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31-丁立的十二月读书笔记

在阅读中探寻世界的欢沁与自己的迷途

Posted by DL on December 31, 2021

2021.12.01 周三:

  今天早上,岳父打来电话,问我写了没写。他说的是低保申请。岳父因为肺阻塞已经两年没有躺下睡觉了。他从年轻到老年都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种品质在他相类的人里少之又少。我说我尽快写,他说了句“谢谢”。病痛可以让人像摘下身上某个器官一样摘下尊严,到了今天,我能深深懂得这种无奈。这一刻我特别惭愧和羞愧。


  周师傅们是我无限熟悉的群体,工作上,我们曾经有过十六年交集。我与周师傅,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两个多小时里,我们心有灵犀,有太多的话,太多的回忆。他现在是尘肺病三期,我知道,这个病没有四期。

  过了河,是一段上坡。雨暂时停下来了,看得出来,过一阵子它还会返身回来,因为雾还在,且浓得扯不烂。我没有记住这位患者的名字,后来我尽力回忆,好像姓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他接近一米九,虽然憔悴,依然高大。他是我的同行,一位爆破工。

  他家房顶上有两片玻璃明瓦,一米见方。这在北方农家,我第一次见到。天光从瓦上打下来,放大、变幻,铺满了整个客厅,让空间变得明亮了许多。他坐在一张小木椅上,鼻孔上插着氧气管,天光让他的脸色更加惨白。小型的制氧机在身后发出吱吱声。他说他已经一年没有出过大门了,他想晒一晒太阳。他的爱人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水,准备给制氧机加水。按要求,制氧机只能加纯净水或矿泉水才有效果。她说,矿泉水一瓶只能用两天,要一块多钱。

  领路的小沈说,界河村现在有一百二十多个尘肺病人,三年前有一百五十人,三年里走了三十人。他也是尘肺三期,有一张娃娃脸。

  从镇安回商洛的大巴上,乘客不多,我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索性就半躺下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累。一路上,窗外秦岭如染,我没有力气抬头。我想过无数事情,有些事情一闪而逝,有些事情慢镜头一样不断回放,我努力驱赶它,但没有用。

  我给爱人打电话,她说,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看到的,有时候比经历的还要人命。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念想,去看看风陵渡,看看黄河,看看横跨陕晋的钢铁大桥和两岸人烟。不仅是我个人青年以及中年里曾无数次从这儿北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数的青春从这里出发,又在这里消失,他们的命运在此被一条河拦腰斩断。风陵渡以及浩荡的河风充当了太多的见证者。

  拉拉杂杂记下这些,它们只是这一年巨大生活的冰山一角。倘若你到人群里随便拉住一个人,他都会感叹这一年是何等不同寻常,何等漫长而艰辛。这一年,许多人、许多事,都发生了深切的变故,电影一样的剧情之后,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往日。命运无常,生活具体,它无时无刻不在提示你活着的疼痛与质感。

一个人再也没有2020,一个时代也一样。

本文来源:《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 著,台海出版社。


2021.12.02 周四:

  四十岁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过洗头膏的概念,从少年到中年,一直使用的是洗衣粉。矿山环境里,头发特别容易脏,机器开动起来,粉尘弥漫,工友之间,不敢张口说话,只靠头灯和手势交流。地热凶猛,我们在塑料安全帽周围用铁丝烙出一圈孔,用以散热透气,自然,粉尘们也乘虚而入。

  一班下来,要洗三盆水,用半包洗衣粉。那会儿的洗衣粉特别能去污,一把洗衣粉揉在头皮上,像泼上了一摊火,烧得慌,但清过水后,清香弥漫,头发光溜又茁壮,人也因而精神。

  那时候,矿山到处是收旧物的女人。我们那片儿,被一个女人包了,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身世怎样。她背着两个包,上山时,里面是袜子、香烟和小吃。她从沟口开始,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过,再下来时,已经满满两包矿山物件。她还年轻,不卑不亢,俨然一个公主。有一天,我卖给她三颗钻头,给了我十五元。

  那会儿我刚洗过头,头发湿漉漉的,她看了看我,说:“兄弟,你在矿山,实在是糟蹋了,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半个月后,矿山暴雨发大水,大水从山顶漫下来,席卷了整条峪。她永远埋身在了矿渣里。没有人会记得一个自食自力的女人,也没人记得一个人消散在千米巷道的青春。


  她个头低,一米五多,瘦小,九十多斤。她努力踮起脚,打理我的头顶。剪刀在轻轻游走,我感到铁的凉意,铁的凉意后面是手的温度。这双手,抓住过许多东西,又差不多都放走了,只剩下粗糙的皮质层。

  收起剪刀,吹去脖子上的发屑,爱人说:“今天又节省了八元钱,真好!”

她的犹豫是对自信的犹豫,也是对眼前世界的犹豫。对于强大的生活,对于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世界,没有哪个女人真正自信过。

本文来源:《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 著,台海出版社。


2021.12.03 周五:

  万物皆流,无物常驻。 ——赫拉克利特

  一位东方圣贤被他的苏丹要求在戒指上刻下一句名言,要能够体现不断变化的世俗万物的真正趋势,他刻下了这样的文字:“而这一切,终将过去。”

  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我们的投入和耐力,要求我们正视令人不安的真相。我们连未来十年的变化都会低估,更不用说一生的时间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过当下所做的一些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还会这么做吗?很可能不会。不幸的是,变化有好也有坏。当生活糟透了时我们说“一切终将过去”,并且希望如此—但是问题在于,当生活一帆风顺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会过去。

一个艰难的事实是,只有死亡才能阻止生活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依靠主动努力,才能了解自己面对变化时的独特反应,进而形成必要的应对机制。

  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困境,给予自己同情,学着了解自我而不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么变化将会带来成长。随之而来的是保持谦卑,对当下心怀感恩,同时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知道存在的理由,人生有归属感。用一生去爱,同时被爱。

过往种种不会离我们而去,它们都是力量和成长的源泉。

本文来源:《生活即变化》,朱莉娅·塞缪尔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2.04 周六:

  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在他写下名言“我思故我在”时,他已经找到了真理。实际上,他表达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将思考视为存在并且认同于思考。强迫性思考者(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是)活在一个分裂的状态——一个充满了问题和冲突的疯狂而复杂的世界、一个反映了我们大脑越来越分裂的世界。

  在街道上,你可能会遇到不断喃喃自语的“疯子”。其实他的行为与你和其他“正常人”区别不大,只是你们没有大声说出来而已。那个声音不停地在评论、推测、批判、比较、抱怨、选择好恶等。这种声音可能与你当下所在的情况无关,它可能是关于过去或未来的一些事情,它可能是在回忆往昔,或是在幻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它经常想象事情可能会出差错,或产生不利的后果,这就是杞人忧天。有时这种声音还会伴随着一些视觉意象或“心理电影”。即使这种声音与现在的情况相关,它也会以过去的形式来解释它,这是因为声音属于你被制约了的大脑,它是你过去的经历以及你继承下来的集体文化思维模式的结果。所以,你以对过去的看法来判断现在的事情,一定会得到一个完全被歪曲的理解。这个声音是人类自己最大的敌人,这是毫不夸张的。许多人在大脑的折磨下度过一生,任由它攻击、惩罚,并耗尽生命的能量。这就是数不清的灾难、痛苦以及疾病产生的原因。

迈向开悟之途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从对思维的认同中摆脱出来。

  倾听你脑袋中的声音并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临在:当你在倾听那种声音时,不要去做任何评判。不要对你所听到的声音做出判断或进行谴责,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同样的声音又会从后门乘虚而入。你将会很快地认识到:那里有一种声音,而我在这里倾听它,观察它。这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感觉而不是思维。它超越了你的思维。

本文来源:《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 著,中信出版社。


2021.12.05 周日:

  你的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被用来处理特殊任务的,当这个任务完成时,你就让它处于休止状态。因此可以说,人们80%~90%的思维不仅是重复的,而且是无用的,甚至由于思维的运作障碍和消极的本质,大部分思维都是有害的。如果你观察你的思维,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这还导致了你生命能量的严重损耗。

  实际上这种强迫性的思维是一种上瘾症。上瘾症的特点是什么?非常简单:你没法选择停止,它甚至比你还强大。它同样给你一种错误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会最终变成痛苦。

  对于小我来说,当下时刻几乎不存在,只有过去和未来才是重要的——完全颠倒是非。这是因为,当我们的大脑由小我掌控时,它是功能失调的。小我尽力使过去发生的事情复活,因为如果没有过去,你将会是谁?它还不断地把自己投射到未来,以确保它能继续存活,并且在未来寻找某种慰藉或满足。

  我不希望丧失分析以及辨别事物的能力。我不介意学习如何更清晰地思考问题,但我不愿失去我的大脑。思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贵重的天赋。没有了它,我们将沦为一种动物。思维的优势不过是意识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我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我陷入强迫性思维的时间比内心平和的时间多。内心平静的时刻是很短暂的,因为大脑很快就会恢复它嘈杂的、被我们称为思维的状态。(可联合丹尼尔·卡尼曼的新书《噪声》进行思考)

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自我想象的叠加(思维+情绪)= 自我独有的意识。

  开悟意味着超越思维,而不是下降到思维之下属于动物或植物的层面。在开悟的状态中,必要时你还是会运用你的思维,但是运用思维的方式会更为集中、更有效率。你主要为实际的目的而运用思维,但是你会从不自主的自我对话中解放出来,享有内在的宁静。

在数不胜数的事务中集中攻克有意义的少数,在生活和工作的多种过法和做法中心无旁骛地聚焦于最重要的那种,把能量和心思省下来用于你最重要的人和事。

本文来源:《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 著,中信出版社。


2021.12.06 周一:

  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让未被觉察的思维控制着你的生活,痛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源自对现状某种形式的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无意识抗拒。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思维通常否认当下,并试图逃离当下。换句话说,你越是认同自己的思维,你就越感到痛苦。或者可以这样说:你越是接受当下,你受的苦就越少,也越能从小我思维中解脱出来。

  为什么思维会习惯性地否认或抗拒当下呢?因为在没有时间(过去和未来)的情况下,它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对你进行控制,所以它视当下时刻为威胁。

地球上没有人类,只有动物和植物。这时,仍会有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吗?这时我们仍然能以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谈论时间吗?“现在几点?”“今天是几号?”问这种问题将会是毫无意义的,橡树或鹰可能会被问傻了!它们可能会说:“现在几点?现在就是现在啊!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时间和大脑来生活,但是,当它们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时,痛苦和悲哀就产生了。为了维持控制,思维不断地利用过去和未来来掩盖当下时刻,从而与当下密不可分的本体的生命力和无限创造潜力就被时间掩盖了,而你的真实本性也被思维混淆了。人类思维中不断积累的时间负担越来越沉重。所有的人都在这种负担下受苦,但是他们又忽视或否认当下这一宝贵的时刻,或认为当下是实现未来目标的一种手段,而未来其实只存于他们的大脑中,是不现实的。

  如果你不想再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痛苦,不想再增加你心中过去的痛苦,那么请你不要再创造时间,或者至少不要创造除了做必要事情之外的时间。如何停止创造时间呢?请你务必认识到,当下时刻是你所拥有的一切,把你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到当下这一刻,把你先前在时间内流连并短暂地访问当下时刻的做法改为关注当下时刻,只在必要时简单地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但是呢,有时候的当下时刻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令人痛苦的或者可怕的。

  我们不能向痛苦之身宣战,这样做只会引发内心的冲突并创造更深的痛苦。所以观察它就足够了。观察它意味着接纳它成为当下时刻事实的一部分。接纳,然后采取行动。不管当下时刻的情况怎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它,就像它是你选择的一样。总是与它共事,而不是抗拒它,使它成为你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敌人。这将会不可思议地改变你的整个生活。

本文来源:《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 著,中信出版社。


2021.12.07 周二:

  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性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2021.12.08 周三:

  现如今,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克服这些困扰。普通人直接意识到什么,又会努力做什么,都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力量,都受限于工作、家庭、邻里那一亩三分地。

  而支撑着这种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个社会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那些看似非个人性的变迁。当代历史的诸般史实,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随着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农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领主则被清除或成为商人;随着各个阶级的起伏兴衰,个人找到了岗位或丢了饭碗;随着投资回报的涨跌,人也会追加投资或宣告破产。战事一开,保险推销商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员工操作起了雷达,妻子独自在家过日子,孩子的成长也没有了父亲的陪伴。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对其有所体会。

这本书写得真好,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在一座本该熟悉的房子里突然惊醒。要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在沉睡中,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内在力量,因此,他们觉得需要从别人那里吸取力量以充实自己。

  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

  仅仅经过一代人的工夫,人类的六分之一就从完全的封建落后状况,转变成现代、发达却又令人满怀忧惧的状况。政治上的殖民地获得了解放,但新型的、不那么显见的帝国主义形式却开始扎根。革命爆发了,人们却感受到新型权威的严密掌控。极权主义社会兴起了,然后又被彻底摧垮,或者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获成功。资本主义经历了200年的上升趋势,如今看来,只是让社会成为某种工业机器的一种方式。抱持了200年的企盼,人类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珍视的价值找寻方向。往昔珍视的是些什么价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从而导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他们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

本文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版》,米尔斯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12.09 周四:

  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

本文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版》,米尔斯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12.10 周五: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体验到焦虑,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

这种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即世界驱魅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精神分析学者反复指出,人们的确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内心无法确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动”,事实确实如此。

本文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版》,米尔斯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12.10 周五: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看来,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显几近大功告成。如今在这些社会里,科学作为这种征服的首要工具,让人觉得肆无忌惮,漫无目标,有待重估。有许多曾经被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如今被人们视为模糊不定的哲学。有许多曾经被当成“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常常让人觉得只不过给出了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些现实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家不再试图描述作为整体的现实,或者呈现有关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 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借用C. P. 斯诺(C. P. Snow)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本文来源:《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版》,米尔斯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12.11 周六:

  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需要做出20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除非你在领导一个国家或者在治疗重症患者,否则你的生活不会这样复杂。这足以证明,你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脑力。反之,你如果能相对轻松地度过平静的日常生活,就更有可能渡过难关。


不要为小事担心

  你如果无法处理平凡的琐事,经常为小事感到烦恼不安,就没有精力处理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关注细节。史蒂夫·乔布斯在管理苹果公司时,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但他知道哪些细节重要,哪些不重要。例如,对他来说,产品设计的审美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他自己的穿衣审美问题却不重要。众所周知,他每天都穿着同样的黑色高领毛衣、蓝色牛仔裤和新百伦运动鞋,这能让他腾出时间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对一些人来说,每天选择不同款式的衣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但对乔布斯来说, 这是无关紧要的。


分清轻重缓急:风险有多大

  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时,你就没有时间、精力或耐心去处理更重大的事情了。因此,尽快摆脱琐碎的小事,少在小事上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

  分清轻重缓急的关键在于,你要知道如何以你的整个人生作为大背景,去考虑每一个让你优柔寡断的决策。为此,每当你觉得自己陷入困境时,你得根据需要做出决策的事项的风险高低来区分轻重缓急。这就要求你将重要的事情从繁杂的琐事中分离出来。你要判断出一个具体的决策属于高风险决策、低风险决策还是无风险决策。在确定了风险的高低后,你就能相应地调整你的策略,克服优柔寡断的问题。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随时随地能够分出当下自己的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你的目标是简化你头脑中的想法,而不是把它复杂化。如果你退一步,先确定一下事情的轻重缓急——尽管只是广义上的,你就能将情感从等式中移除出去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大多数决定都是相对无关紧要的,不配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通过积极地将低风险和无风险决策与高风险决策区分开,你就能重新收回你大脑皮层中已经让给这些苛刻租户的豪华地产。

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在数不胜数的事务中集中攻克有意义的少数,在生活和工作的多种过法和做法中心无旁骛地聚焦于最重要的那种,把能量和心思省下来用于你最重要的人和事。

本文来源:《错失恐惧》,帕特里克·J.麦金尼斯 著,天地出版社。


2021.12.12 周日:

  所有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逃离这里——逃往另一个国家或回家——之前,他们所有人的人生都被冻结了,时间好像暂停了一样。每个人说的都是过去和现在的事,却没有人说起未来。这说明什么?唯一说自己盼望美好未来的人,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少年。他躺在地板上,身旁围着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他摆弄着手里的智能手机,害羞而热情地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程序员。我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法里德告诉我,穆罕默德已经好几年没有按时上学了。他的家人需要他全天候在田地里劳作,收割庄稼。和叙利亚难民营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并没有什么选择。

  那天晚上回到带有空调的旅馆房间后,我睡了好几个小时。醒来后,一想到我亲眼看到的那一幕幕景象,我就感到心力交瘁,万般沮丧。我抬头盯着天花板,想起我在商学院时听过的一些话。在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天,教授们都会上台致辞,做总结性发言,给学生传授一些智慧。其中有一位教授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首先,他指出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了,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接着,他要求大家学会欣赏日常生活中的礼物,并思考一下运气和环境如何强有力地塑造我们的命运。最后,他建议大家:“每当你感到心烦、愤怒或沮丧时,永远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便是你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也是无数人企盼不到的幸福时光。”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拥有选择。

  记住,如果你的自由受到了错失恐惧症和更好选择恐惧症的限制,美好生活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在某种程度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少选项,你都无法长生不老,也无法带走任何东西。这一点足以说明,时间是最重要的。由于战争、贫穷或疾病,许多人几乎没有什么选项,即便有,他们的选项也少得可怜。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有足够的选项改变你的生活,并且果断地投入生活。你可以塑造你的命运,让它符合你梦想的轮廓,满足你现实的要求。你可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但你有能力去尝试,这就够了。这是一份天赐的礼物,你要好好利用它,不要浪费了。

本文来源:《错失恐惧》,帕特里克·J.麦金尼斯 著,天地出版社。


2021.12.13 周一:

  人类的基因凝结着对数百万年进化历程的记忆。原始人遗传的基因驱动着现代人的行为,决定了现代人做什么、不做什么。而原始人留给我们的基因,难得与暴力无关。

与基因、与本能对抗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控制体重需要做什么,“迈开腿、管住嘴”的说法广为人知。可是,知道归知道,做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现代人携带的原始基因,让体重问题成为典型的知易行难的问题。


  人要想做好什么事,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而是明白谁擅长此事,向他们靠拢,去接受他们的影响,即“沾光”。

这个思路,行为心理学上叫“助推理论”(nudge theory)。

本文来源:《人为何物》,王一江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12.14 周二: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认为,人类的心理系统,都是为处理原始人在狩猎采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设置的。要理解现代人的心理,现代人的追求、梦想、幸福感、焦虑感、贪婪、恐惧、自私、集体主义精神等,都需要从原始人开始,从那里找原因。而原始人留下的记忆,最重要的是运用暴力获得食物的记忆,关于饥饿和暴力的记忆,刻入我们的骨髓,植根于我们的灵魂,牢牢控制着我们的潜意识。


  最终,虽然人类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情感却是人类决策最重要的依据。而缺乏正常情感能力的人,则判断力堪忧,他们很可能会遇到决策困难,也容易错误决策,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以理性行为下的利益最大化为其分析架构的出发点,却忽视情感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缺陷限制了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经济学出发点的这一重大缺陷,目前正在由心理学家修正,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已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强调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人类是非理性的。如前所述,人类在生存博弈中,需要合作,情感是人类通过合作追求最大利益的媒介。很多时候,以情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才代表了整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抛开情感纽带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充其量只能实现最小利益的最大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本文来源:《人为何物》,王一江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12.15 周三:

  奠定基因测试基础的有四人:克里克(Francis Crick)、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沃森(James Watson)和威尔金斯(MauriceWilkins)。1953年,他们向大家展示,人类基因组是由两条长链上的30亿个(总计60亿个)化学单元组成的,每个单元都可以编码成一个字母,比如A=腺嘌呤、C=胞嘧啶……我们说的基因,就是这些链条上的微小片段,每个片段通常含1 000个字母。通过使用某种仪器,可以引起DNA序列上的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会依次发出特定的光,不同颜色的光正好和A、C……的序列相对应,将这些序列扫描进计算机,即可获得DNA序列的信息。DNA序列通常都是很规则的,但有时会发生随机的“错误”或曰差异,这意味着DNA发生了变异或曰突变。

  这些基因信息代代相传,为我们追溯自己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它们的组合也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混血关系提供了准确信息。

  根据基因的变化,我们可以追溯人群迁移的路线。比如,如果我们在西亚地区发现一个高密度的基因群体,即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基因组合,就可以从这个地区往外推,观察这个基因组合朝哪个方向以什么速度逐渐稀释,稀释得最慢的(外推很长距离才被稀释到一定程度的),即是该地区居民迁移的主要方向。考察该基因组合被什么基因稀释,则会告诉我们该地区居民在迁徙过程中与谁相遇,发生了混血。

  还有,基因发生突变的时间,即大概多长时间发生一次突变,是有规律的。根据这个规律,科学家通过比较两个人群的基因组有多少差别,大体就能知道他们成为不同分支的时间有多久。通过比较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我们得以判断他们分裂成不同物种的时间;通过比较智人与其他物种人类的基因,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分裂成不同物种的时间。


  杜兰特夫妇曾引用数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评论这种情景:“即使宇宙将人类粉碎,人类仍然比粉碎者更加高贵,因为人类能意识到自己的灭绝,而宇宙却对自己的胜利毫无意识。”

柯洁输了,他感到伤心。阿尔法狗赢了,但没有喜悦,它还是一个冷冰冰的程序。

  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失败了,人类仍然因意识而伟大。而且,既能争取胜利大逃亡,也能想到失败的可能性,对此有心理准备,人类的逻辑能力和心理素质之强大,世上无双。


  现代人显然继承了原始人的占地盘心理,也有强烈的地盘概念和抢占地盘的冲动,有捍卫地盘的决心。不同的是,对现代人来说,“地盘”的内涵更加广泛,不限于物理空间,也包括机构、组织、权力、财富、名誉和地位等。

  现代人由金钱驱动,为获得财富,打拼奋斗,春蚕到死丝方尽。原始人由食物驱动,为抢占地盘,排除万难,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式有别,内容不变。正如俗话说,都是生活所迫。

本文来源:《人为何物》,王一江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12.16 周四:

  在1492—1502年这10年间,哥伦布四次横跨大西洋远航美洲。他误以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以为见到的当地人是印度人,便以印度人称呼当地人。意大利人阿美利加(Américo)后来发现,哥伦布到达的并非印度,而是一片不为人知的新大陆。后来,人们以阿美利加的名字命名这片新大陆,称之为America,让阿美利加捡占了个大便宜。但人们对美洲原住民的称呼仍然沿用了哥伦布的叫法,称为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与南亚印度人相区别。


  除了亚欧大陆,智人在征服的其他地方也发展出灿烂的文明。

  美洲。智人到美洲后,独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当哥伦布到达美洲时,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发展了相当高水平的农业,他们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输出了诸多易生的高产农作物,包括土豆、红薯和玉米。这些农作物传到世界各地,大大缓解了很多地方的食物压力,直接推动了人口大幅增长。印第安人还为人类提供了深受人们喜爱的很多美味农产品,包括辣椒、茄子和西红柿,让人类的食物更加丰富多彩。美洲文明的这一贡献,早已有了浓墨重彩的历史记载。

本文来源:《人为何物》,王一江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12.17 周五:

  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劳动力的多少和强迫工人放弃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

本文来源:《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 著,人民出版社。


2021.12.18 周六:

  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提出,关于生活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他写道:“说到这里,我就要提到一个视角,这个视角认为,‘生活可以看作一系列选择’,这个观点——很多现代行动理论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在这个观点之外,还有另一个观点可选。这个替代观点在文学理论中表达得很充分,但是不为选择理论所熟悉,它就是‘与其说生活是在做选择,不如说生活是形成解释’。这个视角认为,结果不如过程重要——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道德上,过程赋予生命意义,意义是生命的核心。”

  这是理解人生和世界的两种基本视角。视角1把生活看作一系列选择,视角2认为生活是在形成解释。它们没有孰是孰非,就好像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对于光的本性既可以用粒子的视角来看,也可以用波的视角来看。

  视角1看到的人生是一个待优化的目标函数,而视角2看到的人生是待书写的篇章。视角2认为:我的人生在此处,但是我活着的意义需要通过我的人生过程来阐释;我活着是一个事实,我通过如何活着来给这个事实赋予意义。人生在初始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在人生的终点,人一生的意义正是人一生的所思所为的总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活过,写过,爱过。”短短的几个字足以概括他的人生意义。

  当我们仅从粒子的角度来理解光,就难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类似地,当我们仅从视角1来看待人生,整天想着如何像优化数学函数一样去最大化自己的成功,就很难理解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中那位原型是高更的画家为什么要辞去证券交易员的工作,离开繁华的巴黎,远迁大溪地。而如果从视角2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做出他对自己生活的解释。

  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人,就可以有一千种人生。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写道:“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他们能够依恃某种对生命确定无疑的阐释。不言而喻,人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蕴含着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总结,一个‘我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的论断,一种赋予自身的意义、解释生命的意义。有多少人类,就有多少意义。”

视角1和视角2不仅是关于人生的态度,其实也代表了两种主要的看世界的视角。视角1的思路是要优化目标函数,是理科思维;视角2的思路是要书写篇章,是文科思维。视角1相信理性和选择,更偏经济学;视角2注重文本和解释,更偏社会学、人类学。


  现在人们常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其实仪式感是为了唤起身份感。情人节的鲜花唤起情人的身份,结婚纪念日的红酒唤起夫妻的身份。类似地,统一的工作制服、术语、称呼、地点环境等都可以被用来唤起身份感。儒家那么重视礼,依我看来就是要通过仪式感唤起身份感。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来问孔子,他最重要的概念“仁”是什么。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只要有一天做到克己复礼,全世界都归到仁的境界里了。这个时候仁就在你自己的身心上,不靠外来。“克己”比较好理解,南怀瑾解释说:“以现代话来讲,‘心灵的净化’就是‘克己’。”那什么是“复礼”呢?有些人解释为恢复到古代的礼仪、仪式、规矩。我认为孔子在此说的“礼”不仅是仪式感,更重要的是身份感。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就是知道哪些事情是这个身份不该做的。颜回接着请教具体怎么做的时候,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该你的身份做的事情就不要做。曾国藩经常用岳飞“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教导部属,也是这个道理。怕死的人还去做什么将军呢?

身份感的本质是对自我的觉知,对他人的觉知,对环境的觉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做好和身份相符的事。对于医生来说,分内事是医者仁心;对于教师来说,分内事是诲人不倦。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书写自己的历史,建构自己的意义。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以爬树的能力来评判,那么鱼一生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在遥远的未来,当社会像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时,考试将只是学习过程中的反馈,不再是权力规训的仪式。这个时候也不再需要考试作为一种评判。有些人高喊“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些人说:这样的口号没有意义,因为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对起跑线没那么在意。其实从视角2看来,每个人都书写自己的传奇,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小说有八百万种写法,又何来共同的赛道和终点呢?

与其说生活是在做选择,不如说生活是形成解释。过程赋予生命意义,意义是生命的核心。我们都是自我意义的践行者。

本文来源:《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黄徽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2.19 周日:

(1)开心力

  开心力强的人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洒脱,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能泰然自若。俗话说: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开心力弱的人常常会把外部的不如意和不合理往自己的身上归因,开心力强的人则不容易被外界的负面能量惹得不开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促进他的善意归因偏差的发展,对于开心力的养成很重要。很多令人生气的行为并没有恶意,如果家庭可以讨论这些行为的情绪和意图,就能促使儿童了解到很多这类行为并不是故意要挑衅和伤害的。如果孩子主要的依恋对象不能做出善意意图的榜样,不能将他人的意图说成是善意的,那么我们自发感受到的敌意归因偏差将会变得根深蒂固。如果把生活中经常的磕碰都归因为他人的敌意,那么自然就会经常不开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针对花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学生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王阳明回答的是一种价值存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的是“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心外之物于我是没有价值存在的。

  学习最重要的是“上心”二字。不上心的东西都是心外之物。不上心的学,都是白学。如果一个人的关心力为零,他觉得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无所谓,那么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行尸走肉般没有意义。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整天抱怨说生活没有意义,其实正是因为关心力的稀缺。

  我说的关心力和好奇心有些差别。我认为好奇心这个词作为学习的动机是不确切的。好奇有一种猎奇、尝鲜的意思,就好像一个鲜美的果子摆在面前,我们可能会好奇地去品尝一下。但是仅仅好奇是不足以驱动我们去学习关于这个果子的知识的,因为学习的过程是需要消耗心力成本的。我们是因为开始关心这个果子,才会想要去进一步地了解它。

  兴趣可以被解释为兴致和趣向,也就是说带着兴致地倾向于做某件事,在过程中觉得有趣。但是兴趣是对体验进行时的状态的描述,而不是先于体验的。很多人把兴趣当成学习的先验条件,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如果是以为自己会有兴趣而去学习某事,往往会在学习进步的平台期的时候和预期产生较大的落差,有些人会因此草草放弃;如果是出于实实在在的关心而去学习,因为学习的对象本身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则更容易坚持下来。关心是主动学习的必要条件,而兴趣是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反馈。


(2)关心力

鲁迅写过:“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幼儿的关心力天生是很强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关心力却越来越少。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曾经趴在地上看蚂蚁,长大了以后却对周遭的许多事情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一个原因是社会权利范式中存在着种种的不合理,以至于在某些经验之下关心不仅得不到奖赏,甚至还可能有风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尤其在进入了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社会之后,我们的心力太涣散。每一个商家、广告主、博主、小视频、游戏、明星、网红等无不在绞尽脑汁地试图夺走我们仅剩的那么一点点关心力。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消费的正是我们的关心力。对比基本上没有人说话的日本地铁,咱们的楼宇电梯广告里的一群男女挥动着拳头高喊着“想去哪拍就去哪拍”,这些屏幕广告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把我们的关心力悄悄地拿去变现了。

  认知区间的宽度也是关心力的一个维度。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有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以外的就被认为是异常的或者是变态的。有些人虽然在孩童时期努力地活在教师和家长所期望的区间内,等成年后却是满腹抱怨。区间过窄往往是因为认知层次不到、关心力不强,像井底之蛙不可语于海。当一个人的关心力充沛的时候,他发自真心地关心世界的方方面面,才可能以博大的胸怀认识到世界的复杂和多样。


(3)定心力

罗素说:“专注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除非通过教育,否则很少有人能获得它。”

  开心力需要控制把自己打开,把生命绽放;关心力需要控制自己收一点,将关心用到真正值得关心的地方上。定心力就是控制这收放自如的心力。定心力是一种控制心力的心力,就好像元学习是学习如何学习。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定心力却变得越来越弱。当我们定坐在那儿捧着手机沉溺于抖音或者《王者荣耀》,不是定心,反倒是定心力的匮乏——我们没有能力去控制和调整自己心力的分配。定心力是一种控制,它可以是选择积极的有为,也可以是选择消极的空性。定心力强大的人,无论是有为还是有不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始终都保持着控制。

  我们的定心力怎么就退化了呢?我们从小就被训练说,上课要注意力集中,专心听讲。有些小学规定上课时要双手放在桌面上,有些小学规定上课时要双手放在背后。这样的形式主义的纪律是由外部施加的,而只有主动地去控制心力的才是真正的定心力。这就好像在19世纪的德国流行着驼背恐惧症,年轻的女性在晚上睡觉时,要被皮带固定在整形床上,目的是防止驼背。要防止驼背,其实更有效的是锻炼背部的竖脊肌、斜方肌、背阔肌等。肌肉力量够了,身体自然挺拔。

  外部的纪律约束不仅效果不明显,更重要的是不能迁移到其他情境——离开了有纪律的教室环境,我们就更不会定心了。这就好像身上一直绑着一个防驼背的支架,虽然它支撑着躯干挺直,但是久了反而妨碍了肌力的正常锻炼。当支架被拆掉,肌力反而更不足以控制身体。这和腿部骨折后如果石膏打久了会肌肉萎缩,需要一段时间的腿部锻炼恢复肌力,是同样的道理。外因辅助的作用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肌力和心力的锻炼。

  很多人把自律理解为自我约束、有纪律。我认为自律的律是律动的律。就像舞蹈的律动一样,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一个人处在合适自己的节奏中的时候,他的能量水平比较高,心情愉悦,工作效率也可以达到巅峰。自律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早六点起床,晚十点睡觉,每天读书八小时,自律不是死框框、硬杠杠,而是找到自己的律动、自己的节奏,然后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每天工作一小时是最合适的,他在这一小时中所能成就的可能远超过其他人的八或十小时。需要自主思考和决策的行业尤其如此,比如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

  锻炼定心力可以像锻炼身体一样,通过自发的主动的控制,反复练习,琴棋书画等都可以。有一些正念、内观、冥想的课程可以有助于定心力的锻炼,而其实主动学习本身就是锻炼定心力的最好方法。越运动,身体越好,越爱运动;同样的,越学习,越定心,越爱学习。


  开心力、关心力、定心力,每一条都是主动学习的必要条件。当开心力不足的时候,人容易抑郁;当关心力不足的时候,人容易自闭;当定心力不足的时候,人容易焦虑。抑郁、自闭、焦虑的学习是内卷的学习。而当一个人有着充沛的开心力、关心力和定心力时,他渴望去感知和领悟这个世界,也愿意付诸行动和反思。此时的学习不再内卷,学习是生活的需要。

本文来源:《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黄徽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2.20 周一:

  自我决定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有实证基础的关于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研究框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感是指个体能感知到做出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的,是由自我来决定的,即个体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且能够自我调控的;胜任感是指个人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感到自己是有效的,有机会去锻炼和表现自己的才能;归属感是指感觉到关心他人并被他人关心,有一种从属于其他团体的安全感,与别人建立起安全和愉快的人际关系。动机的能量和性质取决于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如果得到满足,会促进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反之,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特别是自主感得不到满足,原有的内在动机也可能会转为外在动机。

“一群孩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嬉闹”的例子:原本是正效用的嬉闹,在物质激励之后,变成了负效用的雇佣劳动。环境没有变,行为也没有变,仅仅是动机变了。福祸苦乐,一念之差。

本文来源:《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黄徽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2.21 周二:

  普通人思维最大的毛病是分不清“感觉”和“思考”,他以为他在思考,其实他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感受,甚至是在宣泄情绪。对比之下,学者能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考察社会问题。特别是他能容忍并且能拥抱“复杂”。


  我国有些教育家很爱谈素质教育,还特别喜欢文学、音乐、美术这些领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就是让小孩放学以后去上个钢琴班之类。为什么要搞素质教育?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拉小提琴是为了效法爱因斯坦,给科研工作提供灵感,但人们心里想的往往是,素质教育可以把人变得像个“上等人”

  人们幻想自己的孩子接受了素质教育,长大以后就可以跟外国友人聊聊《傲慢与偏见》这种世界文学名著,跟商业伙伴打打高尔夫球,彰显贵族气质。难道素质教育是化妆品吗?自由技艺的本意其实是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这个用处并不在于谈恋爱找对象好找,而是为了学习怎么做决策。

有知识未必有智慧,真正的素质教育/智识教育,是一套能够直接影响我们观察现代世界的眼光,左右我们做事方法的见识和思想。


  严肃文学可以让人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人的生活。逻辑可以让人学会推理和辩论。文法修辞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语言争取别人的支持。历史可以让人学会借鉴前人的经验。数学可以让人学会取舍。天文学可以让人对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敬畏。这些学问不是什么用于打扮自己、被别人审美的“教养”,这些都是大人物办大事的实用技能。

  所以自由技艺训练的不是什么“贵族品位”,而是真贵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精英。自由技艺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一些寓言故事、名人典故和思维套路。你掌握的套路越多,办事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思路就越多。至于遇到什么事应该用哪个套路去解决,这没有任何程序性固定办法,是一种艺术,只能自己选择。

“套路”这个词有点low了,我觉得可以用“思维范式”来代替。脑子里的思维范式越多,就能更灵活地办成各类事情。就如同使用武功一样不断尝试各种招法,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简单打不过复杂。只有复杂的人才能打败复杂。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2 周三:

  其实生活中真正的问题,至少都是两难问题。有明确方向的事儿根本就不叫事儿。如果现在有一处房子,地点又好价格又便宜住着又舒适升值潜力还大,别人早就买走了——均衡的市场就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房子。同样道理,如果有挣钱多干活少还特别能提升个人潜能的工作,你早就选了,事实是根本就不存在那样的选项。你通常面对的都是安逸但是钱少,或者钱多但是不稳定这样的人生选项。

  这种问题里没有敌人。你谁也怪不着,连自己都怪不着……所以你会很迷茫。这才是让你怀念学生时代的时刻。你会羡慕那些有敌人的人。不过你终将做出选择。你权衡各种利弊,选了一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你不会有一种取得胜利的感觉——你没有战胜任何敌人,你是不得已才如此。过段时间你可能会想,如果我当初选的是另一个,现在会怎样呢?不过那都是一闪念而已,选了就选了,成年人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问题还是解决了,以后要往前看,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


  什么叫棘手问题呢?里特尔和韦伯提出,如果一个问题具备下面这十个特征中的几个,就是棘手问题:

  • 1.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不像高考数学题那样给你写明白了各种条件。
  • 2.它没有终极的答案。你永远都别想彻底解决它,它会一直存在。
  • 3.你的解决方法不分对和错,只有好和坏。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能你自己判断。
  • 4.你采取一个什么应对措施,不会立即看到结果。你也许根本不知道你做的有没有用,也许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 5.没有专门给你做试错练习的地方,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有影响,你一上来就是实操。
  • 6.连有什么选项,都不清楚。
  • 7.没有先例可循。前人的经验不会对你有太多帮助。
  • 8.这个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更深的问题的症状。但是它背后不只有一个问题,整个局面盘根错节,可能根本就没有根本性根源。
  • 9.有很多利益相关方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想要的解决方向各自不一样。
  • 10.如果你上手,那将来不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得负责。

  那怎么解决棘手问题呢?首先你就不应该指望解决棘手问题,你最多只能应对——你得做好跟它长期相处的准备。这就如同当代医学对癌症的治疗:全部杀死癌细胞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医学手段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控制病情不让它扩大,你可以追求管理这个问题。

  一个建议是让利益相关的各方充分互相理解。最好大家坐下来开诚布公地把观点和要求给谈透——不为达成共识,只为互相理解。这样我们最起码可以消除一些偏见,别都只顾自己,也听听别人想要的,也许就能采取一些最基本的行动。

  还有个建议是一定要行动。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每次的决策都是小行动,慢慢试探,看看效果再决定下一步,但是不能不动。动,才叫应对;不动,你就是鸵鸟。你就这么应对着,跟着它演化。那你说棘手问题怎样才能被解决呢?解决不了。一个棘手问题后来之所以不再是问题了,通常并不是因为它被解决了,而是因为局面变了,它被别的、可能是更棘手的问题给取代了。


  中国有句话叫“皇帝做不得快意事”,其实说的就是真实的、复杂的决策往往都不是单纯的问题。然而我发现有太多的人,包括很多领导者,都是单纯问题的思维模式。如果他对当前局面不满意,他就认为要么就是我们不够拼,要么就是敌人太坏了。其实真不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难道会有谁明知道那么做一定对而不那么做吗?难道那么简单的道理别人不懂吗?都是不得已的取舍而已。有敌人的问题都是单纯问题,把敌人干掉不就完了吗?大多数问题真不是敌人的事儿。

  单纯的人总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问题。这种理想主义者一旦受挫,又会心灰意冷,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以为别人都自私就他真想解决问题,可是他又解决不了。殊不知,那些顶着骂名,从来没做过一件快意事,小心翼翼永远不敢用力过猛,明知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的彼岸等着他,还在那吭哧吭哧地维持着局面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3 周四:

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影响的社会。我们想起来去听一首歌,也许只不过因为朋友的推荐。我们想起来去看某个电影,也许只不过因为我们恰好在微博上“粉”了某人。旭日阳刚可能的确唱得不错,但在某个平行宇宙里他们将不会登上春晚舞台。如果历史重演一遍,芙蓉姐姐未必能成名,《哈利·波特》的第一部未必能获得出版,蒙娜丽莎不会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画作。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队取得2012年的奥运会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两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苦”没有价值

  老百姓心目中,似乎把“苦”当成了某种“内力”资源,认为吃苦才能长本事。这就好像你积累的每一滴“苦”都会转化为能量,“苦”要是吃的不够就会内力不足。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型。人要想长本事,的确必须接收真实世界的反馈。但是反馈不等于是负面反馈,负面反馈也不等于就得吃苦。

小张是个研究生,有一次做实验,自己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结果操作错误,导致失败。导师一看,就给他示范了正确的操作方法,小张记住了。小张长本事了吗?长了。小张吃苦了吗?没有。老王的妻子脾气不好,总骂他没本事。老王在家里动辄得咎,敢怒不敢言唯唯诺诺,结婚才十年,已经未老先衰。老王吃苦了吗?吃了。老王长本事了吗?没有。

  什么是“苦”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当你身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做一件本身没有愉悦感的事儿的时候,体会到的那个被迫感,那种心理压力。“苦”只是某些事情的副产品,“苦”本身并没有价值。人们把成长归结于吃苦是一种归因谬误。比如说“苦练功夫”,“苦”只是“练习”的副产品。真正让人提高技艺的是练习,而不是伴随着练习的那个苦感。如果现在有个方法能在不降低练习效果的情况下让练习充满趣味性,我们应该使用那个方法。“良药苦口利于病”,真正利于病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而不是苦感——把药装到胶囊里再吃并不会降低疗效。

  压力——特别是长期的、慢性的压力——不但对人没好处,而且严重危害健康。有人专门研究过那些有个生病的孩子,需要长期照顾孩子的妈妈,发现她们照顾孩子的时间越长,她们身体中细胞的线粒体的端粒就越短,她们的健康状况就越差。贫困或者受虐待的童年对人的成长毫无好处,逆境压力只会让孩子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偏高、多巴胺系统混乱,他们长大之后会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会更容易参与暴力,会更容易对一些事物上瘾。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确能历经苦难而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但那不是苦难的作用。他们不是因为(because of)苦难而成长,是尽管(in spite of)有苦难,仍然成长了。没有苦难他们可能成就更大。有些人在特殊年代中被剥夺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在本该快乐上学的时候只能从事非常辛苦而且没什么价值的体力劳动,后来他有所成就,说,啊,特殊年代磨炼了我——这是错误的归因。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年的青春

  那你说不对啊,压力确实能锻炼人啊,如果一个人不会面对压力,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没错。人必须学会面对压力。最好的办法是把压力视为挑战,积极应对,而不能把压力视为威胁,被动躲避。但是别忘了生活中本来就有各种压力。一个外科医生哪怕工作再顺利,也必须面对复杂的、长时间的手术的压力。一个学生再聪明也得面对考试压力。运动员的练习方法再科学也得吃苦。

  吃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常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苦了,我们没必要自找苦吃。“苦”不是将来能换取“乐”的债权,不是修行资源,不是好东西——对心智不成熟的人更不是好东西。苦是对人的伤害。

  我们应该尽可能别让人少吃苦,特别是尽可能不要让孩子吃苦。你不能说你伤害了别人还让人感谢你,说什么你是为了锻炼人家,那个道理不成立。世间不得已的压力已经够多了,我们应该尽可能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过得愉快一点。

  在这个人人“996”、公司“拼多多”的时代,吃苦可能更是难以避免的了。如果你正面对一个不得不吃的苦,我的建议是先别想什么反脆弱、什么杀不死我让我更强大那些——先尽快让自己的心智成熟起来。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4 周五:

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心理学家保罗·匹福(Paul K.Piff)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这非常违反常识。难道说好人没好报吗?我赞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确的世界观。

  作为好人,就算不信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也通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会得到回报,别人做了坏事也有很大可能性会受到惩罚——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just-world fallacy)。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和电影给我们的幻觉,那些剧情的结局公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公平结局。


  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的《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 1.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 2.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 3.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成功?菲佛的这本书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菲佛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了他在美国做的研究,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

  •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
  •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所以性格的确决定不了命运,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性格。但是这里的新研究告诉我们,选择也未必大于努力,因为即便给定了你是谁,给定了你所处的情境,你还是需要去主动构建那个关系,才能得到好关系。你是一个跟环境相关的、可以随时变动的、可以改造环境的人。

  如果我们把你自身的素质叫作“自身因素”,把你所处的环境叫作“外部因素”,那么这个道理是外部因素没有你自身因素重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能构建出来什么东西,是“构建”因素。你不仅仅是适应环境,你的行为可以改变环境。一件事的好坏绝不是由一开始的设定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你每一天的努力决定的,是你把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和人一起构建出来的

  人们的认识误区在于总以为“选对”是最重要的,殊不知构建更重要。有的人永远都在挑选,这个工作没做几天又想去做别的工作,不断地跳槽;有的人随便找个工作就能一做好多年。那你说跳槽好还是深耕好?以前有个研究说,那些刚入职场的时候频繁跳槽、一定要选个“对的”工作的人,最后收入的确比那些找个公司就一直干下去的人高出了20%——但是后者的幸福度却高于前者。跳槽者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找到更好的,那种心态并不愉快。

  当然这可不是说选择不重要。选择很重要,但是在你反思选择之前,应该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为关系的构建做出了充分的努力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5 周六:

  如果一个项目的竞争水平很低,并不激烈,人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自然能力。比如让一个从来没受过系统乐器训练的孩子弹琴,如果他一上手很快就弹得不错,你只能承认这是天赋。再比如几十年前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模拟真题”可以刷,考生们就没经历过什么专门的考试训练,那么考出来的成绩就很接近自然能力。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考核指标的重要性,就开始刷分了。这时候的信号就变成了混杂信息,而且其中刷分水平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是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热门考核指标都面临的局面。

  如果所有人的刷分水平都一样,那无非就是个囚徒困境,现在大家都多费点劲,但是信号质量还是一样的。这就如同在体育场看比赛,原本大家都坐着看得也很清楚,有的人非得站起来看,结果大家不得不都站着,可是视野范围还是那么大。

  但问题就在于刷分常常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其实水平一般但是特别善于考试,有的人钱多可以请最好的老师专门帮他准备考试,有的边远地区的孩子看不到那么多考试资料,有的网站没钱搞搜索引擎优化。

严格来说,高考刷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能促进公平。如果不让刷题,大学靠平时水平选拔,那就对那些重点高中的学生最有利,而对边远地区的学生不利。而只要所有人都有充分的刷题条件,那么边远地区至少在刷题这个项目上跟重点高中是平等的……如果竞争无比激烈,所有人都在刷题,那么最终比的还是真实素质。


  陌生人社会的优点:表面上人与人之间感情没那么深了,其实这样反而是最有效率的。熟人讲情义,陌生人讲利益。熟人讲身份,陌生人讲契约。熟人讲人品,陌生人讲信用。当人们不讲情义讲利益的时候,人们的整体利益提高得最快。

  “平等”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观念。家里面大人无偿为小孩服务其实是不平等的,年轻人孝顺长辈也是不平等的。人们在家庭中接受这种不平等是出于爱和关怀,而这对陌生人不适用。在陌生人之间,双方除了诚实守信互不侵犯没有更多的义务和感情,才讲平等。所以家庭讲感情,国家应该讲利益和效率。

要求对富人持续性地加税,乃至产生均贫富的思想,这都是用家庭的眼光去看国家。考虑此类问题的正确出发点不应该是“都是一个国家的人,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否道德”,而应该是“什么样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真实世界里每个人都想要点自己没有的东西。想要在真实世界里办成一点事儿往往非常困难,而且有些事儿你怎么努力都办不成。我们生活在一个受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是人人都想要,但是未必能得到的。想要得到这样的东西,你必须付出代价。

  经济学家的智慧在于问一句值不值得。哪怕这个东西再好,如果它要求的代价太高,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反过来说,哪怕要付出一个代价,只要换来的东西价值更大,那就可以付出。


  一个智识分子应该拥有一种复杂的信念体系,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也可以说,这是不断地变动自己的世界观。正确的态度是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观点随事实改变,有胆有识,这就是贝叶斯定理的伟大原则。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6 周日:

  内卷和优绩主义有着深切的关联。可以说,恰是优绩主义造成了内卷。人们为什么去内卷?是为了取得优秀的成绩。因为在优绩主义下,成绩决定了一切。为了提升地位、获取更多的财富,人们只能去拼命地为成绩奋斗和竞争,过度的竞争导致了内卷。

  过去半个世纪里,优绩主义成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梦”的内核。但是近两年,关于优绩主义颇有一些反思和批评,其中的代表作是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优绩的暴政》。

  桑德尔说,近几十年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深化,毒害了政治环境,分裂了人群。这种鸿沟一部分由不平等所造成,但也和人们对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顶层的人认为他们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失败者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其他任何人,只能责怪失败者自己。这种对于成功的想法,来自一种看似吸引人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正是“优绩主义”的核心。事实上,人们离这样的理想很遥远,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往上层流动。在常春藤联盟的大学中,来自顶端1%的家庭的学生的人数比来自后50%家庭的学生的总和还要多。

  优绩主义这种理想本身存在缺陷。优绩主义会侵蚀公共利益,导致成功者傲慢,使失败者蒙羞。它鼓励成功者深信他们成功的事实,忘记帮助他们前进的运气,轻视那些运气和条件比他们差的人。那些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上了好大学的人,贬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创造的市场价值不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小。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的社会分化加上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推动了劳动人民对精英阶层的不满。

  关于成功的意义人们可以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源于我活在一个奖励才华的社会中,而这个才华正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只因为我很幸运而已?”在他看来,坚信成功只是因为自身,会让人很难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困境。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促使我们变得谦卑。


  人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内卷,一个基础的动因是“鄙视焦虑”。这个社会里大家都挺焦虑。焦虑主要源于对被鄙视的恐惧。在贪婪和恐惧两大人性中,从来都是恐惧比贪婪更“重要”一些。在鄙视链的生存斗争中,恐惧是比贪婪更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恐惧被鄙视,因为我们以为爱都是有条件的,达不到条件就不会被爱,就会被鄙视。姑娘为什么要去做医美整容,因为她觉得被爱是基于她漂亮这一条件,不漂亮就会被鄙视

  人们担心自己不内卷就不会成功,不成功就会被鄙视。在优绩主义的文化下,成功者们觉得自己是有这个可以鄙视他人的资格的,虽然他们同时也焦虑自己被更成功的人鄙视。人们不停息地奋斗,为了在鄙视链上获得一个更好的位置,但是恰如迈克尔·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中所言:“在这个行当里,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钱,你所获得的只能是新的相对贫困的境遇。”鄙视链的攀爬永无止境,内卷也在所难免了。

  我们要克服鄙视焦虑,反抗优绩主义的暴政,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中的运气成分,或者说不确定性。蒙田写过,“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难以捕捉的意愿决定着我们的身份和名誉:我经常看见机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占有绝对优势”。对成功中的运气成分的认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敬畏,是对世界法则的起码的尊重。

本文来源:《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黄徽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2.27 周一:

  那么人的直觉判断又是根据什么呢?是模式识别。我们的大脑中安装了各种模块,一旦识别到符合某个模式的东西就会立即做出反应。比如你正在路上走,突然有人向你跑过来,马上要撞到你了,你自然就会感到紧张。紧张感就是你对面前出现的这个情境模式的反应。类似的模块还包括害怕蛇。人脑中有这么一个针对蛇的探测器模块,一旦看到蛇或者类似于蛇的东西就会自动识别并启动害怕的感情机制。

  这些模式识别能力并非后天被人撞过或者被蛇咬过之后才习得,而是写在基因之中,一出生就有,是进化带给我们的本能。事实上,神经科学家的最新解释是我们一出生大脑就相当于是一本书,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不是空白的,都已经写了一个草稿,或者至少列了提纲。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去修改和完善这本书,但是那草稿仍然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直观的答案当然是高中是用来传授高中知识的地方——但这个答案是错的。

  蓝翔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普通高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无用处,绝大多数人高考之后一辈子也不会再用到椭圆参数方程和甲烷的分子式。一个职业作家面对高考语文试卷几乎不可能取得高分,他甚至可能连作文分都高不了。

  我们当然也会在高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但高考试题早就远远超出了“有用”的范畴。想要学会解答高考试题,必须经过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并非以“对真实世界有用”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目的。所以高中知识不是“全民健身”,而是“竞技体育”——就如同举重运动员的训练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往楼上扛冰箱一样。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高中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命题者设计那些刁钻古怪的高考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实际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够难!当然,解题也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品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足够难的题目才能更好地把人和人区分开来。是智商的差距也好,是意志品质的差距也好,反正人和人必须区分开。

  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入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高考竞争就一定激烈。即使所有高中生都不用功备考,大学也要招这么多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考不上而用功,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投入大量无谓的精力,大学还是只招这么多人。

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用一些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这些门槛应该给人公正的感觉,好像得到这个工作的人真的是靠能力得到的一样。实际上往往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门槛的作用就是明明他有能力,我们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而找个借口淘汰他。这就是为什么据说有的作家评个职称也要考英语。


  早教军备竞赛的科学结论:周围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事情。

  进化生物学家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用演化思维考察儿童成长,提出一个概念叫“严格的灵活性”(rigid flexibility)。成长的过程看似灵活,其实很严格。儿童发育的每一步,都需要正确的环境信息输入。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

  9个月以下的孩子不需要额外的音频和视频多媒体信息。长时间让孩子听音乐看电视会导致孩子长大以后不能集中注意力。18个月以下的孩子只有听真人说话、在有互动的情况下,才能提高词汇量。其他方法一律没用而且有害。2岁以下的儿童只适合接触三维的物体——也就是真实世界里那些寻常的物体,比如玩具和人。而二维的东西,比如书本和图画,只会妨碍他们感知能力的发育。

  人的听觉、视觉、各种感知能力、大脑的发育是讲顺序的。提前给一个不该给的刺激,很可能让这时候该发育的东西发育不好。6岁以下儿童的任务不是用惊艳的学习成绩给父母增光,而是健康地发育成长。强迫式的早教是残害儿童。

  早教课教的那点玩意有什么可学的?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让孩子大脑正常发育,到时候想学还不容易吗?堂堂的高学历父母,被幼儿园老师治得心惊胆战,这不荒唐吗?真正的天才都是跟成年人比,以自己家孩子提前两年学会小学二年级知识为荣,那是愚昧

  越富有的家庭出来的孩子的成绩越好。但是,你很难说这是教育导致了阶层固化——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是教育反映了阶层。考试成绩只是反映了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是什么人,而不是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家长仍然会愿意给学生花补习班的钱。也许没什么大用,但这是唯一用金钱可控的操作。这就好像很多人把一生中大部分医疗支出都花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一样:花钱总有些许可操作的空间,但是那个空间并不大。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8 周二:

  从优秀到卓越靠的是什么呢?综合我的研究结果,我以为主要有两点。

  • 第一,你得有内在驱动力。这回不是为了父母、为了金钱或者职位这些外部的东西而战了,你得有个远大的目标,找到一个领域,发现一个使命,能自己驱动自己才行。
  • 第二,你得能理解和处理复杂的问题。这回你不能甘当螺丝钉了,你得跳出流程,摆脱膝跳反应式的思维,掌控自己的思考,自己有见解、敢拿主意才行。

  终身学习首先学的是自我驱动和复杂思考。终身学习是成为一个士的必要条件。一天到晚被外界驱动,只会简单思考的人,再聪明再努力,也只是一个“奴隶”。当然,终身学习不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充分条件。要想取得重大成就,你还是需要一定的机遇、天赋和运气才行。

直白点说就是格局、眼界、精神头、体能和执行力。


  Brooks说这个圣人之道的最根本一点,却恰恰不是狂妄,而是谦卑。谦卑,意思是必须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思想中有很多偏见,性格中有很多弱点。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的“曲木”(crooked timber)传统。“曲木”这个词当然出自康德:“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做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注意,这个思想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它说的是每个人的头脑之中都有好的声音也有坏的声音,我们要用好的去压制坏的。我想现代脑神经科学家肯定会赞同这一点,他们认为人脑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声音,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争论,就好像皮克斯新片《头脑特工队》一样。其实用“好坏”来划分人脑中的各种声音是不准确的,应该说人脑之中有各种情感冲动:愤怒、爱慕、同情、嫉妒等。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很难说哪种冲动好哪种冲动坏,事实上最原始的道德感本来就是感情冲动。不好的情感冲动如果不加以遏制,不防微杜渐,就有可能形成正反馈,越来越大,乃至导致灾难。所以哪怕是小事,也不能掉以轻心——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品格的修炼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冲动,而是要学会控制这些冲动——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发乎情止乎礼”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没有为什么。人本质上就并不是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动物,总会有点品格追求,希望能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样说来“崇高”其实并不是一个达成什么其他目的的手段,崇高本身,就是我们天生想要的目标。他们不问我想干什么,他们问世界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不是用做事的方法来满足内心。他们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去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心。品格修养的追求目标,并不在于成功,而在于成熟。特别可靠,才能办大事——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各路派系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比如说狂热和自控,就是两种都可能有用但是互相矛盾的情感。愤怒有可能激励我们去做好事,但更有可能让我们办坏事。两种情感都是天生的,但你就必须学会协调这两种情感。在政治上,不同派别的集团可能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互相矛盾,你也得学会协调。到底是安全稳妥一点好还是大胆一点好?到底是放任自由一点好还是保守克制一点好?这里面充满各种tradeoff,也就是取舍。既然是有取舍,你就不能对结果抱有太高的期望

时刻根据当时的局面,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去得到不同诉求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等到下一时刻局面变了,再继续调整。


  通往品格之路:在现代社会,这条路根本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只有那些想要办大事的人才需要品格。因为这样的人不能单靠本能反应行事。

  他们需要动用自由意志去做决策,而且他们的决策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不喜欢哪个国家就不让哪个国家进入联盟,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恰好喜欢哪一派理论就按哪派理论制定政策,他们不能因为这么做恰好对自己最有利而不顾整体利益。他们愿意为心中的大事牺牲。这些精英人物知道自己的条件有多么幸运。他们不敢滥用权力,不敢不为普通人服务,也不敢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他们就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你必须在通往品格之路上反复打磨,跟自己的本能反应做各种斗争,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

那么如果一个普通人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他研读圣贤之道到底好不好呢?能力不足还妄想当圣贤会不会把自己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想太多圣贤的事儿会不会得抑郁症?生活明明不太悲壮,有没有必要受这个英雄的伤?


  以人们爱说的“成功”而论,我们大概可以把成功分为两类。第一类成功,是这件事有一个什么标准,然后你达到了这个标准。比如考试就是如此,别人设定了考题范围,我们全部掌握了。再比如在公司里做事,老板或者客户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你把它实现了。第二类成功,则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标准,甚至根本就没有先例,你无中生有非要做这么一件事,而且还做成了。这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成功。你发明一个新产品,甚至开创一个新领域,一旦做成,你可以给后来的人制定标准。如果你取得了这第二类成功,你就可以雇用一些“第一类成功人士”,给他们提各种要求,比如你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差,你甚至可以要求员工必须孝顺父母。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第一类成功人士。这个词的要点并不在于“利己”,而在于“精致”。精致,暗示处处精确算计、小心谨慎,不敢有任何错处。用在人身上,可以想象这人没有任何性情自由发挥,干什么事都有目的,绝不浪费时间,吃个饭、聊个天都是为了人脉之类,非常无趣。大学并不是错在把人教得太精,而是错在把人教傻了。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事的动力是非常明确的,这么做能有升职、加薪等各种好处,所以我就这么做。心理学家管这个叫“外在动力”(extrinsic motivation)。而与之对应的,纯粹是出于自己想做这件事而主动做这件事,则是“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其实一般人,既不是特别纯粹的英雄,也不是特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事通常同时有这两种动力。

  每个人都有内在动力,但英雄有一种更高级的内在动力:使命感。对这些人来说,工作已经不是简单上下班的事了,而是一项事业。他们做这件事不需要外界的监督和激励,是自己要求自己非把这件事做成不可。所以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应该由使命感驱动,比如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应该是为了从政而有政治观点,而应该是有了政治观点才决定从政。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变成工具——其实他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时代生产分工的本质。总体来说,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像螺丝钉,越来越不自由。刘仲敬说:“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3/4的人生剧本在30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12.29 周三:

  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

                                    ——诺曼·卡森斯,政治记者(1915—1990)

  无论我们怀有什么信仰,生与死就是同一条线上必定相连的两个部分。一方不脱离另一方存在,也无法脱离。无论现代医药如何干预,死亡总是最终得胜。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最终回避它,专心改进和品味我们出生和死亡之间的阶段——生活,可能更好。


  我们因何而为人?我最喜爱的一个定义是:“人属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群体,以碳为基础,倚赖于太阳系,受限于知识,易于犯错,必死。”

  因为我们是人,就被默认可以犯错,如此想来可以带来一种奇异的安慰力量。我们并没有能力第一次就把所有事情做对,也没有无限的寿命可反复练习,将件件事务都打磨完美。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接受自己的生命无法如此纯粹。有些事务我们会做得很好,它们会丰富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他人的生活;那些我们显然永远无法掌握的事情,只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我们的神经元,或称神经细胞,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几个月就已形成,我们出生时所有神经元的数量就是余生所有神经元的数量。神经元的轴突就像伸得长长的手臂,像南北双向交通的公路系统一样分支延展。神经元从大脑向肌肉传出运动指令,皮肤和其他感受器以相反方向传入感觉信息。最长的神经元是在整个身体中传递疼痛和其他感觉的,从小脚趾尖上及脚、腿、胯,沿脊髓到脑干,上达头顶大脑的感觉皮层。如果你高6英尺(约183厘米),在这条路径上的每个神经元都可能接近7英尺(约213厘米)长。要是在衣柜上磕着小脚趾,这个信息到达大脑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们明知会疼痛,但在感觉到并叫出“哎哟”之前还有一秒钟的无痛间隔。

本文来源:《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苏·布莱克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12.30 周四:

  托马斯·杰斐逊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有正确心态的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持错误心态的人。”现在我们明白了杰斐逊的话是有神经学基础的。正确的心态正是肯定了神经可塑性,它会加强、扩展和激活实现目标的神经网络;而错误的心态所产生的压力激素却在真正意义上缩小了这些神经网络所控制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态度的转变会改变生活体验,从而改变你的大脑结构。

  是否能产生新的生活体验取决于你的态度;是态度塑造了我们的体验。改变你的态度,从批判到同情,从防御到开放,你对周围人的看法与感受会随之改变。改变你的态度,从悲观到乐观,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它们会变成你乐于接受的挑战,而不是你避之不及的麻烦。新态度甚至可以帮你找到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改变你的态度,从担心、怀疑到自信、坚定,你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体验自己的生活。改变你的态度,从恐惧到平静,你就会摆脱压力。从生物学上讲,没有恐惧意味着没有压力反应。如果每天都练习往这个基本方向改变自己的态度,那么在短短的四到八周内,你的大脑就会重新连接成平复压力模式,并增强高级大脑的功能。


  从神经学上讲,恐惧是引发压力反应的导火索。恐惧即害怕危险。对现代人来说,很少有压力反应系统是由一种真实存在的危险——例如响尾蛇准备咬你一口产生的。更常见的是,压力反应是由心理恐惧引起的,这种恐惧会把一条盘绕的绳子错当成蛇。“人类太聪明了,聪明到单凭某些想法就可以在头脑中产生各种压力事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萨波尔斯基这样写道。这些想法会激发令人不安的情绪,产生威胁感,使大脑和情绪陷入混乱。简而言之,你会用你的思想把自己逼迫到充满压力的角落,而想要走出困境,首先就要意识到这种将你困住的心理模式。事实证明,在神经学上,内心的平静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内心的平静有助于大脑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形成促进智力的结构状态。

  这种从恐惧到平和的转变是通过践行“简单的原则”来实现的。它是对恐惧加以释放;它是拒绝相信忧虑、悲观和一切引发压力的想法。它是活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地,充实地度过生活的每一刻;它是相信生活的规律,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你不能改变的。它是开放、诚实和灵活。它是根植于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去追求你或别人认为你该成为的样子。它是对自己有信心。它是用目标感去追求你所热爱的东西,并永远期待积极的结果。它是对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们积极、无条件地尊重和同情。它是对人们多一些倾听,少一些评判,多一些原谅和友善。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每天都会在凌晨醒来,凝视窗外的黑暗,被恐惧所淹没。直到有一天晚上,我问自己哪种情况更糟:是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大问题,还是我心里那种巨大的恐惧?不知怎的,我把自己的思想从恐惧和压力中解放了出来,让自己变得平静而祥和。在随后平静的气氛中,我意识到,如果我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持续地将自己描绘进阴暗、充斥厄运的角落,而是培养起一种积极的态度,那么周遭的事物也都会变得更好。我并不知道事情怎样才会变好,但我知道,至少这种态度的转变让我感觉好多了。

如果你感到情绪不佳,或者陷入压力反应,不要对自己妄加批判。那没什么。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我们往高处攀登的路途上都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那句古老的格言“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并不是指你最终会变得完美,而是说要在人生中追求卓越。


法国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一语道破,他说:“我的生活充满了可怕的不幸,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过。”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对我们想象中灾难的真实发生率进行了验证。在这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写下他们在未来两周内的所有担忧,然后来印证哪些是真正发生的。研究发现,85%的受试者担心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在15%担忧成真的情况中,79%的受试者将事情处理得比自己预期得好。这些结果表明,几乎97%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必要担心。关键就是停止去相信那些让我们忧虑、恐惧的想法。如果能处理好那些习惯性、无意识、不停在脑中萦绕的负面想法,我们就可以摆脱掉压力的束缚。

  • 觉察到那些紧张恐惧的想法、令人焦虑的状况、“冒犯”的言语或事件,以及任何让你感到紧张、恶意、敌对或悲观的想法。想到哪种便记下它们,并留意这些想法是如何转化成负面情绪,从而产生威胁感的。
  • 最初,当你体验到这些负面情绪时,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们。你只需要去观察它们,如果你忍不住批评、责怪或谴责自己消极的想法和感受,也只把这看作是另一个消极的想法。
  • 告诉自己,这些想法或感受只存在于我脑海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花点儿时间让这件事的真相更加深入内心吧。
  • 不要去相信那些紧张的想法。如果你不相信焦虑、压力、悲观的想法,它就没有力量。只要你不去相信,它便只不过是来回闪现的某种念头,而不会变成压力、焦虑或抑郁。
  • 对自己说,我可以看到平和而不是这个。从容地对自己重复这个想法,你的世界观会随之发生改变。
  • 最后要记住,虽然你会有消极的想法和感受,但它们并不属于真正的你。它们只是如浮云般经过。而你的存在就像蓝天,这些云时而飘过,时而密布。让自己的大脑完全放松下来吧,让它重回蓝天时刻。

无压力状态更多的与管理自己的想法有关,而不是控制他人或把控境况。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你度过不完美的一天。他写道:

  “每一天结束以后就不再伤心后悔。你已经尽你所能。尽管犯了些错误,也做了荒谬之事,尽快把它们忘记。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轻松宁静地开启它,带上你昂扬的斗志,不要再被昨天的愚蠢所拖累。当下的时光才最公平而美好。它弥足珍贵,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怎能将它浪费在懊悔往昔之上。”

本文来源:《摆脱焦虑》,唐·约瑟夫·戈韦 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12.31 周五:

  如果你对“国家强盛靠什么”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种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应该干脆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写在同一本书里,专门强调某一方面原因的答案怎么能得高分呢?其实这两本书之所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们看问题的尺度不同。

  《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一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人物故事类历史书里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的兴亡。

《天体物理导论》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道理,他说你们不要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述。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样的君主国来说他们是皇室成员。
  • 胜利联盟:领导人维持自己权力必须依赖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他们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他们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西方国家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实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是全体人民,而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中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美国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反对同性恋和堕胎。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 背后完全是利益算计。《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 1.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 2.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 3.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儿,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
  • 4.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 5.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恺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梅斯奎塔提出,当我们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了解一点:所谓“国家利益”,其实是个幻觉。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并没有自己的利益——是国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们无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已。因为联盟人数太多,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

  《独裁者手册》列举了权力规则在西方民主国家美国的种种体现:搞集团投票(block voting),国会选举要划分选区,就是为了减少联盟人数;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扩大名义选民;两党都特别重视税法,就是要控制钱;民主党搞福利,共和党支持把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到疑难杂症等往往只对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为了回报各自的联盟;共和党反对给富人加税和医保改革,就是因为绝对不能动自己联盟的利益。

  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相信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真心热爱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国力量推动国内的民主。这帮人太天真了。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确要取悦人民,但仅限于其本国的人民。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处处受限,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可以像独裁者一样行事。美国总统爱说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而此书指出,这全是胡扯。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2010年,女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出了一本书,Dead Aid(《援助已死》),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种种所谓援助,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援助资金和物资被当地独裁者占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笔收入回报联盟。你想给独裁国家饥民提供直接援助,该国政府会首先要求你缴税。然而明知援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要继续提供援助呢?因为援助本来就是为了收买独裁政府。援助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就好像以对方小孩上大学为名义的行贿一样,你要当真去考察这钱是不是交了学费就荒唐了。美国曾经通过对埃及援助来促成埃以和谈,埃及政府拿了钱办了事却并未在本国宣传美国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国了。

尽管民主也有很多弊端,它仍然比独裁强得多,绝大多数人恐怕还是宁可生活在民主国家里。民主的本质就是让老百姓过好当前的小日子。

本文来源:《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万维钢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