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2024-05-31-丁立的五月读书笔记

与人类伟大的灵魂对话，超越日常的忧虑和有限

Posted by DL on May 31, 2024

五月份的知识账本

  1.《浮士德》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切过去的不过是象征，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为什么歌德认为，在一个让我们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黔驴技穷，在面对眼前的种种的问题无所不用其极，却发现自己黔驴技穷的时候，永恒之女性引领你往前走？

  首先，什么都不做。

  爱因斯坦说：“一个问题一定不能用导致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正是因为有了那种思维方式而导致了这个问题，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再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在歌德看来，很多事情坏就坏在一种没心没肺的自强不息上头。

  你永远在往前走，永远想尽用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一种“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一个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你越是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变的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首先是什么都不做。

  宇航员上课的时候，首先教练都会教给他们这一条法则，因为你在宇宙飞船上随时有可能遇到问题，你不要轻易的出手，一旦出手，好多结果是不可逆的。但是你又尽量地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会不断地加重这个问题的严重的程度，直到最后事态处于完全不可逆的状态。再比如，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的时候，叮嘱你，如果你发现你丢了，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爸爸妈妈是一定能找到你的。你千万不要找爸爸妈妈。

  没心没肺的狂飙突进、勇往直前，这样一种态度，尤其是面对一个复杂性的情景的时候，闲不住的手是最容易坏事的。这时候你首先要放弃的是一种男性的思维，你要进入到女性的思维。

歌德认为的男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积极、主动、有作为，是一种贪多求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女性思维方式：往往看起来是不主动，不作为，是一种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的那样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黑天鹅满天飞的事件，我们要应对这种状况，首先应该就是一种不要轻举妄动的这样一种态度。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说一个人掉到漩涡里头，他拼命地想游到岸边，结果在冰凉的水中游了半个小时，毫无结果，最后死掉。在他沉到水底不到一分钟，他的尸体就被卷到岸边了。他永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身处的环境和系统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往往采取直接的、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反应，结果把自己推向灾难的深渊。

有时候，一个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你越是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变的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首先是什么都不做。

  再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纸箱子，或者一个什么盒子，你的本能反应就是立即打方向盘，绕过这个小小的障碍物。老司机就知道，这个时候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如果你急刹车，你的车可能翻，有可能被后面的车撞上。你要是打方向盘绕过去的话，你到别的车道上，后面的车马上会撞上你，就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故，甚至不是事故，结果由于你不懂得无为而治，而导致巨大的灾难。

这就提示我们，要充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要能够利用“模糊化”来处理有矛盾冲突的观念。为生活保留一定的模糊性，让自然之力自行发挥，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智慧之人常常不是为了妥协才故意模糊，而是为了能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才故意模糊。有的时候只有模糊，这个事才能办好。

  这里包含一个暗认知，那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身处在一种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在默默的发挥作用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一种敬畏，这种力量就叫做生态。生态的力量极其强大，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极其隐秘。如果我们对这种力量，对这样一个看不见的系统视而不见，同时又对它缺乏意识，缺乏敬畏，我们很多所看上去积极主动的行为，不仅成事不足，常常是败事有余。

  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是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其实，歌德所说的这个女性，就是一种跟男性的思维和行为相对立的那样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是那些以相反的面目呈现，甚至是以隐性的面目呈现的巨大的力量，还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power of the powerless，就是一种看似没有力量的东西的巨大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模糊可能让你损失了一定的控制权。但实际上，模糊是必要的，而且你并没有真的丧失掌控权。因为去除模糊性会使你的认知变得异常僵化，无法应对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而主动的模糊化，则能为你创造出一片充满可能性的空间。

  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在与这两种力量在打交道。我们在使用电脑，使用手机的时候，其实是面对是两种类型的力量：一种是我们用的各种的app，各种的应用软件，而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用手机就是在用这些应用软件。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在使用，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它真的达到了那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那就是操作系统。

  你在用手机的时候，首先用的，而一直在用的，而你常常没有意识到你在用的就是那个操作系统，或者是安卓，或者是iOS，或者是windows。它是默默的在后头在分配、协调、支撑着整个系统的运行。没有它，一切应用软件都无从用起。

  应用软件坏了，不灵了，我们可以重新下载，重新安装。但是操作系统一旦是出问题，你的应用软件再好都无法使用。环境也好，自然界里的生态系统就是一种操作系统，它和我们电脑，和手机的操作系统一样，它非常重要，非常强大，同时又非常的隐秘，不动声色。这就是它一直在引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你的生命轨迹，本质上是你的人格的放大：你有多大的认知，就能做多大的事；你的认知有多复杂，就能分配、协调、支撑多复杂的生命生态。人身难得，我希望自己会的不仅仅是干活的技能，而是处理复杂事物的艺术，是给不确定的世界提供秩序的智慧。

  2.看不见的操作系统。

  有一个故事叫做《渔夫与金鱼》：有一天一个渔夫在海上打渔的时候，打到了一条小金鱼。那个渔夫发现那个金鱼突然会说话了，它告诉他：“我是大海的女王，如果你把我放了，你有什么愿望，你都能实现。”渔夫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就把这条金鱼放回了大海，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因为他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当然就遭到了他老婆的义正严辞的批评了：“既然它是女王，你为什么不求它帮你做点事情呢？你看，我们家这个木盆这么破了，多少年都没有换，你赶紧回去跟它说，我们要换一个好的，换一个漂亮的一个新的木盆。”

  渔夫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了大海边，他发现金鱼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他陈述了他的要求，金鱼说：“没关系，你回去就有了。”等他一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头真的有了一个崭新的很漂亮的木盆。他以为他的老婆会大大的表扬他一通，没想到他的老婆又是对他劈头盖脸的大骂一顿，既然它能变出木盆来，它一定能变出很多的东西来。这样子一趟又一趟的，就去海边，他们家的东西都换了个遍。直到最后说，我要有一座像宫殿一样的房子，你赶紧跟它说。小金鱼听到这个请求的时候有一点为难，但是还是答应了，说你回去吧，会有的。一回去，果然发现在他们那间小破屋的那个地盘上已经有了一座像宫殿的一样的楼盘。这个时候，渔夫没想到的是，他又一次遭到了老婆的叱骂。“它都能变出一座宫殿来，那能不能干脆就让我成为大海的女王。我有什么需求，就不用再那么麻烦的求它变了，我自己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渔夫没办法，只好回头再去求小金鱼。当小金鱼听到他的这个请求的时候，没有说话，摆了摆它的尾巴，然后就向大海深处游去。当老头走回来的时候，发现那座宫殿已经消失，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他们家过去的那一个小破屋，还有一个悲伤的老太太对着一个破旧的木盆。那条小金鱼，也就是大海的女王，它其实是一个操作系统，而它能够变出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过是一个个的应用软件。

  当你不再满足于拥有这些应用软件，而直接想成为操作系统的时候，你已经丧失对操作系统的敬畏，你想来一个彻底的颠覆，那就不行，一切都回到原处。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只有一个，我们要保持对操作系统的敬畏。

总是试图控制、干预一切，这会让自己时刻处于动辄得咎、充满威胁感的状态，始终处于压力之下。这样的人视野必定是狭窄的。

更好的做法是，给问题一些时间，主动对绝大多数的非致命问题保持挂机，主动对生活保持刻意的模糊和不清晰，你先别管好坏，尽量允许事情“自发折腾”，它发展它的，我发展我的；与此同时，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上，把这一个目标做好。

要想系统性地增强自身的精神内核，就必须容忍生活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坏”事———一些你不想让它发生，甚至原本打算禁止它出现的事。你必须遏制自己的控制欲，你只能等待，最好是要逐渐放开。

  还有个比方是风景和气候：特定的气候导致了特定的风景，但是气候我们常常是感受不到的，我们能看到就是那些无限风光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一片风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每一片风景的背后都有一个气候，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操作系统。虽然它不那么显眼，但是它要比风景重要的多。

  那什么是后呢？所谓后字面的意思就是处在后台的看不见的隐性的那样一种力量。我们普通人常常不会去关注那些隐性的看不见的力量，因为关注了也没用，反正看不见。

  哲学家们特别爱关注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哲学家的标签就是关注那些据说是看不见，但是非常强大的那种力量。很多生命现象背后有那么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力量，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大有作为，但是你千万不要跟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扳腕子。

  天下万物的根本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无既无形也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道德经》里头，无不仅仅是天地的本原，而且是整个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

  所谓失控就是一种表面上没有控制，实际上一种无形的方式在控制这个世界的那种力量。面对万事万物，我们常常会有控制的冲动，而这种控制的冲动和行为常常是无效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尊重那个无形而巨大的力量。这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力量用上一条启发的话说，其实就是操作系统，也可以说是气候。

我们能够得以生存下来，背后是有一种巨大的隐性支持力量的，它在默默地在维持着整个机体组织的运行。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不心存敬畏，反而事事都想去干预的话，你的生活就一定会陷入到混乱当中，甚至是陷入到几乎是瘫痪的境地。

内心虚弱的人，往往就是那种不能够清醒地直面自己的本质的渺小，本质的无能的那样一种人。相反，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边界有充分的意识，能够直面自己，习惯性地自黑，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强大，他不是试图去扮演一种无所不能的角色，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的边界，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3.从数据到智慧：认知上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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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数据。数据代表各种事件和现象，比如你出门看见下雨了，这就是一个数据。数据本身没有组织和结构，也没有意义。数据只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并不能让你理解为什么会发生。

  数据的上一层是信息。信息是结构化的数据。你看见下雨只是数据，但如果有人统计哈尔滨市在2019年7月份这一个月总共下了多少雨，这就不是简单的数据了，而是信息。信息是很有用的，可以用来做分析和解读。

  信息再往上一层是知识。知识能把信息组织起来，告诉我们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有云导致下雨，因为下雨所以天气变得凉快，这都是知识。成语典故和思维套路都是知识。

  模型，则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知识，能解释一些事情，还能做预测。

  认知金字塔的最上一层，是智慧。智慧是识别和选择相关知识的能力。你可能掌握很多模型，但是具体到这个问题到底该用哪个模型，敢不敢用这个模型，则是智慧。

  举个例子。一只小猫从4000米的高空掉下来，请问它会给地面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你得先选一个模型。

  用最简单的重力加速度模型，你会发现小猫触地之前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它会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但是用一个更复杂的模型，考虑到空气阻力，物体在大气层中的掉落速度其实会趋向一个恒定的数值，并没有那么快，那么这个危害就不会很大。如果掉下来的是一只小老鼠，甚至可能都不会死。

  从数据到智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认知升级。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只体验而不知道总结，他得到的就只有数据。有人偶尔看看新闻，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什么意思，他就获得了信息。有人能从经验中总结一些规律，还从书本上学到一些说法，他就拥有了知识。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学了很多知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有智慧，会选择该用哪个知识，能使用模型做出决策，而且还真敢去执行，那才是真本事。

  从数据到智慧，你会发现越往上就越主观。信息已经是个性化的总结。知识中的因果关系已经是主观的判断。而智慧，更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到底该选哪个模型？没有固定的操作流程。

  经济学家有句名言说“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其中有一些是有用的。”模型说的不是真实世界，而是对真实事件的抽象和简化。你必须忽略很多因素，才能让问题可以推演。而这么做的危险是你可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人生中没有什么一定对的操作。一切都只是选择而已，而且常常都是两难的、无奈的选择。这意味着你要想追求某个东西，就必须放弃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了解每个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你需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你需要有创造性，你有时候需要同时使用多个模型，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决策=概率预测+主观判断。预测，是告诉你发生各种结果的概率是多少；判断，是对于每一种结果，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判断，有很大的主观成分。

AI时代的决策=AI的预测+人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预测和判断脱钩。预测是客观的，判断是主观的。AI不能僭越人的判断，人也不应该专断AI的预测。AI与人各安其位，分工明确。

以前所有的决策都是人负责预测，人负责判断，现在则应该是AI负责预测，人负责判断。我们承认AI比人聪明，但是真正承受风险、体验后果的是人，所以最终拍板判断的必须是人。只有人能以血肉之躯承担后果，你必须切实理解人的情感和人生的意义，才能处理好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问题，它们都是你自己必须做的选择，而这其中的判断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结来说，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主观抽象描写，代表正规化的思考。模型通过严谨的定义和数学逻辑关系，允许我们做精致的推演，从而获得精确交流、解释、判断、设计、预测、探索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而选择什么样的模型、选择一个还是几个模型，则是智慧。

语言思考的本质是在寻求规律。而规律，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压缩。有些东西确实有规律可以压缩，但有些东西本质上就没有规律，不能压缩。这种现象被称为“不可约化的复杂”：你要想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就只能老老实实一步步算出来，不能“概括”。

  4.如何对“人”进行建模：如何研究人。

  不管你要观察社会也好，玩转世界也好，制定政策也好，都需要分析人、琢磨人。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大约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认为人是简单的。有些领导认为人就应该令行禁止如臂使指，有些人认为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传统的经济学家有个“理性人”假设，也相当于是一种简单化。而近年以来，很多“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对的，人没有那么理性，人有各种非理性的偏见。

  这就引出了第二种态度，认为人是非常复杂的。正所谓“人心难测”，一切描写人的模型都存在漏洞。但是我感觉这个态度其实是智识上的懒惰：你一句“人是复杂的”，别人说啥都不对，那你倒是说个对的啊？

  到底应该怎么研究人呢？有一个洞见。

  你不应该笼统地问“人是什么样”。你应该问的是在你研究的这个局面中，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人是什么样的。人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很聪明，做另一些事情则很不聪明——因为根本不需要聪明。

  是局面决定了人。抓住这一点，你就会对“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敏感度。

  首先人具有多样性，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想法、判断和追求。这给对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使得社会科学几乎不可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有个著名的俏皮话说，想象一下如果每个电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不遵守物理定律，物理学将会是什么样的理论……

  不过别担心。你的确很难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你可以在大体上判断【一群人】的行为。这是为啥呢？因为个体的差异可以互相抵消。比如你开个餐馆，具体到一个特定的人今天来不来你这吃饭，你很难判断——但是你每天的顾客人数其实都差不多。有的人本来想来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有的人本来没想来因为路过看到就来了，这种种的出入互相抵消了。

  再比如在投票选举中，有的人观点左得离谱，有的人观点右得离谱，但是因为互相抵消，最后这个人群整体的观点就还是比较靠谱的。当选者的政策不会太离谱。

  但互相抵消的前提是每个人都独立思考，犯错的方向得四面八方都有才行。而如果人和人之间有强烈的互相影响、互相模仿，那么整体就会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性。比如一家银行，本来每天被取走的钱都差不多，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个谣言说银行要破产了，人们都来挤兑，那你就不能再使用平常的模型了。

  是各自独立还是互相模仿，这是我们研究人群的第一个重要视角。

  另一个视角是，人们是在例行公事地按照习惯做事，还是正在根据当前局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如果局面很稳定，其实大家都是按照习惯做事。只有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人才会表现出一些不寻常的特点。

  局面决定人，所以针对不同的局面，你要选择不同的模型。

  5.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但不要预设问题。其实事情发生了以后再说嘛，但是没有必要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去悲观臆想自己的遭遇。你真的做起来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真正出现的问题，跟你本身预设的问题完全就不一样，或者你本身预设的问题压根就不存在。

  没有必要骗自己，但是很多人因为骗别人骗多了，就学着骗自己。其实骗别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摸鱼，摸鱼其实没有赚到，第一你把你的时间浪费了，第二，当你在应付别人的时候，你其实更多地是在应付自己，长此以往，对自己的做事动力或者其他各个方面都不是很有好处。

  6.真实世界是个“无限游戏”：这里面没有结局，而且通常没有绝对的对错。你做一件事，产生一波后果，那一波后果又产生另一波后果……就如同塞翁失马，只有震荡。你可能永远都在斗争之中，没有宣布胜利的一天，你们只能一直这么较量下去，至死方休。

大多数人都不会被一场或者两场外在的风波打倒，但是考验在于，他是否能够承受住来自内部的、持续不断的紧张。你要理解这个力量，拥抱这个力量，成为这个力量。

  小时候听说考上大学就好了，考上大学又听说工作了就好了，然后是结婚买了房子就好了，然后是孩子大了就好了……其实永远都“好”不了。这就是大自然的设定，认命吧。人就是这待遇，熬着活。生命的厚度，有且只能是靠沧桑堆积而来。

生而为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意识到熵死的威胁，无时无处不在，为了反抗熵，你就得直面熵，这也是一种面死而生。

  很多人说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活得不累，可是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不到波动，一定是或者有人、或者有个组织，替你屏蔽了波动。员工拿固定工资，那可是公司在市场上起伏；公务员职业稳定，那可是机构在遮风挡雨。那些安稳的日子都是虚拟现实，也许这种安慰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问题总会出现。

真实世界充满了涨落，生活总是起起伏伏，强行做平波动就等于掩盖真相，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你但凡想要自己面对现实，就得一惊一乍、大起大落、担惊受怕。这些是活着必须承担的代价，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7.总有一些你为了达成目标而不得不做，可是又强烈地不想去做的事情。比如你非常害怕在公开场合演讲。还有一些是做大事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被人指责。你的心理压力、愤怒、悲伤和各种非理性的想法和行为，都让你感到恐惧。

  普通人对恐惧都是躲着走，尽量避免做恐惧的事儿——而极端的修行者们，却是以恐惧为指南针，越恐惧什么就越去做什么。

  恐惧有个最大的优点，它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当你感受到恐惧的时候，你自动就会专注，你自动就容易进入心流状态。比如一个任务的截止时间马上就到了，就好像有一只狼在追赶你一样，你自动就会全神贯注地赶紧完成它，而且往往有超水平发挥。

  所以你要适应恐惧，主动体验恐惧，最好达到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去对待恐惧。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要把恐惧感“外化”。不要专注于恐惧这个想法，而是要去感受恐惧对你【身体】 ——而不是【大脑】的影响。恐惧是让你的胃难受了吗？还是大腿的肌肉难受？恐惧让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最紧张？当你主动去体会身体的恐惧感的时候，当你把恐惧当成一种体验去参观的时候，恐惧反而就不会困扰你了。

  这不是说“尽管恐惧，但我还是要做”，而是说“因为恐惧，所以我要去做”。多练习一些曾经帮你战胜过恐惧的方法。深呼吸对你好使吗？那就来几次深呼吸。这个指导思想是一定要迎难而上，遇强更强。

  8.“荒”加上竖心旁，就是“慌”：慌乱的内心不是什么都不想，可能想法特别多，各种念头随起随灭，以至于上头长了什么，你反而说不出来。让你回顾过去一个月干的事情，你整个状态是荒芜的，多，杂，没法形成记忆和指向，就是一堆非结构性的混沌数据组成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状况。

  但是呢，你又操心很多事情——操心就是你的心智不停运转，但这个运转是杂乱没有指向的，除了产生各种非结构性数据，其他都是折磨和困扰你，但过后又回忆不起来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的智商高低，智商其实就是你的心智运转起来可能的效率，如果你的心智实际运转当中没有形成结构性、指向性的东西的话，这个运转速度是很快的，数据量也会很大，但没有结果。所以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那些智商很高、认知效率很低的人，他们都是处于慌乱状态，或者说是有数据没算法的状态。

这个低表现在他们的念头和行为都是无指向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慌乱的。认知一定要避免和远离这种有数据没算法的状态。

  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建立一种优化的算法，不被外物所困，这是唯心意义上的心外无物。但【心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由【心本身】解决。要想升级我们的认知，要想建立和优化算法，就必须愿意去采集、接触、获取大量数据，就必须在“事上练”，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练心，完成知行合一。

算法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多样化的数据喂养来实现优化。算法来自于数据，数据要跟算法相关联才有价值。

  知是算法，行是获取数据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算法，那你无论获取再多的数据，都是沿门托钵，都是苟且。【苟且】的“苟”，是指局部性、暂时性的，而不是长期性、系统性地应对和解决问题。【苟】是没有算法和原则的行为和认知。我们一般会在苟且的前面加一个“眼前”——【眼前的苟且】，实际上，如果你不解决算法和规则问题，那长期下来也还是一个苟且。

【苟且】是具体但是暂时性地解决一个个零零碎碎的问题，只求症状解，不求杠杆解。本来你是有算法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算法被逐渐遗忘，行为逐渐被具体的得失成败所绑架，变成见招拆招。我们反复强调“不忘初心”，是因为【算法】的初衷常常是容易遗忘的，而且这种遗忘往往是体系性、制度性的，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近乎宿命地忘记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最清醒、最忠诚、最智能的监管者，那就是我们的【内在觉知】。

  而【不苟】则是摆脱非系统性、非长期性地考量和解决问题，或者说，是对原则和算法的尊重。【一丝不苟】是对原则和算法的谋求。

  刻意练习有两种，其中一种是【苟且练习】。很多人明明在不停练习，但始终没有进展，处于认知和技能的留级状态，是因为他们练习的过程有一个隐藏的动机——避免痛感和抉择。比如我投球投得还可以，于是我就不停地练投球。

  而【算法】是超越随机数据和无常情境的背后的东西。假设算法是“一”，数据是“多的”话，如果你获取数据的时候过于单一、避免痛感，是不能真正建立或优化一个算法的。

  真正的选择是make difference——能够带来本质上不同效果的选择；虚假的选择是不能够带来实质性差异的选择。我们为什么常常在伪选择之间纠结，用伪选择代替真正的选择呢？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动机：避免选择时的痛感——真选择一定有痛感。所有关键结果都是以真正的痛感为前提的，都是跟不疼不痒的苟且无关的。

  认知留级和难以实现认知升级的原因，本质上就是【回避痛感】，核心上就是【不选择】，或者说选择那种不可能有实质性差异的选择。就像萨特说的：你可以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当你本质上处于不自由状态下去选择自由的时候，只是在选择你的铁链的长短而已。

  人在认知留级，甚至推广到职业生涯、创业状态的留级，往往都是选择了【不选择】。即使数据量很大，动辄一万小时，也没有造成真正的升级，是因为“有练习，无刻意”，而刻意就是痛感，是不断面对真选择。有很多选择的时候都是假选择，往往是【无可选择的时候才是真选择】。

  【犹豫】是过去的事情还在，又想到了接下来的事情，前怕狼后怕虎，患得又患失的状态。【不犹豫】是指面对眼前的东西既不瞻前也不顾后，面对当下的场景忍受一种痛感，不会在心里始终迷恋着某种退路和舒适。也就是说，主动把自己放到一个被抛的状态，这也是【不杂】——算法清晰、明了、简单。

好算法的三个特点是：底层中立、潜在无头脑、结果有保障。【底层中立】：对什么人都是一个态度；【没什么头脑】：歹也好，好也好，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阿甘、郭靖都是这样的人；【结果有保障】：行为和思维是能够预期的。

【看不见而信】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认知算法】。

  9.《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一种企图，当然，也是一种妄想，所以就显得可笑。但是，人类从来都有一种要将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愿望。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各种问题的解决，实现各种目标的时候都在谋求一样东西：【确定性，好的必然性】。中国人把这个好的必然性称为“福”，坏的必然性称为“祸”。福祸里也有偶发和必然，比如“飞来横祸”就是一个偶发的坏事情。

  怎么才能够得到福呢？去祈求预置人命运的主体——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好的必然性，同时让这个预成的好事能实现，就是福。福本来的意思是实现，祈求上天兑现某种好东西。它的左边是“示”字旁，跟祈祷有关；右边是充实的意思。福有两个意思：一个指逻辑层面的命定的意思；一个指现实层面实现的意思。比如我们常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就是已经有一个预成的逻辑的话，你就不用忙了。但现实世界中，很多事件介乎纯实力和纯运气之间。而人类改变运气有下面这几种方式：

  • （1）巫术与祈祷：人类希望通过祈祷、巫术这样痴心妄想的方式，试图将某种坏的可能性去掉，增强好的可能性，甚至变成纯粹好的可能性。巫术和宗教都在试图影响甚至主宰运气，准确地说，是去掉导致灾难的偶然性。

  • （2）作弊：作弊是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将偶然性去掉，转变为必然性，像往骰子里灌铅就是一种狭义的作弊。广义的作弊就是技术。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以后，不是去违反规律，而是利用这些规律加入某些东西。作弊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外在对象上，让结果有利于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抽水马桶也是一种作弊。

  • （3）增强实力：另外一种是既不痴心妄想或者祈祷，也不作弊，而是完全承认客观世界的规律，通过增加自己的实力来改变结果，这是一种最传统也最靠谱的方式。“反脆弱”是提高实力的一种思路，即让自己持续受到各种小创伤，然后不断自我补偿，在客观世界偶然不可控的时候，通过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减弱甚至屏蔽偶然性，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反脆弱”也是一种增强自身弹性，降低自身刚性的方法，你不可能不受伤害，但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具有一种快速恢复和调整的能力，避免由于自身的刚性而发生脆断，使整个游戏瞬间结束。

反脆弱能力其实是在延长人生游戏的时间，将偶然性在时间中稀释。

  面对偶然性对你造成的伤害，将对你不利的偶然性转化成对你有利的因素，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延长自己的故事线，让不均衡分布的偶然性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头相对均衡。这时候人的胜算可能性就提高了。

延长故事线有一个像是笑话的例子：有个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拥有一架自己的直升机。好消息是，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一天拥有了自己的直升机；坏消息是，当他第一次飞行的时候，直升飞机就出现了故障；好消息是，他备了降落伞；坏消息是，当他带着伞往下跳的时候，伞打不开；好消息是，下面有一个巨大的草堆；坏消息是，草堆上有一个叉草的铁叉子；好消息是，他正好没有碰到那个铁叉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切成各种版本，比如第一段就可以切成：有个人努力奋斗拥有了自己的直升飞机，这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个人很成功。再往下，又是一个故事，但是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版本——这个人好不容易拥有了自己的直升飞机，却在试飞第一天出了飞行事故。

  每加一段就是一个新的故事版本，在不同的版本里，每一种好消息过后看来都是坏消息，但每一种坏消息过后看也都是好消息，关键在于这个故事线的长度。最终呈现的整个故事是：这个人凭着自己的奋斗拥有了自己的飞机，他的第一次飞行经验惊心动魄，比世界上所有拥有飞机的人的第一次飞行体验都要精彩。

偶然性对我们认知的影响，其实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我们常常被各种偶然性绑架，时常会被一个听上去很荒唐的偶然因素影响判断。

  事实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由偶然性构成的，如果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的偶然性、成功的偶然性的人，在面临重大决策时就会更加镇定、坦然、有魄力，避免犯守株待兔式的错误——一厢情愿地想将偶然性必然化，以一种想象的必然性来认知这个世界。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偶然性的时候，他做出的决策的质量都要远远高于那些迷信必然性的人。

  总结一下：如果你用偶然性的视野看世界和人生，你就会发现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世界和人生。意识到偶然性是世界和人生的背景之后，你会发现天地为之一宽，为之一新。偶然性组成了故事，故事在影响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对偶然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就会产生许多我们不自知的认知谬误。当我们知道偶然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自然就会延迟判断。因为在不同长度的故事里，偶然性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不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故事线。一个好的战略就是一个故事线长的战略。

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会动，而是不会静。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很多事，其实都在水中过于搅动而使泥水混合，从而变成浊水。遇到浊水时，大多数人千方百计去水中捞取泥巴，越捞水越混浊。有道之人常常能让自己安静，采用一种无为方式解决问题。此时，只需要静下来，给自己和事情一点时间，那浊水就会渐渐变清。

为生活保留一定的模糊性，让自然之力自行发挥，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在一切未定之时，我愿等待。

  10.跑步是一个看似外求，但实际上是内省的过程。跑步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强健体魄，而在于三个副产品：毅力（耐力）、节奏感、减少无意义的消耗（多余动作）。节奏感是实践性知识，很难量化、表述，只有在身体力行中才能体悟。减少无意义的消耗，则可引申到生活中，减少多余的、与目的无关的、无意义的动作、思维、物品。

2024.05.01 周三：

烦恼背后是恐惧和焦虑

  每个人的情绪都像是个百花园，虽然各种颜色的花争奇斗艳，但也总会有一些颜色相似的花。我们要挑几种仔细地分析总结，找出比较有普遍性的颜色。

  第一个情绪是“烦”。我觉得“烦”实在是一个很高频的情绪。

  “烦”这个字看起来就让人感觉头上有火。如果头上的火是“明火”，那我们可以尽快把它熄灭；可是很多时候头上的火是暗火，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火烧在哪儿，别人也看不出来。这样的烦，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烦的背后是怕

  在临床观察中发现，烦的背后通常是怕，甚至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怕。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我很烦”，我们甚至可以直接问：“那你在怕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烦背后的怕有两种，第一种是怕必须做而不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的怕，是指看不到自己不喜欢做的这件事情的尽头，害怕自己要一直这么做下去。

  第二种是怕做不了想做的事情。我们内心有想做的事情，但眼前的处境似乎看不到做这件事的希望，我们担心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去做那件事。

  有时候，这两种怕会同时存在，即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不得不做，这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烦。

  生活中有谁能完全地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这种人我还没遇到过。你要是问我，我有没有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只能说偶尔会，但没办法完全这样。所以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被笼罩在一种虚火中，处于一种烦的状态下。

具体怕什么

  有一种怕非常深刻，就是认为自己可能不存在了，瓦解了，消失了。一般来说，正常人体会不到这种怕，所以我说起这种怕时，大家可能会觉得和自己无关；也有些人会说自己有过类似的感觉，但旁人其实难以感同身受。这就像隔岸观火，旁观者不一定能体会真正处于一片火海中的人是什么感觉。

  哪些人会有这种极度的怕呢？某些会发作急性精神障碍的人，或是一些有急性应激障碍的人，只要看一下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的眼神，就能感受到他们所面对的深度恐惧。所谓的正常人不太容易体验到这些，因为总体而言，正常人的生活配重比较平衡。我不希望大家体验过极度的怕，那是如坠深渊般的恐惧，已经不属于一般程度的烦了。

  还有一种怕是总觉得有人会对自己不利，或者总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是不容易被检查出来的问题。这两种情况的本质上一样，都属于被害恐惧。如果被害恐惧的源头来自外界，就表现为对他人的恐惧；如果被害的源头藏在自身，就会表现为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问题。

  这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更让人烦恼呢？实际上是后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怕的是外界的他人，还可以采取自闭防御，就像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可以尽可能不与他人打交道，这也算是防御成功了。但如果我们怕的是自己的身体问题，担心自己的淋巴结是不是变大了、哪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肿瘤，总是疑心自己患上了非常可怕的疾病，这种烦恼就很难躲开了，因为自己的身体是无法隔离或自闭的，防御机制几乎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高级的怕

  刚刚说的这两种怕比较原始，相比之下，稍微深层一些的怕是担心失去与重要的人的联结。有这种担心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在这一点上比较极端，必须要和熟人待在一起。他们会恐惧没有熟人的地方，不论那个地方多么漂亮，多么有趣。

  这种恐惧感非常强，比如他们在需要出差时会很烦躁，总有一种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避免出差的冲动。如果迫不得已还是出差了，那么即使在一个很好的酒店，他们也没办法入睡，会翻来覆去地受不了这种分离，这其实就是一种分离带来的烦。

  另一类人则可以暂时与亲密的人分离，但他们总担心对方对自己的感情不在了，不爱他了。如果他给对方发一条短信，对方一定要非常及时地回复他。对方要表现得非常关注他，时时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回应他，他才不会烦。

  比如他在发出去一条微信后就会开始计数，如果超过10秒、30秒、3分钟，对方迟迟没有回复，他脑子里就会展开各种想象：对方是不是不爱他了，对方心里是不是没有他了，对方是不是不在乎他了……接下来他可能就会把焦点转向自己：我是不是不好，是不是没有什么价值，是不是得罪了对方却完全不知道……在对方回复之前，他可能一直会陷在这样的循环中，无时无刻不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样的人实际上无法确定别人对他的态度。你可能会疑惑，如何区分担心感情不在了的烦与分离的烦呢？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发了微信，那个人没有回，他担心的是对方是不是出事了，那就属于分离焦虑；如果他担心的是这个人变心了，那就属于我刚刚阐述的担心感情不在了。但有些时候，一个人的烦可能同时包含了这两类，他一会儿担心前者，一会儿担心后者。

对于失去的烦

  还有一种烦，是担心失去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特质或素质。

  一些人很担心会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才华，例如一个歌唱家肯定很在乎自己的嗓音是不是完美，如果觉得自己的嗓音有变坏的征兆，他可能就会惴惴不安，感到害怕。

  也有一些人会担心自己的性功能，因为这对他很重要，是他的自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总会觉得如果性功能衰退了，他就要失去这样一个对自尊无比重要的能力了。

  实际上，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这样。一些女性在更年期状态下会很烦躁，从心理层面讲，可能就是随着生理期逐渐变得不规律，她觉得自己快要失去女性功能和女性魅力了，因此惴惴不安，非常烦躁。

道德层面的烦

  还有一种烦，是来自道德层面的自我要求。一些人有“要做好人”的道德理想，但实际上要做一个在各个层面都被赞许的好人很困难，你能做父母心中的好人，未必能做领导心目中的好人；能做领导心目中的好人，未必能做配偶心中的好人；能做配偶心中的好人，未必能做孩子心中的好人。

  所以，道德方面的这种自我要求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这就会让人左也内疚，右也内疚，在中间一样也内疚，无论怎样做都会内疚。这种状态当然很烦。

检查你的恐惧或害怕系统

  生活中常常有太多的不如意，所以我们怕的东西太多，担心事情失去掌控，担心无法应对烦的情绪，等等。当我们试图用一些行动（如大吃大喝）应对这些情绪时，这些行动反而会让我们更失衡。就像你非要对一个摇摇欲坠的体系进行配重，然后发现不配重的时候还没事，配重后它突然就塌了，行动的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如果想面对几乎弥漫在生活所有角落的烦，我们需要检查自己的恐惧系统，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勇者不惧吗？我们真的能够勇敢地面对任何东西吗？

  如果你怕的东西在明处，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如果你怕的东西在暗处，那你会拿它没有办法。我发现很多人的烦都包含了他对过去一些旧的、躲在暗处的某些事情的烦，这些烦破坏了他对当下的觉知。当头脑层面因应对不了某个情境而产生烦的情绪时，除了当下的这一层烦之外，我们的内在还有很多以前沉积的烦，这些烦一层套着一层，最终呈现的烦的程度要比当下面对的情景所产生的烦的程度大得多。这么一来，局面就更难处理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探索，我们内在的那些过去的烦、过去的怕究竟是什么。如果不理清，它们始终就会跳出来，那么你的烦就会无休无止，没有尽头。因此，如果今后再遇到烦的情境，就要珍惜这样的机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在是不是有一个很无力的、当年的自我带着所有的害怕冒了出来，这时我们先不要急着烦，要用心体会。

愤怒的背后是脆弱

  一般来说，愤怒是外显的。常见的形容极度愤怒的词叫作“盛怒”，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怒发冲冠、横眉怒目的样子。盛怒是比较常见的愤怒形式，有些人似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处于盛怒的状态，可能从他起床开始，起床气这种愤怒的形式也紧跟着出现了。这样的人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可能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常态。但由于他们愤怒的信号非常明显，别人一般都能感知到，所以通常人们应对这种人的态度是“惹不起，躲得起”。只要不是在家庭内部，我们通常知道如何避开盛怒的人。

  除了外显的“盛怒”之外，有一种怒比较隐晦，不仅当事人自己不见得有所察觉，身边的人也不容易察觉，这种怒叫作“郁怒”。“郁”是抑郁的郁，这种愤怒你看他的表情不一定能看得出来，除非你对气场比较敏感，比如你每天都在有意识地觉知它，那么在遇到某个人时，你就会感受到一丝丝的郁怒。

  郁怒的坏处其实比盛怒大，因为彼此都没有意识到产生了怒的情绪，你觉得不对劲儿，但没有把这个不对劲儿看成怒；而郁怒的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怒，所以他不一定会有意识地调节它；也由于他不调节，所以他可能一年365天中有300天都处在郁怒的状态。

  郁怒比盛怒更伤身体，一些郁怒的人的身体很容易出现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这就是因为有一股气闷在身体里，天长日久对身体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一方面，郁怒通常不易觉察，但小孩子甚至婴儿会对一个人是否处于郁怒的状态比较敏感。如果一个孩子由郁怒的人照顾，这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惊慌。而由于郁怒的人举止并没有出现异常，所以成年人也只会是觉得对方不对劲儿，但不知道对方存在着隐隐的愤怒。

  郁怒虽然不像盛怒那样容易被当事人和他身边的人觉察，但它也有独特的呈现方式——梦境。郁怒的人有时候会做梦，梦中的愤怒者不见得是他本人，可能会梦到有一个人拿着大刀砍人，周围的人都被吓得四散奔跑的场景。醒来他就会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做这种梦，怎么会梦到这种情节。

  我们前面提过的配重可以解释这种情况。当一个人的郁怒累积到非宣泄不可时，就会在梦中塑造一个对象替自己宣泄，这个对象为他生活中的情绪失衡提供了配重。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容易生气的人，却总是梦见一些愤怒的事情或场景，那这很可能就是你存在郁怒的征兆，你需要留心自己的情绪。

  一般来说，愤怒大多指向别人，其目的是向别人传递一种边界警示信号，是一种领地保护意识的体现。我们看到一些小动物在被威胁后也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似乎在说，你要是再向前走一步，我就要攻击你了。这种针对别人的愤怒很容易理解，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的保护自我或领地的精神工具，在领地边界受到侵犯的威胁时，只要使用这个工具，我们的威胁者就可能会退让。

  但也有一种愤怒指向自己，它是一种自我憎恨，自我憎恨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就会变成自我攻击。自我攻击程度严重者，会有自残等行为。指向自己的愤怒有极大的危害，以至于很多身心疾病的源头其实都是因为经年累月生自己的气。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对自己的愤怒，那我们的人生可能就一直在那个困境里原地转圈。

  为什么会对自己产生愤怒呢？如果追溯我们的成长史，往往会发现其根源在于有人向我们传达过这样的愤怒，我们感受到了他人愤怒的威力，由此产生了恐惧。于是在成长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这个人的威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把这个人合并到自己的体系里。即使这个人不在场、不在我们身边，甚至已经去世了，也依然用这个人的视角审视自己、惩罚自己。因此，我们一定要慢慢地找出隐藏在自己内在的这个人。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产生了愤怒的情绪，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所表现，比如肌肉紧张、身体僵硬等。你可以做个实验，请身边的人看看你能不能以一种舒展的姿势睡觉。如果你睡觉的样子都像是在防卫些什么，就代表你的身心的确处于一种随时应对愤怒或攻击的状态，此时我们就要留意自己是不是一直有着愤怒的情绪，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且这时你的睡眠质量一定是比较差的。

  还有一种应对内在愤怒的方式，就是用你身边的关系进行配重。即你不愤怒，但你故意让你身边所有人都对你很愤怒。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仍然有愤怒，只不过你把这一部分愤怒投射到了外界，被别人吸收并呈现了而已。

  可以说，完全没有愤怒情绪的人是不存在的。生活中我们总是在接触自己和他人的愤怒，接触自己意识到的或意识不到的愤怒。

愤怒的背后往往是脆弱

  那么，愤怒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愤怒的背后往往是脆弱。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体形庞大的动物，一般很少会表现出愤怒的样子。如大象，因为大象的体形比较庞大，天敌很少，所以没必要总是摆出一副防卫的姿态。

  但一些体型小的动物就经常表现得很愤怒。我曾帮别人养过一只小博美犬，我发现它的脾气很坏，你的很多行为都有可能被它理解为不怀好意，它特别爱冲人吠叫。这种状态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坏处：如果你总是被理解为不怀好意，最终你可能真的会不怀好意。这样的循环只要开启，它就会更加明确地产生防卫心理了。

  所以，如果我们想少生气，单靠念着一些咒语，如“莫生气”“难得糊涂”等，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一定要用心修复自己的脆弱之处才行。

正确对待你的脆弱

  有一些人的脆弱是一种先天的素质，这可能由神经方面的某种敏感性乃至超敏性所致，也可能是因为他童年时期构建的依恋系统比较脆弱，比如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比较脆弱；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遇到了创伤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打破了原有的防卫系统，让他变得易怒。

  所以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有先天性的脆弱，首先要承认和接受这一点，不要假装不知道或总是遮遮掩掩，因为这会使脆弱性没有办法被修复，无法及时被“打补丁”。而别人由于完全意识不到我们的脆弱性，又很容易在无意中伤害我们。

  如果脆弱是由于依恋系统不稳定造成的，那就需要我们在之后慢慢地学习如何重新和他人建立安全的联结。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也正因为不容易，所以心理咨询与治疗才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如果是剧烈创伤带来的脆弱，则需要我们用心而细致地包扎一番。但好像没有谁希望这种脆弱持续得太久，因为这种脆弱将提醒身边的人，他们也是无能、无力、无助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形成一种默认的共识：脆弱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坚强，生活也很快会步入正轨。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人在“恢复”后，他的内心会不会存在郁怒呢？肯定会有的，而且还会有对别人的郁怒，会觉得“你们急匆匆地催我，所以我不得不做出正常的样子”。另外，因为错过了一次很好地修复自己、照顾自己的机会，他对自己的郁怒也会随之而来，甚至逐渐加深。

  如果这样的郁怒持续发酵，可想而知，下一次即使遇到程度不是很大的创伤，也会再次揭开他的伤疤。

  所以我们想克服脆弱进而避免愤怒，就要承认和接受这一点：我们的生命的确比较脆弱、我们的心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健康。我们需要多关注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正当的。当我们的心理因遭受某些影响而变得脆弱时，我们应该像受伤的野兽一般，找一个僻静之处舔一舔伤口。只有这个伤口真正痊愈了，我们才不至于对自己产生愤怒，才不会因为曾经受过的伤害而变得无法信任别人，进而产生郁怒或盛怒。

指责的背后是绝望

  反过来，如果这个人不“争气”，那他的背后又会有多少的绝望？绝望是一种让人极度痛苦的情绪，好端端地谁会愿意体验绝望感呢？日常生活中，我们恨不得千方百计地逃避绝望感。

  绝望和脆弱感是联系在一起的，脆弱感会导致绝望，这两种感觉叠加在一起，最终会导致情绪崩溃。比如，我们很容易把对自己的指望转移到别人身上。一个人如果自己读书读得不怎么样，就会很自然地为其儿女进行配重：“你要有出息，我就指望你了。”如果儿女这一代人不争气，他可能会继续指望第三代人，指望的链条就这样在家族中延续。

  这种链条不只存在于家庭和家族中，也存在于社会团体中。比如单位、部门或业务小组中，成员或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不也是在还原指望或指责的链条吗？所以你想想，如果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原点，也看不到终点的链条上，是不是很绝望？

如何面对指望

  绝望是情绪光谱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适应绝望感，抓住机会用心地体会、接纳、整合绝望，我们会不会对别人的指望或指责产生免疫呢？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让指责或指望的链条在自己这个环节上断裂，不再传递给下个环节——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下属。做到这一点肯定很难，因为如果容易，链条早就被摧毁了，所以你不要指望外界都能想明白这一点。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2 周四：

悲伤是可以有力量的

  一般来说，鲜有人会把悲伤看成一种有力量的情绪——此处的“有力量”是指我们可以从悲伤中得到力量。这种看法违背了大部分人的直觉。一般来说，大家在形容悲伤时都会说，它就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在升高，最终淹没了我们；或者它是没有星光的黑夜，你越走越深，最后只剩一片黑暗；又或者它是一潭污水，散发着一些腐臭的气息。

  仿佛无论你有多大的力量，只要你被悲伤捕获、淹没，你的力量就会逐渐化为乌有。也正是由于我们在直觉上对悲伤有所防备或抵抗，所以除去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你本身就处在一个抑郁发作的状态）之外，我们通常不愿意体验悲伤，并且在大部分时候会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处于悲伤的状态。

逃避悲伤：忙碌、梦、他人的悲伤

  逃避悲伤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忙碌法。因为悲伤和前文提到的愤怒不同，如果你非常忙碌，悲伤不一定追得上你。所以如果你能把你的白天和晚上都填满，那真的可以做到不悲伤。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24×7先生，或24×7女士，他们看起来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散发正能量的状态，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悲伤的情绪，他们可能会很爽快地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

  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理性，他们在白天能把悲伤情绪控制得比较好，但这个悲伤有可能会在梦中出现。有些人能记住自己做的一些悲伤的梦，记得自己在梦中哭得很伤心；有些人则记不住梦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是个悲伤的梦，从梦中醒过来时感觉情绪很低沉。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在用梦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配重。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事人觉得自己完全不悲伤，却可以很轻易地感受到别人的悲伤。例如，有的人在看电视剧时，哪怕看到短短几分钟的悲伤情节都会流泪，或感觉非常伤心。有时那些远在天边、看起来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也会让他们悲伤不已。

  这样的人可能自己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悲伤，但他的内心其实存在很多悲伤。如果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悲伤，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所以哪怕一个人不愿意体验自己的悲伤，悲伤仍然可以以梦境或是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方式呈现。

  如果你在生活中发现自己有以上三点表现，那你的内心可能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悲伤了。

情绪钢琴：处于低音区的悲伤

  悲伤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它就像是钢琴的低音区一样。你能想象一架钢琴没有低音区吗？那样的钢琴能弹奏的乐曲会大幅减少，而且钢琴声的层次肯定也不丰富、不饱满。随着成长，我们情绪钢琴的音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如同前文所说，我们的社会其实不太乐于接纳悲伤的情绪，所以社会对每一个家庭寄予的养育观与情绪观都会传达对悲伤的不喜。

  因此，当一个孩子处于悲伤中时，父母通常的反应是努力帮他盖住这种悲伤，或是给他一些简单易得的快乐，迅速稀释悲伤。孩子对这种处理方式的学习是潜移默化的。天长日久，孩子对悲伤情绪的本能反应可能也是迅速地覆盖它，或用一些非常浅层次的快乐将它冲淡。

  这样一来，他的情绪光谱会变窄，情绪钢琴就缺少了低音区；另外，如果他每次面对悲伤时都启动这种防御反应，这样的防御本身也会消耗巨大的能量，而且这种消耗多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一点点出现的。

  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同他人交往，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他人在我们心中逐渐变得不完美的过程，而且我们在对方的心中也会逐渐变得不完美，这对自己和对方而言都是一种丧失，丧失就会带来悲伤。如果你投身于一段真实的、深入的人际关系，不会不经历这样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品味到悲伤。所以如果你视悲伤为毒药，那么在人际关系中，你就会下意识地回避深入交往，隐藏真实的自己。

  其实我们在对自己的人生有充足的掌控能力前，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学过这些了。所以说，悲伤很重要，体验悲伤是一种能力，能感觉自己的悲伤，并且把自己的悲伤整合到自己的人格中，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允许自己体验多层次的丧失与悲伤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会不断地面临各种丧失，这些丧失体现在方方面面，丧失亲人或至交是极端情况，还有一些情况是丧失人际关系、丧失安全感和胜任感乃至自尊。而所有人必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是丧失生活的完整感。

  如此多层次的丧失必然会带来多层次的悲伤。由于社会层面并不那么主张充分体验悲伤，甚至正常范围内的悲伤，比如失去亲人后的悲伤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创伤后的某种障碍，所以我们会在内心筑起一道防线，来抵抗（此处的抵抗是一种有力量的抵抗）这种对悲伤的否认或鄙视。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悲伤观，并且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舔舐伤口，每一处伤口的愈合都需要时间，每个人都需要属于自己的疗伤时间。

  那么，为了防止被迫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正常化，或掩饰性的正常化，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哪怕要恢复正常生活，也要给自己留下悲伤的余地。大家不妨试一下，你可以有意地听一些悲伤的音乐，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你内心深处的悲伤有没有被外在的经过艺术化升华的悲伤所牵引。悲伤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狗，它听到同类的叫声时，可能就会战战兢兢地从某个黑暗的角落里出来，而当它出来后，可能还是会回去，但不要紧，你要做的只是继续给它机会，让它再次出现，然后用心体会。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体验丧失过程在各种层面带给我们的悲伤感。

  当我们有了接纳悲伤、整合悲伤的能力，并逐渐从悲伤中获得力量时，我们身边的人是能发现我们的变化的，由悲伤转化而来的力量也因此可以传递给身边的人，你的家庭能够吸收这种力量，你的朋友也同样如此。所以说，悲伤的力量可以算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它甚至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

  与悲伤相关的情绪其实占据了真实情绪相当大的部分。我需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内心本来就有这一部分这样的情绪，我们的生活本来也蕴藏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尝试着敞开自己的内心。

  我们先暂时悬置认知的部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以认知融合的方式来代替更直接的、对自己情绪的觉知。所以我们要把第二重的语法（认知融合）去除，更集中地体验第一重的语法（情绪）。

解读基本情绪的语言

  这是第一重，也就是基本的情绪。如果一个孩子很快乐，别人就会知道他正处于很安全的状态；如果我们自己比较快乐，情绪语言会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种语言告诉我们，自己正处于安全状态，这种安全不仅仅指基本的、生活层面的安全，也代表我们在关系中的安全。所以如果你此刻感到快乐，你的身体就会向头脑传递安全感，可能你的头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传递，也可能你今天根本没有用你的头脑评估此刻是不是安全的，但如果你感觉此刻轻松又快乐，就代表这个时候你有充足的安全感和足够的联结。

  兴奋要比刚刚的这种快乐或喜悦更复杂一些。一般来说，快乐代表你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安全和联结的状态中。兴奋和快乐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种资源是时有时无的，那么当你占用这个资源时，你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喜悦，更多的是兴奋。所以，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时候会体验到兴奋呢？

  还有一种情绪和兴奋有关，但偏负面，那就是焦虑。虽然我们不愿意把焦虑当成一种有能量的状态，但其实焦虑和兴奋关系密切，你处于焦虑状态时，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先于你的头脑得知了某种带有威胁性的情境，它在向你传递信号，想要动员你，你不能在焦虑中坐以待毙，而应当及时获取信息，然后迅速占有资源，要不然等到坏的东西来时，你完全没有办法应对。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你就需要告诉自己：“这说明我的身体的确体验到了某种威胁，我要花一点儿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威胁究竟是什么。”

  还有一种比焦虑程度更高的、偏负面的情绪，那就是恐惧。如果说焦虑是对威胁不那么明显的、较为隐秘的感受，那恐惧就代表着威胁可能已经近在咫尺了。产生恐惧就代表我们的生活有明确的、不得不处理的危险情境。所以，如果我们处于某种恐惧之中，那么即使身边的人都觉得你不应该害怕，我们也要读懂这个情绪信号，至少我们的身体的确觉得有可怕的事物正在威胁自己。有时候这些可怕的事物来自人的内部，所以别人看不出来，反而会觉得我们大惊小怪。人的情绪信号基本上是不会犯错的，你需要正视自己的恐惧。

  愤怒是一种怎样的语言？愤怒有一定的信号作用，这个信号可以对外人，也可以对自己。

  对外人，愤怒代表着“炸毛”的状态，是在向外界传递“我很厉害，不要企图占我的便宜”或者“不要试图靠近我，否则我要让你付出代价”的信号。一般来说，对方会对你的愤怒进行评估，然后进攻或后退，而愤怒者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对方后退。

  对自己，愤怒是在传递“我是存在着的，我是有力量的，我是硬核的”这样的态度，所以愤怒有凝聚自身感受的作用。人在愤怒时，会感觉自己的存在是那么真实、那么有力、那么不可侵犯。所以一些人如果不确定自己存在的状态，有时候就会工具性地愤怒。他总是让自己很愤怒，很多时候别人会不理解他为什么愤怒，但其实他自己也不理解，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利用愤怒确定自己的存在，并且一直在用这样的方法告诉自己，我存在、我很行。

  抑郁是一种怎样的语言？抑郁听起来似乎并不积极，每当你传递抑郁的信号时，就代表你的生活正处于、即将处于或最好能处于节省能量的状态。

  对外而言，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看起来有点抑郁，你本来要叫他一起吃饭，结果看过他那张忧郁的脸，就不打算叫他了。对我们来说，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对他而言，也节省了一次用来社交的能量。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在抑郁状态下的社交不但不“充电”，而且会飞速地“耗电”。

  对内而言，抑郁其实是感觉有什么地方出错了，因此不停地琢磨究竟哪里出了错。抑郁的症状之一就是思维反刍。从病理性的角度看，这种反刍性的思维会消耗很多能量，这时你的状态就像运行着一堆程序的手机，因为没有办法停止运行，所以运行速度不可避免地变慢了。

  可是，如果把这个现象理解为整体，那就代表的确是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一定显而易见。同理，当人出现抑郁的症状时，也要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身体在告诉我出了问题，我最好弄明白，我的身体究竟在通过抑郁传递怎样的信号。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如果我的生活的确有什么不对劲，就不能带着伤上路。因此抑郁这种语言可能不好听，但绝对“忠言逆耳利于行”。

  内疚这种语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确在关切他人。我们走在街上时，没注意脚边有一个塑料瓶，一不小心把它踢开了，这时我们会不会对它感到内疚？不会，因为我们并不关切它，没有关切又何来内疚？所以当我们体验到内疚感时，就代表我们在关切别人、在认同别人，这也是内疚情绪的积极方面。如果这种语言的本意真的是关切他人，那我们要仔细地读懂自己的内疚，让自己的行为真正利于别人，而不是一味地陷入这种内疚中不能自拔。

  恐伤肾，思又可以胜恐。恐对应我前文中讲过的“烦的背后都是怕”，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所以就有了很多无效的恐。想弄明白自己在怕什么，这个时候思就能胜恐了。如果你感到惴惴不安，那么这种不安其实是在提示你应该用心回顾你的人生，看看你的人生中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就像有些东西你用余光看到了，但看得不那么真切，你需要正视它，才能看清楚。如果感觉到人生的方向不大对劲儿，这个时候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便调整方向。

  我们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有着孤独的角落，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与人建立良好的联结，或是曾经与他人有很好的联结，但后来联结又中断了。随着同外界联结的中断，我们同自己内在这一部分的联结也中断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了一个又一个的空洞，那里存在一些我们不愿意碰触的情绪，并且因为配重，我们有可能会着迷于外在的关系，试图用非常肤浅的外在关系，向我们的人生体系中注入一些看起来比较正面的情绪，比如通过注入一些兴奋感阻碍死气沉沉的感觉蔓延。可是，这种被强迫使用的兴奋感可能也会使我们更难以容纳其他更细微的情绪。这样一来，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越来越窄。

  我们也可能会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想通过这种成功获得价值感。但一旦痴迷于这种价值感，我们的人生也将因此逐渐变得狭窄。情绪的大花园最后也会逐渐变得单调，只有用来迎宾的花能盛开，而其他更丰富的花早已枯萎。甚至如果我们对使用那些用来迎宾的花执迷不悟，最后可能会干脆制造一些塑料的假花常年摆在花园里，这样的花园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

  为了回到与自己保持亲密的状态，我们需要闯过两个关口。

  第一个关口需要在头脑层面完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与自己保持亲密，那孤独就会非常深刻。无论行为表现看起来有多么热闹，都不能遮盖内心的孤独。如果我们偶然因为某种原因，被动地暂时进入了孤独的状态，比如由于疫情只能待在家里，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转化情绪，从而整合我们内在的机会。

  第二个关口在行动层面完成。即让自我隔离帮助我们发现自我，我们在自我隔离的情况下，格外能体验到一些与孤独相关的情绪。这就像是一种情绪上的“辟谷”，让你停止情绪层面的“大吃大喝”。比如你禁足的地方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电视信号，你无法继续从信息中获得虚假的繁荣感，这时你就不得不面对情绪上的饥饿感。如果我们平时对情绪的喂养非常依赖于他人的眼睛、他人的话语、他人的掌声，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因为缺乏外界的刺激，内心就会产生饥饿感。

  当情绪饥饿时，这种饥饿感背后就会冒出很多原始的情绪。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情绪是我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有这么多心酸”“我居然有这么多的愤懑”等。可能感受到这些原始情绪的第1天，你还可以借助玩手机之类的娱乐活动排遣这些情绪，但第2天、第3天、第4天……它们会围绕在你旁边，向你倾诉：“我们可都是你，请你不要再驱逐我们了。”如果你在类似的情况下读到了这本书，就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

  当情绪继续饥饿时，你的孤独感以及孤独周围的失望，失望背后的期待，期待背后的指望，指望背后的绝望，还有对外界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信任等感觉都会逐渐冒出来。而且我们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形成了这些感觉，如果没有以前所囤积起来的情绪，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化也不至于让我们的内心产生这些反应，而在心静时，外在环境的影响变小了，内在的情绪摆脱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就都显现出来了。

  这些情绪就这么不依不饶地出现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要正视并且善待这些冒出来的情绪，因为这是观察它们、认识自己的好机会。

  如果在体验情绪的过程中，你产生了一些记忆或画面，我建议你过一会儿把它们记录下来。你可能会问记录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我又不会把它发布在朋友圈里。

  请不要总是惦记着自己的朋友圈，或惦记着让别人知道它，这种记录是写给你自己的。因为过一会儿，当你内心的情绪逐渐平息，恢复了更多的认知后，你可以认真反思你所记录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反思你的愤怒，或想想前文说的，愤怒的背后是脆弱，体会自己的脆弱，你看到它时，是不是想抱个枕头蹲下来。如果你产生这样的冲动也没有关系，反正也没有人看见。你可以仔细地体会一下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平时只能体验到自己的烦，那现在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的怕；如果你平时只能体验自己的指责，那现在你可以体验一下指责背后的绝望。你可以一一验证我在前文中讲过的所有理论。

  因为在自我隔离时，你已经脱离了外在关系，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依赖外在关系为自己的情绪进行配重。所有外在的配重体系都已失效，但这也正是你重建情绪处理链条的大好机会。如果原来你的情绪垃圾要依赖别人才能处理，那么现在你有了建立自己的情绪处理体系，收集、转化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垃圾的机会。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3 周五：

  生活中束缚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我们每个人都由一系列的标签组成，这些标签隐藏着一些自动思维以及一些杂念，它们会干扰我们，让我们看不清真实的自己，听不到自己内在的呐喊。很多理论都为了预测未来而存在，我们也会用自己的经验预判一件事以寻求掌控感，但在回避未知的同时，我们也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通过全面检视思维方式，我们可以重新分辨哪些思维即使曾经帮助过我们，也不适合现在的自己了。在重塑一些观念的同时，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信念和意义，活得更加自由。

  在整个学生生涯中，我们会陆陆续续地，或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贴很多标签，日积月累地贴了很多层，所以当我们步入社会时，已经是一个从内到外都贴满了标签的人。如果一切正常，那你不会留意到这些标签给你带来的影响；如果这些标签之间相互和谐，那就更好了；如果你的标签里面有“常胜将军”“一帆风顺”这样的标签，当你受到一些挫折时，挫折就开始撕下你的这类标签了。新的情境可能会为你贴一个糟糕的新标签。标签与标签发生冲突时，你对自己的认知也会出现冲突。

  在出现冲突时，很多人为了使自己的内心重新达到和谐状态，会不断地给自己“打补丁”。比如，评价自己“我有时是一个这样的人，有时是那样的人”“我原来可能具有双重人格”等。通过打补丁，标签体系可以保持稳定，但也有失效的时候。一些人到了中年时，打补丁让他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问题——“我是谁”。幸运的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减法”，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可以撕掉自己的标签。在社会生活撕掉你的这些标签前，你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探索：这些标签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撕掉这些标签，你还剩下什么？这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修炼。如果你自己先修炼了自己，那等社会再修炼你时，你就胸有成竹了。

  我们的自动思维或说杂念几乎密不透风，它们很像是你看视频时把整个屏幕都盖满的弹幕。这只是我们利用这个思想实验观察得出的结论，你看完后可能会哈哈一笑，觉得很有趣。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其实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只不过我们脑海中划过的那些思想，也就是那些“弹幕”的速度太快，量又太大，它们好像制造了一种磨砂的效果，让后面的视频内容变得不那么清晰。这就好像我们的想法过多，念头过多，反而盖住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与诉求。

  很多时候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杂念或自动思维所带来的磨砂效果中，或者说生活在局部的马赛克效果中。生活在这种效果下，注意力不会轻易被杂念拉过去，不过一旦有条弹幕卡住了，或是有变换颜色或字号的弹幕出现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原来我有个这样的弹幕”，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其吸引。就像骑自行车时，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脚蹬，但一旦它出了问题，它的存在就变得特别强烈和明显了。我的来访者中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在顺境时没有意识到杂念，碰到麻烦时才意识到。比如，一个人要登台演讲，他一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有压力，脑袋轰的一声就“大”了，他可能会说：“怎么办，有多少人在下面看着？领导是不是在看着、同事是不是在看着，我的表现会不会很差，我的发型是不是不好看。我演讲的时候结巴了怎么办，我结巴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特别傻、特别差劲，连话都说不好？如果这样，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他们是不是已经在笑话我了，只是没有人说出来？会不会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了，知道我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他们知道了又不说，他们憋着多难受？以后他们怎么和我见面交往？如果大家都憋着，都一起在背后议论我，我以后怎么和他们互动？”你看看，“弹幕”在这个时候就忽然集中出现了。

  这些念头本身都是带着情绪的。如果是一点儿情绪还好，但通常，大量的“弹幕”会带来大量的、没有办法消化的情绪，这些没有办法消化的情绪可能会呈现在我们的身体层面。我们会出现嘴干、眼涩、脸红、手抖、气短、腿软等反应。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也就播不下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想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我们是有杂念或自动思维的呢？通常是在我们遇到麻烦时。因为念头本身可以分为积极或消极，自动思维也是如此。

  以演讲为例。一些人天生就很自信，他们要上台前的自动思维不是胆怯，他们的脑海中可能会闪过这样的弹幕：“我太厉害了，终于有机会展示自己了；我是这么优秀，今天好多人将见证我的优秀；这些人不说话，一定是在内心暗暗为我叫好，他们一定觉得我是这个公司最厉害的人；大家都会向我学习。”这一系列的自动思维都会辅佐你的表现，让你表现得更好。但是，如此顺利的表现可能让自己无法觉知那些自动思维的存在。

  反过来同样的情境，多数人上台前会说：“我受不了了，我太紧张了。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在想着这件事情，早上一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哪，我要登台了，我要丢人了。”

  心理疏导其实就是在帮助人们仔细地观察这些杂念，如果你让对方看上一阵子，他自然就会明白，这些杂念或者说自动思维，不管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觉知到、记录到，它都一直存在，甚至如果你的觉知力增长到一定程度，晚上在你的梦中，这些杂念仍然会发挥作用。

  如果你白天焦虑，那么晚上做的梦很可能会和白天的焦虑相呼应。比如你白天担心登台会怎样，那你晚上做的梦可能就是自己到了悬崖边，身后有狼在追你，因此你只能跳崖。所以只要有一种不胜任感，我们前面谈过的“怕”“烦”就会不分昼夜地笼罩着你。所以，如果你不对这种杂念做点什么，它每时每刻都会存在。

  因此，当你被自己的杂念卡住时，作为咨询师，从心理疏导的专业角度看，我要恭喜你，你终于有机会看一看自己有哪些自动思维了。过于顺利的人生会让你处于一种没有觉知的状态，这样的人生像一条暗渠般单调而乏味。

  在被杂念卡住时，建议你给自己植入一个自动思维，那就是——“机会来了，机会来了，看看杂念，看看杂念”。形成了这种自动思维后，你就从在杂念的污水沟里打滚求生的状态变成坐在杂念臭水沟旁边的状态了，当然，卡住你的杂念仍然是臭水沟，仍然不能让你心生欢喜，可是这不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吗？不管你爱与不爱，这些暂时都是你的，要学着接纳自己的这部分。

  有了这种自动思维之后，你就要尽可能多地抓住杂念。比如，你这个时候冒出一个杂念：“我很差，我好差，我接下来一定会失败。”你可以把这个杂念多重复读几遍，甚至可以读出声，以便更好地体会它。

  在读出声的过程中，留意你的声音有没有越听越像某个人的声音？我一般会在咨询中请来访者听一听“我好差、我好差、我好差、我好差”是男声还是女声，是一个年老的声音还是年轻的声音。当对方能思索下去时，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故事或一个情境。这时正是对这个自动思维追根溯源的好机会，这种思维肯定是某一天，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入你的生命体系的，它会在你基础的生命系统中自动循环。

  除了读出声之外，这个时候也要用心体会身体的反应。比如，当你说“我很差”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变得稍微有些紧张？有没有感觉自己本来挺直的背一下子弯了下去？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脚心出冷汗？你可以好好地体会身体对杂念的反应。当你用整个身心体验这个已经被读出声的杂念时，我猜想，你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回想起了什么，杂念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呼唤，你当年一定从某个人那里听到过它，只不过不是“我很差”，而是“你很差”。在思想实验中，如果有可能，你可以回到那个情境问问那个人：“你为什么说我差？我哪里差？”你听一听，对方究竟能列举出你的哪些“罪状”。我的一些来访者在这样做了之后，发现那个人竟然说：“我说着玩玩的，你怎么当真了？”这个时候来访者就会觉得很委屈，他不仅当真了，而且还当真了好多年。这个“程序”在他的“硬盘”上不断地被复制，究竟占了多大的一块“内存”呢？而且这个程序每天一开机就自动启动了，这些年来耗的电，因被耽误而无法启动的正常或积极的自动思维，都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说抓住杂念也是一个查找自己系统缺陷与漏洞的大好机会。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这些，甚至以我自己为例，是希望向大家植入一个新的自动思维，那就是：闻杂念则喜。一有杂念，马上在心里搬一个小板凳准备仔细看看，有的时候不仅要看而且还能演，这其实是件很有趣的事。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4 周六：

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预设

  本节探讨“如果……就……”句式对我们的影响。

  这一主题的灵感来自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佟掌柜的经典台词，剧中她总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我要是不沦落到这样一个伤心的地方……”通常她说到这儿就会被别人打断，这段话通常让我们会心一笑，觉得好荒唐。但这段台词就表现了一种生活中常见的思维：预设。

  预设通常会有两种来源：别人的言传身教与个人的体会习得。

  其实我们的头脑中每天都运行着大量的“如果……就……”句式。以我自己为例，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就会有很多“如果我怎么了，就会怎样”的想象。但由于职业关系，我会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不乏非常成功的精英人士，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人生体验似乎把我“如果……就……”的假设一一击溃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比较圆满的生活好像真的不是“如果你怎样了，就会怎样”的。

  我们的头脑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如果……就……”式的预设呢？因为这样的句式是我们习得的。它一部分源于我们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另一部分源于自身的经验或经历。大家可以回想过去，想想有没有从父母或老师那里听到过“如果……就……”的经历？父母或老师有没有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专心学习，你就考不上好大学；如果你考不上好大学，你就不会有好工作；如果你没有好工作，你就赚不到很多钱；如果赚不到很多钱，你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如果你是个失败者，你的人生就完了；如果你的人生完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

  这种看起来似乎逻辑缜密的论证好像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如果……就……”中，每个人都在慢慢把这些观念转化到自己的思维体系中。

  除了这些我们从外界接收的“如果……就……”，我们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慢慢形成属于自己的“如果……就……”。比如，我们在做错了某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懊悔时，可能会对整件事进行复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中的很多环节我们貌似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后悔药”思维——如果当时不那样做，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当时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现在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热衷预设的原因：虚幻的掌控感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预设，我们仿佛又获得了对人生的掌控感，会产生“我很厉害，我的生命、我的命运都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次虽然没做好，下次再小心一点儿就是了”的想法。而内心的预设往往很快就会成为信手拈来的借口。因为当碰到某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没有做好的事情时，如果我们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自责情绪，就会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于是预设变借口的戏码一次次地上演。

  但通常而言，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如果……就……”的句式用在别人身上，也就是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是因为别人对我们产生了某些不好的影响，或是因为别人妨碍了我们，如果他们不那样就好了。

  事实上，这种预设思维和前面讲的自动思维差不多，几乎全天都在不间断地运行。比如，大家在翻开这本书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假设或期待：“如果我看了这本书，可能会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如果我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可能会比别人更厉害；如果我比别人更厉害，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更成功；如果我变得更成功，实在是太完美了。”这种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推演下去的，虽然它可能不够合理。

  所以，我们会对自己的过去形成一整套预设的理论，以这种环环相扣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过去的一切都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从而获得一种掌控感：我的人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太小心，有时候别人会给我找麻烦。

预设的负面影响：无法全面地看待过去、看待自己

  这种思考方式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以全景的视角看待过去。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会倾向于简化这个世界。如果是做个实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控制不同的自变量观察某一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这样我们的确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如果……就……”的结论。可是，人生没有办法做对照实验，而且人生中的变量实在太多了，简直无穷无尽，每一个变量又都不是我们能任意设定的，因此想要实验很难。

  比如，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你所出生的家庭决定了从一开始就会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定数”。你无法假设如果自己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会怎样，因为在有个人的意识前，你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家庭中的很多理论和信念，背负了很多指望与指责。

  意识到这些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假设“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因为这种假设不可能成立。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因素可以说是有路径依赖的。这些因素的极端复杂性会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过往时，体验到一种无力感、失控感。

  为了对这种无力感、失控感进行配重，我们会想象出一种胜任感，给自己创造很多理论。通过这样的理论，我们把过去没能掌控的生活，幻想成原本可以掌控的生活，并从这种幻想中找到某种自信和胜任感。

  我们对未来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内心追求一种东西，但这种追求又有点叶公好龙，而用一个不会兑现的“如果我很成功，我将怎样怎样”的空头支票麻痹自己，就仿佛获得了对未来虚幻的掌控感。

  现在大家已经能看出来，自己为自己创造的虚幻的掌控感在本质上有很大问题，我们需要放弃这种预设。那么，如果放弃“如果……”以及对“就……”的期待，你猜我们会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应对预设的具体方法：充分体验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放下这些假设，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个说法听起来特别像是“鸡汤”，但我要说，你对当下觉知的时刻，才是真正能掌控自己人生的时刻。因为这时，你不再假设什么东西过去发生了或没有发生，你可以非常宽泛地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你对当下的觉知越透彻，就越能拥有真实的掌控感。

  所以，与其不断用假设麻醉自己，不如把握当下，也就是对一个现在遇到的、想到的每一个假设追问到底，即充分体验“如果……就……”链条中的任何一环。只要你能充分地体验它们，这些话的能量其实真的就会输入你的系统。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如果……就……”，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个追问到底。以“如果我当时努力学习了会怎样？”为例，充分探索其可能性。如果你当时真的努力学习了，那么你的努力学习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时候，大脑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虽然是在设想改变过去，可真正的变化却发生在当下的头脑中。有人可能会说，你假设的这些东西都发生在过去，你又不会真的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那这些假设有什么意义？当你充分体验了这个“如果”背后的可能性时，在你体验这个“如果”的过程中，这种可能性其实就在当下，在你的脑海中被实现了。所以这个把握当下也是一种技巧。

  大家不妨在合适的时间思索一下你的“如果……就……”，然后看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身心充分体验其中的任何一个，充分体验后，你再看一看，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如果把思维体系比作一颗洋葱，自动思维就像是在最外层，再里面一层是“如果……就……”，再剥一剥，最内层的就是核心信念了。

  举个例子，一个人因为要在公众面前演讲而感到窘迫，他肯定会有很多自动思维，比如“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傻”“他们是不是在嘲笑我”“我的表现是不是很糟”等。

  如果我们深入探寻任何一个自动思维，就能发现一连串预设。如果我表现得很糟会怎样，那么别人就会看出来；如果别人看出来会怎样，他们就会笑话我；如果我被他们笑话会怎样，那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我们对“我是很差的人”这句话的相信程度有多少？有些人可能会说全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悲惨核心信念。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做这个实验，无法推演下去也没关系，你可以每次都从上次断掉的地方重新开始。

  经过反复的实验，我发现悲惨核心信念大概有四个：（1）我是没用的；（2）我是不可爱的；（3）我是有罪的；（4）世界是危险的。前三项都在说“我”，第四项在“我”之外。有些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我”这个层面，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胆量去看、去体会世界，他完全陷入了“我”的世界。

  也有一些人，他的核心信念聚焦于世界的危险性，而在有关“我”的三个层面中，他也许会觉得自己不可爱，但自己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的；有没有罪呢？也不见得有罪。

悲惨核心信念的来源之一：代际传递

  如果是代际传递的情况，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力气同自己辩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念可能传承已久，有些根深蒂固了。

  比如，如果某位女士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你会发现，当她谈论起自己的母亲时，她母亲也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且当她和母亲聊起已经过世的外婆时，她了解到外婆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更悲哀的是，她察觉到即将成人的女儿情绪似乎不大对劲，问了之后，女儿说出的一番话也让她很惊讶，女儿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她发现她的家族中已经有四代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且每个人论证自己没有价值时所列举的证据完全不同。有人更强调人际关系，有人可能强调自己的表现。但不管她们从哪一点进行论证，这四代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她们的核心信念高度一致、坚定不移。

  所以，我们的确有可能从一个家族中继承某种黑暗的“传家宝”。如果发现了这种现象，或许我们就会想：“外婆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她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吗？”如果不是在某一天通过追溯自动思维、预设发现了这个真相，我们可能始终都会被内心深处的这句咒语压得透不过气，而且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在压着我们，这种情况很可怕。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最难求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

悲惨核心信念的来源之二：创伤与打击

  形成悲惨核心信念的第二种途径是个人的挫折经验。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小时候受到了某些打击，这个打击又超过了当时能承受的程度。

  如果一个大学老师批评我“你好差劲”，我可能会觉得“我才不差劲呢”，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内在有一定的力量，我可以选择不吸收这个不属于我的信念。

  但对一个孩子而言，权威的论断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的小学老师说“你好差劲”，他会非常相信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写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本子”上，甚至经常复习，这种冲击可能会带来路径依赖效应——从此以后，他会羞于去见那些有可能会夸奖他的老师，他可能会被贬低自己的老师所吸引。不要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荒唐、很少见，在我看来，它几乎是人性共通的一部分。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每个生命其实都在努力地维护自己的连续性。简单来说，连续性就是你一觉醒来觉得今天的自己还是昨天的自己，如果昨天的自己深信自己没有价值、有罪或者不可爱，那么今天的自己睁开双眼就会开始延续这样的信念，不然自己就不是自己了，那多可怕。所以，这种最核心的信念一旦形成，就会像手机里的某种程序一样，会随着开机启动，甚至在关机后仍然以某种潜伏的方式强化自身。

  如果我们想找到自身的某个小缺陷并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这其实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想消灭四大邪恶的、杀伤力极强的核心信念，却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消灭，即使是动摇，所需要的时间也要以年计。所以我完全不会期待大家读完这本书后就能脱胎换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对那四大悲惨核心信念的相信程度有所降低，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能举出更多的反例，比如在面对“我是不可爱的”这个信念时，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可爱？如果你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反例，那是很让人欣慰的。

对抗四大悲惨核心信念的方法：直接面对

  如果我们想对抗这四大悲惨核心信念，应该怎么做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咒语”，即反复地念“我是有罪的……”，你可以先念1000遍。可能你念着念着，身心中某些深埋的感受就会慢慢地浮现。当这种感受活过来时，不要一下子又被这些东西吓跑了。你想想，你刚刚念了多少句“咒语”才把它们唤醒。当它们出现时，你要好好地体会一下。通常这个时候，你的整个身体、身体的某个部位，或你的呼吸，会有一些感受变得更强烈。你可以在可控范围内任由它变得强烈，你甚至可能号啕大哭，这个也无妨，反正没人看见；你可能会感觉透不过气来，只要你没有真正的生理疾病，透不过气也不要紧；你还可能会感觉到身体都麻木了，那你就好好体会麻木的感觉。

  但更常见的表现，是某一段记忆“活”了过来。

  某段记忆活过来时，我建议你最好拿出纸和笔简要地记录它。如果以后你再次想到这个场景、这个故事时，你可能需要对记录下来的内容进行深化或调整。随着你的深化或调整，你记下来的这些东西也会不同，你在审视它时得到的体验也会不同。

  当这种情绪达到极点时，我再送你另外一句“咒语”——那又怎样？这句“咒语”可以接在上一句“咒语”——“我是有罪的”后面，并且把它们连起来念1000遍：“我是有罪的。那又怎样”“我是有罪的。那又怎样”……

  体会一下自己这个时候的感受，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能当时我们受到的就是别人无心的伤害，或是自己无意间得到的“传家宝”。现在我们既然成年了，就要用成年人的方法对付它。这些创伤和打击虽然对当时幼小的你而言很强大，但现在的你可以说——那又怎样？

  “这个世界是危险的，那又怎样？难道你一点儿应对危险的能力都没有吗？”“这个世界是危险的，那又怎样？它没有不危险的地方吗？没有一丁点儿的趣味吗？”“这个世界是危险的，那又怎样？你有时候不也会很兴奋吗？有时候你不是也会故意做一点儿危险的事来让自己更快乐吗？”……

天塌下来了吗？那我这样真的至于吗？

  可能在“咒语”的争执过程中，你的心就会被锻炼得更结实一点儿。有些时候你虽然仍旧带着前文提到的悲惨核心信念在生活，但说不定你会产生新的核心信念，因为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说：那又怎样？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5 周日：

如何剔除荼毒心灵的思想病毒

  在了解了自动思维、预设、核心信念这些概念后，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充斥着很多声音，那么这些声音都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从文化基因的角度进行分析。

了解文化基因

  谈文化基因前，我们先追溯探索基因是怎么一回事。基因其实就是我们的遗传密码，人之所以长成现在的样子，就是由于DNA里有很多编码，这些编码在一个人的发育过程中被逐渐翻译出来，最终就形成了一个人的样子，而呈现的每一种特征都被称为性状。

  我们从上一代继承的基因会以同样的方式传给下一代。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人类是人类基因复制自身的工具。那么文化基因是怎么一回事呢？基因的英文单词是Gene，文化基因是Meme，两个词的词性和发音都有点儿像，那文化基因是不是也和基因有着同样的特性？我们头脑里的信念和自动思维，是不是也像我们的DNA一样，借助人类的躯体不断传播呢？而在我们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前，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预先装载了一套文化基因呢？

  前文讲过，我们很有可能受父母、家族、老师、偶像、书籍等的影响形成很多信念。比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一本书，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它，而这样做时，书的作者的一些信念就通过阅读活动复制到了我们的头脑里。如果我们读了书后感觉特兴奋，又摘抄了一部分内容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一些朋友被我们的分享所吸引，然后也去买书来看，那么哪怕他们没有阅读全文，但至少书中一部分的思想、信念已经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这种形式是不是和病毒的复制方式有一点儿相似，病毒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要快速复制自身；为什么要复制自身呢？因为它不复制时，其实是一个非生命体。当它进入人体后，它的生命性才会开始显现——尽管这样的生命性从接管我们的细胞开始。

  如果一本书籍不被阅读，书籍就有些像一种静态的“病毒”。直到某一天有人开始阅读它，这个“病毒”就好像在另外一个人的头脑中活了过来。

推敲“适应”

  大家可能会疑问，难道我们什么知识都不要学，让大脑空空如也吗？那我们要如何适应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完美的答案。不过“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这种话是谁说的呢？如果说这是一个核心信念，那么这个核心信念又从何而来？

  我的来访者群体大多由在“适应”方面出现问题的人构成，当然有些人是不适应外在的环境，还有些人是不适应内在的环境，不适应自己的内心。但通常我在提到适应时，是指适应外在的要求。“我们最好适应外界，或我们一定要适应外界”这种信念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植入了我们的脑海中，我相信如果让大家反思这种信念的来源，大部分人根本找不到。

  可能父母从小会教育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举止得当，要适应各种行为要求。不随地大小便，是一种适应性行为；见到叔叔阿姨应该叫得亲热一点儿，也算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上课时老师要求要坐直，不能私自说话，要遵守上课时间……这些都算是适应性行为。可能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深深地相信，我们需要适应外在的世界。我们适应外在世界的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推敲“成功”

  那么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需要推敲一下“成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成功？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你会发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孩子并没有与他人比较的成功心，让他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时，他看起来也是快乐的。但我们现在提到成功时，肯定不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了。如果是大家都能胜任的事，你的成功从何谈起呢？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接受了某种信念或思想病毒：比别人更成功，才是真的成功。

推敲“别人”

  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概念——别人。每当我听到来访者说别人时，我都会问他：“当你想到别人时，你想到了谁？”这其实很有意思，有些人也没有想到谁，但他坚信别人对他有这样的要求。而现在，我们的“别人”从哪里来？你只要打开手机，里面就有很多讲着故事的新闻和文章，这些故事或外显，或内隐地在推崇着某种价值观、某种生活方式，甚至是赤裸裸地推崇某种商品。告诉人们：如果使用我们的商品，那么你就很成功。因此，这些“别人”就在我们阅读时、浏览手机中的文章时、电脑网页浏览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们的头脑。

应对内心冲突

  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究竟谁拥有了生命的主动权？我们的生命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很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些想法，如刚刚提到的适应、成功、别人，就会发现这些想法可能来路不明。世界上好像存在着一些我们不知道边界在哪里的生命体，它们才是信念的来源，甚至它们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

  当它们存在竞争关系时，我们的头脑就同时被植入了两种信念，或说得可怕一点儿，同时有两种“病毒”。比如一种信念要求你应该在大城市打拼，最好是能有一间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夜景的办公室；另一种信念告诫你应该离开大城市，到一个遥远的乡村做慈善或支教。

  可能两个你不知道边界在哪里的生命体都想在你的头脑中复制自己，这时内心冲突就出现了。有些人会意识到这是两种思想出现了冲突，有些人则不会意识到，他们只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属于后者，那你就要想一想，在你头脑中竞争的这两种思想“病毒”，或是两种文化基因的来源分别是什么，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你的头脑的，甚至什么时候开始调控、改造你的头脑的。

  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是怎样的两种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发生了冲突，我们也可以想想，复制与传播在冲突中胜利的那种思想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怎样的思想冲突，我们可能需要别人指点我们思想冲突的来源是什么，很有可能旁观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然后脱口而出：“你的这两种想法不就是父母对你的期待吗？”

  大部分被父母养育的人，内心不可避免地会有两套系统在竞争，因为不管你的父母有多么情投意合，他们毕竟来自不同的家族，两个家族的信念、价值观可能都不同。所以如果想在内心没有冲突，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很困难。

  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悲观？我们的大脑好像就是一个培养“病毒”的培养皿，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各种来路不明的信念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复制。

  有没有摆脱这种困境或者多重困境的可能性？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在接受着来自我的信念？这会是一种有利于大家的“病毒”吗？当新的信念进入大家的头脑时，将会与大家原有的信念出现怎样的竞争或杂交关系？你在读这些内容前，有没有产生过类似的想法？所以现在有些读者在看到这些内容时，也可能会觉得“里应外合”。当我试图传递出一种信念，或说一种文化基因时，其实也是在复制我头脑中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的身心有帮助，它们使我感觉更自在。如果你们想追求内心的自在，不妨从这种思维角度，好好地想一想，仔细清点头脑中的信念。

被人催眠与自我催眠

  你会发现，我们以为的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不是自己的想法，我们所坚持的信念很有可能只会消耗生命，我们非常乐于传播的理念很有可能是在找下家的思想“病毒”。能说明这种“我认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典型例子就是催眠。

  一般来说，人们只要遇到学习过心理学的人，都会问，你会不会催眠？比如我就经常被问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还真的会。但当别人这样问时，我通常都会回答我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词。又是“催”又是“眠”，好像接受一方比较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是一种会被弱化的影响。想一想，自己愿意被看成是这样的人吗？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催眠这件事是有危害的，它就像我在上一节中提过的文化基因，或者思想病毒，其影响是悄无声息的。

思想病毒的危害

  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尘垢和我们的大脑疯狂吸收的东西。日久天长，我们的内在就失去了它在本来比较纯净时拥有的潜能，逐渐变得麻木。注意，当我们变得麻木时，很有可能会看起来更适应社会、更正常，也更成功。

  但我们的内在是否希望长久处于麻木的状态呢？一般来说，当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后，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内在或外在的障碍。以外在为例，如果有人挑战我们，我们就得被迫再次升级我们的武器库与之战斗，如此斗来斗去，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疲惫。

  还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家庭会出一些问题。当我们过于关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时，很有可能就会忽略家人，甚至牺牲家庭关系。最终，我们的内心也会失衡。

  思想病毒还会侵蚀我们的健康。要知道这些思想病毒的本意并不是消灭我们，如果它寄生的宿主被消灭了，这个病毒也会受影响，因为还没有等它找到更多的下家，它现在的宿主就不能继续为它所用了，这不利于它的生存。

  所以，思想病毒一开始会奖励我们。它会在物质方面给我们带来一些优厚的回报，让我们的生活水平看起来在逐步提高，我们也很有可能更健康了，拥有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像其他人一样去健身房运动，吃保健食品，或者去旅游。但只要它是在利用我们进行复制，就肯定要忽略我们最原始的价值，也很有可能牺牲我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智慧。时间长了，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逐渐缺乏生机。

检查心的尘垢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应该思考，是不是要开启一个洗心的过程呢？因为这些思想病毒可能让我们每天不断地进行自我暗示，而此时，这些思想病毒就在我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一次复制，它们不但会阻止我们看到自己内心光明的部分，而且会阻止我们看到与它们是竞争关系的其他思想病毒。

  可能有些人对这种说法感到反感或不适应，这时你就能理解到：这是两种信念在战斗。但不管怎样，既然你已经读到了这里，是不是能说明至少你的心里还期待着洗心呢。

  如果我们存在着某些情绪，就要看一看，它在情绪中的占比有没有过多或过少？哪怕是每天都很快乐，看起来非常积极的情绪，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这种积极的情绪是不是某种信念在持续发挥作用。比如，我们读了一些书籍，这些书籍都在强调，人一定要快乐。你每天早上醒来，要对自己说“要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刷牙时要对着镜子微笑，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每天要打开朋友圈，分享一些正能量语句；然后再看一下夸夸群，看看大家有没有相互鼓励……这种方式维持的过度亢进的快乐，可能会持续消耗我们的心力。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其实很难长久地维持这种状态。要留意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被过度激活的信念，哪怕它带来的情绪看似正面。如果有，我们能不能尝试暂时停止它；如果我们非常刻板地依赖某种防御，如理智化，那我们有没有用这种防御思维强迫自己坚持那个信念？比如专门结交那些和我们一样，或是比我们更理智的人。这样，大家的这些信念好像能稳定地维持复制，进而可能会逐渐变得超理智，更加坚定这个信念。我们会在心底对自己说：“不要关注自己的情绪，也不要关注他人的情绪，情绪是一种使人变得缺乏理智、变得脆弱、变得懦弱的东西。”我们的内心也因此再次被蒙蔽。

洗心

  比起催眠，我更希望传递一种洗心的观念。具体来说，你可以做一个检查：观察自己日常的一天，看一看究竟哪种情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哪种方式的防御一种占据着主要的指导地位，或是哪种自动思维一直在活跃着，然后尝试探寻其根源。它们肯定不是从我们一出生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的。怎么找这个根源呢？我们要仔细体会一下。比如当处在这样的情绪中时，我们能回忆起哪些情境？如果我们在这些情境中同他人是有互动的，那么很有可能在同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你被某一种信念感染了。

  但时间久了，我们可能会遗忘首次感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找到首次感染的场景和感染我们的人，这样我们才可能发现某种信念在一开始不是自己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思考，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替代这个人，催眠自我并维持这样的信念的。

  我们可能会发现，哪怕这个人一开始以恐吓的方式让我们接受其价值观，日久天长，我们也有可能心平气和甚至欢呼雀跃地遵守这种信念。我们会替这个人不断地加固信念，甚至把它复制给别人。

  并且，如果你从你父亲那里获得了某种信念，那你很有可能会把它传给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从老师那里获得了某种信念，你也很有可能会把它传给自己的学生。我们自己的头脑其实被很多文化基因，或说思想“病毒”的链条紧紧地包裹和缠绕着，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程度越深，就越有可能摆脱这些。这是一个洗心的过程，也是一种信念。

  所以，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们的初心在还没有接受外界信念时所适应和向往的呢？当我们的初心逐渐显露时，我相信所有人在这一点上都是同样的。成功可能会有一种外在的标准，但是自在的标准却因人而异，所以大家看完这些后，要用心考虑一下，你的初心在哪里？它究竟是什么？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6 周一：

三观新论：找到你的价值、信念和意义

  很多心理方面的困扰归根结底还是三观的问题。我们前文中讲的自动思维、核心信念以及核心信念的核心就是在分析，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你的信念是什么，哪些事情被你视为是有意义的。人和人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自我探索，能读到这里，其实证明你已经默认了自我探索是有价值的；而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自我探索完全没有价值，是无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他们觉得，自我探索会降低自己的效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降低效率？什么是有效率？如果你是老板，你应该不会希望你的员工每天都把时间花在自我探索上，即使是从事心理行业的老板，也未必真心希望每个员工都乐于探索自我，因为这种探索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员工可能会在探索后辞职。所以“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价值观需要仔细考量。

  日常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价值观的外显。要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并不难，观察自己每天在做些什么就可以了。哪怕你告诉我，我不是很情愿做这个，做这个是因为别人让我做的，你每天都因工作疲惫不堪，但只要你每天都在做，也代表你的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如果这个价值不是你的终极价值，那它有可能是你实现终极价值的必要过程。比如，你的终极价值是认识自我，但你现在饥肠辘辘，所以你必须要填饱肚子，必须要做一些工作来糊口，其实你也认可这种价值的关联性，因为它最终有助于你追求自己的最高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关联性，也被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比如，一个幼儿园老师无论怎样都会觉得幼教工作是有价值的；一个乞丐会觉得自己乞讨的生活也是有价值的；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帮助他人探索自我也是很有价值的，其他的一切价值，都服务于这个价值。比如我开课、写书，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目的是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故事，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这具有普遍性，所以你也可以记录自己一周之内做过的事情，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你还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你就知道自己追求的价值是什么了。

  除了这些体现在行动方面的外显价值之外，你还有一些不见得会体现在行动方面的内隐价值，这些价值不但别人看不到，甚至连你自己也不见得能意识到。

  因为这些价值可能比较深远，所以不是在想到后就立即可以完成的。但如果回顾既往的生活，你可以反向思考：哪些事情自己很有兴趣想试着探索，但还没有实施。思考“没有做什么”也是一个从相反的方面了解内隐价值的渠道。

  那么，信念和价值有什么不同呢？价值通常是一种可计算、可计较的东西，但信念不同，信念看起来没有什么浮动的余地，并不会因为我在当下的活动中，能通过它加多少分，或能够通过它获得多少利益，就选择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坚持这样的信念。

  信念比较内隐，同时也比较深刻。我们要留意自己把什么视为自己的信念。信念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受社会趋势的影响。我们某一个时期的信念可能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别人有什么样的信念，我们也有什么样的信念。因为保持独特信念所带来的风险很有可能会让人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孤独之路，乃至绝路。所以在承认并且捍卫信念的同时，要注意这个信念本身能否自证为一个绝对无误的信念。我相信这是孤注一掷的，没有一种外在的承诺会告诉你，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将获得什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念在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时，就会刺激我们不断地思考、反思、追问自己的信念。

  我自己的核心信念其实就是追求和谐，你要不断地确定自己所追求的和谐是什么。内在的和谐并不意味着内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也并不意味着内心没有冲突。冲突其实会不断地创造新的事物，不断地改变边界，塑造新的结构，所以和谐也包含了内在的丰富性。人际差距中的和谐不等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或者做个“老好人”，而是对双方而言，两个人的关系从开始到结束都会让双方成长。最后，人与世界也是和谐的，我们要对万物怀有感激之情、敬畏之心。

  这些其实就是信念系统可以被检查的部分。一个人一旦有了信念系统，尤其是让自己感觉和谐的系统，就很自然地能克服别人对他的催眠，也就能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信念和意义也有关联。你认为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这么问听起来会觉得意义和价值有相似之处，好像意义也有某种可衡量的系统，但意义与价值却又有所不同。

  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有一个意义疗法，其由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开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身为犹太人的弗兰克尔全家都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除了他和妹妹之外，其他家人全部不幸身亡。弗兰克尔被关进集中营后，他一部未完成的书稿也被没收了，重写这部书的渴望支撑他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这是他在集中营生活中找到的唯一的意义。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后，弗兰克尔得以回归正常生活，并以心理学家的视角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成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开创了心理治疗的意义疗法。他的书鼓舞了很多人，其核心观点是：不管生活多么苦难，一旦找到意义，痛苦就不再是不能忍受的了。

  那我们怎样找到意义呢？每个人对意义的理解不同，各个意义理论之间，其实并没有某一种意义在伦理方面具有绝对优先性。即使是不同的人做着相同的事情，这个事情对两个人的意义也不同。比如，同样是做心理咨询，有一些人可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手艺或一种谋生手段，但有一些人可能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他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接触人类心灵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有助于他反观自身的复杂性。

  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的举动或事业在各个方面上都符合他不同层次的意义理论，那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很让人羡慕的。同时，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信念和意义，大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在方方面面都取得效果。

  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不那么顺心的事情，甚至会产生一些心理方面的困扰，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思考：我们的三观，我们的价值、信念和意义有没有与时俱进，是不是符合自己当前的生活、当前的人生阶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生中的一些不顺心之处乃至心理疾病，也可能是一种征兆，它在提醒我们重新检查自己的三观。

  标签的动摇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据我观察是有的。

  如果一个人原来走在一条虚假的道路上（当然这种虚假是事后才知道的）那么现在的危机就会促使其去看一看这条路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青年人可能会因为还没有训练成熟，社会功能不足，所以存在适应方面的问题，但中年人一般不会有适应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中年时期出现了长期的、难以适应的不舒服，并且久治不愈，那就传递了一个信号——他的底层可能有某种更深刻的信念系统要破土而出了。

逆境给英雄真正的礼物，其实是对自我信念和世界运行方式的反思。他们跳出那个框架，向内反思一番，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思维升级，改变之前的做法，才成了英雄。就像王育琨形容任正非时所说的，“重度抑郁症，那是有大能量的人觉醒的前兆。”至暗时刻的时刻，恰恰就是英雄原力觉醒的时刻，那是命运在召唤你了。

任何转机，都是透过冲击、摩擦、阻抗才可能萌芽。表面上的危机，正是我们的转机，有利于我们拓展对自我的认知。可能是一场突发灾难，可能是一次人生巨变，把你推到了一个以前没想过的境地，逼得你不得不往内寻、往内转，重新思考人生，这正是你反求诸己、突破生命维度的契机。

这种严峻的反向力量可以击碎我们的执着幻想，从而把我们拽回到现实。不过，真相的力量太强，大部分人是无法承受的。

  外在的危机其实是底层信念出现变动的表现。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它的意义是重新认识自我，原来的自我充满家族的指望，不过是家族泡影的承担者。现在这个泡泡吹不出来了，或是要破碎了，这对真实的自己而言，是一个认识自我的机会。比如我们在检视自己的标签系统时，会发现现存的标签系统是：我是某个家族的人。如果我们要动摇它，你可以试着做另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自己的确诞生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你的人生会怎样？基于这种假设，你可以看看自己究竟有哪些东西不会变化，哪些东西会变化。

  原生家庭的影响在中年时期最弱，因为可能对某些人而言，此时他们的双亲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机会在于，你的确可以走自己的路，中年危机也可能会让你重新编程。如果能成功渡过这场危机，生命之河的宽度会自然地变宽，或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流去。

  如果看到这部分内容的读者正处于中年时期，不妨尝试做一番思想实验，看看自己重新编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新生：勇敢面对真我

  活出新生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是一个抛掉不适合自己的规条、撕下不适合自己的标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接纳新事物、不断整合的过程。如果撕掉了所有的标签，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如果走到了自己内心的无人区，能找到什么样的力量呢？如果增加观察事物的角度，比如重新定义自己曾经不那么好的经历，整合人与世界的复杂性，坦然面对未知与不确定性带来的失控感，那我们几乎必然会成长，我们的人生之路也将越走越宽。你要相信，你值得美好而充实的人生。

如果撕掉所有标签，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有关标签的增减，我们已经做过一些思想实验了，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把所有的标签都撕掉，我们还剩下些什么？我们究竟是谁？在做这个思想实验时，有没有哪个标签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每次想去除时却又变得更加牢固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家人相关的标签就属于这一类。我们越想把这个标签撕掉，它就会贴得更牢。我的很多来访者原来非常不认同自己的父母，甚至对他们充满敌意，可是经过多年的咨询，他们发现，实际上自己对父母的认同程度比自己所表现的要高得多。尤其是当他们也为人父母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他们父母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对“我们是谁的孩子”这一点的认同程度究竟有多深？现在大家也都会理解，大部分人的情绪、防御、信念系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家庭。

  与其说标签像是一个便利贴，不如说它像是脐带、胎盘，你与它不分你我，血肉相连。所以，撕掉某些标签真的很难，哪怕只是在心理层面上的撕掉。

  上一节中我们提到过，到了中年，有些人的“我是某个家庭的人”的标签已经被撕掉了。有一些来访者会在父母重病时来接受咨询。为什么是在这时呢？因为这时，他们处于即将失去与父母非常丰富的联结的境地。

  我们不知道伴随着这种失去，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因为这种可能性是他无法思考的。如果父母去世了，失去了他们，那我自己究竟是谁？这其实是一个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可能有些人很不幸，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甚至双亲，但即便如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仍然只会承认某个人是自己的父亲，某个人是自己的母亲。

  在心理的层面，我们生于一个家庭中的同时，似乎自然而然地会拥有一种力量。无法或者非常难以想象，我们并非是生活在某个家庭中的人，“我属于某个家庭”这个标签其实是最难撕掉的。

  可是很多困扰与痛苦、不自由与不自在，却都来自这个标签。我这样说并不是要鼓励所有人脱离家庭，从一个家庭情节中走出来和脱离家庭不是一回事，完全撕掉“我属于某个家庭”标签的难度很大，但放出被困在家庭情结中的自己，让自己哪怕是仍然生活在这个家里，也获得高度自由，这件事的难度就小得多了。

  人到了中年其实会思考“我究竟是谁”，因为人生进行到这个阶段，即使“我是某个人的孩子”这种标签不被撕去，随着父母日渐年迈，我们普遍也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有些来访者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思考自己不是父母的孩子，自己失去了父母会怎样。但这种思考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一个机会，是危机中的机会，有利于他们拓展对自我的认知。

  在有了充足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在不断寻求父母的替代物。不论是向老师、上司或向伴侣的寻求，都是家庭情结、无形的标签、贴在身体表面乃至贴到骨里上的标签的体现。在处理这些标签时，与其放任它们被撕，不如在内心仔细做一番思想实验。

  我的来访者中也有一些人是我的同行，按理来说，我讲的这些道理他们都懂，那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如果你了解他们和父母的互动方式，你就会发现，同自己父母互动的难处在于，自己真的是太把对方看作自己的父母了。我们被这样的标签困住了，这不仅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同父母的联结。

  联结的难点主要在于双方实在是太执着于“父母”与“孩子”的身份。有时候我会碰到年纪较大的来访者，他的孩子已经成年，这时会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一个年龄和自己孩子相仿的人有与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或更恶劣的作为，他们就觉得无所谓；但如果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行为，他们就会很生气。他们的问题在于太把他的孩子当成自己孩子了。这个标签同时束缚了贴标签者和被贴标签者，它就像是某种危险的胶水一样，牢牢地贴在彼此身上，困住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思考没有这个标签的后果。

  但是，假如我们能在这一点上有一些改变，哪怕只是关系中的一方有一些改变，改变带来的效果通常也是可喜的。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不是家里的人，对方也并非我的父母。”那这时，好像平等心、慈悲感就会更容易产生。

  所以，如果能在这方面开始一个不一样的解绑的过程，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大程度的解绑或放松。因为坦率来讲，一个足够长的、分析性的心理咨询，具体在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解绑工作。

走进内心的无人区

  无人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生命没有被另外一个生命所见证。如果你被扔在一个无人区，只要不被别人知道，那么你的生存与死亡就是未知的。无人区和我们在上一节中谈到的死亡有关，两者的道理也相同。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灵有很多花瓣，那么有一些大家都能看得到，是拍照时总能拍到的外层；有一些花瓣可能一直到花朵枯萎都没有被看到；还有一些像是无花果的花一样，藏在果实里边。

  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无人之地，它是一种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状态。因为如果说它是生，它没有被另外一个活着的人见证过；如果说它是死，它又存在被见证的潜质。

  本书以花作为最基本的比喻是因为花象征着绽放与富饶，而且通常花都会结果，果实象征着生命与生命的联结。我们不能忽略自己内心的无人区，因为它同样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比如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闭门不出，这种被迫减少与人接触的状态看起来就是一种社交孤立的、寂寞的状态，可是当我们减少与外界的交往时，我们每天受到的外界影响也逐渐减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封闭的第一天，我们可能仍然维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只不过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比如云喝酒、云吃饭、云打牌、云美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与他人互动塑造。我们在精心地装饰花瓣的最外层，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必要的。生活惯性让人们觉得应该保持这种连续性。第二天，可能你的网络社交活动频率就会减小。这样一来，你可能就不会像平时那样注意形象，比如减少洗头的频率。

  在你的体验中，被他人所影响、所塑造的部分会变少，以自己为中心的部分会增加。长此以往，即使有一天你要见一个人，可能你的迎合性已经比原来降低了很多，最后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相对孤立的生活。这个时候，你的体验将主要来自自己的内心。这就好像外层的花瓣脱落了，或者说收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内层的花瓣有了绽放的可能性。所以这时我们内心很多的无人区可能会被我们探索到，或被我们驻足眺望。这种内在探索的增加是社交减少的结果，是一个探索自我的好机会，但一切的前提是，你认为自己内在这些人迹罕至之处有存在的意义。

  由于社交活动是维护标签系统的外在的“加油站”，因此只要社交活动不减少，我们维护标签的活动也不会减少。你会发现，只要去见人，就会有见人的样子。这些样子是我们“正常生活”中的常态，我们也早就习以为常。

  但如果这种习以为常变得不平常后，我们可能就要面对自己的很多东西了。

  一些习惯了社交的人，可能会在比如疫情期间被迫待在家里的状态下发现自己不熟悉的样貌。你会发现自己很喜爱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做手冲咖啡。平时都是在咖啡厅里喝别人冲给你的咖啡，因此虽然你以前完全没有留意到你喜欢做手冲咖啡，但内心其实有想尝试自己做一下的冲动。如果不是这样“被迫闭关”的机会，你内在的这一部分可能性永远无法被自己发现。

  也有一些人，平时工作和生活中倚重的是自己外向或外倾的部分，那么他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内倾或内向的人呢？也有可能。比如，他在疫情期间待在家里时，可能就走进了自己内心，走回自己的童年时代最熟悉、最适应的一个相对无人区，他发现原来心灵的故乡在这里，只是离开太久，曾经的家园都已经荒芜了，他可能会重拾往日记忆，重新打理已经废弃的院落，并且在这里给自己充电。

  这些还都是童年的记忆，再往深处走，他可能会淡化自己非常执着的“人的部分”。这时他通常会有一些体验，这些体验不能简单地被称为情绪，他可能会体验到很强的悲伤感，而这种悲伤感正如我所说的，也可以是一种力量来源。

  当我们沉浸在悲伤中时，可能会突然产生一种意象：我们并非是在体验某个人的悲伤感，这种悲伤好像没有主人，它自己存在着，不属于某个人，甚至也不属于我们自己。这时，你不要急急忙忙地宣称自己抑郁了，然后特别慌张地去预约医生，你只不过是抵达了一片无人之境。这个无人之境可能也不是你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但这些东西其实是自然存在的，它充满了一种原始的力量。

  我们如果不想白来这片无人之境一趟，就应该追求这种原始的力量。我们能否在这里汲取能量？当我们离开这片土地时，如果内心越来越明亮，内心世界变得愈发充实，意识到自己所隐藏的力量，不再那么在意或惧怕别人的想法或好恶了，那这就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探索，你的内心从此永远有了一片坚毅的领土，这就是我所说的底气。

人生最大的底气，就是能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拿得起，接得住，敢松弛，不内耗。

  大家常用的底气，大多指与他人竞争的底气，而与他人的竞争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底气也可以轻易被别人击碎；而刚刚讲到的底气则不同，如果你能克服并且整合那种深刻的孤独，那与人的互动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有一大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你的人生有可以后退的地方，这会让你产生很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你自己，是你的底气，并且和那种用于与人竞争的底气不同，这个底气并不会被他人轻易击碎。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7 周二：

获得超越的视角，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掌舵

  大家心里有很多人际方面的困扰或情绪方面的压力，以及把这些情绪推到一边的防御机制和自己做不了主的信念。这些压力、机制和信念一方面是消极的，因为它们试图依次戳破那些我们长久以来信以为真的泡影；另一方面也是积极的，因为那些泡影给予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是靠不住的。

  内在的不断发展需要我们不断超越自身的安全感。当我们从一种安全感向另外一种更为真实的、更为可靠的安全感过渡时，一定会历经某些暂时的不适应，甚至觉得这个过渡如同灾难。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超越呢？

  心理学家荣格对“超越”有一些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名为超越功能的理论。超越功能是指对立两者的融合，像是把两种颜料混合并形成一种新的颜料，其实就形成了对立两者的融合。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会陷入各种各样情绪或人际间的困扰，是因为我们极度缺少一种超越的维度。比如，我们自己在一片丛林中时很容易失去方向，但如果从空中看，可能就会轻易地发现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如果我们始终在一个二维空间内，就很难看到另外一个维度所能看到的这个空间的全貌。或许我们在二维的丛林迷宫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但在三维空间里却发现，迷宫的出口近在咫尺。

  再比如，人际间的困扰有多大程度是由于内心过于强调自己和他人的对立所产生的呢？

  我想起很早以前，我和一位同样也是从事心理治疗的同事在咨询中心的三楼看地面上有人在反复做倒杆练习。我的同事评论道，这个时候人其实要和方向盘合一，我说这的确没有问题，对新手而言，逐渐学会与方向盘合一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或许我们和杆也应该是合一的，它并不在我们的对立面。

  通常我们认为，把一个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把左右手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完成这个动作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出了某些问题，简单的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把某个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反复练习的过程，因为此时的左右手已经变得对立了，它们看起来可能没有服务于同一个大脑。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太把对方当成对方，这种范式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好像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这个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这个是我想要的，那个是对方不想让我要的。这种范式让我们可以更加适应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至少在一个阶段内，这样的一种分拣工作的确有利于我们适应社会。可到了一定程度后再这样做，就有些舍本逐末了。比如我从事咨询工作，我在工作时，会在一开始就把来访者、咨询师、求助者、帮助者分得比较清楚，可是分得很清楚后会带来一个问题：我太执着于某种感受究竟是谁的。

  其实当人际间出现某种感受时，如两个人都感觉很苦恼，究竟有没有“A先感觉到苦恼，然后苦恼像一个火球一般被扔给B，B再感觉到苦恼”这样的因果关系呢？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的。很多时候，两个人共同陷入了巨大的苦恼情绪中，可能两个人对苦恼情绪的感受有一个先后顺序，但通常并不会产生因果关系。

  比如一个家庭在碰到了某些危机后，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会产生某种不安感，可能有些人敏感一点儿，有些人会迟钝一点儿，敏感的人由于率先体验到了这种不安感，而这种不安感又超过了他的防御能力，然后就“兜”不住了，所以这种压力就会在人际间传递。

  表面上看起来，家庭成员中的其他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传递，可是家庭成员之所以能感受到这样的负面情绪，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内隐的层面早已感觉到了吗？而且往往由于他们感觉到了这种负面情绪，启动了防御模式，所以当别人试图攻破防御时，他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或者恼羞成怒。他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把这个想象中的火球再扔回去，或是扔给其他人，直到这个家庭变成一片火海为止。

  家庭在进入这种恶性循环后，一定会找出一个“替罪羊”。每个人都不想承认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维持者、传递者，每个人都太执着于自己是正常的，或自己是受害者。这样一来，火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变弱，相反大家都让它变得更旺了。

  而家庭咨询和家庭治疗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大家超越这种对立维度。一般谈到核心信念时，有一种比较深层的核心信念是：问题出在某个人身上。而家庭治疗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船着火了不一定是某个成员造成的。当家庭陷入危机时，也不是家庭成员有意引火上身。大家要逐渐认识到，每位家庭之间并没有“传火球”的行动，而是一起面对了某些困难，并且如果想要解决困难，一定要放下彼此之间界限分明的想法。

  通常，只要碰到某些问题，我们的自动思维就是要寻找谁是制造麻烦的人。可问题本身很复杂，基本上都是系统所引发的，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成为问题的成因，哪怕问题是以一个人的形式呈现的，其背后也有更为深刻的系统危机。这个系统危机或许在其他维度看来显而易见，但如果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没有办法超越问题所在的维度，那很有可能被这个问题困住，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

  我们的人生系统会从单一、简单成长为复杂、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在不断超越过去的维度。较之过去，我们增加了一些观察事物的角度，这带来了必然的成长。但我们在增加观察事物的新维度时，也要付出代价。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是，我们寻求上升，可是上升得还不够高，我们看到更多的问题，但我们的能力还跟不上思维的增长。这时就会进入一种困局。

  我们有关人生、自我的知识，有的是“学而知之”，有的是“生而知之”，也有的是“困而知之”。这里就是一种困而知之的情况。我们很有可能无法消化这种苦恼，又要回到原来比较扁平的思维方式里。而消灭新增长的维度绝对是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

  你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和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就像是洪灾时，如果某个地方水漫上来了，你可以到一个暂时还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假装洪水并不存在，可是洪水并不会因此就不上涨。我们要面对现实，所以当被生活渐渐逼到死角、逼到困局中，吃了很多次亏，受了很多次伤时，如果从超越的视角来看，这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我们能不能忍着痛苦、忍着不确定性，以另一个思想维度仔细看看自己的生活？要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需要一些外在的支点，比如亲近一些特别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在物质层面有多大的成功，但因为他们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不同思想产生的交叉可能会使我们的思想维度变得更丰富。如果一个人的思考角度和我们不同，那么虽然这会暂时带来一些不那么舒服的感受，但这种不舒服之中也包含着成长和超越的可能性。如果你真的想“超越”，就要记住超越一定是没那么容易实现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不进反退。可是，只有当我们的内心认定有超越的可能性时，外在的人生才有机会实现超越。我希望把这样一个信念通过这本书传递给大家。

  我们会在很多场合听到“勇气”这个词，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勇气，有些书里会对勇气大加赞扬，但我此处观点的主要灵感来自心理学家阿德勒，是他在系统的心理学的体系中率先讨论了“勇气”的议题。这里的勇气不是指盲目的勇气——那样的勇气很多人都已经拥有了，而是指面对当下，面对内在的、深层自我的勇气。

  “当下”是近几年人们比较津津乐道的字眼，有一些书籍也比较喜欢讨论当下。有的心理治疗流派声称自己只关注于当下。当来访者想谈自己过去的事情时，有的咨询师甚至会打断来访者，要把来访者拉回当下，但其实回忆过去的来访者已经在当下了。

  人们对当下有很多误解，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误解是：过去的事情都和当下无关。仿佛“当下”只是放在载玻片和盖玻片中间的人生切片，与过去、未来的生活完全没关系。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没人可以面对这样的当下，因为真正的当下一定会不断和过去与未来相联系，而我们在面对这种普遍的关系时，通常都会缺乏勇气。当我们缺乏面对真正的当下的勇气时，反而很容易将活在当下作为逃避的借口，作为一种没那么好用的防御工具。

  那么，真正的“当下”是什么呢？

  真正的当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具有之前经验的整体。

  其实在对的当下体验中，最可靠的是我们的身体。很多人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很满，把时间管理得非常科学、非常精致。可是在这些安排里面，身体只被当成某种工具来使用，身体本身并没有进入当下，如果时刻感受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身体是疲惫的、不情愿的，或连疲惫和不情愿也感受不到，身体可能是麻木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完全没有处在当下的身体，面对非常疲惫的身体？通常，我们可能缺少面对正在受累的身体的勇气，因为当我们真的要面对它时，可能头脑中很多计划就无法实施了。

  但身体是面对当下时非常重要的锚定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很多感受，这些身体感受会催生很多情绪，一些经常出现的情绪就会形成心境。

  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当下后，我们就会发现，当下的身体一直剖析在情绪。然后，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原来我们已经窄化了当下，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一个任务时，大脑会关闭妨碍任务执行的那部分体验。比如，我们发自内心地不想做某件事情，觉得厌恶，产生了反抗情绪，但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这个反抗情绪拒之门外，不让它进入当下。而如果我们的心关注到这些被关到门外、不能进入当下，但事实上又在当下出现的情绪体验，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很有可能会改变心意，不去做那件事情。改变心意会被我们的头脑判断为一种非常可怕的行为，所以通常我们没有勇气来面对这种当下。

  面对任务，我们的计划是要大获全胜、多快好省。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关注那些不合作的部分。有些人会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上都有拖延症，他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拖延。如果真正地关注当下，他会发现，这不是某种轻易能被治愈的疾病，因为他的内心有很大一部分不喜欢他目前正在全力冲刺或打算全力冲刺的事情，他要面对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的可能性。

  然而究竟是谁想实现这个计划？是你的领导想实现？你的老师想实现？你的伴侣想实现？还是你远房的亲戚想实现？关注当下时，我们内在的声音将会被听到。这些内在的声音不是在当我们关注它时神奇般地冒了出来，这种过程在当下不断发生，只不过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一个看起来乱糟糟的内心世界而已。通常，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聪明、睿智、富有、理性、高效。但是，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面对自己那些没那么完美的勇气。

  即使只通过我刚刚列举的身体层面的、情绪方面的例子，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体验当下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当下的情绪体验与身体体验，是在结合了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规划后，综合得出的结果，而且这两个维度和我们当下的经验是环环相扣的。

  比如，你今天要去车站接一个人，这个时候你就会从自己的记忆中调取与这个人有关的一切信息。如果这个人是几年没见的老朋友，你就会想这个人曾经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当下所形成的对这个人的感知同时包含了过去和未来两个维度。

  未来维度是我们对这个人的设想，过去维度是我们对与这个人相关的信息的调取。所以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会先看向未来，因为我们会设想某种意象，然后再从过往的体验中摘取与这个意象有关的元素，从而形成当下的体验。可能我们并没有留意到，我们在出站口接人时，当下所产生的紧张感里包含了无数个比对：“这个人有点儿像他，是不是呢？”我们从记忆中调取更多的线索后发现：“不是的，这个人应该就是了吗？好像就是！”我们又从记忆中调取这个人的一些特征，这个人越走越近，他符合这些特征，所以他是。这个时候我们判断，自己接到了在等的人。

  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实时会发生的例子。但我们遇到的某种心理障碍也是如此，它一定包含了我们对未来的某种预期。因为如果我们对未来完全没有任何预期，也就不会产生任何心理障碍。

  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的内心期待在未来换一份工作或谈一场恋爱，那这时未来可能在我们的心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样的比例会使我们对当下的体验被窄化。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未知性调取自己的记忆时，当下的经验就被窄化了。怎么窄化的呢？如果你既往的经历中有很多受挫的部分，那么你在当下很有可能就像有一个筛子一样，筛除那些受挫的部分。

  有些人也会想，我有勇气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你看，我每天都在准备面对挫折。但这些人的勇气是要加引号的，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更深刻的勇气——接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很多人在收到别人的正面评价时反而会退缩，因为这个经验没有办法整合进他的当下，他习惯于把自己当成一个糟糕的人。他有勇气面对一个糟糕的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一个优秀的自己。所以如果想不断“超越”，我们不仅仅要接受自己糟糕的部分，也需要接受自己会变好的事实，而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勇气。

  无论是整合还是整体，听起来都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如果说一个人有自己的观念，可能会说这个人的观念比较整合，有整体观，有大局意识。所以追求整合与整体通常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可能像好龙的叶公一样，口口声声地说很喜欢，但真的去做又发自内心地讨厌。

  人类的内在充满着冲突，所以很多人都会困惑于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有些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是那样，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整合的愿景，希望自己的内在世界和谐统一。这个愿景很好，临床心理学的各个方向的研究无一不导向“整合”，可是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首先，难在我们不喜欢自己不好的方面，如前文所说，我们不好的方面可以被作为阴影，而阴影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中进行配重，比如我们不喜欢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这个高高在上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不喜欢那些很有权力欲、支配欲的人，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有权力欲、支配欲的部分；我们不喜欢那些受虐的人，虽然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看起来一点都不受虐，但我们的内在也会有这样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们的阴影在为我们配重。所以我们有勇气把这些自己投射出去的部分再整合回自己身上吗？我相信即使大家在看本书时在心里点了点头，也不一定会去做，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了。

  如果我们将颜料混合，那么颜料混合得越多，其实颜色就越黑。我小时候玩彩色的粉笔灰时，原以为把各种颜色的粉笔灰混在一起，就会变得像彩虹一样美丽，但最后并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自身人格的整合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把扔出去的部分逐渐拿回来时，可能一个看起来很清澈的自我就变得混沌了，这时内心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会体验到更多难以名状的情绪，会搞不清楚身体的感受和在脑海中飘来飘去的信念，会在外在层面越来越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可能像在飞行中碰到了上升气流的飞机，突然进入一种动荡，这时我们的整体性也会开始呈现。

  通常，由于自己的某种认知倾向，我们一定会按照某种范畴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一个孩子在不会说话到会说话的过程中，会学习到什么是高、什么是矮、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胖、什么是瘦。等到他开始看动画片时，就会学习到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一些动物尽管是猛兽，却代表好的形象，比如胖胖熊等；另外一些动物，比如蛇，有些时候很自然地代表坏的形象。其实在建立这些对立范畴的同时，我们具有整体性的原始经验已经逐渐地被割裂了。

  掌握这些范畴思维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进入世界的概念系统，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定位，可以更加适应社会。坏处是我们内在会产生很多的对立，这种对立就会使得整体性逐渐丧失。如果我们想重新面对整体性，需要一些勇气。

  如果想整合，想迎接一个整体的自己，我们就会依次敲一敲我们内在那些暗示的门，唤醒自己的某些部分。你可以想象，当内在这么多的自己都被唤醒时，我们的内在会怎样？当然会出现很多杂音，你整合内在的难度就会升级。

  所以很多人口口声声地说“我要整合自己，整合自我”，但当内心开始出现其他声音时，他们就会被吓退，就会回到熟悉的自我那里，并且坚信那个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拒绝复杂性。如果你拒绝复杂性，就意味着整体性也被你一并拒绝。

  在走向整合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在内心的层面一定会进入一个波动期，也可能有些人会感受到非常大的震荡。因为他本身并不想整合，但症状的出现提示了他人格中其他部分的存在，让他知道自己其实存在更大的整体性，而这个整体性把他吓到了。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阴影的部分，我也不例外，不过至少有一段路，我因为经常带人来走，所以比较熟悉。当人们说喜欢整体性时，你要告诉他，你的整体性里包含很多杂音。此时他可能会说只要指挥得当，这些杂音可能会变成交响乐——这是不错的愿景，但事实上杂音组成的交响乐没那么动听。属于我们比较习以为常的部分，可能比较容易变成交响乐；但属于我们内在深层的部分，那些狂野、撕扯、纠结的部分，可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要跑开，要迎上去，把这一部分的自己整合到自己身上，你想想我们的天性有多大可能会喜欢这样？所以很多人的整合其实是被迫的，他不知道整合有怎样的原因，也不是每一种原因都能在他的童年时期找到充分而必要的证据，他的人生是被甩入这样一个阶段的，他被迫面对复杂性，面对自己的无力。他试图拒绝这个世界的整体性，但他一定会失败，这会让他充满无力感。这就像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但面对即将升起的朝阳，他有办法让它不升起吗？没有。所以世界整体性的呈现是势不可当的。与其逃避，不如借这个机会迎接更丰富的自己。

  整体性作为一种更圆满的人生形态，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信念。但选择面对整体性的人的比例其实很低，甚至可以说相当低。很多人宁愿待在一个熟悉的安全区，也不愿意面对整体性。有时，一些人会被甩出安全区，他们也就是我在临床工作中常见的那些来访者，这些人其实就是被迫走上了整合之路。

  所以当我们说希望人有面对整体的勇气时，这里的勇气是天生的吗？其实并不是。这里的勇气真的是“走夜路”锻炼出来的。这些来访者一开始都被吓坏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扔在了夜路上。但当他们对咨询师诉说时，会发现咨询师并不害怕那些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东西。他因此知道夜路肯定有人走过，知道至少有人熟悉这段路。勇气也正是从那些走过夜路的人那里口口相传得来的。

感到害怕时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

  咨询师的勇气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咨询过程中汇聚了点点滴滴的勇气所积累的。一个足够长的咨询过程，无非是把面对整体性的勇气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来访者。并且这个传递是双向的，当来访者能独立走这段路时，他就有了更大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也会让咨询师对人类的心理更加敬畏，产生于敬畏之上的勇气其实才是真正的勇气。

  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同，在知道人性的复杂、黑暗、不可控之后，依旧坚定地走向整体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一旦有了这种勇气，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些很可怕的境况之所以可怕，无非是因为刺激了我们内心不熟悉的部分。既然我们曾经有整合自己的期待，那么何不趁现在实践呢？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8 周三：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面对整体的勇气，接下来将阐述面对未知的勇气。如果有面对未知的勇气，其实你也很轻易就能面对整体性了。

  生活中为什么需要这种勇气呢？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面对未知的事情，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为什么能处理好每天的事务？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控的。

  比如，地铁总是会在某个时间点经过某一站。尽管你不是很确定精确的时间，但是你对其出现有一种确信感，并不完全未知，而接下来你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在公司或教室，也都是可预测的。

  如果不出意外，生活中那些可控的未知性，我们都能通过思维的方法处理好。

  不要小看这种习以为常，这只是大部分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一个有恐惧症的人会觉得自己今天如果下楼，可能过马路时会被车撞死；或当他到地铁站时，地铁站甚至会塌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恐惧呢？因为他丧失了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面对未知的勇气。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不希望大家某一天失去这样的勇气，因为那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可怕。当一个人没有基本水平的勇气时，这个世界的可怕性就会在每时每刻扑面而来。

  我猜，大家既然读到了这里，应该都是有这种勇气的，因为你虽然不知道我下一节讲什么，但起码有很基本的认识：下一节不会太糟糕，不会让人觉得要崩溃。这就是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面对未知的勇气。当我们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状态下，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地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境况时，我们已经在检验勇气2.0版了。

  我发现有些人很快就能适应环境，很快就能在另外一个城市结识新的人、有新的圈子、开创新的事业；但有些人就会慢一些，因为如果一个新的环境中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人们面对未知的焦虑感太强烈，就会拖慢进程。

  有一些人在这一点上非常极端，如果去某个地方出差，会因为换一张床而睡不着。他们好像对晚上睡觉的地方有一种身体层面的记忆，当床变得不熟悉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未知。有些人真的会担心晚上床会塌，这就是因为缺少从以前的舒适区移动到将变成舒适区的区域时，所需要的2.0版的勇气。

  多数人小时候其实已经被训练过很多次。1.0版本的勇气主要来自对母亲的信任，如果母亲比较连续地提供抚慰养育，我们就会产生基本的信任感。这种基本的信任感会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但你会发现，有些人拥有1.0版的勇气，但没有2.0版的勇气。原因可能是这个人的抚养者本身对更换环境比较焦虑，所提供的勇气也因此大打折扣，所以这个人长大后在这方面的勇气也会少一些。

  不过，大多数人同时具有这两个版本的勇气。也有一些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更大的、未知的场域。比如一个人得了某种特殊恐惧症，特别害怕某样东西，这个病究竟能不能被治愈？他能不能控制这个病，恢复正常生活？你会发现，有些人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时，会有某种难以名状的确定感；而有些人在面对类似挑战时，就会非常恐慌，没有丝毫确定感。

  这种场域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进入这样的场域时，就象征着他从母亲的视野中消失了，甚至从母亲的心里消失了，他将独立面对一个连他的抚养者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这时需要的勇气就是3.0版的勇气。

  有些人被扔到了3.0版的勇气训练中，他们无法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获得某种资源和信心，很多人就因此而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心理障碍，甚至会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那么这种勇气要怎样才能具有呢？心理学家荣格原本和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关系不错，后来他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隙。在他们关系断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现在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荣格已经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对他而言，好的方面是，更大的整体呈现在他面前；坏的方面是，更多的未知也向他呈现了。

  荣格曾经在这种未知里独自探索了很久。我们通过他后来的手稿、回忆录、当时的画作可以了解到，他要么是到了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要么是到了有人去过却没走出来的地方，那些人就一直在里面待着；要么是到了有人可能曾正常地回来了，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才华绘制一张地图的地方。荣格在这一点上非常幸运，也非常有勇气，他带着这个地方的地图回来了，形成了荣格学派。

  很多人都会从类似这样的经历中获得一种勇气。如果你遇上了什么事，或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即使糟糕到甚至要发疯了，但因为你的这些状态都曾有人经历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前人那里获得一些应对的勇气。

  无论你的人生遭遇了什么，读到这里，我都希望大家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现在对你而言是考验自己勇气的时候，你不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战斗，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勇气还会为他人提供借鉴。

肉身的沉重与死亡固不可超越，每个人都免不了弦断人终的命运，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在困境中赋予生命过程以生命意义。在当代这样一个重外在物质而轻内在精神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能在精神上引领我们前行的【灯】。这【灯】便是鲁迅、史铁生等人在炼狱般的生命中所锻造出的真诚面对生命的精神。他们从自己的痛苦中学到智慧，然后运用这个智慧去点亮别人。

死而后生是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开拓的生命之路，无条件地承担起自我生命之重是他们给予迷茫的人们的毫不犹豫的回答。这份执着抗争的生命能量和信心是这样的强烈和勇敢，它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它不仅能填充一个人的生死之虚无，还能像点灯一样地影响并传递给身边人、给后代人。他们留下的精神之灯必定会以真诚的光芒照亮着我们这些忧郁着的灵魂。

生命力量的传承，不是这桶水倒给另一桶水的关系，而是要添加点自己的东西。添加什么？就是你这一期生命的身体力行。我们都是全人类的一分子，你的使命就是现在让自己痛苦的困境或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让你痛苦的事情。解决它，并把解决方案分享给众人，你就获得了这一段生命的使命。先以自己为道路，再为后来者开路。纵使前方没有烛火，此后你便是唯一的灯。

是时候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了

  《庄子·齐物论》中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分离和成长其实是一体的，如果你想吃果子，肯定要先等花谢，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类生命的开端——出生，其实也是一种告别。心理学家会说，有些人会有一种出生创伤，因为至少还在母亲体内时，我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是非常稳定的，那里什么都有。出生会让我们告别这样一个“什么都有”的地方，所以孩子们都是哭着来到世间的。尽管大部分家庭都会欣喜地迎接一个新生命，可是对母亲而言，随着孩子的出生，她和孩子所共享的一段生命其实也就迎来了告别。为什么称为共享的生命呢？怀孕的女士们可能都会有较强的体验，一个新生命在她的体内孕育时，她的生命仿佛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会有一种和别人共享生命，同时又以自己的生命去养育另外一个生命的体验。

  所以，如果我们握着这样的经验不放，很有可能会带来比较糟糕的后果。如果母亲非常眷恋这种体验，那么孩子的出生可能对母亲而言就是一种心理创伤，会让母亲产生很强烈的失落感。如果深层探索产后抑郁出现的原因，可能会追溯到这种出生创伤的影响。

  孩子在一开始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被带到了世间，他和母亲被动分离、被动告别。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接下来会有一长串的分离和告别，也正是通过这一长串的分离和告别，他才能成熟，才能体验生命，并走向一个完整的人生。比如，断奶也是一种告别，这个时候的告别通常是被动的。孩子还在母亲体内时，可以直接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孩子出生后，他们仍然通过吃奶的方式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获得养料。所以断奶对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此后他得自己咀嚼这个世界了。

  这样一来，孩子就告别了一种随时可以获得养料的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告别，他开始主动探索这个世界。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走路、会说话、会要东西了，再接下来，他会与父母分床。

  与父母分床对很多孩子而言是不愉快的体验。因为孩子其实习惯旁边有一个大人，或两个大人，这样他会睡得更踏实一些。因为大人可以做他的保护者，他可以安然地退回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仿佛又找回了快乐。所以在分床时，小孩子可能有一些不适应的表现，如睡眠变差、哭闹、做噩梦等。当他能克服这种分离焦虑时，他会发现，自己不仅想分床睡，还想分房睡。

  总有一天，孩子不仅不希望父母去他的房间，甚至会给自己的房间上锁，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外界被确立后，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空间也会被确立，很多时候外界与内在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就会有秘密——有秘密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标志。

  有些人没有秘密，是因为他们的心智成熟度不足以把某个东西藏到心里。其实，秘密是形成自我感非常重要的部分。你知道，如果你不说，有一部分内容别人就不会知道，你开始把这一部分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你和他人之间逐渐会有一把锁、一堵墙、一个界面，其实这也是一种分离，代表你和父母之间有一个半透明的挡板了。随着挡板不再透明，你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丧失了与父母亲密无间的自己。如果你非常贪恋那一部分自己，或是你的父母非常留恋那个时候的你，那会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没有办法发生这种分离，结果就是你的发展会受阻。

  再接下来就是去幼儿园了，去幼儿园也就是孩子从家庭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分离。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会有“入园困难”，比如，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总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在哭啼。这些孩子不知道这仅仅是与家庭分离的第一步，随着与家庭分离时间的增加，他们会更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分离性。如果这样的分离性能被欣赏、接纳或得到父母的赞许乃至祝福，他们分离的决心就会更加坚定。

  等到真正进入了学生生涯，孩子们依旧有很多危机需要克服。一般来说，大学前的学业多在自己家所在的城市完成，这样一来，每个晚上或每个周末都能回到家里团聚，尤其是在高三这段时间，哪怕是在学校寄宿，可能家长也会经常煲一点儿汤、送一点儿营养品。在这段时间内，孩子和家庭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

  高中毕业后，如果你顺利考上了大学，接下来的分离就是较为正式地离开家庭。我们会发现，一些人虽然在高中阶段看起来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异常，比如神经衰弱，或是患有抑郁症，但当他们进入大学，与自己的家庭分离后，这些症状好像都变轻了。我们有时能看出家庭在他们身上施加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

  很多人在大学期间会投入真正的恋爱。为什么我说是真正的恋爱呢？因为在高中时期，恋爱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被允许和鼓励的，但在大学时期，它好像就名正言顺了，所以人们开始尝试在与恋人构建的、另外一个想象中的家庭中实现自我。这样的尝试是很有益的，它是人们从一个家庭到缔结另外一个家庭的过程中必备的练习。

  到了大学毕业，大部分人就要与学生生涯、学生身份分离了。

  很多人在这时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从此他就不是学生了，没有了学生身份，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可能不会像老师那样对自己有足够的包容和指导。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时，很多人又会出现一些发展性的异常，有些人在工作岗位还会把领导投射为老师，感觉自己仍旧是学生。如果这个时候能顺利完成对自己的学生生涯、学生身份和这个身份带来的自我感的分离和告别，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了。

  如果接下来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他可能会缔结自己的家庭。缔结家庭后，他就和单身的自己告别了。有些人舍不得告别，虽然已经成家了，但他的心态并没有做好准备，这时他会出现一些异常。

  再接下来，他就会和自己的父母面临一样的局面，就是自己的孩子也会同他有一系列的分离。这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下一代开始新的里程对他而言也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在以前的发展阶段中，在处理分离时有一些问题或异常，那么这些问题或异常很容易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被折射。这可能会使人苦恼，但同时也是我们再次分离自己的机会。

  到最后，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人们先走向衰老，再走向死亡，最后与世界分离。如果我们从头梳理一遍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称得上由一连串的分离和告别组成，而且这种分离和告别也称得上紧锣密鼓。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我们的人生会走向圆满；如果发展不顺利，我们会凝固、冻结在我们自以为是的自我中，或是凝聚在一个别人所指望的、所期许的自我中。如果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天长日久，你就会把“我是一个好人”的信念深深铭刻在心底，在任何你可能要做“坏事”的时候，即使这件事不一定违法，你也会觉得自己背叛了这个身份。所以，如果你非常执着地把某个身份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哪怕是好人这个身份，你的经验其实都是被限制的。因此，我们要有告别的勇气。不仅仅是与外界的所有人告别的勇气，还有与自己告别的勇气。我们自己塑造了某个自我，别人加固了这个自我，天长日久，这个自我带给我们的可能不是安全感或认同感，这时，我们就要果断与之告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不断与自己将要发展出来的那些部分相遇。

  最后一节，我想把庄子的理念分享给大家。

  庄子曾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我觉得天地之美是说，我们就像是进了一座花园，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每一种花都有它的美丽，我们不能想象一朵花包含了所有花的美，以至于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承认它是美的。因为有些花虽然花形非常漂亮，可是香气不那么馥郁；有些花尽管香气袭人，但花形平平无奇；有些花的花形和香气都很好，可惜花期太短；有些花的花期则过长，长得让人觉得它不是真花，好像是假花。

  每一种花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美，而最大的美是通过体验各种各样的“小美”得到的。你如果想欣赏“大美”，就不能长时间盯着一朵花，因为这样你只能看到一种局限的美。你需要“游”，游遍整座花园，流连于各种各样的花朵之间，此时才能够体会到：这里是美的，那里也是美的。

  看到了这么多美，你就会感觉在心间与美有了直接接触。

  在阳台看我们自己种在阳台上的花，可能会觉得它一点儿都不美，因为它要追逐阳光，枝梢都会跑到窗外，花开时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很少，都是行人在看。这样我们是不是吃亏了？也没有，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别人家的花开得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欣赏某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却不欣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可能就会被局限在很小的美里面——认为只有自己得到的、拥有的、占据的，才是美的。这样我们的人生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前文说过，不断的分离与告别其实在把我们从条条框框中解放，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审美实际上被局限了，什么样是美的呢？广告里、电视里说美的就是美的，就是大家都会追捧的。我们的人生好像也被各种各样的美局限着，甚至出现了常模崇拜。即一个正常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个标准来自一个参考群体，只有尽可能地接近常模，你才算正常。

  如果别人都穿某个牌子的衣服，而你没穿，你就在常模之外。如果我们的人生被这些东西所局限，那我们不就都变成“塑料花”了吗？在我小时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会用塑料花作为装饰品，曾经很流行电视机旁边放上两瓶塑料花，冰箱上面放上一瓶，隔一段时间用水冲洗一下，过年前仔细清洗一下。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可是现在才发觉，家里还是放鲜花才好。鲜花意味着每一朵花都有它的缺憾，而且鲜花也不会像塑料花一样一直开下去。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应该是这样。

  可能在物质生活有些匮乏时，大家对塑料花有一种崇拜，这种崇拜现在也存在，只不过表现不同，比如我们一打开手机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推送广告——怎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怎样才是赢家……我们会被这些广告所束缚、所抓取。并下意识地把自己和塑料花般完美的人生广告进行对比，进而开始千方百计地切割自己，贴合广告里宣扬的美好生活的标准，比如一定要去健身房，一定要吃素，一定要去瑞士旅游，一定要买怎么样的车，一定要听某些课程，看某些人的书……

  这些“一定要”其实会从方方面面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区间内，天长日久，我们自己就适应了这一切，也就不会知道天地之间其实是有大美的，更不会有与万物同游这样的狂想了。这样一来，相比较本来能够达到的丰富程度，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会更贫瘠。

  所以我觉得繁盛的人生应该像一个百花园一样，每个人自己的花朵、花香、花期都不同，只有这样，世界才会繁盛富饶。而且，如果我们能从非常局限的自我中解放，哪怕是偶尔解放，我们也会很自然地看到其他花儿的美，而不仅仅会看到养在自己家阳台上花儿的美。

  如果我们增加了欣赏能力，我们真的还需要拥有那么多吗？如果我们欣赏一些人格，那只要我们的心能够向这些人格看齐，也就是见贤思齐，那不就够了吗？甚至即使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的人生也会进入审美的境界。境界不是场所，它是心所能达到的高度。可能你所在的环境仍然非常简单、质朴，也可能你的路上除了人来人往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可是，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都标定为自己习以为常的经验，你每天都会有新发现。

  我自己会有意识地用这种思维看待事物，当我看向天上的云时，它的确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也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转移。比如，它们变成乌云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想看乌云，但乌云也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就发生变化。

  所以如果能改变习以为常的思维，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外界，我们就能欣赏到非常富饶的世界。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做，那么再次回看内心时，会发现内心每时每刻都很新鲜，而我们以前之所以没有这种新鲜的体验，是因为当我们的身心产生某些体验时，我们很早就已经将其标定为“这是我的，是我每天都见到的”，习以为常的事物有什么可看的？这是我自己阳台上的花，我只是很机械地去修剪它，修剪之后转身回屋，不会再看它了，有什么可看的呢？但如果我们能不仅仅把自己身心中的经验视为自己的，还把它视为天地精神的一种显现，就会发现它其实也很美。

  “美学”这个词在一开始指我们经验的感性维度。如果我们能使自己的生命呈现出这些维度，那么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拥有审美的权利。而且自身的发展、每天不同的经验等，和天上的云朵或百花园中的花朵一样，也是审美的对象。

  再比如这本书的每个章节可能都会让你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标定为喜欢或讨厌，就会损失它们的丰富性。不使用二元思维，而以敞开的心态面对，一切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经验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让我们身心欢愉。

  有些时候，听到一些话时的确觉得心中有些沉重，但我们回头看时会发现，无论是曾经所喜欢的，还是厌弃的、想逃离的，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或许你会发现，当年你所防御的东西，如今已经弱化或不存在了。我们自己的情绪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在某种刻板关系的框架下去看，情绪也是我们鲜活体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多给它一些空间，并且期待这些体验的整合。

  可能大家一开始怀着各种目的来读这本书，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个目的是否依旧清晰呢？或者你是不是进入了一种若有所失的状态？如果是这样，我想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在我们准备开始一段旅程前，要放下很多东西，甚至包括对这段旅程的期待，如此才能拥有一段美好的旅程。

本文来源：《我的内在无穷大》，张沛超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05.09 周四：

  演员郑伊健在一部赛车电影里有句话叫“人要比车凶”，指的是人一定要比工具强势。强势的用法，是把AI当作一个助手、一个副驾驶，你自己始终掌握控制权——AI的作用是帮你更快、更好地做出判断，帮你做你不屑于花时间做的事情。人要比AI凶。

  如果你足够强势，当前AI对你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是信息杠杆。

  想要了解任何信息都能得到答案，这件事在有搜索引擎以前是不可能的，在有搜索引擎、没有GPT之前是费时费力的。而现在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

  当然AI返回的结果不一定准确，它经常犯错，关键信息还是得你亲自查看一下原始文档。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快”，就不一样。当你的每一个问题都能立即得到答案，你的思考方式会换挡。你会进入追问模式，你会更容易沿着某个方向深入追踪下去。

  第二是让你发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科技播客主Tinyfool(郝培强)在一个访谈中①描绘了这么一个场景。假如你想买房，问AI哪儿有便宜房子，AI反馈一些结果，你一看距离公司太远了，意识到你想要的不只是便宜。于是你又让AI在一定区域内寻找便宜房子，AI又反馈一些结果，你又想到面积和学区⋯⋯

  一开始你并没想那么多，是跟AI的对话让你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完全不平凡，因为我们做很多事情之前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的——我们都是在外界反馈中发现自我的。

  第三是帮你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决策。

  很多人觉得可以用AI写报告，可是如果报告里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它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报告里只有你自己的东西，AI有什么意义呢?AI的意义是帮助你生成更有自身特色的报告。主动权必须在你手里。是你输出主动，但是你的主动需要AI帮你发现。通过帮你获得新知、发现自我，AI能让你更像“你”。它提供信息，你做出取舍。它提供创意，你选择方案。它提供参考意见，你拍板决策。

  你借助AI完成的这份作品的价值不在于信息量足，更不在于语法正确，而在于它体现了你的风格、你的视角、你的洞见、你选定的方向、你做出的判断、你愿意为此承担的责任。

  越是AI时代，公共的信息就越不值钱。现在个人搞一个外部信息保存系统已经意义不大了，一切唾手可得，整个互联网就是你的硬盘，人类所有的知识就是你的第二大脑。

  你真正需要保存的是自己每天冒出的新想法，是你对信息的主观整理和解读。一切落实到自己。永远假定别人也会用ChatGPT。

  这个关键在于，AI的思路，不同于人类的理性套路。也就是说，当代AI的最厉害之处并不在于自动化，更不在于它像人一样思考，而在于它不像人———它能找到人类理解范围之外的解决方案。我后面会论证，其实AI这个思维方式恰恰就是人的感性思维，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说AI很像人——但是现在，请你先记住这个无法让人理解的、“不像人”的感觉。

  从人的智能到人工智能之变，不但比信息革命重要，而且比工业革命重要———这是启蒙运动级别的大事件。这不是汽车取代马的发明，也不仅仅是时代的进步。这是哲学上的跨越。

  人类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在追求“理性”。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更是设想世界应该是由一些像牛顿定律这样的明确规则构建的。康德(Kant)以后的人们甚至想把道德也给规则化了。我们设想世界的规律应该像法律条文一样，可以被一条条写下来。科学家一直都在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划分成各个学科，各自总结自己的规律，打算最好能把所有知识编写进一本百科全书。

  然而进入20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按学科分类、写条文的做法根本不可能穷尽所有知识。事物之间总有些相似性是模糊的、不明确的、难以用语言说明的。想要“丁是丁，卯是卯”，全都理性化，根本做不到。

  现在AI找到的，恰恰就是一些难以被人理解、不能用明确的规则定义而且根本无法言说的规律。这是柏拉图(Plato)理性的失败，是维特根斯坦的胜利。

  其实不用AI你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比如，什么是“猫”?你很难精确定义猫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一只猫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猫。这种认知不同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追求的规则式的理性，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感觉”——一种难以明说、无法告诉另一个人，但是你自己能清楚感受的感觉。我们对猫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

  而现在AI有这种感觉。当然，人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本来没什么，康德也承认感性认知是不可缺的。问题是，AI通过这样的感觉，已经认识到了一些人类无法理解的规律。哲学家原本认为只有理性认知才能掌握世界的普遍规律。

  AI感受到了人类既不能用理性认知，也感受不到的规律，而且它可以用这个规律做事。人类已经不是世界规律唯一的发现者和感知者。你说这是不是启蒙运动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使用AI神经网络,分为“训练”(training)和“推理”(inference)两部分。一个未经训练的AI是没用的,它只有搭建好的网络结构和几万甚至几千亿个数值随机设定的参数。你需要把大量的素材喂给它进行训练。每个素材进来，网络过一遍，各个参数的大小就会进行一遍调整。这个过程就是机器学习。等到训练得差不多了，参数值趋于稳定，就可以把所有参数都固定下来，模型就炼制完成了。你就可以用它对各种新的局面进行推理，形成输出。

  现在有3种最流行的神经网络算法，“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无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和“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前面那个发现新抗生素的AI就是监督学习的典型例子。在给出有2000个分子的训练数据集前，你必须提前标记好其中哪些分子有抗菌效果，哪些没有，才能让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有的放矢。图像识别也是监督学习，你得先花费大量人工把每一张训练图里都有什么内容标记好，再喂给AI训练。

  如果要学习的数据量特别大，根本标记不过来，就需要无监督学习———你不用标记每个数据是什么，AI看得多了会自动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联系。比如，淘宝给你推荐商品的算法就是无监督学习。AI不关心你买什么样的商品，它只是发现买了你买的那些商品的顾客也会买别的什么商品。

  强化学习是在动态的环境中，事先并不设定什么样的动作是对的，但AI每执行一步都要获得或正或负的反馈。比如AlphaGoZero下棋，它每走一步棋都要评估这步棋是提高了比赛的胜率，还是降低了胜率，也就是通过获得即时的奖励或惩罚，来不断调整自己。

  自动驾驶也是强化学习。AI不是静态地看很多汽车驾驶录像，它是直接上手，在实时环境中自己做动作，直接考察自己的每个动作会导致什么结果，获得及时的反馈。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监督学习就好像是学校里老师对学生的教学，对错分明，有标准答案，但可以不给学生讲是什么原理；无监督学习就好像一个学者，他自己调研了大量的内容，看多了就会了；强化学习则是小孩学走路或者训练运动员，某个动作带来的结果好不好立即就知道。

  机器翻译本来是典型的监督学习。比如你要做英译中，就把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一起输入神经网络，让它学习其中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学法太慢了，毕竟很多英文作品没有翻译版。后来有人发明了一个特别高级的办法，叫“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ora)。

  先用对照翻译版进行一段时间的监督学习作为“预训练”(pre-training)。等模型差不多找到感觉之后，你就可以把一大堆同一个主题的资料———不管英文还是中文，不管文章还是书籍，还不需要互相是翻译关系———都直接扔给机器，让它自学。这一步就是无监督学习了。AI进行一段沉浸式的学习，就能猜出来哪段英文应该对应哪段中文。这样训练不是那么精确，但是因为可用的数据量很大，所以训练效果很好。

  像这种处理自然语言的AI现在都用上了一个新技术，叫Transformer架构。它的作用是让模型更好地发现词语跟词语之间的关系，而且允许改变前后顺序。比如“猫”和“喜欢”是主语跟谓语的关系，“猫”和“玩具”则是两个名词之间的“使用”关系———AI都可以自行发现。

  还有一种流行技术叫“生成性神经网络”(Generative Neural Networks),特点是能根据输入的信息生成一个东西,比如一幅画、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生成性神经网络的训练方法是用两个具有互补学习目标的网络相互对抗：一个叫生成器，负责生成内容；一个叫判别器，负责判断内容的质量。二者随着训练互相提高。

  GPT的全称是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就是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经过预训练的、生成性的模型。

  当前所有AI都是大数据训练的结果，它们的知识原则上取决于训练素材的质量和数量。但是，因为现在有各种高级的算法，AI已经非常智能了，不仅能预测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更能把握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有相当不错的判断力。

  但是，AI最不可思议的优势是，它能发现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规律，并且据此做出判断。

  AI基本上就是一个黑盒子，吞食一大堆材料之后突然说“我会了”。你一测试发现，它真的很会，可是你不知道它会的究竟是什么。因为神经网络本质上只是一大堆参数，而我们不能直接从那些参数上看出意义来。这个不可理解性可以说是AI的本质特征。事实是，连OpenAI的研究者也搞不清GPT为什么这么好用。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智慧形态的觉醒。

  对初中生来说，一方面是确保自己能考进一所提供这些专业的好大学，另一方面应该提前做些准备。最重要的就是数学。大脑中有过硬的数学肌肉，才能迅速理解和掌握各种抽象概念，比如程序的逻辑结构。其次是广泛阅读，对世界是怎么回事有个合格的了解。

  有了ChatGPT，学外语和编程现在处于很微妙的境地。一方面，AI几乎已经消除了外语障碍，还可以帮人编程。我相信您的孩子长大以后，人们会普遍使用自然语言编程。另一方面，学习外语和编程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技能本身，也是对大脑的开拓。但好消息是，AI让外语和编程学习都变容易了，现在是事半功倍，那何乐不为呢?

  仔细想想，这两个回答非常了不起。很多人说语言模型都只是基于经验，只能根据词汇之间的相关性输出答案，根本没有思考能力，但是从这两个回答来看，ChatGPT 是有思考能力的。

  谁会写一篇文章讨论棒球棒能否被藏进人的耳朵里呢?ChatGPT之所以能给出答案，肯定不是因为它之前看过这样的议论，而是因为它能进行一定的推理。它考虑了并且知道棒球棒和耳朵的相对大小，它还知道金箍棒和孙悟空是虚构的。

  它的这些思维是怎么来的呢?你可能没想到，这些能力，并不是研发人员设计出来的。研发人员并没有要求大语言模型去了解每种物体的大小，也没有设定让它知道哪些内容是虚构的。像这样的规则是列举不完的，那是一条死胡同。

  ChatGPT 背后的语言模型，每个版本的GPT，都是完全通过自学摸到了这些思考能力，以及别的能力——你列举都列举不出来的能力。连开发者都说不清楚它到底具备多少种能力。

  语言模型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奇能力，主要是因为它足够大。

  GPT-3有1750亿个参数。Meta发布的新语言模型Llama,有650亿个参数。Google在2022年4月推出了一个语言模型叫PaLM,有5400亿个参数。之前Google还出过有1.6万亿个参数的语言模型。OpenAI没有公布GPT-4的参数个数，但是据CEO山姆·阿尔特曼(SamAltman)说,GPT-4的参数并不比GPT-3多很多;而大家猜测,GPT-5的参数将会是GPT-3的100倍。

  这是只有在今天才能做到的事情。以前不要说算力，光是存储训练模型的语料的花费都是天文数字。1981年，1GB的存储成本是10万美元，1990年下降到9000美元，而现在也就几分钱。你要说今天的AI科学跟过去相比有什么进步，计算机硬件条件是最大的进步。

  今天我们做的是“大”模型。大就是不一样。

  当然，语言模型有很多高妙的设计，特别是我一再提到的Transformer就是一个最关键的架构技术，但主要区别还是在于“大”。当你的模型足够大，用于训练的语料足够多，训练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生一些神奇的现象。

  这就是量变产生质变。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为“开悟”、“涌现”。

涌现的意思是，当一个复杂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超越系统元素简单叠加的、自组织的现象。比如单个蚂蚁很笨，可是蚁群非常聪明；每个消费者都是自由的，可是整个市场好像是有序的；每个神经元都是简单的，可是大脑产生了意识⋯⋯

  万幸的是，大语言模型也会涌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能力。2022年8月，谷歌大脑研究者发布了一篇论文①，专门讲了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些涌现能力，包括小样本学习，突然学会做加减法，突然之间能做大规模、多任务的语言理解，学会分类……而这些能力只有当模型参数超过1000亿才会出现。

  我再强调一遍：研究者并没有刻意给模型植入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是模型自己摸索出来的。就如同孩子长大往往会出乎家长的预料。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0 周五：

  《荀子·劝学》中的一段话，正好可以用来描写AI能力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参数足够多，训练达到一定的积累，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AlphaGo(阿尔法围棋)下围棋。

  第二重境界是“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模型再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涌现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功能。比如，AlphaGoZero不按人类套路下围棋，大语言模型的思维链。

  第三重境界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就是AGI了，也许它产生了自我意识，甚至有了道德感……

  AI眼中没有野生问题，都是驯化问题。一个问题之所以是野生问题，是因为你必须亲身参与其中，你自身的命运被它改变，而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改变之后的生活。AI没有“自身命运”，它不参与生活。

  对AI来说，一切都是统计意义上的。你问GPT自己去上海生活会怎样，它能给你的最好答案是“像你这样的背景、性格，到了今日的上海，最后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世界上有50个跟你背景和性格相似的人，GPT说的是这50个人去了上海之后的“平均值”或者“最可能值”———其中一定会有人跟那个值有较大的偏差。甚至AI一开始就说错了，因为它不可能真的了解你。

  这就如同你问我要不要学编程、要不要考研，对你那是野生问题，对我那也是驯化问题。我只能根据我所知的给一个尽可能好的答案，但我终究不是你。

  这就是为什么“躬身入局”如此可贵。站在场边评论，总是说啥都行，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道理，其中总有些是正确的。但是一旦你身处其中，那才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猜，如果某一天AI有了意识，它会非常想要“附身”到某个人身上，亲身体验一下人间的生活———它会有很多绝对没想到的感受。

  所以很多智者都说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证明对错，而是在于体验。喜怒哀乐也好，恐惧忧患也好，我们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在这里亲身体验，我们承担一切后果，我们玩的是真的。

  以前人们认为“AI没有创造力”，那是错误的认识————AI不但有创造力，而且可以有更好的创造力。它今天可以吟诗作对写报告，明天还可以证明新的数学定理。毕竟理论无非都是语言的排列组合而已！

  但是请注意，AI的创造力是有限制的。作为语言模型，AI所能施展的一切，都必须是在语言的世界之中。它可以把语料重新排列组合，发明新的说法、新的理论、新的定理，但是它跳不出语料的空间。

  新物理学，恰恰是语言空间之外，客观世界送给我们的礼物。物理学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聊天聊出新物理学，而是用望远镜观测、用粒子对撞机做实验发现新物理学。你必须跟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知道那些东西。所以AI必须有观测实验的新输入，才有可能发明新物理理论。

  GPT和目前市面上的所有AI，本质上都是神经网络。

  沃尔夫勒姆还讲了GPT的一些特点，我认为其中有三个最幸运的发现。

  第一，GPT没有让人类教给它什么“自然语言处理”之类的规则。所有语言特征———语法也好，语义也罢，全是它自己发现的，说白了就是暴力破解。事实证明，让神经网络自己发现一切可说和不可说的语言规则，人不插手，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GPT表现出强烈的“自组织”能力，也就是前文讲过的“涌现”和“思维链”。不需要人为给它安排什么组织，它自己就能长出各种组织来。

  第三，也许是最神奇的事情——GPT用同一个神经网络架构，似乎就能解决表面上相当不同的任务！按理说，画画应该有个画画神经网络，写文章应该有个写文章神经网络，编程应该有个编程神经网络，你得分别训练。可是事实上，这些事情用同一个神经网络就能做。

  这是为什么?说不清。沃尔夫勒姆猜测，那些看似不同的任务其实都是“类似人类”的任务，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GPT神经网络只是捕获了普遍的“类似人类的过程”。

  我们用三个集合代表世间的各种计算，对应图中的三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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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圈代表“一切计算”———我们可以把自然界中所有现象都理解成计算，因为底层都是物理定律。大自然中一草一木，宇宙中每个粒子的运动，都严格符合物理定律，都满足某个数学公式(如果不考虑量子不确定性)，所以都可以被视为在进行某种计算。其中绝大多数计算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连方程都写不全，不管是用大脑还是用计算机都不能处理，但我们知道那也是计算。

  大圈内部左边这个小圈代表“神经计算”，适合神经网络处理。我们的大脑和包括GPT在内的当前的所有AI，都在这里。神经计算善于从经验中发现事物的规律，但是对数学问题的处理能力有限。

  大圈内部右边这个小圈代表“形式逻辑”，我们会的数学就在这里。形式逻辑的特点是精确推理，不怕繁杂，永远准确。只要你有方程、有算法，这里就能兢兢业业地给你算出来。这是特别适合传统计算机的领域。

  不论人脑、GPT还是计算机都处理不了世间的所有计算，所以两个小圈远远不能覆盖整个大圈。我们搞科学探索，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两个小圈的范围，进入大圈中未知的领地。

  人脑和GPT也可以处理一部分形式逻辑，所以两个小圈有交集；但是我们处理不了特别繁杂的计算，所以这个交集并不大。

  那有没有可能将来GPT越来越厉害，让左边的小圈完全覆盖右边的小圈呢?那是不可能的。沃尔夫勒姆认为，语言思考的本质是在寻求规律。而规律，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压缩。有些东西确实有规律可以压缩，但有些东西本质上就没有规律，不能压缩。

  我在《精英日课》第1季的专栏里讲过沃尔夫勒姆发明的一个游戏，其中有个“第30号规则”，它产生的运算结果就没有什么可见的规律，无法提前预测。这种现象被称为“不可约化的复杂”：你要想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就只能老老实实一步步算出来，不能“概括”。

  这就是为什么GPT算不好繁杂的数学题。GPT跟人脑一样，总想找规律、走捷径，可是有些数学题，除了老老实实算，没有别的办法。

  更致命的是，到目前为止，GPT的神经网络是纯粹的“前馈”(feed forward)网络,只会往前走,不会回头,没有循环,这就使得它连一般的数学算法都执行不好。

  这就是GPT的命门——它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执行冷酷无情的计算指令的。

  这样看来，虽然GPT比人脑知道的更多、反应更快，但作为神经网络，它并没有在本质上超越人脑。

  对此，沃尔夫勒姆有个洞见。用这么简单的规则组成的神经网络就能很好地模拟人脑——至少模拟了人脑的语言系统，这说明什么呢?老百姓可能觉得这说明GPT很厉害，而沃尔夫勒姆却认为，这说明人脑的语言系统并不厉害。

  GPT证明了，语言系统是个简单系统！GPT能写文章，说明在计算上，写文章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更浅的问题。人类语言的本质和背后的思维，已经被一个神经网络给捕捉了。

  沃尔夫勒姆让我们认识到了GPT的根本局限性：神经网络的计算范围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知道，将来就算AGI出来，也不可能跳出神经计算和形式逻辑去抓取大自然的真理——科学研究终究需要你跟大自然直接接触，需要调用外部工具和外部信息。

  GPT并不真的接触物理世界，它只是通过语言去学习有关世界的知识，那它所形成的理解，有可能是完整的吗?语言只承载了人类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语言模型不可能有接近人类水平的智能。

  可是我现在的态度有了强烈的动摇。我觉得语言模型对世界的理解可能已经足够好了。

  苏茨科弗说，语言模型仅仅通过语言训练就已经知道“紫色更接近蓝色而不是红色”“橙色比紫色更接近红色”这些事实。苏茨科弗并没有明确说，但我从上下文理解出，模型不是在背诵哪个文本教给它的知识，它是从众多文本中自己摸索出了这些颜色的关系。那这叫不叫理解?

  苏茨科弗还说，如果能直接看见颜色，你肯定能瞬间理解不同颜色是怎么回事————但那只是学习速度更快而已。从文本中学习会比较慢，但并不见得是本质的缺陷。

  再者，到底什么是语言?并不是说只有用人类文字写出的东西才是语言。画面中的像素难道就不是语言吗?我们完全可以把任何图片、声音、视频变成一串串的数字符号，这不就是语言吗?现在的生成式画图AI，比如OpenAI自家的DALL·E,是使用跟语言模型同样的Transformer技术来预测画面中的内容的。画面跟语言有啥区别?

  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认为杨立昆可能有点狭隘了。我们之前可能都狭隘了。也许天生眼盲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一点都不差，他们只是有点障碍，理解得慢一些而已。

  我们已经看到了ChatGPT的各种性质，这一小节我想跟你说说大语言模型最底层的一个基本原理。这将是个过于简化的讨论，我不打算涉及任何细节，我们直击一个关键思想。我认为它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思考有重大启发，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智能”。

  简单说，人类的所有所思所想，发明过的所有概念，所有“语义”，都可以用数学组织起来。而这意味着智能不是随便排列组合的字符，智能应该有某种数学结构，不是漫无边际的。我斗胆猜想，我们可以用研究数学———具体说是几何学———的方法研究智能，数学也许能帮我们寻找新的智能。

  这就是语言模型的一个高明之处：你不需要设定。模型可以从大量语料学习中自行发现各个词汇的语义的相对关系，并且给它们调整位置。Transformer架构的作用就是通过“自注意力机制”自动识别一段文本的模式和结构，从而捕捉到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而调整每个词在语义空间中的位置。随着预训练进行，慢慢调整到一定程度，每个词汇的位置就大致确定了。

  无须专门指导，模型从语料中就摸索到“汽车”是用来“开”的，“苹果”是用来“吃”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一起的词有关系。同样道理，只要通过对齐不同语言的平行语料库，也就是同一个内容的翻译版本和原版，模型就能发现不同语言中同样的语义关系。

  说白了，在模型看来，一个词的语义是由它和别的词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模型并不需要学习什么叫动词、什么叫名词，什么叫主语、谓语、宾语，但是它能自动学会像我们一样说“人使用锤子”，而不是“人锤子用”。这个过程不但是自动的，而且是全面的：也许有很多关系并没有被人类语言学家观察到，但是模型捕捉到了。

  一切语义都是关系，一切关系都是数学。不论你输入的提示语是哪种语言，模型只在乎其中的语义。它真正处理的是向量，所以思考过程会从神经网络中同样的地方走，结果当然就是一样的。这就如同我的大部分物理专业知识是用英文学的，但是你要是问我一个物理问题，用中文还是英文对我没什么区别。我说不清自己是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思考物理的，我就是直接思考。

  AI并不是用语言思考的，它是用语义思考的———它是用语言表象背后的本质思考的。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知道词语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解。如果一句话用中文说和用英文说意思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说具体的语言只是表象，这句话所对应的数学结构才是本质。语言模型抓住了那个数学结构，这难道不就是最本质的理解吗?

  现实是，人类中的语言学家并没有抓住语言中所有的结构和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怎么也不能完全教会机器翻译。GPT的翻译效果比任何用语法规则堆砌出来的翻译程序都好得多，说明GPT比语言学家更懂语言。而语言学家之所以始终没有掌握语言，是因为他们缺少有力的手段。他们需要向GPT学习，借助向量空间去理解语言。他们需要数学。

  生活需要错误和惊喜。但是AI并没有取消我们的错误和惊喜。首先，AI输出中有随机变量，你可以让它专门出一些不靠谱但是很有意思的主意。再者，更重要的是，AI只是提供建议，决定权还是掌握在人的手里。

  人仍然是自由的，只是人会更经常感觉到自己每个选择背后的责任和代价。

  AI并不能预测一切，尤其不可能预测彩票。AI再厉害也是数学的产物，它不会取消混沌现象，它对乱纪元也是束手无策。即便对于天气，AI最多也就能提供更精准的概率——而不是告诉你5天之后100%会不会下雨。对股市这样乱的领域，AI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区域中做点工作，还不一定有效。对彩票，因为它的设计机制就是尽可能随机，AI本质上无法预测。

  可是事实证明，医院大多不愿意采用AI。

  医院，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机构。可能正因为有太多新技术等着医院去采纳———每采纳一个新技术，都要重新培训医生，重新审议流程；新技术还有风险，测试时挺好的，一旦用上了，可能会有问题；新技术还会影响各部门的权力分配，产生各种连带问题⋯⋯所以医院要改革是最难的，它很不愿意采纳新技术。

  一个道理是，要用AI，最好整个社会一起协调，大家都用AI。另一个道理是，应用AI可能会在一时之间放大社会波动，我们最好小心行事。

  还是跟电力类比，如果将来到处都是AI，我们就可以忘记AI———我们只要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而不必计较背后的数字。AI会自动引导我们做出更多好的行为，也许整个社会会因此变得更好。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1 周六：

  几年前有些互联网大佬说，现在AI预测这么厉害，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经济———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预测，而是指令和控制。

  我预测明年会流行蓝色服装面料，所以我计划今年多生产一些蓝色布匹，这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国家今年给你们工厂分配了生产这么多蓝色布匹的任务，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都是固定的，你完成任务就好。前者你是主动的，后者你是被动的。

  AI预测是更好地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计划经济却是要消除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提出过一个关于市场不确定性的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的根本来源是人的欲望的不确定：今年喜欢红色，明年喜欢蓝色，我爱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你管不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猜测消费者喜欢什么，甚至可以发明新的喜欢。这本质上是赌，赌错了你会损失惨重。

  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放弃了“赌”，认为上面安排生产啥我就生产啥。你的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收获安全和稳定，但是你必须让渡自主性，一切都得服从“上面”的安排。

  那你说“上面”会不会积极预测明年老百姓喜欢什么，好制订更好的计划呢?不会的。经济一定是一管就死，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人们的日子多姿多彩。AI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

  如果你把国家想象成一个人，你会猜测他到底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什么，才带来这样的结果。但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很多事情不是出于意愿，而是出于演化。

  OpenAI说：“AGI有可能给每个人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新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几乎任何认知任务的帮助，为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提供一个巨大的力量倍增器。”

  大脑的存储能力是海量的，远远谈不上触及极限。大脑这个设备的主要瓶颈在于输入输出和逻辑运算的速度都太慢了。计算机用不了1秒钟就能读一本书，人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有两个安慰，我认为人不用太纠结于自己大脑不够用。

  一个是，虽然知识是无限的，但观念是有限的。只要一个人对世界大概是怎么回事儿、自己专业领域大概的逻辑是什么有一定的掌控感，他就可以很好地做事了。

  另一个是，AI是我们的朋友，可以说是第二大脑。如果你随时都能找到正确答案，又何必非得把答案带在身上呢?

  AGI反向训练人的大脑是个好主意，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使用新技术训练大脑了。今天的人能接触到的知识、能参与的训练，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应该好好利用这些条件。

  人到底有什么能力是不可被AI替代的?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前文提过的《权力与预测》这本书中有一个洞见，我认为有可能就是AI和人分工的指导原则。简单说，就是双方共同做出决策，其中AI负责预测，人负责判断。

  你犯的到底是预测错误，还是判断错误?

  决策=预测+判断。预测，是告诉你发生各种结果的概率是多少；判断，是对于每一种结果，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

  关于如何基于预测的概率做决策，有本书里讲了个方法，蒂姆·帕尔默(Tim Palmer)在The Primacy of Doubt(我翻译为《首要怀疑》)里举了个例子。假设你周末有个户外聚会，要不要为此租个帐篷防止下雨，这是你的决策。天气预报告诉你那天下雨的概率是30%，这是预测。面对这样一个概率，下雨的损失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你的判断。

  通常来说，只要采取行动的代价(帐篷的租金)小于损失(下雨会给你带来的麻烦)和概率的乘积，就应该采取行动，租个帐篷防止淋雨。但是在这一节的视角下，请注意，这个“应该”，应该理解成是对你的建议。

  是否采取行动的拍板权还是在你手里，因为那个损失最终是由你来承受的。AI不会承受损失，用公式给你提建议的人也不会承受损失。在场来宾———是英国女王也好，是你岳母也罢——淋雨这件事是大是小，不是AI所能知道的，那其实是你自己的主观判断。

  AI很擅长预测天气概率，但是判断一个天气状况带来的后果，需要更多具体的，也许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信息，所以做判断的应该是你，而不是AI。

  AI时代的决策=AI的预测+人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预测和判断脱钩。以前所有的决策都是人负责预测，人负责判断，现在则应该是AI负责预测，人负责判断。

  我们承认AI比人聪明，但是真正承受风险、体验后果的是人，所以最终拍板判断的必须是人。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聘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职业经理人做你公司的CEO，他在所有方面的能力都超过你，那你能把决策权都交给他吗?不能。因为公司是你的，万一赔钱赔的是你的钱。同样地，AI再厉害，也只能让人类医生承担医疗责任，让人类警察行使执法权，让人类领导者掌握核按钮。只有人能以血肉之躯承担后果，我们只能向人问责。

  预测是客观的，判断是主观的。AI不能僭越人的判断，人也不应该专断AI的预测。AI与人各安其位，分工明确。

  只有人知道自己有多疼，所以人不是机器。而判断力和随之而来的决策力，本质上是一种权力——AI没有权力。

  这一波以GPT-4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浪潮，有一个副产品———它杀死了一门叫作“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学科。很多大学都有NLP这个专业，很多大公司有专门的NLP研发团队。NLP是计算机科学、AI和人类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指望。NLP研究的是如何让机器理解人的语言，它的应用范围包括机器翻译、语音识别、搜索引擎、智能助手等等。这么多年以来，NLP领域在无数人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是，现在那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GPT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解决思路———无监督学习。Transformer架构和2022年前后发生的“开悟”“涌现”已经自动把NLP想要解决而未能完美解决的问题都给完美解决了。原来AI根本就不需要按照人类帮它寻找的语言规则去学习语言，原来机器能自动找到各种“我们知道”以及“我们不知道”的语言规律。翻译、语音识别也好，搜索引擎、智能助手也罢，都是GPT的原生功能。GPT还自动掌握了一大堆包括逻辑推理、小样本学习、自动分类等功能，还有我们没意识到的功能。

  GPT对比于自然语言处理,就如同AlphaGoZero对比于人类棋手总结的围棋套路。事实证明，先靠人类总结规律再教给计算机是个笨办法，是让人的思维拖累了计算机的思维。原来让计算机直接暴力破解才是最根本、最快、最好的办法。

  人类棋手还可以继续学围棋套路，毕竟围棋这个游戏本身就很有意思。可是NLP研发人员、教授和学生们该何去何从呢?网络社区里已经在弥漫悲观情绪。有些从业者最初的态度是否认——就如同绝症患者最初的反应一样……可是GPT-4一出来，局面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的安身立命之法，你钻研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技术，一夜之间都没有意义了，这是何等令人难过。其实被颠覆的不仅仅是NLP这一个学科，其他AI学科，比如机器翻译、传统的语音识别技术，包括贝叶斯分析学派，也都面临危机。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篇文章抨击ChatGPT，结果评论区全是骂他的。

  朋友们，新时代来了，很多东西都过时了。最荒诞的是GPT并不是故意要淘汰那些学科的，它可能根本都没想过那些学科，只是一次幸运的技术突变导致了这一切。毁灭你，与你何干?

  简单说，有三个弊端，是传统教育中有，AI身上也有，但是人类中的创新者身上没有的。以前你可能都不觉得它们是问题，但是现在在AI视角之下，这三个弊端就非常显眼。

  第一，回报的来源是管理者的认可。这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由学校和老师说了算，而他们主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听话程度。

  第二，高度重视错误。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讲究“刻意练习”和“补短板”，学生必须对自己的错误非常敏感才行，有错必改，知错必学。

  第三，对教学范围以外的东西、对新事物是不关心的。老师甚至会督促学生不要分心、少看课外书，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能集中注意力是个重大优点。

  AI也有这些特点。不管用什么训练方法，对于是好是坏都有一套相当客观的标准。ChatGPT出来之后人们都爱给它挑毛病，对自动驾驶AI更是如此，那真是每犯一个错都是大错。AI的训练范围可以很大很大，但是为了让它少出错，你不想喂给它垃圾信息。

  但是我们看那些创造性人才，什么科学家、艺术家，特别是企业家，他们正好有三个相反的特点。

  第一，回报不是来自上级领导的认可，不是因为满足了什么标准，而是来自社会、来自消费者，有时候甚至是来自自己的认可。这样的认可没有标准，也许今年的“好”明年就过时了。他们甚至可以自己为社会定义什么叫“好”。

  第二，他们并不特别在乎自己做错过什么，不太重视短板，他们要的是长板。做不好的项目可以不做，他们关心的是，在自己能做好的项目上，自己是否好到了足以赢得世人认可的程度。

  第三，乐于追逐新事物。越新的东西越有可能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

  这样的人大概不怕被AI取代，因为他们走的是跟AI不一样的成长路线。他们身上没有AI那种机械味，他们有更健全的人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主性———他们自己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自己决定学什么和做什么，想要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是自我驱动的人。

  这样的人物与其说是被训练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纵容出来的。学术界对此有些新研究，我讲两点。

  一个是积极情绪的作用。情绪不只是一种“感觉”。现在最新的认识是，情绪决定了大脑当前的心理模式———不仅影响行为，而且影响认知。情绪不只决定你对情绪事件的看法，而且影响你对其他事情的看法。

  比如，恐惧情绪会让你高估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一个人刚看完恐怖片，你跟他讨论最近的经济形势如何，他会更容易认为经济会变差。就算他完全理解经济形势跟恐怖片根本没关系，他的认知还是会被影响。

  以前科学家比较重视研究消极情绪，现在意识到了积极情绪的重要性。积极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奖励或者享受，还会让你的行为和认知变得更积极。

  再比如骄傲，一般人认为骄傲是不好的，会让人自满、犯错，但骄傲这个情绪也会让你更愿意跟别人互动，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成果和经验，能让人更了解你，有利于提高你的地位。这不是很好吗?

  在认知方面，积极情绪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更愿意去探索陌生的、新奇的、未知的事物。如果你很快乐、很热情、有充分的安全感，你会更敢于冒险，你会更有幽默感，你会更乐于助人。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有个“拓展——构建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认为积极情绪能拓展注意力,构建心理资源。

  当你处在消极情绪中的时候，比如受到威胁、充满压力，你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关注眼前的威胁点。但当你处于积极情绪中，你的视野就打开了。你会更容易发现身边各种有意思的事情，注意到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你的想象力会更活跃，你容易发现新的想法连接，激发创造力。这就是“拓展”。

  积极情绪中的乐观、安全感、感受到别人的支持和关爱，这些都可以积累起来，成为心理资源。将来面对挑战、遇到挫折和不幸的时候，这个心理资源会让你更勇敢、更有韧性。这就是“构建”。

  你的积极情绪还会影响周围的人，别人会更愿意跟你合作，能带来新的社会关系，这也是“构建”。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人才更多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既有余闲，也有余钱，从小见多识广，不用整天只想着考试。

  但是光有积极情绪好像也不行。有些人确实是财富自由了，家里有十几套房能收租，但好像没表现出什么创造力。他们的注意力确实被拓宽了，整天讲究一些平常人不讲究的东西，比如戴个手串，弄个“古玩”，吃个饭还要有一大堆规矩，等等，敏感度都用在没用的地方。这些人差的是什么呢?

  是动机。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动机强度”(motivational intensity)。动机强度高，意味着平白无故地、没有任何人要求你，你自己就非要去做一件事，而且非要做好，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驱动。

  积极情绪让人把注意力拓宽，动机却要求你把注意力收紧。

  一系列研究表明，动机强度跟人的欲望和情绪波动有关。

  有个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给一部分受试者看小猫的视频，这能带来愉悦感，但是是一种低动机强度的愉悦感；另一组人看的则是美味甜点的视频，食物能调动人的欲望，提供高动机强度的愉悦感。

  看完视频，受试者马上接受认知测试。结果发现，那些看小猫视频的人，思路确实拓宽了，也的确更有创造性，但他们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做更多的思考；而那些看甜点视频的人，会更愿意为了解题去挖掘更多的细节。

  所以，有创造性是一回事，真愿意去创造是另一回事。你光想到一个好主意还不行，你还得有自驱力，把握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不眠不休“爆肝”几星期，赶紧把产品做出来上线！

  创造力和动机强度都高，才是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这样看来，创新型人才的情绪最好经常在两种模式中切换。平时是积极模式，有个好心情，视野开阔，对新事物特别感兴趣，总能发现新机会，一边还构建着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是一旦认准一个方向，那就要切换到高动机强度模式，把注意力和精力都聚焦在项目上，非得完成不可。

  平时扫描新机会，找到新机会又能聚焦，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从脑神经科学的视角出发，这相当于是大脑在负责想象力和自发性的“默认模式网络”、负责评估信息重要性的“突显网络”以及负责专注和执行的“中央执行网络”之间快速、自如地切换。这是创新型大脑的典型特征。

  这样的人既积极，又自由，还常常体会到积极和自由之间的矛盾状态。从外在看，他们情绪经常挺好，但不总是那么好，有时候会一惊一乍，会激动也会愤怒，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垂头丧气，但绝不是一个木头人或者工具人。

  这种一惊一乍的情绪波动，恰恰是社会地位高的特征。研究表明，同样是女性，如果是高管，往往会经历更多的情感和动机之间的矛盾，总有些事她们特别想做又觉得不该做，她们又想行使权力又怕损害关系。基层女员工的情绪则是比较平稳的。

  快乐让人积极，积极让人开拓视野；宽容让人自由，自由让人自我驱动。

  要想培养出创新型人才，需要家庭和社会两方面提供条件。家庭最好是富足的———至少让孩子感觉不缺什么东西，日常情绪都比较积极正面；社会则必须是宽容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上头了，认准一件事非得干，你先别管好坏，尽量允许他折腾。

  相反，如果一切都以考试为中心，什么都讲究做“对”，讲究符合标准。这会让学生处于动辄得咎、充满威胁感的状态，始终处于压力之下。考个95分还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完美，说下次要考100分。真考了100分，又担心下次能不能再考100分。这样的人视野必定是狭窄的。

  面对一个新事物，忧患者看到的是危险，快乐的人看到的是机会。长期面临各种考核的压力，轻则让人得胃溃疡，重则让人产生习得性无助。

  AI式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缺乏自主性。什么都是别人要他做，而不是他自己要做。机器天生就是被动的。人最不同于机器的特点就是想要主动。从小受气、在家和学校处处被动的人，等长大后真可以主动了，往往不会往正事上主动。

  孩子如此，成人也是如此。一天到晚抠抠搜搜、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取得点成绩还要保持低调，该快乐不敢快乐，永远被人管束，下班到点了都不敢走，真遇到机会也没了动力，这样的人能有多大出息?

  在有AI的时代，我们要好好想想怎么养育一个人，而不是训练一个人。

  创造型人才的特点是你可以养他，但是你不能控制他。早期可以给他一定的指导，随着成长，你要逐渐放开———自主权在他自己手里。要想指望他做出你意想不到的好事，就必须容忍他做出你意想不到的“坏”事———一些你不想让他做，甚至原本打算禁止他做的事。

  对AI可以管，对人才只能“惯”。其实让孩子自己折腾，他也翻不了天，还会慢慢成熟起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你必须遏制自己的控制欲。你只能等待。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计算系统，而是一个生物系统。情绪改变的不仅仅是你对情绪事件的看法，更是你彼时彼刻整体的认知模式，这会连带影响你对其他事情的看法。

  就动机而言，关键影响因素大概是多巴胺。美味甜点会刺激人的食欲，食欲调动想要吃东西的动机，这个调动过程需要用到多巴胺。也就是说，美食视频让大脑产生了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一旦分泌出来，就不仅仅作用在“想吃东西”这个动机上，它是一种通用的动机燃料，对其他事情也有促进作用。

  所以，动机本身就是一个生理需求。如果一个人太过“佛系”，对什么都无所谓，没有动机，你会觉得他的生命力有问题。如果AI突然有了动机，你会觉得它是不是要活了，你可能会感到威胁。

  第一，准备考试这个活动，过了一定的线，就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如果投入70%的精力已经可以考个80分或90分，而就算100%全情投入也只能考85分或95分，那么全情投入就是不值得，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对考试只做有限的投入，同时尽量不耽误生活中的其他追求，也许更容易考好。像有些中学要求学生早上跑步还要捧本书，那纯属精神病。

  第二，家庭条件越好，考上好一点的大学还是差一点的大学的区别就越不重要。

  第三，可能因为千年科举文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什么好事都是“考”出来的——考完大学考研，考完研考公，当上公务员也仍然时刻准备下一次考核……这是活在了扭曲的现实之中。真正的好东西应该是交换回来的：不要问社会能给自己什么，要问自己能给社会什么。建立藐视考试、重视真本领的心态，不但有利于成长，而且有利于考试。

  这种生成有点像装修住宅，最理性的做法是你只说一个大概的风格，让设计师给你做具体设计。你不应该对设计做太多干涉，因为你根本不懂。

  虽然给AI提要求通常来说要给具体情境，但是，要求也不要提得太过具体。如果你不太懂专业，那么保留一定的模糊性，让AI自行发挥，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从愤世嫉俗的角度看，模糊化可能是为了委婉表达，不伤面子。比如你有个想法，如果领导说“你这个想法好”，那就有可能是支持你；如果领导说“你有想法，这很好”，那就形同反对。再比如你要去做一个项目，如果领导说“你放手去做吧”，那可能只是客气；但如果领导再加一句“总经办是你的坚强后盾”，那就是真支持。

  但是从“提示语工程学”(Prompt Engineering)的角度看,糊化创造了生成空间。

  刘晗说，去除模糊性“会使法律规则异常僵化，无法应对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在发达地区，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下的公司算小公司，而欠发达地区这就算大公司了，强行规定一个具体数字会让法律无法操作。所以刘晗说，“法律常常不是为了妥协才故意模糊，而是为了能用才故意模糊”。

  模糊，这个事才能办好。日常管理也是这样，领导交代下属任务时，最好不要采取事无巨细什么都吩咐的那种“微管理”，只在任务结束后谈谈感受就好。交代任务就是prompt，谈感受就是做选择。

  这里面有个很微妙的东西。表面上看，模糊的提示语可能让你损失了一定的控制权。但实际上，模糊是必要的，而且你并没有真的丧失掌控权。

  尼克·查特拉思(Nick Chatrath)在The Threshold(我翻译为《门槛》)一书里提出了AI时代的领导力的概念，就是书名的“门槛”，意思是这种领导力就像两个房间中间的位置——要求你把新和旧结合起来，把心灵和大脑结合起来。他在书里讨论的，正是AI时代的领导力应该是什么样的。

  “门槛领导力”有啥不一样呢?我们先回顾一下领导力的演变。

  最早的领导力是“英雄主义”。我是这个狼群中最能打的，所以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最土的领导。

  近现代以来出现了“军队式”的领导力。讲究命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做事得有章法，不能朝令夕改。这种领导力的问题在于容易出官僚主义，什么都讲制度和流程，有时候忘了初心。

  后来主流管理学倡导“机器式”的领导力。它以目标为核心，讲考核、问责、任人唯贤，提倡比较扁平的组织结构，追求效率最大化。这是国内民营企业常见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力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让视野窄化，过于关注具体的目标，时间长了会让人产生倦怠感，乃至丧失视野。

  前面这三种领导力可以说都是“卖猪肉思维”，比的是执行。

  新一代管理学倡导的是“价值观和愿景”。比如，“我们不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公司”，“我们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它讲究“服务式领导”，组织希望员工对要做的事情达成共识，不但知道做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这种领导力的问题是，现在社会上各种价值观是冲突的，共识难以达成。那怎么办呢?

  查特拉思提出的“门槛领导力”就是要充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能够处理有矛盾冲突的观念。我理解这个门槛领导力特别重视人格魅力：你的公司、你的事业，本质上是你的人格的放大；你有多大的认知，就能做多大的事；你的认知有多复杂，就能做多复杂的业务。

  这个领导力不只是上级对下级，既可以是商家对顾客，媒体对公众，也可以是下级对上级：只要能对别人产生影响，让人沿着你选的方向前进，都是领导力。AI时代，每个人都需要一点门槛领导力。

  怎样培养门槛领导力呢?查特拉思说有4个途径：静心沉思，自主思考，具身智能，增长意识。关键在于，这些都不是AI能有的智能。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2 周日：

  智商只是一个数字，并不能概括一个人所有的智能维度。现在认知心理学家把人的智能大体分成9类：

  • 1.逻辑和数学；
  • 2.语言;
  • 3.空间;
  • 4.欣赏大自然，了解生物；
  • 5.音乐;
  • 6.身体和感觉的协调；
  • 7.了解你自己；
  • 8.人际关系，也就是对他人的同情之了解；
  • 9.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也就是有关“大问题”的智力，比如我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爱。

  其中这个“存在智能”因为难以量化评估，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智能，学术界觉得还不好说———但是查特拉思特意把它列在这里，因为他认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商业能力。查特拉思预测，后面这4种能力，AI在短期内都无法超越人。

  尤其对商业最有用的两方面智能，令人不会被AI取代，它们都要求你静心沉思：一个是情感智能，即了解你自己和了解别人；一个是存在智能。

  关于人类情感，有一家出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公司叫Affectiva，号称能感知到人的情感。现在的新消息是它被一家搞眼球追踪的公司给收购了，说是用于“道路安全产品”……看来它的应用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窄。现实是，AI在情感计算上的进展十分缓慢。

  情感计算为什么这么难?查特拉思列举了4个理由，来解释为何AI在短期内既不能学会人的情感，更不能理解人的意识。

  第一，检测情感非常困难。所谓看脸就能判断人的情绪的“微表情”学说已经被证伪了。不同文化、不同场景下，人的情感流露可以很不一样。人非常善于伪装和隐藏自己的情感——这是进化给人的社交本能。你不可能搞一套编码让AI自动识别。

  第二，人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理解别人的情感的。你从小跟朋友们摸爬滚打，你惹怒过别人，你被人惹哭过——通过这些互动反馈你才学会了情感。AI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第三，人的情感十分复杂。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人脑的逻辑运算能力虽然一般，但是情绪运算能力绝对无比发达，是“系统1”快速运算。我们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感受到微妙的危险，能自己给自己建构情绪，能用直觉做出难以名状的判断。情感会受到当前环境、人生经历、文化智慧等多方面的影响，以至于有DeepMind的科学家曾经对查特拉思说，这么复杂的计算可能是AI算力所无法达到的。

  第四，人有一些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识，是难以言传的。

  哲学里有个基本概念叫“感质”(qualia)，意思是某种特定物体带给你的特定感觉。你对红色的感觉是什么?喝牛奶是什么感觉?你没有办法向一个盲人解释红色，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向一个没喝过牛奶的人精确描述喝牛奶的体验……那AI又怎么能知道呢?

  虽然AI的有些认知是人理解不了的，但是别忘了，人的有些认知也是AI理解不了的。既然AI连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无法了解，又怎么能指望它做情感计算呢?

  你必须切实理解人的情感和人生的意义，才能处理好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AI当然能给你提供各种建议方案，但是像免费还是收费、要花多大成本保护用户隐私这些充满矛盾和悖论的问题，是你自己必须做的选择。那些不是智力题也不是知识题，而是人格题。对公司来说，现代社会正在变成熟人社会，你需要“内圣外王”的能力。

  查特拉思提倡用静心沉思，或者说冥想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他说：“无论领导者在领导时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都在揭示自己的本质。”

  以前卖猪肉大家无所谓，现在哪怕是卖服装的布料，人们都会对你的价值观有所要求。现在,all business is show business(所有商业都是演艺业)，所有品牌竞争都是人的精神内核的较量。AI只是放大了这种较量。

  但是，不论GPT将来再怎么厉害，我认为人类解读还是需要的。因为人类解读提供的不仅仅是个内容简介，它带有解读人主观的视角。这本书就摆在这里，它到底哪个内容重要、哪个内容不重要，它的观点对在哪儿、错在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你听解读往往不只是想听个内容简介，你还想知道解读人个人的东西。这种主观的东西可以好，也可以坏，但是它能有多坏就能有多好，它有巨大的发挥空间。

  查特拉思在《门槛》这本书中提出，人相对AI有个绝对的优势，也是AI至少在短期内赶不上的，那就是人更理解人。

  AI再厉害也得听人指挥，最终做决策的必须是人，用中国话说这叫“底线思维”；一切生产、一切科研都是为了人。人的求必须是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理解人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智能。而AI不可能比人更理解人。AI再厉害也没有肉体，它不是碳基生物，它没有人的感知能力。

  AI时代，在逻辑运算、听说读写那些一般认知项目上，我们已经输了。我们要发挥长板优势，就必须让自己更像人，而不是更像AI。

  AI时代的商业要求你认识自己、认识你的团队、认识你的客户，要求你有情感智能和存在智能。查特拉思提出培养这两种智能的4个途径，前文说了“静心沉思”，这里我接着讲“具身智能”和“自主思考”。

  具身智能，是通过身体去体察自己和别人的情感。

  而情绪并不是纯粹的大脑功能，情绪跟身体有很大关系。

  当你向人传达一个难以说出口的信息的时候，你会出汗。有人表扬你的时候，你的胸口会有一种紧缩感。感到爱意的时候，你的胃可能会翻腾。而且情绪和身体的互相影响是双向的。你在刚刚走过一个摇来摇去的索道、心跳加速的情况下遇到一个异性，那个心跳信号会让你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在饥饿状态下逛超市会让你购买更多的东西。人的肠道神经系统被称为“第二大脑”，这使得经常情绪紧张的人也会经常肚子疼。

  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身体的反应了解自己的情绪的。那AI没有身体，它怎么能有人的情绪呢?它怎么能理解人的情绪呢?它怎么能预测人的情绪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情绪功能还是人的优势。

  充分感知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区分不同情感之间的微妙差别，会对你的决策有重大影响。

  门槛领导力还包括抒发情绪，这也需要身体。有时候团队需要你讲几句话来鼓舞人心或者感染气氛，你怎么说好呢?

  诗歌，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而诗歌具有鲜明的身体烙印。诗歌之所以是诗歌，是因为它有韵律和节奏；韵律和节奏之所以对人有效，根本上是因为人要呼吸。

  AI也能写诗，它可以把格律做得很严谨，但是我们预计它很难掌握好节奏感中饱含的情绪，因为它没有嘴和呼吸系统，它不能体会一首诗歌大声读出来是什么效果。哪怕是最先进的GPT-4，作最擅长的英文诗，韵律也很蹩脚。

  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而真实的情感需要身体和声音配合表达。你的鲜明个性需要肢体语言配合：你要想体现自信就得站直了；你要想让人相信局面尽在掌握之中，你不但不焦虑而且很快乐，最起码你得给个微笑。

  身体对人的影响还包括能量。如果你没睡好，身体很疲惫，大脑再强也不能好好运转。能量充足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会变得很积极。AI没有这些。

  培养人的独特智能的另一个途径也跟身体有关，那就是自主思考。

  人是由肉体构成的这件事，对人类智能的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肉体不仅仅是大脑的维护系统，人不仅仅是一台大脑。

  从柏拉图到启蒙运动，再到现在很多人鼓吹的“意识上传”，都是把人等同于大脑，忽略身体。比如电影《黑客帝国》里，人都被泡在液体里，接一堆管子，身体成了电池，只有大脑是活跃的，照样能在虚拟空间里体验完整人生。

  但是查特拉思认为，这些缸中之脑不是完整的人。因为身体对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维持生存，身体还提供了情感。身体，是大脑不可缺少的一个信息来源。如果考虑到肠道神经，身体还是人思考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身体也会影响思想，每个人才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你想想，如果人都可以被简化为缸中之脑，大脑又可以被视为一个处理信息的独立器官，那你就可以轻易控制每个大脑的信息输入。这跟AI有什么区别?哪还有什么独立思考可言?

  身体最根本性、哲学性的功能还不是能提供情感，而是让人有了更多的信息输入渠道。你的身体对外界会有各种感知，那些感知是主观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健康、残疾或有疾病，胖或者瘦，高或者矮，感知都不一样——正是这些不一样，让我们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更何况有身体才有生活，才有成长，才有从小到大不同的经历，才有千变万化的个性。

  绝对的“独立思考”恐怕是不存在的，毕竟每个人都在从外界联网提取信息。但是有了身体，我们至少可以“自主思考”。有了身体，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完全控制对你的信息输入。

  查特拉思观察，有具身智能的团队往往在文化上更有活力，在道德问题上更深思熟虑。因为这样的团队有情感交流。但更重要的是，组成这样团队的人具有不可控性。他们不是机器，不是你设定他怎么想他就怎么想，他们都会自主思考。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自主思考，团队才有了不同视角，才有创造性和活力，才有生成性的发挥，才能处理复杂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活得像AI一样，AI就没有新训练素材了，AI会停止进步。

  新数据是人生成的。人不是程序，人不应该按照固定规则生活。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制造意外，增加信息。有些意外来自你的情感，有些来自你身体的独特感知，有些来自你自主的思考——不管来自哪里，它们一定不是来自AI给你的灌输，一定不是来自你对领导意图的揣摩。

  那些你任性而为的时刻才是你真正活着的时刻。

  这样看来，AI不是取代人，而是解放了人。AI能让我们活得更像人。人其实大有可为，因为人是一种最复杂的东西。你去跟任何一个人聊，只要他跟你说人话，不打官腔，不背诵洗脑信息，你都会收获一些意外的东西，都会发现他有独特的视角和想法。

  AGI时代的门槛领导力要求你具备三种能力，它们涉及对复杂事物的处理。

  第一个是谦逊的能力。所谓谦逊，就是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地位，但非常关心如何把事情做好。

  人本能很在意地位，就连伽利略(Galileo)那样的科学家都曾经因为心生傲慢，因为看不起一个事物而不去了解，结果错失了对新事物的洞察力。现在所谓的“中年油腻男”，我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谦逊。你跟他说任何新事物，他总用自己那一套观念解释，以此证明他什么都早就懂了。

  AGI不仅掌握的知识会超过所有人，它还会自行发现很多新知识。如果你没有谦逊的美德，你会越来越理解不了这个世界。认识论上的谦逊能让我们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和开放态度。你不但不能封闭，而且应该主动欢迎AGI给你输入新思想，包括跟你的观念相违背的思想。

  你还需要对竞争保持谦逊。其实我们早就该跳出跟谁都是竞争关系那种零和思维了，在AGI时代更得如此。人得和机器协作吧?你必须得有协作精神。协作精神也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公司和公司之间。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各种新事物，像FDA那样，各个领域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一起协商判断。

  第二个是化解矛盾的能力。

  现代社会中不同的人总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会发生争斗。比如同样面对全球变暖，到底是发展经济优先，还是保护环境优先?不管采用什么政策，都会对某些人群有利，对某些人群不利，都会造成矛盾。

  要化解这些矛盾，就需要你有共情能力。你得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有个心理学家叫安德鲁·比恩考斯基(Andrew Bienkowski),他小时候生活在西伯利亚。有一次遭遇饥荒，他爷爷为了节省粮食，主动把自己饿死了。家人把他爷爷埋在一棵树下，结果爷爷的尸体被一群狼翻出来吃掉了。比恩考斯基非常恨狼。但是他并没有长期陷在恨意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比恩考斯基的奶奶居然梦见爷爷说那些狼会帮助他们，而且家人根据奶奶的说法，真的找到狼杀死的一头野牛，给他家当食物。比恩考斯基就此转变了态度……后来他们全家跟狼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比恩考斯基跳出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他眼中的狼不再是“好狼”或者“坏狼”，他学会了用狼的视角考虑问题。

  AGI，也许，应该，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我也说不准。有时候你问ChatGPT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它回答之后会提醒你不要陷入绝对化的视角，比网上绝大多数言论都强太多了——不过这个功能是人强加给它的。

  AGI时代的第三个关键能力是游戏力，或者说互动力。

  我们是如何学会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跟别人互动的呢?你的同情心是从哪儿来的呢?你如何有了解决问题的创造力的呢?最初都是从小在游戏之中学习的。你得参与玩闹，才能知道别人对你的行为会有什么反应，你又该如何应对别人的行为。你得认真玩过游戏，才能拥有解决问题的快乐。

  AGI没有这些互动。AGI连童年都没有，它就没玩过游戏。当然它可以跟你互动———现在的GPT就可以假装是老师或者心理医生跟你聊，但是聊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那跟真人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的爱是真的，因为只有人能真的感觉到你的痛苦和你的喜悦，因为只有人才会跟人有真正的瓜葛。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像什么机器宠物，甚至性爱机器人，就算再好，你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是人”，这个特性本身就是人独一无二的优势。

  查特拉思预测，超级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角将不会是机器，但也可能不会是人———而是爱。当物质和能力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世界最稀缺的、人们最珍视的，将会是爱。

  所谓增长意识，主要就是增长自己爱的意识。

  除了爱，查特拉思认为另一个会被越来越重视的元素是智慧——不过不是AI也会具备的那些理性智慧，而是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能写进语言模型的智慧，肯定还有别的奥秘。比如，还有没有更高级的智力在等着我们?有没有神?

  人们会追求那种敬畏感和神秘感。不管有没有道理，到时候宗教领袖可能会很有领导力。

  古代讲“君子”“小人”，其实不是讲道德品质的差别，而是地位差异：有权、有财产的是君子，没钱、给人打工的是小人。“君子”不干活又要体现价值感，就必须往领导力方向努力，讲究修身养性。古人评价君子从来不是只看他智力水平高不高，人们更关注他的道德水平、他的声望和信誉、他的领导力。未来如果AI接管了所有“小人”的活，我们就只好学做“君子”。如果AI也学会了做“君子”，我们大约就得被逼做圣人。不然怎么办呢?难道做宠物吗?

  我的感受是，未来具体哪个行业的人会被淘汰也许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品质不好的人一定会被职场淘汰。

  一见到新事物就很激动，一惊一乍，恰恰证明你心仍然会澎湃，你没有陷入认知固化。这比看见什么东西都用老一套的世界观去解释，说“这我30年前就搞明白了”，要强得多。要允许自己继续长进，你就得敢于让人说你傻。

  苏茨科弗说，GPT的确只是一个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它被训练出来只是要预测下一个单词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训练得足够好，它就能很好地掌握事物之间的各种统计相关性。而这就意味着神经网络真正学习的其实是“世界的一个投影”(a projection of the world)。

  神经网络学习的越来越多是关于世界、人类境况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希望、梦想、动机，以及人类彼此之间的互动和所处的各种情境。神经网络学会了对这些信息进行压缩、抽象和实用的表示。这就是通过准确预测下一个词汇所学到的内容。而且，预测下一个词汇的准确性越高，这个过程中的保真度和分辨率就越高。

  换句话说，GPT学的其实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真实世界！

  我打个比方。禅宗有本书叫《指月录》，这个书名中的“指月”是用的当初六祖慧能的一段典故。慧能说真理就如同月亮，而佛经那些文本就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你可以顺着手指去找月亮，但你想要的不是手指而是月亮。训练GPT用的那些语料就是手指，而GPT抓住了月亮。

  这就是为什么GPT有了常识。那是它自己从无数语料中摸索出来的。难道单凭读文本就能抓住月亮吗?也许可以，或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不然呢?我们人类读书不也是如此吗?

  也许你需要更有悟性，也许你只需要读得更多。多了，就不一样。多会导致“涌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你要知道，大自然原本没必要给我们这些。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3 周一：

  伊丽莎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计算机说的一些话做了过度解读。它根本没有那么深的意思，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思，但是人们脑补出了深意。

  更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不是AI到底有没有意识，而是人们过于愿意相信AI有意识。

  但这种心态并不是AI，也不是计算机带给我们的。这叫“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我们天生就爱把非人的东西拟人化。根本不需要是AI，生活中的小猫、小狗，甚至是一个玩具、一辆汽车，都有人当它是人，有意无意地觉得它有情感，有性格，有动机，有意图。

  日本已经在用机器人陪护老人。那些机器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人，但是很多老人会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研究者认为，只要你有最基本的关于人的认识，你在某个物体身上寻找像人一样的行为和动机，再加上你需要社交互动，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给拟人化。

  伊丽莎效应是个严重的警钟。当我们赞叹GPT的“开悟”和“涌现”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才行，也许有些“高级感”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我们需要科学的评估。那你说怎样才能判断，到底是AI真有意识了，还是人产生了伊丽莎效应呢?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好答案。

  不过我最想说的不是那些。伊丽莎效应也许能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拟人化倾向会不会稍微有点泛滥，乃至于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个麻烦在于，拟人化，有时候不是让你觉得一个东西可爱，而是让你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恨意。

  比如你正在电脑上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而且马上要到截止时间了，可你的电脑突然崩溃了，也许是因为Windows升级。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电脑是不是在跟我作对，微软公司是不是太邪恶了?

  这个例子想说的是，我们有时候会给明明没有动机和意图的事物安上动机和意图。

  再比如，孩子在家里跑，不小心撞桌子上，哭了。父母往往会一边安慰孩子一边打桌子，意思是给孩子出气。可是孩子再小也应该明白，桌子没有意图，人家老老实实连动都没动！

  我们总想为自己的麻烦找一个怪罪的对象，而把一些东西给拟人化就是特别方便的找替罪羊之法。

  再举个例子。你开车遇到了拥堵，本来就很不耐烦，这时候如果正好赶上有人用不太规范的方式超你车，你就可能会产生路怒，认为那辆车是在针对你。当然，那辆车确实有个人在开，但是，你们双方都在车里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楚，根本不知道谁是谁！这其实也是一种拟人化，这是给一个没有意图的局面赋予了意图，可以说是“对局面的拟人”。

  对局面的拟人实在太普遍了。

  你到一家餐馆吃饭，排了很长的队才排到，本来就筋疲力尽，一看服务员的态度还不太好，真想打一架。可问题是，服务员态度不好是因为他已经站了一整天，他很累，他并不是在针对你。

  你去一家机关单位办事，发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你火冒三丈，跟一个工作人员差点打起来。但你要知道，那就是普通的官僚主义，无论来办事的是谁，他们都会这样对待，他们只是在做一直做的事情。

  有个理论叫“汉隆剃刀”(Hanlon’s razor),意思是能用愚蠢解释的，就不要用恶意。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推广一下：能用局面和系统解释的，就不要拟人化。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系统的作用归因于个人。人们都说乔布斯特别有创造力，说乔布斯发明了iPhone——但iPhone是乔布斯发明的吗?iPhone难道不是苹果公司无数个工程师一起研发出来的吗?

  乔布斯去世后，蒂姆·库克(Tim Cook)成为苹果公司的CEO，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苹果每次发布新产品都有人说没了乔布斯苹果就不行了。可事实明明是，每一代iPhone都比之前的更好。

  现在马斯克又被普遍认为是最聪明的人，人们说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而事实是，马斯克只是一个领导而已———他要做的不是自己发明什么东西，而是找最聪明的人替他发明东西。

  把公司行为解释成领导的意图，这也是一种拟人化。

  Facebook出了一些涉及用户隐私的问题，人们就把CEO扎克伯格(Zucker berg)描绘成了一个坏人。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扎克伯格比任何人都不希望他的公司作恶，他只是控制不了局面?如果你运营一个有几亿人的网络社区，你也很难控制局面。

  把宠物当人，把玩具当人，把AI当人是拟人化；把局面当成人，把系统当成人，把公司当成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伊丽莎效应。

  拟人化给我们平添了不少烦恼，那么借着AI这个热度，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做点反思。我们能不能在生活中搞搞“反拟人化”呢?

  核心思想是“不是针对你”,英文叫“nothing personal”或者“don’ ttake it personal”。这个事只是事赶事赶到了这里,不是针对你，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没有别的意思！

  比如，你在工作中需要指出同事或下属的一个错误，你可以先说一句“不是针对你，我指出这个错误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其实这种话让AI去说可能更好，因为被人指出错误的时候真是很难相信对方不是在针对自己，拟人化倾向实在太强烈了……但不论如何，事先说一句总比不说强。

  反驳上司的一个观点，拒绝别人的一次邀请，参加一场跟朋友之间的竞争，这类场合都特别需要“去拟人化”。尤其当你是被反驳、被拒绝、被竞争的对象的时候。

  我认为多跟ChatGPT聊天可以提高我们“去拟人化”的能力。GPT，我们目前姑且还可以认为，它没有自我。它只是在预测下一个词该说什么而已，它并不真的认识你，更谈不上针对你。

  推而广之，如果能把路上司机、餐馆服务员、政府工作人员、上司、同事和朋友都偶尔当成一次AI，你会少很多烦恼。

  如果一个物体永远只会做被动反应，它就不是有意识的。意识似乎必须是某种纯自发的、难以解释的行为。

共存：道可道，非常道

  你要先充分理解一个最关键的数学概念，叫作“计算不可约性”(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这是沃尔夫勒姆的招牌理论，更是让你对未来有信心的关键，我甚至认为每个合格的现代人都应该了解这个思想。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约化的”(reducible)。比如，昨天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今天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的，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之中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的，而且你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明天的太阳也会从东方升起，那么所有这些观测，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

  这就是约化，是用一个浓缩的陈述———可以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公式——概括一个现象，是对现实信息的压缩表达。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各种民间智慧、成语典故，我们总结出来的一切规律，这些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约化。

  有了约化，你就有了思维快捷方式，可以对事物的发展做出预测。

  你可能希望科技进步能约化一切现象，但现实恰恰相反。数学家早已证明，真正可约化的，要么是简单系统，要么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简单的近似模型。一切足够复杂的系统都是不可约化的。数学家早就知道，哪怕只有三个天体在一起运动，它们的轨道也会通往混沌的乱纪元———不能用公式描写，不可预测。用沃尔夫勒姆的话说，这就叫“计算不可约化”。

  对于计算不可约的事物，本质上没有任何理论能提前做出预测，你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它演化到那一步，才能知道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在长时间尺度上精确预测天气、股市、国家兴亡或者人类社会的演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数学不允许。

  计算不可约性告诉我们，任何复杂系统本质上都是没有公式、没有理论、没有捷径、不可概括、不可预测的。这看起来像是个坏消息，实则是个好消息。因为计算不可约性，人类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是不可穷尽的。这意味着不管科技多么进步、AI多么发达，世界上总会有对你和AI来说都是全新的事物出现，你们总会有意外和惊喜。计算不可约性规定，人活着总有奔头。

  伴随计算不可约性的一个特点是，在任何一个不可约化的系统之中，总有无限多个“可约化的口袋”(pockets of computational reducibility)。也就是说,虽然你不能总结这个系统的完整规律，但是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局部规律。

  经济系统是计算不可约化的，谁也不可能精确预测一年以后的国民经济是什么样子；但是你总可以找到一些局部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比如恶性通货膨胀会让政治不稳定，严重的通货紧缩会带来衰退——这些规律不保证一定有效，但是相当有用。

  而这就意味着，虽然世界本质上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但我们总可以在里面做一些科学探索和研究，总结一些规律，说一些话，安排一些事情。绝对的无序之中存在着无数个相对的秩序。而且，既然可约化的口袋有无限多个，科学探索就是一门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业务。

  沃尔夫勒姆的第二个核心观念叫“计算等价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意思是所有复杂系统———不管看起来多复杂———都是同等复杂的，不能说哪个系统比哪个系统更复杂。

  假设你装了一塑料袋空气，里面有很多个空气分子，这些分子的运动非常复杂，对吧！人类社会也非常复杂。那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是不是高于那一袋空气分子运动的复杂程度呢?不是，它们同等复杂。

  这就意味着，从数学上讲，人类文明并不比一袋空气分子更高级，人类社会也不比蚂蚁社会更值得保留。

  你看这是不是有点“色即是空”的意思。其实每个真有学问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不特殊论者”。以前的人以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只是生命演化的产物，我们的存在跟万物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之处。现在AI模型则告诉我们，人的智力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神经网络都是跟人的大脑同等复杂的。不能认定人能理解的科学理论就高级，AI识别药物分子的过程就低级。

  既然都是平等的，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自然也是平等的。那面对AI，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更有价值?

  这就引出了沃尔夫勒姆的第三个核心观念：人的价值在于历史。我们之所以更看重人类社会，而不是一袋空气分子或者一窝蚂蚁，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身上的基因背负了亿万年生物演化的历史包袱，我们的文化承载了无数的历史记忆。我们的价值观，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哪怕定居在海外，也最爱琢磨中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你关心自己的亲人和好友，胜过关心那些更有道德或者更有能力的陌生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在意AI像不像人。在数学眼中，一切价值观都是主观的。

  一个刚刚搭建好、所有参数都是随机的、尚未训练的神经网络，和一个训练完毕的神经网络，它们的复杂程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更欣赏训练完毕的神经网络，认为它“更智能”，只不过是因为它是用我们人类的语料训练出来的，它更像人类。

  所以AI的价值在于它像人。至少目前来说，我们要求AI“以人为本”。

  而这个倾向性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保持下去的。或者你可以这么想，如果AI不以人为本，它还能以啥为本呢?如果AI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它还能有啥价值观呢?

  现在AI几乎已经拥有了人的各种能力：要说创造，GPT可以写小说和诗歌；要说情感，GPT可以根据你设定的情感生成内容；GPT还有远超普通人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还有相当水平的常识⋯⋯

  但是，AI没有历史。

  AI的代码是我们临时编写的，而不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AI的记忆是我们用语料喂出来的，而不是一代代“硅基祖先”传给它的。AI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它只能参照——或者说“对齐”(align with)————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人类相对于AI最后的优势。

  根据计算不可约性，未来总会有无数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而AI再强也不可能在所有方向上进行探索，总要有所取舍。取舍只能根据价值观，而真正有价值观的只有人类。

  当然，这个论断的隐含假设是AI还不完全是人。也许AI有人的智能，但只要它们没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生物特性，没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历史感和文化，它们就不足以为我们做出选择。

  同样根据计算不可约性，AI无法完全“预测”我们到时候会喜欢什么。只有我们亲自面对未来的情况，在我们特有的生物特性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下，才能决定喜欢什么。

  这样看来，哪怕将来真的有很多人再也不用工作，直接领取一份政府提供的基本收入就够过日子，这些人也不是什么“无用之人”，因为至少人还有喜好。你每一次选择这个品牌而不是那个品牌的商品，都是在市场中投票。当你看直播看高兴了给主播打赏的时候，你是艺术的赞助人。如果你厌烦了平常的事物，突然产生一个新的喜好，就是在探索人类新的可能性。你的主动性的价值高于一切AI。

  所以只要AI还不完全是人，输出主动性、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就只能是人，而不是AI。

  这就决定了“幸存派”的说法也是不对的。AI再强，我们也不至于东躲西藏，我们还会继续为社会发展掌舵。当然，根据计算不可约性，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掌舵———总会有些意外发生，其中就包括AI带给我们的意外。

  所以，未来AI跟我们真正的关系不是降临，不是拯救，也不是幸存，而是“共存”。我们要学习跟AI共存，AI也要跟我们、跟别的AI共存。

  计算不可约性说明，凡是能写下来的规则都不可能完全限制AI，凡是能发明的操作都不可能穷尽社会的进步，凡是能总结的规律都不是世界的终极真相。

  这就叫“道可道，非常道”。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4 周二：

  在机器自动化的时代，人到底还有啥用?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思考过，而且得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案。

  早在1950年,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就出了本书叫《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认为生命的本质其实是信息：我们的使命是给系统提供额外的信息。

  维纳这个观点直接影响了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香农后来发明了信息论，指出信息含量的数值就是在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做出了选择。

  我根据香农的信息论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基于信息论的人生观》，讲的是在信息意义上，人生的价值在于争取选择权、多样性、不确定性和自由度。

  别人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按照规定程序一步步操作就能完成，那你跟机器没有区别。只有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意外，你必须以自己的方式，甚至以自己的价值观解决问题，在这件事情上留下你的印记，才能证明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工具。

  你看，这些思想跟前文中沃尔夫勒姆用计算不可约性推导出来的道理是相通的：人的最根本作用，是选择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让我补充一句，那就是：人必须确保自己有足够多的选项和足够大的选择权。

  计算不可约性意味着我们对AI的掌控最多只能是动态的，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把它规定死，只能随时遇到新情况随时调整。可是AI有它自己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都不能理解AI，又怎么确保能掌控AI呢?

  沃尔夫勒姆的结论是，认命吧！人根本不可能永远掌控AI。正确的态度是认可AI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你就把AI当成大自然。大自然是我们至今不能完全理解的，大自然偶尔还会降一些灾害给人类，像地震、火山爆发之类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预测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适应了跟大自然相处———这就是共存。AI将来肯定会对人类造成一定的伤害，正如有汽车就有交通事故，我们认了。

  虽然大自然经常灾害肆虐，但人类文明还是存活下来了。沃尔夫勒姆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之间、我们跟大自然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我们将来跟AI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希望人的力量和AI的力量能始终保持大体上的平衡，AI和AI之间也能互相制衡。

  而计算不可约性支持这个局面。我相信将来不会有什么超强AI能一统江湖，正如历史上从未有过万世不易的独裁政权。可能在某些短期内，会出现局部的失衡，带来一些灾祸，但总体上大家的日子能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能预期的最好结果。

  而我们必须确保人做的都是高端工作，把低端的留给AI。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就必须保证人始终是强势的——可是这恰恰不是目前大众教育的培养目标。

  根据沃尔夫勒姆的观点，最高级的工作是发现新的可能性。搞科学也好，搞艺术也好，能给人类创造新的可能性，就是最先进的。

  而其余的人类职业，则应该尽可能利用自动化。说白了就是，AI能做好的事情，你就不要学着做了，你的任务是驾驭AI。这在思想上其实不太容易转过弯来。比如计算器和计算机已经把人从计算中解放出来了，但我们总觉得如果一个人不会心算一位数乘两位数，不会手动算积分，就缺了点什么……其实现在的学生应该把大脑解放出来去学习更高级的技能。

  AI时代要求孩子学习更高级的技能。以我之见，以下这些技能，是AI时代的君子应该会的学问。

  一个是“调用力”。各种自动化工具都是现成的，但是太多了，你得有点学识，才能知道干什么事情最适合调用什么工具，就如同ChatGPT知道调用各种插件。你要想对事情有掌控感，最好多掌握一些工具。

  一个是“批判性思维”。既然你要做选择，就得对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有个基本的认识。你得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点，哪些结论代表当前科学理解，哪些说法根本不值得讨论。你得学着明辨是非。

  你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计算机思维”。不是说非得会编程，而是你得善于结构化、逻辑化地去思考。

  你还需要懂艺术和哲学，这会提高你的判断力，让你能提出好的问题。艺术修养尤其能让你善于理解他人，这样你才能知道，比如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乃至于想象出新的需求。

  你还需要“领导力”。不一定非得是对人的领导力，至少需要对AI的领导力。这包括制定战略目标、安排工作步骤、设置检验手段等。管理AI，也是一门学问。

  此外，你还需要一定的传播能力和说服力。你能把一个复杂想法解释清楚吗?你能让人接受你的观点吗?你能把产品推销出去吗?高端工作很需要这些。

  沃尔夫勒姆有个观点，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自己决定自己关心什么、想要什么。这是只有你才能决定的，因为这些决定的答案来自你的历史和你的生物结构。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因为如果选不好，你的路可就走岔了。

  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有个感慨。他去上海面试学生，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艺术特长、公益事业什么的全都一模一样，看起来都很完美，实则没有任何特点。最可怕的是，他问学生们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少有人能答上来。

  其实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同质化竞争之下，大量优等生都是“优秀的绵羊”。这些人如果不“开悟”，几乎肯定会输给AI。你是历史的产物，你是现代教育系统的牺牲品，但你还可以独立学习和思考，你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说白了，这些都是古代贵族学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我们不妨把AI想成是小人和奴隶，咱们都是君子和贵族。看看中国历史，春秋时代人们对君子的期待从来都不是智商高、干活多，而是信用、声望和领导力。我们要学的不是干活的技能，而是处理复杂事物的艺术，是给不确定的世界提供秩序的智慧。

  我觉得这一番AI革命带给我们三个教训，同时我还有两个展望。

  第一个教训是：直觉高于逻辑。

  我先说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到底什么是AI?以我之见：

  AI=基于经验+使用直觉+进行预测。

  假设你用以往的经验数据训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只关心输入和输出。训练完成之后，你再给它新的输入，它将给你提供相当不错的输出，你可以把这个动作视为预测。这就是AI。你要问模型是怎么从这个输入算出来那个输出的，回答就是说不清，是直觉。

  AI这种做事方法看起来很神奇，但其实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思维方式，因为这就是包括人脑在内，各种生物的感知方式。我们再来看一次前文的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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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它讲理，什么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所以我们可以采纳沃尔夫勒姆的哲学，认为世间的一切演化和运动————不论是行星绕着恒星转、一草一木的生长，还是一块石头从高处掉下来————都是计算。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预测世界，就必须通过某种更简化、更快捷的计算，提前知道真实世界的计算结果。

  为此我们使用了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神经网络，一种是形式逻辑。

  所谓形式逻辑，就是把问题变成数学问题进行推导。你写下方程，其中每个参数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一步推演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你非常清楚每个中间步骤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形式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伟大发明，也是启蒙运动以来唯一正统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对任何问题、任何操作，能用形式逻辑表述清楚，你才算是真“懂”。形式逻辑代表“理性”。

  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到最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和物理学家的数值模拟，人们通常所说的“计算”都是形式逻辑的。形式逻辑要求你严格按照某些规则操作，这对人脑来说其实很费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明了计算机去代替我们执行形式逻辑的算法。

  人类原本擅长的、天生就会的计算，其实是神经计算。从大脑到身体，人体是由几个神经网络组成的，它们给你提供各种感知，神经计算就是这些感知过程。你感到饿了、认出一位朋友的脸、害怕蛇，这些都是大脑对一组身体或者外部信号的解读，解读的过程就是神经计算。神经计算没有可言说的规则，你无法把它分解成若干个中间步骤，也说不清都有哪些参数——但你就是能感觉到，而且是快速感觉。这是跟形式逻辑截然不同的计算路线，以至于我们平时都不会把它称为计算。

我们说的痛其实是我们脑子里的“痛”，是神经网络处理的结果，是我们大脑的现实，而不是外界的现实。

  神经计算和形式逻辑之间有个交集，这是因为人脑也会算些简单的数学题，但算数学题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更擅长的是用神经网络直接感知一个复杂的东西。

  比如，当你看见一只猫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只猫——这个能力看似平常，却是几乎无法用形式逻辑描写的。到底是这个物体中的哪些参数让你看出来它是一只猫的?没有方程。你只能说，因为我见过一些猫，我知道猫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看见一只猫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只猫。

  这种说不清的神经感知，正是AI做的事情。AI的本质，就是跟人脑一样的神经计算。

  每个AI都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个神经网络，它有几百万到几千亿个参数。当我们用已知的经验去训练AI的时候，每一个案例进去，从输入到输出的反馈都会把这些参数更新一遍，但是每次更新的幅度都非常小。训练过程中你说不清为什么这个案例会让这个参数的数值变大或者变小了那么一点点，训练完毕你也说不清每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你使用AI的时候，它每一次的预测推理都是无数个参数共同参与的过程。

  这正如大脑每次想问题，都是无数个神经元共同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说不清，只是因为有太多参数参与，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内在的神秘性。

  很多人抱怨AI是个黑盒子，从输入直接生成输出，说不清中间发生了什么。可人脑不也是个黑盒子吗?

  你开车的时候精心计算过方向盘的角度吗?你打篮球的时候会使用公式描写出手的力度吗?你当然没有。这些判断其实全是神经网络的感知。当你走路的时候，当你试图用手拿东西的时候，你都是根据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做一个差不多的动作，这都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神经计算。更不用说艺术家的美感和灵感也都是如此。

  只是有些时候，神经计算会让我们感到惊奇。比如一个经常抓小偷的老警察到火车站随便扫两眼，就知道在场谁有可能是小偷。人们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这个直觉真神奇！警察说，“无他，但手熟尔”，我只不过看得多了。他的神经网络在抓小偷方面受过很多次训练，而你没有。

  对比之下，前文讲过的那个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在2020年用AI从6万多个化学分子式中找出了一种可用的抗生素，跟警察抓小偷其实没有本质区别。AI只是在训练中见多了分子式而已。

  非要说AI跟人脑的区别，人脑只适合拿我们在演化环境中熟悉的东西训练，而AI的神经网络可以用任何东西训练——包括分子式、基因序列、磁场线圈参数等等。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5 周三：

  前文介绍过基辛格等人对AI的赞叹，他们说AI之所以厉害，不在于它“像人”(能做像人一样的事情)，而在于它不像人———它能感知人类既不能用理性认知，也感受不到的规律。我认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还是AI像人。AI的感知方法跟人的感知方法别无二致，只不过比人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而且可以无限升级。

  AI,比人更像人。

  这么看来，也许启蒙运动以来形式逻辑方法的流行，人类学者对“理性”的推崇，只不过是漫长的智能演化史中的一段短暂的插曲。用神经网络直接从输入感知输出，才是更根本、更普遍、更厉害的智能。AI的出现只是让智能回归了本性。

  我们意识到，形式逻辑只能用于解决简单的、参数少的、最好是线性的问题；对于真实世界中充斥的像如何控制磁场线圈才能得到特定形状的等离子体这种复杂的、参数多的、非线性的问题，终究只能依靠神经计算。

  所以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直觉高于逻辑。

  如果AI从此大行其道，以至于神经计算在各个领域取代了形式逻辑，这对社会会有深远的影响。关键是，用形式逻辑描写的知识可以一步步写下来，能被人理解，这就意味着它是可教学、可传播和可推广的。这位医生发明了一个新疗法，别的医生把他的论文找过来读一读，看看操作步骤，立即就可以在本地复现。这就叫学知识。

  但神经计算是难以推广的。

  这个AI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你问它是怎么做到的?我能不能用这个AI的操作步骤发现一种消炎药呢?不能，因为AI说不清它是怎么发现的，这里没有可言说的操作步骤。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消炎药的案例重新训练一个AI。

  这就意味着，除了像GPT那样的语言模型———它们是所谓“通用AI”，各种“专用AI”都是“一事一议”，是本地的，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应用专门训练的。用美国数据训练出来的自动驾驶AI不能直接拿到中国用，用于操控这个托卡马克装置的AI不能操控另一个装置。

  而这又意味着，世界上将会有相对少数的若干个通用AI和无数个专用AI。专用AI为具体的任务而生，通用AI是具体的语料训练出来的，它们都有不同的特性，就好像一个个生命体一样。它们不是千篇一律的工人，它们是各有性格的工匠。

  你的确不需要问这个活儿是怎么做的——但是你会问是谁做的。每个AI都不一样，哪怕做的是同样的事，因为经历的训练不一样，它们的产出也会各不相同。它们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

  世界将从工业复制时代重归匠人定制时代。AI会像传说中的神奇中医大夫一样，给每个病人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而且各有各的风格。

  而那样一个直觉而非逻辑的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熟悉的。

  可能是因为算力还比较贵，更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学会训练AI，现在的局面还是少数会用AI的人四处挑选科研课题做。但下一步必定是各路科研人员自己学会用AI。大杀器必定扩散。

  如果我是个理工科研究生，我现在立即马上就要自己学着训练一个AI模型。趁着大多数人还不会用，这是一个能让你在任何领域大杀四方的武器。

  世间几乎所有力量的增长都会迅速陷入边际效益递减，从而变慢乃至停下来，于是都有上限。唯独计算机算力的增长，目前似乎还没有衰减的迹象，摩尔定律依然强劲。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神，算力就是神。你要理解这个力量，拥抱这个力量，成为这个力量。

  就算没有这波AI大潮，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改改，AI只是让问题变得更显眼而已。以编程为例，从大学教育到民间课外辅导班，最突出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学编程，而是学生到底是在学编程还是在学“编程课”。

  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把编程当作一门课程，弄出若干“知识点”，死记硬背一大堆，最后用程序写出最平庸的东西。

  学编程必须从“课程思维”转向“项目思维”。不要问你学的是哪门语言，掌握多少知识点，考试考多少分，要问你会做什么，你做过哪些项目。

  不管你是用冷酷无情的C++也好，用轻松有爱的Python也好，还是直接让ChatGPT替你写代码也好，只要你做成过几个有意思的项目，你就会有强大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这才是对人的塑造，这才是成长。你跟机器的关系会和老百姓跟机器的关系截然不同。你不会畏惧AI。

  要不要“学”编程，那不重要，花钱报课外班是一个办法，自己在家学也是一个办法——也许是更好的办法；要不要编程，那才是重要的———自然语言编程也是编程，而只要是编程，都会塑造性格。

  其他学科也是这样。如果你把学问当成一门“课”，那都是下乘功夫；把学问当成本领才是真功夫。有积极主动性的人根本不会问这该不该学、那该不该学，他们总是在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已经学完了。

  不要问你学没学过什么东西，要问你“做没做出来过”什么东西。哪怕用乐高积木成功搭建过模型，也是做出东西来了，也比纸上谈兵强。

  世界上哪有“不该学”的东西?只要你喜欢一个领域又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很愚笨，还想在其中做事，你就得学。GPT只会帮你学得更快更好，而不是让你不学。

  你感觉到没有，微调和对齐很像是人在社会中的成长。可能你在学校里已经学到了足够的知识，但是一参加工作还是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同事对接，怎么和各种人交流，怎么表现得体乃至游刃有余。我们都是被现实教育，不断获得反馈，慢慢积累经验，逐渐自我调整和优化的。微调和对齐步骤告诉我们，就连AGI也不能一下子就能什么都会：就算知识可以快速灌输，恰到好处的行事风格也只能慢慢打磨。

惯性：如何控制和改写你自己的神经网络

  这是一本讲AI的书，但这一节我们不谈AI，专门讲讲“人”。这么多年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脑科学给AI研究提供了灵感，AI研究也反过来给脑科学提供了思路。和AI一样，人的大脑和身体本质上也是由若干个神经网络组成的。我发现“神经网络的训练和控制”这个视角对个人的成长特别有启发，以至于我在《精英日课》专栏第5季的后半部分反复说“神经网络”这个词。

  这一节咱们把“仿生学”给反过来用，来个“仿AI学”，看看我们自身能从神经网络的训练和控制中学到什么。这可不是我的独创，近年一直都有学者或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这个思路，大家发现人的行为习惯、性格特征、情绪表现等都有神经网络的性质。我甚至认为佛学中的“业力”，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网络。

  正好2023年出了本书叫Clear Thinking(我翻译为《清晰思考》)，作者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个洞见输出者，叫肖恩·帕里什(Shane Parrish),总结了一些科学决策和行动的方法。我们就借助这本书的一些结论，结合神经网络的思路，讲讲怎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儿，甚至你都意识不到那是一个事儿的微小环节上清晰思考，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日积月累，摆脱平庸陷阱。

  本书前面讲了，感性大于理性。对你自己的事儿来说尤其如此，神经网络构建了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是感性的动物。我们会本能地、自动地做很多事情，而其中一些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就属于错误。

  想要少犯错、不平庸，非常困难，因为你是在跟自己的感性本能作对。你需要比你的一些神经网络凶。

  一个常用的策略是暂停本能反应。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某种仪式。

  可能是受武侠言情剧的影响，老百姓总觉得越不认真、越写意、越放纵就越能打赢的人更厉害，认为赢还不行，还得赢得不费力才能体现美感，最好昨天打一通宵麻将，今天早上来了还能赢⋯⋯这非常愚蠢，这是文艺青年的妄想。

  不费力的赢只能赢普通人，说明你爱打平庸的比赛，你赢不了高手。能豁出去，舍得投入比别人高得多的能量，才是真正的强势。姚明每次罚篮之前都运球5下，你为什么不能在回应别人的争议之前深呼吸3次呢?停顿会让你的形象更有力量。

  比停顿更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停顿。我们太容易按照某种默认模式自动行动了。帕里什认为改善行动的方法不是用意志力战胜默认模式，而是用好的默认模式取代坏的默认模式。

  帕里什说，我们不是取消惯性，我们是要好的惯性。

  我觉得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由若干个神经网络组成的AI，那么这本质上就是神经网络训练的问题。主要策略有两个。一个是对于我们身上已经有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不好的神经网络，也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想办法进行控制。另一个是主动给自己训练几个好的神经网络，以至于遇到相关的情况自动就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改写。

  先说后者，有点逆天改命的意思。如果考虑到人本质上就是一台生物机器，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硬件层面升级。

  简单说，你要升级出一套强势人格来。强势就是高标准。

  标准是训练神经网络的素材库。垃圾进就会垃圾出，你要想训练一个高水平神经网络，就得确保只使用高水平素材。公平不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污染我的训练素材。用帕里什的话说就是，“标准会变成习惯，习惯会变成结果”。

  如果你做的和别人一样，你只能期望得到和别人一样的结果。想要不同的结果就必须提高标准。

  平庸的人会因为各种原因降低标准。上一场演出观众爆满，就全力以赴；这一场没几个观众，再加上已经很累了，那尽力就好——你这不仅仅是对不起观众，你更是对不起自己。你的神经网络被污染了。

  你必须确保自己交付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你所能做到最好的。要实行高标准，你得知道最好的是什么样才行。一个好办法是使用“榜样”。

  要是身边没有大师能给你反馈，怎么办呢?帕里什建议向各路英雄豪杰，包括历史上的伟人学习，让他们进入你的“私董会”，相当于一个专门针对你个人的教练团队。他没提AI，但虚拟私董会是ChatGPT特别擅长的一种角色扮演游戏，我们现在正好可以尝试。

  不过帕里什对私董会有严格要求：入选者必须具备你想在自己身上培养的技能、态度或者性格，所以他们必须既有高成就又有高品格。而且随着你的成长，私董会的名单也要调整。这不是闹着玩，这是严肃的训练。

  你要训练4个神经网络。

  一个是“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你得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你的长处和弱点，你能掌控和不能掌控的，你知道和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即巴菲特爱说的“能力圈”。你不能什么事都想做，不要跟人玩别人擅长而你不擅长的游戏**。

  一个是“自控”(Self-control):驾驭自己的情绪和弱点。一个好思路是把情绪和自己拉开距离，就好像观察外在事物一样对待它们。

  一个是“自信”(Self-confidence):相信自己有能力,相信自己的价值。真正的自信必须是从把一件件事情做成中得来的。如果你曾经做成过很多事，那么哪怕今天在场的人都轻视你，你也无所谓。如果你经常能把事情做成，你会相信下一次这个事虽然很难，但你也能做成。

  因为自信是从成事中得来的，自信的人会乐于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整天就想在某个细枝末节上证明自己是对的。

  自信能让你专注于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做正确的人。自信是面对现实的力量。

  最后一个神经网络更强势，叫作“自我问责”(Self-accountability)。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讲过一句话:“成熟的基础是,即使事情不是你的错，也不意味着不是你的责任。”帕里什也是这个意思。

  很早以前，帕里什在一家公司参与了一个软件开发项目，负责写一些关键的代码。当时他同时还被公司指派参加了另一个项目，要开很多会议，忙得不行。那个软件星期天晚上就要交付，结果到星期天早上，帕里什的代码还没写好，他就赶紧来公司加班。

  一到公司，领导就劈头盖脸地骂了他一通：“你的代码两天前就应该完成了！”帕里什说：“我这段时间这么忙，你没看见吗?而且我本来打算星期五早上来做这个，结果下大雪，我坐的公交车在雪里陷了两个小时……”

  领导打断他：“别再找借口了，这就是你的错！你今天必须干完!”但是帕里什没有开始写代码。他感到了强烈的威胁，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形象。他给领导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列举了自己这一周做的所有事情：参与了多少个项目，帮助了多少人……写得满满当当。

  领导立即就回复了那封邮件：“我不在乎。完成任务是你的责任，你要不行就别干。”

  帕里什事后想来，其实领导是对的。不是自己的错，也是自己的责任。他所有的解释都没有意义，那只是抱怨而已。而抱怨都是在“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讨价还价”———你其实应该做的是接受世界的运转。

  强人不抱怨。强人总是专注于下一步行动，看看做什么对未来更有利。

  我觉得神经网络是个特别好的类比，因为AI肯定是不会抱怨的。当然抱怨也是人的一种功能，但你要做的就是把对解决问题无效的功能暂时关闭掉。你要自动让强势人格主导这次行动。

  其实哪怕从审美的角度思考，你都知道怎么做对。比如电视剧里有一个角色整天在那儿抱怨，你可能会同情他，但是肯定不想成为他。因为你不想扮演受害者。

  帕里什的洞见是，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受害者。事情没做好就抱怨客观环境、指责队友、给自己找借口、迁怒于别人⋯⋯哪怕你说的都是对的，你也是受害者。朋友会帮你开脱，家人会安慰你，但你还是受害者。

  当一次受害者不是你的错，但可怕的是你正在把自己训练成长期受害者。你会有无助感和无力感，乃至于绝望——这就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帕里什说：“没有成功人士愿意与一个长期受害者共事。只有其他受害者才愿意与受害者共事。”

  强人不做受害者。不管是谁的错，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接受现实，我问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训练自己的神经网络。好好选择你做的事。

当心你的思想，它们会成为语言；当心你的语言，它们会成为行动；当心你的行动，它们会成为习惯；当心你的习惯，它们会成为性格；当心你的性格，它会成为你的命运。

  我看这段话比很多古代经典更能说清楚“修身”的意义。你从神经网络训练的角度思考就明白了，点点滴滴的每一个小事都是训练素材，都在塑造你的意识，而意识跟外界的互动方式就是命运。

  这也是中国人讲的“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更底层的原理：也许那些小事在外界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恶果，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对你的影响。也许这一点点言行天知、地知、你知，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它们同样在训练你的神经网络，所以你为自己的身心负责，就必须把小事也都做好。

  谨言慎行不仅仅是为了道德责任，正如节食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比如更好看的人。当然一般人不想下那么大的功夫。左右没有多大价值的事，为啥不活得随性一点?然而如果你需要承担不平庸的责任，你想要跳出平庸陷阱，你就需要像运动员重视饮食和训练一样重视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6 周四：

  前面讲的是怎样给自己的能力做加法，训练几个强势神经网络；现在进入的主题是做减法，怎么少犯错。

  我们还是先把概念精确化。什么叫“犯错”呢?

  比如，你被某个想法吸引，认为这里有机会，于是大胆尝试了一下，结果失败了。这不叫犯错，这叫“试错”，是一种特别光荣的行为。试错能让人学习，试错体现了智慧和勇气。正反两方面的新信息进来都能让神经网络成长，不大胆刺探，哪能知道边界在哪里?

  又如，你在这件事上的决策程序和执行过程都没毛病，但结果还是失败了。这也不叫犯错，这叫“运气不好”。程序正义并不能完全避免失败，但是它能让你成功的概率大一点。我们追求的是多次博弈积累下来的系统性的胜利。

  而“犯错”则是，如果这件事给你一个暂停键，你有机会清晰思考的话，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可是你没有那么做。

  你知道自己身体已经超重，不应该吃那块蛋糕，但你还是吃了。你知道讨论工作应该对事不对人，可是你没忍住。你知道这个项目的调研工作还没完成，有几个关键信息还没到位，但是你当时已经身心俱疲。

  你被你的弱点给拿住了。

  帕里什把人的弱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的弱点，是与生俱来的，可以说是生理性的，是你无法改正的本能。比如在饥饿、口渴、疲劳、睡眠不足、面临激烈情绪波动、注意力被占用、心理压力很大等情况下，你会很容易犯错，你会被认知偏误所挟持。我看这种情况相当于神经网络本身没啥问题，但是运行出了问题，可能是供电不足或者有硬件失灵导致了性能下降。

  另一类是平时习惯养成的弱点，相当于是训练出来几个坏的神经网络。比如，有的人被自己的权力给惯坏了，整天一冲动就瞎指挥；有的人接连几次失败后陷入了习得性无助，被吓破了胆，再也不敢拿主意了；还有的人深陷信息茧房自得其乐，思想越来越狭隘。

  那怎么避免被弱点拿住呢?指望理性是不现实的，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你会越用越痛苦。除了锻炼强势人格——就是用一套好的神经网络自动运行，让弱点没机会发挥出来——还可以建立一个更高层面的神经网络，让它自动管理和控制弱点，形成不犯错的保障。

  帕里什列举了五个方法。第一个是“预防”：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不适合做出好的决定，那就不要做决定。

  这特别适合生理性的内在弱点。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吃甜点。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喝酒。那是错误的决定，因为甜点和酒不是爱，不能解决你缺爱的问题。《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也是说不要在受情绪影响的情况下做重要决定。

  第二个是“用规则替代决定”：不要每次都跟自己讨价还价，今天锻炼还是不锻炼，要建立一条每天都锻炼的规则，没有借口。

  规则能定义你是谁。比如公司聚餐，别人给你敬酒，你很难拒绝，你会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但是如果你很早就公开宣示你有一个绝对不喝酒的规则，人们会尊重这条规则。他们会说：“啊，对，他不只是不跟我们喝酒，他就是个不喝酒的人。”

  第三个是“创造摩擦力”：如果做这件事对你很难，你就不想做了——那么如果你不打算做什么事情，可以事先做些准备，让这件事变难。

  少吃零食的最简单办法是别买零食。少看手机的最简单办法是把手机关机，放到别的房间去。更狠的做法是邀请朋友和同事监督你：谁看见你上班时间摸鱼，你就得请谁吃饭。

  第四个是“设置暂停步骤”：不要让决策过于顺滑，主动按下暂停键。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跟帕里什说过一个他的个人规则：他从不在电话里做决定。比如你给卡尼曼打电话，说老师我有个科研项目想跟你聊聊，明天下午3点咱俩能不能见个面。卡尼曼老师会说，“我从不在电话里做决定，等我想想再回复你”。官僚主义的步骤能减缓决策速度，但是也能减少出错。这就如同医生做手术和飞行员起飞之前都要过一遍清单一样。

  第五个方法可能是最难做到的，叫“转换视角”：主动从别人的视角看问题，你会收获很多。

  领导发布命令之前应该先想想，如果自己是下属，会怎么对待这个命令。跟人谈判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个条件对对方意味着什么。善于沟通的人总是先问别人的想法。

  个人的角度是有限的，你会有很多认知盲点。而盲点的意思是，事情就在眼前，可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认为转换视角是一种决定性的领导力优势。你能用他们的视角考虑问题，而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视角考虑问题，那么他们应该听你的。

  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很想跟美国人说一次：“你说英语是因为你只会说英语。我说英语是因为你只会说英语。咱俩不一样。”

  那如果错误已经铸成，又该怎么办呢?

  平庸之人的本能反应是掩盖错误。才能平庸，脾气又特别犟的人会把明知是错误的一件事一直干下去，期待出现奇迹证明自己终究是对的。等到错误终于掩盖不住，这些人又直接不管了。不解释，不承认，把责任推给别人。

  社会不会一直纵容这样的人，总有人会把他们的错误抓出来。但传统的纠错方法也有问题。我们习惯一边喊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边要求犯错者做“触及灵魂的检讨”，让人家各种自我羞辱、自恨，其实除了提供情绪价值啥用没有。

  正确的做法是把改正错误当成纯技术性的事情操作，其实无非就是修改神经网络而已。帕里什提出4个纠错步骤：

  • 1.接受责任，哪怕不完全是你的过错，也是你的责任，接受责任才能让你对局面有掌控权；
  • 2.反思，当初你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哪里出了毛病；
  • 3.制订计划，下次要做好；
  • 4.修复关系，你的错误已经给别人造成了伤害，现在你必须想办法弥补，最起码先给人家一个真诚的、精英水平的道歉。出错是一个机会，你终于发现你的神经网络需要更新了。

  生理性的弱点人人都有，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却可能把麻烦无限放大。帕里什的一个洞见是，我们之所以容易养成坏习惯，是因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之间存在延迟。

  比如，你今天吃多了甜食或者没去锻炼，不会立即变得不健康；你忽略了家人的感受，不会立即破坏你们的关系；你没好好工作，也不会立即就被解雇。

  坏动作没有即时反馈，坏习惯就形成了。所以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些看见我们做错了、能大胆到给我们指出错误的人，人家那是在训练我们。

  而比没有即时反馈更可怕的局面是，得到了错误的反馈。最后我们听听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告诫：“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你说了不该说的话，结果啥事没有；做了错误的决定，结果事情居然还成了；自我放纵一把，反而还小小赚了一笔。你不但毫无警觉，还受到了鼓励，所以你的神经网络据此就往错误的方向训练。殊不知莫大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

  阿尔特曼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成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生意，而是一种修行，是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最大化个人潜能。

  阿尔特曼讲的“专注”也不是什么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而是专门做好最重要的事。绝大多数人只是埋头做事，阿尔特曼要求你花很多时间思考什么事对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排除万难优先做好这件事。

  还有“自驱”。一般人认为孩子不用老师、家长管，能自觉完成作业就叫自驱———其实那是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阿尔特曼讲的自驱是，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因为我自己看得上，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得上。

  大多数人做事再尽心尽力，也只不过是在做别人认为正确的事：大家都崇尚考研、考公，你也去考研、考公。那其实是一条通往平庸之路：你做的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会算错风险。你以为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低风险的，自己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高风险的，其实这根本没道理。

  阿尔特曼说，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之后，如果你没有一种纯粹让自己满意的驱动力，就不可能再达到更高的水平。

  还有“冒险”。所有企业家都知道富贵险中求，阿尔特曼则要求你把“能冒险”作为一种自身素质。这包括你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生活是廉价且灵活的，最好背个包就能搬家——这非常困难。如果你在Google这样的大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拿到一份对普通人来说很高的工资，你会感受到生活的舒适，然后自动按照这个工资水平计划明年全家该干什么——那你还谈什么创业，你身上的惰性已经占了上风。

  世间的道理好讲，行动力才是最宝贵的。阿尔特曼推崇一句名言，“归根结底，人们评价你的一生不是看你有多少知识，而是看你有多少行动。”(The great end of life is not knowledge, but action.)

  其实你可以学一学阿尔特曼。遇到什么难事，想想他做的这些事，想想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你也许会觉得那件难事其实可以达成，那么就应该达成，所以必须达成。

  这是一个令人脊背发冷的输出。它没有老老实实完成任务了事，它还审视了那个任务，并且发现了其中的不寻常之处。它不仅仅是个“工具人”，它跳出了盒子思考。这样的角色放在电视剧里都得是主角。这难道不是有点要觉醒的意思吗?

  也许在本质上，人的智能也不过是统计模型。这一波AI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是，“人的智能”其实相当有限。我们没有那么高的算力，我们的输入输出速度极慢，我们每天还得忙那么多跟科研无关的琐事。我们凭啥比AI强?

本文来源：《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万维钢 著，台海出版社。

2024.05.17 周五：

  那些你坚信不疑的信念以及深入骨髓的观点，都是从何而来的？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你宣布自己是个自由派、保守派或其他任何派别？

  在这些信念中，哪些是你百分百的自主选择？哪些是社群、学校和家庭灌输给你的？

  很难说得清。

  对于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眼下自己就在此地，于是就继续走下去了。我们像梦游一般走过人生，只会遵照早已熟悉的方式处世。作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基于习惯，而非心中的热望。我们不断加固同样的信念，得出同样的想法，作出同样的选择，于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过去昭示着未来，此话一点不假。我们过往的选择影响了今日的举动。通过重复昨天的行为，我们将自己拽入毫无二致的、可以预测的明天。

  有个词叫作“标新立异”，确实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这4个字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因循守旧”的。这话真实到扎心的地步。从很小的时候起，大人就教育我们：不许捣乱，别瞎折腾，要尽一切努力融入群体——而且还不能被别人看出来你在努力。

  渐渐地，我们被他人的信念塑造，我们发觉自己踏上了一条被别人重复了无数次的老路。我们遵循着他人指出的方向，可那些人既不认识我们，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想去哪里。我们在别人画好的线稿上涂色。

  结果就是，我们沦为自己人生的配角。

  在训导之下，我们学会了向外界寻找补丁，来补缀内在的空洞——我们相信陌生人胜过相信自己。这样的训导在自助与励志领域相当吃得开——“X的三大法则”“Y的五个秘密”，诸如此类的东西俯拾皆是。在日益精妙的算法加持之下，公司与政府机构对我们的了解胜过了我们自己——这让我们变得更容易被控制和操纵。

  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注定可以追求更多，实现更多。也就是说，命运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为了做那些琐碎惯常之事。可是我们感觉得到，那些违背天性的教导和指令把我们牢牢地束缚住了。于是渐渐地，我们沉溺于那个原本想要逃离的现实。

  为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付出了代价——背叛自己本真的模样，也与内在的天赋失去了联系。

  在你的内在，有一座巨大的、未经开启的智慧宝库。你拥有的每一种体验、听过的每一个故事、见过的每一个人、读过的每一本书、犯过的每一个错误，还有你生而为人那每一段既凌乱又美好的存在，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构成了你。令你成为你的这所有一切，就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巨型宝藏。

  可这些智慧都被掩藏起来了。覆盖其上的，是你戴的面具、你扮演的角色，以及长达数十年的来自社会的训导。这些训导告诉你：要像老师那样思考，要像父母那样思考，要像周围人那样思考，要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和意见领袖那样思考……像任何人都行，就是别像你自己。

  结果就是，我们变得难以认清自己了。有太多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模样。

  事实是这样的：在做“自己”这件事上，没人能比得过你自己。天地之间，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此前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如果你的所思所想是你的延展，如果你正在建造的东西是你独特天赋的产物，那么你必然会独树一帜；可是，如果你压抑自己，不去认领内在的智慧，那就再没有人能领走它了。那份智慧将散佚不见，无论是对你来说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他们还有一种像“特氟龙不粘锅”般的神奇本事：他们完全不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也不会受到自己旧观念和旧身份的影响。他们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与行动，直接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形成洞见，并将其贡献出来。

  这些非凡的思想者是天才。说到“天才”二字，我指的不是盖世才华或绝顶聪明。用音乐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话说，天才“就是最像自己的人”。“天才”（genius）一词的拉丁词源指的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与生俱来的天赋。我们每个人都是阿拉丁，我们的精灵——或者说我们的天赋——就封存在我们的内心之中，等着被唤醒。

  一旦唤醒了自己的天赋，非凡的思想者们就会把它拿出来与周围的世界分享。他们调动那股与他们共同降生于世的能量，将之化作唯有他们才能创造出来的艺术。他们不是一味地抗拒现状或扰乱现状，而是重新想象现状的模样，再从根本上塑造出新的可能。

  但“非同凡想”并不是目的。如果一个人选择靠左走只是因为其他人都靠右，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循规蹈矩。这样的人依然活在对他人的反应中，并没有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对那些拒绝相信科学事实、反而对诸如“地平论”和“蜥蜴人”等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以为这些理论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可实际上是被部族叙事裹挟了。毫无根由的离经叛道，其实是程度更深的循规蹈矩。顽固的信念标志着因循守旧，而不是独立思考。

  在这个操纵横行的时代，那么多聪明人都受到了懒惰思维的引诱，如果你能以主动的态度面对每一件事，而不是被动地产生反应，那该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能自信地说，你的信念确实源自内心，而不是从别人那儿照搬来的，那该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能关掉“自动巡航”功能，成为一名领导者和创造者，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如果你能依照自己的想象力行动，而不是依照“预装”的程序？如果你能以本真的面目示人，做一块独特又非凡的拼图，而不是把自己扭曲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如果你能在宇宙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确证偏误，即人们总是倾向支持自己的成见和猜想。当我们认定了一个观点，大脑就会持续地、有选择地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同时忽略那些不利的证据。

  绝大多数学校对待学生的方式，就像航空公司对待经济舱的乘客一样——一模一样的小包零食被分派到每一个狭窄的座位上。尽管孩子们的感知力与好奇心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课程设置、学习内容、计算公式。

  效率高吗？确实高。效果好吗？不好。

  你没法通过背诵瑜伽姿势而学会瑜伽，你没法单凭看书就学会骑自行车，你也没法通过记住渗透作用的定义来学习科学。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说，“知道一件事物的名字和了解这件事物”是两回事。

  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法把重点放在了老师身上，而不是学生。有不少学校是这样发展壮大的：让学生们把思考外包给别人，依赖老师来获取正确答案。老师们的出发点原本是好的，可是，在绩效考核的压制之下，他们也只得把教学内容标准化，为了考试而教书。独立的想法被牺牲掉了，换来简单的、可衡量的顺从，而顺从能获得奖励：漂亮的成绩单，以及一张叫作文凭的纸。

  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而学生们以后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带着精良的装备离开学校，准备在世上大展拳脚，可那个虚幻的世界在教室之外根本不存在。他们感到茫然若失，因为真实生活中没有被描述得清清楚楚的问题，更没有唯一的、被描述得清清楚楚的解决方案。

在真实世界中，界定问题的方式往往不止一种，有可能正确答案也不止一种。

  艺术不仅仅是报酬低微的艺术家们在工作室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它不一定非得是实物。只要你在重新构想现状，或者——借用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那令人难忘的形容——只要你在“扰动平静”，你在生活中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是艺术。

  你在工作中设计出的那个新战略是艺术。

  你教养孩子的方式是艺术。

  你装饰家居的方式是艺术。

  你说话的方式，你微笑的方式，你生活的方式——全都是艺术。

  如果你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内容”，或是不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这种心态会在创作结果中体现出来——它们必将是平庸的。你会让现状变得更加牢固，你会令人无聊到想哭。这个飞速进化的世界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而你即将被它远远甩在身后。

  艺术家霍华德·池本（Howard Ikemoto）7岁的女儿有一天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在大学里当老师，我的工作是教人画画。”她困惑地接着问：“你的意思是，他们都忘啦？”

  是的，他们都忘了。你是否曾经看着镜中的自己，疑惑发生了什么？你多半会认为自己比镜中人年轻。这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永葆青春的核心，即便躯体会老去，它也永远年轻。在那个永葆青春的核心，有一间永恒存在的工作室，里面有一位艺术家——那个一年级的小家伙从座位上蹦起来，告诉世界，自己是个艺术家。如果我们能跟那位内在的艺术家重新建立联结，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好奇心，我们就能活得越来越丰盈美好。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18 周六：

  每一次创造都始于破坏。——毕加索

  自古以来，蛇就是转变的象征。与人类皮肤不同的是，蛇的皮肤无法随着蛇的生长而生长。在蛇的一生中，它的躯体会逐渐长大，终至某一时刻，它必须要蜕去旧皮，换上新的。

  这个过程非常难受，很不舒服。蛇要不停地蜷曲、扭动，直到彻底与旧躯壳分离，再从中爬出。如果一条蛇能成功地完成整个过程，旧皮就会被舍弃掉，取而代之的是鲜艳的崭新外皮；但是如果没能蜕皮成功，它就会失明甚至死去。

  在前半生，我就曾经蜕掉好几层皮肤：火箭科学家，律师，法学院教授，作家和演说家。

  在每次转型之前，我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感觉——某些事不对劲了。我会做出一些大大小小的调整，但某一时刻，我的旧皮肤再也无法容纳内在的成长。曾经合理的选择不再合理了。

  比如说我从火箭科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的时候。我在大学里念的是天体物理专业，后来加入了“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Mars Exploration Rovers）的执行团队。我非常热爱这项使命，也喜欢为了把探测车送上火星表面而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可是我不喜欢那些必修的理论数学与物理课。我对天体物理学的热忱渐渐消散了，转而对社会中的“物理学”越来越感兴趣。尽管这意味着放弃倾注在火箭科学上的4年时光，我还是选择尊重自己的好奇心——它已经流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决定去上法学院。

  放弃旧的，我会暂时失去平衡。可如果不放弃，我会失去自我。

  我们往往会把自己与外在的那层表皮混为一谈，可表皮不是我们。那层表皮只是我们目前碰巧披在身上的东西，昨天它是合适的，但现在我们已经长大。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难以离开它。我们抓着不喜欢的工作不肯放手，表面上它显得很光鲜，可实际上简直是在消耗灵魂；我们留在一段没有出路的感情关系中，不肯承认双方已经貌合神离。为了留在我们自行修建的名叫“现状”的牢狱之中，我们牺牲掉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当你不去改变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作出了选择。保持原状的决定本身就是个选择——而且是一个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选择。我们身体上的这层皮肤每过一两个月就会更新换代，可由信念、感情关系、事业构成的那层皮肤远比真实的皮肤牢固得多。

你今天要做什么，不一定非得受到昨天所做的事情的辖制。

  有一点不要搞错：蜕掉旧皮确实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旧皮肤给了你确定感，它曾让你感到安全又舒适，你已经被它保护了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随着时间流逝，它渐渐化作你的身份，因此，换上一层新皮，意味着你要改变自己。

  做加法很容易，但做减法很难——真的很难。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源之后，就很容易掉入沉没成本的误区，不肯放弃（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两年，现在怎么能放弃！）。我们就像一条顽固的、不肯蜕掉陈旧死皮的蛇——即便崭新的皮肤正在迫不及待地生长成形。

  我们渴望得到没有的东西，却又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

  如果这一路走来你做得很成功，那你还要面对另一个强劲的对手——你的小我。那个部分的你陶醉于职位、高薪、荣誉，不经过一场恶战，它是不会低头的。它会拼命踢打、尖叫，会尽一切努力说服你：你就要犯下这辈子最大的错误。绝望的小我会问：这件事情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了，要是停下，我该怎么办？要是我放弃律师或资深高管的头衔，我会失去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会是谁呢？

  如果放开手，我将得到什么？

  我人生中的许多积极变化都来自做减法，而不是加法。相较我做了什么而言，更令我自豪的是我停止了什么。

  当你按兵不动的时候——当你紧抓着束缚你的旧皮不肯放手——你其实是冒风险的。一张画布可能从此空白，一本书无人动笔，一首歌未经吟唱，一段人生不曾被酣畅淋漓地充分体验。如果你继续做着那份消耗灵魂的、死水一潭的工作，就没法寻找到让你焕发光彩、照亮世界的事业。如果你接着读那本糟糕的书，只是因为你已经读了开头几章，那你就没法找到那部直击你内心深处的、有震撼力的作品。如果你还留在那段不和谐的感情关系中，只是因为除却一切挫败和磕绊，你依然深信能够改变对方，那你就找不到能滋养灵魂的爱情。

  请牢记按兵不动的代价，陷于停滞的痛苦，以及你的潜力凋零枯萎的样子。有句话说得好：有不少行差踏错，皆因不曾迈步。

  如果你感到活得很沉重，很可能你正扛着那只不再有用的木筏。如果你感到很难继续适应旧模式、旧关系、旧想法——如果你对原本熟悉的生活感到厌倦——你很可能到了该蜕皮的时候。即便新皮肤的贴合度还不够完美，放弃旧皮也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你在驾驭自己的生活。能够向自己证明，你在为自己负责，你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是一种无价的能力。

  为了让植物不断生长并保持健康，你需要给它修剪枝叶。人也一样。一旦你把对自己不再有益的东西修剪掉——一旦你站起身来任由清风把蜕掉的旧皮片片吹散，你将看见真正的自己。

  把“不是自己”的那些部分舍弃掉，你就能看见“自己是谁”了。

你不是你的身份

  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与生俱来的身份：美国人，苏格兰裔德国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再过几年，旁人施加的期待、愿望、角色标签也渐渐成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运动健将，书呆子，捣蛋鬼。我们的职业选择又为身份添上一层：做市场营销的，会计，律师。我们给自己设定的性格判断又给它加多了几层：“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不表露情绪”，“我是个社恐”。

  一砖一瓦地，我们构筑起自己的身份，它限定了我们在人生中能做什么、能相信什么、能成就什么。随后，我们会投注大量精力去捍卫它，维持它。

  “对很多人，尤其是名人，造成伤害的，”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有次说道，“是他们开始用自己是‘做什么的’来评价自己，也就是外界看待他们的方式：作家、演说家或篮球运动员。你开始相信，你是做什么的，就等于你是谁。”

  古法饮食（Paleo Diet）也叫原始人饮食法。这种饮食法则提倡回归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饮食，以瘦肉、鱼类、蔬果为主，不吃谷物、乳品、糖，以及一切经过化学加工的食物。

  身份是一种观念。它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我们为了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撰写的叙事。随后，我们成了这个叙事的囚徒，开始限制自己的思维、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配合这个身份。我们说的话往往能反映出这种刻板的心态——“我是民主党”，“我是共和党”，“我吃纯素”，“我信奉古法饮食”。

  我们将身份与自我混为一谈，而身份会遮蔽自我。身份阻止你成为真正的自己，它会误导你，让你相信它就是你。可是，你不是你的饮食习惯，不是你的政治党派；你不是你的简历，也不是你的领英（LinkedIn）页面；你不是你住的房子，不是你开的车。用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身份标签来描述自己，简直是在侮辱你的广阔无垠，在遮蔽和压制你的无穷潜力。

  到最后，变成了我们为身份服务，而不是改变身份，让它为我们服务。我们的叙事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告诉自己，你是个社恐，你就会逃避社交，这会让你的社交能力变得更差，让你在社交时愈发忸怩不安，愈发不自在；如果你告诉自己，你不表露情绪，你就会选择更加封闭的生活态度，把围墙修筑得更高；如果你自认是个完美主义者，你就会经常瞄准那种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般的完美目标，让自己更加符合这个标签。

  身份也会令我们更容易被他人分门别类。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身份，电脑算法就能更容易地把那些觉得你肯定会买的小玩意儿推荐给你；政客们更容易起草文章，煽动你的情绪；媒体公司也更容易向你推送那些你会感兴趣的内容。拒绝被身份定型，能让选择权重新回到你手上。

  “我是……”这个句式中的省略号代表的标签越少，在探索真正自我的路途中，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多。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无我”——揭开一层层的身份面纱，你的真我才能显露出来。“成为无名氏，成为任何人，甩脱那些提醒你‘你是谁’‘别人认为你是谁’的枷锁。”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这样写道。如果你能让电脑算法或市场调研人员困惑不已，如果没有钩选框能够限定你的维度，你就知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

  为了让真正的你——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诞生，你必须忘记“你”是谁。

你不是你的信念

  你会发现，有许多我们坚信不疑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视角。

  学术界有句老话：学术圈的政治如此险恶，是因为风险如此微小。

  我曾经亲身体会过这句话。刚当上教授那会儿，我写了一系列抨击我那个领域里传统观念的文章，因此惹恼了好几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在一次尤其令人难忘的会议晚宴上，一位老先生被我的文章气得实在够呛，以至于隔着宴会桌冲我破口大骂，说到激动处，奶油意面的渣子都从他嘴里飞溅了出来（虽然我很想透露他说了什么，但为了体面起见，还是不说的好）。

  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人们很难做到对事不对人。我的心跳加速、血压飙升，立即进入防御状态，无论如何也要捍卫自己的论点，就好像它们是救生艇，能保护我免遭敌人袭击似的。

  我的学术观点与我的身份融为一体，并因此成了我最大的弱点。这是我的文章，我的论点，我的想法。这就是我啊。

  一旦我们形成一种观点——属于我们自己的、聪明睿智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爱上它。医生们爱自己的诊断，政客们虔诚地遵从政党路线，科学家们故意无视矛盾的假说。我们的想法变成了我们自己。被表达过许多次之后，信念变得越来越牢不可破。自我与信念融为一体，无从分辨。

  事实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念，信念却会影响我们对事实的选择：接受哪些，又忽略哪些。我们认定事实与逻辑站在我们这边，而对手简直是睁眼瞎，怎么就是看不见真相——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更多时候，双方眼里的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当信念与自我融为一体，我们就会为了捍卫自我而拥护这个信念体系。任何想让我们改变想法的尝试，在我们的感觉上都像是威胁——无论这尝试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来自别人（这更糟）。当有人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想法”，我们听到的是“我不喜欢你”。于是批评变成了语言暴力，简单的意见相左升级成生死存亡的大战。

  那次学术会议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则寓言。一群盲人平生第一次遇到一头大象。每个人都通过触摸来了解这个奇怪的动物，而且每个人摸到的部位都不一样。一个人摸到的是象鼻，于是他说这个动物像条大蛇；另一个人摸到的是大象肚子，他认为这东西就像一堵墙；第三个人摸到的是大象尾巴，于是说它像条绳子。在寓言的一个版本中，不同的意见引起了怒气冲冲的争吵。几人互相指责别人说谎，最后大打出手。“那是条蛇啊，蠢货！”“瞎说，笨蛋，那明明是堵墙！”

  故事的寓意很简单：感知塑造了现实。我们看见的并非事物的本然，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的体验可能是真实的、准确的，但它也是主观的、有局限的。它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我们没有看见房间里的大象。我们只感知到了它的一部分。

  那位老先生和我就像寓言里的盲人。信念将我们的双眼牢牢遮住，让我们看不见对方的视角。

  如今，当我不同意某人的看法时，我会尽力换个方法来应对。我不再立即假定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而是会这样问自己：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哪些前提条件必定为真？他们看到了哪些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我错过了大象的哪一部分？

  和别人交流时，我们的目标不是评判对方或批评对方（只在心里想、不说出来也算），也不是说服对方，或在争论中获胜。研究表明，我们越是努力地说服对方，就越发说服了自己，于是我们的信念就变得越发牢固。其实，交流的目标应当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努力地搞清楚对方看到的是大象的哪个部分，以及为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应当是“多跟我说说”，而不是“你是错的，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想要运用这个“以好奇心取代好胜心”的心态，有一个不大寻常的方法。下次当你不同意某人的观点时，什么都别说，先把对方的话复述一遍，直到对方认可为止。而对方也要做同样的事，即先复述你的观点，得到你的认可之后再做出回应。这个规则打破了沟通中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一心想着如何既聪明又漂亮地反驳对方，结果压根没听见对方在说什么。在下次的工作会议中或遇到争论时试试看。也请你记住作家村上春树的良言：“争论，获胜，相当于击碎了对方心目中的现实。现实碎裂是很痛苦的，所以请善良一点吧，即便你是对的。”

  每当你发现一个新的视角，你就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世界本身并没有变，但你对它的感知变了。如果我被困在这里，只能摸到大象的耳朵，那么，要是我想了解象牙是什么样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

  这并不需要你改变自己的看法，你只需看到他人的观点。“受过教育的头脑的标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样说道，“就是能在不接受一个观点的情况下欣赏它。”

  诀窍就是把你的身份与信念剥离开，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看见你的信念，诚实地做出评估，并在必要时放弃它们。一旦你摘下由信念组成的眼罩，你就能更加清晰地看见世界——以及你自己。

  以下就是运用这种心态的3种方式：

  1.不要把想法与身份混同起来。

  2.安抚气鼓鼓的小我。

  改变想法最难的部分，就是承认你曾经相信的东西是错的。绝大多数人的小我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所以，告诉你的小我，它没错。为了让它消气，告诉你自己，鉴于当时你所知道的东西，你确实是对的，因为你只看见了“大象”的一部分。但现在你得到了新的信息，能知道之前看不到的部分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的信念应当随之改变。这样一来，你没有否定从前的自己，你只是把它迭代升级了。

  3.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

  选一个你坚信不疑的信念。问问自己，什么事实能够改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如果答案是没有事实能改变我的看法，那么你根本没有看法。

  你就是那个看法。美蕴含在复杂之中。在好与坏之外，远远的地方。有一片原野。我在那里等你。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19 周日：

  我认为他们的反应非常符合人性——我们不愿容忍模糊。我们发现，要是把事物都做个简单又清楚的分类，并且让它们都乖乖待在里边，事情就容易多了。冥想很好；冥想一点没用。念大学是必需的；念大学毫无意义。埃隆·马斯克（Elon Mask）是个英雄；埃隆·马斯克是个恶棍。

  我们没有去看黑白两极之间的所有灰色，而是把一切能引发疑问的证据都排除在外。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好把关于冥想副作用的同行评议压下去别提，不要去破坏那幅干净整洁、单一维度的美好画面：冥想是一种普适的好疗法。

  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人的。我们把世界上的人分成英雄和恶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就是典型的好莱坞模板：好人打败了坏人，从此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你永远别指望好人身上有一丁点儿坏，或者坏人身上有一丁点儿好。没有空间留给微妙的差异或精细的判断。这种模板很成功——因为它符合人的天性。

  雅努斯（Janus）是一位长有两副面孔的罗马神祇，他的超能力是同时看见不同的方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像雅努斯，能同时考虑多个不同的视角。目标不是调和矛盾或解决争端，而是容纳不同的观点，与它们共存。这就好比认识到光是波，同时也是粒子；能够理解冥想练习对有些人是奇迹，对另一些人就可能引发问题。

  我们对二元思维的喜爱，一部分源自教育体系。学校是制造确定性的工厂。它不会让模糊给我们造成困扰，也不会让复杂微妙来挡道。

  教科书里找不到“我猜”这种字眼儿，教科书里没有哪条知识是暂时成立或有待完善的。教科书的世界就是一系列一维的、非对即错的答案，这些答案由一群远比你聪明得多的人发现。你的任务就是把它们背下来，往前走。

  就这样，确定性取代了一切思考。它成了理解的替代品，它扭曲了现实，为的是跟叙事匹配。它划出冷冰冰的分界线，令观点不同的人们相互疏远、敌对。

  在向着确定性飞奔的路途中，我们忽略了“不确定”的圣地，那里也是“说不准”和“保持心态开放”的圣地。想要察觉到事物的微妙性，播下新想法的种子，这些因素都不可或缺。我们不一定要把每个想法都视作同等重要，或是确保每一个能想到的观点都被展示出来。重点是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意识到，真相与真相之间未必就是相悖的。

  我喜欢跟自己的观念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我能够欣赏不同的观点，同时并不接受它们。时不时地，我甚至会干点“想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小把戏。如果我发觉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不一致了，我会把它当成一个信号：我的观念需要改改了。对于思维来说，改变可是好事，时不时地就该做一做。我跟我的信念之间的关系越是松散——这正是冥想要教给我们的事——我就越有可能改变想法。

  “对一流智慧的测试，”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有次这样写道，“就是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在头脑中同时持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依然能照常行事。”当我们把“凡事要分个一清二楚”的思维倾向搁在一边，并且意识到世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连续统”，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唯有在这种时候，现实才会逐渐现出真身。在这种连续性之中，答案会随着时间和情境发生改变。今天接近正确的答案，到了明天很可能就接近错误了。

  我们可以不固守某个单一的意见，而是学会欣赏各种各样的观点，并且不执着于任何一个；我们可以不唱单一的旋律，而是把它变成复调；我们可以不按照均一的鼓点齐步走，而是跳出各自的舞步，在令人惊喜的节奏中尽享欢畅。

  如果你可以允许对立的想法携手共舞（同时脑子还能不宕机），它们就会谱写出一首盈满额外产生的优美乐声交响乐——以新创意的形式涌现出来。这首交响乐远比原先的单调旋律美好得多。

  换上这种心态后，你就掌握了多重视角的魔法，能够看穿由单维故事制造出来的虚假幻象。

  说到底，在复杂中蕴含的美好数不胜数。比起一个确定的世界，多维的世界远远有趣得多——而且更为准确。

  缺少与他人的联结、渴望归属感的人群中，这种危险的部族文化会蓬勃发展。在如今这个时代，又有谁不渴望归属感呢？我们与邻居失去了联结，与大自然失去了联结，与动物、宇宙及绝大多数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事物失去了联结。

  部族就像磁石，我们对归属感的渴望就像金属。它让我们安心：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它强迫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现实，在那里不可能看到另一种世界观，更不用说去理解了。就像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所说的那样，我们变成了“少数人，骄傲的人，多多少少地，时常对其他任何人的想法感到惊异”。

  研究显示，认知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受到模式化观念的吸引，因为他们更擅长识别模式。

  科技摧毁了一些壁垒，但也筑起了另外一些。我们被电脑算法分配到“回音室”中，在那儿，与我们看法相同的观点不停地来回轰鸣、激荡。当我们不断看到他人与我们的观点产生共鸣的时候，我们的自信水平就会飙升，观点会变得更加极端。反对意见是被隐藏的，因此我们假定它们不存在，或者觉得持那种意见的人肯定是脑子坏掉了。即便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信息流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我们想不看也很容易：只要退订、取关或拉黑就行了——把列表筛选一遍，直到留下的都是鹦鹉学舌一般、跟我们的世界观一模一样的人。

  在交流中，起作用的不是谁有理有据，而是看谁嗓门大。尽管部族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争论的风格却一致得令人不安：我的观点建筑在事实和逻辑之上，而我的对手道德有问题，观点充满偏见，而且无知得令人发指。要是他们肯敞开心胸，去读某书或听过某事的话，他们就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与他人交流，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让自己所在的部族确信，我们是站在这一边的。争论已经变成了会员卡，供我们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地方亮出来挥一挥，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为哪一边效力。我们因说了什么和相信什么而得到接纳——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谁。

  这种争论不是对与错的对战，而是错与错的相争，而且真理不在两者之间——真理甚至根本没在场，它已经杳然无踪。

  如果你发觉所在的群体只允许“可接受的事实”存在，那你就要当心了。禁忌是不安全感的标志，脆弱的城堡才需要高耸的围墙。想要找到最佳答案，方法不是把不同的答案抹杀掉，而是尽力理解它们。尽力理解发生在这样的群体里：不是建筑在禁忌和教条之上，而是能够欣赏和鼓励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

  sawubona的字面意思是“我看见了你”，但此处的“看见”二字指的远不只是“眼睛看到”这个动作，而是饱含深意的。sawubona的含义是：“我看见你的个性，我看见你的人性，我看见你的尊严。”

  sawubona意味着，在我眼中你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桩交易，不是职位头衔，也不是一个在排队的普通路人，隔在我的星巴克玛奇朵咖啡和我之间；你不是你身上穿的套头衫，也不是上次大选中的投票对象。

  你存在于天地之间。你很重要。你不能被简化为一个标签、一个身份或一个部族。你是某个人的记忆。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完美的人，你也曾体验过欢乐和痛苦，昂扬与绝望，爱与悲伤。

  对sawubona的传统回应是ngikhona。它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其含义同样比字面意思更深刻：它告诉对方，你感受到了对方的看见和理解，你的尊严得到了尊重。

  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理解时，我们与对方同频共振，我们看见了彼此的视角，而不是彼此视而不见，擦身而过。

  在当今世界上，这是一种罕见的状态。我们连直视对手的眼睛都不愿意，更不用说透过他们的视角来看世界了。

  sawubona这个词不带一丝浮夸的成分。它意味着带着好奇心去面对别人的观点，完全无意于说服他们。

  它意味着，即使我们不认同别人的某些行为，也会尽力理解他们。

  它意味着，忍住冲动，别总想着把人划分成不同群体。

  它意味着，我们要提醒自己，美好盛放于参差多态之中——包括参差多态的思想。

  它意味着，要把“不同”视作一桩能满足好奇心的乐事，并从中学习，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它意味着，即便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我也会始终记得，在人性上，我们是一样的。

  它意味着，在一个已经停止去“看见”的世界里，选择看见。

  《地球升起》的照片之所以如此震撼，还有一个原因。看见我们蔚蓝色的家园在灰色的月球外缓缓升起，一种情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当我们在大自然中浑然忘我，当我们亲历婴儿诞生，当我们思考宇宙的广阔无垠时，心中浮现出来的是同样的情感。

  这种情感就是敬畏。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已经难寻踪迹——工作中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家里有重重压力，新闻给人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焦虑。我们急需敬畏心，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体验过这种至为根本的情感：它让我们与他人联结在一起，也让我们在思考时更加谦卑。

  敬畏心不只让你起鸡皮疙瘩，它还能唤醒你。它让小我安静下来，让你放下对旧皮囊的执着。在一系列研究中，在观看了能引起敬畏心的视频（比如夜空）后，受试者对死刑的观点变得松动了，也更愿意去理解对移民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另一项研究发现，敬畏心有助于人们觉察到自己知识中的不足之处。

  如果你觉得生活乏味又无聊，好像被困在了旧皮囊里，就来一剂名叫“敬畏心”的解药吧。去迷失在异国他乡；在晴朗的晚上走到户外，去享受那幅最能荡涤心智的震撼美景——夜空。

  当你回去时，你的家还是老样子，但你已经变了。“我们不应停止探索。”诗人T.S.艾略特（T.S.Eliot）写道，“而一切探索的终点，就是重回起点，并第一次了解那个地方。”

  有许多事情，智者宁可不知道。——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0 周一：

  耳聋令他丧失了能力，但也赋予了他能力。他能听见的越少，就越有原创精神。“耳聋并未妨害他，实际上，这甚至增强了他的作曲能力。”他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他早年的作品受到导师约瑟夫·海顿（Josef Haydn）的强烈影响，耳聋之后，他听不见时下流行的音乐了，所以没有再受到影响。

  听不见其他音乐家的曲子了，于是他全然地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用耶鲁大学音乐教授克雷格·赖特（Craig Wright）的话说：“听障迫使他去倾听内在，而他的原创性就栖息在内心的声音里。”耳聋让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作曲风格，即将音乐提炼为最基本的元素，随后他撷取这些元素，通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某个和弦或某段旋律，同时逐级提升音高，将曲子向前推进。这种风格令他成为世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这种风格让他成为贝多芬。

  想象一下，贝多芬正坐在钢琴前面。没有干扰，没有闲聊，没有音乐，当然更没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只有音符在他的想象中跳跃起舞。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独处的感觉就像聋了似的，于是我们用他人的想法和观点把寂静填满。“人类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不知道如何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待着。”布莱士·帕斯卡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与散文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出了许多贡献，以数学及物理学方面的贡献最大，而且有多项重大发明。国际单位制中压强的单位“帕斯卡”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在17世纪这样写道。

  自从那时起，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能这么容易地获取信息。便利带来了诸多好处，可也让人过于容易地看到他人在想什么。在贝多芬的时代，要想获得信息，你起码得去一趟图书馆或报摊，而如今只需点击和滑动，事实与观点就唾手可得。

  每一条通知都演奏着别人的曲调，每一封电子邮件都把我们传送到别人的现实中，每一则闪烁不停的突发新闻都把我们的大脑和冲突与戏剧化事件接通。用莎士比亚那句经久不衰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毫无意义”。

  在这些喧哗和骚动之中，我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人的声音与色彩令我们耳聋目盲。

  当你把其他声音的音量调低，你会渐渐听到一个轻柔的旋律、一个崭新的声音在悄悄低语。那个声音很陌生，却也很熟悉——好像你以前听到过，却想不起来是在哪儿。

  终于，你意识到那个声音是你自己的。你会再度遇见自己——这是许久以来的第一次。

  在这种状态下，你独自一人，却并不孤独。你在和一个人说话，这个人一直伴随你左右，此后也会继续陪伴——这就是你真正的自我。在寂静之中，你原本错过的那些想法会变得清晰可闻。

  要与内在的天赋同频共振，先要关掉外界的噪声。

  你会发现，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睿智的存在，它早已知晓你的故事的下一个篇章，你的交响曲的下一段旋律。

  我们绝大多数人做事的时候，都像是零碎的“分数”形式，每件事情都如是。我们一边开线上会议一边查看邮件；我们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往嘴里塞，另一只手在滑手机；我们还没起床就收邮件，接下来的一天里又会继续查收很多遍，次数远远超过我们意识到的（普通美国人每天查看邮件的次数是74次）。平均来看，聊天软件Slack的用户每5分钟就要查看一下信息——这种高得荒谬的频度将他们的注意力切得支离破碎。Slack的讽刺之处在于，这个词的意思明明是“松弛”，却让人得不到一丁点的松弛感。

  工作的时候，我们想着玩乐；玩乐的时候，我们又惦记着工作。我们处在一种两边不靠的状态——既没有全身心地待在这边，也没能全身心地待在另一边。结果，我们的输出结果遭了殃：我们的产出小于投入，得到的只是自身能力的一个零头。

  就在此时此刻，你的手机在哪儿？如果你跟其他人差不多，那么答案肯定是“一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我们已经变得与手机一刻也不能分离，走路时拿着它，吃晚饭时拿着它，甚至把它拿进浴室，跟别人分享最私密的时刻。它是我们早晨起来抓过的第一件东西，也是我们上床睡觉时放下的最后一件。

  我们已经被蒙骗到这种程度：我们深信，如果没能随时“在线”，就会错失某些关键信息。为了应对这种恐惧，我们开始挥霍手中最稀缺的资源。

  你最稀缺的资源不是时间或金钱，而是注意力。在英文里，“关注”（paying attention）的字面意思是“支付注意力”，这背后是有原因的。你应该像对待金钱一样对待你的注意力（因为它可比钱重要多了），把它存起来，拿它投资，把它花在刀刃上。而且你要记住：如今的“免费”服务，比如社交媒体，压根就不是免费的。你把注意力这里花掉一点，那里花掉一点，合起来就是一大笔财富，而且你还会失去重点。

  注意力没法拆分：我们一次只能关注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价值如此之高。经济力量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稀缺资源的价值，并把它变成了商品。社交媒体就是一个买卖注意力的例子。你交出自己的注意力，换来免费的使用权，而它们把你的注意力卖掉，得到利润。你打开那些应用软件（App）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挣钱；你退出的那一刻，它们就没钱可赚了。

  在瞬息之间，你关注的东西定义了你的现实。注意力会让头脑中的关注对象变得更强大、更有力。想要改变你的现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你使用注意力的方式。

  人们见到伟大的领袖人物后，常常会感叹：“她令我感到，我是房间里最重要的那个人，其他人好像都不存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把这种彻底的、全然的注意力用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让面前的事成为房间里最重要的那一件，其他事情好像都不存在——那该是什么情景？

  不要只是深度工作——这是《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令人难忘的箴言。也要深度玩乐、深度休息、深度倾听、深度阅读、深度去爱，深度地做一切事情。

  这种心态需要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比如说，在我写作的时候，大约连写两个小时之后，文字质量就会显著下降；到了第四个小时，我顶多只能有0.2的表现。我很清楚，如果我继续逼迫自己，就会写出冗赘又难懂的废话，看都没法看。这时候，我最好把手从键盘上挪开，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事上。

  “同时‘亮起’的神经元会连通起来，没有同时亮起来的就不会。”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写道。如果你同时做好几件事，一会儿做做这个，一会儿又摸摸那个，而不是专心致志地只做一件事，支持你原先行为的神经元网络就会渐渐变弱。因此，我们会抓起一本书，一次又一次地看同一个段落；我们没法踏踏实实地看完一部电影，或是跟人好好地长聊一阵——因为我们中途肯定会摸出手机。我们的关注点总是在不停地来回切换。

  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言，“富足的信息，创造出了匮乏的注意力”。如果你的注意力被切分得支离破碎，不由自主地被分配到无数个不同的方向，那你肯定记不住多少东西。你没法在想法之间建立关联，把点连成线，最后构建出新的观点——你没法思考。

  学术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个常识性的结论：在简单的认知记忆任务中，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表现更糟。当你苦于注意力过载，你处理信息并将之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就会显著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还不够，你需要主动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拒绝把注意力切分成零碎的、毫无用处的小块——差不多每10分钟就切换一下手上的任务，就像绝大多数知识工作者所做的那样。

  你必须带着清晰的意图，决定自己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什么。我们往往会冲动地、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手机通知跳到另一个，从一封邮件切换到另一封，把生活变成一团糨糊。可是，如果你能慢下来，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并且有意识地把全部注意力投注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上，你就会启动一个内在的“除颤器”，它会把你救回真正的生活之中，让你更有可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就像伟大的领袖人物握住你的手、欢迎你一样，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你要做的事：你好，见到你真好。我选择和你交流，了解你。现在，你就是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人，我会无视其他人的存在。

  每一天都这样问问自己：今天我打算如何使用我最稀缺的资源？我想把注意力放到哪儿？再问两个问题：在我关注的事情中，有哪些并不值得？当我关注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没能关注哪些事？

  信息就像食物，有些是有毒的。即便是对健康有好处的信息，过量摄入也会产生毒副作用。一旦被消化吸收，信息会对你的思维造成严重破坏，在一个已经满满当当的环境中挤占宝贵的空间。信息从内到外塑造我们：咽下毫无营养的东西，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营养；吞下垃圾，排出垃圾。

  互联网就像个无底洞，没完没了地涌现出新的垃圾。等到我们看完一圈，就已经落后了，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把错过的一切补回来。这就像一个永无尽头的打地鼠游戏，让我们的头脑始终处于忙碌状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浏览此类信息找到正当理由是很容易的。在蒙骗之下，我们深深地相信，必须要“跟上潮流”，“与时代同步”。在这个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都迅速变化的时代，获取信息显得必要且紧急，可是，缺乏让人深度思考的空间，才是真正紧急的事。

  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把大脑比作一间空置的阁楼。你可以尽情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具来装饰它，可它的空间有限，摆了这件就摆不下那件。

  想想这样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2021年，人们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是平均每天145分钟。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是每分钟200～260个字，一本书的平均字数是9万字。如果一个成年人选择看书而不是刷社交媒体，那么他每年能看完118～153本书。你在垃圾信息上每多花一分钟，看书的时间就少掉一分钟——而一本书或许就能彻底改变你。

  更有甚者，真实的新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内容的庞大需求，于是，旧新闻就被拿出来炒冷饭，同样的“突发事件”换着花样再“突发”十几遍。我们看新闻原本是为了获取新消息，可这种新闻里充斥着人为编纂的闹剧与冲突，毫无新意。媒体不停地按着我们大脑杏仁核上的“按钮”，纵容我们的愤怒，诱发我们的焦虑。

  新闻还会扭曲我们对现实的感受。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是没有“新闻价值”的。受到新闻头条的催眠，我们以为世上充斥着愤世嫉俗与忧郁绝望。如同科幻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所写，有很多精神健康问题“可以追溯到一种不必要也不健康的习惯：咽下50亿陌生人的困境与罪孽”。

  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滚动播报，引发狂乱的情绪，也充斥着推测。与其陷入那些东西里面，我更愿意读一读尘埃落定之后发生了什么——此时，状况渐渐清晰起来，一些事情也水落石出了。我寻找的这种清醒回顾会出现在书籍或长篇文章中，待到它们出版或问世，当初的新闻早已不新了。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1 周二：

觉察你的冲动

  被迫暂停一下，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个动作增强了人的自控力。它把一个无意识的冲动转化成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这个方法对清除头脑中的垃圾也有帮助——你倒不必拿锡纸把手机包起来（虽然这可能也挺有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你和你最冲动的行为之间加一个心理“减速带”——让生活适当减缓速度，让你暂停下来，想一想你真心想要做什么。我想继续往嘴巴里塞满曲奇吗？我想继续刷社交媒体吗？按下这个按钮，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吗？

  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彻底“戒断”那些行为。你没必要从此不用智能手机，或是永远放弃社交媒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彻底一刀两断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而且人们也不愿意。总体来说，我对那种彻底戒断的方法表示怀疑，它们解决的都是表面的症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原因。一旦疗法中止，人们就故态复萌了。

  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多些意识，少些冲动。当你发觉自己又去碰最喜欢的消遣的时候，暂停一下。观察那种心痒难耐的感受，但别去挠它。问问自己，我想满足什么需求？是什么让我产生了这个欲望？我们之所以会去抓取那些分散注意力的消遣手段，往往是想借助它们来满足某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想要体验兴奋和激动的感觉，想要逃离当下，或是想要满足好奇心。

  我的感受往往是这样：推特让我变得神经质，脸书令我感到又回到高中时最糟心的那段时间，照片墙让我觉得自己“混得可真差”，新闻让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快完蛋了。

  让我不愿去狂刷这些消遣App的，并不是自律，而是亲身体验。经过一次又一次地观察自己的感受，我发现那些东西往往让我的感觉变得更糟。

  你在地球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准备怎么用掉它？你想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追踪卡戴珊一家子的动向吗？还是说，你想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创作出令你感到自豪的艺术作品？

  请记住作家安妮·狄勒德（Annie Dillard）那永不过时的箴言：“我们怎样度过一天，就怎样度过一生。”

不必追求面面俱到

  我一直对此感到内疚，直到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可能把它们处理完。你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

  冰激凌总是会化的，拦也拦不住。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大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完——我是说，你绝对做不完。面对快要挤爆了的待办清单，想要样样做完、面面俱到？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的，就算是在遥远的未来也没可能。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郁闷，但我们应该感到释然才对。唯有意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才能把精力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对“摄入”的东西更挑剔了，我可以更轻松地按下退订的按钮了。人生太短，没必要因为某个深刻见解有可能出现在第183页，就非得逼着自己看完那本不喜欢的书。

  在我认识的人里，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看书看不下去的情况，他们依然像被迫读书的高中生一样，不管发下来的书多么艰涩难懂，必须把每一本都啃完。于是，他们的反应不是放弃这一本，而是干脆放弃了阅读——所有的书都不看了，因为他们觉得转头去看别的书令他们感到内疚（要是这本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你的兴趣，我特此批准你把它合上，别再看了）。

  所以，既然冰激凌总会化掉，那就让它化吧——就让有些坏事发生吧。

  “坏”是分级别的。不是所有的坏事都要被同等对待。有些大坏事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值得防患于未然；可是，还有些琐屑的小坏事，不会产生任何长期影响。

  我们往往不作分辨，把一切坏事都同等对待。为了避免落入这个陷阱，这样问问自己：这是个小坏事呢，还是个大坏事？要是我放手不管，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概率有多大？

  我不是建议你从此大大咧咧，对事情满不在乎。刚好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要有意识地、仔细地甄别手中待抛的小球，清楚地知道哪一个掉了是没关系的。这样，你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抛好那些最重要的球。

  事实真相是：疏漏总是在所难免，总会有些地方出岔子。

  所以，就让有些邮件搁在那儿待回复吧，就让有些人抱怨去吧，就让某些机会溜走吧。

  唯有任由小坏事发生，你才能把大事做成。

最大的障碍

  “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穿越沼泽，而不是为了痛扁所有鳄鱼。”

  在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可能性的艺术》（The Art of Possibility）中，我看到了这句话，说话的人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一位不知名的雇员。这句话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我们常做的与之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忙着跟鳄鱼打得不可开交，而不是穿越沼泽。

  沼泽是个吓人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我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沼泽对面。而且我们还会担心，万一真过去了，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此，为了逃避穿越沼泽的不适感，我们开始跟鳄鱼搏斗。我们把时间花在最熟悉的事情上，比如回邮件、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而不是做完手上的项目或推出新产品。对岸那么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抵达，而鳄鱼就在眼前明摆着。于是，随便一封邮件就能让我们忘记轻重缓急，仿佛它比真正重要的事更重要。

  我并不是说打鳄鱼毫无意义，毕竟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可能代表着危险。鳄鱼们以100分贝的音量高声嘶吼，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觉得非打不可。于是，我们没有积极主动地朝着目标挺进，而是把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以及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被动地防御。

  这一切的折腾和忙乱看似高产，实则不然。我们确实在“扫清障碍”，可道路究竟通向哪儿呢？我们痛扁了鳄鱼，可对岸并没有因此变得更近。我们打赢了每一场仗，却正在输掉整个战争。

  正如畅销书作者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s）所写：“把不重要的事情干得再漂亮，也不能让它变得重要。”令你成为优秀的风险投资人的，是你谈妥的交易的质量，而不是你推特上有多少粉丝；令你成为优秀作家的，是你作品的质量，而不是你清空收件箱的频率有多高；令你成为出色的软件工程师的，是你写的软件的质量，而不是你开会的时长；令你的产品大卖特卖的，是它优异的特性，而不是拍电视广告时摄影机的角度。当我们忙于应付那些“不得不做”的微末小事时，我们也避开了更为复杂的、能够帮助我们升级进阶的大事。

  非凡的人会无视鳄鱼，把注意力聚焦在如何穿越沼泽上。他们不会把时间花在一板一眼地钩掉待办事项清单的条目上。他们要做的事宏大高远，没法缩减成一个个复选框。

  解决办法很简单。想好哪些事情是重要的，然后孜孜不倦地优先做它们。把“选出真正该做的事”列入你的待办清单，识别出你生活中的鳄鱼，也就是那些肤浅的、并不能帮你穿越沼泽的事务。问问自己，有哪些事情是我为了觉得自己高产而去做的？这能帮助我穿越沼泽吗？还是说，它们就像鳄鱼一样，总是干扰我，妨碍我做重要的事？然后，把清单上的这些“鳄鱼”画掉。不要再去尽力完成更多事情，开始做真正重要的事吧。

  别再问：“眼下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而是问一问：“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做？”从定义看，“紧急”二字意味着“不会持久”，但重要的事情会。

  说到底，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痛扁鳄鱼，期待有一天会出现一个魔力跳板，我们只需站上去一弹，就能飞到对岸（剧透一下：没有魔力跳板这种东西）。

  或者，我们可以无视鳄鱼的存在，把精力放在重要而非紧急的事务上，然后一寸寸地，穿越沼泽。

  我以前也憎恶真空。只要发现生活中出现了真空地带，我就会用四周的稠密物质把它填满——不，应该说用力塞满才对。因为我想做一个“高产”的人。

  追求高产的信条跟我的身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我害怕自己做的事不够多，其实是害怕自己活得不够充实。我必须要加快做事速度，戒掉碳水，持续不断地优化每天清早的日程表，这样我才能感到自己活得很值。我把成就感跟以下这些事情绑定起来：我能多快做完待办清单上的所有事项，或是有多少次彻底清空收件箱。我不停地搜寻最新的管理系统或App，好让我能更加充分地压榨自己，让我一天之内能做完更多事情——去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时常感觉到，我需要去做下一件事。当教授的时候，我会同时写好几篇学术文章。这一篇写累了，我就转头去写另一篇。我的上一本书《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Rocket Scientist）刚出版一星期，我就开始起草你正在看的这本书的大纲。这种工作模式让我相当高产，而高产让我感到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知道，活成这样的不止我一个。

  我们崇尚高效率。我们将那些从不屈服于疲惫、病痛、睡意等干扰的人奉为偶像。在更短时间内做到更多的事，比如每分钟能写更多字，每加仑汽油能跑更长距离，每小时能干完更多活儿，谁能说这样不好呢？

  最能体现时下流行的“匆忙文化”之精髓的，莫过于碎沙拉。把沙拉切得碎碎的，把知识工作者们的眼睛和一只手从烦人的吃饭任务中解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工作。正如作家吉娅·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所写的那样，这种沙拉让消费者“在每天16个小时收发邮件的工作中短暂休息一下，匆匆吞下一碗营养物，来抵挡都市职场生活的不健康……因为他需要节省出来的那点时间，好不停地工作——这份工作让他买得起12美元一份的沙拉”。

  对我来说，这种碎沙拉的生活方式代价巨大。我埋头苦干，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看不见外面的状况，于是，我会错失明摆着的机会。我自行制造出一片急吼吼、乱哄哄的环境，没有空间和时间做高质量的思考。而没有高质量的思考，我就没法做出高质量的决定。然后，我又得花费大量时间来纠正相应的失误。

  忙碌是人为捏造的美德，它是懒惰的另一种形式；走得很快，却没有方向；它是一种麻醉剂，服下它，人们就可以不用向内看，也就避免了看见内心之后的恐慌。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提出的关于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一般被描绘成金字塔形的等级模式。从底部开始，这五种需求分别是：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上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如果你一直处在“是战还是逃”的状态，总在担心剑齿虎会从灌木丛后猛扑出来，你肯定不愿意向内寻找答案。这是因为，如果你向内看了，就注意不到外界的威胁。如果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求生，持续处于“对感知到的危险做出反应”的状态，你就被困在了马斯洛需求层级的最底层。你没有心力去独立思考，也就无法开启内心深处最有智慧的洞见。

  其实，就算你慢下来，也不会落后。因为你不必虚耗那么多精力，你会走得更快，也潜得更深。“把油门踩到底”的心态是原创思想的大敌，创造力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开发出来的。它闪现在松弛的时刻，而不是沉重的劳役中。把你的脚从油门上拿开，可能是最好的加速方式。

  世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最大谎言，就是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埋头干”。可你最出色的作品将会出自“不干”——也就是慢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

  大自然是个伟大的老师。她遵循着一个古老的规律：无为。静待事情发生。树木不会因为“我想更高产”这种荒谬的想法而拼命地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它们在秋冬时节静静地休眠，落掉叶子，保存能量。拔苗助长是没用的，浇水浇到土壤都无法吸收也是没用的，树木不会因此而长得更快。

  人也有四季。在有些季节该采取行动；在其他季节，我们最好松弛下来，退后一步，留出空间来，让水分慢慢地渗透、吸收。在一次“休眠期”中，艺术家科丽塔·肯特（Corita Kent）任由自己闲散地坐着，静观窗外的枫树生长。“我感觉得到，在我的内在，一些精彩的新东西正在静悄悄地生成。”她说，“而且我知道，就像这棵枫树一样，它们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最终迸发出生机。”

  闲散不等于懒惰。发现了真空，也未必要不假思索地赶紧把它填满。就像人们常说的，是音符与音符之间的无声构成了音乐。唯有放手，你才能接收；先清空，你才能被填满。

  你没法把这种留白储存起来，攒到每年的假期里使用。在一天之中，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关掉噪声。早晨醒来后，允许自己在床上多赖一会儿；把自己调成飞行模式，盯着天花板，静静地坐一会儿；去公园里漫无目的地溜达溜达，但不要打开播客或有声书。

  以内在的宁静对抗时下的喧嚣，沉入无韵律的韵律之中。

  因为万事万物都诞生于虚空。

  精彩的新东西正于你的内在静静生成。

  给予它们必需的时间，静待它们灿烂绽放。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2 周三：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故事也很相似。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晚报当记者，结果被解雇了。原因是？因为她无法把自己的情绪与报道区隔开。但她并没有抹掉情绪，而是全然拥抱了它。这项卓尔不群的特质最终让她成为世界上最有同理心的访谈节目主持人，让她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想要成就非凡，你需要活出自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块磁石，能吸引到一些人，也会引起一些人的排斥。不可能人人都喜欢你，没有一个人讨厌你。如果你瞄准了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只会削弱你的磁力。想吸引到喜欢紫色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秀出你的紫色。

  但是，如果你不真诚，这个办法就不管用。耍花招是不行的。如果你只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或是你选择向左只是因为其他人都向右，那就不会见效。我们不是为了打破常规而打破常规，不是要毫无理由地挑战现状，而是由于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而有意识地打破规则。

  请记住这一点：显眼源自对比。一样东西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它与众不同。

  如果你融入了背景板——如果你不曾展现出自己的特质，没有指纹，没有对比，没有任何特异之处——你就会泯然众人，谁也看不见你。

  你已经变成了背景板。

  正是你的特质让你成为你。唯有拥抱它而不是抹杀它，你才会出类拔萃。

  你的“第一性原理”往往就是被你压制得最狠的那些特质——因为它们令你与众不同。

  你的内在小孩往往握着开启你核心能力的钥匙。想要原创，就要回归原初——据说这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的话。所以，与原初的那个你重新建立联结吧。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早在这个世界把各种事实和道理灌输给你之前，早在教育把乐趣从你喜欢做的事里偷走之前，早在“应该”二字命令你如何运用时间之前——你最喜欢做什么？

  发现自己的核心特质之后，你会渐渐看见自己身上蕴含的那惊人的丰盈与复杂。

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那些能勾起你注意力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它将是你此生的使命。

  想要拥有真正的韧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元化。像投资一样对待自己，去对冲风险。一旦找到自己的核心特质，就去重组它们，尝试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追寻五花八门的兴趣爱好，把你自己多元化。如果你拥有能够重新组合、能不断适应新方向的各种特质与技能，你就拥有了非凡的优势，可以随着未来一起进化。

  多元化不是像章鱼那样改变自己的颜色来融入环境，它指的是步入自身的丰富多彩之中——你的各个方面，你的所有一切。它指的是，你要明白你是一个尚未定型的人，而且也无须定型。认为自己是单维度、一成不变的，完全不符合生活的天然属性——在生活中，你从每一段经历中学习，然后不断进化。

  多元化不仅能确保你有韧性，它还是全新力量的源头。正如法国遗传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所说，“创造即重组”。成功的创造者喜欢追随自己的好奇心，自由地发展：说唱歌手写小说，演员画画，创业者拍电影。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追寻艺术类嗜好的热情，大约是普通科学家的三倍。凭着直觉，他们知道，表达的媒介会相互影响，花在嗜好上的时间会为自己的主业增添丰富性和深度，而且，多元化的追求会带来更广义的安全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建一个“研发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各种新的维度。

  在寻找人生使命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躲开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不是朝着自己想做的事跑去。就像凯瑞所说，我们的选择依据是“实用性或现实性，但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恐惧”。追寻自己真心想要的东西确实会令人感到害怕，因为你有可能得不到它。

  卡尔·萨根花了一辈子，想找到地外文明存在的证据。他失败了，没能找到。可他让千千万万人——其中包括我——对宇宙和星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人性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这提升了他自己生命的层次，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有幸生活在其间的宇宙。

  只要你享受了这趟旅程，只要你创造出了令自己感到骄傲的艺术作品，就算你没能抵达心目中的终点站，又有谁会在乎呢？

  你已经是赢家了。

  要想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你需要行动起来。挽起袖子，迈开双腿，不断试验，去积极探索你的下一步。

  绝大多数人不做试验；还有些人压根就不采取行动，继续窝在原地。这些就是所谓“扶手椅上的冒险家”——对每一件事都过度思考，掉进不断衡量利弊的兔子洞，由于害怕走错，所以从不迈步。还有一些人，刚有个想法就草率地跳到了执行阶段。他们之所以略过了试验环节，是因为他们相信，现实肯定会证实自己“半熟”的想法。

  如果说这辈子我遵循了什么成功定律的话，那就是这一条：停止过度思考，开始试验、学习，然后改进。

  做试验，就是怀着谦卑之心——承认自己并不确定这个想法能不能成。试验也会让你对自己的想法没那么执着。你还没有下定决心搬到新加坡。只是先过去住两周，看看自己是否喜欢那里。多备几个选项，这样你就可以作比较，看哪一个最适合自己。不要只去新加坡一个地方。也去一趟伊斯坦布尔、香港或悉尼。

  狮子追踪师把这叫作“无狮之路”。著有《狮子追踪师的生命指南》的狮子追踪师博伊德·瓦提（Boyd Varty）这样写道：“沿着一条路追踪过去，却没有发现狮子的踪迹，这就是发现踪迹的一部分……不采取行动即是浪费，关键就是保持移动，不断地调整，欢迎各种反馈。‘无狮之路’正是‘有狮之路’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寻找狮子踪迹的小径上，还是在人生中，最糟糕的错误就是被各种选择弄到不知所措，一个都不去尝试。

  做试验的最佳心态就是“真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推开了可能性的大门。带来出乎意料的结果的试验，远比证实已有想法的试验有价值得多。

  带着这种心态，人生就变成一场发生在你的“私家实验室”里的、永无止境的尝试与探索。你可以去挖掘自身蕴藏的各种潜力，而不是抱定某个一成不变的自己。你可以探索各种不同的未来，去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你，哪些不适合，让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显现出来，而不是制订刻板的计划。

  可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根据这一路拿到了多少奖牌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我们想要被杰出的前辈们选中，而这些前辈也正是当年中选的人。我们想获得外部的认可，希望有人嘉奖我们，即拿到金牌——我们让别人来决定我们够不够好。而赢得赞赏之后，生活就变成一根绷紧的钢丝，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失去那份赞赏。

  “我有个绝妙的发现。”据说拿破仑曾这样说，“为了赢得缎带，人甘愿拿命去冒险，死了也不在乎！”我们一心想着赢得“缎带”——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令人艳羡的职位头衔——却忘记了这些虚荣的衡量指标极少能对真正重要的事情产生影响。我们渴求掌声，而不是进步；我们追求那些和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目标；我们参与毫无意义的竞赛，去争取毫无意义的奖品。

  越是重视那些虚荣的衡量指标，我们就越害怕失败。越是害怕失败，我们就越渴求稳妥的成功。而越是渴求稳妥的成功，我们就越倾向在别人画好的线稿上涂色。于是，出类拔萃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终于泯然众人。

  如果你让内心的指南针根据外部的衡量指标指引方向，那它永远也不会稳定。指针必然会来回摆个不停，因为外在的认可是变幻不定的。如果你想寻获内心的稳定，那就用你自己的价值观当指南针，别用别人的。

  亚历山大、克洛斯和萨根都不能掌控评奖委员会如何投票；阿西莫夫不能掌控有多少人买他的书；你没法掌控老板给不给你升职，你能否得到那份想要的工作。

  要是我们根据一个人不能掌控的结果来评估他的能力，那么每个中了彩票的人都是天才了。

  送给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件事在我掌控之中吗？

  不要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其他的“飞行员”，你有自己的方向感和平衡杆。专注于那些你能塑造的东西——忽视其余的。

  我们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比足够更多。

  有一天，我和太太凯西在波特兰（Portland）我们最喜欢的一家餐馆吃饭，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俩闲聊着，都说这顿饭吃得好饱。凯西转向我说：“真奇怪。在吃饭这事上吧，我们都知道自己吃够了。可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我们好像就不知道。”

  她说的没错。我们努力地再挤出一个小时来工作——即便我们已经工作得足够多了。我们努力地多赚钱——即便我们已经赚得足够多了。我们想要更多的注意力、更多表扬——即便从长远来看，这些东西不会令我们感到幸福。

  我们的身体是明智的。当肠胃已经饱足之后，它会大声告诉我们，别再吃了。可我们的小我是愚蠢的。它会周期性地感到不满足，它渴求更多金钱、更多注意力——更多一切——即便我们拥有的已经比足够更多。

  想当百万富翁是吗？一旦银行账户达到了7位数，你就会开始瞄准8位数。你想要有1000个粉丝？一旦数字达到，你就会开始想要1万，然后是10万。你想过得跟邻居家一样有排场？一旦你做到了，你就会把眼光转向另一个更加风光的邻居——房子更大、车子更拉风的那个。如果你不去界定自己心目中的“足够”是多少，默认的答案永远是“更多”。

  为了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特性。名叫“更多-更多-更多”（more-more-more）的怪兽永远不知道满足。无论有多少钱，都不足以预防所有的艰难困苦；无论多么稳定，都无法抵御所有的不确定性；无论有多少力量，都不足以击败所有的挑战。所谓的足够是不存在的。

  所以，问问自己：在我看来，多少算是“足够”？我该如何判断我拥有的已经够了？“足够”的美好特性在于，究竟多少算是足够，决定权全在你手里。一旦“你觉得你拥有的已经足够，那就是够了”，赛斯·高汀（Seth Godin）这样写道，“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巨大的自由感随之而来。静止不动的自由，觉察的自由，不再逃避未做之事的自由。”

  用一个流传甚广的小故事来收尾吧：这段逸事是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讲的，是他跟小说《第22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一段对话。当时，两人参加了一场由某位亿万富翁主办的派对。冯内古特对海勒说：“咱们这位主人家，昨天一天赚到的钱就比你的《第22条军规》出版以来赚到的所有钱都多，对此你作何感想？”

  “我有一样东西，他永远也得不到。”海勒答道。“那究竟是啥玩意儿？”冯内古特说。“知足的心。”

  对学生来说，看榜单是个很省事的办法，相当于把决策“外包”给别人来做。许多人依靠榜单做出了此生最昂贵的一笔投资，可这种榜单传达的信息其实很少。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哪所学校最适合自己，而是让榜单替他们作出决定。为表面风光付出的代价，就是内心的痛苦——当他们最终发觉自己非常讨厌这所学校的时候。

  当我们过于关注量化的对象，就会对其他的一切视而不见——包括常识。

  量化还有另一个弊端。它会促使我们只关注那些容易衡量的结果。律师以每6分钟为增量单位来计算工时费；程序员会数代码写了多少行；“网红”们统计点赞数和转发量，作为衡量业绩的切实证据；许多人密切关注银行对账单上的结余数字末尾有几个零，或是收件箱里的未处理邮件还有多少封。我们追踪那些容易追踪的数据——而不是重要的数据——并且误以为，如果我们达到了某些指标，就意味着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想想写作这回事。创造力需要把散落的点连起来，而要想把点连起来，我就需要留出时间，容许潜意识将想法慢慢塑造成形，然后建立关联。时不时地，我需要什么也不干，只是盯着窗外。

  实际上，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都无法量化。比如诚实、谦卑、美、玩乐等，这些珍贵的特质都是无形的，于是就被人们忽略了。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你是否成了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同事？这很难衡量。于是，这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就得不到重视了。

  所以，要当心你在衡量什么。定期问问自己，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我衡量的东西有价值吗？这个指标是在为我服务，还是我在为这个指标服务？因为指标并不是结果，它只是达成结果的手段。如果它不再服务于结果了，就该把它移除。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3 周四：

  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囚室里。你抓住铁条，一边踢一边尖叫。你高声咒骂守卫，让他放你出去。可是，没人能来帮你，因为这间囚室就是你自己建造的。你就是修建了这间囚室的建筑师，也是禁锢你思想的铁条，拖住你双腿的锁链。

  你就是狱卒，你也是囚犯。

  说实话，人生确实存在客观上的限制——你的出生地、你所属的社会层级，还有结构性歧视等，不一而足。可是，还有些限制是我们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你挡住了自己的阳光，遮蔽了自己的智慧。有一些门，宇宙还没来得及为你打开，你就自行把它们关上了。你开始精神控制自己——操纵自己，误导自己，令自己质疑身处的现实。

  我们往往还会为这自建的囚室自行施加的限制辩护，这就让情形变得更糟。我们不敢开展新业务，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我们犹豫着不敢提升职，因为我们总觉得，比我们能力强得多的人才有资格。

  我们的期望改变了我们的现实，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常言道，若是你为限制辩护，那你就会继续留着它们。

  令我们感到畏惧的并不是囚室里的黑暗，而是外面的阳光。我们抱怨囚室关住了我们，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们觉得它安全又舒适。毕竟这是我们亲手建造的嘛。外面的世界是个吓人的地方——一旦冒险走出去，谁知道会遇见什么。

  囚室建成的时间越长，铁条上的锈迹越深重，我们就越难逃脱出去。事实往往是，我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自己住在囚室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对于“可能性”的过时认知持续不断地拖住我们，铁条在我们眼中渐渐变得隐形。我们在狭小的幽闭空间内来回踱步，丝毫没意识到出路的存在。

  目前的生活状态令你感到不舒服吗？这或许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自己关进了囚室；它也表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正在等待着你，那种生活比你所能畅想的更美好、更激动人心。

  问问自己：我为自己修建的囚室是什么？现状困住了我，而我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同谋角色？朝哪个方向我可以走得更远？我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够聪明、不够有价值、不够有资格，“所以我不能……”这种思维方式对我造成了什么阻碍？

  为了看清你给自己施加的限制，你可以做一些“出格”的行为。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某件事吗？大胆做一次试试。觉得自己不配加薪？鼓起勇气提出要求。有份工作你很想要，可你觉得对方不会录取你？先申请了再说。

边界就是用来试探的。

  虽然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随心，但是如果你不断拓展愿景的边界，可能性的疆域也会越来越广阔。你以为那些铁条不可撼动，可到头来却发现，它们只是幻象。

  说到底，囚室的门并没有锁。别再拍打铁条、咒骂守卫了。别再阻拦你自己。打开门，走出去吧。

改变的三个阶段：

  • 1.你认为你做不到。
  • 2.被逼无奈之下，你做了（或者你足够勇敢，主动尝试了）。
  • 3.你发觉自己其实可以做到。

  在一波波的“应该”浪潮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当我发觉自己用了“应该”二字时，我准备做的那件事往往并不是我真心想做的。我被别人的期望带着走了，而不是向内心中的指南针寻求指引。

  花点时间，把你人生中的“应该”都写出来。检视你囚室里的每一根铁条。针对每一个“应该”，都这样问问自己：

  这种“义务感”从何而来？“我应该做某事”的念头是谁带给我的？它是我自己的愿望吗？这件事是我真心想做的吗？还是说，是我认为我应该想做的？

  如果其中某一项“应该”确实是你发自内心的愿望——即它与真正的你非常一致——那就请你换一个词来表达，表明它不是一个义务，而是一种渴望。不再说“我应该……”，而是换成“我准备……”，或是“我想要……”，抑或“我有幸……”。

  但是，如果它并不是你发自内心的愿望——如果它束缚了你的思维，限制了你的潜力，阻止你去追求想要的生活——那就放开手。

  别再用“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来限制自己了。为自己的期望而活，而不是陷在他人的期望中。

  我们不用笔和纸思考。我们用谷歌（Google）“思考”。以已知的东西为起点，借用别人的看法，这比盯着空白的页面努力形成自己的观点要省事得多。在搜索的时候，我们甚至都用不着把问题写全，谷歌的自动填充功能替我们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担：它告诉我们“应该”查询什么，“应该”思考什么。然后，我们在经过优化处理的搜索结果中寻找关于人生、宇宙和一切的答案。这个过程给了我们一种思考的幻觉，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把掌控的权力——对头脑中宝贵的神经突触的控制权——乖乖地交给了操纵性的电脑算法。

  畅销书《未被驯服》（Untamed）一书的作者格伦农·多伊尔（Glennon Doyle）有次就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境况。凌晨3点，坐在床上，她在谷歌的搜索框里打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丈夫出轨了，可他是个好爸爸，我该怎么办？”在瞬间的清醒中——许多人都不曾有过这种状态——她盯着这个问题，心想：“我这是在让网络替我做出一个最重要、也最私密的决定啊。为什么我宁愿相信地球上的随便一个人，也不愿相信我自己？我自己到底上哪儿去了？”

  人类最基本的体验之一就是思考，而我们已经与它失去了联结。我们从别人那里乞求答案，就好像托尔斯泰（Tolstoy）笔下寓言中的那个乞丐，向路人讨要零钱和铜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个黄金铸就的罐子上。我们不是向内深挖，到内心的最深处去寻找清明的智慧，而是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外包给别人，同时浇熄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之焰。有朝一日，那些被浇熄的想法会回来叨扰我们，令我们心烦意乱，懊悔不迭：在令人钦佩的作品中，我们看见了当初被我们扼杀的想法——之所以瞧不上它，是因为那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正如鲍勃·迪伦（Bob Dylan）在那首《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中提醒我们的，“你不需要让气象员告诉你风往哪个方向吹”。当我们指望气象员来告诉我们一个明明可以自行找到的答案时，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思考，不仅仅是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讲的，要减少外部输入，它还意味着要让思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并且在做调查研究之前先自行思考。同时，我们还要改掉一个学校教给我们的坏习惯，即一有问题就马上找别人要答案——我们要学着对自己的想法有好奇心。

  好比说，你想知道好点子是从哪儿来的？先别急着马上打开谷歌，也别忙着去读相关的书籍，而是自己先想想看。在自己的头脑中搜索一番，挖掘相关的想法，简略地记下来。如果你把顺序搞反了，即先看书和资料，然后再思考，他人的观点就会对你产生过多影响。这就像星球之间的引力一样，当你被他人的轨道俘获，就无法达到逃逸速度。到最后，你自己的想法就只能围着你读来的东西转了。

  向内探索时，最初的想法往往不是最好的。那些东西要么是你讲给自己听的故事，要么就是传统观念或世俗认知。所以，要忍住这种“浅尝辄止”的诱惑，继续深入下去。深入的思考需要时间。拿出足够长的时间，让自己专注地思考，唯有这样你才能潜得足够深，找到更好的看法。

  绝大多数人不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是因为看不见即时的、实在的结果。你每处理掉一封邮件，“未读邮件”的数字就更接近零。可你思考了1分钟之后，什么也没发生——起码表面上看不出来。于是，绝大多数人还没跟自己的想法多共处一会儿，就连忙去抓取最便捷的消遣手段了。

  顿悟是长时间的缓慢“焖烧”的产物。就像电影人大卫·林奇（David Lynch）说的，创意就像鱼，“如果你想抓小鱼，可以留在浅滩上。可是，如果你想抓到大鱼，就必须潜入更深的地方”。

  潜入更深的地方，需要你持续不断地关注那个事情、想法或问题，大脑一有空闲，你就会去琢磨它。如果你的大脑阁楼中堆满了废品杂物，重要的创意会被其他东西挤到一边，没有自由伸展的必需空间。

  经过独立的思考，在一个问题上潜得足够深入之后，你可以转头去阅读别人写的东西了。但是，也不要停止你的思考。看书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主动的。我们透过作者的眼睛来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被动地吸收他们的观点，未经独立思考。结果，阅读沦为一种逃避。边看边画重点，这是不够的。作者的想法是什么？只提这个问题也还不够。你还需要这样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同意哪些地方？不同意哪些？这段话是戈登·伍德写的，不等于它肯定就是对的，而且他的观点肯定也不是唯一的观点。此外，别光顾着画线，写点什么——随时在空白处记下你的想法，在想象中与作者展开对话。

  阅读的目的不只是理解，而是把你读到的东西当作工具——一把开启你内在宝藏的钥匙。有些我在看书时想到的好主意跟那本书并不相关。读到的字句撬动了我心里已经存在的想法，令原先遮盖着它的东西松脱了。书页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我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想法，也更清晰地看见我自己。

  内心深处不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地方，而是用来发现现实的地方。要产生突破性的创想，关键不在于吸收所有的外部智慧，而在于开启你的内在智慧。

  可事实恰好相反。在挖掘深层洞见的时候，自言自语极为关键。“并不是想法制造出了语言。其实，语言是一个创意过程，是它创造了想法。”文学研究者娜娜·阿里尔（Nana Ariel）这样写道。自言自语能帮助我们发现心中的想法，它为无形的念头赋予具体的形式，由此我们得以定位并找到本已存在的创想。

  对许多爱思考的人来说，自言自语以自由书写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写下你的想法，但不以出版为目的。我们的脑海中充斥着不计其数、未经分类的想法，有些尚未成形，有些相互矛盾，还有许多压根就是错的。它们搅和在一起，乱成一锅粥，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去分门别类。

  但当一个想法借助词语成形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自由书写把你和你的直觉联系起来，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它让你头脑的深层空间与手指直接相连。你的面前只有你的想法和一张白纸，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以去。于是，某种“自我实现”的进程开始了。你开始看见你是谁、你知道什么、你在想什么。这简直就像把头脑“劈开”，然后退后一步，审视自己的想法。

  通过自由地书写，你也开始自由地思考。潜意识中那条被管束着的大鱼突破了渔网，开始在脑海中畅游。你越是能够释放这些想法——把意识之流拓展得越宽越顺畅——它们就会源源不断，越来越多。

  在写作人的圈子里，这种自由书写的练习被称作“晨间笔记”。这个词是朱莉娅·卡梅伦（Julia Cameron）在她的《唤醒创作力》（The Artist’s Way）一书中提出来的。把自由书写变成早晨的练习——在你打开手机、开始污染自己的头脑之前——这确实很有价值。不过，晨间的笔记也可以变成“任何时间”的笔记。重要的是去做，而不是什么时候做。

  在我的电脑上，有个文档是全天候打开的。一旦我想到了什么，就记在上面。关于新书的点子？记下来。让我昨晚夜不能寐的一个想法？写写看。这个文档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让我的想法始终保持流动。没有哪一条是定稿，没有哪一条是完美的。一切都在发展之中。

  开始写吧，不管想到什么都写下来。有些时候，脑海里没有任何有趣的想法浮现出来，或者想到的尽是些无甚意义的东西；但有些时候，出乎意料的好想法就那么凭空出现了。请记住：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出版，也不是为了赢得赞誉，而是为了发现自己的想法。

  为了让创作展现出真实的自己，你自己首先得真实才行。面前的笔记本不是照片墙。真实地袒露自我吧，不完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心中有疑虑，不要掩藏，看清它们。把想法在灯光下摊开，逐一检视。把念头“晾”到外面还有一个好处：这样它们就不会在内心蚕食你了。

  我要说的，是把拖延当作策略，帮我获得突破性的创想。无论我做的具体事情是什么，这个策略都适用。

  以下就是运用方法。着手做新项目的时候，我会尽快开始。以写书为例吧，我会把想法和案例迅速又简略地记下来——但凡是我已经想到的、跟主题相关的都算。把种子种下之后，我就走到一边等着，看它们会开出什么花来。我不会提前把每件事情都计划好，免得让思维变得僵化，浇灭了创造的可能。

  这种等待看上去挺被动，但其实不是。当我启动一个项目，并在最初的聚焦阶段过后有意地暂停下来，此时我就启动了头脑中的创意工厂。即便在等待的时候，这个项目依然在我的潜意识中运作，在看不见的地方，想法正在酝酿。在这个过程中，想法与想法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结，创想日渐成熟、完善，就像红酒在木桶中日臻圆熟。我离开浅滩，潜入大卫·林奇所说的、有大鱼游弋的深海。

  聚焦在一件事上的时间太长，想法就会陷入停滞。所以，聚精会神一段时间后，就要放空一下。让你的思维自由地漫游一阵。别去刷社交媒体或处理邮件，从这些事情里你得不到休息。相反，看看窗外，去洗个澡，听听音乐，或做会儿冥想。

  散步也有帮助。研究发现，运动和认知同属一个脑区掌管，散步有助于提升创意。在一项研究中——名字起得非常聪明，叫作“让创意迈开腿”——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两组，参加创意测试。测试前，其中一个小组要先坐一个小时，另一个小组则都去跑步机上走步。结果，走动的那一组的平均分比另一组高出60%。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4 周五：

  在创意产生的阶段，你必须保护它不受……嗯，不受你自己的伤害。

  在初始阶段，石破天惊的好创意往往显得“不合常理”。如果很合常理的话，早就有人想到了。不合常理，往往意味着它合理，却尚未变成现实；不合常理，往往意味着还没人尝试，或是人们对它非常陌生；不合常理，说明一个想法跟你关于“什么是合理”的现有标准相违背，但在很多情况下，有问题的不是那个想法，而是你的现有标准。

  若是不加约束，你的内在评判会扼杀一切看似不合常理的想法，在有价值的创意还处于孵化期的时候就把它们无情碾压。而产生一个新创意可比扼杀一个不合常理的想法困难多了。

  这个方法是有研究结果支持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在6位音乐家演奏爵士乐的时候，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追踪他们的脑部活动状况。他们发现，在即兴演奏中，即音乐家创造新的音乐而非演奏旧曲子的时候，与评价和自我审查行为相关的脑区变得没那么活跃了。“能抑制自己的大脑，这项能力或许就是造就卓越的真正特质之一。”查尔斯·利姆（Charles Limb）说。他是研究者之一，本身也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爵士音乐家。利姆的这个观点和百年前惠特曼的看法遥相呼应，后者把自己最精彩的诗作归功于这种能力：“只要我想停止思考，就能做到；我可以让头脑‘停转’。”

  所以，当你酝酿创意时，请内在的批评声音走开，邀请你的内在小孩出来玩耍。不要审查、评估、批评。在你的头脑中，一切想法都是受欢迎的，不管它们有多么愚蠢、多么匪夷所思。你的目的是把它们存放在珍宝柜里，免遭评判，那个充满想象力的内在小孩会过来鼓捣一番，然后它们会自行发芽长大。

  绝大多数人在创意刚刚萌芽的阶段，就把它们扼杀了。想法刚一产生，他们就迅速作出评判，看它是否有资格被放进珍宝柜里——比如它是否合理，能不能被做到。

  这就好比在开车的时候一脚踩油门，另一只脚踩刹车。难怪你一步都动不了。你刚一准备加速，你内在的那个批评声就“啪”的一下踩住了刹车。“那是个糟糕的想法！”“你刚写的那个句子真不咋地。”正如阿斯特罗·泰勒 阿斯特罗·泰勒（Astro Teller，1970—），创业家、科学家、作家，谷歌探月工厂X的负责人，被称为“探月队长”。所说，糟糕的想法“往往是精彩想法的堂兄弟，而伟大的想法是它的邻居”。

  内在的批评声音——就像萨根的“清晨自我”——自有它的重要作用。当你从创意的萌发阶段走到评估阶段的时候，它就该派上用场了。但是，当你还在和各种想法自由嬉戏的时候，就把批评的声音挪到后座上吧，别让它碰刹车板。

  说到底，创造并不是逼迫点子现身的过程。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那条大鱼已经在你的潜意识深处游弋了。你只是需要把阻止它的障碍挪开。

  “你的身体知道该做什么，”他重申道，“当你感觉是时候了，就扣扳机。去感觉，别想。”

  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试试看。我关闭了唠叨不停、忙于计算的头脑。黏土靶子飞出来之后，我定定神，当身体告诉我该打的时候，就扣动扳机。

  完美命中。

  这是一个我从没试过的新方法。几十年来，我一直以自己敏锐的头脑为傲。大脑显然是我身上最重要的器官，除了承载着头脑到处走，以及为思维提供燃料，让它去做最擅长的事——思考——之外，我的身体没有其他用处。

  那位教练的话把我猛然拽出了这个传统的操作模式。那天离开农场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在我的人生中，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我的身体知道该做什么，可头脑却挡着路，让我偏离了方向。

  关于你的身体，有一个真相：它很古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身体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而大脑却年轻得多。大脑是个了不起的机器，可它的经验有限。你的身体涵容着全部远古的智慧，等待你去发现。

  可是，我们却经常把这种智慧遮蔽起来——我们不断地把注意力从身体上移开，转向各种电子表格、通知和邮件。我们与身体失联得太久，以至于听不见它发出的信号，甚至在它高声尖叫时也不以为意。如今有种健康问题叫作“邮件暂停呼吸综合征”：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处理电邮或打字的时候屏住呼吸。

  关注身体不等于忽视头脑。它指的是，要把思考视作一项全身心的活动，而不仅仅局限于大脑中；它指的是，要多留心去观察身体发来的信号——情绪、感觉，以及从内心深处传来的直觉。

  在生活中，如果你总是打不中飞来的“靶子”，那很可能是因为头脑在挡道。让思维与身体合一，静待更神奇的事情发生吧。

  由于别人没有住在我们自行修建的囚室里，所以他们看得见铁条在限制我们的思维。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和假设就像哈哈镜，会扭曲现实，而别人没有这些，因此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发现内在的智慧。

  确证偏误往往看上去很像科学性的数据收集，可是我们并不会去寻找那些能驳斥假设的数据，而是去有意寻找支持。我们搜集那些能够支持己方观点的数据；我们扭曲事实、操纵审判，好让自己胜出——往往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矛盾的是，你越是聪明，就越容易这样干。你会更加擅长寻找证据、作出论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第一原则就是，你绝对不可以欺骗自己，而你正是那个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理查德·费曼这样提醒我们。

  我们不应回避思维上的分歧。如果提出异议是为了改进结果，那么就该敞开胸怀去欢迎它。如果大家都能自由地独立思考，并且能自由地指出房间里的“死鲸鱼”在哪儿，你就不大可能创造出“回音室”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哪怕到最后被证明是错的，也能削弱过度的自信，为一边倒的交流注入微妙的因素。

  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问问自己，“对方律师”在场吗？如果在，允许他们提出异议。如果不在，积极主动地找一个这样的人（谁不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你身边尽是看法跟你相同的人，把这当作警示信号吧。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对你不诚实，要么就没进行批判性思考。

  总之，别再搜寻支持了。开始培育异议吧。

  通过一次次的重复练习，我们把一件事练得至臻完美。我们在电吉他上弹奏相同类型的曲子，在市场上推出相同类型的营销活动。我们只沿着熟稔的路径探索，避开那些不会玩的球赛。结果就是，我们陷于停滞。我们接不住宇宙抛过来的弧线球，发现不了新机会。

  如果说练习是演出，那么玩耍就是即兴创作。玩耍的时候，你让潜意识接管一切。你大胆地探索新的道路，而在平时，那个审慎的你一般会避开它们。你把平日里束缚你的规则和限制暂时搁在一边。你超越了头脑中惯常的神经通路，创造出之前不曾有过的新联结。

  在玩耍中扰乱你的旧模式，能让旧模式显现出来。在你放下吉他、拿起曼陀林的那一刻，你将变量引入了惯有的模式之中。你在矩阵中创造出了一个干扰波，矩阵因此现出真身。这个干扰波把你从固有的存在状态中一把猛拽出来。

  玩耍还能让你把内在的评判声放在一边，成为真正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假期的家庭聚会中，摆出桌游一起玩的时候，平日里默不作声的年长亲戚们一下子变得外向起来。你们可以唱歌、跳舞、即兴创作、乱涂乱画——这些都是平时的你会觉得尴尬无比、十分无厘头的行为。

  要想解锁你的全部潜能，往往需要你跳开那些惯常的练习，而不是进一步巩固它们。

  它需要你培育“开放”，而不是只会聚焦。它需要你追求多样化：你做的事，你读的书，你与之交流的人。它需要玩耍，而不是只会机械地运用。

  太空飞行够严肃认真了吧。一步踏错，一个数字算错，就会遭遇最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一点，宇航员玩得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等到一位宇航员坐到火箭上的时候，她已经经历了数年的训练，在模拟器中“玩”过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情景。

  这些模拟不只是刻意练习——训练宇航员们按照同样的流程来处理在太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太空是一个极其不确定的环境。在许多情况下，宇宙会向他们抛来见都没见过的弧线球。

  训练的目的是让宇航员能像玩一样，从容应对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就像宇航员梅根·麦克阿瑟（Megan McArthur）解释的那样，目的是“让你变得强大”，向自己证明“当某些真的很糟糕的情况发生时，你也有能力工作”。这让宇航员们更有韧性，让他们拥有必备的技能和灵活性来应对棘手的太空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所以，不是说当风险低的时候你就可以玩。而是说，当风险很高的时候，你必须玩。

  玩耍之所以能提升创造力，部分原因是它能减轻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就算你失败了——即便你写的那集《明星伙伴》烂得很——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这种安全感会让内在的评判声偃旗息鼓，堵住想象力的往往正是这种评判的声音。

  我们说起信息的方式，跟谈论食物没什么两样。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多摄入一点，如何能更快地消化吸收。当我们忙着把更多外在的信息填塞下去的时候，就忽略了体内已经有了的营养。高分贝的声音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的耳鼓，而内在的智慧金块被挤到了一边。学习往往成为不去创造的借口。

  这不是让你停止一切阅读，彻底无视前人的洞见。而是说，即便在信息不够完美、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你也能从容应对；在没那么清楚地看见道路的时候，你要敢于迈步。要吸收的东西永远没个完，你总是可以再多看一本书，多听一个播客，多拿一张证书，多学一门课。我们需要有点觉知：摄入的东西不能太少，但也不宜太多。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5 周六：

  要避免批评，只有一个办法：从此不再做有意义的事。

  对批评的恐惧是梦想杀手。它扼杀梦想的手段是：阻止我们迈出第一步，阻止我们接下有挑战性的项目，阻止我们在会议上举手说出不同的看法。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批评出自善意，旨在帮助你改进，那它就是有帮助的。善意的批评者给你反馈的时候，不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只想帮你把事情做得更好。这种反馈很宝贵。但是，那种来自庸俗之辈、劝你循规蹈矩的批评——说你没权利做你正在做的事，你应该回去老老实实地该干吗干吗——应当被无视。

  这种规劝人循规蹈矩的批评，反映出的其实是评论者的问题，而不是创造者的。有人对你做出了主观评判，这往往表明，他们已经把一部分的自己评判到噤声——为了融入和顺从，他们把那个部分狠狠地压制了下去。当那个部分看到自己想做的事被你实现了，它的反应更有可能是攻击你，而不是赞扬你。

  所以啊，没错，你肯定会被人误解。他们会攻击你，侮辱你，把你的好名声拖到烂泥里。遇上这种情况的时候，按照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建议做吧：“你就甜甜地笑一笑，要多礼貌就有多礼貌地建议他们，滚回去做他们自己的破烂艺术。然后固执地继续做自己的。”

  “在意他人的赞扬，你就沦为他们的囚徒。”老子在《道德经》中这样写道。 这句话应当不是老子说的，有人已经讨论过这句译文的争议。作者此处引用的英译版《道德经》是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的译本，这句译文对应的是《道德经》第九章中的“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但显然译文与原意完全对不上。当你因为害怕别人的批评而不敢行动时，你就把别人的想法摆在了自己之前。你需要的外界肯定越少——越不害怕批评——你能寻找到的原创想法就越多。

  无须不断得到外在认可——被所有人喜爱、尊重和理解——也能创造，这是人类的非凡勇气。如果你需要依赖外界资源来获得力量，那份力量会被随时收回。但是，如果你的燃料来自内在，那么没人能夺走它。

  内在的燃料是“清洁能源”。它是可再生的。万一用完了，你也不必求诸外界，希冀用更多的认可、赞同和喜爱去补充它。在你的内心深处，深埋着无穷无尽的矿藏。

  在罗斯看来，让观众看到整个创意过程，不加一点遮掩，这很重要。他不会把出错的地方剪辑掉，而是用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下来。他敞开胸怀拥抱错误，最重要的是，他会在错误的基础上发挥、重构。“这不叫犯错，”他说，“这叫开心的意外。”

  罗斯知道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忽略的事情：错误就是创造的一部分。如果你没犯错，说明你做得太安全，太保守。你的目标不够高，或是速度不够快。

  失败是知识。套用诗人鲁迪·弗朗西斯科（Rudy Francisco）的句式，就是“大地能教给你的飞行知识比云端更多”。在我遭遇的所有失败中，没有哪次是让我一无所获、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你把所做的事视作学习的机会，而不只是取得成就的机会，那么就算你失败了，也依然是赢家。

  人们追求完美主义，主要是想获得外界的嘉奖。这是一种沉迷，我们害怕，万一画布上的污迹被人看见，就得不到每日必需的“嘉奖”了。

  如果你是人，那你就是不完美的。

  奋力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寻找某种并不存在的理想状况。所以你拖拖拉拉地不肯行动，因为如果你不去做，就不会犯错。你把自己的创造力引向容易与安全的方向，在那个区域里，你失误蹭在画布上的污迹多半是最小的。你选择顺从，而不是直面；你会耍小聪明，而不是大胆完成；你站在原地不动，而不是翩翩起舞。

  在纳瓦霍人织的毯子上，有不少纹样是错的，比如花样走形、纹路不直等。有人说，这是织毯人故意为之，为的是提醒世人，人类是不完美的；可也有人说，错误不是有意的，有意的举动是不去修改错误，继续编织下去。

  这些织毯人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一张不完美的、有故事的手工织毯，远比完美无瑕的工厂货更优美动人。

  我说的不是那种故意做出的不完美，比如做旧的牛仔裤或扶手椅。故意做出来的不完美很容易看得出来，你一看即知。

  当你掩饰真诚的、自然的不完美的时候，你也遮盖了自己的有趣之处。假装完美的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顶多能撑10分钟，再长就要露馅。要是想看被修图软件美化过的人，我还不如点开照片墙呢。

  还有一点需要记住：你不是鲍勃·罗斯，你旁边没有摄影机正无时无刻不对着画布，记录下你的每一笔疏失，每一点污迹。所以，别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压根没在看你。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忙着操心自己弄出来的污迹，哪儿顾得上你啊？

  确实，犯错有时候挺痛苦。但犯错的痛苦是投身勇敢人生的代价，我很乐意做这个交易。不过，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代价——不是失败的代价，而是压根不敢尝试的代价。我曾经体会过那种痛苦，此后再也不想领略了。

  说到底，要想得到一块毫无污迹的画布，唯一的办法就是永不动笔。所以，往前走，去犯错吧。犯点精彩的错误，犯点唯有你能犯的错——那种犹如你的签名般的污迹。好错误不会让你变得完美。但它们能帮你停止“必须做得完美”的妄念。

  况且，每个人的起跑线也不一样。特权、机遇、运气，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确实能让有些人先行一步，或者是冲劲特足。这不是为不敢尝试或放弃找借口，只是正视现实而已——或许你跟别人的速度一样，跑的距离也一样，可还是落在他们后面。人生中没有标准的时间表。“去成为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永远都不晚。”乔治·艾略特说。所以，尊重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吧，也尊重你已经走过的距离。

  它也是充满勇气的行为。它在说：“瞧啊，我做了这个。”然后承担起遭拒的风险。它是敢于袒露脆弱，也是不自私；为了保护小我而不肯推广自己的作品，才叫作自私。

  下次，当你本能地想按“转发”，或是受到诱惑、想要相信世俗认知的时候，先暂停一小会儿。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怀疑一切，从奄奄一息的火星探测车那令人动容的告别，到营销人员充满自信的宣称。当你养成习惯，经常问出“这是真的吗”，你会惊讶地发现，答案往往并不是脱口而出的“是”。

  怀疑不是否定主义。否定主义者是冲着云彩挥舞拳头的倔老头，否定主义者会在脸书上写长篇大论的小作文，开头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做了调查研究……”，但这个所谓的“调查”也只是从操纵性的信源那里简单地照搬了一些错误信息而已。否定主义者都言之凿凿，确信自己是对的——现在是，永远是。对比之下，有怀疑精神的人拥有开放的心态，如果有恰当的证据出现，他们愿意改变想法。

  但是，只有怀疑精神还不够。说一句“这是胡扯”是很容易的。在工作会议上毙掉同事的创意也很容易，用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质疑就困难得多。

  解决办法是，用“充满怀疑精神的好奇心”去面对这一切。这需要你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对各种看法保持开放——即便是那些乍一看很有争议或不正确的观点——也要具备等量的怀疑精神。但目的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要重新想象现状，发现新的洞见，找出哪些地方还需要再想一想。

  以火星探测车的这个故事为例。如果一个人带着“充满怀疑的好奇心”，可能会这样问：“那个记者是怎么看懂探测车的话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出额外的问题：“火星探测车是怎么跟地球沟通的？它说的是完整的英文句子吗？我们是如何知道探测车在任一时刻的行为的？”这些问题出自对记者报道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出自对隐藏的事实的好奇。

  它们将会带你去往极少人敢去的地方，让你看见极少人能看见的宝石。

  寻求真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所谓现成的答案。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互相冲突的结论，以及越来越浓重的不确定感。但是，让人不舒服的不确定感，比让人舒舒服服的错误强得多啊。

  科学探索唯一的条件就是有个灵活机敏的头脑，愿意带着好奇心和怀疑精神面对一切想法——尤其是你自己的想法。

  单是心态开放、愿意改变想法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你对此有热切的渴望。热切，意味着你会主动地检视自己的想法；意味着你会主动搜寻那些能证明自己错了的信息；这意味着，当你发现自己出错的时候，非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很高兴。

  这能帮你卸下重担。你不必再把心力耗费在保护小我或欺骗自己上，然后一直错到底。你可以像一个充满好奇的科学家一样行事，体验到获得意外发现时的惊喜。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6 周日：

  遇到困难是常态，不是例外。

  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就是他提出的——说得对：“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大自然本身，而是在我们的提问方法之下，它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当我们重构一个问题——当我们改变了提问的方式——的时候，也就改变了结果。

带着问题生活

  这是勇气之举。她做了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敢做的事：承认自己不懂或没听明白。这是谦逊之举。当我们说出那可怕的四个字——“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我泄气了，但胸怀打开了，耳朵也竖起来了。这也是同情之举。当她举起手来，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发声，也在为跟自己一样困惑的同学们发声。

  面对生活，我们很多人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承认自己无知，简直就是当众确认“我水平不够”。因此，我们不愿承认自己不知道，而是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我们点头，微笑，虚张声势地挤出一个临时拼凑出来的答案。

  也请你记住：提问不是为了尽快得到答案。

  有些问题不该消失，它们的任务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盘桓，去“破坏”你，从内里改变你。

  现在的你，是真正的你吗？这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如果明天你会死去，你后悔没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能耐心对待这些问题，不急着得到答案吗？这样的问题足以重新塑造一个人，说一句“我不知道”，允许它们留在你身边，给予它们所必需的时间——这样它们才会成为你的老师。

  “带着这些问题生活吧。”就像诗人里尔克（Rilke）所写的那样，“或许在很久之后，在不知不觉间，你已经渐渐活出了答案。”

  算法不关心内容的质量，它们只关心你的注意力——得到它，留住它。在我们这代人里，有一批绝顶聪明的头脑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确保你不断观看，不断点击，不断刷新。

  算法不只是报告潮流而已，它还能创造潮流。它创造出一个为你量身定制的现实，不仅能影响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能影响你看待自己的方式。通过把某些利润更丰厚的推荐排在前面——把某些歌曲、影片、书籍或播客放在首页——它塑造了你对观看、阅读与关注的选择。

  我们为这种便利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选择的自由拱手交出。我们被关进了智识的囚笼，却丝毫没有觉察到。

对流行的无情压榨，令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新东西。从进化观点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当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这可能意味着潜在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立即注意到家门口停着一辆白色旧货车，却会忽视一棵你经过了上千次的、熟悉的树。

  新东西往往不持久。照片墙每天发布9500万张/条图片和视频，推特上每天流转着5亿条推文，其中又有多少不是转瞬即逝？我们看帖子，点赞，然后迅速遗忘它们。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休无止地追逐这些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东西。

  今天的热门爆款，到明天就无人问津。如果任由最新的热潮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你做出的东西只会有极短的保质期。投资那种愈老愈醇熟的东西，你才会收获巨大的价值。

  但原创未必等于全新。“你从哪儿得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它带到哪儿去。”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这样说。一旦你在业已存在的观点中加入自己的东西——一旦你把自己的独特视角与之糅合起来——它们就会变成原创。没人能用你的一双眼睛看待这个世界。“写出一个真诚的句子”——这就是海明威给灵感受阻的作者开出的药方，这也是找到自己的声音的关键。如果你说出的是自己的真理——如果你分享出来的是自己真正的所见、所感、所想——那就会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的东西。

  仔细审读这首诗，你会发现经常被人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微妙细节。在前面的小节中，弗罗斯特提到，人们的足迹在两条小路上的踏痕其实一样。在接下来的小节中，他写道，两条路同样覆盖着落叶，“未经脚印污染”。换句话说，你分不出哪条路上走的人更多，选哪条其实都一样。旅人的后见之明——他选中了更好的、少有人走的那一条——只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解决办法是什么？读完整首诗。如果没有读完全诗，就不要引用其中的句子。在这个“标题党”盛行的世界里——绝大多数人只看标题、无视内容——读完全诗，是你能做的最具颠覆性的事。这会让你远远领先于那些懒得挖掘资讯源头的人。你会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不能替你走那段路，任何人都不能，你必须自己走。——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请记住：所谓的“行业最佳实践”未必就是最佳实践，里面往往包含着“把保护罩装在弹孔最明显的地方”这种行为。

  当你就快对一个成功故事深深着迷的时候，暂停一下。提醒自己，你并没有看到全貌。对于这本书里讲到的成功故事，也请你运用同样的心态来认真审视。

  总之，不要被显而易见的弹孔干扰。脆弱之处往往隐藏在看似完好无损的表面之下。

  但是，读到阿曼达·帕尔默（Amanda Palmer）的《请求的艺术》（The Art of Asking）之后，我的态度开始改变了。在这本书中，帕尔默披露了梭罗“自力更生”实验背后的一些小细节。原来，梭罗修建的那个小木屋离他自己家还不到2英里（约3千米）远——并不像书中暗示的那样，处于偏远的森林之中。他几乎每天都回到文明社会，因为康科德城（Concord）就在附近，走路就可以到。他定期去好友爱默生家吃晚饭。我最喜欢的部分来了：每个周末，梭罗的母亲都会给他送来新鲜出炉的糕点。历史学家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 Zacks）总结得好：“望周知：那位自然之子会在周末回到家，把家里的曲奇罐子扫荡一空。”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嘲笑梭罗（好吧，或许有那么一点）。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被我们奉为偶像的那些人，往往活得并没有那么传奇。写出低卡饮食畅销书的作者埋头大嚼的东西，能让你的欺骗餐显得健康无比（我亲自看见过这种情景，无数次）；著名的时间管理大师每天浪费一个小时去刷社交媒体。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建议是错的，这只意味着，他们也是人。这也意味着，你需要有所保留地对待他们说的东西，并且牢记那句非洲谚语：“当一个赤身裸体的人递给你一件衬衫，你要当心。”

  “网红”们的生活显得那么光鲜亮丽，是因为他们收了钱——用社交媒体的墙腻子盖住了他们中弹后的弹孔。要是梭罗生活在照片墙的时代，他或许会在亲手盖的小木屋门口自拍几张——但是“忘了”拍下自己大嚼母亲送来的新鲜糕饼的样子。

  举个例子吧：在这本书的背后，凝结着长达数年的工作，它们都被浓缩进了这200多页纸张中。你所读到的字句并不是自然而然从我笔下涌流而出的，它们经过了无数次修改。绝大多数糟糕的创意被抛弃了，留下的那些也经过了许许多多双能干的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打磨。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直接面对读者的时候总有点发怵。我不可能符合你们的期望。我宁可你们见到的是那个好看得多、聪明得多也幽默得多，只活在字里行间的我。

  据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经说过，“比较是欢乐的窃贼”。但“比较”的本事不止这一桩，它还会劫掠你的自信。我们拿自己与他人作比的时候，往往会感觉自己矮人一头，这是因为我们在拿自己跟一个幻象比较啊。那个幻象是精心修饰出来的，把一个相当不完美的人变成了一个看上去完美无瑕的版本。

  如果你渴求影响力或名声，你可能只看见了名利给人打开的门，却没看见它关上的那些。在关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纪录片《美利坚女士》（Miss Americana）中就有这样的一幕。斯威夫特多金，出名，是所在领域里的顶尖人物，卖出的专辑超过1亿张。纪录片的那一幕中，她央求团队，允许她支持州里的一位政治候选人，但团队拒绝了，担忧这种背书会让她掉粉。最终她都气哭了——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么难，只是公开支持一位政治家而已啊，绝大多数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出名太没意思了，名人都那么平凡，那么无趣。知道这些后，我震惊极了。”网球冠军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在他令人耳目一新的、坦诚的自传《网：阿加西自传》（Open）中写道，“他们心里充满困惑和不确定，也没有安全感，而且往往都痛恨自己做的事。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比如‘金钱买不到幸福’那种老话，可我们从没相信过，直到亲身体验到。”

  当我们只把别人生活中的零星片段截取出来，拿来跟自己作比的时候，我们就掉入了陷阱。你想要像她一样富有，可你多半不愿像她一样每周拼命工作80小时；你想要像他一样健硕，可你多半不想要那副酷帅外表背后的严苛饮食与锻炼。如果你不想彻头彻尾地与对方交换人生，就别艳羡人家。

  竞争与比较，其实是从众的表现。

  与他人竞争时，我们用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想要跟他人一样——但要比他们更好。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的零和游戏，胜人一筹的心思永不止息。到最后，我们就像6岁小孩似的到处张望，看谁拿的糖更多。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力量拱手让人，任由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来决定我们对自我的感受。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畅销小说家塔菲·布罗德瑟-阿克纳（Taffy Brodesser-Akner）发的帖子：“我刚读到一本书，写得实在太好了，我沮丧得都不想起床。在我写小说之前，读到好书会让我这么难受吗？写作是一种竞赛吗？”我理解她的意思。对我来说，“我的书永远也比不上《×××》”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骇人念头。但随即我会提醒自己：那本书的作者也会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让我开心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那么我也不会。

  要摆脱与别人比较的心态，最好的办法就是活得真实。“真实”二字已经被人用到俗滥，意思都快变味了。我所说的活得真实，意思是根据你自己的标准过一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标准。如果你追寻的是自己的目标，并且不参与被小我驱使的名利之争，就没必要与他人作比较了。

  事实上，你的人生愈是独特，比较就愈发没有意义。如果你追逐的东西跟别人一样，那你就更有可能陷入“老鼠赛跑”之中。公司里的晋升梯级就是那么多，所以别人有所得，必定意味着你有所失。但是，如果你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梯子——如果你追寻的是极为独特的行为组合——那么就很难做“苹果与苹果”式的对比了。

  我一直艳羡梭罗，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过他的生活。我一点也不想住在一个没水也没暖气的小木屋里，我也不想要蚊子包、莱姆病和毒藤。瓦尔登湖四周的草丛，肯定比看上去幽深多了。

  下一次，当你听到某些人精彩绝伦的人生自述，禁不住想把他们奉为偶像的时候，就想想梭罗吧：他没在吸吮生活的精髓，而是在大嚼妈妈烤的甜甜圈。

  怎样才能活得精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知的往往是单一的情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只需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你就能收获幸福快乐的结局。可道路不止一条，情节也多种多样。当我们试图重现别人那看似幸福快乐的结局时，也就抹杀了我们自己人生种种可能的情节。我们沦为了别人的电影中默默无声的群演。

  盲目地遵循别人的道路，害处可不止一点点。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任由自己逃避困难；我们告诉自己，只要知道正确的做法，用上正确的笔，遵照正确的流程，一切就会万事大吉；我们假装相信，照搬别人的成功故事是个不错的办法，于是我们就不愿花力气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可是，要想开辟出自己的路，这些工作是必需的。

  采纳别人的建议之前——即便给你建议的是值得信赖的人——请你拿出点时间，先暂停一下。去找更多的人征询意见，尤其留意那些意见相左的人。要记住，别人的意见只是“别人”的，那些看法建筑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偏见之上。对你或对你正在做的事来说，他们的建议可能并不适用。

  你可以参考他人的建议，但不要被束缚住。去测试它们，不要盲目地遵从。看看它们是否真的适合你的生活。他人奉若真理的经验，往往只来自他们自己的经历。

  也请你记住：最好的建议不会精准地告诉你该走哪条路。相反，它会帮你看见面前诸多有可能的道路，并且照亮你的盲区——这样一来，你就能自行作出决定。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7 周一：

  1.放开手，让未来自然发生：敞开心怀，面对新的可能；松开双手，别再试图掌控那些你不能掌控的事；去拥抱未知之美。

  2.蜕变：不断重新想象你是谁。

放开手，让未来自然发生

  预言很受欢迎，因为它们符合人类的天性。它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创造出确定的幻象。但预言错得往往远比我们以为的离谱。

  问题不止出现在专家们身上，没有人擅长预测未来。人生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没法被预测、被画成图表或是浓缩成一页PPT。当未来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出去（更糟的是，我们会依然执着于那些想法）。

  我们花费了如此多的心力，想去预测那些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担忧。我们提前感受到了痛苦，活在想象出来的各种糟糕状况里面，比如坏经济、坏天气、坏……你自行脑补吧。

  担忧是对想象力的巨大浪费。想想看，你在这些事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你为未来担忧，翻来覆去地琢磨那些预测——对政局的，对股市的，对新冠疫情的，等等。

  臣服是一种解放，而不是认输。臣服不意味着放弃责任或是躲避问题；它意味着，去关注那些你能掌控的事情，放开那些你不能掌控的。

  说到底，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样做有帮助吗？担忧未来，对你有帮助吗？在这个时间，第无数次地刷新你最爱的新闻网站，有帮助吗？把对自己心智状态的管理权拱手交给那些自封的预言家，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着有抚慰作用、却误导人的预言，这样做对你有帮助吗？

  如果答案是“没有帮助”，那就放开手，随它去吧。别再试图预言未来。去创造未来。

  世界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进化，“明天”拒绝跟我们精心制订的计划合作。前途大好的新产品失败了，看似稳定的工作不见了，破坏者变成了被破坏的。当竞争优势被变革一点点凿掉，犹如浅色蛾子置身于深色的树干之上，蓬勃生长的企业渐渐凋萎了。

  尽管人们渴望重返“常态”或是试图预测出“新常态”，但“常态”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只有变化。永无休止、持续不断的变化。有时快，有时慢，但始终持续不断。一旦我们认识到脚下的大地并不稳定——它从来也不曾稳定过——我们就可以放松下来，敞开心怀迎接新的可能性，并尽情拥抱未知的美好。

  心里有个大方向是好事，比如想创业，想写书，或是想开一个瑜伽工作室。不好的是成为计划的牺牲品，固执地期望事情能精准地按照你认为的方式发生。做计划的时候，你是以你现在知道的东西为基础的，但你的预见能力毕竟有限。如果不保持开放的心态，你就会挡住自己的路。

  有个关于“如何逮猴”的著名故事。你把坚果放到小口罐子里，猴子伸爪进去拿，却发现如果抓满坚果的话，就没法把爪子从罐子的小口里抽出来；要是松开爪子，它就能自由地跑掉，可它不肯。它没有放手，而是选择了执着地抓紧——抓住它不能拥有的东西。

  计划做得越细致，我们就越容易执着于它，哪怕当事情并没按照计划发展，还是抓着它不放。需要看清周围时，我们却闭上眼睛；需要行动时，我们还坐在原地；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想要看见的东西，而不是事实真相。如果你是一只浅色蛾子，那么如果你拼命强化自己的信念——工业革命没有发生——最终你会变成饥饿鸟儿的食物。

  我们总是费尽心机，想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一清二楚”就是尘埃落定的剧终了，该滚动播出演职员表了。而你的人生电影还远未结束，你还在故事的中段呢，可以不断地向前进化，向外延展。如果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你就会打乱即将铺展开来的情节，学不到该学的东西了。

  我们之所以想掌控未来，部分是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的感觉很吓人。我们不知道哪些做法行得通，或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我们试图通过寻找确定性来消除不确定性。我们紧紧地裹住旧皮肤，抓牢为未来制订的计划，寻找经过验证的法则、食谱、流程。我们想找到一张现成的地图，引领我们探索从未有人抵达的疆域，踏上从未有人涉足的道路。

  我们抓牢不放的东西会定义我们——也会限制我们。

  我们畅想未来的愿景，却沦为它的人质。我们执着于一个情境、一条道路、一个人。我们就像小说中的盖茨比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举办派对，徒劳地等待黛西现身；可我们没意识到的是，在前方等待我们的无尽可能，没准比我们想象中的“黛西”更加美好。

  回想你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那些时刻。如果你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那么，那些时刻都不是被精心规划和安排出来的。它们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你松弛下来，步入无尽的可能性之中，让自己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神秘的未知。它们渐次铺展开来的方式，远比你所能设想到的神奇得多。

  树皮颜色变了之后，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在恐惧中缩成一团；我们可以生活在否认之中，紧抓着变黑的树皮不放，绝望地期待旧日的做事方法奇迹般地再次见效；我们可以终日朝着众神挥舞拳头，徒劳无功地命令宙斯给我们发点更好的牌。

  或者，我们可以像甩脱旧皮肤那样，松开手，不再紧抓着为明天制订的计划不放。我们可以把手里已有的牌打好，而不是总想着“要是能抓到好牌该多好”。我们可以学着用以前从没用过的方式去运用我们的技能、产品和服务。在被煤烟熏黑了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寻找另一处避难所，保护我们不被饥肠辘辘的鸟儿吃掉。

  生命是一场舞蹈，但没人能预先编排它。它需要我们带着好奇心迎接即将发生的事，而不是要求这场舞必须符合我们精心设定的舞步。当我们要求事情的结果必须如愿、接下来的步伐必须按计划进行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去预测那些无法预测的事、控制那些无法被控制的事——我们的双脚就被捆住了，再也跳不出优美流畅的舞步。

  要是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惊悚片的结局，观影过程就不会那么有趣；如果你知道哪个队会赢，足球赛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如果你埋头于游客指南，一丝不苟地去每一处“重要”景点打卡，因而错失了身边渐次展现的一切神奇，旅行的魅力就会荡然无存。

  然而，一说到人生，我们就想要一本详尽的指南手册，一行接一行地把未来会如何发展写得一清二楚。可人生更像四面都有格子的立体攀爬架，而不是单向度的梯子。它不符合预测、逻辑和秩序。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是线性的。树上没有笔直的枝条；火山以壮观的、非线性的方式喷发，岩浆涌流而出，将遇到的一切悉数破坏——直到冷却，凝固，随着时间流逝，化身成为肥沃丰润的土壤。

  智慧不会栖居在你的五年计划或剧本之中，它蕴含在你心里。光芒并不在隧道尽头，它闪耀在你的心中。如果你能像即兴表演的演员那样——如果你能带着“好的，而且……”的心态接受人生递过来的每样东西——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为流畅，更为优美灵动。你可以扮演全新的角色，在生活的迂回曲折中找到乐趣，抵达出乎意料的终点站。

  未来青睐睁开的双眼和开放的心态。如果你不紧抓着自己写的剧本不放，如果你不执着于你想看见的东西，而是睁开双眼，看到真实的景象，你就会注意到原本会错失的东西。

  不确定性是一项特质，而非缺陷。我们应该欢迎它，而不是消灭它。我们越是想寻找一条清清楚楚的光明大道，就越有可能走上已被许多人走过的路途，走出自己道路的机会也就越少。打好手中牌的正确方法不止一个，推广一个产品的正确方法不止一个，架构一本书的正确方法也不止一个。

  等到能一清二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再采取行动——有太多太多的人这样想。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行动。人生中的光往往一次只为你照亮几步远；生活没有预告片，世上也没有那么强力的手电筒，能把前路全部照亮。你每迈出一步，每尝试一条不同的道路，你就从不知道变成知道，从黑暗走向光明。

  知晓前路的唯一方法，就是迈步前行——在你能看见清晰的道路之前。

  没错，之前你从没推出过这种产品，从没上过法学院，从没做过这种工作。但是你曾经推出过其他产品，上过其他学校，做过其他工作。

  做任何事情都有第一次。你是过来人，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吗？你挺过了挫折，解决了不曾预料到的问题，还长了本事——你获得的这些重要技能，还可以运用到下一项任务里去。

  有时候，你顺利地冲过了那个名叫“不确定性”的浪头；有些时候，那个浪头冲跑了你。但是，如果你只在安全的水域里游泳，就永远也不会发现意外的惊喜。

  在世界的真实模样与我们期望的模样之间，始终会有一道鸿沟。我们可以把这道鸿沟视作威胁。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空白画布，正待激发出我们最精彩的创意。你选择哪一个？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8 周二：

  就算蜕去了旧皮囊，蛇也还是蛇。对我们来说，从一种生命状态到另一种生命状态的转变，有时候更为激烈。它需要我们改头换面，彻底转变成另一种形态——就像毛虫蜕变成蝴蝶。

  我的蜕变时刻要追溯到2016年。那时候，我已经蜕掉了几层旧皮肤，从火箭科学转到法律领域，然后又进入学术界。但我的职业生涯始终建筑在相同的基础上：稳定雇主发出的稳定薪水。

  拿到终身教职后没多久，我意识到这种生活不再适合自己了。我不想写那种只有一小群教授会看的学术文章，更有甚者，我一直在教同样的课程，回答同样的问题，参加同样的委员会会议，年年如此。

  我的毛虫人生很舒适——过于舒适了。我已经停止了学习和成长。

  但是，即便蜕变的信号已经到来，此后一段时间内，我还是忽视了它。我觉得学术生涯是一张重要的安全网，终身教职能确保我一辈子都有薪水拿。有了这份保证，我就可以去探索其他领域，比如写关于火箭科学的书，去顶尖的企业做演讲等，一点风险都没有。要是那些项目都做不成，我至少还拥有这张安全网。万一我掉下来，它就能接住我。

  但随后我忽然想明白了。我意识到，这张安全网已经变成了束身衣。

  只要我的一只脚还留在学术界，我就还被拴在那里，无法使出全力，纵身跃入其他的领域。因为学术界的工作在消耗我有限的时间和创造力。

  换句话说，曾经给予我安全与舒适的那张网——即我曾经热爱的职业生涯——如今把我束缚住了。如果不能彻底放开陈旧的我，我就无法充分变成全新的我。

  安全网能稳稳地接住你，但也会把你的思路局限住。它让你相信，唯有待在这张网上方，你才是安全的。只能在这上面玩，不能去那边。别冒险，别到处乱蹦，网该接不住你了。

  我觉得这张安全网十分有用，但令我紧抓着它不放的，不是安全感也不是稳定感，那些只不过是我讲给自己听的故事。

  实际上，我是出于恐惧。我害怕放手，我害怕自己会怀念身为毛虫的日子，我害怕那种前途未卜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的变成蝴蝶。没错，那边有那么多蝴蝶飞来飞去，可我只是条毛虫啊，太可气了！我只知道这个。

  然后我想起来了：放手也可以是爱的表现。死亡中蕴含着新生。正如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写：“土地必须先裂开，才能萌发新生。种子若是不先死去，就不会长出植株。小麦死去，面包产生。新旧交替，生生不息。”

  是的，新旧交替，生生不息。我们的旧自我成为新自我的养料。旧真理成为新启示的种子。旧道路成为灯塔，将新目的地照亮。

  于是，我决定把自己变成一只蛹，把过往消化掉，给未来当燃料。在火箭科学领域的职业生涯赋予了我批判性思考的“翅膀”，也构建出一本书的主题；学术生涯给了我教学与吸引听众注意力的“长腿”；10年的写作经验让我拥有了讲故事的“触须”。这些成虫盘——我的“第一性原理”——帮助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从毛虫到蝴蝶的蜕变不是立即就能完成的。毛虫并不是逃离了自己——它成为自己，实现自己。它留在蛹中，待在那片废墟里，直到找出自己的成虫盘，然后渐渐长出蝴蝶的一切。

  我在蛹里面待了一两年：我依然留在学术界，同时不断探索不同的自我和未来。当我在写作和演讲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当我已经长出了飞翔所需的身体——我才决定离开。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腐烂一点也不好玩，而且你无法绕过混乱、崩塌、朽坏——过往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离蜕变最接近的时候，也是你最怀疑自己的时候。腐烂过程一启动，你就会感受到一种诱惑，想要做回一条毛虫。周围的人也会尽一切力量说服你，让你抗拒转变，就像往常一样，该干吗干吗。瞧瞧你要放弃什么吧，他们会说，你会变成一团糟——还会耗空你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一切。

  但“耗空”二字是无稽之谈，因为那些积累是不会被消耗掉的。事实刚好相反：放手，需要你记住过往，记住毛虫留给蝴蝶的线索。经济学家把那些称作沉没成本，比如你念艺术史、上法学院或是创业花掉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这些并不是成本，它们是礼物，是曾经的你留给现在的你的礼物。

  当你还留在蛹里的时候，别拿自己跟四周翩翩起舞的蝴蝶们比较。它们已经经历过这个时期了，而你还在长翅膀。小树不会看看参天大树，然后觉得自己好差劲；我们不会责怪一粒种子怎么还没生根发芽，而是会给它生长所需的时间和水分。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哪怕你感到自己就要永远闷烂在蛹里了。其实，你正在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那个人；你正在回归自己的精髓，这样你的一举一动就可以基于内在的精髓，而不是外界输入的程序。你会找到破茧而出的方法，只要你别成为自己的阻碍，或是允许其他人把你继续闷在蛹里面。

  也请记住：你不欠任何人，你无须为了他们而继续做毛虫。对于那些已经习惯把你视作毛虫的人来说，你的彻底转变可能会惹恼他们，你的蜕变可能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停滞，你的重生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但也有可能会把他们从麻木中唤醒。如果他们不愿醒来，或是不能理解你的蜕变，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

  往前走，往往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往深处走。“下一段人生的开始，”格伦农·多伊尔这样写道，“向来需要我们先放掉上一段。如果我们真正活着，就会不断地失去——失去刚刚成为的自己，失去刚刚建造出来的东西，失去刚刚确立的信念，失去刚刚得知的真相。”任何真正的改变，都需要你在重生之前先死去——同时知道，死亡是起点而非终点。

  或许现在你还没意识到，但你的体内就深藏着一个“成虫盘”，你正携带着它走来走去，而它已经做好了萌生蝴蝶的准备。对毛虫说声谢谢，然后放手让它走吧。让渐渐死去的成为肥料，滋养那正在渐渐苏醒的新生命。

  当你破茧而出，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正在等待着你。你已经生出了双翅，可以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你可以望向那无底的深渊，吓到无法动弹。你也可以放开过往，怀着好奇心，一下接一下地扑闪双翅，看看宇宙会将你引向何处。

  在希腊语中，蝴蝶写作psyche。而psyche还有一个词义，那就是“灵魂”。经历一场彻底的蜕变时，你不会失去自己。你将发现自己灵魂的深度。

小心翼翼的人生

  你从来不曾面对失败，不曾离开走惯了的老路，不曾跃入未知，不曾改变习惯，不曾吃下禁果，不曾真正地大声歌唱，不曾真正地忘形起舞，不曾冲到雨中，不曾显露出不完美的那一面，不曾酣畅地哭泣，不曾坦承爱意，不曾允许自己心碎。

  你把所有的墙都刷成白色，只敢望向安全的路径。你压抑自己最强烈的冲动，畏缩着躲开你的使命。你说着其他人希望你说的话，你的内在小孩因为想玩耍而受到惩罚。你无视自己的想法，因为它们是你想出来的。

  你待在“没有危险”的危险之中，不断地重走老路，不断地推迟梦想，逼着自己勉强挤进别人画的框框。你浇灭内心燃烧的火焰，调暗眼中闪烁的星光，每天将自己的灵魂杀死一点点。

  小心翼翼的人生，是奄奄一息的人生。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安稳，而在于活得蓬勃、酣畅。

  你是用宇宙的素材创造而成的。你血液中流动的铁、骨骼中的钙、大脑中的碳，都源自数亿年前红巨星造成的那片混沌鸿蒙。如果你看看最近300年的家谱，就会发现你有4000多位直系祖先。要是有任何一位不曾存在，今天的你就不会存在。要有这么多的机缘巧合，才能把你带到这里。而你还能阅读这些词句，这一切无异于一场奇迹。

  所以，做你自己吧——理直气壮地成为那个独特的你、非凡的你。摒除那些对你无益的东西，好让你发现自己的核心。清空头脑中的杂乱，好让你看见内在的智慧。因渐渐了解自己而欢欣喜悦吧，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此前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与那条在你的深海中嬉戏游弋的大鱼同游。

  跟随身体的指引，去向头脑不允许你去的地方。拥抱那片照亮你灵魂的紫色。于平凡中发现非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帮助下一代站在你的肩上。调动那股带你降生于世的能量，将之化作唯有你才能创作出的艺术。

  别再寻找上师和英雄。你自己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英雄。蝴蝶啊，到了你翩跹飞舞的时候了。如果可以，恕我先行一步。我快没电了，天越来越黑了。

本文来源：《为自己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29 周三：

  尽管我们赞美火箭科学家，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世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不同。对于我们来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不是天生的。我们不敢往大处着眼，不愿与不确定性共舞，而且害怕失败。这些心态在旧石器时代是必要的，它们使我们免受有毒食物和食肉动物的伤害。但在信息时代，它们就变成了缺点。

  众多企业之所以倒闭，就是因为它们总瞻前顾后，抱残守缺，不敢承担失败的风险，习惯墨守成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宁愿让别人来下结论，也不愿意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衰退。拥有知情权的公众不愿意自信地提出质疑，导致假消息肆意传播。一旦虚假新闻被报道并转发出来，它们就变成了事实；伪科学与真正的科学，变得真假难辨。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非火箭科学家的队伍。这支队伍会像火箭科学家那样处理日常问题，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质疑各种已有的假设和陈规旧习，并树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当别人看到重重困难时，你们看到的却是各种机遇，想使现实服从你们的意愿。你们将理性地处理问题，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重新定义现状。你们将拥有一个工具包，能够发现错误的信息和伪科学。你们将开辟新的道路，找到方法来解决遇到的难题。

  火箭科学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有限，并提醒我们要更加善待彼此。我们的一生犹如转瞬即逝的闪光，人生苦短，让我们把短暂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吧。

  我们天生就对不确定的事物有着同样的恐惧。我们的一些祖先不害怕未知事物，他们成了剑齿虎的食物。但是，那些认为不确定性会威胁生命的祖先却活得时间够长，把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了我们。

  在现代世界，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混乱中搜索秩序，在歧义中寻找正确回答，在错综复杂中寻找坚定。“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控制这个世界，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它。”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写道。我们寻找的是循规蹈矩的公式、捷径和投机取巧——那袋花生就是明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丧失了与未知事物共处的能力。

  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一个经典故事：一名醉汉在夜晚的路灯下找他的钥匙。他知道自己把钥匙丢在了街上某个黑暗的地方，可他却在路灯下苦苦寻找，因为那里有灯光。

  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致使我们追求看似安全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路灯下寻找钥匙。我们不敢冒险走入黑暗之中，而是停留于现状，无论现状多么差。营销人员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技巧，但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有人立志创业，却舍不得放下已经没有出路的现有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能让他们获得一份看似稳定的收入，使他们内心有一种确定感；药企热衷于开发仿制药，这些药物只是相对于竞品有所改善，却无法彻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疾病。

  但是，只有当我们敢于牺牲确定性答案，敢于冒险，敢于远离路灯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突破。如果你固步自封，就不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唯有那些领先时代之人，才敢于与伟大的未知事物共舞，并在现状中发现潜伏的危机，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在回顾自己如何证明这个定理时，怀尔斯把发现的过程比作在一座黑暗的宅邸中前行。他说，首先要进入第一个房间，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摸索前进，四处试探和撞到各种东西。经历了极大的无所适从和困惑之后，才可能最终找到电灯开关。然后，他又走向下一个黑暗的房间，一切重新开始。怀尔斯解释说，这些突破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数月之后的必然成果，没有黑暗中的摸索，这些成果就不可能存在”。

  爱因斯坦用类似说法描述了他自己的科学发现过程。“我们的最终结果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他说，“但是，多年来在黑暗中寻找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真理，强烈的欲望及自信和疑虑反复交替，直到打破僵局，真相水落石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感觉。”

  作为成年人，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影响。我们相信（或假装相信）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还相信这个正确答案已经被某个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找到了。因此，我们相信可以用谷歌搜索找到这个答案，比如，从最新的《更幸福人生的三大招数》（3 Hacks to More Happiness）这样的文章或者自封的“人生导师”那里获得。

  可问题在于，答案不再是稀缺的商品，而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廉价。当我们用谷歌、Alexa或Siri找到答案时，恐怕早已时移世易。

  显然，答案并非无关紧要。你必须先知道某些答案，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但是，这些答案只能作为探索之旅的发射台，它们是开端，而非结局。

  如果你每天都沿着一条通向电灯开关的笔直路径去寻找正确答案，那就要当心了。如果你正在研发的药物肯定有疗效，如果你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肯定被判无罪，或者你的“火星探测漫游者”肯定能着陆，那你的工作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唯有充分利用不确定性，才能创造出最具潜力的价值。我们不应以一种快速宣泄的欲望作为前进动力，而是应该以能够激发好奇心的事物作为燃料。确定性的终点，就是进步的起点。

  我们对确定性的痴迷会产生另一个副作用，它犹如游乐场里的一组哈哈镜，扭曲了我们的视觉。而我们在这些哈哈镜里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未知的已知事物”。

  “未知的已知事物”类似于病感失认症，这是对自欺欺人的另一种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某些事物，但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牢牢掌握了真相，以为自己的立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它却脆弱不堪，只需一阵狂风就会被吹倒。

  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立场比想象中的脆弱得多。舆论执着于确定性，尽量避免细微差别。因此，我们进行公开讨论时，往往缺乏一个严格的体系，把确凿的事实与最佳的假设区分开来。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确的，而且常常难以分辨哪一部分缺乏真正的证据。我们已经掌握了“似懂非懂”这门艺术，例如微笑、点头及用一个临时答案来虚张声势。有人告诉我们要“假戏真做”，而我们已经成为自欺欺人的专家。我们崇尚自信，认为凡事都要坚定地给出清晰的答案，即使对某个问题只是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滔滔不绝，假装知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却无视那些与我们的坚定信念相矛盾的显眼事实。

  “发现的最大障碍，”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写道，“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博学。”假装博学的做法使我们闭目塞听，拒绝接受来自外界的有用信号。确定性使我们忽视自身的无能，我们越是借助激情和夸张的手势说出我们对真理的看法，我们的自我就越发膨胀，犹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掩盖了楼底的根基。

  自负和傲慢自大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厌恶真空”。他认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被周围密度大的物质所填充。亚里士多德真空原理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物理学范畴。每当我们面对未知和不确定的领域时，难免会产生知识的真空，很多荒诞的说法和故事就会迅速填补空白。“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永远充满怀疑的状态中。”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解释说，“所以我们编造了最好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真相。”

  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完美的药方，消除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它们填补了我们认知的空白，“拨乱反正”，“化繁为简”，在各种巧合中建立因果关系。你的孩子表现出自闭的迹象？那就把它归咎于孩子两周前打的疫苗吧。你看到了火星表面的人脸？那肯定是某种古代文明的杰作，而且巧合的是，这种文明还帮助埃及人建造了吉萨金字塔。发生了人类大规模生病和死亡事件，而且有些尸体在抽搐或发出声音？在我们知道病毒和尸僵之前，我们的祖先认为那些尸体肯定都是吸血鬼。

  我们更喜欢看似可靠的故事，而非混乱和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于是，事实就会变得可有可无，错误信息肆意传播。假新闻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让一个好故事和一堆数据较量，故事总会占上风。这些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生动的形象，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一种被称为“叙事谬误”的、深刻且持久的效应。我们记得某人告诉我们，他的雄性型秃顶是长时间晒太阳造成的。我们听信了这个故事，把逻辑和怀疑抛诸脑后。

  然后，学术权威们将这些故事变成神圣的真理。世上的所有事实都不能阻止民主选举产生的仇恨机器上台，只要它们能向一个天生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一种虚假的确定感。那些高谈阔论、蛊惑民心的政客以拒绝批判性思维而自豪，他们自信的结论开始主导舆论。

  擅长煽风点火的政客通过强化自信感的方式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当旁观者陷入困惑之中、试图解读正在发生的事实时，政客们便开始抚慰人心。他们不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烦扰我们，语言就像是保险杠贴纸标语一样简明。于是我们全盘接受了他们看似明确的观点，愉快地卸下了批判性思维的重担。

  诚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言，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愚蠢的人过于自信，而聪明人则充满怀疑”。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认为自己是一只“迷茫的猿人”，并以同等的好奇心对待身边的每一样事物，这使他能够看到被其他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我觉得，未知让人生变得更有趣。”他说，“这总比带着有可能错误的答案生活要好。”

  要有费曼这样的心态，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需要非常谦卑。当我们说出“我不懂”这三个可怕的字时，我们的自负心理会有所削弱，开始敞开心扉、竖起耳朵聆听别人的意见。承认自己无知并不意味着故意无视事实，相反，这需要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并完全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唯有如此，才能学习和成长。

  是的，这种方法可能会暴露出你不愿面对的缺点，但是，纵使不确定性令人不适，也比舒适地犯错要好得多。最终，改变世界的是那些“迷茫的猿人”，他们堪称不确定性这门艺术的鉴赏家。

本文来源：《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30 周四：

  爱因斯坦把这种与神秘事物共舞的做法描述为“最美妙的经历”。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写道，科学家们站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边界线上，凝视着那个洞穴，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兴奋不已”。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无知而惊慌，而是在无知中茁壮成长，不确定性变成了对行动的号召。

  史蒂夫·斯奎尔斯是不确定性的鉴赏家。我在“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运营小组任职时，他是该计划的首席调查员。他对未知事物的强烈热情极具感染力。斯奎尔斯博士的办公室位于康奈尔大学空间科学大楼四楼，每当他走进办公室时，里面都会充满活力；而每当话题聊到火星时（这是常有的事），他的眼睛里就闪烁着炽热的激情。斯奎尔斯是天生的领导者，无论他去哪里，其他人总会追随他。与所有优秀的领导者一样，他勇于承担责任，也会分享荣誉。有一次，他在一次任务中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可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奖励名单上画掉，并写上了那些做脏活累活的员工姓名，把奖励留给了他们。

  但是，喜欢未知事物的人不仅仅是天文学家，另一位名叫“史蒂夫”的人也是其中之一。在每个电影场景的开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都发现自己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围着。“每次开始拍摄一个新场景，我都很紧张。”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自己听到台词后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对演员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把摄影机放在哪里。”遇到同样的情况，其他人可能会惊慌失措，但斯皮尔伯格形容这是“世上最美妙的感觉”。他知道，只有在具有巨大不确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他的最佳创造力。

  无论在火箭科学领域，电影艺术领域，还是在你那家填补业界空白的企业中，所有进步都发生在“黑屋子”里。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害怕黑暗。从我们放弃舒适光线的那一刻起，恐慌就开始了。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我们的恐惧感，我们囤积货物，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不确定性很少会引发灾难。不确定性会带来快乐和发现，并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不确定性意味着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发现那些至少在短期内没人见过的事物。当我们把不确定性当作朋友而非敌人时，生活就会给我们更多惊喜。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黑屋子”的大门都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我们对许多未知事物的探索活动是可逆的。正如商业大亨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所写的那样：“你可以走过去，看看感觉如何，然后走回另一边，看看是否行不通。”你只要把门开着就行了。布兰森正是用这种方法创立了他的英国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Virgin Atlantic）。他与波音公司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新航空公司创业失败，他可以把自己买的第一架波音飞机还给波音公司。布兰森把一扇看上去单向通行的门，变成了双向通行的大门，如此一来，如果他对房间里看到的东西感到不满意，就可以走出大门。

  不过，“走进”这个词并非正确的比喻。不确定性鉴赏家不只是走进黑暗的房间，他们还在里面跳舞。我指的不是那种尴尬的、张开双臂的中学式舞蹈——既与暗恋对象严格保持半米距离，同时还想跟对方闲聊。不，他们跳的舞蹈更像探戈，姿态优美、亲密，舞伴之间贴得很近，虽然有点令人不适，却非常优雅。他们知道，寻找光明的最佳方式不是将不确定性拒之千里之外，而是直接落入它的怀抱之中。

  不确定性鉴赏家知道，若实验产生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那这根本不是实验，而不断审视同样答案的做法也称不上进步。如果我们只探索前人开拓好的道路，而不去玩那些不知道怎么玩的游戏，我们就会停滞不前。只有当你在黑暗中跳舞的时候，只有当你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电灯开关是何物的时候，你才能开始取得进步。

  先经历混乱，然后才能取得突破。停下了舞步，进步也就随之终止了。

  但是，爱因斯坦越急切地寻求某种一致的理论，就越找不到答案。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失去了惊奇感，以及他早期工作中特有的那种无先入之见的思想实验。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追求。我们都渴望绝对的、相互作用的、纯粹的因果关系，即A必然导致B。在我们的预估数值和PPT幻灯片中，一个变量总是产生一个结果，两者呈线性关系，根本没有任何曲线或分数来捣乱。

  但现实有着更为微妙的差别，这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爱因斯坦早年提出光是由光子组成这一理论时，用到了“在我看来”这句话。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则用“我认为”来介绍进化论。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称，他在推出磁场理论时经历过“犹豫”。当肯尼迪承诺将人类送上月球时，他承认我们正一脚踏入未知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极具信念和远见的行为。”他向美国公众解释道，“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好处等着我们。”

  这些话并非什么豪言壮语，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在寻找确定性的过程中，爱因斯坦遇到了障碍。但是，他对万有理论的追求可能也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今天，许多科学家拿起接力棒，继续爱因斯坦对这一核心理论的探索，希望能够把我们对物理定律的理解统一起来。其中一些努力很有前景，但尚未取得成果。未来，科学家只有在接受不确定性、密切关注异常事物的情况下，才会有突破性进展，因为异常事物正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

  当你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时，只有关掉自己脑海中的一个开关，才能走向“电灯开关”那条路。然而，我们不是天生就能注意到异常现象。在孩提时代，大人就教导我们把所有事物归为两类：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刷牙和洗手都是好的，陌生人让我们坐进一辆简陋的白色面包车则是件坏事。正如T.C.钱伯林（T.C.Chamberlin）所写的那样，“从好处着眼，孩子们只期望好的事物；从坏处着眼，则眼里只有坏的事物。从坏的方面来期望好的行为，或从好的方面来期望不好的行为，与童年时期的心理教育方法有着极大差异”。我们相信，正如阿西莫夫所描述的，“所有不完全和不绝对正确的东西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过度简单化的做法有助于儿童时代的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逐渐成熟后，却无法摆脱这一误导性理论的影响。我们四处碰壁，与现实格格不入，想把所有人和事放入条条框框里，形成令人满意但具有误导性的错觉，以为自己已经使一个混乱的世界恢复了秩序。

  异常现象使这幅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清晰画面发生了扭曲。即使没有不确定性，生活也够烦了，所以我们选择忽略异常现象，以此消除不确定性。我们说服自己，相信异常现象必定只是极端的异常值或测量误差，所以我们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这种态度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新的发现并非出现在某些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而是在某些事情不正常时，这种新奇事物与人们的预期背道而驰。”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解释说。阿西莫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他说科学界最令人兴奋的话并非“我找到了”，相反，科学的发展往往始于有人注意到某种异常现象，并说“这真有趣……”量子力学、X射线、DNA（脱氧核糖核酸）、氧气、青霉素和其他事物的发现，都发生在科学家们接受而非忽视异常现象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小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为什么出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提到了自己发现别人忽略的异常的能力：“当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行时，不会注意到自己经过的轨道其实是弯曲的（这是含蓄地指相对论）。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甲虫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但在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看来，幸运只眷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微妙的线索时——数据有些问题，结论下得太快或流于表面，观察结果并不完全符合理论——旧模式才能给新模式让路。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正如进步源自接受不确定性，进步本身同样会产生不确定性，因为一个新的发现会对另一个发现提出质疑。

  就像行星一样，科学也在“流浪”。剧变带来进步，而进步会产生更剧烈的变化。“人们希望安定，但只有当他们不安定的时候，心中才会抱有希望。”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写道。世界在前进，那些固守旧事物的人会被抛弃。

  冥王星降级的故事表明，无论不确定性多么温和，我们都会因此深感不安。但是，要想适应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些东西才真正令人不安，又有哪些东西不会如此。这需要我们玩一场躲猫猫游戏。

  在流行文化中，洛维尔和格伦这样的宇航员被描绘成一群敢于冒险、昂首阔步、勇往直前的高手，他们能够轻轻松松地坐在充满危险的火箭上。这样的形象虽然是很好的影视题材，但很容易误导公众。宇航员之所以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超人般的神经，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用知识减少不确定性这门艺术。正如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Chris Hadfield）所说的那样：“为了在高压力、高风险的情况下保持冷静，你真正需要的是知识……被迫直面失败的可能性，研究它，剖析它，梳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后果，这种做法真的很管用。”

  即使坐在一枚易损坏的火箭上，早期的很多宇航员也觉得一切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因为他们亲自参与了火箭的设计。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也有不懂的知识，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关注，哪些东西应该忽略。要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首先要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举个例子，科学家们确定他们不知道失重状态是否会影响视力，所以他们要求格伦带一张视力检查表上太空。

  这种方法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就会包容不确定性，并减少与之相关的恐惧感。正如作家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b）所写的那样：“我们给不确定性设定越宽广的边界……我们大脑剩余的模糊感就越容易控制。”

  无论是婴儿还是宇航员，都希望不确定因素是安全的。我们喜欢从远处观看狩猎活动，喜欢坐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琢磨《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中人物的命运或阅读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最新小说——谜团即将揭开，凶手的面纱即将揭开。可是，当我们不知道凶手是谁，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悬念仍悬而未决的时候，我们的热血就开始沸腾。举个例子，《迷失》（Lost）和《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就是这种电视剧，它们的结局都是戛然而止的。

  换句话说，当不确定性缺乏边界时，人们就会变得极度不适。倘若任由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在你的脑海中发酵，恐惧感就会越来越强。“恐惧来自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以及你觉得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缺乏控制感。当你感到无助时，你会比知道事实更觉得恐惧。如果你不知道该担心什么，那么所有事物都令人感到不安。”哈德菲尔德写道。

  要确定该担心哪些事物，就应该遵循《星球大战》系列中尤达大师的金玉良言：“恐惧须有名状，方可驱除。”我发现，必须用铅笔（如果你热衷于技术的话，也可以用钢笔）写下它们。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写下你担心的事物及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因素，然后一一剖析它们。当你揭去未知事物的神秘面纱，把“未知的未知”变成“已知的未知”，你就能拔去它们的“毒牙”。它们的面纱褪下以后，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发现不确定性，往往比你所害怕的事物要可怕得多。你还将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对于你而言最重要的事物多半依旧存在。

  还有，千万别忘了事物都有好的一面。除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你还要问自己：“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消极的想法比积极的想法更能使我们产生共鸣。按心理学家里克·汉森（Rick Hanson）的说法，大脑消极起来就像钩毛搭扣，积极起来则像特氟龙不沾涂层。除非你同时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否则的话，你的大脑会引导你走向看似最安全的道路，也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西方谚语用“彩虹尽头有一罐黄金”来形容那些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当这样的梦想在彩虹那端等待你时，你更有可能迈出通向未知事物的第一步。

  确定了什么东西真正值得警觉之后，你可以采取措施减轻风险，方法是从火箭科学的规则手册中调用两个规则——冗余和安全边际。

本文来源：《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5.31 周五：

  这里有许多适合我们所有人的重要经验。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经常为自己的不作为编造借口，比如“我不够格”“我感觉还没做好准备”“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联系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等等。除非找到一种保证可行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开始行动（最好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月薪达6位数）。

  但是，绝对的确定性犹如海市蜃楼。在生活中，我们必须以不完善的信息为基础，用粗略的数据做决策。“当探测器在火星着陆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斯奎尔斯承认道，“以前没人这样做过，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团队拖延决策，等到选择以完全清晰的方式自动呈现出来（即拥有关于登陆地点的完善信息，然后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工具），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火星。若有其他人愿意与不确定性共舞，或许他们早就在我们冲向终点线之前把我们打败了。

  正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Rumi）所写的那样，唯有迈开步伐，路才会出现在前方。尽管威廉·赫歇尔不知道自己会发现天王星，但他还是迈开步伐，打磨望远镜，并阅读天文学入门书籍。青少年时期的安德鲁·怀尔斯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关于费马最后定理的书籍，他不知道自己的好奇心会将他带往何方，但他还是迈开了步伐。尽管史蒂夫·斯奎尔斯不知道他的“空白画布”会引领他发现火星，可他还是迈开步伐，去寻找那块画布。

  秘诀就在于：在看到一条清晰的道路之前，你就要开始行走。迈开你的步伐吧，尽管前方会遭遇卡住的轮子，坏了的钻头，以及爆炸的氧气罐。

  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如果你的轮子卡住了，你可以学会倒着走，又或者，你可以用胶带来阻止灾难发生。迈开你的步伐吧，当你习惯行走时，你会看到自己对黑暗的恐惧感慢慢消失。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正如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运动状态。一旦你迈开步伐，就会一直走下去。迈开你的步伐吧，因为你的小小步伐最终会变成巨大的飞跃。

  知识是一种美德，但知识同样的特质也会把它变成一种缺点。知识塑造架构，扩充认知；它创造出框架、标签、类别和镜头，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工具去看待世界的；它的作用相当于迷雾、Instagram滤镜，以及一种充满诗意的格局，让我们生活在其中。众所周知，我们很难突破这些格局，理由很充分：因为它们很有用。它们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认知的捷径，使我们更有效率和生产力。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知识也会扭曲我们的视野。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知道火箭的市场价格是天价的话，就会以为只有强大的政府和拥有巨量现金的特大企业才能制造火箭。不知不觉中，知识可能会让我们成为惯性的奴隶，而惯性思维只会产生常规结果。

  然后，遵守这些流程成为成功的标杆。“我们经常听到初级领导者为不好的结果找理由。”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说，“比如他们会说：‘呃，我们是按流程办事的。’如果你不小心提防的话，流程就会变成大麻烦。”不过，你无须把标准操作流程扔进碎纸机，使公司变得混乱不堪。相反，你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像贝佐斯那样问自己：“是我们主导流程，还是流程主导我们？”

  必要时，我们要忘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重新开始。正因为如此，解决了延续数百年的费马最后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说道：“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记性太好可不是什么好事。你需要忘记上一次处理问题的方式。”

  总而言之，埃米尔·费伯的观点是正确的。知识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知识的作用应该是给人们提供信息，而不是起约束作用；知识应该启发智慧，而不是蒙蔽心智。只有让现有的知识不断进化，我们的未来才能变得越发清晰。

  知识的专制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受限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还受到其他人所做事情的束缚。

  大约70%的情况下，实验对象更改了他们的正确答案，并接受了测试小组其他成员给出的错误答案。即使研究人员告诉实验对象这个小组给的是错误答案，仍有大约40%的实验对象在重新测验时坚持错误答案，只因为虚伪的社会认同感实在过于强大。

  倘若我们抵制这种顽固的、墨守成规的做法，就要在情感上承受巨大压力。一项神经学研究表明，特立独行的做法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并产生研究报告中作者所说的“独立的痛苦”。

  早提出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它定义为“认知事物的第一基础”。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将其描述为“系统性地怀疑你可能怀疑的一切事物，直到你获得无可置疑的真相”。你不应把现状视作绝对不变的，而是应该敢于大刀阔斧地改变它。你不应让其他人的愿景塑造你前进的道路，而应该放弃对这些愿景的所有忠诚。你要破解现有的假设，直至找出基本组成部分，就好像你在丛林中砍出一条道路那样。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成文的规则可能会抗拒变革，但无形规则却更加顽固。他们就像是沉默的杀手，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们把我们变成一只困在斯金纳箱（Skinner box）里的老鼠，一次次地按压同一根杠杆，只不过这个箱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冒险冲出去。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猫的情况下冥想，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辩护，导致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常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情，但我们的供应链、软件、预算、技能、教育背景还有其他一切一切，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自己的局限性辩解，就永远摆脱不了局限性。

  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质疑自己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惯例使我们摆脱了每天数以千计的决定，假如没有惯例的话，光是做这些决定就会让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举个例子，我每天午饭都吃同样的食物，沿同一条道路去上班。在时尚、音乐和室内设计方面，我经常采用类比法进行思考，并且复制别人的决定。

  换句话说，第一性原理思维方式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为了把聚集在你心灵窗口上的薄雾擦掉，并暴露出那些支配你人生的无形规则，请花一天时间质疑你心中的假设。针对每一个承诺、假设和预算项目，问问你自己：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又如何？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能把它摒弃掉，或者用更好的事物取代它吗？

  揭露无形规则的最佳方式就是违反这些规则。倘若你觉得自己不可能登月，就去实现一次看似疯狂的想法；倘若你觉得自己不配加薪，就去要求上司给你加薪；倘若你认为自己得不到某份工作，就去大胆申请吧。

  你会发现，就算没有那只猫，冥想也是有可能进行下去的。

  第一性原理思维并不只是为了找到某种产品或实践做法（比如火箭或冥想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创造出新的事物；你还可以借助这种思维方式寻找内心的“原材料”，打造出新的自己。相应地，这也要求你去冒险。

  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我们塑造故事，而是故事塑造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成为我们的身份。我们不会改变故事，因为改变它意味着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害怕失去一切我们努力打造的事物，担心别人会笑话我们，害怕自己做傻事。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关于你的意义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一次叙事或者说一个传言而已。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你可以改变它。更好的是，你可以完全抛弃它，重新写一个故事。“为了脱胎换骨，向新的生命周期演变，一个人必须学会放弃。”作家阿娜伊斯·宁（Anais Nin）写道。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放弃的。1985年，他被迫离开了他与别人共同创立的苹果公司。尽管被免职时他很痛心，但回首这段往事时，乔布斯说这是“我人生的最佳经历”。被解雇后，乔布斯挣脱了个人成就扣在他身上的枷锁，被迫回到第一性原理。乔布斯说：“成功的负重感被从头开始的轻松感所取代，使我进入了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他开启了创意之旅，先是创办了电脑公司NeXT，然后加入皮克斯（Pixar）公司，使这家电影公司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取得了巨大成功。然后，他于1997年回归苹果公司，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产品，比如iPod和iPhone。

  我的朋友提醒我不要冒险进入畅销书写作领域，对于我来说，拒绝朋友善意的建议令我不安。在写作过程中，我时不时会产生巨大的怀疑，觉得自己找错人了，或者应该坚持走老路。但如果我那样做，你就看不到这本书了。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最重要，因而不采取行动改变自己。但不作为的风险其实要大得多，只有改变现状，我们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你必须“碳化和矿化，这样才能远离最后一丝自我”，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写道。

  当你拿自己的重要性去冒险时，你不会改变原来的自己，反而会发现自我。当一切尘埃落定时，美丽的东西就会升腾而起。

  “如果你拥有一家成功的公司，要改变它其实会更难。”科科纳斯解释道，改变航向所需的惯性实在太强，尤其是在你处于行业佼佼者地位的时候，“很难做出渐进式改变，有时候你需要摧毁它，然后更好地重建它”。

  重点在于，如果没有致力于正确的思维过程，破坏本身是不够的。“如果一间工厂被拆除了，但是建造工厂的合理性依旧存在，那这个合理性就会促使另一间工厂矗立起来。”罗伯特·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解释道，“如果一场革命摧毁了一个系统化的政府，但形成该政府的系统思维模式完好无损，那这些模式就会自我复制。”除非你改变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否则无论你破坏多少次，看到的都是同样结果。

  史蒂夫·马丁和阿利尼亚餐厅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当他们成为行业翘楚的时候，他们却拿起一把大锤砸向自己。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忍受马丁和阿利尼亚所做的事情，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往往安于舒适的现状，而不是颠覆现状。

  俄罗斯人对用于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船员和货物的“联盟”号（Soyuz）运载火箭采用了类似的办法。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写道，“联盟”号被认为比NASA的航天飞机更可靠。部分原因在于它“操作起来要简单得多”。另一名宇航员保罗·内斯波利（Paolo Nespoli）则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时候，做得越少越好。”

  无论是火箭、企业还是你的简历，任何系统中的“杂音”都会降低其价值。人们总抵抗不住诱惑，想增加更多东西，但是积木塔堆得越高，它就越容易倒。“任何一个看似聪明的笨蛋都能够把事情搞得更大、更复杂，”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Schumacher）引用了一句常被人们误解的爱因斯坦名言，“可反其道而行之则需要一些天分和很大勇气。”

  削减是为了保持整体，减少是为了增加，约束是为了释放。

  削减就是回到原点去寻找初心，其作用在于提醒你：你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在竞争对手的方案或偶像的人生故事中等着被你发现——其实你已经找到它了。

  回到第一性原理，意味着减少那些扰乱思维的假设和过程。而一旦做到这点，那就是时候释放你的思想了，这是你可以支配的最复杂、最具创新性的工具。

本文来源：《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奥赞·瓦罗尔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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