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28-丁立的二月读书笔记

2022.02.01 周二：

  1.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名的一滴。是确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即使它会被轻易吞没，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一个整体替代，从而逐渐消失。不，应该说，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我们才更应铭记。——村上春树《弃猫》

  时间不是某种从我身边流过的东西，而就是我的生命。弃我而去的不是日历上的一个个日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岁月；甚至也不仅仅是我的岁月，而就是我自己。我不但找不回逝去的年华，而且也找不回从前的我了。——周国平

  历史的一粒尘土，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辈子。

  2.你看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从中识别出什么。我们的大脑中安装了各种模块，一旦识别到符合某个模式的东西就会立即做出下意识的反应。心智模式是不易觉察的，它有一种“框架效应”，让我们不自觉地选取一种取景框，根据自己的感知偏好，选择性地接纳事实，选择性地看到我们心智模式里认可的东西。我们都在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过滤掉不符合自己心智模式框架的东西，只留存那些我们认同的部分。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并不是这个客观的真实世界，而是经过心智模式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符合自己内心设想的主观世界，所以我们的心智模式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即使生活在一模一样的外界世界中，我们也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戴着不同的“眼镜”过滤世界的大部分信息，又用我们的不同经验和记忆来解释这些信息，搭建起我们内心的世界，并以为那就是世界的真相。

  3.我想起来一个故事：有个虔诚的基督徒溺水而亡，到达天堂后他就质问上帝为何不救他，上帝说，我依次派出了三批人来救你，但你就是不走。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人、事、物，都是命运发送给我们的一个个信号，它们会触发我们习惯性的心智模式，让我们直接做出下意识的反应。一个人的命运，就暗含在你的心智模式之中。

  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外界的压力与竞争，而是我们内心的模式。这些模式决定我们看到些什么、感受些什么、如何思考以及最终成为怎样的人。糟糕的心智模式就像一堵堵墙：我们亲手搬砖、垒砌，把自己围在里边——勤奋却低效，挣扎而无路可去。

  注重培养一套多元的、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思维模式，可以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拥有完全不同的心态，看待事物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当未来再遇到同样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动性代表着我们总是在不断地进化，调整自身的心智模式，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世界的变化。心智模式的智慧就是，找到我们内心世界中那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去突破，找到那些不能突破的地方去接纳。

  4.焦虑，是一种死能量。智慧，是一种生能量。只要我们活着，那困苦和忧虑便会一直存在，且永远都不会被消除殆尽，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正是我们活着的真实见证。但雨过总会天晴，我们也总会再次出发，只不过不见得是在从前的跑道上出发。

  5.历史不尽相同，但却有着相似的韵脚。人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蕴含着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总结，我们当下的所思所想都暗含着我们过去走过的路。人生在初始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在人生的终点，人一生的意义正是人一生的所思所为的总和。我们无从选择命运的框架，但我们放进去的东西却是我们自己的。人们恰恰是在自己的选择当中将自己塑造出来的，我们永远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6.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更重要的是，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我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讲过一个道理，他说你们不要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尤其是那些给我们的命运带来了沉重打击的事情，如果从整个人生的大框架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请以冷静且坚忍的心态，坦然接受一切不幸与失败。

  7.无限年光有限身，夕阳西下几时回（晏殊）。你不能永远总是对过去也许会发生的事耿耿于怀（石黑一雄）。我们看错了世界，反而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

  8.花哨的装饰和美观的外形未必实用，真正的武器身上应该有创伤、有错误、有硝烟的味道。缺陷和不完美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真相。

  9.斯多葛主义的主旨就是情绪的驯化，而不一定是情绪的消除。它不是要把人类变成植物，而是将他们对情绪的关注转移到对产生情绪的核心根源的关注上，同时保持对情感的掌控力。现代的斯多葛主义践行者就是能够将恐惧转化为谨慎，将痛苦转化为信息，将错误转化为启示，将欲望转变为事业的人。

  10.所谓“脆弱”，是怕折腾，它不喜欢波动性的事物，往往也不喜欢压力、伤害、混乱、事故、无序、“不可预测的”后果和不确定性。奇怪的是，虽然脆弱的事物厌恶波动性，但厌恶波动性的事物又都很脆弱。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却暗流涌动。

  害怕小的混乱及风险，不敢将自己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的冲击中，意图努力地维持表面上的稳定，这会在无形中弱化系统，并泯灭系统的反脆弱性。久而久之，便会对系统造成隐性伤害，甚至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乃至更大的波动性。

  所谓“鲁棒”(robust)，是不怕折腾；而所谓“反脆弱”，是怕不折腾——越折腾我就越强大，我喜欢折腾。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体就是反脆弱的。这其实是一种进化带来的本能。我们周围环境随时可能变化，所以人的身体中其实有一些冗余度，也可以说是人的潜能，平时不用，一旦遇到险恶环境就能发挥作用。

  平时养尊处优，偶尔饥寒交迫一次，体内的冗余就会发生作用。比如储备了多时的脂肪这时候就能燃烧掉一些。人体作为一个有机体，你给某一部分一点小刺激、小压力，只要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它都能够恢复过来并且变得更强。这正是健身的意义所在。故意进行些高强度的活动挑战身体极限，就能让身体慢慢升高极限，越练越强。

  我们一直在通过压制随机性和波动性来削弱经济、我们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几乎所有的东西。我们不仅厌恶压力，也不理解压力，甚至还将波动视为混乱。殊不知，彻底消除波动和变化只会危害生命、生活、科学和智慧。要想凡事都做到有条不紊，那就是在试图否认和控制人生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无用功。如果生活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是不是说明，我们与其试图建立秩序，倒不如培养自己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混乱无序的状态其实潜藏着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有条不紊的秩序则非常脆弱，一点点偏差就足以打破秩序。

  实际上，波动并不一定代表风险，小的伤害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波动，这类波动源有助于改善系统；但大的伤害，尤其是不可逆转的伤害才是我们始终要提防的风险。正常的生活状态离不开一定的波动性、随机性以及压力源。试图去剥夺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反而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伤害。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其实很脆弱，它们最容易遭受变弱、死亡或崩溃的影响。

  能够容忍小的随机性波动（系统内部的波动），是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摧毁整个系统的风险）的前提；一定程度的波动性，是成就长期稳定性的关键。

  勇敢地面对“可取的困难”（desirable difficulty），不断利用（而非逃避）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来保持自身系统的长期稳定，并受益其中，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做的。强烈的反脆弱性意识源于对波动性的无穷热爱，没有波动，就没有稳定。反脆弱性意识本身就是力量，它会引你去往广阔而大有作为的新天地。

  11.美团创始人王兴曾说过一句话：“大部分人为了不思考可以做任何事情。”绝大部分人只是辛苦，并不是在奋斗。努力生活，却不顺利。

  人生苦短，诱惑和无用之物无处不在。生活中有90%的东西都是不值得我们花心思的，只有10%的精华才值得我们投入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别瞎忙，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暂缓其他不重要的事情。

  12.人人皆知注意力为何物。那是大脑在多种可能的对象或一系列思绪同时出现时，以既清晰又逼真的形式，全神贯注于其中一种的状态。意识的聚焦与专注是其本质之所在。它意味着我们要从某些事务中抽身而出，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其他事务。与这种状态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困惑、茫然和分心。——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3.轻度控制是最有效的，严密控制会导致过度反应，并造成一种伪稳定的错觉和隐性的长期脆弱性。隐藏的脆弱性会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暗积聚，过度干预轻则导致事与愿违，重则造成全线崩溃。事无巨细都要插手的心态耗尽了我们的精神和经济资源，时常使我们遗漏真正重要的东西，甚至让我们错过事情的本质（自己却意识不到）。一句话来形容过度干预，即“尽管东西没坏，也要好好修理它”。

  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却干预不足，过度干预一定与干预不足并行。事实上，和医疗领域一样，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的领域实施过度干预，而在有必要干预的领域却干预不足。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不仅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同时，系统也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我们说过，波动性就是信息。防止噪声的举措从长远来看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这就好像是贷款，最终你还是得偿还的。

  14.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从容镇静的人是懂得对真实信息做出反应的人，而神经过敏的人则大多在对神经系统中的噪声做出反应。两类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噪声和信号之间的差异。神经噪声是你应该忽略的，而真实信号才是你需要注意的。除了少部分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关注，余下皆为噪音。

  你越频繁地寻找数据，你会发现，你找到的噪声（而非被称为信号的宝贵数据）的比例就越高，噪声–信号比就越高。噪声和信号的混淆并非心理问题，而是数据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信息多，反而意味着噪音多，噪音会干扰决策。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很容易把信号当成了噪音，把噪音当成了信号。

  在科学上，噪声已经超出了实际声音的范畴，被用来概括性地指代没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随机信息，你需要清除噪声，以正视听。考虑到“每个人的注意力带宽十分有限”这一前提，绝大多数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属于噪音，它们混杂在真实信息中，让我们看不清解决问题的真正重要细节。这些噪声不是用来解决的，而是用来忽略的，我们无需对其进行回应，任其潮涨潮落即可，它们要落就落去吧，我们会有更好的选择。有些东西在衰落，但反脆弱性在崛起。

  15.装饰性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后者将被付诸行动。你愿意为一个事物承担多大的风险，揭示了你对该事物的信任程度。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享受其成果，担当其风险并承受其损失。担当精神的背后并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更大的勇气。

  16.真实的人生进程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波动、混乱以及风险，事实是有些事儿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纯偶然——或者你至少可以把它当作是纯偶然，因此你永远都控制不了。承认控制不了、放弃控制，才是科学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是因为机械化的运转或者由于偶然因素的左右，它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既不是为了成全你，也不是为了跟你作对。长久纠结于既有的损失，就是浪费本可以用于其他机会的时间或金钱。

  只有真正面对某种境况时，人们才会知道自己将如何选择。我们时刻要有面对风险的意识、承担风险的责任以及抗压的能力。如果逃避眼前的现实，越是逃，越会陷入痛苦的境地。

  有意识地体验冲突，尽管可能比较痛苦，但它也是一种无价的资产。直视痛苦是征服它们的必要前提，我们越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内心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才有可能成为命运之舟的主宰。根植于内心愚钝的虚假平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

  17.在现实生活中，风险比知识更重要，决策的影响将超越逻辑，学会分辨每一个决策中隐性利益的不对称性。关注行动的回报，而不是关注世界的结构（或理解“真”与“假”）。回报，即你发生了什么（从中获益或受害），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事物的逻辑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事物的整体发展流程有十足的了解。人们了解的很多东西其实都不值得去了解。

  18.根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信息就是意外。你要测量一段话里有多少真正的信息，其实是看这段话给你带来多少意外。如果一切都是套话、废话，这段话就没有信息。没有规律的东西才是信息。

  19.人们做事并非如此理性，“动物精神”时常会影响个人决策，甚至主导社会运行。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

  20.人生选择中充满了审慎取舍（trade-off），既然是有取舍，你就不能对每个结果都抱有太高、太美好的期望。针对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难以解决、甚至是会一直存在的棘手问题，正确的态度是时刻根据当时的局面，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去得到不同诉求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等到下一时刻局面变了，再继续调整。平衡永远是动态的。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观点随事实改变，有胆有识。

  21.主动战略无能：我们没有时间去做所有的事，在我们活着的这段时间里，有些事情会被故意搁置在一边，这种做法叫做“主动战略无能”。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与各种纷繁琐事和平共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吗？也许吧。但是现在，为了能在重要的事情上全力以赴，我们需要在一些情况下选择忽视一些事，甚至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时间才是真正的成本。

  我们应该选择忽视哪些事呢？从根本上讲，这取决于要努力完成什么，但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挑选的快捷方式。将它想象成交通信号灯，一些活动是绿灯，它们推你前进，让你更轻松地实现目标（绿灯活动）；另一些活动是红灯，它们会阻止你取得进步，会拖累你（红灯活动）。时间和注意力都是稀缺资源，我们要摆脱最初那种不能完成所有事情的负罪感，主动选择去放弃或忽视一些事情。这时候，完美主义的压力会转而被开怀一笑所取代，因为我们不会再为无数未解决的事情感到羞愧了。

  我还记得《长寿的代价》这本书里的一句话：保持复杂感情而不试图加以化解的倾向是长者的智慧之一，是他们意识到了生活未必十全十美才算好，而且永远不会十全十美。麻烦总是伴随着我们，摆脱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并不会使我们快乐，那样只不过会把另一个困难挪到队伍的最前面来。要通过接受而不是消除痛苦和损失来获得快乐。

  22.人们总是问我，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改变？而从没有人问我，未来十年什么是不变的？第二个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杰夫·贝索斯）

  23.塔勒布所说的“反脆弱性”：在混乱或意外事件的打击下，有的事物会变得更加坚强，如同感冒病毒有时会杀死人，有时会让我们免疫系统更加健康；风会熄灭蜡烛，也会使火越来越旺。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的冲击中，那些脆弱的一面往往会败下阵来，而脆弱性的对立面即“反脆弱性”则会让人在冲击中壮大与成长。我突然想到了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可取的困难”（desirable difficulty），如果你打败我，我就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打败我，我反而能因此比一般人更强大。

  在遭遇困难或变故时，努力切换自己的视角，用尺度思维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以全新的方式去迎接和面对。不要总是困扰于自己生活中那点小事，更不要太过执着于眼前的那点得失，应该没事多往天上看，想想宇宙之大，多考虑大尺度问题有利于忽略小尺度的事情。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纠结自身，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更值得关注的事情上去。毕竟，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花心思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

  24.为不在乎的事情努力被称作压力，为热爱之事努力则是激情。 ——西蒙·西内克（Simon Sinek）

  25.担忧有两种：愚蠢的担忧和理性的担忧。最重要的是，要把最重要的事，当成是最重要的事。要想把握全局，就不能总是着眼于细节。

  26.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27.机械系统只有秩序性，没有灵活性；只有复杂系统才兼具秩序性和灵活性。

  28.以前大家只知道自己周围的事，而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透明化，不但告诉你你的人生路将会是什么样的，而且告诉你跟你不是一条轨道上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会让一部分人的得失心变得很重，外人看到风韵，内心感到焦虑。互联网把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直接展示在大家面前，相同的收入在不同的环境中体会完全不一样。本来过得还不错的人，跟别人一对比，觉得自己简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别人吃是享受美食，自己吃是为了生存。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不少人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动荡。人对生理上的痛苦承受能力其实很强，但是对这种精神上的无助和失去控制力的感觉承受力就很弱。

  29.一定要区分开哪些东西有长线价值，哪些东西的长线价值是自己的。人们往往高估自己一天能学会的东西，低估三年能学会的东西。简单的欲望，只需要放纵就可以实现，而高级的欲望，放纵是实现不了的，需要的是自律和克制。

  30.我们一定要留意语言的力量，话一出口，最先听到的是你自己。不管一个人说了什么话，说的次数多了，首先被说服的就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经常说一些很泄气的话，慢慢地他就变得很泄气了。另外，我们要有个常识，危机来了并不是谁的财富规模大伤害谁，而是谁脆弱伤害谁。

  31.“你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了，真正重要、在乎的东西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日本电影《怒》）

2022.02.02 周三：

  认知失调是关于内部一致性的，而确认性偏差是关于外部一致性的。当一个人寻求证实自己先前的信念或观点的信息，却忽视或否定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时，就会出现确认性偏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指出，一致性有两个好处。首先，它允许我们停止思考问题，令我们的精神得以休息。其次，一致性使我们从理性的结果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它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前者让我们避免思考；后者让我们避免行动。

  我们的注意力带宽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把所有的带宽都用在一项任务上，那么就没有任何带宽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了。因此，人们应该注意，在关注能够解决问题的重要细节和关注更大的背景之间取得平衡。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视野狭窄，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与压力联系起来。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有一点压力或者短时间内压力很大，是好事。但是压力太大就会影响我们长远思考的能力，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混乱。

  压力通常是很有帮助的。压力的常见反应是通过增加心率、血压和加快呼吸让肌肉获得更多能量。高压力对感觉系统也有帮助。然而，如果长期处于有压力的状态，那就不好了。动物在面对生命威胁时会有压力反应，想象狮子追赶斑马的画面，但威胁过去后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人类偶尔也受到生命威胁，但我们的压力大多来自工作的最后期限、经济上的担忧和人际关系问题带来的情绪压力。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来自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刺激，压力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会经历长期的心理压力。事件打开了我们的压力应激系统，而我们无法关闭它。虽然调动你的身体对短期威胁做出反应是一项惊人的壮举，但如果它总是开着，同样的反应对你的健康则是非常有害的。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压力问题专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指出，压力反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会关闭长期系统。如果你即将成为狮子的午餐，你不必担心消化、生长、疾病预防或繁殖问题。用萨波斯基的话说就是，压力反应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这就造成了视野狭窄。

  让压力大的人去想长远的事情不太容易。这位明天就要失业的经理没有兴趣做一个能让他在未来3年内过得更好的决策。心理压力会产生一种即时性，这种即时性会抑制人们考虑那些具有长远回报的选择。压力反应对于应对当下的风险非常有效，但它会“拉拢”制定决策的器官，迫使人们做出糟糕的决策。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很喜欢玩《星际争霸》。当时听过一个故事，有个人玩这款游戏非常入迷，战术和微操作都很好，却总在关键时刻输掉游戏。后来他请高人指点。高人看了一盘说：“你太害怕损失了，少一个小兵就往回退，别人当然就趁机追击，你也没有时间造新的兵。你总纠结于少死几个，所以打不好。”此人大悟，终成高手。

故事的结论是：害怕损失也许让你当下少输几个，但很容易满盘皆输。

损失从来不会让你安全，只会让害怕损失的你继续损失。害怕损失的人，损失最大。沉没成本模式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吸血鬼，为了不接受小小的损失，我们会面临更大的损害。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说：“只有向后看才能理解生活，但是要生活好，则必须向前看。”

本文来源：《反直觉》，迈克尔·J.莫布森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02.03 周四：

  认知框架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认知框架构成了你话语背后的意义，反过来，语言又会加强你的认知框架。认知框架和语言的这种双向关系（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意味着言语和认知框架在不断地互相强化。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想的，你所说的也会强化你所想的。

  在个人层面上，将癌症比作战争是存在缺陷的。那些需要进行攻击性治疗的癌症患者通常不会质疑治疗所带来的伤害。化疗对癌细胞和正常人体组织都有毒性。放疗杀死肿瘤的同时也会损害相邻的组织。对于致命的肿瘤，不惜一切甚至以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来延长生命，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吗？相信有些人会说不，继而选择姑息治疗。如果我们和癌症的关系真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那么我们不可能停下脚步去考虑附带的伤害。我们会接受化疗和放疗伴随的危害，直到战胜癌症或者被癌症打败。

  “癌症是一场战争”这样的隐喻让我们很少考虑代价（不论是对整个人群或是某个人而言），而更多的是希望征服它。想想我们把隐喻换成：“癌症是邻居。”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这个想法会让你无比愤怒。你会说：“我可不会在癌症吞噬我的同时还邀请它享用更多晚餐。”但是再想一想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观点，我们只是住在邻居旁边，并不需要对他们热情好客 ，如他所说：“好篱笆才有好邻居。”所以“癌症是邻居”这样的隐喻表示我们的认知框架转变为“与癌症共存”。有限的肿瘤很难杀死我们，只有癌细胞扩散后才会。

  如果我们对癌症的基础研究方法从如何消除它转变成如何控制它，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这样，我们的目标就不是摧毁每一个癌细胞，而是希望通过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有效控制肿瘤的转移与扩散。目前癌症科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正在探索能否在不伤害我们身体其余部分的基础上，利用自身免疫机制来限制癌细胞的转移。

你的大脑每一分钟都需要处理大量熟悉的感官输入。你的眼睛具有120度的视觉弧度，每度都可产生大约200个像素的图像，因此你看到的是一系列高达500万像素并且不断变化的图像。连续对所有信息做出反应将消耗巨大的大脑能量。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大脑只会选择你关注的信息来进行处理。

  不管如何努力，你都不可能关注到每时每刻发生的成百上千条感官提示。你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甚至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是由你的认知框架决定的。你的所说所见都会揭示并且加强你的认知框架。

  既然信息是海量的，而人的处理能力又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关注什么呢？再次重申，答案就是认知框架。认知框架会引导你去看、听、闻、触和尝。你会选择性地关注那些你的认知框架认为重要的东西。那么，可以想想这将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会错过你的认知框架以外的一些细节。你的认知框架决定你观察什么，而观察到的东西又会使你进一步确信你的认知框架是正确的。

  在你对一个情况的认知框架的基础上，你会看到你预期看到的东西。你的认知框架会跟随感官信息和语言信息，让你从新信息中做出推理。所以，实际上你的视觉系统只是看到某些事情并作出解释，而忽视了其他事情。

  要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下面这三个办法非常有帮助：学习艺术；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即要走出去观察生活；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太对劲的事情，换句话说，即那些困扰你的事情。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说过：“仅存在于脑海中而没有被感知验证的东西是无用的，产生不了任何真理。”

  锚定效应是一种情境偏见。你根据最初的数字、决定或事件，而不是模仿别人的行为来做决策。这里又是你熟悉的认知框架。“锚”是可以预期的——基于你已经知道的或曾经选择的事物。锚定效应中你选定的这个“锚”比其他可能性更加重要，甚至与明显更好的可能性相比也是如此。比如，当你第一次投票给某个组织的领导候选人时，你就会锚定到这个决策上，而且很可能会继续支持他或她，除非这名候选人被起诉——甚至到那时你都会继续支持他。再比如一个医生开的某一种药特别管用，那么在以后开药时，即使可能有更好或者更便宜的药，他也很有可能会拒绝开新的处方。

  人们很难抛开对事物的第一印象。这一印象可能来自你身边某人的做法（情境偏见），或是源于你看到的第一个标价（锚定效应），当然你也有可能就是不愿改变印象。这类偏见称为固着偏误（perseverancebias）。锚定效应是情境偏见的一个子集，它会使你倾向于既定的认知框架，而远离那些创新的、不同寻常的认知框架。即便事后已经证实某些信息是完全虚构的，人们还是会坚持他们最初的想法。这时，固着偏误就产生了。一旦认同了某一观念，就很难被改变了。

先有锚定效应，再有固着偏误。与锚定效应相关的，还有首因效应、光环效应等；与固着偏误相关的，还有确认偏误、沉没成本等。

  预期偏差（expectation bias）是指特定情况下你习惯看到的景象对你决策的影响。你的认知框架就是你的预期，当然是纯粹的期望。当认知框架引导你以一种使你误入歧途的方式过滤输入的信息时，预期偏差就发生了。你所期望的往往就是你所得到的。

从进化上来看，连续对所有信息做出反应将消耗巨大的大脑能量，因此大脑只会选择你关注的信息来进行处理。预期偏差的大小，会因每个人的认知框架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而异。

  安慰剂效应也是一种科学干预。安慰剂具有产生预期结果的非凡能力，已经被证明可以减轻各种疾病的症状，包括那些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用盐水来代替止痛药缓解疼痛，同时防止休克。有研究表明，在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时，安慰剂的疗效与两种最常用的处方药相当。此外，在治疗抑郁症时，安慰剂能达到6个主要抗抑郁药75%的功效。对于帕金森症来说，脑部手术和安慰性手术（仅在颅骨上钻个小孔而不进行任何后续手术）的疗效一样。纵观历史，一些专利药物（当年的“镭水”，有人中招过吗？）的成功都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药片的颜色、价格、测试的地理位置以及管理人员，这些都会影响该药的治疗效果。事实是，那些甜药片，不，应该是你对药物疗效的期望让你感觉舒服多了。

  你的现实感是围绕着记忆构建的。事后人人都是诸葛亮。后视偏见（hindsight bias）就是一种信念，指的是相信自己的记忆比实际情况更准确。你最近的期望，改变了更遥远的现实。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认知框架：越是新近产生的认知框架就越有活力，对你心理的现实性影响就越强。事实上，仅仅是暗示某些事情可能存在，就足以让你的大脑认为此事确实发生过。事后才知道的细节可以推翻回忆中的事实。这是一个可怕的观点——你可能并不知道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记忆具有极高的可塑性。

  人的头脑并非电脑，也不可能从不出错。人们总是会对那些与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期望相一致的记忆赋予过度信任。你将想法建立在情境中，所以身边人容易影响你（情境偏见）、第一眼看到的价标容易影响你（锚定效应）、第一印象（固着偏误）或对现实的假设（预期偏差）也很容易影响你的思维。你基于获得的信息作出推论，但这些推论并不总是理性的。就像认知框架会限制你的思维一样，认知偏见会误导你的决定。你自认为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其实很容易被看似安全、熟悉的认知框架妨碍。即使我们没有任何保守倾向，认知偏见也会使我们的决策远离独创和新颖。

人们的思维倾向于使既定的思维系统永久化，从而抗拒改变和创新。

一旦你确定自己有偏见，那么：

  第一步，确定所要做的决策及与之相关的信息。

  第二步，识别造成偏见的认知框架（情境会影响你的选择）。

  第三步，去除认知框架或设计替代的认知框架。

  第四步，考虑替代认知框架可能带来的结果。

本文来源：《走出思维泥潭》，罗伯塔·乃斯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02.04 周五：

  在宏观层面上，人类所要做的，更多的是和自然界和平相处，而不是统治世界。在个体层面上，我们身体的共生细菌数量比人体自身的细胞数量还要多，细菌和我们一同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一旦破坏了这个平衡，我们就可能生病。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像过去那样试图杀死所有的细菌，而是跟细菌和平相处。

  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在所有的现实背后，都有过去的合理性因素。理解了这一点，了解了基因对我们生命的作用，我们就能坦然接受很多结果，更积极、更健康地生活。

  严格意义上说，从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到智能手机的普及，再到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刻，都只能算是这一年中最后一毫秒的事情。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类灿烂辉煌的文明，都不过是地球“一年”最后一分钟的一支短小插曲。午夜就要过去，新篇即将翻开；未来何去何从，尽在我们手中。最起码，我们应当明白，人类之于万千物种，不过是沧海一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对自然怀有敬畏，牢记人性之本，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人类如何摆脱先天劣势，成为万物之灵？靠的正是发达的大脑。正如荀子在《非相》中所言：“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

  人脑容量可达1400毫升，每天接收和处理大约34Gb（吉字节）的信息，即便并行运算千百条人生问题，也根本不在话下。而这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依赖的是信息连接的基本节点——神经元，人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有多少呢？近乎天文数字，有将近900亿！可以说，这是整个自然界最复杂的神经系统。形成如此复杂的系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像手机应用需要不断迭代一样，大脑也整整经历了6亿年的不断升级。

  一种假说是，人类之所以会罹患各种各样的罕见病，特别是相对高比例的遗传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对抗某种强烈的自然或社会的选择压力，虽然这些压力很多原因不明，今天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但它们造成的结果却作为基因印记留存至今。

万物皆有灵

  生命中的四张牌“A”“T”“C”“G”，让所有生物“同”并“相联”。你可能不知道，人类与小草、苍蝇、鱼、老鼠、猴子、猩猩的基因组竟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人与人之间，无论民族、种族，差别都不会超过千分之五。人类与世间万物始自一个本源，万物生长，灵动不拘。

本文来源：《生命密码》，尹烨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05 周六：

  测谎仪揭示了为什么艾略特会坚持做出看似不合理的决定。正常的玩家，在游戏中赢或者输都会有皮肤电导反应——也就是说会产生皮肤紧绷。特别是在他们仔细考虑后做出了危险的决策时，正常玩家的皮肤电导会发生攀升。这是否是由于他们的内脏器官也参与了决策？在19世纪90年代，巴甫洛夫（Pavlov）开展经典的实验，发现狗（其自主神经系统见到肉就会流口水）对与之前喂肉相关联的铃铛也会产生条件反射，流口水。在这里，玩家的自主神经系统增强了对惩罚的皮肤电导性。但是艾略特不一样，艾略特会做出不合理的决定，是因为他的自主神经系统休眠了。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达马西奥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说”理论。他认为，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所有人决策时都会选择走捷径。如果你花时间仔细评估所有可能的方案和每种方案所伴随的结果，你会像艾略特一样做不出决策。达马西奥假设，要想继续你的生活，你得依靠直觉。当你认为一个特殊的决策可能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时，你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发出警告，它会说“取消这个决定”。每当你判断一个决策有风险的时候，都会引起本能的反应，使得你打消那个念头。无需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范围很大程度上变窄了。

  躯体标记假说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们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样对科学实验作出反应。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的决定并不完全是凭直觉做出的。更准确地说，本能的反应是通过权衡来辅助决策过程的。相比之下，有些决策就是比其他决策更容易做出。

权衡，也就是万维钢在书里说的“Trade-off”策略，即有战略性的审慎取舍。

  大脑额叶对创造力的作用是矛盾的：既有帮助，又有阻碍。回想一下，认知框架定义和限制了你对新信息的解读方式，同时引起了强烈的情绪。跳出认知框架的想法会触发额叶皮质发出危险信号，警告你放弃这个想法。想象一下，你的大脑中闪现出一个疯狂想法的火花，比如“将癌症当作邻居相处”。你的前额皮质必须决定要做什么。这个想法明显违背了正常的思维模式，其他人肯定会拒绝这个想法，执着于它会让你看起来很愚蠢，并浪费时间，最终会导致失败。在有类似想法时，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处于防御状态，你会反胃、血压升高、手心出汗。甚至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再考虑一下”时，这个想法就被贴上了“疯狂”的标签，从你的决策序列里被踢了出去。

  不妨让我们将其称为“创新—认知框架假说”。

  要想证明创新—认知框架假说是有道理的，必须明确回答两个问题。首先，转换认知框架时是否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反应？是否对诸如“将癌症当作邻居相处”或“城市应该取消道路标志和信号”之类的替代性认知框架持有一种彻头彻尾的敌意 ，而不是当作一种消遣？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会想，“这实在太危险了”。我猜你甚至还没有充分去考虑其结果就轻易断定这些想法是无稽之谈。你的反应是在本能的水平上作出的。

  费曼的学习乐趣包括但并不局限于科学。他愿意为纯粹的精神享受去尝试所有事情。对他而言，成功或失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一切都是一场探险游戏。费曼身上浓缩了众多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的特征。从大量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科学领域中许多伟大的天才都具有下列特征：

• 有内在动力（自我引导、自我鞭策、充满活力）

• 能容忍不确定性、有好奇心、有开放性思维

• 自信，乐于冒险

• 乐于挑战权威

• 锲而不舍，能够接受延迟的满足感

• 在许多领域都有经验并且知识渊博

• 不介意失败

  创新者天生好奇心强，所以他们容易发现异常现象并提出假设。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他们看到了异常，他们就会下定决心挑战已有的认知框架。事实上，高度创新的人在做决定时似乎不同寻常地很少有焦虑。据说有个记者曾经问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他对经历了1000次失败才发明灯泡中更耐用的灯丝有何感想。爱迪生回答说：“我没有失败，1次也没有。我只是发现了1000种不可行的方式。”爱迪生的好奇心从没有被动摇。他的内在动力、乐于冒险和最为重要的自信赋予了他毫不动摇的信念，直至最终成功。

本文来源：《走出思维泥潭》，罗伯塔·乃斯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02.06 周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如果凌乱的办公桌是一个人头脑混乱的迹象，那空荡荡的办公桌又是什么迹象呢？”《纽约时报》的佩内洛普·格林以及其他专家就这点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凌乱的办公桌体现了桌子主人的创造力和可塑性”，他们的收入反而高于那些时刻保持桌面“整洁”的人。佩内洛普·格林引用了神经心理学家杰罗尔德·波拉克的观点：“要想凡事都做到有条不紊，那就是在试图否认和控制人生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无用功。”

  如果生活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是不是说明，我们与其试图建立秩序，倒不如培养自己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混乱无序的状态其实潜藏着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有条不紊的秩序则非常脆弱，一点点偏差就足以打破秩序。“巴拉干”鼓励人们适应、采用新的未知方法，也促使大人和小孩不断反思自己对“秩序”的执念和想当然，从而学会探索其他可能性。

这种灵活性可以带来一片意料之外的自由之地。

本文来源：《无畏：为什么以色列能成为创新强国》，英巴尔·阿里埃利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02.07 周一：

  反向思维在直接解决问题时非常有用。我们通常会采用一套前瞻性的步骤来完成诸如按时上班这种任务（比如起床、刷牙、洗澡、吃早餐和开车）。然而，对于许多任务——特别是有多个决策点的任务来说，最好采用倒推法。

  当打包旅行时，你会根据出去几天、预期的天气情况和行程中的活动安排进行准备。这不是从起点，而是从终点出发进行考虑。你的思考过程可能像这样：“我会在沙滩上待5天，但由于我会流很多汗，我最好带7件衬衫。”你所做的是预测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所以你始于终点，一步一步倒推，直到推到起点——你整理手提箱。

  让我们回顾一下，你是如何说服科学界相信你最新的突破性想法是可行的。假设你发明了一个新的医疗设备，你要证明它在安全的同时是有效的，并且具有听起来合理的作用机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退后一步，设计一系列实验。针对每个实验，你都要考虑所有可能针对实验设计的批评。这些预想的批评让你后退一步，对一些实验方法进行重新设计。然后针对每个实验，你再后退一步去计划所需资源。你所做的就是从想要的结果出发，倒推着开展工作。

突然觉得，“倒推法”也可以适用于博士期间的学术及生活规划。

改变你的观点（change your point of view）

  新颖的观点能触及那些未曾被考虑的可能性。这就像盲人摸象的经典故事：一个盲人摸到了尾巴，说大象是一条蛇；另一个摸到了侧面，说大象是一面墙，等等。如果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那么你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将会与行为科学家不一样。如果你像工程师一样思考，那么你将会和心理学家采取不一样的方法。

  “不要评价一个人，直到你穿着他们的莫卡辛鞋走了一英里。”这句古老的美国印第安谚语意思是要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运用其他的视角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和替代方案。

我们只热衷于某个想法而排除了其他任何想法，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更好的选择。

  我明白，当我遇到问题并且已经竭尽所能去解决的时候，我会以一种内在的寂静保持倾听，直到听到“滴答”那一声响，那时我就找到了正确答案。——康拉德·希尔顿（Conrad Hilton）

  你最近一个“突然蹦进大脑”的想法是什么？你上次感到“灵光乍现”或者有一个“顿悟”是什么时候呢？这些都是关于灵感的隐喻。它们都表示某种瞬间的想法，即突然有一个想法出现在你的大脑中，并且这个想法是那么出乎意料。然而，这是一种误解。顿悟其实反映了时间上的滞后。在创新之路上，在产生新颖想法的漫长过程与你希望能发现足以改变科学的洞见之间的某处有一个停顿，这个停顿被称为孵化（Incubation）。

  孵化几乎总是发生在你根本一无所获的时期——并且似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想法必须经过孕育。孵化就如它字面上的意思——找到一个温暖的、封闭的空间让事物生长。为了保持一个不受干扰、非常放松的心理状态，你可能想要寻找某一时间和地点，以免受到其他问题的困扰。从另一方面来说，孵化不一定非得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或者特殊的时间，灵感通常发生在淋浴时、飞机上、梦中或者醒来后。无论何时何地，孵化都意味着保持一种非常放松、没有压力的精神状态，这使你可以简单地清理自己的思绪，让那些神经元连接起来。

  下是贝尔斯基提出的一些有用的时间管理策略：

• 不要急于处理紧急事件，要分担或委派任务。

• 要有“利己主义”的思维。要想明白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好的。并非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尽善尽美。我认识的一位医院管理者曾经说过，他只想以一分之差通过资格认证——不要多，也不要少。如果少了，将不能通过评审。如果多了，就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些宝贵的时间本来应该花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

• 决策时不要太纠结和磨叽。做出决策，继续前进！换句话说：要活在当下并面向未来，千万不要整天琢磨过去你可能做错的事情。

• 在不同工作任务之间切换要耗费尽量少的时间。人们真的可以执行多个任务吗？我们当然不能同时发短信和开车，同时做这两件事情的风险等同于醉酒驾驶的风险。我们能做的并且一直在做的是处理连续的工作任务。当你花更多的时间在不同工作间切换时，就会减少花在任务导向型工作上的时间。有一个诀窍就是将消耗脑力的工作与不费脑子的工作穿插进行。例如，在经过复杂的谈判或精神高度紧张的工作后，转而去删除垃圾邮件或查找参考资料。

• 不断向前推进。永远不要停止去完成行动步骤的脚步。每个星期都制定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目标，并要达成目标。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不妨考虑一下下周你怎样才能更有效率，或者反思一下自己的目标是否合理。行动步骤小一些更好，但作为培养自律和自信的一种方式，要严格遵守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

• 不要花太长时间等别人。如果因为别人的原因而导致你慢了下来，而你又不能自己完成任务，那么就去另找一个合作者。如果你真的相信某件事情，那就不要坐等别人。只管行动就是了。

本文来源：《走出思维泥潭》，罗伯塔·乃斯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02.08 周二：

有意识地添加不适

  适当地让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也是深刻的体验的一种。这种主动追求不适感的行为有三种好处：

1．帮助你增强意志力和适应能力，增加自信。

  舒适的环境固然好，但是时间长了，人容易丧失一部分适应性。就好像习惯于睡舒适床垫的人，一旦换成了木板床，就可能失眠。但是，在生活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既然逆境是逃脱不掉的，人生中的起起伏伏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尝试着让自己适应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就是一种危机演练。这样，即使外部环境变了，你也能吃得了这些苦。在日本，小孩子会被要求在雪地里进行“耐寒”训练，目的是训练小孩子的意志力，同时也让小孩子的体魄得到锻炼，其动机和这个原理是类似的。

  当你看到自己能够在这些苦难中坚持下来时，你对自己克服困难的信心会大幅提升。很多人对于未来有很强的焦虑感，是因为他还不具备遇到苦难自己能坚持下去的信心。一个在艰苦条件下生活过的人，再次碰到类似的苦难，大概率不会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那样容易惊慌失措，而是会比较有信心地去应对。

2．更好地珍惜和享受美好的事物。

3．产生深刻的洞见。

本文来源：《破圈》，顾及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02.09 周三：

  尽管那些高速运行的“1”和“0”承载着数十亿人脑的集体智慧，但我仍然觉得我们看起来很糟糕……或者说很愚蠢。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共享的智慧成果来解决重大问题，没有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并且仍然不能使每个人都享有清洁、可再生、可靠的能源。太多的人死于本可避免的交通事故，忍受着本可治愈的疾病，吃不到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水，或依然无法访问互联网，无法接触网络带来的蜂巢式思维盛宴。尽管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我们却很难做到宽容大度、相互体谅，而是怀着否定态度躲在个人偏见的背后。我们可以有效地通过信息了解一切，但这种了解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具备归纳事实的能力，并将我们的知识付诸行动。

  囤积信息的本能是“极客化”的驱动力，而知识的应用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让我回到了最初的想法：信息本身和其应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我虔诚地谈论怪客的思维方式时，我颂扬的是一种优良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驱动人们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并不断想方设法地利用信息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有些冒充内行者和邪教领袖能把虚假信息和偏见当作事实和理性进行兜售。我不断地遇到一些人，他们鼓吹自己编造的关于宇宙起源和人类演进的故事，试图把虚假信息和偏见拿来充当事实和理性。我说的不是传统的宗教信徒，而是那些把普通的概念串联成他们自己关于大爆炸（或者黑洞，或者某种“修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秘密方法）准物理理论的人。我还听说过太多的人利用科学信息来兜售毫无价值的产品，宣扬反事实的政治论点，散布恐惧，以及为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的思想辩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似乎真的认为自己在做科学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怪客，但他们真的不是。他们使用了物理学的语言，却没有花时间去了解那些与恒星和恒星所在时空有关的既有科学和当前思想。

  还有一个重要的警示：我们很容易从很少的样本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对怪客的思维方式了解不深，我们就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你在打开客厅里的灯后，有两辆汽车在外面撞在了一起，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开灯的行为引发了一场车祸。这种极端情况下的因果关系显然是错的。但如果换成一种更为微妙的因果关系，比如你读到喝红酒的人不太可能患心脏病，或者某些肤色的人智商较低，你又如何分辨呢？有时，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研究员会非常确定地给出这些关联性，你应该相信他们吗？

  我们应该尽己所能，怀着同理心对待他人，并认可他人所拥有的知识。怀着尊重、耐心和理解对待他人不一定会得到他人的同等回馈，但这是朝着交友、对话和合作迈出的第一步，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人都有可贵的技能和专长，我们有责任尊重每个人的技能，不论他们职位高低、教育水平或社会地位如何。这种开放的心态符合怪客的务实标准，也符合我们的个人利益。

  有一点很重要：专业技能不是凭空获得的。其他人之所以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进行了专业的学习，从事专业性工作，并且拥有实践经验。接纳他人拥有专业知识的事实可能会很困难，甚至会让人感到不安，尤其是当别人跟你观点不同的时候。感觉别人比你知道的多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你会因为自己当下的无知而感到不舒服、不自在。

  我们有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我们必须反击那些极力贬低专业知识的人，这些知识都是我们付出努力得来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捍卫科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捍卫科学进程，即接受新知识的原则。我们必须积极推广这样一种理念：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要参加当地培训，参与教育项目，与朋友和家人诚恳地交流，并与政客们打交道。我们还需要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激烈地争论）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并相信科学知识，特别是那些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我觉得“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是推进讨论的关键。

  其次，我们自己也必须接受这种开放态度。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关注我们认为很酷、很前卫的项目和其进展动态，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我们如何应用这些项目。它不能只是看上去很酷，还要能够切实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并且可以被广泛地应用。我听过太多关于气候的“辩论”，其中否定论者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而肤浅的科学支持者则回应，否认气候变化的人要么是轻率的白痴，要么是缺乏道德感的坏人。我知道和那些拒绝科学证据的人交谈是多么令人沮丧，但我很确定，没有人会因为自己被称为白痴而改变想法。

本文来源：《怪客思维》，比尔·奈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10 周四：

  哲学，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作为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理性的生物，我们哪怕拥有了物质上的一切，也还会感觉空虚和不满足，我们总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会忍不住地反思生活的意义，追问死后的世界，会仰望头顶的星空，内察心中的道德律令——这样的时刻也许不多见，但是每当它出现的时候，都是对我们心灵的一次照亮，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因为乔布斯深深地认同苏格拉底的这个判断：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根本大事！

  学习哲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你增添炫耀自身的资本，而是要恢复你好奇的本性，拓展你的人生广度，增加你的人生深度，学会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最聪明的头脑进行直接的对话。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思维甚嚣尘上的时代，每一门传统的学科和古老的技艺都免不了面对这样的质疑：“学这个有什么用？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学哲学照样可以生活，甚至可以活得更好。每当听到类似的反驳，我就会想起约翰·密尔问过的那个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头终日快乐的猪，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我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哪怕做猪，快乐就好！但是我很怀疑人这一辈子真的能够像猪一样生活，很有可能，人生的本质就是想要做猪而不能的一段旅程。因为迟早有那么一天，你会像苏格拉底那样开始发问：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理性的动物，因为我们是那个忍不住会要追问“为什么”的存在者。

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离开哲学，人生是盲目的。

学习哲学的三点好处

  打开：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你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对那些“习焉而不察，日用而不知”的事物进行追问与反省。

  看清：看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看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理解：哲学始于惊奇，有惊奇就意味着有不解，有不解就要求理解。有人会问，理解了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理解的确不会怎么样，理解本身就是最大的馈赠！

  理性、理由、理解，所有这些与我们人类这个特殊物种相关的本质属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进入这个丰富的世界。我们在各种路口、渡口和人相遇，我们跟他们打招呼、寒暄、聊天、争执，我们不试图把所有人都纳入自己的道路上，我们只希望能更有效地与他们沟通、交流，分享同和异。那些善于理解的人，那些善于讲道理的人，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开拓出更多的通道，去往更多美妙的所在。而那些不试图理解他人的人，不善于讲道理的人，则很快就会故步自封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在井底自high。

  作为对整体世界的统一解释，这个“哲学——科学”的传统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既探讨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的规律，又是日常直接经验的守护者，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不是一门特殊的理论，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个体的人可以依托于它安度一生并且意蕴充沛。用陈嘉映的话说：“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不如说，意义赋予完整性。”

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寻找真理。正如梁晓声所说的：“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学习哲学的最大用处在于它能给每一个个体带来慰藉，并达到内心的自洽，即保持个人所追求意义的内外一致性。在日常的琐碎中，时不时地做一下思想的拉伸运动，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人所执着的是什么呢？啊，除哲学别无他物。唯哲学可以保持我心中的神性，使我们免受伤害与屈辱，使我们超然于苦乐之上，使我们不致装聋卖傻或矫情掩饰，使我们无需仰人鼻息，受人驱使。何止于此，哲学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泰。”——摘自 马可·奥勒留 《沉思录》

  人生会遇到各种挫折、痛苦和不幸，有的是我们自找的，比方说为名利所困，受欲望摆布，有的是外界强加的，比如天灾人祸或者社会不公。而哲学的功用，就是教会我们在人生遭遇现实的铁壁的时候，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 1.同屋的人离开的时候用力甩上了门，我很恼火。
• 2.同屋的人离开的时候用力甩上门是为了要使我恼火。

  这两个句子的区别一看便知。后者不一定是过度反应，但是如果你把所有对你不利的事情都看成是“世界在与你为敌”的证据，那你就要好好地读读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涅卡的这句话了，他说：你之所以“总是预料到要受辱，其背后实际上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那么怎么摆脱这样的困境呢？塞涅卡给予我们的劝诫是，要学会成为“我自己的朋友”。只有成为我自己的朋友，才会成为全人类的朋友，只有首先与自己和解，才能与世界和解。

塞涅卡：“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我把她赐给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它们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通识教育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那就是“当你接受了教育，又把当初学到的内容忘记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这最后剩下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由思想的旅途漫长而曲折。你们与我一样，都有权利指着其中任何一片风景说出你的喜恶和判断，但是在表达完你的立场之后，你还有责任说出这个立场背后的道理与理由。我特别认同日本学者内田树的说法：

  对于一个论点，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对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能够讲述出自己形成这个判断的经过。只有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才可能和他进行谈判、交涉。无法与之交涉的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意见十分确信而“不愿做出让步”，而是因为不能讲述出自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不愿做出让步”。

  据说在广场上，雅典人的标准步姿大概是这样的：双手背在背后，漫不经心地溜达，一会儿向东走两步，凑到人前去侃一阵，一会儿再朝西走两步，和另外几个人再辩论上两句。这种梦游式的走路方式常常酝酿着哲学沉思的胚芽。

  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种悠闲得近乎奢侈的生活，我们所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基托称之为“舒适但没有闲暇”。我们享受着触觉的、口舌的、视觉的舒适，却终日在堵塞的道路上奔波，在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的轮番轰炸下疲于奔命，即使有一点仅剩的时间也被压榨出来“投资未来”。

  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们从不为装修烦恼，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大麦面，橄榄，一丁点儿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大节日才吃肉”，晚餐有时会有两道菜，“第一道麦片粥，第二道仍是麦片粥”。生活上的节制换来的是充分的闲暇，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身体和心理上充分的闲暇（留有余闲），是一种奢侈的、但容易被人忽略的财富。《稀缺》这本书里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闲”。祝大家都能“风光无限好，岁月有余闲”。

本文来源：《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周濂 著，上海三联书店。

2022.02.11 周五：

• 这些目标是我内心想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应该做？
• 我因计划不足或计划过多而错过了多少人生？
• 我如何才能对自己好一点儿？我如何才能更好地拒绝那些干扰我的事情，更好地展开自己渴望的冒险？
• 我怎样才能更好地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和位置，重估重要之事、世界观，以及人生轨迹？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前进，最初你认为干扰你而你努力想摆脱的东西会呈现出一种深度，并且会变得异常重要。

  人生的充实和贫乏与勇气的大小成正比。你是你人生的书写者，所以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要讲给自己以及整个世界的故事。你随时都可以开启新的篇章，创造令人惊讶的人生转折，或者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做都不会太迟。

史蒂文·普莱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浮于表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

  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妙处，事后却能有更深的体会。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是亲身体验这个世界：当一回西部牛仔，开开卡车，加入海军陆战队，不要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学会那些生活技能。我74岁了，相信我，你现在有大把时间，前面有无数的人生经历在等着你。不要担心被朋友打败了或超越了。走进这个污浊的大千世界，迎接失败的到来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与自我联结，与自己的灵魂联结。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努力避免厄运，我也不例外。但是，我碰到的最好的事情却发生在困境之中，发生在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我的时候。你到底是谁？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欢迎来到现实的世界，你需要一边经历失败一边寻找答案。

• 你做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

  我从未做过股票投资，也从不会为身外之物冒险。很久以前，我就决定将一切赌注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会壮着胆子，用两年时间写一本可能遭拒的书，但我不在乎，我尝试过了，只是没有成功。我所信奉的，是投资自己的内心。

• 你如何拒绝不想浪费精力和时间的人和事？

  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参观一家安保公司，这种公司的业务就是保护名人及其隐私。换句话说，它们的主要工作是拒绝。陪我参观公司的那个人告诉我，公司会筛选所有的来信、邀请和电子邮件，判断哪些可以通过，并送到客户手里。“有多少通过的呢？”我问。“几乎没有。”我的朋友说。我决定像这家公司那样处理我收到的邮件。如果我是一名安保人员，责任就是保护自己远离虚假、反社会和无知的要求，那么我会把哪些邮件扔进垃圾箱。这种方法对我很有帮助。

• 你用什么方法重拾专注力？

  我有一位健身的朋友，他认识健身之父杰克·拉兰内。杰克说过，可以休息一天不锻炼，但是那天就不要吃饭。这其实就是说不可以松懈。我们可以去度个假，让自己打起精神，但是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原因就是要跟随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好好健身一天，会帮你找回自己的状态，效果真的很神奇。

• 在你的专业领域里，你都听过哪些糟糕的建议？

  找一批追随者，搭建一个平台，学习如何骗过现行的体制。换句话说，这些建议就是让人们做表面功夫，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就在于，我们总是浮于表面，就像那一英里宽、一英寸深的普拉特河一样。我总说：“你如果想成为亿万富翁，就发明一些能让人们放纵的东西。”有人确实发明了这种东西，那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我们像蜻蜓点水一样从一个肤浅愚蠢的事物跳到另外一个让我们分心的事物上。我们一直都停留于表面，从未有过一点点深入。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专研，并且要在其中沉浸很长时间。

黛比·米尔曼（Debbie Millman）：不要用“忙”做借口

• 你长久以来坚持的人生准则是什么？

  我喜欢的一句话是：“忙是一种抉择。”原因是，在人们用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不能做某事的诸多借口中，“我太忙了”这个借口不仅是最假的，也是最懒的。我不相信哪个人“太忙了”。就像我说的，忙是一种抉择。我们会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如果说自己太忙了，就说明这件事“不够重要”。这意味着你宁愿去做其他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睡觉或者看《权力的游戏》。如果我们以忙碌为借口而不做某事，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件事不是最重要的事。

  简言之，我们不是要找时间做某事，而是要腾出时间做某事。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标榜忙碌的社会。以“我太忙了”为借口去回避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可问题是，你如果找理由不做某件事，就永远都不会去做这件事了。你要是真想做某件事，即使很忙，也不会让忙碌成为障碍。为自己想做的事腾出时间，然后放手去做吧。

纳瓦尔·拉威康特（Naval Ravikant）：大脑像身体一样有韧性

• 有没有某个信念、行为或习惯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

  幸福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技能。

  我们的大脑像身体一样有韧性。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改变外部世界，改变其他人，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时却始终认同自己在青年时代塑造的自己。我们始终认同自己心中的声音，并把它当作一切真理的源头。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可塑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记忆和身份都是来自过去的负担，会阻碍我们当下的自由生活。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把你的求知欲聚焦在当前的“热门”事物上。如果你的求知欲把你带到社会最终想要到达的地方，你将获得丰厚的报酬。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不要那么焦虑、痛苦、情绪化。所有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

  忽略新闻报道、爱抱怨的人、爱生气的人、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人，以及任何因为不明确或不存在的危险而试图吓唬你的人。

  不要做那些你知道有违道德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在看，而是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尊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声誉，你一直都知道这一点。

  忽略不公平，世上没有公平可言。尽你所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人都是高度一致的，你最终会得到自己应得的，别人也一样。最后，每个人都会接受相同的审判——死亡。记住，你终有一死。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还记得你出生之前吗？就像那样。

格雷厄姆·邓肯（Graham Duncan）：比起数据，我更相信投资经理的性格和能力

• 你用什么方法重拾专注力？

  我会问自己，如果事情不如我所愿，“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已经开始在我的孩子身上用这句话了。最近，我8岁的女儿把这个问题抛回给我。我总是很守时，有一天，我们上学要迟到了，我很不耐烦，于是女儿问我：“爸爸，如果迟到了，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这句话即刻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常常会让我的某些预设露出真容。

“如果。。。，最糟糕的结果会使什么？”，我也很喜欢这个问题，它会让我们一下子辨清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回首过去，我会告诉21岁时的我，在靠近“僵化”一边的泳道游泳时，要多一点儿耐心，不要总想着创业，总想游到“混乱”的一边。曾经有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在老板解雇我的前一分钟成功辞职。老板之所以想解雇我，是因为我按照自己的日程做事，而不是按照他的日程。但是，你也不要始终受困于“僵化”，因为你可能会一直过着别人而非自己的生活。不管在哪个泳道，你都要记住你永远可以修改路线，选择游向僵化抑或混乱，学徒抑或自由，这取决于你当时的需求，你想从事的职业的节奏和阶段，你来自哪个河岸，又想游至何方。

小迈克·梅普尔斯（Mike Maples Jr.）：自我关注的是谁做得对，真理关注的是做对了什么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生活的节奏比你想的要快。我们都想过上别人艳羡的生活，但这条路是错误的。正确的道路是明白人生短暂，将每一天视为上天赐予的礼物，而且知道你拥有某种天赋。

  幸福就是知道每天应该为世界做出贡献，以此尊重生命的馈赠。

  不要让自己用别人的思想定义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自我怀疑和喋喋不休的自我批评拖慢你的脚步。你很可能会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批评者。打心眼儿里对自己好一点儿，让这种好与你希望给予他人的良善一样。

本文来源：《巨人的方法》，蒂姆·费里斯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12 周六：

苏曼·查纳尼（Soman Chainani）：相信自己的作品

• 有没有某个信念、行为或习惯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

  特德·姜写过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叫“赏心悦目”，它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小说指出，“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超级毒品。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带有滤镜和美颜功能的社交媒体、广告里修过图的模特，还有泛滥的色情内容，我们的感官已经超负荷了，因此，我们的自然本能已经无法识别真正的美，无法对真正的美做出反应。这使得我们在评判自己以及他人时感到困惑和痛苦。美正在毁掉我们的生活，这一警告如此清晰，仅仅意识到这一点（并忽略照片墙上90%的内容），就能让我的生活质量提高10倍。

• 你长久以来坚持的人生准则是什么？

  “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它很可能是错的。”通过冥想，我知道我脑海中的大多数想法、见解、规则和固定模式都不是真正的真理。它们是我尚未放手的过往经历的残骸。我明白了，我的灵魂根本不会通过思想说话，而是通过感觉、图像和线索说话。

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坏事无法避免，但我们能控制如何反应

• 你最常当作礼物送给他人的3本书是什么？

  吉姆·德思默和黛安娜·查普曼的《意识领袖的15项承诺》。虽然大多数人会将生活中不开心的事归咎于他人或客观环境，但是佛教徒认为，我们自己才是痛苦的根源。我们无法控制坏事的发生，但我们如何反应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反应。即使你不认同这样做适用于所有情况，在不开心或焦虑时考虑一下通常也会给你一个新的视角，让你不再那么纠结于眼前的坏事。

亚当·罗宾逊（Adam Robinson）：信息量达到临界值后，额外信息会加深“确认偏见”

• 在你的专业领域里，你都听过哪些糟糕的建议？

  当投资者说什么趋势没有道理时，实际情况是，他们有很多原因解释当前趋势应该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但事实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因此，当他们认为某种趋势没有道理时，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模型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个世界或事件本身一直是讲得通的。

这段话对我太受用了，我发现，我平日里的大部分纠结与烦恼，并不是这个世界/事件在故意刁难我，而仅仅是事情的发展没有如我期望的那样，也就是说，是我看待世界/事件/他人的模型没有道理。考虑到目前世界人口已达到79亿人，因此在这个星球上无论发生什么都是讲得通的。你有你的计划，但世界另有计划。

乔希·维茨金（Josh Waitzkin）：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 你长久以来坚持的人生准则是什么？

  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 有没有某个信念、行为或习惯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

  我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在我们的冲浪之旅中，蒂姆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早年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每次经历痛苦的失败后，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这次教训是多么宝贵。我一直很擅长解决技术问题，但最近几年我在两件事上有了很大改进：一是找到技术错误中隐藏的主题或心理教训（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后面的进步）；二是当我仍处于沉重打击所带来的痛苦中时，我可以意识到失败之美，意识到它是促使我进步的力量。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全身心投入每一个瞬间。不要受到惯性的影响。生活中，你要不断挑战你内心的假设以及身边其他人的假设。要注意，虽然你的认知框架会让你陷入危险之地和巨大的痛苦中，但是你的潜意识会努力为其辩护。利用身体来训练思想。

贾森·弗里德（Jason Fried）：时间和注意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你担心的大多数事情并不重要。你会担心很多没人在意的细节。这并不是说细节无关紧要——它们很重要，而是说那些值得重视的细节才是最重要的。要注意自己把时间花在哪里了。

  时间和注意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是你前进过程中最宝贵的资源。就像你在走路时会穿过空气，在游泳时会穿过水一样，当你工作时，你的注意力也会贯穿其中。注意力是工作的媒介。虽然人们经常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但你要记住，注意力总是比时间少。全神贯注意味着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想抢走你的注意力，请保护好它。

加里·维纳查克（Gary Vaynerchuk）：宏观上要有耐心，微观上要有效率

• 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

  宏观上要有耐心，微观上要有效率。你们不应该关心接下来的8年会怎么样，而应该强调接下来的8天会怎么样。

  从宏观上看，我认为每个人都很急躁。我觉得自己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一直极有耐心，而每天的每一分钟却极为亢奋。我真的觉得所有人都与我恰恰相反。他们都在做这样的决定：“我25岁时应该做什么？我最好做……”从长远看，他们缺乏耐心，会做出愚蠢的决定。然而，从短期看，他们却在看网飞。他们22岁时非常担心自己25岁时会是什么样，但每周四晚上7点都会去喝酒。他们玩《疯狂橄榄球》，看《纸牌屋》，每天都花四个半小时浏览照片墙。

  这一点十分重要。

  每个人在宏观上都缺乏耐心，在微观上却足够耐心，浪费每一天的时间，却为几年后的时光担忧。我不担心自己几年后会怎么样，因为我正争分夺秒地努力，更不用说每一天会怎样过了。这样做才是正道。

贝尔·格里尔斯（Bear Grylls）：优秀与卓越的区别在于善良

• 有没有某个信念、行为或习惯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

  学会享受当下，而不是总为未来而努力。有时候，遇到丛林或沙漠，我会拼命穿过去，我会尽我所能，加快速度，付出更大的努力回到家人身边。但是，我意识到我花了太多时间担心未来，花了太多时间想要摆脱自己的处境。学会拥抱当下，这让我有了很大改变。无论你经历的是高兴的事还是痛苦的事，对你而言，它们都是一种荣幸。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活到30岁，因此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德鲁·休斯敦（Drew Houston）：网球，圆圈，3万

• 你如何拒绝不想浪费精力和时间的人和事？

  我意识到我们拥有的时间比想象的要少得多，而且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我们希望的地方。知道这两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觉得下面这个类比很有用。把你的时间想象成一个罐子，把重要的事视为“大块石头”，把其他事情视为“鹅卵石”或“沙子”。那么，装满罐子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这看起来不像火箭科学那么复杂。不管你问谁，他都会笃定地告诉你，应该从大块石头开始，然后填入鹅卵石，最后是沙子。我的答案也是如此。当我第一次这样做时，我确信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招聘和开发产品上，也就是所谓“大块石头”。

  可是，当我连续几周记录自己每小时做了什么时，我的惊讶程度和其他也这样做过的人一样：（1）我的罐子里装满了沙子；（2）真正重要的“大块石头”都掉在了地上。

  这让我开始客观地看待外界的要求。我的罐子并不是很大，我要用自己的石头填满它，还是让别人用他们的石头填满它？我的邮箱有一个“OPP”标签，用来提醒我这些请求是“其他人的要事”。我需要认真思考是答应这些不请自来的要求，还是把我的团队和客户放在首位，毕竟他们都在默默地指望我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这并不是说“永远都不帮助他人”，只是说你在做选择时要三思而行。

  此外，我还有两点提示：提前为你的“大块石头”安排好特定的时间，这样你就不必总想着它们；不要依赖一厢情愿的想法（比如“我闲下来就会运动”）。如果你没有把“大块石头”记在日历上，那么它们相当于不存在。这对睡眠和运动之类的事情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连你都不把它们放在首位，那么没人会这样做。

本文来源：《巨人的方法》，蒂姆·费里斯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13 周日：

当所有人都为这种新颖、昂贵且不易察觉的“走边门”的作弊方式感到震怒时，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些更加令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都要上好学校呢？为什么家长们要不惜重金并冒着损害声誉、甚至坐牢的风险，一定要让孩子进入名牌高校呢？

• 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所奉行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理念。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优绩主义理念的扩张。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带来了公平和生产力，但更深远的是，市场让人们仅仅基于努力和天赋就能够参与竞争。这使得市场所产生的结果与“优绩”“(merit)相关：在一个机会完全平等的社会，市场会给予人们所应得的。市场所带来的这种优绩主义的(meritocratic)转向，促成了两种精神：一是个体责任意识(personal responsibility)的增强；二是阶层跃升(the rhetoric of rising)意识的形成。如果有平等的机会，那么人们不仅仅会由于自己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和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且他们的成功仅仅取决于自己、并应得自己所获得的奖励。由此，优绩伦理的核心观念得以形成。

  优绩主义还会给人们带来某种自由感：我们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是否成功不取决于外在力量，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努力、能力有多强，我们就能走多远。因此，优绩主义高扬人的能动性，并带来一种能够安慰人心的道德观念：我们所拥有都是我们应得的。它不但鼓舞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他们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 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当我们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没能兑现优绩主义的承诺时，当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获得上升时，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

  当人们认为优绩主义的承诺已经实现，但自己失败了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绝望感。这是一种更加挫败的不满，因为它暗示着，对于那些落后者来说，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如果人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只能怪自己，社会也没有理由给他们提供帮助。

  由此，如果优绩主义只是一种激励(inspiration)，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就会谴责这种制度；如果优绩主义是一种事实(fact)，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就会容易谴责自己，并容易陷入自卑与焦虑。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成功者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凭借于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因而应得所拥有的一切；这种理所当然的应得观，会让他们滋生骄傲、自大的傲慢感。

  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立心态，不仅与人类福祉相悖，而且会腐蚀公共善、破坏社会团结、甚至促进社会分裂。当社会存在严重不平等、并且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一再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并应得我们所拥有的，会腐蚀团结并贬低那些由于全球化而落后的人。

  升入好学校、拿到高薪、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真的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吗？我们越认为自己是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激与谦卑；而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很难真正地关心公共善。如果成功人士认为自己的成就部分地源自于好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共同体的支持，那么，与他人共享的道德理由也就更强。

  同样，那些失败者真的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能力吗？他们很可能是受生活环境、教育资源匮乏甚至是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才没有获得成功；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而非来自于成功人士和社会的蔑视，否则他们的自卑与焦虑很容易转化为对成功人士的愤恨，这也是新民粹主义之所以兴起的社会心理要素之一：民粹主义对优绩主义精英的反抗，不仅仅与公平有关，也与社会自尊相关。

当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在当代社会与教育密切相关、甚至是绑定在一起时，优绩主义理念还会形成某种暴政、伤害民主。

  桑德尔通过分析当前美国大学的相关录取数据、以及哈佛大学的优绩主义精神遗产指出，优绩主义的理念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也是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优绩主义所倚重的才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由此，当公共话语和高等院校录取原则呈现出优绩主义理念的叠加时，大学本科学历成为获得值得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敲门砖。这会造成一种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的偏见，并贬低工作的尊严和那些没能上大学的人；高等院校沦为一种筛选机器(sorting machine)。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家长不择手段一定要将子女送入高等院校、尤其是著名大学的原因所在。进入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来能获得高收入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当大学学历成为一种武器时，优绩便成为一种暴政。

优绩制造在为社会带来自由和效率的同时，也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在这本书的开篇，桑德尔也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但他随即表示：“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争论的唯一场合。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

  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在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桑德尔指出，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就曾明确主张，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录取学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对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

  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 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现在上升到了20%。

  20世纪50 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也会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为此，桑德尔提出“贡献正义”的概念，这关乎人们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的机会，而这种承认与尊重总是伴随着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视之事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本文来源：

朱慧玲：优绩主义的暴政：为什么人人都想上名校？

刘擎：优绩主义的陷阱

朱慧玲：优绩主义错在何处？

2022.02.14 周一：

有三个中国人在天上待了三个月。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名宇航员。2021年6月17日那一天，他们上去了。到了9月17日，他们下来了。回到地上有点不适应，有点像在游泳池里游了很久，爬到岸上，走路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抬哪条腿了。哪条腿都沉。9月17日还是刘伯明的生日，他很开心。在天上的时候，就想吃老家的紫花油豆角了。老好吃了。

离开地球三个月是什么感受？他们错过了好多热点。河南发大水了，那是我的老家。老家人说，桥都给冲垮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也发洪水了，淹了300多平方公里。那个吴亦凡最后还是进去了，涉嫌强奸罪。那个郑爽要补缴偷逃的税，还有罚款，2.99亿元。他们还在巡天的时候，东京举办了奥运会，中国拿的金牌不少，差一块就赶上美国了。在天上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好像没啥关系。

  天上地上，两个时间。地上的时间就像被剁碎的肉馅。剁得太碎了，让人忍不住疑心里面是不是掺了啥不该掺的东西。日子过得越快，越容易焦虑。他们不是告诉过你吗：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他们还说，这是个VUCA的世界。VUGA，说的是四个英语词儿：不稳定(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模糊(Ambiguity)。

  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聪明人的时间剁得最碎，里面掺的焦虑最多。要是我们时常想想，还有一个天上时间，要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离开地球三个月，看这个世界一定会更清醒一些。到了400公里以外的天上，再看地球，地球好像没那么亢奋。

  如果一个民族长期被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困扰，那么，她之所以能豁然开朗，获得一种源自内心的强大信心，大体来说，无非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她自己变得更好了。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改善有目共睹。政府的办事效率今非昔比，对公众关注的事件反应速度之快令人赞叹。社会治安让人放心，中国是一个难得的人们到了晚上还能出去遛弯儿的大国。第二个原因是，别人并没有她原本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的心灵冲击，已经来过好几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2016年美国大选，动摇了很多人对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崇拜。2020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让更多中国人质疑西方世界一直标榜的价值观。那一套曾经看起来很美的价值观，一下子碎了，一碎再碎，碎得满地都是。

  这两个原因都能带来民族信心的提高。乍看起来，第一个原因更直接，第二个原因更曲折。毕竟，第一个原因感知起来更为明显。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都曾亲身体验。但从效果来看，第二个原因的作用反而更大。他人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能看到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成长，并不只是自身能力的提高，也是因为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别人高不可攀了。说到底，你只需要有一双能看到真相的眼睛，一个能接受事实、尊重常识的头脑，就可以通过一次顿悟，获得思想解放——也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那么大的事而已。

人为什么不能做到样样都好，十全十美，完美无暇？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想要满足每一个约束条件，又想要求出最优解，这是一种危险的思路。很多时候，问题无法解决，烦恼难以抹除，不是因为目标函数不清晰，而是因为搞错了约束条件。

假如你发现，自己下棋时，在局部处于不利的地位，对手的力量超过了你，你陷入了孤立的局面，该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认怂，但这可能使你从此失去翻本的机会。另一种办法是硬怼，但这可能让你全军覆灭。高明的棋手会选择腾挪。他不会和对手纠缠太多，而是会在另一个地方落子。落子的时候，高手就已经想明白了，这个子可能是要放弃的，也就是可能要被“腾”出去。但是，通过靠、碰、转身，高手又会“挪”到其他的位置。这一腾一挪，就很可能改变战局。高手会摆脱不利的局面，牵着对手的鼻子走。对手尽管在局部更有优势，但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有优势。战线太长，他自然守不住。高手通过腾挪，开辟了新的战场。一腾一挪，死棋就变活棋了。

  腾挪，就是要在己方处于不利局面时，先找到一个破局点，把你的优势押上去，形成一种反制的力量，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耐心地等待反转的机会。按照你的思路去打，而不是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从动态的角度衡量自己的实力，要有甘愿以巨大的牺牲捍卫核心利益的勇气，懂得如何培养自己的新生力量。在考虑解决思路的时候，放眼全局，不拘泥于在一时一地解决所有的难题。大国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缓冲余地，找到更多的解题思路：声东可以击西，边缘支援中心；头疼不妨医脚，负债亦是资产。在判断局势的时候，不在意某一时点、某一局部的得失。把自己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穿越起伏的周期。确保自己手里有足够的底牌，能一直留在牌桌上。要计算的不是每一局牌都能赢，而是牌打到最后，算出你的总赢率。要笑就笑到最后。

  很多人都认为竞争只有一个维度。如果竞争只有一个维度，那破局点就无从谈起。假如竞争就像一场跑步比赛，只比谁用最短的时间跑完一百米，那只能是跑得最快的选手获胜。假如竞争就像一门数学考试，只比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题的准确率最高，那就只能是数学学得最好的学生获胜。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竞争从来都是多维度的。就算是跑步，也并非只有一种比赛。短跑冠军可能跑不过马拉松选手，马拉松冠军可能跑不过越野赛选手，越野赛冠军可能跑不过跨栏选手。就算是考试，还有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有的学生单科并不出类拔萃，但总分高；有的学生某一个学科学有专长，不仅能在升学考试中考高分，甚至能获得学科竞赛的金牌。大卫不如巨人歌利亚身材魁伟，但他身手更为灵活。蚊子不像狮子那样有锋利的爪牙，但狮子也不能像蚊子一样在天上飞。把竞争看成多维度的，你才能找到破局点。

  这个破局点，首先是个千斤顶。它一定是你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情，能让你用相对较小的努力，释放出更大的优势和被长久压抑的潜力。它能把你的优势顶上去，去创造一种反制的力量，等待反转的时机。

1947年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很多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告诉他们：“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时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蒋介石和毛泽东之所以在战略选择和局势判断上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是因为他们对实力的理解大不相同。蒋介石对实力的理解是，实力就是我所能占有的总和。凡是我能占有的，便会永远归我。所以，他相信，保存已有的，抢占未有的，实力便能不断扩大。于是，实力就变成了一道简单的加法题：一条枪再加一条枪，一座城再加一座城。

  这种对实力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实力是一种不可专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不断转化的能量，也是一种反复轮回的生命。羚羊占有了草，那是它的食物，但羚羊自己却会成为狮子的食物。一棵树或许会死掉，但它的种子早已传播到四处，落地生根，长出一片新的树林。水从池塘里蒸发，却在天上重新凝结。因此，实力不像石油和煤炭一样，用一吨少一吨，而是像太阳能和风能一样，是可再生的，就看你知道不知道如何利用它。

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不刻意追求局部的最优解，才无意中求出了全局的最优解。共产党算的是总赢率，也就是到了最后一局还能胜出的机会。

以我为主；破除执念，敢于舍弃；不再患得患失。

在很多时候，应该先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试图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先后次序很重要。可以通过先解决另一个问题，迂回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不妨放松时间约束，先拖着，等待时机成熟再来解决。

有些问题当然很严重，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危机有时间约束，是不可避免的、马上就要爆发的，而这些问题则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创造机会，争取腾挪的空间，再来从容地解决掉的。

  公元759年，一位诗人从上游顺流而下，坐船经过三峡。他坐在船舱外，用手紧紧地扣住船板，随着波涛的颠簸，默想自己一生的坎坷。浪打湿了他的衣服，早春天气，刺骨地冷。船到江陵靠岸。上得岸来，惊魂方定的诗人写下了一首极其凝练的诗。他没有提到旅途中灌进他耳内的凄厉风声，还有艄公的号子、尖叫和咒骂声。他只是写道：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21年8月15日，一辆货车把我的家当从上海运往深圳。一段新的双城生活开始了。这一天，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城中秩序未乱，机场有人想要爬上一架美国空军C-17运输机逃跑。有三名抱着飞机轮子升空的阿富汗人，在飞机起飞之后，从高空坠落。在跟搬家公司的师傅一起往货车上装箱子的时候，我忍不住会去想那些在绝望中爬进飞机轮舱的人。当手指再也抠不住飞机轮胎的轮毂，当身体再也抵挡不住狂暴的气流，当一个人在坠落过程中，头脑依然清醒，他会在那一刻想什么？我想，他一定会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天。其中一名死者是17岁的阿富汗国家青年足球队队员扎基·安瓦里。我可能很快就会记不起来这个陌生的名字。你无法走进别人的地狱。可是，我没有办法不去想那些惊惶或是麻木的阿富汗人。人生如泡影，时代似巨浪。世界上有很多种搬家的方式。我在腾挪，有人在逃亡。

本文来源：《变量4：大国的腾挪》，何帆 著，新星出版社。

2022.02.15 周二：

张艺谋：任何一部作品想要对历史做出回答，都是野心太大

  许：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张：有句老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成长没有这么快，它和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不是一个速度。大数据的速度是很快的，是可以算出来的，人才就是这么多，它是上帝的事，是有规律的。这么多人，这么多需要，那就只能注水。

  许：甚至因为注水，本来的人才也给注没了。

姜文：传奇是我从大量老东西的污泥浊水里挑出来的好东西

  许：荷尔蒙的衰退，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还是说，你没觉得自己衰退？

  姜：我觉得有，有不一定是不好。我不至于非得拍那种失魂落魄的少男少女的故事，有比这更大的天地。少男少女时期最可怕的就是，你觉得全世界就这么点事，全世界就集中在那女孩的鼻子上，或者右眼珠上，你觉得这世界就这么大。长大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更辽阔一点。

本文来源：《十三邀》，许知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02.16 周三：

  在很久以前，人们便习惯于仰望星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这种对宏观世界的探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如今我们已踏上外星球的土地，能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世间万象，但我们对微观世界的了解并不多，对那些人之所以为人、地球生命如此缤纷的原因的深层次探究才刚刚开始。

  达尔文提出演化论，孟德尔重复豌豆实验，摩尔根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薛定谔出版《生命是什么》，马勒研究人工诱发突变……遗传学研究随着一代代大师的新发现而不断向前发展。直到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将遗传学的发展推至分子层面，至桑格发明第一台测序仪并完成噬菌体X174测序，人类才真正掌握了高效探索基因的工具，得以从分子层面了解自己。

  作为一名投身生命科学领域二十年的理科生，我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生命的本质是化学，化学的本质是物理，物理的本质用数学来描述。化学统一在元素上，经典物理统一在原子上，量子物理统一在量子上，而生命统一在DNA（脱氧核糖核酸）上。在我看来，生命正是由一群元素按照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的方式组合起来的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系统。

若把基因组比成一本书，那么此书：

  共有23章，每一章即是一对染色体。

  每章均包含数千个故事，每个故事就是一个基因。

  每个故事都由不同的段落组成，即外显子。段落之间插播广告，而这些广告就是内含子。

  每个段落均由单词组成，此单词就是密码子。

  每个单词是用字母写就的，此字母就叫作碱基。

  书中有10亿个单词，相当于本书厚度的5千多倍，或者说是《圣经》的800倍。如果每天以每秒一个单词，每天读8小时的速度来读取基因组，那将需要读上100年。如果把人类基因组写下来，每个字母一毫米，则总长度堪比多瑙河。这是一个巨型文档，一部浩瀚的书，一张冗长的配方，可是竟能把它们全都置于一个比大头针针尖还小的细胞微核之中。

  从头发到激素，人体内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由蛋白质构成或制成的。每个蛋白质都是被翻译出来的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体的化学反应被称为酶的蛋白质所催化。甚至连DNA和RNA分子本身的加工，拷贝、纠错和组装（复制和翻译），都是借助蛋白质来完成的。蛋白质还通过将自身附着在基因上游附近的启动子和增强子序列上，从而调节基因的开关。不同基因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被开启。

  复制基因，有时会出错。有时会漏掉一个字母（碱基）或插入错误的字母。整个句子或段落有时会出现重复，丢失或次序颠倒，这称为突变。许多突变既无害也无益，好比，如若将一个密码子更改为具有相同氨基酸“含义”的另一个密码子。要知道，共有64个不同的密码子，但只有20种氨基酸，因此许多DNA“单词”便具有相同的含义。人类的每个世代会累积约100个突变，考虑到人类基因组中有超过100万个密码子，这似乎也并不算多。然而，要是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即便只有一个突变，都可能是致命的。

  蛋白质代表着化学、生命、呼吸、新陈代谢和行为——生物学家将它称为表现型。DNA代表着信息、复制、繁殖和性——生物学家将它称为基因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诞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生物，它将遗传成分存储在DNA上，依靠蛋白质来工作，并用RNA将DNA和蛋白质联结起来。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蛋白质只是一个基因制造另一个基因的手段，而基因只是一个蛋白质制造另一个蛋白质的手段。

本文来源：《基因组》，马特·里德利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02.17 周四：

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五子登科”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优绩主义带来的精英的傲慢：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即势利眼病。

  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

“外人看到风韵，内心感到焦虑。”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的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往往地，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我在那个年代非常盼望长大，我的幸福概念说来极为可笑。当时我们家住的房子本来已经非常破旧，是哈尔滨市大杂院里边窗子已经沉下去的那种旧式苏联房，屋顶也是沉下去的。但是一对年轻人就在那个院子里结婚了，他们接着我家的山墙边上盖起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北方叫作“偏厦子”，就是一面坡的房顶，自己脱坯做点砖，抹一点儿黄泥。那个年代还找不到水泥，水泥是紧缺物资，想看都看不到。用黄泥抹一抹窗台，找一点儿石灰来刷白了四壁就可以了。然后男人要用攒了很长时间的木板自己动手打一张小双人床和一张桌子。没有电视，也买不起收音机。那时的男人们都是能工巧匠，自己居然能组装出一台收音机，而且自己做收音机壳子。我们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坐在门槛上听那个自己组装、自己做壳子的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和相声。丈夫一边听着一边吸着卷烟，妻子靠在丈夫的怀里织着毛活，那个年代要搞到一点儿毛线也是不容易的。

  那就给我造成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想自己什么时候长到和这个男人一样的年龄，然后娶一个媳妇，有这样一个小屋子，等等。今天对年轻人讲这些，不是说我们的幸福就应该是那样的，而是希望他们知道这个国家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至少要了解自己的父兄辈是怎样过来的。应该让他们知道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父母付出了很多。现在年轻人所谓的人生意义，就是怎么使自己活得更快乐，很少有孩子想过，爸妈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如果许多父母都仅仅考虑自己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得失，那么可能就没有今天许多坐在大学里的孩子，或者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坐在大学里。我们的孩子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懂的话，那是令人遗憾的。

  孩子们今天活得也不容易，竞争如此激烈。我们总让他们读一些课本以外的书，但如果一个孩子在上学的过程中读了太多课外书，他可能就在求学这条路上失策了，能进入大学校门绝对证明你没读什么课本以外的书。孩子们的全部头脑现在仅仅启动了一点儿，就是记忆的头脑、应试的头脑，对此，要理解他们，不能求全责备，他们现在是以极为功利的方式来读书，因为只能那样。

  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工具，没营养的内容很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不良内容就像无形的绳子，套住你品位使劲往下拽，往往还是“下无止境”的。至于网络上的不良内容和受众人群，我感到遗憾——有那么多好的书、好的文章给读者带来各种美好的可能性，你为什么偏要往那么低下的方向走呢？娱乐也是需要体面的。看一本《金瓶梅》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只找这类书和片段来看就有问题了。这样做人不就毁了吗？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人已经和那些文字垃圾变成同一堆了。现在，有些青年就愿意沉浸在那样的泡沫里，那就不要抱怨你的人生没有希望。

  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你多读一本好书，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实际上，除了书籍，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使普通青年朝向学者、作家这条路走过去。只要你曾经花过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论做什么，都有自信。

  我们年轻时手头很紧，花八角钱买一本书也会犹豫。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太多，一本书即便是四五十元，也不过就是一场电影票的钱，年轻人却不愿意读书了。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四亿，而我们的读书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是很靠后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地铁上，满眼望去，在一万个人里可能都挑不到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个人的言行中就能看到他们的父母与家庭，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那些只顾着“追星”的“追星族”还能活到什么高度？其实，我这么说的时候，包含着一种心疼。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寂寞的能力。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十四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了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是日俄双料潜伏特务。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有车开入深山给他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拉走菜。他靠什么排遣寂寞呢？近五十岁的男人了，我的父亲，他学起了织毛衣。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没有。更没有任何可读物。有对于他也是白有，因为他是文盲。他劈竹子自己磨制了几根织针。七八年里，将他带上山的新的旧的劳保手套一双双拆绕成线团，为我们几个儿女织袜子，织线背心。这一种从前的女人才有的技能，他一直保持到逝世那一年。织成了他的习惯。那一年他七十七岁。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容易生锈的铁，或铜，也只有被逼出了那么一种能力。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这一种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种办法。

胡风先生在所有当年的“右派”中被囚禁的时间最长——三十余年。他的心经受过双重的寂寞的伤害。胡风先生逝世后，我曾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了那么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她说：“还能靠什么呢？靠回忆，靠思想。否则他的精神早崩溃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的人啊！”但我心中暗想，胡风先生其实太够得上是特殊材料的人了啊！幸亏他是大知识分子，故有值得一再回忆之事，故有值得一再梳理之思想。若换了我的父亲，仅仅靠拆了劳保手套织东西，肯定是要在漫长的寂寞伤害之下疯了的吧？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也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

  知识分子靠了思想善于激活自己的回忆。所以回忆之于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一些过去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日子和经历。哪怕它们真的是苍白的，思想也能从那苍白中挤压出最后的意义——它们所以苍白的原因。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他自己。

  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在社会的真相告诉我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

还真是这样，我以前时常感到无聊，尤其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是打游戏就是刷手机；而这几年开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独处便成了一种享受，比如你看到的这段话，就是我在清晨六点多敲下的，一个人，一杯水，一本书。

  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若不曾对人世特别地理想主义过，那么以后一辈子都将活得极为现实。

  少年和青年时期理想主义过没什么不好，一辈子都活得极为现实的人生体会也不见得多么良好；反过来说也行。那就是——一辈子都活得极为现实的人生不算什么遗憾，少年和青年时期理想主义过也不见得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我说：“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和最低档的电脑。因为只要能通话，可以打出字来，其功能对我就足够了。所以我认为，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我所谓之减法的人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简而又简。总而言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而心无旁骛，则首先要从眼里删除掉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风景……”

  我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项世界体育纪录呢？我们都不能。哪一位能成为乔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还不能。获诺贝尔和平奖呢？大约同样是不能的。而且是明摆着的无疑的结论。那么，将诸如此类的，虽特别令人向往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距甚远的人生方式，统统从我们的头脑中删除掉吧！加法的人生，即那种仿佛自己能够愉快地胜任充当一切社会角色，干成世界上的一切事而缺少的仅仅是机遇的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中国的面向大多数人的文化在此点上扮演着很不好的角色——不厌其烦地暗示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莫不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

本文来源：《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2.02.18 周五：

  习惯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再重复的思考和行动模式，我们被这些习惯所左右，不假思索地按照习惯的模式去看问题、做事情，就像物体顺着自己的惯性运动一样。

  其实，习惯的背后就是一个人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而心智模式是一个人对人、事、物惯有的态度和看法，它打着家庭、教育和阅历的烙印，是你身体里看不见的操控者。如果把人的大脑比作一部手机，那么心智模式就像在手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每个人的大脑在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千差万别，因而在处理外界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了解心智模式的IPO模型。

Input是输入，我们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取的信息数据会进入大脑意识中；大脑就会依据某种习惯性的心智模式来处理（Process）信息数据，进一步分析信息，解码信息；最后经过处理而形成的想法或者思考结果，会作为Output输出，让你做出选择，采取行动。

  心智模式是不易觉察的，它有一种“框架效应”，让我们不自觉地选取一种取景框，根据自己的感知偏好，选择性地接纳事实，选择性地看到我们心智模式里认可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总是会选取特定的角度一样。这个框架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在看待世界、表达想法时，我们都会无意识地去启动那些潜在的心智模式，从而引发框架效应。

  我们都在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过滤掉不符合自己心智模式框架的东西，只留存那些我们认同的部分。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并不是这个客观的真实世界，而是经过心智模式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符合自己内心设想的主观世界，所以我们的心智模式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面对同一个事实，幸运或者不幸就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那个心智框架。

  科学地说，幸运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你的为人处世、所付出的努力、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就会有很大不同，而把一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高于不相信自己幸运的人。我们可以不去刻意地追求捉摸不定的运气，但是我们却可以重构自己感知幸运的心智模式，让意识雷达始终开启——留意前沿趋势、琢磨前人的经验、捕捉更优的方式，利用这种新的心智框架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物，从而与周围的环境构建和谐的关系。心智模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决定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为人处世的方式。它将使个人与周围环境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互动，进而勾勒出一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曲线。

  面对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感知世界和解读世界的心智模式，它会塑造你看问题的角度、做事情的方式，会引导你对世界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世界又会针对你的反应予以反馈，对你施加影响。

  太多的人，不去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潜能来解决问题，而是被困在自设的牢笼里。人生不设限的人，往往都有一套有益于自身发展、能够融入社会环境的心智模式。反观我们大部分人，心智折射出来的行为习惯往往是限制个人发展的。

  生活中的我们也早就被恐惧、担心、焦虑以及各种垃圾信息所填满，所以心智空间非常拥堵，自带一种狭隘的心智模式，不愿意去发现新的事物、做新的尝试，所以我们的世界也局限于眼下，作茧自缚。

  自我设限很容易造成一个人没有格局，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确定性、不可能性。由于这种对外在风险和困难的恐惧意识，他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都会明显变弱，只敢固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牢牢抓住那些确定的东西。

  在人生的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自我探索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让自己能够持续收获成就感和愉悦感，进而从根本上打破“没有价值”的心智模式。打破自我设限，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成长体验。成长是什么样子呢？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有一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你爬出来了，叫成长。

  人生中总是会有很多人、很多事与我们的认知和内心发生冲突，这时候，你要勇敢地打破自我设限。主动让你不熟悉的东西和令你难受的东西击碎你的认知、观念、习惯，然后你要做的，就是默默地用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那些被重新组合起来的新东西摞起来，装进你的身体里，重建你的认知、思维和心智模式，最终成就一个全新的你。

  当这世界上没有你害怕的事情、没有你害怕的人、没有你害怕的后果的时候，你就突破了自我的限制。而敢于打破自我的人，总是会有很多裂痕。万物皆有裂痕，那又怎样？裂痕，恰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痛苦是认知升级的必经之路

  承认自己无知是认知的起点，同时，打破原有的认知，否定固有的经验，这本身就会让我们感到不适，感到痛苦。美团创始人王兴曾说过一句话：“大部分人为了不思考可以做任何事情。”大脑在思考的时候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因而我们会感到疲惫。大脑虽然只占人体重量的2%，却消耗着人体20%的能量。

  在长期的进化中，我们的大脑一直遵循着“最小阻力定律”——哪条路径阻力更小，就走哪条路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即尽量不去费力地思考，而是依赖于固有的习惯性心智模式来认知周围环境，因为这样是最节省能量的方式。但也正因为这种本能的懒惰，我们更愿意选择轻松舒适，避免在认知过程中感受到痛苦。

  生活中，很大一部分人追求的是一劳永逸，期望尽快抵达自在、快乐、没有任何痛苦的终点。这种毫无痛苦、安全舒适的体验，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蜷缩在子宫里，被海水般的营养液包裹着，周围黑暗、寂静，你很放松，也很舒适，你不需要有任何认知，不需要有任何行动，更不需要去思考。那里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对你而言那是一个没有威胁、非常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原始舒适区，是每个人类个体都拥有过和体验过的舒适区。在这种舒适区里，我们的状态接近于零认知。在这样一个没有丝毫痛苦的地方，我们感觉到的是“自在”，可是，“自在”却并不等于“自由”——你把自己依附于母体，不需要感知冷暖，不需要思考未来，更不需要做出选择，这同时也意味着你必须受限于这个确定而狭小的空间，身体不自由，心灵也不自由。我们为了舒适区的自在，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任何认知能力，并且毫无自由可言。

  当我们刚降临这个世界，不适感随之而来。我们呱呱而泣，开始有了认知，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看到了斑驳的光影，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冷暖。曾经安全的舒适区荡然无存，恐惧袭来。一旦我们开始有了认知能力，痛苦突然就成了一件很确定的事情。然后，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要在这个社会立足，我们要面临升学的压力，面临同龄人的竞争。不适感，或者说痛苦，也渐渐变成了这个不确定的真实世界里的一种必然。

自己做事情，自己来认知、判断、决策，自己做出选择，并且自己来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瑞·达利欧在《原则》中说：“我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体会痛苦的时刻，我不会感觉丧气或透不过气来，而是把痛苦视为大自然的提醒，告诉自己有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我去学习。而体验痛苦，然后探索大自然希望通过痛苦给我什么教益，开始成为我的一项游戏。这项游戏我做得越多、越擅长，也就越不会对这些情况感到痛苦，同时积极思考，总结原则，利用原则获得回报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收获。我学会了喜爱自己的痛苦，我想这是一种健康的视角，就像学会喜爱锻炼身体一样。”

就像瑞·达利欧那样，越是感觉到痛苦，就越应该用一种迎难而上的态度去直面它。痛苦感是生活的一种警醒，提醒我们去直面困难和阻力。阻力之所以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是因为你聚焦于当前的困难，而不是专注于实现目标。

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曾说：“人类的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焦虑、痛苦、丧失和毁灭，人类必须学会面对生与死的极端。生活是在寻找忍受冲突的办法。”世界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明白，痛苦的感受在所难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必然会有不同的烦恼和痛苦。

  痛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觉醒的机会，让我们成长、进步。当你跳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解决你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痛苦已经消失了，而新的生活正等着你去面对新的问题。痛苦也许是生活的背景音，但我们可以转换自己的视角，经由它，抵达幸福自由的生活。生活中的很多事物，往往都是对立而统一的，就像自律之于自由，天真之于成熟，孤独之于伟大，还有痛苦之于幸福。

本文来源：《心智突围》，Windy Liu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2.02.19 周六：

  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拂。这总结了我对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明确态度。

  我们不只是希望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或仅仅是战胜不确定性。除了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我们更希望像罗马斯多葛学派的某一分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的使命是驯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见的、不透明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

  那么，该怎么做呢？

  反脆弱性：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无处不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词能够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反脆弱性超越了复原力或强韧性。复原力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反脆弱性则让事物变得更好。它具有任何与时俱进事物的特质：进化、文化、观念、革命、政治制度、技术创新、文化和经济的成功、企业的生存、美食食谱（比如，鸡汤或加入一滴干邑葡萄酒的鞑靼牛排），还有城市、文化、法律制度的兴起、赤道雨林的生长和细菌耐药性的增长等。 反脆弱性决定了有生命的有机体或复杂体（比如人体）与无生命的机械体（比如办公桌上的订书机）之间的区别。

  反脆弱性偏好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这一点非常关键——它也偏好错误，准确地说是某一类错误。反脆弱性有一个奇特的属性，它能帮助我们应对未知的事情，解决我们不了解的问题，而且非常有效。让我说得更直白些：由于有了反脆弱性，我们做的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好。我宁愿做愚钝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极其聪明但脆弱的人。

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利

  社会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机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担后果的人。一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实现反脆弱性，也就是说，他们从波动性、变化和混乱中实现有利结果（或获得收益），而将他人暴露于损失或伤害的不利因素下。这种以别人的脆弱为代价而取得自己的反脆弱性的行为是很隐蔽的——由于苏联–哈佛派知识分子圈无视反脆弱性，因而此类不对称性（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识别，更别提传授了。

  此外，我们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日益复杂的现代制度和政治事务，这些“危及他人的重大风险”很容易被隐瞒。过去，甘冒风险的人才会位高权重，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受损失，而英雄则是那些为了他人的利益承受损失的人，如今，情况却完全相反。我们正目睹一群反面“英雄”人物的涌现，他们多为政府官员、银行家，或者只知道借他人名气自抬身价，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成员，以及权力过大的学者。这群人不会承受真正的损失，也不受问责制的约束。他们将整个系统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公民却要为其埋单。

  现实生活远比我们记忆中的生活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将历史以更平稳和更线性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导致我们低估了随机性。一旦我们看到随机事件时，就会心生畏惧并反应过度。在逃避这种恐惧以及对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类建立的系统往往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或者打乱不那么明显的逻辑，结果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而且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当你寻求秩序，你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而当你拥抱随机性，你却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

表面的秩序：伪稳定和隐性的长期脆弱性。隐藏的脆弱性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暗积聚。

  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去干扰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的主张却恰好相反。脆弱推手属于那些通常西装革履，甚至周五也会如此穿着的人；他们是听到你的笑话后依然冷若冰霜的人；而且由于常常坐在桌前办公，或乘坐飞机、研读报纸，年纪轻轻就会颈椎患疾。他们经常参与一种奇怪的仪式，这种仪式通常被称为“会议”。除了这些特质，他还默认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或者他不理解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从根本上说，他往往将未知的一切误认为不存在。脆弱推手（医疗、经济、社会规划者）会促使你卷入政策和行动等各类人为的事情之中，这些事情带给你的利益虽小但是看得到，而副作用可能十分严重却看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界的脆弱推手会否认人体自愈的自然能力，而进行过度干预，给病人开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的药物；政策脆弱推手（干预主义者和社会规划者）把经济误当作需要他们来修理的洗衣机，结果反而把经济搞垮了；心理学脆弱推手用药物治疗孩子，以“提高”他们的智力和情绪；足球妈妈脆弱推手；金融界脆弱推手让人们使用的“风险”模型却破坏了银行系统（然后他们还会再次使用它们）；军事脆弱推手搅乱了复杂系统；预测脆弱推手则让你冒更大的风险。脆弱派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

  在现代生活中，简单的做法一直难以实现，因为它有违某些努力寻求复杂化以证明其工作合理性的人所秉持的精神。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因此，我会制定极少量的技巧、指令和禁令来说明，如何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明白的世界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才能不害怕周旋于我们显然不明白的事情之中，以及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与这些事情共舞。更好的做法是，我们怎么才能正视自己的无知，不因作为人类而感到羞愧，而是感到积极和自豪？但是，这可能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结构性的改变。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0 周日：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脆弱性——事实上它仍缺乏技术性定义——可以被表述为：不喜欢波动性的事物，而不喜欢波动性的事物往往也不喜欢随机性、不确定性、混乱、错误、压力等。想想那些脆弱的东西，比如说，观察一下你家客厅里的物体，如玻璃相框、电视机，更便于拿来说明的例子是橱柜里的瓷器。如果你给它们贴上“脆弱”的标签，那么你一定希望它们能处于一个和平、宁静、有序和可预测的环境中。一个脆弱的物体可能无法从地震或者你好动的侄子的拜访中受益。此外，不喜欢波动性的事物往往也不喜欢压力、伤害、混乱、事故、无序、“不可预测的”后果、不确定性，以及十分重要的时间。

  反脆弱性的定义从一定程度上是从脆弱性的明确定义中推导出来的。反脆弱性的事物喜欢波动性等，也喜欢时间。事实上，非线性能够帮我们做出有效的和有用的判断：一切做出非线性反应的事物在某个随机性压力下要么是脆弱的，要么是反脆弱性的。奇怪的是，虽然脆弱的事物厌恶波动性，厌恶波动性的事物又都很脆弱。

  时间在功能上与波动性相类似：时间越长，发生的事件就越多，也更混乱；如果你可以承受有限的伤害，对小错误具有反脆弱性，那么时间会带来最终令你受益的错误或反错误。这就是你的祖母称为经验的东西。脆弱的东西则会被时间所击垮。

  让我们这样界定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当人们不断地接受小剂量的某种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额外的或更大剂量的同类物质逐步产生免疫力的结果。这是在疫苗接种和药物过敏测试中使用的方法。这还不能称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处于较温和的强韧性阶段，但已经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暗示，一旦被剥夺了摄取毒物的权力，我们将变得脆弱，强韧化的道路常始于一点点的伤害。

  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情况，摄取一定剂量的有毒物质使你变得更为强壮，即在强韧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药理学家创造的一个词——毒物兴奋效应——说的就是小剂量的有害物质实际上会有利于机体健康，起到药物的治疗作用。一点点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会造福于机体，使其成为更好的整体，因为它会触发一些过度反应。

身体会过度反应和过度准备，以应对压力（当然，以生理极限为限）。

  层层冗余正是自然生态系统集中管理风险的显著特征。我们人类有两个肾脏（甚至会计师也不例外），额外的器官——许多器官还有额外的容量（比如肺、神经系统、动脉机制），然而，人天生却不喜欢冗余——人类历来喜欢欠债，这与冗余完全相反（将5万美元闲钱存入银行，或更好的是将钱藏在床垫下，这就是冗余；欠银行同等数额的资金，即欠债，就是冗余的对立面）。冗余这个词很不明确，因为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它似乎就是一种浪费，除非发生意外情况。然而，意外通常会发生。

创伤后成长：从挫折中产生的强于常人的动力和意志力也是额外的能力，与储备的额外食物无异。

  一个过度反应的系统一定会采用超额模式，建立额外的能力和力量，预期更坏的结果，对有关危险发生概率的信息做出反应。当然，从机会主义的角度说，这种额外的能力或力量本身也可能是很有用的。我们看到，冗余是机会主义，所以即使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这种额外的力量也能带来一定的益处。告诉你碰到的下一个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分析师或商学院教授，冗余不是防御性的；它更像是投资，而不仅仅是保险。再告诉他们一句，他们认为“低效率”的事物往往是非常有效的。

  与折磨人的爱情一样，一些想法也是如此具有反脆弱性，你越是试图摆脱它们，陷得就越深，越痴狂。心理学家们曾揭示了试图控制思想的过程有多荒谬：你越是投入更多的精力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越能控制你。

  在更多的领域内，我们都忽视了信息的反脆弱性。如果在古代，我通过格斗击败了对手，我就伤害了他、削弱了他的力量，也许可能会永远地消灭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些历练。但是，如果我在网络和期刊上对其发起了一连串的信息攻击，我很可能会帮助了他，却伤害了自己。我们常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即给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并不是那些曾试图帮助我们（比如提供“建议”）的人，而是那些曾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未能如愿的人。

压力源即信息

  因此，这些复杂系统（各部分的关联如蛛网交织）的核心就是，它们通过压力源或者借助压力源，向其组成部分传递信息：你的身体之所以能够获知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并非源自你的逻辑机制、智慧、推理能力或计算能力，而是源自压力，并通过你的荷尔蒙或者我们尚未发现的其他信息传导机制向你传递的。正如我们所见，如果你（短期）受雇于钢琴搬运公司，你的骨头在重力之下会变得越发强韧。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圣诞节假期去零重力的空间站度假或花了很多时间骑自行车，那么你的骨头就会变得脆弱（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整个夏天你都在苏联式的合作农场劳动，那么你的手掌一定会起茧。你的皮肤颜色在冬天会变白，夏天会晒黑（特别是生活在地中海地区，但如果你是爱尔兰人或非洲人，或生活在其他四季变化不明显的地区的人，那么你的肤色变化就不会太大）。此外，错误及其后果也是一种信息。对小孩子来说，疼痛是唯一的风险管理信息，因为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尚不完善。

  我的朋友乍得从混乱中受益，而这种混乱由于现代病“观光化”的出现而日益罕见。这就是我认为现代生活将人视为洗衣机的一个佐证，好像人只能按照详细的用户手册做出机械的反应。我们用系统性的方法清除事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以便在最细节的层面确保高度的可预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舒适性、便利性和效率。

  游客与冒险家或漫游者的关系，就像观光化与生活的关系一样；它包括将各类活动，而不仅仅是旅游，转换为演员的脚本一般。我们将看到，观光化是如何通过吸尽最后一点不确定性而阉割了喜欢不确定性的系统和生物体，同时还给他们以获益的错觉。但更糟糕的观光化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要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即使在我们的休闲时间：周五晚上看歌剧、某个晚上参加约定好的聚会、预定的活动、预订的笑声。再次叹息，我们住在“金色”的监狱里。如果我能预测我未来每一天的轨迹，那么我会感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死了。这一“目标驱动”型态度深深地伤害了内在的自我。

  这让我们看到了随机性的本质。如果你不是一台洗衣机或一座布谷鸟钟，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活着，你的内心深处就会喜欢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混乱。随机性会给人以一种浮想联翩的感觉。此外，随机性是真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某种项目。在与他们交谈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你都会感觉很不舒服；生活开始变得像寡淡无味的食物。我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我有一个刺激探测器，这似乎与我的无聊探测器很匹配，就好像我们天生配备着一个过滤器，天生厌恶无聊。我们先祖的生活中没有作业、没有老板、没有公务员、没有学业成绩、没有与院长的谈话、没有从工商管理学硕士（MBA）班上毕业的咨询顾问、没有日程表、没有申请表、没有去新泽西的旅程、没有语法难题，也不用与让你感到厌倦的人说话；生活充满了随机的刺激，所有事情，无论好坏，都与工作无关。危险当然有，但你不会感觉无聊，从来不会。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1 周一：

  如果我们将历史视为类似于自然的复杂系统，那么，我们将看到，与自然一样，它不会让某个帝国永远统治这个星球——即使从巴比伦王国、埃及王国到波斯王国再到罗马王国，每一个超级大国都相信自己的统治将长盛不衰，并让历史学家将这一结论载入史册。但是，受制于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系统，建立了一种超越“强韧性”的机制，见机行事，自我改造，结果整个群体和物种都在不断变化。进化得益于两种随机性：突变的随机性和环境的随机性——这两种随机性均通过类似的方式，导致幸存的下一代的特征发生变化。进化不是服务于一个物种，而是服务于整个自然。

为了说明为什么有机体能借助于伤害而进化（再次强调，以一定程度为限），让我们来看看抗生素耐药性的现象。你越是努力杀灭细菌，幸存的细菌就越顽强——除非你能够完全消灭它们。癌症治疗也是一样：能够在化疗和放疗后生存下来的癌细胞往往繁殖得更快，并占据那些较弱癌细胞被杀死后留下的空白。

  毒物兴奋效应体现在生物个体从直接危害中受益，进化则发生在个体生物在外来伤害中灭亡，而将利益转给其他存活下来的有机体和未来的后代。

  细胞是由众多细胞间的分子构成的，有机体内则由众多细胞构成，物种又是由众多生物体构成的。有些物种的强化机制来自于牺牲其他物种，有机体的强化又需以某些细胞的死亡为代价，以此类推，无论最顶层还是最底层的层级，无不遵循这一规律。

  举例来说，如果你每天摄入少量的有毒物质，那么根据当尚的理论，使你机体更健康的机制就是你的系统内部的进化，即坏的（弱的）蛋白细胞被更强壮，也更年轻的细胞所取代，而更强壮的细胞将会逃过一劫（或一些类似的运作）。当你禁食的时候，坏的蛋白质将首先被分解，并通过你自己的身体再生，这个过程被称为细胞自噬。这是一个纯粹的进化过程，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即使你不接受某些生物学理论（如蛋白质老化与细胞自噬），你也会相信，有机体内部的生存压力，在有机体遭受外部压力时，有助于其整体的改善。

  当你脆弱的时候，你往往倾向于墨守成规，尽量减少变化——因为变化往往弊大于利。这就是为什么脆弱的事物需要明确的预测方法，反过来说，预测体系带来的只能是脆弱性。如果你想做出改变，并且不关心未来结果的多种可能性，认为大多数结果都会对你有利，那么你就具有反脆弱性。

  另外，如果能够理性地进行试错，将错误当作一种信息源，那么，试错过程中出现的随机要素其实并没有那么随机。如果每次试错都能让你了解到什么是行不通的，渐渐地，你就接近有效的解决方案了——这样，每一次努力都变得更有价值，更像是一笔支出而非一个错误。当然，在此过程中你将不断地有所发现。

从他人的错误中学习

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遭遇那次众所周知的致命事故，我们将会不断地建造越来越大的远洋客轮，而下一次的灾难将是更大的悲剧。因此，船上乘客实际上是为更大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他们挽救的生命数量将超过逝去的生命数量，这是毫无争议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系统利益与对部分个体的伤害之间的区别。每一次飞机失事都让我们离安全更近一步，因为我们会改进系统，使下一次的飞行更安全——失事人员为其他人的总体安全做出了贡献。

  我们往往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受益——遗憾的是，受益人不是那些犯错误的人。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压力视为信息。变化导致错误，也会增强适应性；它还会让你知道谁是你的朋友。你的失败和成功都将向你传递信息。当然，你也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某些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他们有机会违反道德或伦理规范。

杀不死我的，会杀死其他人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这可能很容易被误解为意指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或毒物兴奋效应。当然，这很有可能是指这两种现象之一，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杀不死我的，并未使我变得更坚强，但它让我幸存下来，因为我比别人更强壮；由于它杀死了别人，也就是消灭了弱者，我们种群的当前平均素质变强了”。换句话说，我通过了结业考试。为了改善系统，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生活中的核心错觉，即认为随机性是有风险的，是一桩坏事，消除随机性，就可以消除风险。技术工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木匠、水管工、裁缝和牙医，他们的收入有一定的波动性，但他们的职业对于“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能够完全切断其收入来源的事件，有着强韧的抵御能力。他们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公司雇员不一样，后者一般不承受波动性，因而如果接到人事部的电话告知他们被解雇，他们只会大感意外。雇员的风险是隐性的。

  人为消除随机性所带来的结果：清晰、稳定，但很脆弱，经受不住大的冲击，随时可能变成零。自然随机性带来的结果：经得起非常大的冲击，但也必须承受每天的波动性。此外，请注意波动性有助于改善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反脆弱性）。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其实很脆弱；而给人以脆弱假象的其实却很强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你在一个系统中看到的波动性越多，其实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

  当我们观察极端斯坦的风险时，我们并未看到什么证据（证据往往来得太迟了），但我们要看的是潜在的危害：这个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那么容易遭受重创，从来没有。我知道，我很难向天真的数据驱动型人们解释，风险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任何拘泥于计划、不善变通的事情必然失败——鼓吹规划有助于企业发展简直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个世界太随机、太不可预测了，怎么可能基于未来的波动性来制定政策。生存取决于适应性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不让自己成为火鸡”，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争取与火鸡的特征相反，也就是具有反脆弱性。想要“不做火鸡”，就要了解真正的稳定和人为的稳定之间的差异。

  没有波动，就没有稳定：人为地压制波动性不仅会导致系统变得极其脆弱，同时，系统也不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我们说过，波动性就是信息。事实上，这些系统往往过于风平浪静，而其表面之下却暗流涌动。

  现代化的定义是：人类大规模地治理环境，系统性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及控制波动和排除压力。现代化就是系统地将人类从充满随机性的生态环境中驱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会的，甚至认识论的生态环境。“现代”并不只是像社会学教科书所定义的那样，指的是中世纪、土地改革，以及封建社会结束后的那个历史时期。它更是指以理性化（天真的理性主义）为标志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它依据的理念是，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设计的，由人来设计。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统计学理论，以及可憎的“钟形曲线”。也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诞生了线性科学以及“效率”的概念或优化的概念。

  现代化是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有利有弊——它是对人性的一种削弱，目的是为了增强效率和效用。它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效，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并非总是起到削足适履的作用，有些也带来了益处，但非常罕见。

  现代化扩大了轰动信息和重要信息之间的差距——在一个自然环境下，轰动必定要有引起轰动的理由；而如今，我们依赖新闻媒体来捕捉娱乐信息和逸闻趣事等本质上无关紧要的事情，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去关心远隔千山万水的一些人的私生活。

  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制药公司、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引诱人们接受过度治疗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隐性的甚至不能算作“错误”的伤害。制药业隐匿医源性损伤，并将它们分散出去，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剧。如果外科医生给病人截肢时选错了腿，或者手术时切错了肾，再或者病人死于药物反应，这些无疑是医源性损伤的典型例子。但是，当你因一种无中生有或杜撰出来的精神疾病，比如说多动症、抑郁症等，给孩子用药，而不是打开桎梏他们的枷锁时，其长期的危害是不可想象的。医源性损伤会因所谓的“代理问题”而进一步加剧。代理问题通常也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它是因一方（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使用其服务的另一方（委托人）的利益相脱节所造成的。代理问题常见于股票经纪人和医生的身上，他们的最终利益是自己的支票账户，而不是你的财务或健康状况，他们给你的建议也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当然，代理问题也可以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奋斗的政治家身上看到。

  在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中，干预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干预还有一些欺骗的成分在里面。声称“你看，我为你做了些什么？”远比“你看，我帮助你避免了什么？”更能让人感恩戴德。当然，与奖金挂钩的绩效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我回顾了一下历史，想寻找那些因为“无为”而成为英雄的人，但事实上，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如果一名医生克制了给病人背部开刀的冲动（这可是一台价格不菲的手术），给病人自行痊愈的机会；而另一名医生故意让手术显得不可缺少，让病人感觉动手术会更放心，让病人面临手术风险，自己却赚取巨大的经济回报。这两者相比，后者将名利双收，甚至开得起劳斯莱斯轿车。企业里也是一样，企业经理人努力避免公司发生损失，自己却不会得到回报。事实上，在“黑天鹅”的世界中，真正的英雄是防止灾难发生的人，但是，当然，因为灾难没有发生，他的义举也无人认可，更别提拿到奖金了。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2 周二：

  我们无法记录我们在视觉世界里看到的一切，因此经常有人大放厥词，说人类的视觉系统是低效的、有缺陷的。毕竟，那么大的一只大猩猩出现在屏幕上学生们居然都看不到！看来人类的视觉系统似乎确实很低效。但是，我并不赞成这种假说。我们偶尔确实会对视觉世界中出现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但这究竟算多大一回事呢？我们的大脑假定我们周边的世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通常情况下，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窗帘通常不会变色，物体往往不会瞬移。哪怕它们确实移动了，而你确实也没有注意到，这也构不成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汇聚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这才是你真正需要聚焦的。于你而言，毫无价值的东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凡一星半点的视觉信息都要不遗余力地加以处理的系统难免过于臃肿、低效。但凡可获得的所有信息均去处理也根本没有必要。是的，你的确没有看到大猩猩，但是你的任务在于计算传球的次数而不是寻找大猩猩。你已经成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由我们期望看到什么决定的。哪怕一个物体再醒目，如果它与我们的期待不符，我们还是可能看不到。

  节能型系统在事物的进化过程中享有优势。高效系统可将未使用的能量转给其他系统，我们的视觉系统恰恰也是如此。我们的视网膜会从我们身边的每种事物上捕获光线，但只会处理与我们有关的信息。大猩猩的影像落到了你的视网膜上，但你忽略了这一信息，因为它与你的需求并不相关。这是好事啊！试想一下，你行走在一个超市里，如果你要处理你看到的所有信息的话，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了解每种产品的品牌与价格，那得消耗你多少能量啊！

  视觉系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可以持续不断地触及视觉世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它会非常有选择性地呈现信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可获得的所有视觉信息都是百分百可以触及的。我们只需睁大眼睛，信息便会如洪水一般向我们涌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个视觉世界当作是一个外接硬盘。我们不需要把与外部世界相关的每个细节都存储在我们的内部世界中，因为所有的视觉信息都会存在于外界，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我们所用。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瞬间，我们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视觉信息，从而达到可以辨识的程度。我们的选择主要是由当时与我们相关性最大的因素决定的。人类感知是有效系统选择某些视觉信息进行进一步处理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凝视条件下的多分辨率显示”。

  为了和这个外部视觉世界有效互动，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相关信息所处的位置与我们所处的位置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如果你想知道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身上穿的T恤是什么颜色的，你所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人与你相对的位置如何而已。然后，你把目光投向那个点，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穿的T恤的颜色了。你没有必要把你眼前看到的整个视觉场景中的每个细节都存储在你的内部记忆之中。

  如果你想确认一下感知的丰富性，你可以全神贯注于某个物体，并全面加以体验。但是你这么做的同时，你周围的一切也在发生着彻彻底底的变化，而你却浑然不觉！而且，当你的专注点转向下一个点或物体的时候，你又有了另一种具体而丰富的体验。

当负面情绪突然涌入大脑时，“注意力转移”倒是个很不错的方法。

  我们或许有一个高效的视觉系统，但是，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大猩猩，或许也是大有裨益的。大街上突然来了一只大猩猩自然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刹那间，你要去咖啡屋这件事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看到一辆车向你猛冲过来，你要去咖啡屋这件事也会显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其实你会自然而然地接收各种视觉信息。这些信息与你目前正忙于处理的事务可能并不相干，但是它们与你规避风险的能力息息相关。幸运的是，视觉系统设计的方式就是允许此类信息“打断”你此时对具体任务相关信息的关注。但是，只要大猩猩不大声尖叫或挥舞双臂，你在街上行走时可能并不会注意到它也在街上行走。

  落在视网膜上的所有视觉信息也被我们的大脑记录了下来。这一信息包括构成我们周围世界的颜色和形状，而该信息主要是由“初级视皮层”处理的。在这一阶段，我们仍然无法分辨个别物体。“看”说的是每件物体都把光线投射到了视网膜上。尽管我们会“看见”许多东西，但我们只会深度处理一小部分信息，并知晓事物真实的样子。分辨——了解某物究竟是一棵树还是一座绿色的建筑物——要求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信息处理并确定该物体的“身份”。对多彩视觉世界的错觉与形状和颜色并无多大关系，而与我们对于某一物体确切是什么的具体知识有关。

  如果我们把“看”定义为视网膜接收到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自动地“看见”，而简单地“看”某物体并不需要做任何进一步的处理。每一个看视频的人都“看见”了大猩猩，但是由于观看者忙于计算来回传球的次数，所以，他们并没有深度处理大猩猩的视觉信息，因而也就无法分辨出大猩猩就是大猩猩。

信息输入是自动进行的（初级视皮层的处理），而视觉系统对这些输入信息的特异性识别和深度处理（需要更深层次的处理），才是关键。重要信息不仅要被看见，而且要被辨识和处理。此外，还要考虑人与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想传递一种视觉信息，比如交通标志上的信息，那你就必须要知道在一瞬间你可以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注意力是我们用以从所有可获得的视觉信息中做出选择然后只对被选信息进行处理的机制。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大多被过滤了。注意力好比是瓶颈：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花瓶中只有一部分液体能够倒得出来。这一特殊的比喻就聚光灯的不同大小而言是非常合适的。聚光灯可大可小，正如聚焦的注意力一样。那种“聚光灯”，即所谓的“注意窗”(attentional window)，是视觉注意力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聚光灯”的视觉区域被称为“有效视野”(useful field of view)。

你的过往对你当前注意力的影响：你只会看见你想看见的东西

  我们的记忆决定了我们会如何体验身边的世界，你甚至可以说，我们是戴着“过去的眼镜”看当下的。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学会了要去哪里寻找让我们感兴趣的信息，它可以让我们对某些情境做出更快速的反应，然后从我们的周围挑选出正确的信息做进一步的处理。

本文来源：《我们被偷走的注意力》，斯特凡·范德斯蒂格谢尔 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02.23 周三：

  我们所有人都在矛盾、不可预测性与随机性中艰难跋涉，而这些正是生活的真实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往往不是二元的，我们必须考虑的证据也不会整整齐齐地罗列在一起。界限分明的盒子是一种让人心安的错觉，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此简单、明确的。盒型思维是静态的、不灵活的，而我们的生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比之下，树木就像我们一样，在不断地演进。盒子只有少数的几个边，而树木有许多枝条，能够让我们设想更多不同的结果，反映出所有人选择的多样性。

  科学教我们去接纳复杂的现实，而不是去试图抹平复杂性，让问题简单化。如果我们想探索、质疑并协调那些不能完美吻合的事物，那我们能做的只有理解，然后做出决定。如果我们想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就要在识别模式、做出决策之前接纳混乱。

本文来源：《诠释人性》，卡米拉·庞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02.24 周四：

大规模的神经过敏

  想象一下，我们一般称之为神经过敏的某个人——长得瘦削，整张脸看起来扭曲着，说话语调时高时低。每当他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时，脖子便不自觉开始扭动。每次脸上长颗粉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臆想自己患了癌症，而且是致命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淋巴结。他的疑心病还不仅限于身体健康方面：他的生意一旦遭遇一个小挫折，他的反应就好像自己肯定破产在即了。在办公室里，他会关注每一个可能的细节，系统性地小题大做。这个世界上你最大的噩梦可能就是与他同坐一辆车赶赴一个重要约会，结果却遭遇了堵车。“反应过度”这个词就是为他而造的，他不仅是有反应，而且是反应过度。

  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从容镇静的人是懂得对真实信息做出反应的人，而神经过敏的人则大多在对噪声做出反应。两类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噪声和信号之间的差异。噪声是你应该忽略的，而信号才是你需要注意的。

  在科学上，噪声已经超出了实际声音的范畴，被用来概括性地指代没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随机信息，你需要清除噪声，以正视听。比如一条加密信息里有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元素，它们只是一些用来迷惑间谍的随机字母，又比如一条电话线上听到的嘶嘶声，你总是要尽力避免它，以专注于对话。因个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无法区别噪声和信号，往往是过度干预背后的原因。

轻度控制是最有效的，严密控制会导致过度反应，并造成一种伪稳定的错觉和隐性的长期脆弱性。过度干预耗尽了我们的精神和经济资源，往往会遗漏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倾向于在一些收益小的领域实施过度干预，而在有必要干预的领域却干预不足。

  医生需要证明，他们无愧于你所付的薪水，也要向自己证明，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儿职业道德，这靠“无为”是不足以体现的。事实上，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医生被起诉的理由就相当于过度干预，即扼杀了病人的反脆弱性（法院得花些时间才能熟悉这个概念）。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国家元首和非常富有的人虽能方便地获取医疗保健服务，却并不比普通人活得时间更久呢？嗯，看来这正是过度服用药物和过度获取医疗服务的后果。

  在商业和经济决策中，对数据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数据空前丰富，你在数据中陷得越深，错误数据的比例就越高。我们很少讨论数据的一个属性，即大量数据实际上是有害的，即使是中等数量的数据也是有害的。

  你越频繁地寻找数据，你会发现，你找到的噪声（而非被称为信号的宝贵数据）的比例就越高，噪声–信号比就越高。噪声和信号的混淆并非心理问题，而是数据本身所固有的问题。过多信息有害无益。

  这个故事还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压力源就是信息。因此，信息过多意味着压力过大，超过了反脆弱性的临界点。在医学上，我们发现绝食有帮助身体自我康复的功效，因为这避免了因摄入食物而分泌过多的荷尔蒙。荷尔蒙会将信息传递给我们身体系统的不同部分，但荷尔蒙过高会导致生物机能的紊乱。就像接受新闻的频率过高会产生问题一样，过多信息有害无益——每日接受过多的新闻和摄入过多的糖都会让系统紊乱。太多的数据（特别是无效的数据）将导致统计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让我们再从心理层面梳理一下：我们不是天生就明白上述道理的，所以我们会在情绪上对噪声反应过度。最好的办法是只看重大的数据或条件的变化，而忽略小的变化。任何一个理智的、头脑清楚、不人云亦云、不会淹没在数据的人，是绝不可能将一个重要信号、一个攸关生死的信号看成噪声的，除非他急于求成、过度敏感，而且神经过敏，从而被其他信息干扰和迷惑了。重要的信号总有方法触动你。

将催化剂与起因混为一谈

  当渴望自然波动性的系统受到压制，它们最终会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它们是脆弱的。我们从未将失败视为脆弱性的结果，相反的，此类失败往往被我们说成预测错误的结果。可是，如果大桥有一个摇摇欲坠的沙柱，那么把这座脆弱的桥梁的倒塌归咎于最后一辆通过的卡车是十分不明智的，更愚蠢的是试图提前预测哪辆卡车会将大桥压垮。然而，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

  2011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政府未能预测到当年春天在埃及爆发的革命的错误归咎于情报失误，却独独忽略了这一点，即正是在统计“尾部”中的那些被压制的风险产生了作用，而不是他们没有看到最后一粒沙子的落下。我们可以对经济进行类比，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后，许多人认为，如果能够预测到次贷危机（他们认为，似乎是次贷危机触发了金融危机）就能够避免金融危机。这根本不可能，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根本原因。同样的，奥巴马指责是“情报错误”导致了他的政府未能预测到埃及的起义，这是对复杂系统和糟糕政策的误解。超级大国在这个故事中就是一只“普通的火鸡”。奥巴马的错误说明，人们很容易在因果关系链条上产生错觉，也就是将催化剂当作起因，并以为大家可能知道哪些催化剂会产生哪些影响。

  强韧和反脆弱性的系统不必像脆弱的系统一样，后者必须精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因而它们不需要预测，这让生活变得简单许多。你可以比你想象的更有能力控制脆弱性。

  “黑天鹅”领域中的随机性是无法追踪的。我会一再重申这一观点，直至声嘶力竭。这种局限性是数学的局限，就是这么简单，在地球上你没办法绕过这些局限。不可测量和不可预测的将永远不可测量和不可预测，不管你招募了多少俄罗斯和印度的博士来帮助你做这项工作，也不管我会因此收到多少封仇视我的邮件。在“黑天鹅”领域内，总是有知识所无法达到的极限，无论统计学和风险管理科学发展到如何复杂的程度。

  古人非常熟悉这种好与不好的效果、益处与害处之间的不对称性。我在李维的文字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坏事对人的触动远大于好事。”塞内加用以对抗这种脆弱性的实用性方法就是，通过心理练习来弱化财产在心目中的地位，这样，当损失发生时，他就不会受到刺激，这是从外界环境中夺回个人自由的方式。比如，塞内加常在旅行时随身带着遭遇沉船的风险时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包括一块可以铺在地板上睡觉的毯子，因为当时的旅馆很少。

应用斯多葛主义中的“淡化式精神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夺回对生活随机性的心理控制力。

  知性的生活关乎如何进行情绪定位，以消除伤害的刺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方法就是淡化你所拥有的东西在你心中的地位，这样任何损失都不会给你带来伤痛。世界的波动性也不能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斯多葛主义的主旨就是情绪的驯化，而不一定是情绪的消除。它不是要把人类变成植物，而是将他们对情绪的关注转移到对产生情绪的核心根源的关注上，同时保持对情感的掌控力。在我看来，现代的斯多葛主义践行者就是能够将恐惧转化为谨慎，将痛苦转化为信息，将错误转化为启示，将欲望转变为事业的人。

  这样，他对命运耍了个花样：保留好的、剔除坏的；摈弃不利，留住有利。可以说，他自私地将伤害从命运中消除，同时又以非哲学的方式留住了好处。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与不利结果的不对称形式。其实，这就是最纯粹的反脆弱性。

大白话就是，减少不利事件带来的痛苦，同时确保获得潜在收益。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5 周五：

破损的包裹无法恢复原状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要求。这听上去可能显而易见，但似乎总是被忽略。因为脆弱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如同患上绝症。一个邮包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破碎之后，又在恢复适当条件时自我修复。脆弱性与齿轮不可逆转的特征类似，其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可逆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个事物是脆弱性的，那么它破碎的风险会导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变得无关紧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风险。正如对一架坠机风险很高的飞机来说，“速度”多少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无法到达目的地。而脆弱性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被称为经济增长，这一点政府尚未理解。

塞内加的杠铃

  杠铃式解决方案——对不确定性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是以杠铃的形式呈现的。杠铃策略不一定是对称的，只是说，它由两个极端条件组成，中间空无一物。你也可以用更技术性的语言称其为双峰策略，因为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单独的中庸模式。

如果你的90%的资金以现金形式持有（假设你不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或以所谓的“保值货币”储存起来，而剩下10%的资金则投资于风险很高或者说极高的证券，那么你的损失不可能超过10%，而你的收益是没有上限的。如果某个人将100%的资金都投入所谓的“中等”风险的证券，那么他很可能由于计算错误而承受毁灭性的风险。因此，杠铃策略弥补了罕见事件的风险不可计量且易受错误估计影响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杠铃策略的最大损失是已知的。

  反脆弱性是积极主动加上保守偏执的组合——消除不利因素，保护自己免受极端伤害，同时让有利因素或正面的“黑天鹅”顺其自然地发挥效用。我们已经看到塞内加的不对称性：要让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只需要减少极端不利因素的侵害（情绪伤害），而不是改善中间因素。

  意第绪谚语中就说“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好的情况总能水到渠成”。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就知道，人们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侥幸逃脱最坏的结果。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们反感小的损失，但对非常严重的“黑天鹅”风险（他们往往会低估）却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往往会为小的可能的损失投保，但却忽略了大的罕见的损失。

智力有时会让你低估反脆弱性，忽略可选择性的力量。

  与工业革命中的英国一样，美国的资产很简单，就是在冒险和运用可选择性方面，这是一种卓越的能力，即参与到合理的试错活动中，失败了也不觉得耻辱，而是重新来过，再次失败，再次重来。而现代日本则恰好相反，失败给人带来耻辱，导致人们想方设法地隐藏风险，不管是金融风险还是核电风险；创造很小的收益，却要坐在火药桶上，这种态度与他们尊敬失败英雄的传统，以及虽败犹荣的观念，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我们最不信任的东西：某些风险承受系统的内置反脆弱性。

  反脆弱性等于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也等于偏好波动性。如果决策正确所得到的利益大于决策错误所受到的伤害，那么从长远来看，你就将从波动性中受益（反之亦然）。

  选择权的一个属性是：它并不关心平均结果，而只关心有利因素（因为不利因素并不会超过某一界限）。作家、艺术家，甚至哲学家的作品通常只受到少数人的喜欢比有大量人欣赏他们的作品更好。不喜欢他们作品的人数无关紧要，因为不存在买书的对立面，也不存在足球比赛有负分的情况，图书销售没有负值，这让作者具备一定的可选择性。

  此外，如果其支持者既热情又富有影响力，那么就会带来极大的帮助。比如维特根斯坦，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疯子、一个异类，或者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哲学家（他自己名下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出版），但是这些人的意见无足轻重，因为维特根斯坦有一些狂热的追随者，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伯特兰·罗素和凯恩斯。

  另一个不关心平均值而更关心平均值两边分散情况的行业就是奢侈品行业——珠宝、手表、艺术品、热闹地段的昂贵公寓、昂贵的收藏品红酒、美味的农场益生菌狗食等。这样的企业只关心最富裕人群的钱袋。收入分布曲线的较高端“尾部”，即极端部分，受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影响比受平均数变化的影响更大。它从分散的数据中受益，因而是具有反脆弱性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卖给富人的房屋，每平方米的均价是几个街区之外建筑物均价的20倍。

  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由于解释不清自己的一个类似观点而陷入麻烦，并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之后丢了工作。萨默斯想说的是，男性和女性的智商相当，但男性人口的变化和分散度更高（波动性更高），因而最不聪明的男人和最聪明的男人的数量都很多。对萨默斯来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科学和知识界，男性的比例都更高（进监狱或破产的人中，男性的比例也更高）。成功科学家的数量取决于“尾部”效应，即极端情况，而不是平均情况。正如选择权并不关注负面结果，作者也并不在意不喜欢他的读者。

  目前，没有人敢说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增长可能不会像亚洲模式那样，来自于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来自于“尾部”人数的增加，也就是少量或极少量的冒险者，他们疯狂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拥有被称为想象力的罕见能力与被称为勇气的罕见品质，同时他们也是实干派。

变得无知

  如果你有“可选择性”，那么你就不太需要智力、知识、洞见、技巧，或者那些在脑细胞中发生的复杂事情。因为你不必每次都正确。你所需要的只是不做不明智的事情，以免伤害自己（比如忽略某些事情），随后就能在有利的结果发生后乐享收益了。（关键是你的评估并不需要预先进行，只要在结果发生后进行即可。）

  这个属性允许我们变得无知，或者说，允许我们获得比知识所能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收益。我称之为炼金石，或者“凸性偏差”，这是詹森不等式的数学属性产生的结果。进化可以产生令人惊讶的复杂而精密的事物，无须智慧，只需要可选择性和某些自然选择过滤机制，再加上随机性即可。

大自然与选择权

  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选择权概念引入了科学领域，这就是试错的概念，法语称为“拼装”。拼装是一种接近于“调试”的试错形式，即尝试通过回收利用原本可能被浪费掉的材料来完成你想做的事。

  雅各布认为，即使在子宫里，大自然也知道如何选择：大约1/2的胚胎会自发性流产，这比按蓝图设计完美的婴儿要容易得多。大自然只需要保留符合标准的事物，或者执行加州式的“及早失败”规律——它有选择权并能够利用它。大自然懂得善于可选择性，它展示了如何以可选择性替代智慧。试错过程中我们会犯小错误，但却能获得大收益，我们不妨称其为“自由探索”（tinkering）。

  史蒂夫·乔布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表达了这个观点：“求知若渴，虚心若愚。”乔布斯的意思大概是：“在疯狂之余保持理性，在看到有利机遇时及时抓住。”任何试错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选择权，只要你能够识别有利的结果并利用它就可以了。

• 选择权=不对称性+理性

  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抛弃坏的，知道如何获取利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它有一个过滤机制来保留优质婴儿、摒弃缺陷婴儿。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脆弱的事物没有选择权，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选择最好的，即做出最佳选择。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就是，它在做选择以及为自己挑选最有利的东西时表现出的理性——这多亏了进化中的测试过程。与害怕尝试新事物的研究员不同，每当大自然看到不对称性，它就看到了选择的机会。大自然就是这样逐步进化的——生物系统会锁定比前一个状态更好的状态。在试错过程中，其理性之处就在于不拒绝显著优于从前拥有的某种东西。

  将试错视为一种选择权。选择权不仅受益于可变性，也会从小成本的错误中受益。从长远来看，幸运的话，错误会带来收益；不幸的话，错误会带来损失。这些经验“不是靠任何逻辑推理过程中得来的，而是 在与逆境和麻烦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而他们总是能凭借从灾难中获得的经验做出最佳选择”。

不敢试错，害怕不对称性，这种脆弱性的心态会带来另一种惨痛的黑天鹅教训，即“从未经历过逆境的教训”。只要有利因素超过不利因素，便可勇敢试错，因为选择权赋予人获取有利因素而不受不利因素影响的机会。选择权就是反脆弱性的武器。**

  我们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认识到我们当前掌握的优于过去所掌握的，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认识到选择权的存在（或者像生意人那样说的“行使选择权”，即充分利用比过去更优的、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并从中获利，这是唯一需要理性发挥作用的部分）。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反脆弱性会赋予我们使用选择权的能力，但并不保证我们就能使用它：它可能近在咫尺却未被发现。我们看到了轮子的发明及其应用之间的时差，医学研究人员往往称这种滞后为“转换时滞”，即正式发现和首次应用之间的时间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过度关注噪声以及学术兴趣导致的，孔托普洛斯–约安尼季斯和她的同行们已经发现，现在，这种时间差正在拉长。

  试错法有一种人们还未理解的首要价值：它其实不是随机的！由于可选择性的存在，它需要一定的理性：它需要你以一定的智慧来识别有利的结果，以及知道该放弃什么。

  为了让试错过程不完全是随机性的，你需要保持理性。如果你在客厅寻找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的钱包，那么在采用试错法时，你的理性就在于，同一个地方不必寻找两次。这样，在找寻过程中，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失败都能提供额外的信息，每一个信息都比前一个信息更有价值，因为你越来越清楚，哪些方法是无用的，或者在哪些地方不可能找到钱包。在一个你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找寻什么的环境中，每次尝试都会使你更接近于那个东西。我们从失败的尝试中能够逐渐摸索出正确的方向。

斯德姆擅长从海底打捞失踪多年的沉船。在2007年，他将他（当时）最大的发现称为“黑天鹅”，意指发现意外横财。他的发现确实相当可观，那些贵金属在今天可能价值10亿美元。他的“黑天鹅”是一艘西班牙护卫舰，被称为“梅赛德斯圣母”号。1804年，该船在葡萄牙南部海岸被英国人击沉。斯德姆被认为是捕获正面“黑天鹅”的代表，他的做法可以说明，这样的找寻是一种高度控制的随机形式。

  我曾与格雷格·斯德姆碰过面，并分享了我的想法：他的投资者（就像当时我当交易员时的投资者）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对一个寻宝人来说，所谓的“坏”光景（即只有开支而没有发现）并不意味着灾难，这与有稳定现金流收入的人（如牙医或妓女）不同。由于一些心理上的领域依赖性，如果人们花钱购买办公家具，不会称之为“损失”，而认为这是投资，但他们却将寻宝成本视为“损失”。

  让我们来看看两种类型的知识。第一类不完全是“知识”，其模糊的特性让我们很难将其与严格定义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我们无法用明确和直接的语言表达的做事方式——有时我们称其为否定法——但是，我们却切切实实地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很好。第二类更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它是你在学校里学会的东西，是你用来获得分数的东西，可以写成文章、可以解释、可以做学术、可以理性化、可以形式化、可以理论化、可以苏联化、可以官僚化、可以哈佛化，也是可以证明的。

  天真理性主义的错误导致我们高估了第二类知识，即学术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同时也低估了无法成文的、更复杂、更直觉式的或更依赖于经验的那类知识。事实上，那些可以解释的知识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

  我最近查了技术的定义。大多数课本将其定义为科学知识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这让我们相信，知识主要或完全是从高高在上的“科学”（以一群姓名前面带有头衔的教士般的群体为中心组成）流向下层的实践（由缺乏知识成就，无法跻身那群牧师式的人物中去的不学无术者执行）。

因此，在文库中，知识的产生流程被描述为：基础研究产生出科学知识，继而又产生技术，后者进入实际应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产生其他看似有趣的事务。“投资”基础研究带来的回报将被用以更多的投资基础研究，公民们将会逐渐富裕，并享受知识带来的福利，比如沃尔沃汽车、滑雪度假、地中海美食，以及在群山迤逦、维护良好的国家公园中展开漫长的夏季徒步旅行。

• 培根线性模型：学术→应用科学与技术→实践

  虽然这种模式在某些非常狭窄（但被高调宣传）的领域内十分明显，比如原子弹制造。但据我观察，在大多数领域内，我们看到的正好相反。或者，至少这种模式并不一定正确，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是正确的。可能学术确实有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实践，但却是以无意识的、非技术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将在下文详述（换句话说，所谓的定向研究很可能是一种假象）。

一群如僧侣般神圣的人（来自哈佛或类似的地方）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试想一下，一群60多岁身穿黑色长袍的秃顶男人，说着英语，满口专业术语，写下很多方程式。鸟儿果然飞了起来。完美的证明！这些卫道士赶忙冲回鸟类学系去著书写报告，说明这只鸟是听了他们的话飞起来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推论。哈佛鸟类学系成为鸟儿飞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会得到政府为其贡献所拨的研究经费。

数学 → 鸟类飞翔和羽翼扇动技术 → （忘恩负义的）鸟类会飞

但鸟类却写不出这样的论文和书籍，因为它们只是鸟类，所以我们没法得到它们的证词。同时，这些“教士”还向根本不了解哈佛开设鸟类飞翔课程之前的状况的新一代人类推广他们的理论。如此一来，没有人讨论鸟类不需要这种课程也能飞行的可能性，也没有人有任何动力观察，有多少鸟儿在飞行时并不需要这些伟大的科学机构的帮助。

  上述的内容虽然看上去很可笑，但问题是，换个领域会让它看起来合情合理。很显然，我们从来不认为鸟类学会飞行得归功于鸟类学家的成果，如果有人确实持有这种观点，那他们也很难说服鸟儿相信。但为什么当我们把这里的“鸟儿”替换为“人类”，说人类之所以会做事是学者授课的结果，你却觉得没问题呢？一旦和人类扯上关系，事情立刻变得令人困惑了。

  所以，这种错觉日益蔓延，政府拨款、税收、华盛顿逐渐膨胀的官僚机构都加入到帮助鸟儿飞得更高的活动中。而当人们开始削减这项资金时，问题来了，一连串杀害鸟类（因为没有帮助它们飞行）的指控接踵而至。

  意第绪曾说过：“学生很聪明，受称赞的却是老师。”这些有关贡献的错觉大多来自于证实谬误：历史属于那些会写历史的人（不论是赢家或输家），这一事实已然可悲，但更糟糕的是，写这些文字的人虽会提供证实事实（也就是行得通的事情），却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画面告诉我们哪些事实行得通、哪些事实行不通，由此让我们形成了第二种偏见。比如，定向研究会告诉你哪些项目依靠资金资助成功了（如艾滋病治疗药物或一些现代药物的研制），但不会告诉你哪些项目不成功，所以你会形成基金资助项目比随机项目更有成效的印象。当然，医源性损伤也是不可能出现在这种讨论中的。不会有人告诉你，教育在哪些方面给你带来了伤害。

副现象

  苏联–哈佛派谬见（给鸟类开设飞行课，并相信这些课程正是这些鸟类具备精湛的飞行技能的原因）属于一种被称为副现象的因果错觉。在一个副现象中，当你看到A时通常都会看到B，所以你很可能认为，是A引起了B，或B导致了A，这取决于文化架构或者当地记者认为哪种解释更合理。我们看到富裕和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这让我们不加批判地认为，研究能创造财富。。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错觉，即看到男生大多留短发就认为头发的长度决定性别，或者戴上领带就能成为一名商人。但是，我们却很容易陷入其他的副现象，特别是当一个人被淹没在新闻驱动的文化中时。

  人们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副现象引发社会行为，事后又为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独裁者——就像一国政府——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其他的替代方案我们不容易看见，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团隐藏起来了。例如，美联储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人们仍旧确信它的有效性。人们害怕替代方案。同样的，在医源性损伤极度泛滥的年代，医疗仍被视为不可或缺。

  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贪婪很容易被当作罪魁祸首，这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即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根源并将它从生活中连根拔出，那么经济危机就会被消灭了。这是一个副现象：贪婪比系统的脆弱性更古老。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贪婪存在。消灭贪欲不过是一个类似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方法；我们很难改变人类，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抗贪婪的系统，但却没有人想到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同样的，“缺乏警惕”也往往被视为错误的根源。缺乏警惕不是一个黑手党头目死亡的原因，他死亡的原因是树敌太多，而解决方案就是多交朋友。

揭穿副现象的真面目

  通过观察事件的先后顺序，看看某件事是否总是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我们往往就可以从文化话语和意识中挖掘出副现象。在有副现象的情况下，你最终看到的是A和B在一起。但是，如果你通过考虑顺序来优化你的分析方法，从而引入一个时间维度——A与B谁先发生——并分析证据，那么你会看到A是否真的会造成B。

  研究差异，也就是说研究A和B的变化，而不仅仅是A和B的当前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揭穿假的因果关系，并帮助我们确定“B导致A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者事件顺序的证据不足。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重要区别恰恰在于对事件顺序的洞察，并在记忆中保留那种顺序。如果生活是向前的，而记忆是往后的，那么，正如叔本华观察到的，书籍会加剧这种效果——我们自己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和本能都有内含的顺序。毫无亲身经历的人站在今天的时点上回顾过去，往往会在因果关系上产生错觉，主要是打乱了事件本身的顺序。

“净挑好的来说”（或证实谬误）

想想看各国的旅游宣传册：你完全可以预期，呈现给你的图片会比你实际看到的好看得多。其偏差或差距（当然由于常识，人们会自行修正这一误差）可以这样来衡量：旅游手册上展示的国家，减去你亲眼所见的这个国家。这种偏差或小或大。我们对商业产品也会做出这样的修正，不会过分信任广告。

  但在科学、医学和数学领域，我们却不修正这样的偏差，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并不关注医源性损伤。在某些地方，我们被复杂性欺骗了。在研究机构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有选择地报告能证实其想法的事实，而不会透露与其想法相悖或者无法证明其想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才会被误导而相信高度概念化的、脆弱的、纯化的哈佛方法。而统计研究往往因受这些片面性的影响而失真。这是我们应该相信证伪理论而非证实谬误的另一个原因。

  因此，像政治家一样，学术界也会堂而皇之地告诉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没做什么，从而显示出他们的方法是多么的不可缺少。这种事情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交易商会向你炫耀他们的成功，这样人们就会相信他们有多聪明，而不会去探究他们隐藏起来的失败。至于学术研究：几年前，弦理论的发明者、伟大的数学家迈克尔·阿蒂亚来到纽约，为总部设在黎巴嫩的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在演讲中，他列举了有益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数学应用，如交通标志。这很好。但是，数学的应用在哪些方面使我们陷入了灾难（如，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数学几乎摧毁了整个系统）？有没有数学无法覆盖的领域？

  净挑好的来说”是有可选择性的：说故事（并出版）的人的优势在于能够展示用于证实的例子，而完全忽略其他情况——事实上，波动性和分散性越大，其成功的例子就越吸引人（其失败的例子也更惨痛）。有些拥有可选择性的人（即有权挑选自己要讲的故事的人）只会报告最符合其目的的东西。把故事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把糟糕的一面隐藏起来，只要能打动听众就行了。真实的世界依赖于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是没有一所大学会承认这一点——就像干预主义者从不接受事情没有他们的介入也可以改善的事实。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6 周六：

  在对干预主义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某些系统是如何在缺乏压力的情况下被削弱，而在遭受压力时变得更为强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体。我们必须回到古代才能找到能概括这一发展原则的有智慧的人——现代人总是有严重的智慧领悟障碍。 回想一下塞内加和奥维德的话，他们认为，精明源于需要，成功则来自困难。事实上，源于中世纪的很多类似的话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如“需要是发明之母”（选自伊拉兹马斯的书）。但是，最经典的格言还是来自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作家著名格言大师普布里亚斯·塞勒斯的格言： “贫困带给人经验”，现在它被称为“创伤后成长”。

部队新兵经历了新兵营，此后承受痛苦的能力就明显提升了，并不是他们真的脱胎换骨了，而是经历了那些刻骨铭心的训练，他们承受痛苦的“阈值”大幅上升了。

为了学习而学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表明因果箭头方向的证据，也就是说，看看靠课堂授课而增长的知识是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严谨的实证调查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兰特·普里切特，以及后来的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没有证据表明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就能够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我们知道，反过来说这句话倒是真的，即财富的积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这不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仅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推断出这个结论。让我们弄清楚箭头的方向：

• “教育 → 财富和经济增长” 或者，“财富和经济增长 → 教育”

  证据很容易检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中，哪一个条件在另一个条件之前即可。以流氓经济学家张夏准强而有力的“少即是多”式的论点为例。1960年，中国台湾的识字率比菲律宾要低得多，人均收入也只有后者的1/2；而今，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10倍。同期，韩国的识字率要比阿根廷低得多（后者是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是后者的约1/5；而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后者的3倍之多。此外，在同一时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显著地提高了识字率，但生活水平却不断下降。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为什么会被随机性效应所愚弄：将仅仅存在相关关系的事物视为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从富有国家受教育水平高的现象就立刻推断教育会使一个国家繁荣，甚至不去检验一下这个观点。这里又牵扯副现象的问题。（这种错误的推理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因为教育被认为是“好事”；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不将国家的繁荣与一些“坏事”（比如颓废）之间作副现象的联想，并从中推导出颓废或者其他财富病，比如高自杀率，也会产生财富。）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对个人来说是没有用的：教育可以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有用的文凭，但这种效果在国家层面上将被冲淡。教育可以稳定家庭各代人的收入。一个商人赚了钱，那么他的孩子可以上巴黎大学，成为医生和法官。家庭之所以能维持财富，是因为文凭帮助家庭成员在祖辈的财富耗尽后还能长久地处于中产阶层。但是，这些影响对国家并不起作用。

  很多人仅仅根据没有先进的知识很难想象微软或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会存在，就推导出教育水平更高将带来更多财富的观点。艾莉森·伍尔夫批驳了其中的逻辑。“这种让政治家和评论员如此着迷的简单的单向关系——投资教育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根本不存在。此外，教育部门越大越复杂，并且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越不明显。”与普里切特类似，伍尔夫观察了埃及等国家的情况，并展示了为什么教育水平的巨大飞跃并没有转化为受人瞩目的GDP增长，从而使国家在国力排行榜上显得重要一些。

不是说普及教育这件事不好，而是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以“促进增长”或“财富”为借口。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聚会真是一个体现可选择性的好地方）上遇到了艾莉森·沃尔夫。当我让她向其他人解释资助正规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的证据后，有一个人对我们的怀疑论感到非常沮丧。沃尔夫指着满屋子聊天的人回答道：“真正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这个讨论中怀疑的是商品化的、预先包装与粉饰过的知识，也就是在公开市场上能买到的并用于自我推销的东西。此外，我想提醒读者，学问和有组织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儿。

  另外，请注意，我不是说大学不产生知识，或对经济增长毫无益处（当然不包括那些令我们倒退的标准经济学和其他迷信）；我要说的是，它们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学校成员似乎仅凭肤浅的印象，利用我们的轻信，建立起错误的因果关系。

  除了稳定家庭收入，教育还有诸多好处。教育可以让人成为举止更得体的晚餐伙伴，这一点不可忽略。通过教育来改善经济的想法还是比较新颖的。早在50年前的英国政府文件中，就提到了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目标所不同的目的：改善价值观，培养好公民，促进“学习的内在价值”，而不是经济增长（那时，他们还没有那么愚蠢）——艾莉森·沃尔夫也提到了这一观点。同样的，在远古时代，学习只是为了学习，希望使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交谈的对象；而不是增加城市里戒备森严的金库中的黄金存量。坦率地说，创业者，特别是科技行业的创业者，并不一定是吃晚饭的最佳伙伴，他们在本职工作上做得越好，就越不是晚饭的好伙伴（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绿色木材谬误

  在为数不多的有真知灼见的金融书中，有一本名为《损失100万美元教会我什么》的书中描述了主人公的一大发现。他提到了一位名叫乔·西格尔的人，做“绿色木材”生意做得相当成功。绿色木材指的是刚砍下的木材，称为“绿色”是因为木材还没有干，但是，此人竟然一直以为“绿色木材”就是漆成绿色的木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将买卖绿色木材当作自己的职业！此外，书中还详细阐述了是什么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波动和下跌。

  这位成功的木材专家不仅不懂诸如“绿色”等关键问题，他还对很多外行人认为并不重要的木材知识了如指掌。我们认为什么都不懂的人，可能未必那么无知。事实上，预测木材的订单流量与这个行业所使用的日常用语，与外行人所认为的重要细节毫无关系。在某个领域工作的人并不受制于一系列考试；他们之所以受到雇用与伶牙俐齿毫无关系。进化不依靠叙述故事，只有人类才需要；进化也不需要为“蓝色”指定一个称谓。

  因此，让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绿色木材谬误”，也就是人们将一种必要知识（木材的绿色）的来源错当作另一种来源，后一种来源对外行人来说，更不可测、更难捉摸、更难阐述。

  我的理性世界因此粉碎，就好像我学习的一切不仅是无用的，还是一个规划缜密的骗局。当我第一次从事衍生品交易或“波动性”职业（我善于应对非线性）时，我专注于汇率，这是我学习多年的领域。当时我不得不与外汇交易员共事，但这些人对技术性金融工具远不如我那么熟悉，他们的工作仅仅是货币买卖。货币兑换是非常古老的职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技艺；记得耶稣基督的故事里就已经提到了兑换银钱的事。从声名显赫的常春藤盟校来到这样的环境中，说实话我有一点儿震惊。你可能认为，专门从事外汇交易的人一定了解经济、地缘政治学、数学、货币的未来走势，以及各国货币的价差，又或者他们会努力研读各类研究院发布的印刷精美的经济学报告。你可能会联想到戴着领结在周六晚上听歌剧，吃饭时有葡萄酒侍酒师战战兢兢地在一旁服务，周三下午练习探戈，或者说一口标准英语的光鲜的都市金领。可是，你完全错了。

  我做这份工作的第一天，因为发现真实的世界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而大为震惊。外汇交易员最初主要由新泽西/布鲁克林的意大利人构成。这些人大多是市井平民，在银行办公室从事外汇往来业务起家，随着市场扩张的甚至膨胀，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之货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他们慢慢成为货币交易商，并在该行业中崭露头角，从而繁荣发达。

  与我谈话的第一位专家是一个名叫巴索的人，他穿着手工制作的布莱奥尼西装。有人告诉我，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瑞士法郎交易商，是他所处时代的传奇——他曾预测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大崩溃，并控制了巨额的头寸。但通过与巴索的简短谈话，我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瑞士在地图上的位置——与我一样愚蠢，我以为他是瑞士裔意大利人，但是他竟然不知道瑞士还有说意大利语的人，他也从未去过瑞士。当我意识到他并非交易员中的特例时，我开始害怕我这些年接受的正规教育在我眼前蒸发。从那一天开始，我停止阅读经济报告。在这个“去知识化”的过程中，有一阵子，我甚至对知识性的东西感到恶心，事实上，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

  除了看问题要排除叙述性谬误，我们还要接受另一个教训。大脑中装满太多复杂的技巧和方法，往往会使人忽略基本的东西。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是绝对不能忽略这些事情的，否则他们会遭遇失败。与研究人员不同，他们被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不只是面临一个难题。所以，少即是多：一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基础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行动能将事情剥丝抽茧，直至剩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

“正确的事情”通常是反脆弱性带来的回报。上了这么多年学，我好像非但没了解可选择性（讨厌不确定性，在变化面前极为脆弱，对过去有着火鸡式的误解），反而学会了无视可选择性。此外呢，我也是个缺乏趣味性的人——因此缺乏可选择性。

  弗莱德抱有一种纯粹是副现象的印象，认为交易员要确定期权价格，肯定数学学得很好。事实上，在我听说过这些深奥的定理之前，就已经通过试错法和听取有经验人的意见，摸清如何进行这种复杂的交易了。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没有人担心那些不懂空气动力学定理或不会解运动方程式的孩童们学不会骑自行车。那么，为什么弗莱德不能把这个观点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呢？难道他没有意识到那些只需对场内供需做出反应、只知道努力赚钱的芝加哥场内交易员根本不需要了解吉尔萨诺夫定理，就像黎凡特露天市场的开心果小贩无须懂得解一般的平衡等式就能为自己的产品定价一样？

  不，我们并不是把理论付诸实践。我们是在实践中创造出理论。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读者很容易从这个故事和类似的故事中推断出，大家普遍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理论其实是解决问题后的产物，但不能反过来说。

教鸟儿如何飞行

  斯克兰顿表明，我们是通过一种完全以试错法为基础的试验性方式来建造和使用喷气式飞机的，没有人真正理解喷气式飞机的有关理论。飞机建造者需要那些知道如何制造部件来让发动机工作的工程师。理论是后来形成的，而且是以很蹩脚的形式形成的，用以满足那些喜欢纸上谈兵的人的兴趣。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以下观点。我们学习几何都是基于教科书上的公理，并倾向于认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学习，我们今天才会建造出从楼房到教堂这些有着美丽的几何形状的建筑，如果不这么想的话真是不应该。所以我立即推测，古人之所以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其他数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使用这些方法了，他们也许是通过自己的自由探索和经验知识推导出这些方法的，否则他们实在没必要关心书本知识。这与轮子的故事类似：是否记得希腊人在工业革命前两千年就已经发现和发展出蒸汽机了。现实中行得通的事物往往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

  现在，让我们看看周围的建筑物：从金字塔到欧洲美丽的教堂，它们在几何机构上显得如此复杂。所以，一个骗局出现了，它使我们倾向于相信，是数学让我们建造出了这些美丽的建筑，当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例外，比如金字塔，因为它们早于欧几里得和其他希腊理论家带来的更正式的数学思想。一些事实是：建筑师（或所谓的大师）通常依靠灵感的启发、经验法和工具，而且几乎没有人懂任何数学——根据中世纪科学史学家居伊·博茹昂的记载，在13世纪之前，整个欧洲不超过5个人知道如何进行除法计算。建筑师不必了解我们今天所用的方程式仍能弄明白材料力学，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屹立至今。13世纪的法国建筑师维拉·德·奥内库尔用皮卡文记笔记，还画了很多图，说明教堂是如何建造的：他们依靠的是实验启发法、小技巧和规则，后来由菲利布特·德洛尔姆在其建筑论著中列举阐述。

  此外，我们相当肯定，罗马人——这些令人钦佩的工程师在建造水渠的时候并不懂数学（罗马数字让定量分析很难进行）。否则，这些工程将不复存在，因为数学的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促使人过度优化，并偷工减料，从而造成脆弱性。只要看看新工程比老工程更易损坏，就可以明白这一说法了。

  让我们来看看维特鲁威写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后约300年的《建筑十书》，该书被誉为建筑学“圣经”。书里并未涉及多少正式的几何理论，当然也没有提到欧几里得定理，大部分内容都是启发法，就好像师父指导徒弟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主要数学结论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当时他惊讶地发现，“不用工匠的工具也能”画出直角。）在文艺复兴之前，数学只用于智力测验。

  现在我要谈的并不是落后于实用技术的理论或学术科学。有些理论或学术科学的最终用途（不是一些肤浅的用途），是从科学直接衍生出来的——即研究员乔尔·莫基尔所称的“认知基础”，或命题式知识——一种嵌入理论和实证发现，并形成某种规则说明，用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应用（他认为）的形式“知识”库。换句话说，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可以从中衍生出其他理论。但是，让我们不要做愚蠢的人：如果相信莫基尔先生的说法，可能会让我们试图通过学习经济地理学来预测外汇价格。

我认为吧，像数学和物理这类学科的理论知识还是很重要的。而有些学科的所谓知识，真的是伪科学，极其容易被推翻，我们也看不到有证据证明它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知识的作用之所以会被高估，是因为它们被过度宣传了，可见度很高。

  另一方面，我们有纯物理学，基于理论来推导理论，运用一些经验验证。在这里，“认知基础”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就是一个完全通过理论推导来找到粒子的现代案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如此。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前，基于少量现有外部数据探索未知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通过周围行星的运动推导出海王星的存在。而当该行星真的被观察到时，他甚至拒绝看它，因为他对他的计算结果非常笃定。这些是例外情况，而且往往发生在物理学和其他所谓的“线性”领域，在这些领域，误差来源于平均斯坦，而不是极端斯坦。

我们在乘客登机前要进行安检，看他们是否携带了武器。我们是不是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只有极小的概率）。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进行安检。因为这里存在不对称性。我们感兴趣的是回报和后果，因为如果假定为真（即他们是恐怖分子），那么我们得到的回报将会很大，相比之下，安检的成本很低。你认为核反应堆有可能在明年爆炸吗？当然不会。但是，你的防御工作是为了应对这一假定为真的情况，所以你要投资数百万美元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因为我们在核事件面前是相当脆弱的。

  如果你坐下来，用笔记下过去一周内所有的决定，或者如果可以的话，记下你一生中的所有决定，那么你就会认识到，几乎所有的决定都具有不对称性的收益，一面造成的结果大于另一面。你的决定主要基于脆弱性，而非概率。换句话说，你的决策主要基于脆弱性，而不怎么取决于真/假。

  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现实世界中做决策时，仅判断真/假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当涉及概率时。所谓真或假相当于概率的高或低，也即科学家们称为“置信水平”的东西；如果一个结果的置信水平是95%，意味着该结果错误的概率为5%。那么，这个概念当然不适用，因为它忽视了规模的影响，要知道即使是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也能带来十分糟糕的结果。如果我告诉你，某些结果为真的置信水平是95%，你会非常满意。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架飞机安全飞行的置信水平为95%，你会作何反应？即使是有99%的置信水平也不行，因为1%的坠机概率也将带来可怕的结果。因此，概率（即真/假）在现实世界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带来的影响。

  我上次见到艾莉森·沃尔夫时，我们讨论了有关教育与对教育的学术贡献的错觉这个可怕的问题，常春藤大学已经在新一代亚洲人和美国上流阶层的眼中逐渐被提升到了奢侈品的地位。哈佛大学就像是路易·威登包或卡地亚手表一样。中产阶层的父母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把储蓄中越来越大的份额送入这些机构，也就是把他们的钱转移给了行政管理人员、房地产开发商、教授，以及其他机构。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生贷款自动转移给这些“抽租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诈骗没有区别：人们需要一个“名牌”大学来给自己镀金；但是我们知道，集体社会不是靠有组织的教育来推进的，情况正好相反。

  沃尔夫要求我写信告诉她，我对未来教育的看法——因为我告诉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算乐观。我的答案是：骗局永远是脆弱的。哪一个骗局在历史上能够永远持续下去？时间和历史终将揭穿脆弱性的真面目，对此我很有信心。教育是一个持续膨胀而不受外部压力约束的机构，终有一天它会崩溃。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7 周日：

  只要我们的生活遵循正常的秩序，我们就需要一些随机性、混乱性、冒险性、不确定性、自我发现、非致命的挫折等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总好过整日离不开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和闹钟的、自以为是的、结构化的、虚伪的、低效的首席执行官的生活。这些人连休息的时间也要仔细算好，分秒必争，就好像他们的生活永远夹杂在各种约会中。现代化的使命，看起来是压榨出生活中的每一滴可变性和随机性，但结果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只不过徒增了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就好像机会女神不管如何都会掌握最后的话语权一样。

随机性和混乱性，就像是一个个跃动的音符，共同奏响着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人生乐章。

  我们有种错误的想法，即认为事情背后总有一个你可以找到的理由，而且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这些理由。事实上，在生活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将不可叙述的事物误认为是愚蠢的东西。

  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因为他破坏了在雅典政府眼里无可置疑的东西。事物过于复杂，乃至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果什么都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磨灭了人性。有人——比如在绿色木材案例中——可能关注的是正确的事情，但我们却不够聪明，没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死亡和牺牲成了很好的营销手段，特别是当一个人在面临命运的审判时还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时。英雄往往是一个充满知性信心和自尊的人，死亡对他来说微不足道。我们听到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都让他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这大多归功于他的死亡和他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献身。但是，仍有一些古典批评者认为，苏格拉底摧毁了社会的基础——那种由长者传递的，我们可能因不够成熟而没有资格质疑的启发法。

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未必表示我无知。天真的理性主义削弱而非促进了思想，因此只会带来脆弱性。

  在现实生活中，风险比知识更重要，决策的影响将超越逻辑。教科书中的“知识”忽略了一个方面，即隐性利益的不对称性，就像平均数的概念一样。关注行动的回报，而不是关注世界的结构（或理解“真”与“假”），已在很大程度上在思想史上被忽略了。这非常糟糕。回报，即你发生了什么（从中获益或受害）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

世界是纷繁错杂的，充满了隐性的非线性。生活中削足适履的典范莫过于简化非线性事物，使之呈现出线性——这种简化扭曲了事实。

  在看着瓷杯子时我注意到，它不喜欢波动、变化或行动。它只是想静静地被放置在书房静谧的环境中。意识到脆弱性，是因为我发现瓷杯对影响它的波动性缺乏抵抗力，很容易受伤害。

视觉欺骗

  我们的视觉器官会犯错——扭曲，为了让我们能精确地采取行动，补偿这种扭曲就是必需的。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师会故意把庙宇殿堂里的柱子向内倾斜，以便给我们留下柱子是直的印象。维特鲁威解释过：“通过改变比例来抵消视觉印象。”因此，建筑扭曲是为了提升你的审美体验。帕特农神庙的地板是弯曲的，这样才能让地板看起来是直的；柱间距也是不均匀的，这样才能让它们看起来像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方阵一样整齐。

先有生存，然后才有真理和科学。

  换句话说，你并不需要用科学来谋生（我们已经生存了几亿年了，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我们”这个物种），但是你必须活着才能从事科学研究。你的祖母会说：“活着比什么都强。”霍布斯说过：“生存第一，哲学其次。”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者和投资人对这个逻辑的优先顺序理解得很好，沃伦·巴菲特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赚钱，你首先得活得长。”

  西蒙提出了现在众所周知的“有限理性”概念。我们不可能像计算机一样准确地分析所有信息，在进化压力下，我们产生了一些捷径和扭曲。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从根本上说，是不全面也不完整的，因此我们要避免陷入自己未能预见的风险。而且即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充分而全面的，我们也不可能像计算机一样对现实世界产生一个精确无偏差的理解。我们很多看似不合逻辑的决定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生物学动机。

  用信仰评判一个人是不科学的。信仰无所谓是否理性，理性只存在于行动之中。只有站在进化的角度上，才能评判一个行动是否理性。

  “显示偏好”理论：只通过询问的手段，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下一步打算做些什么，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重要的是观察他们花钱买了什么，而不是问他们对某商品怎么“想”，因为你会得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

  由于存在“偏差与方差互补机制”，你经常“犯错误”反而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就像当你练习射击时（如下图之左图），故意偏离一点你瞄准的目标，命中率反而会提高。如果某些错误的代价较小，主动去犯这些错误反而是理性的做法，因为错误会给你带来新的发现。例如，许多药物都是意外被“发现”的。一个没有错误的世界就不会有盘尼西林、化疗……可能没有药物，甚至可能没有人类。

注：假设有两个人（清醒的）在得克萨斯州射击。左边的射手有偏差，而且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偏差，但总的来说，左边的射手比右边的更接近靶心。右边的射手没有系统性的偏差，但有很高的方差。通常，这两者此消彼长，你不能同时缩小方差并修正偏差。如果你面临重大选择且极度缺乏灵活选项，比如，两个得克萨斯州牛仔举枪对射，那么你宁可自己是左边的射手，这样才能远离毁灭。换句话说，面临一个危险时，修正偏差比缩小方差容易得多。如果你是飞机设计师，那么你宁可犯左图的错误，也不要犯右图的错误，要尽可能地降低你设计的各部件性能的方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飞机坠毁的可能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能在事故之最大限度地减少飞机坠毁的可能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能在事故之后免受惩罚。

  现阶段的科学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答案，科学本身都还不完整，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科学”其实是某些人向你推销产品的幌子，很多人搞混了“科学”和“唯科学主义”，“科学”仅指过程严谨。

  许多心理学论文的谬误在于，研究人员想当然地假设实验对象在实验之外不会遇到任何意外风险，而且永远不会。社会科学领域的“损失厌恶”理论构造得并不严谨，为验证该理论而做的许多实验都设计得很不科学。比如，你问实验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1%的可能会损失100美元，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规避这种风险呢？”其实你是想问他愿意为“规避风险”（或者更愚蠢的说法“规避损失”）而额外付出多少钱，但是你实际上忽视了被测者所面临的其他风险。比如，他停在外面的车有可能被剐蹭，他的投资组合有可能赔钱，他开的烘焙店可能被罚款，他读大学的孩子可能有额外开销，他有可能被解雇或者他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突染重病，等等。所有这些风险会加总起来，影响实验对象在测试中的态度，生活中充满了随机性的风险，而且都与“爆仓”风险有关，我们不能把这些因素和人的生活割裂开来，单独研究其针对某个事件的“损失厌恶”。

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2022.02.28 周一：

  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系统各部分的脆弱性（假设它们是可再生、可替代的）。如果人类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次突发的外部灾难，或者我们自身累积的不适应性突然爆发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灭绝。所以，只有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较短（也较脆弱）的时候，人类才可能在代际间实现基因变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从而以个体的脆弱性换取整体的强韧性。

• 不要没有力量的肌肉；

• 不要没有信任的友谊；

• 不要相信不承担责任的观点；

• 不要缺乏美感的变化；

• 不要没有价值观的阅历；

• 不要未拼尽全力的人生；

• 不要把资源和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渴望的事情上；

• 不要吃没有营养的食物；

• 不要没有相互奉献的爱情；

• 不要拥有了权力却抛弃了公平；

• 不要缺乏严谨调查的事实；

• 不要没有逻辑的统计；

• 不要没有证明的数学；

• 不要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

• 不要冷若冰霜的礼貌；

• 不要无法付诸实施的理论；

• 不要没有真才实学的文凭；

• 不要没有打击能力的军事行动；

• 不要没有文明的进步；

• 不要没有相互投入的友谊；

• 不要遵奉美德却又不敢担当；

• 不要忽略概率的遍历性；

• 不要相信没有风险的财富机会；

• 不要辞藻华丽却又言之无物；

• 不要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却又没有思想深度；

• 不要忽略决策的非对称性；

• 不要以为质疑会阻碍科学进步；

• 不要缺乏宽容的宗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

• 没有“风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就一事无成。

也有人将“skin in the game”翻译为“切肤博弈”、“入局”或“切身利害”。塔勒布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发表观点，你首先要skin in the game，要使自己成为风险收益对称的风险共担者，空中楼阁式的夸夸其谈或宏篇大论毫无意义。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外部压力时，只有身临其境、设身处地亲自承担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同样一件事所产生的风险，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并不是对称的。政客夸夸其谈、理论家高谈阔论、银行家坐收渔利，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不能与另一种人相比，如敢于牺牲的革命者、兢兢业业的实践者、投入成本的创业者。所以，一个人的价值、真正受到尊重的程度，取决于他愿意为他人承受多少损失。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的人，应该被置于人类金字塔的底部。

本文来源：《反脆弱》，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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