这里有一个新的实践方法：不要太过重视自己的想法。人们是多么容易陷入思维概念的牢笼中啊！
人类的大脑总是渴望知晓、理解和控制，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和观念误认为是真理。它总说：“道理就是这样的。”你要超越这一观念，进而认识到，无论你怎样理解自己或他人的人生与行为，无论你如何评价任何局面，都只不过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观点，众多角度中的一个角度，只不过是一些想法而已。然而，现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独立存在。思考会打碎现实，将它切分成零星琐碎的概念碎片。
会思考的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如果你没有察觉到它只是意识的一个很小的层面，只是你的一个很小的层面，而让它完全地掌控你的人生的话，它便会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当你深陷于强迫性思维之中时，便无法认清现实情况，渴望逃离此时此刻。
意识的领域浩瀚无边，思想根本无法触及。当你不再相信自己所思考的一切，你便跳出了思想，你会清醒地发现这个思考者并不是真正的你。
大脑总是处于“不满足”的状态，总是渴求更多。当你认同了你的大脑，你就很容易觉得无聊和焦躁不安。无聊意味着大脑渴求更多的刺激和更多的精神食粮，却永不知足。
当你觉得无聊时，有很多办法可以满足大脑的饥饿感，比如：看杂志、打电话、看电视、上网和购物等。你还可以用一种并不多见的方式，即把精神的空虚与需求转换为身体的需求，用更多的食物暂时性地满足身体。
那个“感到无聊的人”并非是你，无聊感只是你内部一个受限的能量运动。同样地，气愤、伤感和恐惧也不是你，它们都不属于你，它们只是人类大脑的各种状态，来了又走。
大脑不停歇地寻找，不只是为了获得精神食粮，还为了它的身份认同。
凡是来了又走的，都不是你。“我感到无聊。”谁知道这个情绪？“我感到愤怒、伤感、恐惧。”谁又知道这些情绪？是你，你是这一切的主体，而非那些客体。
任何形式的偏见都意味着你认同了自己的大脑。这表明你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只是看到你对那个人的看法而已。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一个看法，这本身可以看作一种暴力。
学会和“未知”的状态和谐相处，这需要你超越大脑。因为大脑害怕“未知”，它总是试图推断和诠释。所以，当你接受“未知”时，你已经超越了大脑，一个更深刻的非概念性的觉知在这种状态里产生。
从根本上来说，你的烦恼并非来自你的生活处境，而是来自你的思维模式。
本文来源：《Stillness Speaks》，埃克哈特·托利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11.05 周五：
当你全然接受当下，当你不再和现实情况争辩，强迫性的思考会逐渐减少，并被警觉的宁静所取代。允许当下“如是”的存在，这就足够了。臣服是对当下的臣服，而非对一个你为了诠释此刻而杜撰的故事，还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故事。
现实中有很多情况，没有答案，也无法解释，生命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处于困境中的人向你求助，你却无能为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当你全然接受你的“不知道”，放弃挣扎着用有限的大脑寻求答案，这时伟大的智慧才能通过你运转起来。甚至思想也能因此受益，因为伟大的智慧可以涌入并激发思想。有时，臣服意味着放弃试图去理解，与“不知道”和谐相处。
可以说，臣服是从抵抗到接受，从“不”到“是”的内在转化过程。当你臣服，你的自我感便发生了转变，从对反应或评价的认同转变为包容反应和评价的空间；从对思想和情感的形式认同，转变为活出自己、承认自己，认识到自己就是那浩瀚而无形的意识本身。任何事情，包括你无法接受的和你抵抗的，只要你能全然接受它，都能带你进入平和状态。生命如是存在，顺其自然吧。
生活中值得嫉妒的人寥若晨星，但不幸的人比比皆是。一定的痛苦和烦恼，几乎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们所能做的是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不要为自己制造痛苦，尽量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丰富。也许，人生就此豁然开朗呢？
痛苦真的是必要的吗？是，也不是。如果你不曾经历那些痛苦，你就没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深度、没有谦卑感、没有同情心。痛苦打破了小我的外壳，与此同时，它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所以，痛苦是必要的，直到你意识到它根本无关紧要。
对脑海中出现的每一个想法都信以为真，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现实情况无法使你痛苦，它或许会引起身体的疼痛，但那不是痛苦。是你的思想、你的诠释以及你讲给自己的故事使你感到痛苦。“是我此刻的想法使我感到痛苦。”领悟到这一点，你就打破了对这些想法无意识的认同感。
本文来源：《Stillness Speaks》，埃克哈特·托利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11.06 周六：
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和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像我这样。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本文来源：《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 著，古吴轩出版社。
2021.11.07 周日：
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我常常暗自胡思乱想：造物主这玩意儿（用《水浒》的词儿，应该说是“这话儿”）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严肃，又油滑；既慈悲，又残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话真说到了点子上。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
本文来源：《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 著，古吴轩出版社。
2021.11.08 周一：
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去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但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本文来源：《心安即是归处》，季羡林 著，古吴轩出版社。
2021.11.09 周二：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双亲去，此生只剩归途。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挑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地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地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本文来源：《我的母亲》，老舍 著。
2021.11.10 周三：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本文来源：《背影》，朱自清 著。
2021.11.11 周四：
“这些事情原不必要我自己做，不过你和璜哥，整年都在外面；我老了，无可讳言是快到坟墓去了。在家也无事，不愁穿，不愁吃，有时就愁到我最后的安置。棺木已扎好了，里子也裱漆完了。衣服呢，我不愿意穿前清的遗服或现在的袍褂。我想走的时候穿一身道袍。璜哥已由汉口给我寄来了一套，鞋帽都有，哪天请母亲找出来你看看。我一生廉洁寒苦，不愿浪费，只求我心身安适就成了。都预备好后，省临时麻烦；不然你们如果因事忙因道阻不能回来时，不是要焦急吗？我愿能悄悄地走了，不要给你们灵魂上感到悲伤。生如寄，死如归，本不必认真呵！”
我低头不语，怕他难过，偷偷把泪咽下去。等蔚叔扶父亲上了轿后，我才取出手绢揩泪。临去时我向松林群冢望了一眼，再来时怕已是一个梦醒后。
跪在洞穴前祷告上帝：愿以我青春火焰，燃烧父亲残弱的光辉！千万不要接引我的慈爱父亲来到这里呵！这是我第二次感到坟墓的残忍可怕，死是这样伟大的无情。
本文来源：《恐怖》，石评梅 著。
2021.11.12 周五：
第一，世界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判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种复杂性在司法领域显而易见，在其他大多数需要专业判断的情形中也是如此。从广义上讲，这些情形包括由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教师、建筑师、招聘委员会成员、图书出版商、各类企业高管以及球队经理人等所做的判断。凡是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
第二，分歧的程度比我们预想的大得多。尽管很少有人会反对司法自由裁量权原则，但几乎每个人都会反对它所产生的差异。在理想情况下，判断应该完全相同，不应该存在差异。因为差异会导致层出不穷的不公平现象、高昂的经济成本和多种类型的错误。
第三，噪声是可以减少的。由弗兰克尔倡导并由美国量刑委员会实施的方法——颁布强制性量刑指南，是成功减少噪声的几种方法之一。另外，还有一些方法更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判断。一些减少噪声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减少偏差。
第四，减少噪声的努力往往会招致反对，让人举步维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对抗噪声的斗争最终还是会失败。
在无法回避噪声的世界，更好地追求高级境界与极致效益。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3 周六：
如果保险公司对一份保单的理赔金额估价过高，而对另一份保单估价过低，从平均值而言，两次估价看起来可能是适当的，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却犯下了两次代价高昂的错误。如果两名罪犯都应该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却分别被判处了3年和7年有期徒刑，那么尽管平均值是5年，但事实上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因此可以看出，在充满噪声的系统中，错误不会相互抵消，只会累加。
噪声就像地下室漏水，它之所以能被容忍，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是可接受的，而是因为它一直未被发现。
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这个世界就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当然，也很容易相信：“其他人对世界的看法与我差不多”。“其他人对世界的看法与我差不多”这样的信念也被称为“天真的现实主义”，它对于我们与他人共有的现实感而言至关重要，而且我们很少质疑这些信念。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对周围的世界持有一种单一的解释，通常而言，我们很少会投入精力来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在我们看来，一种解释就足够了，我们将其视为真实的经验。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用其他方式来看待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就专业判断而言，相信他人也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信念每天都在以多种方式被强化。首先，我们与同事使用同一种语言，遵循着同一套规则来考虑决策中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有一些可靠的经验，可以就违反这些规则的荒谬判断与他人达成一致。我们把与同事之间偶尔出现的分歧看作对方的判断失误，却很难意识到，我们一致认定的规则是含糊不清的。这些规则虽然足以消除某些可能性，但并未明确规定可对特定案例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可以与同事愉快地相处，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实际上并不像我们那样看待世界。
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而且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这个过程的心理学机制已被大众所熟知。信心来自主观的判断经验。个体做出这些判断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轻松，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判断与过去经历过的判断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核保员学会了与过去的自己达成一致，他对自己的判断的信心也随之增强。他的叙述并没有表明，在最初的学徒阶段之后，他已经学会了与他人达成一致，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能达到多大程度的一致，或是曾经尝试过防止他的做法偏离同事的做法。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4 周日：
控制单一决策中的噪声：
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非常重要。如果单一决策与重复决策一样存在噪声，那么用于减少重复决策中噪声的策略应该也可以用于提高单一决策的品质。
有人建议，当你做出独特的决策时，你的直觉要将其视为某一类决策中的一种。这一建议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悖。有人甚至声称，概率思维的规则与不确定性情境下做出的单一决策完全不相关，而且单一决策需要使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从减少噪声的角度来看，单一决策是仅发生一次的重复决策。无论只做一次决策还是做一百次决策，你的目标都应该是减少偏差和噪声，而且减少错误的实践方法在单一决策和重复决策中同样有效。
那些造就你的个人经历，与你目前要做的决策实际上没多大关系。判断永远不可能完美，但可以尽量准确。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5 周一：
如果你在测量长度，那么将误差从11厘米减少到10厘米的效果是将误差从1厘米减少至完全消失的效果的21倍。可惜，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直觉恰恰相反：人们非常渴望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对小的误差高度敏感，但对两个大的误差之间的差异不敏感。即使你真心相信你的目标在于获得准确的判断，但你对结果的直觉反应与基于科学计算的准确性并不完全匹配。
关于良好决策，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准则是：不应混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决策需要根据客观、精确的预测性判断做出，这些判断不应受到你的希望与恐惧、偏好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对于电梯公司而言，第一步是利用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对电梯的最大技术负载进行客观计算。安全性仅仅在第二步才需要被重点关注，即根据不同的安全边际来设定最大负载时。可以肯定的是，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实判断，诸如设置不同安全边际的代价与收益。同样，决定何时出发去火车站的第一步应该由客观的旅行时间决定，至于错过火车的代价和提前到火车站所浪费的时间，只有在你需要决定甘愿冒多大风险时才成为你需要考虑的因素。
预测性判断是每个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确度是其目标。要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事实分开。
爱德华·沃尔（Edward Vul）和哈罗德·帕什勒（Harold Pashler）这两位研究人员想到，可以要求人们回答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两次，而不是一次，并要确保被试事前并不知晓他们需要第二次作答。沃尔和帕什勒假设，对两次答案取平均数会比单次答案（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的答案）的准确性更好。
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总体而言，第一次的答案比第二次的答案更接近真实值，而最准确的估计值是两次推测的平均数。
对同一个体的两次猜测进行平均，对于决策品质的提升效果并没有对两个独立个体的意见进行平均时更好。正如沃尔和帕什勒所指出的：“你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两次回答带来的好处，是向另一独立个体寻求建议时所获好处的1/10。”显然，这种改进并不大，但如果你能等待一段时间再去做第二次猜测，你所获得的好处会大得多。沃尔和帕什勒在3个星期之后再问被试同样的问题，此时这种做法带来的好处上升到向另一个人寻求意见带来的好处的2/3。在无须额外信息以及外在帮助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一结果明显为一种古老的决策智慧提供了理论依据，那就是：“睡一觉吧，明天再说。”
德国研究人员斯蒂芬·赫佐格（Stefan Herzog）和拉尔夫·赫维格（Ralph Hertwig）差不多与沃尔和帕什勒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基于相同原则的方法。赫佐格和赫维格不是要求人们做出第二次评估，而是鼓励人们尽可能想出其他可能，从而做出与第一次评估不同的评估。这样一来，被试就会积极思考他们在第一次评估时没有考虑到的相关信息。
与沃尔和帕什勒一样，赫佐格和赫维格会对前后两次评估进行平均。赫佐格和赫维格将这一技术命名为“自我重复抽样法”（dialectical bootstrapping）。相比于只让被试在第一次评估之后立刻进行第二次评估，这种方法大大提升了判断的准确率。因为被试迫使自己从一个新的视角考虑问题，他们创建了另一个样本，选取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进而构成了两个互相分离的“内部群体”成员。因此，二者的平均产生了一个更准确的评估。两个即刻、连续进行的辩证性评估在判断准确度上的获益，是听取他人意见时的一半。
从多个角度、辩证性地来思考问题、评估事件，可以让我们避免陷入“管窥思维”。
决策者最终要做的是在不同方法之间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如果你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独立的意见，那么就去做吧，因为这种真正的群体智慧很可能会提升你的判断水平；如果不能，你可以再次做出判断，以此创造一个“内部群体”。针对后者，你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要么隔一段时间再做出第二次判断，要么质疑自己的第一次判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此外，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群体”，除非你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需要对其中一次评估赋予更高的权重，否则对两次判断进行平均后的判断就是最佳判断。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6 周二：
情绪，情境噪声的源头
一般来说，具有良好情绪的人会更加积极。相比于悲伤的记忆，他们更容易回忆起愉快的记忆，而且他们更倾向于赞同他人，更慷慨，也更乐于助人。消极情绪的作用则刚好相反。正如福加斯所说：“对于同一个微笑，拥有积极情绪的人看到友好，而拥有消极情绪的人可能感到不适。一个人情绪良好的时候，讨论天气会兴致盎然，而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该话题则显得枯燥乏味。”
换句话说，情绪会对你的思维产生可预见的影响，它关系到你会注意环境中的哪些事物、从记忆中提取哪些信息，以及如何解读这些信息。情绪还会产生另外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效应——它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种效应甚至超乎你的想象。好的情绪是一把双刃剑，不好的情绪也可能成为困境中的一线希望，不同情绪的利与弊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天桥难题······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让被试观看5分钟视频短片的方式来诱发他们良好的情绪，这时他们打算将人推下天桥的可能性增加了3倍。无论我们是把“不可杀人”作为一个绝对的原则，还是愿意杀死一个陌生人来救活5个人，这都应该体现我们最深层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的选择似乎只是取决于刚刚观看的视频短片。
我们详细描述了这些关于情绪的研究，因为我们需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并非在所有时刻都一样。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的认知机制也会改变（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你面临一个复杂的判断问题，当前的情绪会影响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即便你认为你的判断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并且能很自信地阐明自己给出最终答案的理由。简而言之，你的判断充满噪声。
判断会随机变异的另一个案例是不同案件所处的考察顺序。当一个人在思考一起案件的时候，此前一起案件的决策就成了一个潜在的参照点。包括法官、贷款专员以及棒球裁判员在内的做出一系列决策的专业人士，倾向于恢复某种形式的平衡：在连续朝着同一方向做出一系列决策之后，他们更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出决策。严格意义上说，后面这些决策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难免会出现误差和不公正。例如，在美国，当前面两个庇护申请获得庇护法官的批准时，下一个庇护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会降低19%。在申请贷款时，如果前面两个申请都被拒绝了，那么接下来的申请很有可能得到批准；但如果前面两个人的申请获得了批准，那么相同的申请此时则更有可能遭到拒绝。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被称为“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的认知偏差，它指的是人们会认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此前发生的事件有关，从而低估了“坏运气”再一次发生的可能性。
情绪、疲劳、天气、顺序效应等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同一个人在对同一案件做出判断时，产生我们不愿看到的变异。
你不可能永远是同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远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前后一致；但令人欣慰的是，与其他人相比，今天的你更像昨天的自己。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7 周三：
判断与模型，简单的模型普遍优于人类判断
人类在许多方面都不如统计模型，其中一个主要弱点在于人类的判断过程存在噪声。你的简单模型并不会表征你在判断中的噪声，它不能重现你在特定案例中由于随机反应而产生的正误差或负误差。同理，你在做出特定判断时会受到当时的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影响，而模型并不会。这些判断的噪声带来的误差很可能与任何事物都不相关，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随机误差。
从你的判断中消除噪声通常会提高你的预测准确性。用模型代替人类的判断意味着两件事：消除了人类的复杂规则，消除了噪声。判断模型比判断更有效这一强有力的发现说明：从人类判断的复杂规则中获得的好处（如果存在的话）不足以补偿噪声所带来的损失。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擅长思考、更有洞察力，但实际上只是你的噪声更多而已。
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判断能更好地考虑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的细节，但复杂性和微妙的细节基本上没什么用，因为它们并不会提升简单模型的准确性。
判断中有很多噪声，因此无噪声的判断模型会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8 周四：
哪里有预测，哪里就有客观无知
泰特洛克研究了近300位专家的预测，包括著名的记者、受人尊敬的学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高级智囊团等。他想验证这些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预测是否正确，这项研究持续了20年之久。可见，想要验证长期性预测是否正确，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泰特洛克的主要发现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在对重大政治事件进行预测时表现得非常糟糕。书中有句玩笑话很有名：“整体上，普通专家预测的准确性和黑猩猩扔飞镖差不多。”更精确地说，那本书的核心内容是：那些以“对政治和经济趋势发表评论或提供建议”谋生的专家，他们“在‘展望’新趋势时，做得并不比《纽约时报》的记者或细心的读者好”。可以肯定的是，专家们讲故事的能力很强，他们可以分析形势，并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描绘事态的发展趋势，并满怀信心地在演播室里反驳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但是他们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知道。
特洛克撕开了专家们的面具，并得出了上述结论。对于每个预测性问题，他都要求专家给出三种结果（维持现状、很可能发生或不大可能发生）的对应概率。在理想情况下，即使让一只黑猩猩通过扔飞镖的方式进行选择，它都会以相同的概率（1/3）“选中”三个结果中的任意一个。泰特洛克发现，专家们预测的准确率并不比这一最低标准好多少。平均而言，他们评估那些未来真正发生了的事件时，给出的概率只比那些最终没有发生的事件稍微高一点，但他们常常表现得异常自信。那些对世界该如何运转拥有一套清晰理论的权威人士是最自信的，也是最不可靠的。
泰泰特洛克的发现表明，对具体事件进行详细的、长期性的预测根本不可能。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例如，在受孕的瞬间，历史上的每个重要人物以及无关紧要的人物都有50%的可能性会以另一种性别出生。那样一来，注定会发生不可预见的事件，而且这些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你对未来的展望越远，客观无知就积累得越多。专家们在政治判断上的局限性并非源于预测者的认知局限，而是由他们对未来的客观无知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不应该将专家失败的预测归咎于专家本人。但是，他们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在尝试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19 周五：
这项研究中所报告的结果非常典型，社会科学家报告的大部分相关系数也都在这个范围内。一项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回顾性研究涵盖了100多年来的25 000项研究，涉及800万名被试，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心理学效应所产生的相关系数（γ值）通常等于0.21。”在人体测量中常会出现更高的相关系数，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成人身高与脚的尺码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这种高相关性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少见。对行为和认知科学的708项研究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只有3%的研究报告的相关系数大于0.5。
如果你经常阅读那些“统计上显著”或“高度显著”的研究报告，那么如此低的相关系数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统计学术语通常会误导读者，“显著”则是最具误导性的说法之一。当一项发现被描述为“显著”时，我们不应该下结论说这一结果的效应很强，它仅仅说明这项发现不大可能只是随机的结果。当样本量足够大时，相关性可能非常“显著”，但仍微不足道。
尽管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因果性却意味着存在相关性，哪里有因果性，哪里就有相关性。简而言之，存在因果性就意味着存在相关性。当存在因果性时，我们应该能做出预测，并且这一相关性（即预测的准确性）可以衡量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这一因果性。客观无知不仅为我们的预测力设定了上限，也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力。
理解就是描述因果关系，而预测能力就是衡量这一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指标。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20 周六：
大多数人的经验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有时完全可以预料到某件事的发生，有时则完全无法预料。大多数事情发生在一个宽阔的“常态谷”（valley of the normal）中，那里的事情既不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也不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在常态谷中，事情的发展和琼斯一家遭到驱赶一样，事后看似乎都是很平常的，尽管我们没有预料到它们会发生，也无法进行预测。这是因为理解现实的过程是回溯性的，当那些我们完全未预料到的事件（如琼斯一家遭到驱赶）发生时，我们会自动从记忆中搜索一个可能的原因，如萧条的就业市场、大楼管理员的不近人情等。找到合适的理由后，搜索就会停止。如果相反的结果发生了，这一搜索过程将同样找到令人信服的原因，如琼斯的坚强、管理员的通情达理等。
上述例子表明，通常情况下，许多事件从表面上看都是不言而喻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上述这两个版本中，大楼管理员似乎并非同一个人：第一个是无情的，第二个是友善的。无论如何，了解这个经理的唯一线索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基于我们当下对他的了解，他的举止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正是因为事件已经发生了，你才能明白它发生的原因。
当你以这种方式解释那些“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结果时，你最终会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解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解”了故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实在事后看起来是可预测的，因为该事件在发生时便解释了它发生的原因，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它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取决于我们编造故事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事件的能力。并且，我们几乎总是能成功地找到原因，因为我们可以从无数的事实和信念中搜寻原因。例如，常听晚间新闻的人都知道，很少有无法解释的股市大波动。相同的新闻事件既可以用于解释股票指数的下跌（投资人因这一波动消息而担忧），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上涨（投资人依然持乐观态度）。
如果找不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创造一个解释，以便将我们构建的世界模型中的空白填补上。这就是我们推断出未知事实的方式，比如在琼斯的例子中推断大楼管理员是一个友善的人。只有当我们的世界模型无法调整，无法对某一结果做出解释时，我们才会将这一结果归类为“令人惊讶的”，并开始为它寻求更为复杂的解释。只有当常用的后见之明不起作用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到惊讶。
这种持续对现实世界进行的因果解释就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对人生的理解，由对常态谷中不断产生的事情的事后解释所组成。这种感觉从根本上讲是有因果性的：新事件一旦被人们所知，其他可能性就会被消除——编故事的过程几乎消除了所有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在那些“后见之明”的经典研究中了解到的：即使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存在过一段时间，当不确定性消失后，对不确定性的记忆也将消失不见。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21 周日：
统计模式和因果模式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对比
因果模式通过将事件实时划分为正常事件或异常事件，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精力。在异常事件的迅速动员下，我们会从环境和记忆中努力搜索相关信息。主动的期待，即专心地等待某一事件发生也需要耗费心力。相反，常态谷中的事件发展过程，几乎不需要我们耗费心理成本。你在路上遇见邻居时，他可能会向你微笑，或者看起来心事重重，因此只是冲你礼貌地点点头，如果这两种情况过去经常发生，那么它们就不会引起你的关注。如果他的笑容异常灿烂或点头过于敷衍，你很可能就会从自己的记忆中寻找可能的原因。因果思维避免耗费不必要的心力，同时保留了发现异常事件时所需的警惕性。
与因果思维不同，统计思维通常是费力的，它需要的注意力资源只有系统2思维（缓慢而审慎的思维模式）发挥作用时才能满足。除了基础水平外，统计思维还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基于整体的信息，将个别案例视为更大类别中的一个实例。它不会把琼斯一家的遭遇看作由一系列特定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观察与琼斯一家具有相同预测性特征的先例，再判断在统计上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依赖单一案例进行因果思维是预测误差的重要来源，采用统计思维，也称为外部视角（outside view），是避免这些误差的方法之一。
需要强调一点：因果模式对我们来说自然得多，即使是那些原本基于统计思维的解释，也很容易转换成基于因果思维的解释。想一想“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经验”或“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这类表述，你很容易就能想到反例：有些经验不足的团队成功了，而拥有杰出领导者的团队却失败了。经验和才华与成功之间的相关性至多是中等水平，甚至可能更低，然而我们很容易做出这种因果性归因。只要因果性是合理的，尽管相关性很小，我们的思维也很容易将相关性转化为因果性。比如，杰出的领导者被视作成功的一个原因，而经验不足则是失败的一个原因，这样的解释令人满意。
如果不想放弃对世界的理解，我们或许要不可避免地依赖有瑕疵的解释。然而因果思维和自以为了解过去的错觉，都会导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过分自信。我们将看到，偏好因果思维会使人们忽略噪声这一误差来源，因为噪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统计学概念。
尽管整个世界的可预测性比我们认为的要低，但因果思维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个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预测的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具可预测性。在常态谷中，没有惊喜，也没有不一致，未来似乎与过去一样是可预测的。人们既“听”不到噪声，也“看”不到噪声。
大多数常规事件既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也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这样的事不需要解释。
但是，一些事件既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也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它们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自己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料到了它会发生吗？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22 周一：
脱离了实体的交易大厅，电子交易系统给你的承诺就好像你可以走出自身所在的文化，你把自己从偏见和背景因素等可能妨害利润的因素里解放了出来。但扎罗姆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因此也不可能在不受文化影响的环境下进行期货交易。
库欣对祖尼人的研究，以及扎罗姆在伦敦的研究，就是人类学。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对人类的文化表达、习俗（institutions）以及信仰的好奇，驱动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有什么是为一切人类所共有的，又有什么是得自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传承？种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例如玉米的文化意义或电脑的运用，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自身的知识？人类学始终在自然与文化、普遍与特殊、模式与多元、相似与差异的交叉处展开研究。
在论述中，他揭示了人们对史前狩猎—采集族群的偏见和误解。这些族群具体来说就是在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刚果森林和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过着流动生活的部落，他们的财产极少，也几无精致的物质文化可言。他们猎捕野生动物、采集浆果，随时准备按需要迁徙。
萨林斯称，以往的教科书预设这些人是生活悲惨、常常饿肚子，每日挣扎求生。看看吧：他们最多就只有一条裹腰布穿，没有固定的居所，也几乎没有财产。这种对“匮乏”的预设来自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预设：比起已经拥有的，人类总是想要得更多；希望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的欲望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然会推导出狩猎者和采集者处境惨淡，他们如此生活是迫不得已，而非出于选择。在西方人的眼里，狩猎—采集者“装备着中产阶级的欲望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因此“我们预先断定了他的绝望处境”。然而，通过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表明在狩猎—采集者看待生活的方式里，“欲望”的成分非常少。比如澳洲和非洲的许多这样的群体中，成年人平均每天为了满足生活所需而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三到五小时。人类学家研究这些社群后意识到， 这些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他们没有中产阶级的欲望，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族群拥有非常少的东西，”萨林斯总结道，“但他们并不贫穷……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本身是文明的产物。”
物质上的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理上的贫穷。贫瘠的内心无法给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感，只能通过外在商品的价值，来彰显个人价值。于是，人便成为了物质的附属，人时刻需要社会地位来标榜自己。于是，动物性便成了人性，物质性便成了本性。
人生树不起信念，只有那个非常明确的功利目标，并且把功利目标偷换为人生目标。“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
读了萨林斯之后，我再也无法用以前的方式来谈论“丰裕”。我无法再想当然地继续持有自己之前关于它意味着什么的预设，因为我的预设常常危险地披上了“常识”的伪装。我从萨林斯那里第一次意识到，对于某些词语的用法和意涵，我只是自以为了解。这种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很多次。作为一名学生，我很快认识到人类学非常善于质疑概念，质疑“常识”。这个学科里有一句为人熟知的老话：我们“让熟悉的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变得熟悉”。这句话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质疑和颠覆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恒久价值之一。
本文来源：《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马修•恩格尔克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11.23 周二：
人类学并不只是提出批判，不只是指出我们对“丰裕”“文明”以及“血缘”的理解是因文化而异的，或甚至被常识中的盲区所遮蔽。人类学还给出解释。尤其是，它解释了何谓文化以及它如何成为人之为人的关键。我们不是机器，我们并非被强烈的“人类本性”所控制，也并不单纯是基因的产物。我们可以做选择。狩猎采集者同样可以做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经常做出选择，去培养平等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弱化财产的重要性，以此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居无定所的狩猎和采集生活要靠两个要素来维系：资源共享，但不鼓励社会分层和物质积累（毕竟，东西太多只会拖慢你的步伐）。比如，住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并选择不去采取附近放牧者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选择”当然常常被限制。环境和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凭空将它们制造出来）限制着我们，同样，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也在起作用。萨林斯发表《原初丰裕社会》是在1972年。在那个时候，人们选择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的能力就已经严重受限了。殖民扩张常常使得游居群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占领或是被重新分配。萨林斯发现，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狩猎—采集者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更应该将其视为“殖民胁迫”的结果，也就是说，将他们强行拖入“文明”轨道的结果。这就是他所说的“贫穷是文明的产物”。直到今天，这种胁迫仍在继续，但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哈扎人失去了90%曾用于狩猎活动的土地。9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从纳米比亚的卡拉哈里沙漠到马来西亚的森林，如今的狩猎—采集者不再有那么多选择了。我从《原初丰裕社会》里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没有一种文化是孤立存在的。没有一种文化是真正“原生”的；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在迁徙和传播的进程中。
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觉察：我们用以分析、理解和判断事物的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非理所当然。
本文来源：《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马修•恩格尔克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11.24 周三：
结论偏差或者预判：我们经常在判断过程初期就对某个特定结论有了一种倾向性。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让自己头脑中的快速、依赖直觉的系统1思维给出结论，然后，我们要么绕过收集和整合信息的过程直接得出结论，要么转而动员系统2思维进行审慎性思考，找到支持我们预判结论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就是有选择性且失真的：由于证实性偏差和期望偏差， 我们倾向于有选择地收集和解释证据，以支持那个我们已经相信或希望成真的结论。
人们通常会为自己的判断找到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且真的认为这是他们的信念的根据。验证结论偏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想象一下如果那些看起来支持我们信念的论点突然被证明是不成立的，情况会如何。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看，预判都是显而易见的，预判通常带有感情色彩。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称其为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人们通过询问自己的感受如何来决定自己如何思考。即使这一过程不涉及情感成分，相同的机制也会起作用：无论你的信念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你总会倾向于接受任何看起来支持该信念的论点，即使推理是错误的。
证实偏差指的是当我们有预判时，我们会完全忽略那些与我们的预判相冲突的信息，这会使我们对后续信息的重视程度过低。描述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术语是光环效应（halo effect）。
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会直接下结论，然后坚持己见。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有依据的，但是我们所认为的依据和我们对它的解释很可能是扭曲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和我们的草率判断相匹配。这使得我们保持了出现在脑海中的故事的一致性。当然，如果结论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倒也无妨，但是，如果最初的评估是错误的，那么面对矛盾的证据也依然坚持己见就很可能会放大错误。而且这种影响很难控制，因为我们无法忽略自己听到或看到的信息，很多时候甚至很难忘记。
替代偏差会导致我们对证据不正确地赋权；结论偏差会导致我们要么绕开证据，要么以曲解的方式考虑它；而过度一致性偏差则会放大初始印象的效果并减少矛盾信息的影响。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25 周四：
担忧就像一把摇椅，它让你有事情做，但达不到任何目的。
即“心理内耗”。
人类的应激反应尽管非常复杂，但你仍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它们：当你感到压力时，会有大量激素产生并流入血液。最先产生的激素通常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对儿茶酚胺威力巨大，会刺激心血管系统，让你加速心跳，改变你的血压，给肌肉注入过量的氧气。
这些变化自然要耗费大量能量，所以身体动员另一种叫作类固醇激素皮质醇的激素来帮助控制应激反应。皮质醇是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形状类似金字塔，位于肾脏上方。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表示人处在“战斗或逃跑”反应中。
皮质醇会瞄准一个重要的作用对象：海马。它是一个海马形状的脑区，有一个著名的功能——学习，并管理着某些记忆的形成，比如“熊很危险”的记忆。在另一种情况下，比如熊的目标是浆果而不是你时，海马也可以帮助身体有效避免应激反应的过度消耗。换言之，在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耗能的皮质醇分泌的过程中，海马的参与意义重大。
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环。被称为皮质醇受体的蛋白质是反馈环中的介质，它像肉桂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分布在海马上。皮质醇一进入血液，其部分分子就会朝上冲向海马，和那里的皮质醇受体结合，就像钥匙插进了锁孔。于是海马意识到有威胁，警觉起来，准备好做出反应。
海马最重要的反应之一是，当威胁消除时关闭皮质醇分泌的龙头，停止肾上腺的活性。如果不能及时喊停，应激激素一旦停留时间过长，就会开始破坏它们的宿主，也包括大脑。
刚睡醒时，可能因为早餐时段到处都是捕食者——想想我们的祖先所在的危机四伏的非洲草原，所以人的皮质醇水平一般比较高。如果平安无事，皮质醇会在一天的时间里逐渐耗尽。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改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晚上皮质醇的水平会比早上减少85%。
这个动态系统的存在只为了应对一种压力：短期压力。这是符合进化理论的。就像你和灰熊相遇，要么灰熊吃了你，要么你跑掉了，所有这一切几分钟就结束了。这种状况就是短期压力爆发，精准调节的应激反应只适用于此。
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夫妻失和、工作不顺等造成的压力有可能持续若干年之久，这就相当于有一头灰熊一直跟着你。长期地暴露在压力中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这是大脑多个系统的崩溃。
本文来源：《让成熟的大脑自由》，约翰·梅迪纳 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11.26 周五：
但朱莉2.0并非如此。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存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线索。有一些线索表明朱莉有能力且积极性较高，但也有一些线索表明朱莉有性格缺陷、成绩普通。这样的故事俯拾即是，但这样的故事容易让人困惑，因为你无法对故事中的信息做出连贯的解读。当然，这种不连贯并不会使故事显得不切实际或不可信，因为人生总是比我们讲的故事复杂得多。
多个冲突的线索会导致模糊性，而模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困难的判断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复杂问题比简单问题的噪声多。规则很简单：如果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有多种，那么人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们。人们会选择不同的证据碎片来构建故事的核心框架，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你发现很难构建一个故事使朱莉2.0的存在合情合理，那么其他读者肯定会构建出不同的故事来佐证他们的不同判断。正是这种差异制造了模式噪声。
你在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呢？一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你所相信的故事前后必须完全连贯，并且不存在其他有吸引力的合理解释。当你解释的所有细节都与故事完全吻合且相互强化时，这个故事就达成了完全连贯。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忽略不吻合的事件，或做出额外的解释来实现这种连贯性，尽管这样达成的连贯性可能不那么完美。对于其他合理的解释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那些真正“解决”了判断问题的专家，不仅知道为什么自己所解释的故事是正确的，而且清楚为什么其他故事是错的。而一个人如果忽视其他合理的解释，或主动压制这些解释，他也能获得程度相当但品质较差的信心水平。
这意味着，一个人对其判断的主观信心程度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准确性。不仅如此，压制其他可能存在的解释，或许会引起一致性错觉，而大量证据已经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知觉过程。如果人们无法想象出与自己的结论不同的其他可能结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其他观察者也必然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当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对自己所有的判断都高度自信，所有人都经历过不确定的事件，也许就像你刚才阅读朱莉2.0的故事时一样。我们并非一直都高度自信，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信心都高于应有的程度。
对具体案例的个体化反应也会产生稳定的模式噪声，并且这种模式噪声还具有高度的特异性。想象一下，是什么导致你对朱莉的故事的某些细节更为关注，而对另一些细节不那么关注呢？可能是因为其中的某些细节与你的生活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朱莉的某些事让你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近亲：他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功亏一篑——你认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导致的。与此相反，朱莉的故事也可能会唤起你对某个挚友的回忆：他经历了艰难的青春期后，努力考入了医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医学专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朱莉的故事所引发的联想是独特且不可预测的，但这些联想可能又是稳定的：你在上个星期读朱莉的故事时联想到的人物，与现在读朱莉的故事时联想到的人物是相同的，并且你当时对朱莉的故事的个体化感受与现在的也是相同的。
本文来源：《噪声》，丹尼尔·卡尼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11.27 周六：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当然离自己最近，应该最容易认识。事实证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认识。所以古希腊人才发出了Know thyself的惊呼。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
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认为，人从动物群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人。除了人的本质外，动物的本质也还保留了不少。一切生物的本能，即所谓“性”，都是一样的，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在这条路上，倘有障碍，必将本能地下死力排除之。根据我的观察，生物还有争胜或求胜的本能，总想压倒别的东西，一枝独秀。这种本能人当然也有。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量，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我常常想，天才往往是偏才。他们大脑里一切产生智慧或灵感的构件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别的地方一概不管，这一点就是他的天才之所在。天才有时候同疯狂融在一起，画家梵高就是一个好例子。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天人关系，也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人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个人思想和感情中矛盾和平衡的关系。处理好了，人类就能够进步，社会就能够发展。
本文来源：《人生最好的状态，是自在自为》，季羡林 著，中国致公出版社。
2021.11.28 周日：
我生长在鲁西北贫困地区一个僻远的小村庄里。晚年，一个幼年时的伙伴对我说：“你们家连贫农都够不上！”在家六年，几乎不知肉味，平常吃的是红高粱饼子，白馒头只有大奶奶给吃过。没有钱买盐，只能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母亲一字不识，一辈子季赵氏，连个名都没有捞上。
我现在一闭眼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夏天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滚在黄土地里，然后跳入浑浊的小河里去冲洗。再滚，再冲；再冲，再滚。
“难道这就是我吗？”
“不错，这就是你！”
六岁那年，我从那个小村庄里走出去，走向通都大邑，一走就走了将近九十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有时候歪打正着，有时候也正打歪着。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推推搡搡，云里，雾里。
本文来源：《人生最好的状态，是自在自为》，季羡林 著，中国致公出版社。
2021.11.29 周一：
压力
什么叫“压力”？文章中说：“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内在与外在事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上去似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担心边患，担心宫廷政变，担心被毒害被刺杀。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制造成的压力。
忘
记得曾在什么地方听过一个笑话：一个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务完成后，却找不到自己的腰带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过望，说道：“今天运气真不错，平白无故地捡了一条腰带！”一转身，不小心，脚踩到了自己刚才拉出来的屎堆上。于是勃然大怒：“这是哪一条混账狗在这里拉了一泡屎？”
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深有体会之言。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
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
我常常暗自胡思乱想：造物主这玩意儿（用《水浒》的词儿，应该说是“这话儿”）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严肃，又油滑；既慈悲，又残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话真说到了点子上。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
本文来源：《人生最好的状态，是自在自为》，季羡林 著，中国致公出版社。
2021.11.30 周二：
回望十六年，那些远走的人，那些依然挣扎的人，那些消散的往事，那无数以命相搏的进行时，每天像张张利口，撕咬着我。把他们写下来，或许能让自己透口气。
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承接命运的方式。人一辈子充满了开始和结束，而结束，比开始更具动力和张力。细思起来，开始在哪里，我并不清楚，并不是谁都有开始。
穷人之穷，各有各的不幸，并非不努力。
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读书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宿命感：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
从过完春节正月初六出门，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就回了两次家。3月那次回去时间太紧，连老家都没回，惹得你奶奶很不开心。你爷爷走了，奶奶一个人住在山里，非常孤独。我们每天生活在拥挤的人群里也还是孤独的。
说真的，我一辈子失败，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我一辈子怕看人脸色，所以很多年来我怕开家长会。当时我一下沮丧到早饭也不愿再做了。正在气头上，你放学回来了，手里手机里还在呜呜哇哇大战着游戏。
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个人面对命运的不甘。
我曾无数次地问过你，为什么要沉迷于这样一款叫“天天酷跑”的游戏？你总是回答，你不懂。有一次被问急了，你说，这个玩成功了，也能挣钱，有人就挣到钱了。对这方面，我也许真的不懂。我也曾问过你对自己命运前途的设想，你总是说，没有设想，想也白想，走一步，看一步。这也是我得到的你同龄人的多数回答。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走远，向着我看不见的远方，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我养育了你的身体，尽力满足你的物质需要，而在心灵的对换上，竟从来不是父亲。我不是，很多人都不是。
从你一岁半开始，我出门到处打工，到过新疆、青海、内蒙古、东北以及南边的云贵和广东，双脚走遍了不毛之地。除了一身伤病和满心沧桑，也没落下多少钱，这也是爸爸这一代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命运。我也无法猜测，到了你们这一代，会是怎么的情状。
或许，物质上将会富足，而内心和精神会更奔突和动荡。物质和心灵永远不能合一，这是两者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
指向一种生的勇气。在极其平凡、遍布枷锁的日常里，偶尔闪现的各类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害怕说到母亲的病。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我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到了不敢正视。
母亲说，最近吃饭总是噎住，有时候喝水也噎。这都在我的预想当中，毕竟，从2012年查出问题到今天已经整八年了。自从有病以来，她一日三餐除了玉米粥就是汤面条，常年如一日的稀薄流食，让身体已极度缺乏营养。
她的身体显然再也经不起化疗了，我的意思，再做一到两次放疗，有针对性地杀死具体部位的坏细胞。
给市里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他的弟弟在市医院肿瘤科做大夫。和这位年轻的大夫说了很长时间话，他说，在肿瘤的治疗医学上，几十年一直是停滞的，没有新药，也没有新技术，有进口靶向药，只能自己付费，效果也存疑，因为它到了小地方就不是最好的。
从确诊那天起，我就笼罩在母亲疾病的恐惧里。不论是在颠沛的北京，还是相对安稳的贵州，是白天还是夜里，听到家里来电，我都会心生惊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母亲，似乎并不把病当回事儿，春来种瓜，秋来补豆，墙根的柴火拾掇得一摞又一摞，有一段时间，还就着灯泡，给我们一家纳了一摞鞋垫子。
命运的馈赠真是残酷。
扶杖的父亲：时间的鞭子在后面赶着，他蹒跚着拄杖往暮年里越走越远，我们远远地看着，都无能为力。
本文来源：《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 著，台海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