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的知识账本
1.生命之所以有趣,本该是被容许,也被鼓励去想象那想象不到的,去开拓生命的各个层面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者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世界是一棵倒长的树,下面是多个分岔的入口,上面是同一的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酸甜苦辣咸等都一样,都是一个入口。进去,都有走到根部的可能。
2.现在中国有很多风景区修了高空中的玻璃栈道,其实非常结实,但是人走在上面会有一种在空中踏步的感觉,可能会感到害怕。我看网上有很多玻璃栈道的视频,有些人吓得趴在栈道上不敢站起来、被人拖着走,有的挺大个人在栈道上吱哇乱叫。
你可能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们作为读书人,就得有点超越常情的觉悟。那些人不可能是好的决策者。他们明知道栈道是安全的,但是他们的理性控制不了感情。他们连一个栈道都无法战胜。
从客观角度来说,所谓决策,无非就是从若干个选项中选择最有利的一个——只要你能看清楚所有的选项,决策动作本身非常简单。当然扑克的计算很复杂,但生活中绝大多数局面没有那么复杂。
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决策系统,而在于我们自己。不确定性和恐惧得失心理会扭曲我们的判断。
我们经常说人不能被自己的感情挟持,要多讲理性。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会说,为什么非得压抑感情呢?人难道不是感情的动物吗?感情有啥不好呢?这些问题是合法的,人的确需要感情,你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沉浸在某种感情之中——但是,感情会扭曲你对事物的判断。
比如有一天你开车到野外游玩,突然有个轮胎爆了。你自己想换备用轮胎可是没工具,你打电话叫了人,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时间慢慢过去,你自己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又冷又饿,本来计划的好好的一次郊游全都毁了,你感到这简直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可是设想一下,这件事过去一年以后,你还会认为它有那么严重吗?它最多只是一个小插曲,也许你连提都不想提。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身处当时的你会觉得这件事简直太严重了,心中仿佛有一口恶气必须得出才行,可是事后一想就好像是个笑话一样。
情绪会扭曲你对事物的判断。那种强烈情绪的问题就在于,明明是个很小的事儿,它会让你觉得那个事儿特别大。
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并不是过去的经历,二十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炒股的人对此肯定会深有体会。你买了一只股票,如果你每天都盯着它的股价看,你会觉得每一个波动都惊心动魄。可是如果每个月查看一次股价,你会觉得中间没看到的那些波动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体育比赛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只看一个最终比分,你不会觉得比赛有什么异常。可是如果看直播,你会觉得双方每一次争夺都无比严重。
情绪不知道大小。尤其是,当下的情绪。
情绪对人的误导还体现在相同的结果会带来很不同的情绪。比如你晚上参加了一场牌局。一开始你打得非常顺手一直赢,最多的时候赢到了1000元。你从来没赢过这么多钱,特别有成就感,还打算了一下这钱该怎么花。然后你突然手气没了,一直输,连续输了900元,等于是一晚上下来净挣了100元。牌局结束的时候,你感到很沮丧。
再想象另一个情况。一开始你一直输钱,总共输了1000元。你从来没输过这么多钱,心想这下回家没法交代啊,你的心很慌。但是接下来你开始赢了,一直赢回来了900元,等于一晚上净输了100元。牌局结束的时候,你心有余悸,但是情绪良好。
明明是赢了100元,你却很难受;明明是输了100元,你却很庆幸。所以情绪这种东西,能靠得住吗?
职业扑克选手对这个受到情绪影响的精神状态,有个专有名词,叫做“tilt”——也就是倾斜。如果你是处在倾斜的状态,千万别做决策。因为这时候的你根本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在这一刻,你自己并不是你真实的自己!
有个道理是这样的。你要擅长给各种值得注意的状态命名。一旦这个东西有了名字,它下次出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识别它,你就能提醒自己注意。所以建议你记住“tilt”这个名词,当你处于tilt时,你的面颊会变红,你的心跳和呼吸会加速,你,完了。
这也叫做spinning(围绕一个东西旋转;“当局者迷”)。也就是说你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个精神+认知状态之中,没有灵活性,也没有办法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而你最需要判断的,是你自己是不是出于tilt 状态。你要善于观察自己的状态。特别是与人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愤怒状态下做任何决定。
那怎么克服这种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呢?传统的方法是先来十个深呼吸再说。你还可以使用【10-10-10】方法:考虑十分钟、十个月和十年之后你会对此作何感想。这些方法的本质都是让你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下考虑眼下的问题,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清楚它真实的重要程度。
从远处旁观,克服短期情绪,尽量从一个远距离考虑问题;要跳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自己。
还有一个很有效的原则,是让过去的你、现在的你、和未来的你,一起做决策。
比如说,明天要早起,现在已经很晚了,可是你不想睡。那你就应该考虑,明天早上那个你,会对现在的你说什么呢?再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感到有点累了,可你想继续打牌。那你就应该考虑,上次疲惫状态下输了钱的那个你,会对现在的你说什么呢?
为了约束未来的你,现在的你可以预先把路径设计好。比如你有个晚上爱吃零食的毛病,那你就应该干脆别买零食。比如你花钱大手大脚,那你就设定一个自动把一部分工资存起来的机制。
为了战胜当前的感情,我们要设想自己可以时间旅行,让过去的你、现在的你、和未来的你,一起做决策。这不是想法问题,这是科学决策的态度、心法和气质问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样的人才可以指望他做决策。
讲科学决策绝对不是要牺牲任何一次决策的结果。科学决策只会增加每一次决策获得好结果的概率。我们所说的反对“结果论”,绝对不是说不注重下一次决策的结果,而是不被上一次的结果过度干扰判断。所以科学决策思维不是不看结果,而是“科学地”看结果,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多给自己几次机会。作为系统决策者应该有一点耐心,特别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的观感而全面否定或者肯定自己。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在换位思考,以便我们更好地管理不确定性。听起来都非常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因而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原则是考虑价值观,如果利益计算已经无法让你判断优劣,那就想想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你为自己的生命角色设定的“优先级”,就是你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代表着你,什么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独属于你的生命意义感。
一个人思考问题很简单、顾虑很少,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愿意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安命认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安全感;二是如果真的被伤害了,他觉得那就是注定会发生的吧,就当帮自己修行了。抱着这种心态做事,做事效率提升了很多,不设置条件去提防外界的人和事,内心也轻松了很多。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地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价值观而谦恭地活下去。
3.一个人的幽默感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人生哲学。
一个幽默的人必须要能够自黑、自嘲,能够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别人看,同时,在调侃别人的时候,还要有明贬实褒的水平,表面上在调侃,实际上是在赞扬,而且,通过这样幽默互动,还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更高明的人甚至能通过幽默的方式指出对方的缺点,对方还能心服口服地接受,这都是特别了不起的本领。所以,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哲学,不像大家想的那样,觉得幽默只是开个玩笑之类的。
幽默感是一种人生态度,不是一个表面现象,它背后有一个根基,只有具有了幽默感的内在根基,体现出来的外表才会显得轻松。我分析了一下,如果表面的幽默语言、行为表达是一棵树,真正的幽默感就是这棵树的养分,在树底下我们看不见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实际上来自于一个人的修养。一个没有修养的人是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即使开玩笑,也常常会得罪别人。我们一定碰到过这样的人,随便开玩笑,一开玩笑就得罪人,这样的人不叫有幽默感,叫没分寸。幽默的树根,就是一个人的修养。
幽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要素。第一,一个人最重要的修养,就是他能看得开生活和事业,不管遇到了顺利的事情还是困难的事情,都能看得开。遇到了顺利的事情,不狂妄、不骄傲、不自以为是。一个狂妄、骄傲、自以为是的人,一定没有幽默感,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如果对他进行调侃,他会很生气;如果他调侃别人,容易变成居高临下的指责。一个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如果灰头土脸、垂头丧气,不能以一种开朗的心态对待自己所遇的困境,他也不会有幽默感。
幽默的人就是能够消解生活困境的人,一旦能消解生活的困境,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豁达,从而就会有开玩笑的能力。高能够放下心态,低能够海阔天空,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慢慢学会了对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付之一笑,幽默感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幽默感并不一定是在语言上天天跟别人开玩笑,也并不一定是行为上逗得人哈哈大笑,幽默感其实是一种消解能力。罗曼·罗兰说,当你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能继续热爱生活,这才叫真正的英雄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让我们为难、困苦、不解的事情,甚至让我们绝望的事情都很多,在这种时候,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海阔天空的能力,生活真的就是一场磨难。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一定要处于平等和谐的状态,甚至处于一种把自己放得更低的状态中,才能产生一种生活的幽默气息。
有两种人一定没有幽默感,一种是特别追求权力、名声、财富、地位的人,因为这种人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样能往上爬,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样能超越别人。幽默感在本质上是一种放弃,既然如此,如果你死死抓住那些东西不放,也就意味着你不太容易有幽默感。还有一种人,就是自以为是、孤高、狂妄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如果你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更牛,你当然不可能产生自贬、自嘲、自黑的感觉,这就意味着你的幽默感肯定也出不来。甚至有些人被别人稍微批判了一下,或是被别人指出了缺点,就暴跳如雷,这样的人没有容纳力。如果是没有容纳力的人,很明显也不太容易产生幽默感。
幽默感主要有四个“放”,第一个“放”是放松,在整个心态、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你才能产生语言和行为上的轻松;第二个“放”是放下,要放下自己的架子,要放下自己的感受,要放下自己的执着,这样才能有一种沉浸的状态;第三个“放”是放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必须要有这种本领,能容纳万事于胸中,容纳所有的不同意见,并且还不会产生抵触,或者不会产生内心的某种纠结,这样才能产生放开的幽默感;第四个“放”是放达,苏东坡、李白都追求一种放达的人生,能够消解掉所有东西,哪怕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能追求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禅宗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掉下悬崖峭壁时抓住了一根藤,结果发现峭壁下面有一头老虎在等着,峭壁上面有一只老鼠正在咬这根藤。这时候他突然看见边上长了一颗鲜红的草莓,在这一瞬间他忘掉了下面的老虎,也忘掉了上面的老鼠,把那颗草莓摘下来,放在嘴中,品尝这颗草莓鲜美的味道,这一瞬间就是使自己从永久困苦中解脱之瞬间。只有当你发现人生中有了解决自己困苦之瞬间,你就产生了一种放松和幽默,你就释放了。所以,人生能达到“四放”——放松、放下、放开、放达,才有幽默能力。
只要达到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比如有的吃,不一定要吃多好;有的穿,不至于会被冻死;有的住,房子不一定要多大,就够了。而幸福感则来自于你对未来某种有意义的追求,如果我们想要生命、生活轻松一点,事业轻松一点,一定要带着幽默、旷达的心态来看待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某种人生态度。
4.大部分人无法释放自己的潜能,真的不是因为能力不行,也不是视野不行,更不是财力不行、家庭不行,主要就是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限。当一个人可以突破自己很多思维障碍时,其实就能极大程度上释放自己的潜能。
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有时候是被习惯和意识养成的,甚至是无意识养成的。另外,人有一个特点,一旦来到某种舒适区,离开舒适区就会变成一件痛苦的事。就像外面在下雨,让你不打雨伞冲进雨里,内心是会胆怯的,而一旦真的冲进雨里,你可能会发现在雨中其实有另一种乐趣。
一个人“思维里的墙”首先是心理层面。比如抱怨、指责,总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别人的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很多人倾向于把问题丢给别人,而不是自己,这是心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经常抱怨别人的人,会有三种类型。
第一,有受害者情结。遇到问题的时候,这群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受害,因为对他们来说,把责任推出去是一件极其舒服的事情。
第二,成年人经常会做对错的判断,而不做得失的判断。举个例子,过马路时,可能人行道是绿灯,汽车道是红灯,但走到一半,有一个大卡车加速冲过来,躲不躲?明明大卡车是错的,但你也会躲,因为这是你的生命。同样的道理挪到日常生活中,有人却很难做出判断,总会因为对错与否去埋怨他人。其实成年人活到一定阶段,应该能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元价值观,谁都很难指责对方的对错。
第三,有轻度自恋或者极度自恋。这样的人会觉得,我是最好的,既然有问题,肯定都是你们的问题。所以,一个有抱怨情绪的人,首先要识别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三种情况。
斯多葛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事,第一种事是你完全影响不了的,比如自然气候,这种完全影响不了的事就不要去管;第二种事情是可以部分影响的,比如冬奥会,你能决定要不要好好发挥;第三种是完全可以影响到的。
对于爱抱怨的人来说,除了识别自己是不是个抱怨者以外,还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完全不能控制的,就不应该再关注它;第二,如果这个事情可以部分控制,那就需要搞明白事情的边界是什么,什么事情是你真的能决定的,比如心情不好你管不了,但你的反应是你能控制的;第三,百分之百能控制的事情不要丢,比如你内在的原则、心里面的良知、对人的价值。
一个人如果能外在识别情况,内在调整状态,他就会慢慢有所改善。如果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是改正不了的,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先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但反思这件事还是需要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你反思的结果只会加强自己错误的判断,越反思越糟糕。所以,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多读书、多听课,或者多在社会中历练,多交往一些有学识、有见识的朋友。
5.人生中的绝大部分问题,都像是一块布上的褶皱。解决它的办法,不是跟这个褶皱的部位较劲,而是把布的其他地方展平,这个褶皱自然也就消失了。花时间去研究这个褶皱本身的颜色、形状、材料学结构,反而是缘木求鱼。
一个问题,也许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各种动因和机缘产生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什么是解决问题?不只是聚焦在问题本身,还要持续保持一种自我提升的状态,尝试找各种自我优化的状态。没准最后发现,不是那块褶皱解决了,而是整个这块布的品质改良了。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聚焦在不对劲的事情上,而不是将视野聚焦于自己已经拥有的、健康、快乐与和谐的事情上。无条件地接纳生活以及生活带来的一切,并着眼于生活的光明面,这才是我们能为自己、能为身边人做的做的最有力量的事情。
采用消极中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保留生活中的大部分复杂面而不去干预,始终把能量聚焦于生活中的那点积极面,将自我意识的光明投射在最重要的人和事上。这不是让你忽略生活的阴暗面,它只是教你把那片阴暗看作是光明中的一点儿瑕疵。如果否认黑暗,你就是无知;但如果看不到黑暗周围的光,你的认知就是残缺的。
6.聪明和智慧这两个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可能区别就在于:智慧多了一个维度,就是时间的维度。智慧是一种能从当局中跳出来的视角,从更大尺度、更超脱的时间上去观照眼下这个现实状况。因而智慧其实是一种叠加了时间考量的聪明。
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很成功,这当然就需要聪明。而我能预见到这件事在漫长的时间里,比如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一条上坡路还是下坡路?沿途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形?遭遇什么样的阻力?各个阶段我可能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是什么?想明白这些的人,就是智慧了。这么说的话,聪明和智慧这两种禀赋的来源也就不同了。聪明可能更是天分,比如一测,智商180。而智慧呢,就要靠长期在复杂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思考和操练,才能得来了。
7.对于经验丰富的舵手来说,每一个风浪都是他校准航向的好时机;对于生活在无常世界的我们来说,每一次风波也都是我们校准意识雷达的好时机,我们要赶快把意识收回到当下,不要把眼前的境况认得太真;同时,这些风波也是一次提醒,是在提醒我们又陷入了对内在小我及外在无常的无意识认同之中。
世界是流动的,不是为任何一个人设计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这才是世界的本质。因而我们要善于利用而非逃避每一次无常,要善于把它们当作是对我们活在当下的一种提醒。世间充满无常,因而每一个无常都是我们用以壮大自己的好机会,它们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回到当下,让意识专注在当下最该做的事情上,珍惜眼前人,做好手中事。
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内在属性,因而我们得学会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那些无法化解的分歧,并与之共存。我们得全然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现实状况。试图主动压抑一个想法,去抵抗、阻止它,只会令它更鲜活,更强烈。同样,对于情绪,比如焦虑、愤怒、嫉妒,当我们试图压抑这些情绪,试图抵挡、阻止类似的情绪自然流露时,它们只会更加强烈。
这世上就是有很多事情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不要总把随机错当成是因果,要敢于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总想去控制、干预和改变生活的无常,就像妄图对抗时间一样毫无意义。
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
诸行无常。用生物学的视角看来,年轻跟年老没有什么哪个好哪个不好的区别,活着跟死去也都是同样正常的存在。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变化,留是肯定留不住的,但是“无常”并不仅仅是变化的意思——无常还代表物质的流动性。组成生命的每一个粒子都是环境中因缘际会而来的,生物死后也只是回归环境而已。考虑到自己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死亡也并没有让世界少了什么。
既然祸福如此无常,不可预测,我们就应该与这外在的命运保持一段距离,做到某种程度的不动心,走运时不得意忘形,背运时也不失魂落魄。在宏观上持一种被动、超脱、顺其自然的态度;在微观上持一种主动、认真、事在人为的态度。
不再计较外部的不确定,不再否认过往的伤害,不再寄希望于风险不会发生,这对我们反而是一种放松,会给我们内在的安全感,让我们能把注意力充分地放在眼前的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上。既然无法掌控那么大的世界,就把注意力转到日常中一些微小的确定性中,专注于行,持续地做事,做那些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
缓解痛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不把大脑中的每一个想法都信以为真,转而去悦纳现实本来的样子,让外界的事件和自我的感觉自然流露和消退。生命的本色就是流动的,多变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只要时时刻刻都去接纳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如是发生,那我们便能够在混乱、不确定的空间中生存。但是,就像水一样,当我们停止流动、总想着去抵抗时,我们的心里就会产生执着,执着就会变成窒碍,我们也就像被绳子捆住了一样,活得越来越僵化。
痛苦和快乐一样,都是鲜活生命的必然体验,所以我们要乐意去接受这个世界所呈现的一切,乐意去接受生命本身和生命所展现的各种经历,允许自己全然体验人类情感中的所有情绪。接受现实并不暗指我们喜欢这些事情,我们只是在给自己许可、空间、自由,让自己自然地体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通过全然接纳一切的方式来给自己解除束缚,让自己从情绪困顿和过度思虑当中解放出来。
与其时刻焦虑着未知,不如全然承认无常的存在。我们不妨从俗谛(物质现实)的层面去全然觉察各种生命体验,抗拒不逃避;从真谛(心理现实)的层面去超越眼下这个境况,不被任何看似强烈的心念所绑架。一念觉,天地宽,每增加一个认知的维度,思考的格局和精神的空间都会扩大数倍。
当我们全然接受现实时,就能将心力回收到当下;当我们接受而不是拒绝时,我们就成了一条管道、一根导线,让智慧和美德流动其中。不计较得失,不在意去留,内心无波无澜,情绪不悲不喜。走过了,活过了,好的不好的,一概收纳。
8.《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品格之路》一书中提出了一对概念:“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
“简历美德”容易理解,说的就是你能够写在简历上,拿出去跟人显摆的东西。你的学历、专业、获得的奖项、工作经历、拿到的证书、掌握的技能等,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你在职场上找到更好的工作,也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名利。
什么是“悼词美德”呢?布鲁克斯说,就是人们在你的葬礼上谈论起你的时候,赞颂的你的美德。中国人有个忌讳,不喜欢谈论死亡。那我们就换一个场景。假设你要过百岁诞辰,你的亲人和朋友都来祝贺,他们在庆典活动上轮流发表对你的贺词,讲述你一生的成就和你对他们的影响。这时候,你愿意听到什么?
你最希望别人夸奖你买了几套房,攒了多少钱吗?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带不走的。你最希望别人夸奖你“混”到了处级干部或是厅级干部,当过CEO或是CFO(首席财务官)吗?那些都是陈年往事,好汉不提当年勇。快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你最希望别人赞美的是你的内在品格,你的勇敢、忠诚、正直,你为家人付出的努力,你对别人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你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虽然“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强调的东西不一样,但它们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简历美德”是从过程的角度看,“悼词美德”是从终局的角度看;“简历美德”是从成就的角度看,“悼词美德”是从价值的角度看。有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生的平衡。不追求“简历美德”不行,太看重“简历美德”也不行。
如果一个人把名利看得太重,可能会误入歧途。虚荣心太重,会让你变得浮躁而且华而不实。生活在为别人表演的幻象里,试图去讨好所有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所有人都对你不满意。追逐利益让人变得贪婪,而贪婪会毁掉人的理性。拉罗什福科说过,“过分的精明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冯仑也曾说过,他见过的有钱人,都是追求自己的理想,顺便赚到了钱,没有见过谁是追求赚钱,顺便实现了理想。
但是,放弃对名利的追逐,是否意味着既要甘于淡泊,又要忍受贫穷呢?其实并非如此。为了让人体增强对传染病的免疫力,需要注射疫苗。疫苗其实就是将细菌、病毒这些病原微生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转基因等方法处理之后,注射到人体内,让它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抵抗力。同样的道理,追求一点小小的名利,也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名利本身的抵抗。
为了不把名利当一回事,你要先得到一点名和利。有了小小的名气,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扬,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信心。但这之后就要提醒自己,出名也没太大意思,不值得再去追求了。经济学总是追求最优解,最优解一定是在一个均衡水平上,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同样,名气并非越大越好,也有一个最优水平。最优的水平是圈内人知道你,而且对你的评价较好,这就足矣。一旦到了圈外不相干的人也知道你的名字,名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能要超过其正面影响了。
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当然要有一些物质基础。靠个人努力过上体面的生活,是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义务。当你摆脱了困窘的生活之后,就会发现,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但这些不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够用金钱来解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体会金钱买不到的美好事物。
知道要适可而止,学会平衡名利,我们才能让心平静下来,去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找到自己的人生指南针。
9.人生每一件事都在发生的瞬间就已经结束,并且随时光之流而过去了。假如有什么事情老是梗在心头过不去,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心里不愿意让它过去而已,其实它早已经在发生的瞬间就过去了。
人生没有忍受不了的事,是你心里不愿忍受,所以才会受不了。不管精神上有多么大的痛苦,只要你找到一个为什么要忍受的理由,就可以忍受下去。创立“意义疗法”的维克多·弗兰克尔也说过,一个人只要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活着,就可以不管如何凄惨地活下去都几乎能够忍受。弗兰克的这个主张,是他亲身经历犹太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生存情境后归纳出来的信念。
找到意义就可以忍受一切痛苦。
弗兰克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最钟爱的弟子,却因为来不及逃难而沦陷到纳粹的犹太集中营中。在集中营里每天遭受到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生不如死,他一度想跟别人一样自杀,这样至少死得有尊严些。后来他忽然想到从心理学与精神分析这个学科的观点看,集中营虽然残酷而令人绝望,却还是有人能够精神奕奕地活下去。假如可以洞彻人类的心智与精神如何忍受这种极端的情境,不但将会是对人类极为宝贵的知识,也可以让那些付出的残酷代价的人得到报偿。接着,他意识到他的老师和学门内的师兄弟都已经逃离德国,唯一有能力完成这个历史性使命的就只剩他一个人了。从此以后,他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个使命,再也不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刚进集中营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身体瘦弱的人会比较受不了恶劣的饮食和远远超过身体负荷的强迫劳动。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最先受不了折磨而死去的多半是身体健壮的男人,许多赢弱的老妇却坚毅地活着,毫无衰微的迹象。弗兰克慢慢了解到受不了折磨而死去的健壮男人,往往是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很高的人。他们一辈子习惯于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到了集中营后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的事,因而找不到忍受痛苦的理由,逐渐失去活下去的意志;反之,一个瘦弱的妇人,一心想要在儿子未来的婚礼,把祖传的项链挂在媳妇脖子上,完成家族传承数百年的规矩,为了这一份无可替代”的责任,她无论怎么苦都要坚决活下去。
归纳集中营里许多案例之后,弗兰克慢慢发展出一个终生不移的信念:“一个人,只要自觉到他对于一个等待着他的挚爱亲人有一份责任,或者对一件尚未完成的事负有使命,就没有能力抛弃他的生命。他知道他“为什么必须要活着,因此不管是如何活下去他几乎都能够忍受”。
电影《音乐之声》里,女主角有一台词:“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总会同时在某个地方打开一扇窗。”但是,你必须要有耐心去找寻,因为它可能出现在你从来都不曾想过,甚至一向都以为不可能的地方。
人生的意义有无数种可能,而我们通常只认识其中三五种。一个想自杀的人往往是因为自以为再也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因而找不到任何忍受痛苦的理由。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在意外地打击下失去一切曾经熟悉的人生意义而已,在他所不熟悉的地方,还有着无数的人生意义和理想等待着他去发现与重建。
因此,即便是巨大的创伤使我们在瞬间失去一切的希望,那种过不去的绝望仍旧是一时的,而不是一辈子。只要能撑过最艰难的时刻,就有机会找到另一扇窗,其至把被命运关闭的大门再度推挤开来。
10.恐惧是一种互相缠绕的心理体验,因为担心恐怖的事情会发生而预先感到恐慌,这种先兆的恐慌感又会加重你的恐惧心理。正如我们为失眠而焦虑,焦虑又让我们更加难以入睡一样。
人类经常会处在这种混乱的心理感受里,自我预感,自我求证,再自我建构,由此产生丰富多彩的心灵现实。产生贫困的预感,就会金钱饥渴,就会竭尽全力去捞钱,用富足来减弱对贫困的害怕。同样,权力饥渴、性饥渴、安全饥渴、亲密饥渴、赌瘾、药瘾的人,明知并不需要那么多,却不能克制,且永远不能满足。
人类的恐惧也是一种恐惧饥渴,明知自己不喜欢恐惧,却总是全神贯注地在内心去体验,去寻找。一个恐惧蜘蛛的人,眼睛会比不恐惧蜘蛛的人更多地关注房子的顶角,桌椅的背面底面,墙缝,地角,凡是蜘蛛喜欢待的地方,怕蜘蛛的人都喜欢去找,在找的过程中体验一种先兆般的恐惧不安。相对来说,怕蜘蛛的人发现蜘蛛的几率比一般人大很多。害怕恐惧的人,恐惧当然也会比一般人多很多,这是精神贯注的结果,是自自然然的事情。
人最大的恐惧是潜藏的死亡恐惧,当我们还没有勇气来接受死亡的蛰伏,这种恐惧就会转化为躯体和精神的焦虑并固化起来。
焦虑这个东西在很多时候你认为它不应该有,它才会变得来劲。因为你希望它没有,花了些力量与工夫去对付它,结果焦虑越明显,人就被挫败了,结果紧张和恐慌的感觉让你更加难受。一般初始的紧张并不那么明显,只是人面对压力时的一种自然反应,对紧张的紧张才是焦虑发作的根源。另一方面,身心是同一的,紧张也许是身体的一种语言,压力、环境不良、饮食过当都会引发躯体的紧张信号。
简言之,焦虑侵袭我们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人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存在一种先占般的预感,这种预感有很强的建构能力。一个有强迫性行为或观念的人,会突发一种预兆,然后他停下来,等待一个糟糕的观念产生,又被迫似的重复一种行为直到预兆变弱,观念淡化。这跟一个人饿了,停下来找吃的,然后把可吃的吃了,直到这种饿感变弱有什么两样呢?不同的是前者是不情愿的、被迫的,后者是自愿的、快感的。
恐惧既是一种害怕也是一种渴望,内心害怕会发生什么,其实也在潜意识中渴望发生点什么。对现在的世界来说,真正让人不安全的不是外界,而是一个人自己的内心,是你内心的的恐怖幻象总是在吓唬你。当你对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感到恐惧时,你一定能在恐惧中发现你自己内心的影子。
我们的很多恐惧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害怕它,想永远逃离它,又怎样都逃离不了,于是我们的潜意识就非常渴望外部世界能发生点什么让人惊骇的事情,来击碎自己内在的恐惧幻象,来让自己从内在恐惧的牢笼中逃离出来。
如何让自己摆脱这种自己吓自己的烦恼?那就是换一个解释系统,把恐惧解读为喜欢,喜欢你的恐惧,你就会发现你总是在花时间去找到这种感觉,在人际关系中去制造它,然后你可以沾沾自喜。客观来说,人是需要恐惧的,生命也需要恐惧来滋养。恐惧让人需要安全,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存在,并在生活中保持谦卑、节制、隐忍和大度。
知天命,是懂得生死寻常、荣辱不惊,无故加之不怒,无故得之不喜。接受生命与情绪的自在节律,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境遇、环境、人际关系而变换,我们就可以随其自然地生活。
11.上面提到,想要摆脱恐惧这种心理困境,就要学会给自己换一套解释系统,那么这一条启发就是一个新的解释系统:心理困境,其实人类追求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理困境具有激活心智、敏锐感知、扩展意识深度的奇妙力量,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资源。以恐惧为例,恐惧是一种奇怪的杠杆:巨大的恐惧能震慑我们,使我们制造出许许多多的防御;但巨大的恐惧也能敏锐和扩展我们的感触觉与意识,让我们有机会觉察自己的内心,有机会破除自己的妄想执著,有机会完成自我的超越。
生命中发生的真实困境,能够激活我们对外在事物和内在感受的高度觉察能力,让我们有机会打开更宽广、深刻的世界。
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与深层次的意识,会借由表面上的情绪与行为模式来体现。这些心理困境是敏锐感知的入口,是打开闭锁内心的开关,通过它们你将有机会进入并看到自己的内心,有机会去理解自己深层次的意识,进而有机会优化自我的反应模式。
对任何心理困境,你都要放弃那种归因式的解读和应激式的干预的冲动。你需要意识到的是,当前的这些心理困境,只是你过往的思维模式发展至当下这一阶段、这一时刻的变现,它们是你过往思维的产物,因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否认、对抗它们,而是要学会换一套解释系统,把这些过往积聚的能量给释放出来。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所有的痛苦都是未被发现其意义的痛苦,我们若能借由这些心理困境来加深对内在自我的感知,来破除妄念执著,来优化自己的心智模式,来完成自我的成长与超越,何乐而不为呢?
传统命理学也讲过,命中带煞不好,命中无煞的人也没有大作为,有煞又能将其制服并为己所用的人才能大富大贵。心理困境犹如煞,能体验这些苦痛又能利用这些苦痛去丰满自己就是福气。
人啊,心头一定要有个怕、有个躲。那些让你害怕和痛苦的点,都是因为触及到了你思想与情感上的盲点与陷阱,因而你要好好利用这些惶恐与焦虑,带着这些压力与折磨,用它们来帮助你驱散观念的迷障、突破人性的桎梏,来为自己打开一个愈来愈宽的人生视野,使自己的生命格局愈来愈宽阔、深远而有价值。
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12.除了上述这套“恐惧是破除妄念、完成自我超越的契机”的解释系统,我再补充一套“恐惧是生命给我们的最大善意”的解释系统。
恐惧是全人类共有的意识与感觉要素,每个人潜意识中都存在着未解决的恐惧,这些恐惧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内心的和谐。生活在现代安全感中的人尤甚,我们的恐惧感和恐惧的表达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因而潜意识就会借由一些非致命的危机场景来帮助我们感觉它和释放它。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事困顿和情绪风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体验到内心深藏的恐惧,并借由这些场景尽可能地释放它,由此获得内心的平衡。
心理学有一种艺术治疗方法,即让一些有焦虑、恐惧情绪的神经症患者观看恐怖电影、聆听惊悸的音乐或在家中悬挂沉船、火灾、地震等恐怖或悲伤的图片,通过让他们日日面对恐怖场景来释放内心的焦虑,使之不能积聚到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正常生活能力的强度。
能够容忍小的、非致命的恐惧事件,是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摧毁整个系统的风险)的前提;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一定程度的恐惧感,是成就长期精神稳定性的关键。
当然,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激发都有一定的阈值,这个阈值还可能随年龄的不同、心境的不同而改变。一般说来,恐怖情景有描述上的等级,从小到大排列是吃惊、惊愕、恐怖、惊恐、震骇。有的人在很低等的恐怖中也会体验到很强的恐惧情绪,这是阈值低;另一些人在很高的恐惧等级中也无害怕感受,这是阈值高。不害怕的人会让人害怕,易于害怕的人让人感觉安全。有犯罪基因的人从不害怕,疼痛感也不强,因此难以与人共情,伤害别人的时候内心也没有不适感。俗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
人有恐惧感是福,因为害怕而敬畏,因为害怕而追求政局稳定、制度完善与社会安全。
13.人是用己心在度天下人的心,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都在坦诚着自己,人不坏就看不到别人的坏,人不善也感觉不到别人的善。
正如佛家说:“你心中有,眼中才有。”人的认知的确存在一种奇妙的现象,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就感觉不到。记得《 探索 》栏目播过这样的节目,说哥伦布到达南美洲的时候,将船停泊在一海里外,划着舢板上岸。当地的印第安人看不到海面上的帆船,他们以为那只不过是礁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印第安人从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大船,会把海面上的物体习惯地用常用的知觉模型去解释,直到被请上船后,他们才有了船的知觉模型,很快所有的印第安人就都看到了那船……复杂的世界是靠我们有限的认知模型去解释的,跟我们自己内置的认知模型有关。
真实有不同的解释系统,不同的解释对解释者都是真实。你只要相信一种解释,你就不必为别人的解释去懊恼,除非你也不确信,除非你也怀疑才会对别人的怀疑敏感。我们真的不要太执著去坚信什么,喜欢自己的看法,也容纳别人的意见,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我们要拥有三个美好的假定,世界是美好珍贵的,人类是善良互爱的,自己是重要且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用这样的眼睛看世界,看人际,看自我,我们容易看到这些美好,得到快乐和幸福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总是看到事物坏的一面,那么,由此引发的烦恼、愤怒、不满也得我们自己来品尝。
就像名言“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不同的对真理的解释”,真正的幸福不存在,只存在人们对幸福的不同解释。现实中的幸福和昙花一样,只是生活中短暂一现的芬芳。但内心的幸福是存在的,这种幸福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态度,喜欢自己的人,容易喜从心来;不喜欢自己的人,悲从心起。最近流行这样一句话:“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何不选择快乐!”幸福也一样,首先人要有感受幸福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前提是有良好的自我认同,对现实的满足感、对生活不作过高期待。
万事由心而生,同样的故事一定会有多种描述,而我们如何来描述自己的故事,则是根据我们的内心假定,幸福的人作幸福的描述,不幸的人作不幸的描述。所以,幸福与否在于我们内心的选择,我们选择幸福,那么会有一千个理由让我们愉悦满足;我们选择痛苦,也会有一万个理由让我们悲伤失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幸福!
14.自我探索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自我探索是对自我的重新解释,是按照一种理论或言语模型去梳理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内心与现实,自我与人际。这样的探索其实不算是探索,而是重新把自己言语化,排列组合,你学习到了一种新的解释系统,也就构成内心新的现实。这样的重新解释是一种对过去的解放,会激发情绪的宣泄,在短时间有一种通透的释放感,不过,好景不长,新的诠释系统又会像枷锁让你失去被解放的滋味。
第二种自我探索是对自我的全然觉知,没有言语、没有分类、没有对错、没有因果、没有深浅、没有前后、没有轻重、没有批评与判断、没有始终、没有方向与目的……你能知觉到的一切都是自我的部分,宇宙、自然、人与物、存在与虚无、生与死、新与旧、个体与整体……你能感觉到的一切都构成你的生命世界,都构成你的自我范畴。
第二种自我探索就是扩大知觉的能力与范围,从对自我的知觉展开对宇宙、生命的探索。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全方位、无条件、无先占假定去接纳存在的一切,并用知觉自己内在的方式去知觉整个世界的过程。痛苦是我的,但我不是痛苦;欲望是我的,但我不是欲望,我比我知觉到的东西更多。真正的自我探索是不能借助言语的,唯一的工具是感觉,唯一的技术是接纳与认同,要达到的唯一境界是无限。不然,所谓的自我探索出来的结果只是言语产物,这样的探索当然还不如那些活得简单、从不对自我探索的人。
重新解释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全然觉知的力量是无限的。
15.上一条说到了探索自我,而探索自我经常用的方式是精神分析。
所有的感觉都是不可言传的,感觉只能经由感觉去捕捉,因而对感觉的分析只能通过言语、通过事例、通过一些关系模型和分类来解读与理解。所有的感觉都来自于每个人自己的解释系统,因而精神分析可以帮助人们解读并修正自我的解释系统,而当我们修正对事件的解释后,我们的感觉也会发生改变。
精神分析是试图用理性来解读和修正人的感觉,其核心是要提升我们感觉的能力,而非解释的能力。可惜人们却把注意力放在言语、事例、模型和分类上,把解释当做真理,忘掉了我们解释的目的,忘掉了精神分析的全部是要提升我们感觉的能力,而不是解释的能力。
精神分析产生于科学主义盛行的维多利亚时期,所以在它的理论中内涵着归因论、决定论这样的物理学的线性思维逻辑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也只能如此精神分析才能生存下来。由于精神分析是归因的,问题取向也是当然。精神分析为了理论的系统,多少会发展一些刻板分类与模型化,不然就不成其为系统。但讨论问题并不是导向问题的解决,而是导向对问题的感觉的松懈,感觉变了,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讨论问题的方式其实只是达成我们内心成长的工具或路径,不是目的。
因此,精神分析只是探索自我的一种手段,那些解释框架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觉知、理解自我。
对自我深度的觉知,带来的不是心理指标上的健康,而是一种不用依靠他人、不依靠环境、不依靠物质也能获得的自在之乐。真正的心理健康不是一直快乐幸福,而是一种正向且积极的自我解惑的能力,是内心的接纳度,现实的适应度,人际关系的宽容度,再加上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自己全然接纳,对外部世界全然接纳,在生命自然呈现的状态中体验各种酸甜苦辣,以善意的、自在的方式走完自我生命的历程,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他人传递豁达的生活观。
2025.04.01 周二:
人从小到大,有几个基本问题,躲也躲不过,比如情是何物?性是何物?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人从哪里来?时间之外是什么?为什么伦理道德长成这副模样?
因为你是财神的儿子,嘴巴里塞满银行卡出生,因为你生下来就有的钱不是通常意义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的钱,而是能想让很多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的钱,所以和其他普通人相比,你很早还遇上另一个问题,躲也躲不过:钱是什么东西?
我想你一定问过你的财神爸爸,他一定有他的说法,我现在也和你唠叨唠叨,方便你比较。你应该知道,所有这些躲也躲不开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将来你如果遇见那些坚持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绝大多数是傻子,极少数是大奸大滑,把你的脑子当内裤洗,把你变成傻子。总之,对于这些问题,你能多理解一种新的说法,你的小宇宙就更强悍一些。
从一方面讲,钱不是什么东西,你有钱没什么了不起。很多了不起和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曾经有一个诗人,有天晚上起来撒尿,见月伤心,写了20个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之后,亿万小学生起夜小便,看到月亮,难免会想起这20个字。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小说家,严重抑郁,平常待在人烟稀少的纽约远郊区。实在吃腻了自己做的饭菜、厌倦了自摸用的左手和右手,就一路搭车到纽约,在电话黄页里找到当红女影星的电话,打过去,说:“我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睡你。”然后,他就睡了那个女影星。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画家,年轻的时候血战古人,把所有值得模仿的古代名家都模仿了一个遍,自信造出的假画能骗过五百年内的所有行家。后来他到了日本,看到日本号称收藏石涛的第一人,指着此人最珍爱的一套石涛山水册,说是他20年前的练习。收藏家坚决不信,这个画家说,你找装裱师揭开第四页的右下角,背面有我张大千的私印。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生意人,在手机被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型企业半垄断生产了近20年之后,领导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的电脑企业做出了iPhone。“为什么我会想起来做手机?看看你们手中的手机,我们怎么能容忍自己使用如此糟糕的产品?”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我见过一个陌生人在雨天,在北京,开车。一个行人过马路,匆忙中手里一包桃子掉在马路当中,散落在这个人的车前。这个人按了紧急蹦灯,跳下车,帮行人尽快捡起桃子。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更简洁的论证是,即使有钱很了不起,但是你有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的钱不是你挣的。从另一方面讲,钱是好东西,钱是一种力量,使用好了,你可以变得了不起。
比如培育冷僻的声音。在世界各地挑选一百个民风非主流、生活丰富的地方,在每个地方租个房子,提供三餐、网络和一张床。每年找十个诗人、十个写小说的、十个画画的、十个搞照片的、十个设计房子的、十个作曲的、十个唱歌的、十个跳舞的、十个和尚、十个思考时间空间道德律的。不找太畅销的,不找成名太久的,不找有社会主流职务的。这一百个人在这一百所房子里生活一年,没有任何产量的要求,可以思考、创造、读书、自摸、做任何当地法律不禁止的事儿,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比如延续美好的手艺。在世界最古老的十个大城市,选当地最传统美丽的位置,开一家小酒店,十张桌子,十间客房。不计成本和时间,找最好的当地厨师、用最好的当地原料、上最好的当地酒,恢复当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味道、最难忘的醉。盖标准最严格的当地建筑、用最好的当地家具、配最好的当地织物,恢复当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夜晚、最难忘的梦。如果在北京开,家具要比万历,香炉要比宣德,瓷器要比雍正,丝织要比乾隆。
比如促进渺茫的科学发展。对于病毒的理解还是如此原始,普通的感冒还是可以一片一片杀死群聚的人类。植物神经、激素和大脑皮层到底如何相互作用,鸦片和枪和玫瑰和性高潮到底如何相通?千万年积累的石油和煤和铀用完了之后,靠什么生火做饭?中医里无数骗子,无数人谩骂中医,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如此旺盛地繁衍存活?需要用西方科学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先看看中医到底有没有用,再看看到底怎么有了用。
比如推动遥远的民主进步。在最穷、最偏远的两百个县城中,给一所最好的中学盖个新图书馆,建个免费网吧。在图书馆和网吧的立面上贴上你的名字,再过几年,你就和肯德基大叔一样出名了。召集顶尖的一百个学者花20年重修《资治通鉴》,向前延伸到夏商,向后拓展到公元2000年。再过几百年,你就和吕不韦、刘义庆、司马光一样不朽了。
感觉到了吧,再多的钱也可以不够用,花钱也可以很愉快。余不一一,自己琢磨。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也特烦教导别人。一来是认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一概论之。那些号称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不是为了骗你钱买书的,就是教你抄袭造假骗人的。二来我光讲、你光听,基本没用。我好好讲《易筋经》,你好好听,你还是不会少林武功。所以,你们想听我讲刚入职场应该注意什么,让我为难了,想来想去,还是说说好习惯。在江湖上混,养成好习惯第一,其他就看你们各自的特质和造化了。
第一个习惯是及时。收到的邮件,24小时内一定要回复,中移动和中联通的网络覆盖不好不是借口。约好了会议,要及时赶到,北京交通拥堵、闹钟没响、你妈忘了叫你起床不是借口。
第二个习惯是近俗。尽管信息爆炸,也要学会不走马观花。长期阅读两种以上财经期刊,知道最近什么是大奸、大滑、大痴、大傻。长期阅读两种以上专业期刊,知道最近什么是最新、最潮、最酷、最牛。
第三个习惯是学习。一年至少要读四本严肃书籍。严肃书籍的定义是,不是通常在机场能买到的,不是近五年出的,不是你看了能不犯困的。
第四个习惯是动笔。在现世,能想明白、写清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眼高手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年至少写四篇文章,每篇至少两千字。写作的过程,也是沉静、思考和凝练的过程,仿佛躲开人群、屏息敛气、抬头看到明月当头。
第五个习惯是强身。每天至少慢运动半小时,比如肢体伸展、瑜伽、站桩、静坐。每周争取专门锻炼一次,每次两个小时以上,有氧兼无氧。保持身体健康、不经常请病假,也是职业管理者的基本素养。
第六个习惯是爱好。争取培养一个你能长期享受的爱好,不见得很复杂,比如发呆、倒立,甚至不见得你能做得比其他人好很多,比如自拍、养花。工作有时候会很烦,要学会扯脱。很多争吵,如果争吵双方都闭嘴,回房间发呆、自拍、闭眼、睡觉,第二天基本会发现,完全没有争吵的必要。这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扯脱,侍弄自己的爱好,远远好过硬做。
第七个习惯是常备。除了睡觉的时候,手机要开机,要让你的同事能找到你。如果和上级出差,你的手机几乎要时刻攥在手上。手机没电了不是借口,即使你用的是iPhone,也可以配个外挂电池。
第八个习惯是执行。万事开头难,所以见到事儿就叉手立办,马上开头。不开头,这件事儿的思绪会占据你的内存很多、很久。见了就做,做了就放下了,了无不了。
第九个习惯是服从。接到一项似乎很不合理的工作,忌马上拒绝或抱怨。第一,和上级充分沟通,从他的角度理解任务。有时候,你心中对此项工作的要求远远高于上级的要求。第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有自信,不必每件事都做到一百分。第三,上述两条还不能解决心头不快,那就放下自己,服从。
第十个习惯是收放。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先达,力战者未必能胜。同学们啊,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再是每件事都是一门考试,不再是每门考试你都要拿满分和第一。收放是一种在学校里没人教你的技巧,练习的第一步是自信,不必事事胜人。
当然,如果你们说,这些习惯太俗,想仰天大笑出门去,这些世俗习惯完全可以不理。内心之外,我祝福你们找到不世俗的山林、不用装修的岩洞、不搞政府关系的和尚和不爱财的姑娘。
本文来源:《有底气》,冯唐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04.02 周三:
好吧,下面挂一漏万,是我对成就世俗好男人的高度总结。
作为一个好男人,在现实生活中,一生中要处理好七件事:Wealth(金钱),Women(女人),Wine(酒肉),Work(工作),Watch(珍玩),Workout(身体),Wisdom(智慧)。
钱是要有一点的,但是不要太多,能自给自足、经济独立就好。太多的话,活着的时候是负担,你周围会出现一些虚假的好人和真实的敌人。死的时候有很多钱,是件非常二的事儿,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会被笑话的第一件事儿,进门的时候就被认定出身不好,下辈子一辈子难翻身。那有多少钱合适?够用就好。意淫可以丰富,生活要简单。生活简单,够用的要求就不高,你就不用为钱而钱。
女人(或者男人,如果你喜欢男人多于女人)最好找和你小宇宙以及生活习惯类似的。否则,你看个情色片、玩个网游、去阿姆斯特丹逛个咖啡馆,她就认为你是怪胎。否则,你嗜辣、她怕辣;你怕冷、她怕热;你喜宅、她喜逛,日子不好过。爱情和婚姻基本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尽管非常容易搞混。但是二者之间有个重要联系,如果你和那个女人最初有爱情,哪怕之后爱情消失得一干二净,留下的遗迹也是婚姻稳固的最好基石。
酒肉要和朋友吃喝,独自酒肉非常悲催。朋友不在多,在久。“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有两三个男人能让你无由地想念,两三个月一定要坐下来分饮两三瓶好酒,福德甚多。又,大酒必伤,两害择其轻,宁可伤胃,不要伤肝。大酒过后,去吐。
工作最好做你喜欢做的和擅长做的,哪怕你喜欢做的和擅长做的是码字、洗菜或者锄草。工作最好周围有一小群你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现世里,工作往往占据你大部分的有效时间,如果周围的人无趣,生命容易无趣。又,不能小看工作,工作能让你的生活更平衡,即使你女人和你朋友拐了你的金钱跑了,你如果还有工作,你不怕的。
玩物不会丧志,但是要保持玩儿的心态,不要太当个事儿,每个大型拍卖会都非要去。玩儿的时候,花合理的价钱买自己真喜欢的好东西,别贪便宜,别跟着各种所谓大师和专家的意见走。
身体是老天白给你的,但不是白给你糟践的。你用身体用得太狠了,身体会给你找麻烦的。其实,身体好也不难,起居有度,饮食有节,不着急,多喝水,性交愉悦,时常做做操,打打太极拳。
智慧比你的长相重要,比你的身体健美重要,比你的命根子大小重要。智慧这件事儿,急不得。独立思考,时常忘记标准答案,读读历史,多走些地方,多听你姥姥骂街,骂天、地、人、兽,有帮助。
多数没想清楚、没体会精细的原因在于没有经历、没有生活。亲尝远远大于二手信息。山里的和尚说,他了悟了世事,拿起放下,当时不杂,过后不恋。我不相信他能。
买了一个B&W的耳机,睡觉前催眠,听一个朋友念的《金刚经》。她的字写得端正,经念得有静气。夜半醒来,酒店窗外的月亮巨大,大过蒸锅,大过路灯,大过欲望。我忽然想,一天不作,一天不食,我每天竭尽心力庙算,如果能让这个红筹集团的50万人少走弯路,遇水见桥,遇山见路,见佛杀佛,见祖杀祖,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否也是一种大乘?我忽然又想,我凶残地压榨自己的精力,两三年写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之下,流转几百年,帮助读到的人拆篱笆,蔑生死,按摩心房,脱离拧巴,是否也是一种大乘?我最后想,你王锋办一本杂志,给出一种趣味和正见,让当下千万人的日子更美好一点,是否也是一种大乘?
当初读《史记》,第一次知道你,你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当时我太小,和其他人一样,长期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表情,被一种声音、态度、道德律、世界观和人生观洗脑,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真心地嘲笑你:哈哈哈,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傻×啊,哈哈哈。
世事渐明,开始思量过去遭受的教育,重新读过去囫囵吞枣读下去的旧书——《论语》《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嘉言钞》《史记》。再读到你,第一,觉得你冤枉。想当初,你在云南,山上有云,山下有湖,你吃着菌子,看着歌舞,一队穿着怪异的人远道而来,说来自汉朝,你问汉朝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太正常不过了。第二,想想我亲历过的人和事儿,那些卓尔不群的傻人和那些匪夷所思的傻事儿,我忽然明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随便给你举俩例子。
有一次去台北,吃完饭,朋友拉着,早春的夜里,几个人去光复南路一家茶馆喝茶。茶馆很舒服,家具混搭,装饰极繁主义,各种民国旧物、各种佛像、各种佛用的东西、各种字画,把空间堆得满满的,人坐进去,眼睛不够用。朋友和主人很熟,主人长得很帅,操软软的台湾普通话,用碗泡茶,用勺分,冻顶乌龙、东方美人、自家密制奶茶,非常好喝。一切都很美好,直到他开始说话:“这些茶,你们在外边不可能见过,你们见过的东方美人都是假的。东方美人就几亩山地出产,这几亩山地都是我包的,每年我先挑,挑剩下的其他人再挑。其他茶,和我这些茶无法比。”一起去的几个人当中,有个人一直笑眯眯地喝,笑眯眯地看,笑眯眯地听,一句话不说。我偏巧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最好的普洱茶和乌龙茶都长期控制在他管理的集团公司里,库里随便挑个好陈年七子饼,这个帅哥店主可能都从来没见过。
有一次回北京,好手艺人云茂说去他库房看看他新做的家具。改革开放之后,云茂是第一批做老明清家具的人,买卖为主,也修,也为一些艺术家做那些大件小件的硬木怪物。前一阵,他和我说,他不做老家具了。我问为啥。云茂说,第一,他钱够花了。尽管钱不多,但是多了没用,还招事儿。第二,他嘴拙。不会卖,也不忍心骗。“真的老的黄花梨大马扎,常人看上去像烧火劈柴似的,几十万。假的新的,木纹都是画上去的,有卖相,当真的卖,几万,好赚。我下不去手。”第三,他眼花了。有气力的日子不多了,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留下点啥,不只是重复做一把又一把四出头官帽椅。我问干点啥。云茂说,设计点有意思的新家具,样子是新的,细节都是老家具的榫卯,不用一根钉子。库房里是四件一组的书架,两米半高,四米多宽,简简单单厚实的方格子。云茂说,用了四吨黄花梨。我说,好看,看了就想读书,起个名儿:恨不十年读书。云茂说,放书,也可以放几件古董,年头老些的,别放明清的。我照了个照片,贴到微博,收到一条评论:“我对这种每格的宽度和高度都是固定的书架真是讨厌之极,根本不能按照不同的书的规格机动调整,极其浪费空间,也不适于给书分类。貌似现在国内定做的话都是这种,想要几块活动层板要靠求的。不知道宜家的会不会好一点。”之后,还又阐述了很多条,比如宜家太贵等。
的确,所有人都是井底之蛙,都是夜郎自大。所有人都受到个人认识的局限,天外有天,一个人力气再大,也无法自己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离地面。但是傻×和有常识的人类的区别是,傻×不知道这点,有常识的人类知道这一点。就是这点可贵的自知,严格区分了傻×和有常识的人类。
我在30岁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城,在30岁后几乎没在一个城市连续待过一周。在30岁之后的近十年,飞了接近小两百万千米,去过近百个城市。如果按照宋朝的能耗标准,我完成了近两百个读书人一生中行万里路的理想,我消耗了临安一个街区里所有人一百年消耗的能量。我老妈知道飞国航一百万定级里程之后,就能拿终身白金卡,每次见我,总问我:“快到一百万了吗?”我说:“一百万又如何呢?”我老妈说:“牛×啊,终身白金卡了呢。”我说:“你什么时候百年啊?你百年之后又如何呢?你百年之后牛在哪里?牛在哪里?”我老妈说:“你咒我死啊。”
从小被灌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这之后,你就懂得了世间绝大部分的道理。飞了近两百万千米之后,我猛一想,于法,实在无所得。如果哪天飞机失事,或许腰间盘、椎间盘、颈5和颈6等处的增生烧不寂灭,鱼目一样,晶晶亮,号称舍利子。撇开心灵,肉体如何在路上,倒是有些心得,和各位分享。完全个人经验之谈,没有科学根据。
第一注意,水。在路上,少吃一些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多喝水,多喝热水。人类的膀胱设计得比鸟类的大很多,但也不是用来取代厕所的。别嫌麻烦,多上厕所,然后再多喝水。别嫌路上的厕所脏,上脏厕所比憋着的好处大很多。过机场安检之后买瓶水,别买越喝越渴的饮料。飞机平飞之后和餐饮服务之前,有十几分钟的空当,抓紧上厕所,省得餐车出来之后不方便,省得全飞机的人都吃喝完了后排队等厕所。我老妈说,我念了八年医,只会说:少着急,多喝水,多休息。有一次,她叫嚣有病去见我导师,我导师和她说的也是这九个字。
第二注意,火。在路上,火通常是以酒和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原来一直纳闷,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么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民族会造出白酒这么不温良恭俭让的东西?后来渐渐明白了,就是因为人们内心的禽兽被温良恭俭让封堵得太久、太狠,没有某种变态凶狠的东西扯脱,禽兽死活不出来,没气氛,不成事儿。变态凶狠的事物,往往有副作用。肝损伤,不可逆转。听上去像废话,但是能少喝就少喝点。至少做到,不是不得不喝的时候,不喝。别看到花生米和拍黄瓜,就觉得杯子里少了些什么,饭饱了,好像什么没足。其次,少吃辛辣。在路上,水煮鱼吃多了,王老吉保不住你第二天屁眼不炙热。肚子闹起来,找厕所的压力比喝多了水要大多了,这种情况,膀胱帮不上你。
第三注意,木。人如草木,在路上的时候,往往动摇了根本,比平时脆弱。注意防风。随身包里放个羊绒瓜皮帽,在飞机上睡觉时戴上。春夏两季,拉杆箱里带件纯棉的长袖,秋冬两季,带件纯羊绒的长袖,最好高领,最好连着帽子,上飞机穿上。热裤短裙还是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穿吧。如果实在想在飞机上穿,上了飞机马上就要条毯子。通常飞机不会为每个乘客都准备一条毛毯的,先要先得。在路上容易兴奋,床和平时熟悉的不一样,容易睡不着。正经活儿干完之后,别开电视,别给所在城市的老暧昧、老相好去电话,热水泡个脚,做做肢体伸展运动,念念诗,念念经,困了就睡。
第四注意,土。走路看路,特别是拉着箱子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喝多了的时候,和机动车争道的时候。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好,如果夏天卧床,还生褥疮。如果可能,吃当地土菜,喝当地酿的啤酒。忍忍,少碰当地土流氓,少碰当地姑娘。嫖娼违法,江湖险恶。如果实在想,还是用手吧,安心很多。如果厌倦了左手,换右手。
第五注意,金。把钱包放在公文包里比较深的位置,拉好拉链。钱丢了还好,信用卡和证件丢了麻烦。下飞机前看看座位周围,别落下电脑和重要文件,丢了这两样有时候比丢了信用卡和证件还糗。
遥祝路上安稳,神鬼不侵。
本文来源:《有底气》,冯唐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04.03 周四:
我身体里的大毛怪:
你好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一直在我身体里。你否认也没有用,我知道你一直在。
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你在那里。两岁前,我没啥个体意识,没啥感情,没啥审美,没啥记忆,没名,没利,没关系,没涉足江湖,没啥和其他屁孩儿不一样的习惯,困了睡,饿了吃,渴了喝,睡美了吃爽了喝舒服了就乐,得不到就哭,哭也得不到就忘记了,在一个无意识的层次,和佛无限接近。现在想起来,小孩儿也可怜,虽然和佛接近,但是全无力量,任凭大人摆布。我在机场见过小孩儿死命哭,要妈妈买巧克力,妈妈终于买了巧克力,小孩儿哭得更厉害了,因为妈妈打开包装自己把巧克力当着小孩儿面吃光了。我和我很小的外甥同挤一部电梯,他比我膝盖高不了多少,小脑袋从下面顶着我屁股眼,我忍不住放了一个缓慢的不响的臭屁,我感觉他的小手一直死命推我屁股,但是死活推不开。两岁之后,我开始会说话,眼睛到处乱看,耳朵随时倾听,我估计是从那时候开始,你睡醒了,开始生长,一刻不停。
我偶尔想,其实在我会说话之前,甚至在我出生之前,你就在了,你是老天派来卧底的。这个议题太深了,以后再说。
如果和其他人比,你成熟得比其他人身体里的大毛怪晚。高中之前,我看书、上学、睡觉,食蔬饮水,三年不窥园,很少差别之心,事物只有品类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运动鞋和凉鞋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不知道运动鞋还有耐克和双星的区别。那时候,在北京分明的四季里,我用同样的心情听见白杨树在四季里不同的声音,我很幸福。
在我的记忆里,有三个阶段,你疯狂生长,如雨后春笋、如万科盖楼,三个阶段过后,你啥都明白了,你成了大毛怪。
疯长的第一个阶段是高中,我开始意识到美丑,不再让我爸给我剃平头,留了个长长的分头,把眼睛遮起来,偶尔偷穿我哥的夹克衫,穿着的时候,耳朵里基本听不进任何老师的讲课,耳朵一直听到你这个大毛怪高喊:“我今天穿了一件帅气的夹克衫。”我开始意识到男女,忽然有一天觉得女生和男生不同,女生比男生好看,个别的女生比其他女生好看,好多男生总是一致地认为,这些个别的女生比其他女生好看。我知道是你这个大毛怪在作怪,而且是班上男生身体里的大毛怪一起在作怪。如果我身体里的大毛怪喜欢西施,其他男生身体里的大毛怪喜欢东施,我抱西施睡觉,他们抱东施睡觉,皆大欢喜,这个世界就容易太平,可是你们这些大毛怪都喜欢西施。在我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开始为世界和平担心。
疯长的第二个阶段是大学后半期。快要毕业了,国家不包分配工作了,每个人的在校成绩不同,GRE/GMAT/托福成绩不同,爹妈不同,前程不同。女生身体里也有大毛怪,她们的大毛怪也似乎有趋同的要求,她们的大毛怪都喜欢成绩好的、父母有钱有势的、前程远大的男生。在这些大毛怪眼里,男生的成绩、父母和前程似乎远比男生见识的高低、肌肉的强弱和鸡巴的长短粗细重要。这一点,任何学校都秘而不宣,没有任何老师做任何简单的传授。
疯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我30岁左右。我医科毕业,MBA毕业,开始平生第一份全职工作,在麦肯锡做咨询顾问。30岁时,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完全没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儿,那次写作仿佛漫长的冬夜里一次漫长的自摸,过程中意象丰富、天花乱坠,但是,爽了,完了,完了就完了,黎明之后,还得奔向机场,赶早班机,继续工作。这个全职工作是管理咨询,说白了就是帮客户想明白、说清楚、把变革推动起来。我猜想,小一百年之前,那些创始合伙人设计这家咨询公司内部运营系统的时候,应该也参考了他们自己身体里大毛怪的特性,设计出的这个运营系统呈现生物界的温暖和残酷。资深的顾问对于刚入门的顾问手把手倾囊而授,毫无保留,但是每半年一次考评,每两年至少淘汰50%的人员,毫不留情。和我一拨儿进公司的30人,或主动离开,或被动淘汰,两年之后只剩了三个。
我偶尔好奇,你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脑子里、心里、血液里?你的作息和我不同,我醒的时候,你或许睡着,我睡着了,你冒出来的机会多些。你疯长的表现就是我会长期地反复地做少数几个类似的梦。过了你第一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考试,语文考试,我梦见我梦到了作文题目,如果梦对了,梦里就笑出声来;如果梦错了,就从梦里惊醒。过了你第二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考试,数学考试,偶尔做得出来,基本都做不出来,基本从梦里惊醒。过了你第三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开会,全部迟到,全部手机没电或者找不到联系人,全部从梦里惊醒。
这三个梦交替出现,尽管我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我还是梦见作文考试,尽管我开过无数的会,我还是梦见开会。从这些梦,我知道,你长歪了,像一个盆景,貌似完整,其实残缺,貌似美丽,其实拧巴。你干扰了我的幸福,你是个大毛怪。
你这个一直在我身体里的大毛怪啊,记住,我一直会调戏你的。不知道在将来无尽的岁月里,是你死还是我活,是同归于尽还是相安无事。我隐约感到,我如果能彻底灭了你,我就在另一个层次,离佛不远了。
这次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说。
其实,终极神器,是颗修炼得见了就做了、做了就放下了的混横明强的心。
我也尝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偶像。邻居的一个姐姐,眼睛挺大,头发很滑,曾经语文和数学考了两个满分,我妈说“你瞧瞧人家,好好学学”。我当时觉得,我仿佛一条狼狗,我妈说“去,学学谁”,我就扑上去。后来,这个姐姐很快得了厌食症和失眠症,每天想着再考双百,却再也没考到过。我哥比我大九岁,当时一个日本电影《追捕》非常流行,我哥有像极了高仓健的忧郁眼神儿和黑风衣,他们学校长得有点像日本人的女生都利用课间操、运动会、春游等机会扑他,我曾经和我妈讨论,把他当偶像,我妈说“你想当流氓啊?”我爸一直是我艳羡的对象,他从来都活在当下,从来都不想明天的事儿,炖肉的时候炖肉,喝茶的时候喝茶,看毛片的时候看毛片,睡觉的时候睡觉。但是,我很快发现,我爸是天生的奇葩,禀赋差的很难在后天模仿。而且,因为他没有被困扰过,没有经历艰苦的心路历程就开出花来,所以没有渡人的能力,只会自己灿灿地开放着。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亲尝的机缘,我开始胡乱在书里找,武侠小说和《武学七书》一起读,“文革”简史和《文心雕龙》一起读。很快喜欢上了三个人:李渔、曾国藩、你。
李渔是个闲不下来的闲散人,他放弃通俗意义上的名利,他的一生是吃喝嫖赌抽的一生,是把吃喝嫖赌抽的温润精细做到极致的一生。他和我一样,喜欢显浅的文字、白皮肤的女人、雅素的房子。
曾国藩是个勤谨蛮狠的耕读人,他追求通俗意义上的名利,他的一生是克己复礼的一生,是向自己引刀自宫的一生。他读书、明理、做事,不要钱,不怕死,五十岁前就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你是个天生写字的人,你追求对人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你的一生是做一件大事的一生,是不惜失去一切也要做成这件大事的一生。你游学、探问、书写,在乌江边上,听亲历的老人回忆虞姬头发的味道、乌骓马的腰肌,你经历,你理解,你表达。
综合你们三个人的共同特征,偶像的标准基本成形。
第一,因材。不能拧巴。是关公就耍大刀,是孔明就论天下。第二,尽力。哪怕一生要理解的是草履虫的纤毛前端的一个蛋白的一个基因,也要争取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当今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即使做不到这种牛×,至少要做到用尽自己的力气。第三,笃定。去他的南墙,去他的棺材,去他的命运,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做到底。被骂反道德,又怎样?因为要遵从道德而做出来的傻×事儿还少吗?被切了命根子,又怎样?睡一觉再长出十七八个来。被放逐,又怎样?“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损失的不是我。
一切都是游戏:八万年前,原始人取火、狩猎、采集、做贝壳项链。八百年前,蒙古人打猎、攻城、掠地。今天,我们进财富五百强,做对冲基金,搭便车周游地球,订制一个岛屿,爬遍地球所有的G点(南极、北极、珠峰),把大理、拉萨和香格里拉活成一种新的宗教。见过一则游戏机的广告,记得深刻:Life is short. Play!生命短促,耍,往爽里耍!
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
就只是一路行走。
在具体行走的过程中,一旦迈开腿,走出一段之后,就什么都不想了,不想种种苦,也不想种种乐,只是走。走,千万里带去的相机没想到拿出来,平时五分钟看一次的手机不用了。走,脑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渐渐听不见风声,感觉不到阳光,想得开和想不开的都如泡沫破掉。走,灵魂渐渐脱离身体,看着双腿在运动,看着双腿站在灵魂之上,踏着云彩,轻盈向前,身体似乎没了体能的极限。这种在行走中逐渐做减法而生出的“定”字,是我行走的最大收获。
很多时候,选择就意味着放弃,选择之后摇摆就意味着浪费。既然见了,选了,就定了,就做了,就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穿越一切苦厄,使命必达。傻一点,混一点,简单乐观一点,是更高层面的智慧。你翻译的《心经》里有句话:“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我小时候没读《心经》之前,自己送给自己一个混江湖的九字真言,和这句《心经》吻合度80%:“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每个文艺青年都有自己的歪邪,如何定位?如何使用?可以说得很复杂,也可以说得很简单。和大多数其他事物一样,复杂的基本都是错的,最简单的就是,守好你自己的那个歪邪,诚心正意,荣辱不惊,画出自己的一画,不是别人的一画,不是自己的两画。
我类似的拧巴还有很多,全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小事儿。比如锁两次房门,比如捡起地面上的杂物,比如睡觉前一定要小便一次,比如受不了事物在自己接手之后的破损和划痕。我也知道,东西是买来用的,用,就会有划痕,就可能破损。我也知道,是表面就有划痕和破损,哪怕是全新的东西,在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放大镜下,表面也有划痕。我甚至知道,创造、保护、毁灭必须保持平衡,即使残酷,毁灭也是必须的,仔细端详,毁灭甚至是美丽的。但我就是看着因我而生的划痕和破损,内心拥堵,百般不爽。
我长久地自我批判,为什么能看透生老病死、名利得失等“大事儿”,明白一切大的人生道理,却病态地纠缠于这些芝麻小事儿?“死都不怕,还怕划痕?”为了克服自己的事儿×,我曾经有意地长期戴一块被我醉后磕出一处划痕的手表,腰里拴一块被我失手摔残左眼的一等一汉八刀白玉蝉,期望心灵逐渐适应这种不完美,花落,水流,云去,气定神闲。结果是心烦气躁,踢狗骂猫,打坐没用,修行尽失,噩梦连连,梦里全是缺了一只左眼的白玉蝉,摔残的断面一夜一夜地在梦里刺眼。
对于类似的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佳磁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简单说,眼不见,心不烦。
好吧,我是一个俗人,我离佛千万里,你对于小事儿的态度教育了我,我立下大志:“如果不影响他人,小处过不去,就不强迫自己过去了。大通达、小拧巴、事儿×地过余生,就是我的大志。”
痔疮不治了,留着解闷儿,肿肿、痒痒、痛痛,每月流血不止而不死,帮助我理解女生的痛苦,提醒我生命在肉身上时时刻刻真实地存在。
但是,人真的能靠私奔彻底解脱吗?成年人彻底脱离社会环境、人生观和世界观、道德律、星空和基因,难度大于王八彻底脱离自己的壳,一身鲜血,遍体鳞伤,摇摇晃晃,娃娃鱼一样光着身子爬出来。
扯脱社会环境,难啊。
收到王功权高调私奔的微博时,我正在香港湾仔出入境大楼里办各种诸如智能身份证啊、签注啊、护照啊等无聊手续,包里还有十来张各种诸如信用卡啊、借记卡啊、里程卡啊、酒店积分卡啊、口岸出入证啊、就医卡啊,一本薄薄的小说和一沓文件,电脑里还有几十个邮件没看,还有2010年的税单没来得及填。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开始管自己,和社会发生的关系越来越多,人也越活越麻烦。尝试过各种办法减少麻烦,碰得一头大包之后,发现最省事儿的方法是耐烦:整理好这些麻烦,心里放下,世界安稳。读完王功权这个微博的一瞬间,我想,天下如此之小,私奔到哪里能没有这些麻烦呢?俩人只穿头发和彼此能遮体吗?俩人只吃彼此的身体、只喝彼此的口水能果腹吗?不给现金或者信用卡,酒店能让他们住吗?他们到底是私奔还是只去国外长期旅游啊?
扯脱人生观和世界观,难啊。
我用新浪微博之后,深切地体会到人和人是不同的。哪怕你摆出最浅显易懂的道理,还是有无数傻×跳出来反对,以此显示自己多么与众不同,何况你亮出不是那么明确的对错。王功权私奔之后几天,骂声渐起。王功权尽力辩解,希望全世界所有人都爱他,祝福他,赞美他的私奔。未果之后,王功权在微博长叹:“年近半百,很多问题真不清楚,有些问题想问而不敢问:爱情能是完全理性的吗?婚外恋就一定不是爱情吗?爱情必须以婚姻为目的吗?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不道德,那么没有婚姻的爱情也不道德吗?爱情该接受道德的审判吗?一个人能先后爱上两个人但能同期爱上两个人吗?”一个人,已经血淋淋地爱了、做了、跑了,还在乎这些世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果还是在乎,跑到哪里不是雨?长期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仿佛绳索,绳索不除,所有的努力只能让绳索把身体勒得更紧。
扯脱道德律、星空和基因,更难啊。
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国庆会演献礼节目,校长决定别出心裁,假扮新疆人跳新疆舞给祖国献礼。挑了12个一水高个儿女生,头发梳顺,扎了小辫儿,戴了小帽儿。挑了坐在我后面的肌肉男当新疆大叔,贴了假山羊胡,穿了金花儿皮靴,用类似京剧丑角的步法,蹲跳,从一溜儿女生的左边到这溜儿女生的右边,再从这溜儿女生的右边到这溜儿女生的左边。肌肉男满脸向祖国献礼的笑容,大腿的缝匠肌都忍不住笑得合不拢嘴。在之后的30年中,肌肉男反复提起那次会演,说:“每个女生的气味都不一样,没出汗和出汗之后的气味也不一样,甚至从左边到右边和从右边到左边的气味也不一样。”我想,那是肌肉男人生的制高点,不仅他自己,任何人都很难超越,在他死前的瞬间,他的小脑会清晰地想起那些复杂而遥远的香气。
本文来源:《有底气》,冯唐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04.04 周五:
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瘟疫、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大灾难后依然存活,并且活得越来越好,主要归功于人类社会的高韧性,而这种韧性很大一部分源于人类复杂的情绪。面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生物体需要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情绪作为人类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复杂变量,赋予思维高度的灵活性。“在理性思维的引导下,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目标和相关数据得出有逻辑的结论,而情绪会影响人们对目标和数据的重视程度”,在暗处改变人们对当前场景和未来前景的思考方式。因而面对相似的情境,人们可以先考虑各种应对方式,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决定。
情绪的价值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无论是我们现今界定的“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有其价值。如本书所言,“不同的情绪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都会让你对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情绪,科学家们已经成功探索出其对于人类进化的重要意义。200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提出了“拓展——建构理论”。该理论合理解释了积极情绪的进化原因。面对风险,人类大脑必须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大脑需要让我们对外界充满好奇,积极的情绪会鼓励我们拓宽见识、探索未知。例如,书中举例表明“快乐能够鼓励人们挑战自身极限,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快乐能让人冲破原有的思维框架,积极探索、发明创造,而且还能变得幽默风趣。”
而另一方面,大脑要帮助我们规避危险,注意可能面临的威胁,从而阻止我们的冒险探索。这就是消极情绪的存在意义。例如,人类在恐惧状态下所做的思考常会造成悲观的认知倾向。在徒步中听到蛇的声音及时逃离后,出于惧怕再次遇到蛇的心理,对于树丛中更细微的声音也会持续保持警惕。可见,消极情绪也为人类的生存、进化立下过汗马功劳。尽管情绪的进化有助于大脑权衡我们的反应,但有些特性或许放在几十万年前适用,放在今天的社会中却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的情绪机制会对很多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新情况产生过度反应,引发种种问题,尤以消极情绪为甚。
消极情绪:宜疏不宜堵
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agner)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尝试想象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然后再让受试者忘掉它,结果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反弹,脑海中北极熊的形象越加鲜明,根本忘不掉。魏格纳教授以此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后续实验证明,用逃避、压抑的方式去控制疼痛、创伤和困扰都会导致这些症状以更负面的方式回归。那么该如何忘掉这只白色北极熊呢?积极心理学给出了一个方法:我不去想它,我去想什么?我可以去想孩子的笑脸,春天的鲜花。灿烂的阳光。用积极的一些体验来转移、替代和升华我们的消极体验。
我要说的是,古代大人物的那些做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很高级。我也不打算提倡静坐,但古人的自省,并不是一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认知行为。他们是在考察自己内心的信息。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说:“学习就是回忆”;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慧能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都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值得好好开发。
王女士从小在贫困和动荡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这使她养成了焦虑的思维习惯。焦虑这种情绪会让人倾向于悲观的判断,总是认为事情会往坏的方向发展。张先生逛超市的时候,他已经很饿了。饥饿感不但会让人想要获取食物,而且会让人下意识地想要获取其他东西。周小姐肚子疼是因为她每次跟老板谈话都感到很害怕,工作压力和不安严重影响了她的消化系统。人的肠道神经系统号称是“第二大脑”,能直接跟情绪形成反馈。
他们必须学会观想自己的内心,仔细分辨各种情绪,才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否则整天浑浑噩噩,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怎么出的,错误都不知道是错误。人不修身养性行吗?
你需要精准了解自己在那一刻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才有可能改进身心。你现在最缺少的不是外面的信息,而是你内心的信息。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意思就是从性价比角度来说,外部信息追逐的太多了,边际效用早已递减,现在你应该加强考察内心的信息。
我学习这些新成果的感想是,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接近于动物,人也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办法让自己超越动物。
这里我想借用修仙小说的套路,把科学观点下修身养性的功夫分为五个层级。你看看身边的人都在第几层。
第一层是“无明”。这是最贴近一般哺乳动物的一层。这一层的人对自身情绪没有任何认知,遇事总“上头”,来情绪了不管不顾啥都干。无明可以是善意的,有一腔热血,甚至这个人还精通某项专业技能,但是情绪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总是被情绪绑架而不自知,是情绪的奴隶。他们不在乎自己的情绪给别人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情绪是个问题。
无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反射反应,也就是遇到相应的刺激立即就反应,如同打开开关。蒙洛迪诺描写一位女士,只要是她在专注工作的时候她丈夫走进她办公室,她马上就发火。过程中没有任何思考和停顿,就好像预装了程序一样一点就炸,这就是反射。从纳粹集中营幸存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对此肯定有话可说,他有一个著名的告诫就是“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我们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与能力”——但是无明者没有那个自由和能力。
正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这样的人,才让过去很多智者相信情绪本质上就是不好的。
第二层是“无助”。无助者“上头”的时候知道自己正在被情绪困扰,甚至知道自己可能有长期的情绪问题,但是他们没办法。如果因为自己情绪冲动而做错了什么事,他们会非常后悔和自责。他们希望有更好的情绪,而且可能会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但是常常不成功。
很多人不能理解无助者,说你为什么不振作一点儿?为什么不多往好处想?我数一二三你马上支棱起来!其实哪有那么容易。你要知道大脑是一台硬件,情绪出问题往往是硬件层面的损伤。可能这个人从小在不幸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他刚刚经历了强烈的惊吓和创伤,可能他的基因就有问题。你不能要求一个长期焦虑的人马上变乐观,正如你不能要求一个残疾人去打拳击。
人说只有好人才会得抑郁症……这个印象其实是说无助的层次高于无明。
第三层是“积极”。这一层的人能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遇到事情会主动“想开点”,比如失恋了找人喝一杯、倾诉一番。他们拥有乐观阳光的形象,充满正能量。如果还有性格外向的加分项,那就不管是活泼少女、社会大哥还是居委会大妈,都魅力无穷。
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大事。正如秦舞阳在街头好勇斗狠,到了秦王面前就抖如筛糠,积极者的正能量是个精神鸦片。他们调节情绪的小技巧,比如转移注意力、想象美好的场景、设定容易完成的短目标自我鼓励,在真正的考验面前不值一提。他们一旦担当重任就会发现自己的幼稚。
如果你认为炒股是个很好玩的事儿,你一定没调动过大钱。
第四层是“敏锐”。办大事不是胆大就行。胆大的人也许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迟钝(有个说法好像叫“钝感力”)的人也许能做到“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可是要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就不容易了。如果你的每个决定都左右重大利益变化,甚至他人的生死,如果你随时面对不公平的指责和无端的赞赏,如果各种信息流像潮水和利箭一样冲击着你的情绪,你怎么才能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做大事的人必须修身养性。现代科学认识跟古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认识到那些情绪并不是坏事。情绪是大脑做复杂计算的工具。如果你对某个数据感到害怕,你需要好好体会那个害怕感,那是大脑在提醒你考虑这个因素。你要做的不是屏蔽情绪,而是统领这些情绪。一个股票交易员刚刚损失了几百万,而他必须立即恢复正常状态迎接下一场交易,那么他平时就必须练习使用像重新评估、斯多葛哲学这样的调节情绪的高级方法。调节情绪的前提是识别情绪,而科学家对此有很多话可说,你需要学习关于情绪的知识。
高手会把自身当作一个系统,随时监测一丝一毫的情绪变化,动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第五层是“大师”。大师不但能应对情绪,更能调动甚至制造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他们不但知道每个情绪会如何起作用,而且知道这些情绪为什么会产生。他们甚至会设计一些场景和行为,去批量影响别人的情绪,乃至于行为。
当我们感到暖和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做出稳妥的选择,当我们感到寒冷的时候,会倾向于赌一把。低血糖可能会增加人的攻击性,而难闻的气味容易调动敌意。如果你想让一群人乐意为集体奉献,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们上道德课,而是用壮丽的景色之类的东西让他们产生敬畏的情绪……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个最高级的认知,那就是制造情绪不是工程学而是艺术,因为情绪是人脑主观构建出来的东西。
但真正的大师不会用这些知识摆弄人,相反,他会对人充满同情。蒙洛迪诺在书中讲了个典故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虐待一只狗,你不仅应该可怜那只狗,还应该可怜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不幸经历,把这个人变成如此模样的?
萨波斯基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一家在路上开车跟别人发生了冲突,对方非常无礼。萨波斯基的妻子对那人的惩罚是走下车,送给他一个棒棒糖。她说:“这种行为你都能做出来,你肯定需要这个!”那显然是一个从小缺爱的人。这就是同情之理解。那些被自己的情绪绑架的人不是坏人,而是弱者,他们需要成长。而我们需要知识。
这些关于情绪的新知,有的跟古人观点暗合,更多的则是古人不知道的。我们拥有曾国藩只能羡慕的优越条件。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05 周六:
她的怒吼总是让我感觉十分难过。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孩子,竟然觉得母亲的表现属于正常反应。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觉得父母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更不要觉得家里无论发生什么都属于正常现象。很多时候,要想改掉这种错误认识,往往要花费数年时间做心理的疗愈。这些道理我小时候不懂,也因此以为母亲的焦虑和暴躁没有什么不正常。当然,我很多朋友的父母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所以我想他们的抱怨中应该不会出现关于希特勒的内容,但在我的想象中,他们也一定会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咆哮:“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出门怎么没被车撞死?怎么没被龙卷风刮走?怎么没心脏病发作死在大街上?”
我现在知道了,母亲一直因为过去的经历遭受折磨,她怕我也会沦落到与她同样的境地,所以才会对我发出严厉的警告。她总是不停地告诉我,别看现在生活得不错,但那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很快就会被噩梦取代。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对未来的灾难性预期完全源于内心的恐惧,并非基于现实的推测,她相信自己的恐惧有据可循,因此一直被焦虑和恐惧苦苦纠缠。
我的父亲以前是一名反法西斯战士,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创伤。战争结束后,他与我母亲相遇,两人同为难民,一起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然而,他们二人应对苦难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父亲一直是一个乐观自信的人。为什么父母经历相似,反应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或者更宽泛地说,究竟什么是情绪?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情绪,它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终在大脑产生?情绪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想法、判断、动机和决定?我们如何才能对其加以控制?这些都是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问题。
鉴于我父母在纳粹大屠杀中的特殊经历,他们的例子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和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与他们的一样,难以捉摸的无意识思维也在不断利用过往经验帮助我们预测当前境遇可能产生的后果。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台预测机器。
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远古智人需要不断做出有关食物、水和住所的各种决定:前方窸窣作响的动物究竟是我的囊中之物,还是要将我风卷残云地吃掉?那时候,只有善于分析周围环境的动物才更有可能繁衍生息。为了活下去,人类大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充分利用感官输入和过往经验对各种可能行动加以判断,并预测每种行动会带来的后果:哪种行动最不可能导致死亡或受伤,而且最有利于获得生存所需的营养、水或其他资源?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探讨情绪对此类判断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将研究情绪产生的过程、情绪在打造想法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人类该如何利用情绪在现代社会中活出自我、取得成功。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介绍一些我们目前对情绪演变方式及原因的了解。情绪为人类的生存立下过汗马功劳,知道了这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包括:我们该如何应对各种情况;我们为何会有焦虑、愤怒、喜爱、憎恨、快乐、悲伤等各种反应;我们为什么有时会采取不当行为或失去对自身情绪的控制。
我们在本书中还将探讨“核心情绪”的概念,即身心状态对人类各种情绪体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道,它们影响的不仅是你在特定情况下的情绪,还包括你对事件的判断和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身处不同的场合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情绪反应。
我们都会花时间思考该去哪家餐厅或去看什么电影,但却不一定会花时间认识自己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及其产生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反其道行之:我们被教导要压制情绪,不要有任何感受。但是我们要知道,情绪虽然可以被压制,但却无法被抹杀。我们的感受是我们所以为人的一部分,没有它,便没办法实现与其他人互动。如果我们不了解自身的感受,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自然也会妨碍与他人的相处。在没有充分了解思维起源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做出灾难性的判断和决定。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母亲已经97岁高龄。按道理讲,她应该已经相当“成熟”了,可是她的“内核”并未发生过任何改变。我在研究了新的情绪理论之后,对她的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了深入的认识。如果你想接受自己、做出改变,首先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希望这次探索情绪的科学之旅将彻底推翻你过去秉持的“情绪只会起到反作用”的错误认识,希望你会对人类大脑做出全新的解读,从而帮助你有效驾驭自身情绪,重新夺回对情绪的掌控权。
阿尔斯伯里为何会在此时慌忙解锁空气制动装置?本来飞行正按计划顺利进行,他应该不太可能感到惊慌。我们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飞行模拟训练很难真正做到准确还原高度紧张的真实物理环境,而在真正的飞行中,飞行员很可能处于一种极度压力的状态,其行为自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这也基本上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进取号”事件所给出的结论。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者看来,阿尔斯伯里因近期缺乏飞行经验,可能无法承受内心的巨大压力,而他之所以做出错误判断,很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外加飞船的强烈震动和加速力让他内心产生了焦虑,而他上一次面对同样压力的时候至少已经是一年半之前了。
“进取号”的事故充分表明人在焦虑的情绪下很可能做出错误决定。与人类远古祖先所生存的环境相比,我们现代人面临的真正危险要少得多,而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在面临恐惧和焦虑时常常会反应过度。过去几百年来,类似“‘进取号’飞行事故”的事件让人们把责任都推给了情绪,情绪也因此背负了许多骂名。
以上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并不会帮助或阻碍有效的思考,但情绪的确会影响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即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大脑的计算功能,还会迫使我们对客观数据或外部环境加以判断。上述第二个例子充分说明这其实并非坏事。当然,我们也见到过情绪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但那些只是例外情况,而非普遍现象。我们在本章和后面几章都会探讨情绪的目的,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其实很难做出正常的行为,因为大脑会一直为规则所困,而我们也只能在规则的支配下做出一些简单的决定以应对日常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后话,此刻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情绪究竟有益还是有害,而是情绪在我们大脑分析信息时究竟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科学家已经发现,人类在焦虑状态下所做的思考常会造成悲观的认知倾向;当焦虑的大脑处理模糊的信息时,它倾向于从多个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更悲观的解释。大脑对威胁的感知会变得过度活跃,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总是倾向于预想出极其严重的后果。大脑为何会如此,其实不难理解:与处于安全愉快的环境中相比,人们在一个惩罚性环境中会认为模棱两可的数据更具威胁性或更不可取,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
研究人员发现的也正是这种悲观的判断倾向。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比没有经历摇晃的控制组明显更容易放弃蔗糖含量大于奎宁的溶液:这说明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更容易将模糊气味解读为不可取的信号。当然,有人或许会将研究结果解读为经历过摇晃的蜜蜂比控制组更容易“犯错”,这倒是符合“情绪妨碍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认识,但这一对照实验的结果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蜜蜂在危险时所做的判断与在正常情况下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可想而知,摇晃引起的焦虑也必然会影响到“进取号”飞行员的判断。
人类和蜜蜂一样,在感受外部世界的动荡时必定会感到焦虑,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甚至会出现生理方面的反应:蜜蜂焦虑时,其血淋巴中的神经递质荷尔蒙多巴胺和血清素水平都会降低,人类处于焦虑时亦是如此。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与先前的认识不同,我们发现蜜蜂对负价值事件的反应与脊椎动物的反应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这表明蜜蜂也可以表达情绪。”这些研究人员说蜜蜂的行为让他们联想到了人类的行为,但我更想说其实是飞行员经历的震动和摇晃让我联想到了蜜蜂。为了生存,人类和蜜蜂在处理信息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不禁让我们大受启发:信息处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行为,它与我们内心的情绪密不可分。
情感神经科学告诉我们,生物在做信息处理时不能脱离情绪,也不应该脱离情绪。对于人类而言,这就意味着情绪与理性思考并不冲突,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一起看到,不论是拳击训练还是物理学研究,抑或是华尔街的金融交易;不论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活动,只要我们在做思考和决策,情绪都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达尔文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实验,因为情绪功能往往在更简单的生物体上才会体现得更加清晰。比方说,焦虑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着复杂而多变的角色,但是远古人类尚处于进化过程中,情绪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完全不同。在动物的世界中,焦虑的建设性作用显得更加直接,也更容易解读。我们不妨就以北美红鸭为例进行探讨。
不用说也知道,照顾小孩绝对堪称人生一大难事。不久前,我与一位朋友共进午餐,他从一年前孩子出生后就成了全职爸爸。他曾是大学橄榄球队的主力,后来还担任过一家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再难的挑战都没有让他犯过难,但我们最近共进午餐时,他却一直闷闷不乐,说自己实在太累了,整天腰酸背痛,就连走路都是一瘸一拐。换言之,对他来说,在家做全职爸爸给他身体上造成的伤害完全不亚于罹患了轻微的小儿麻痹。
其实,我朋友的经历颇具代表性。照顾小孩的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西方社会,照顾孩子是最不讨喜的一项工作,但父母没得选,只要生了就得付出。很多人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认为拥有一个孩子会像一场盛大的聚会,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伴随这场聚会而来的是宿醉的后遗症——他们的职责不仅是孩子的父母,还是孩子的清洁工、服务员和安全员。
我们为什么愿意每天晚上起来三次给孩子喂奶?为什么愿意不厌其烦地给孩子擦屁屁?为什么要反复提醒自己锁好柜子,千万不要让孩子误食了小瓶子里银色的指甲油?理由就在于进化,进化促使我们完成所有相关的工作,进化激发了我们的情绪,即我们对孩子的关爱。
每一种情绪产生时,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进化的目的。人类对子女的关爱就像北美红鸭的交配焦虑一样,都是生命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齿轮。我们之所以爱孩子,是因为进化论操纵我们这样做,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会贬低我们这份宝贵的情感,这一说法只是揭示了这份宝贵天赋的来源罢了。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06 周日:
表面上看,“三位一体”的模型似乎可以很好地将情绪、大脑结构和进化融为一体,但它存在的唯一问题是缺乏准确性——毕竟它只是一个极度简化的模型。神经科学家有时为了简化仍然会使用这一模型,但如果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起外界的误会。所以,我们有几点必须解释清楚:首先,该模型未能说明各层次之间发生的沟通与互动。比方说,如果食物气味在边缘脑中产生了厌恶感,它很可能会将这种厌恶感传递给爬行脑和新皮层,前者会导致呕吐的冲动,而后者则可能会使你跟该物体保持距离。其次,大脑中各种情绪的产生似乎并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都集中在某个特定区域,而是分布得非常广泛。从解剖学上讲,各个层次之间也有重叠,使得爬行脑、边缘脑和新皮层的区分非常复杂,弄不好就会漏洞百出,比如眶额皮层就常被误认为属于边缘结构。最后,大脑的进化过程并不符合“三位一体”模型的描述。尽管三个层次中的各种结构可能源于不同的进化时代,但随着新结构的出现,旧结构及其功能也并未停止进化,它们在大脑组织中的作用还在继续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曾经说过:“我们十分确定,大脑的进化靠的绝不是层层叠加。”
情绪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自身遭遇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错综复杂和亟须决定的情况下,情绪作为我们内心世界的指南,会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虽然彼得罗夫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理由,只是情绪在作祟,但在那一瞬间,他凭借以往经验,快速做出了决定,超越了理性分析所能实现的效果。彼得罗夫真正做到了听从情绪的指引,相较之下,击落大韩航空007航班的专业战斗机飞行员却没有做到听从本心。
这本来是件小事,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这一经历足以证明一个被科学验证了的事实,那就是面对一些常规请求,如果请求者能够提供理由,即便这个理由很普通,甚至微不足道,人们也更有可能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被请求的人很少会对理由进行认真思考,往往都是不假思索地回应。这也就是说,双方之所以达成一致,并不是因为请求者给出的理由有多充分,而仅仅是因为其给出了理由而已。心理学家把这种“完全没经过大脑”的反应称为“反射反应”。根据反射反应的定义,从发出刺激到做出反应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必须有某一特定事件或情况作为触发诱因,必须引发某种特定行为,必须每次遇到该刺激时都会出现同样的反应。
人类反射反应中,最有名的要数膝跳反射,当你的膝盖肌腱处于放松状态时,医生轻敲此处你就会发生膝跳反射。你的反应完全取决于那个精确的触发诱因:当你看着医生挥舞锤子的视频时或被关门声惊吓到,你都不会产生膝跳反射,你只会对敲击膝部相应位置这个特定情形做出这一特定反应。当然,膝盖遭到敲击时,你不会摇头或从椅子上跳起来,只有膝盖会发生弹起的动作,这就是特定的反应。最后,你的反应可以被预见:膝盖只要遭遇类似的敲击,几乎每次都会弹起,要想遏制非常困难。这种反射对我们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思考就没办法做出动作,那你将无法完成任何动作。想想走路吧:这个动作其实受到了各种无意识反射(包括膝跳反射)的支配,你的大脑只需要给脊髓皮层下达一个大体指令,所有肌肉组织就会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知道,像膝跳反射这样的身体反射根本不需要思考;只要生物体的脊髓保持完整,即使我们切掉其整个大脑,它仍然可以实现膝跳反射。其实,除了膝跳反射,我们还可以完成很多更加复杂的反射反应。其中一种就是固定的行动模式,也可以称其为“脚本”模式,即大脑遇到熟悉的情况时就会遵循的小程序。当你开车上班或边吃东西边思考问题时,使用的可能就是“自动运行”模式。
许多动物的行为也是如此,甚至连一些看起来充满爱意或体贴的行为,也都可能是固定行动模式。例如,小鸟张开嘴,它的母亲就会把虫子喂给它。但事实上,母鸟的这种行为与幼鸟是否是自己的后代,又或者只是随便一只幼鸟,哪怕根本不是鸟都没有关系。这个行为就像一个设计好了的脚本程序,任何类似张大嘴巴的场景都会启动母鸟的“喂食”脚本;YouTube网站上甚至有一个类似的视频,内容就是一只红雀跳过去喂一条张着嘴的金鱼。
我们将另外一种更加复杂的心理反射称为心理“开关”,即在我们遇到某些社交冲突时可能产生相应的反应,而这些反应通常都很强烈。如同膝盖肌腱遭到敲打时你会产生膝跳反射一样,当某个情境刺激到你的心灵,把你拉回到过去某些未能治愈的问题时,你的心理“开关”就会被开启。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忽视你、批评你或对你撒谎,又或是对你说些暗含负面评价的话,比方说“你从来不怎样怎样”或“你总是怎样怎样”,这类行为或言语就会成为诱导因素。无论在诱因——反应这一过程中是否产生了相应的情绪,只要某个事件即时激发了下意识反应,就相当于你在心理层面出现了“膝跳反射”。
临床心理学家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启动按钮的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那恐怕就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平时你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和谐,但“开关”一旦按下,冲突就会持续发生,甚至会多次重复触发。因此,但凡我们了解到朋友和家人的心理“开关”,一定要避免按下它们,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当然,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开关”,也要想办法不让它起作用,这才是上上之策。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常年居家办公,她跟我说,每次她专注做某事时,如果她丈夫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就会感到怒不可遏。她从小就没什么隐私,个人空间几乎从未得到过尊重,不过,一旦她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心理“开关”,那么偶尔闯入她的私人空间似乎便不再会对她造成太大困扰了,她反而可以心平气和地与丈夫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双方发生的冲突。其实,有时找到补救措施也很简单,只要仔细留意自己的心理“开关”即可,然后再用我们的意志改变自身的反应。我们开车时也经常如此,为了改变路线,我们需要从“自动巡航”模式切换到有意识的控制模式,这样才能避开前方糟糕的路况。
人们很容易将反射反应误认成不太重要的本能反应,可是要知道,反射反应很可能发挥巨大威力。不管是对其他动物,还是我们人类,这种反应都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操作模式。在简单的生命体中,反射反应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探讨情绪的问题:反射行为是人类经过进化传承下来的重要能力,只是不知道在哪个阶段,自然界对其进行了升级改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系统来应对环境的挑战——这个系统更加灵活,也因此更加强大,这个新的系统就是情绪系统。
情绪是我们大脑进行信息处理的更高层次。我们在后文中将对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它大大优于严格的、基于规则的反射反应,就连只具有原始大脑的生物体都能基于情绪来根据情况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因为有了情绪,生物体接受刺激和做出反应的对应关系不再一成不变,它们可以根据环境中存在的特定元素做出改变,甚至可能延迟给出反应。对于人类而言,情绪固有的灵活性也能帮助我们实现理性思维的输入,从而做出更为有效的决定或者采取更为复杂的行动。
我们不妨一起思考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比方说如何避开有害的食物,看看这一任务将涉及多少环节和内容。没错,这类食物可以通过气味识别,但“坏”气味也有很多种。当然,不宜食用的食物还有很多特点,外观、味道或质感上都会有所呈现,不过同样都会涉及多种不同类型。牛奶酸了,其外观和气味与发霉的面包完全不同。其实不仅是表面特征,指标所处的程度也很重要。有些食物看起来像是坏了,但闻起来却没有问题,那你吃还是不吃呢?答案取决于你能否找到替代食物。如果食物看起来有问题,即使闻起来没问题,你可能也不会吃它。又或者,如果你的身体已缺乏营养,或许你就顾不上食物的外观了,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如果大脑对于每种可能情况或反应都要采用一套具体、狭义、严格的规则,那它肯定会不堪重负,因此它必须找到更可行的方法。
情绪就是有效的良方。在反射系统中,某个特定的触发因素(如:牛奶闻起来有点酸,但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而且附近没有其他食物和水)会产生既定的自动反应(如:喝下去)。但情绪的作用方式并非如此,情绪的触发因素相对来说更加笼统(牛奶看起来或闻起来很奇怪),其直接产物不是行动,而是某种程度的情绪反应(轻微的厌恶)。然后,大脑会对这种情绪及其他相关因素(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附近可能没有其他食物和水)做出考量,然后再去计算你的反应。这样一来,大脑便无须遵循大量触发——反应的既定规则,而是被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你可以考虑各种应对方式(包括什么都不做),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决定。
大脑决定对情绪做出何种反应时,会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你的饥饿程度,你对冒风险寻找其他食物的恐惧等。这时候,你其实已经开始了理性思维:情绪一旦被触发,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事实、目标、理性及情绪因素等心理计算的影响。面对复杂情况时,正是这种情感和理性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让我们可以找到更加可行的答案。
对于高等动物来说,情绪还发挥着另一个重要作用:可以延迟对触发情绪的事件做出反应。如此一来,我们便能运用理性思维对自己的本能反应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又或者索性推迟反应等待合适的时机。假设你的身体需要补充营养,然后你看到一包薯片,反射反应一定是无意识地将它们吞下去,但人类的进化过程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了新的环节,即当你的身体需要营养时,看到食物你的第一反应不是直接拿来吃,而是会先感到饥饿的情绪,其实是这种情绪促使你去吃东西。这样一来,你对该情况的反应便不再是自动的反射反应了,因为你可能会先考虑自身情况而后再做出决策:为了晚餐时能吃下双份的培根奶酪汉堡,你决定先放弃这包薯片。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例子:当你给有线电视公司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服务相关问题时,对方一直不合作,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人类只能靠反射反应行事,你肯定会大发雷霆,说一些“去死吧,你这个白痴”之类的话。可是有了情绪就不同了,对方的行为首先会令你感受到一种情绪,如愤怒或沮丧。虽然情绪会影响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但也能让你实现理性的自我输入。你依旧可能跟对方发火,但这并非大脑的自动反应。当然,你也可能按捺住自己的冲动,调整呼吸后对他说:“我理解你们的政策,但我的情况不属于政策规定的范畴。”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说过:“在反射行为中,一个具体的刺激往往会导致你当即产生一个具体反应。如果你遇到的刺激只有那几样,那你做出相似的反应也没什么不好,但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生物体需要拥有更多的灵活性,而情绪的构成要素刚好提供了这种灵活性。”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07 周一:
这样看来,果蝇与尼古拉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果蝇是否也像尼古拉一样,所作所为都是因为受到情绪的驱动呢?还是说,果蝇的反应不过是按照固定脚本所做出的反射行为?
如何验证它们的做法究竟属于哪一种呢?安德森的目标自然不是要弄清楚是否所有动物都能表现出情绪,也不是要证明动物的行为并非反射行为(我前面说过,即便是人类,有时也会做出反射行为)。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情绪是否会发挥作用,哪怕只是“低等”动物,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搞明白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科学家对“情绪”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甚至连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都没有。虽然曾有一个研究团队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但也只是对情绪专家采用的不同定义进行了分类。鉴于此种情况,安德森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拉尔夫·阿道夫(Ralph Adolphs)一致决定对动物情绪的典型特征进行探究——这这可以看作为现代科学家对达尔文开创性工作的一种延伸。他们认为情绪有五个最突出的特性:价值性、持续性、概括性、可变性和自动性。
想象一下,人类祖先正在非洲草原上行走,突然听到蛇的动静,于是选择迅速绕开危险路段。人类的生活如果完全受制于反射反应,那么这位祖先接下来就会继续行走,而不会去考虑一条蛇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附近还有其他蛇的可能性。
好在人类具有情绪反应,所以应对的方式也会相对复杂。其实,不仅是人类,其他动物甚至果蝇、蜜蜂都有类似的情绪反应。如果你徒步旅行时听到蛇的动静,及时逃离后你的心脏肯定会狂跳不止。这段时间,灌木丛中即使是老鼠之类的啮齿动物发出沙沙声,也可能把你吓一跳,这个现象就是安德森和阿道夫指出的情绪的前两个特性:价值性和持续性。
情绪总会具有某种价值:或正面或负面,二者导致的反应分别为趋近或规避,也可能是感觉良好或感觉糟糕。上述例子中,你的逃开就是一种规避反应,具有负面价值。情绪的第二个特性是持续性,是指在你逃离后,恐惧反应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会持续存在,让你继续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错把啮齿动物误认为蛇并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但若是对其他潜伏的蛇反应太慢,则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所以情绪的持续性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的祖先发现和避免环境中存在的危险。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琼的电脑出现了故障,她花了一个小时在网上找办法,结果害得自己相当懊恼、抓狂。问题刚刚解决,她10岁的孩子在室内玩篮球时又不小心撞碎了一个花瓶。若是放在平时,她或许只会轻声责怪孩子两句,但是由于之前的负面情绪作祟,这次她提高了音量,轻声责怪变成了厉声训斥。
安德森和阿道夫认为情绪的第三个突出特性是概括性。如果是反射反应,某种特定的刺激就一定会导致特定的反应,但情绪与之不同,具有可概括性,即不同的刺激也可能导致相同的反应,而同一刺激,如果发生在不同时间,反应也可能存在差异。
有一种常被用来做实验的水母,每次被戳中时,总会皱缩起身体沉到器皿的底部,这就是反射行为。水母在做出反应之前不会停下来思考是谁戳了它、为什么戳它,以及待在盘子底部究竟是福是祸。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反射反应的例子,朱莉被老板冤枉,她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有可能退缩,也可能“反击”。她的具体表现不仅取决于触发事件本身,还取决于大脑权衡反应时将要考虑的各种其他因素,比如她最近的工作表现如何?老板今天的心情如何?他们的关系如何?
可变性是区分情绪状态和反射行为的第四个特性。在反射反应中,只要发生的是同样的刺激,你做出的反应也会是一种固定行为。情绪状态及其产生的反应则不同,而且在程度上也会有明显差异。
生活的整体状态或具体状况都不一样,某个特定事件可能会让你感到有点难过,令你皱眉撇嘴;但也可能让你非常悲恸,伤心流泪。即使面对同一种刺激,情绪状态也会令反应强度呈现差异,大多会在某个梯度内变化,具体取决于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比如,你以为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突然楼下传来奇怪的声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午,你可能只会有一点害怕,但如果发生在午夜,你就会非常恐惧。之所以会有这种反应上的差异,原因在于你对世界的了解,这属于你能做出的有效判断(因为你清楚入室盗窃大多发生在夜里)。这就是情绪的可变性,“一刀切”的反射反应根本做不到这些。
最后,安德森和阿道夫还认为情绪具有自动性。这并不是说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是说情绪和条件反射一样,其产生不需要仰仗你的意图或主观努力。不过情绪也与条件反射不同,尽管它能够自动产生,却不会引发人类的自动反应。
比方说,你排队时前面突然有人插队,愤怒的情绪就会自动产生,但因为你不想跟人吵架(很可能是因为对方比你块头大很多),你会努力压制自己的怒火。再比如,你去参加晚宴,其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吃的是动物内脏,而你非常讨厌吃动物脏器,此时你会自动产生厌恶的情绪,但是为了不冒犯主人,你还是会努力忍住恶心的反应。这种对情绪的控制力在成年人中最为明显,儿童对情绪的控制力相比之下要弱得多,因为这种能力与大脑的成熟度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儿童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做到不当众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
人类在大约4000万年前出现了情绪思维,虽然比果蝇晚得多,但那时人类还没有实现城市群居。这也就是说,尽管情绪的进化有助于大脑权衡我们的反应,但有些特性或许放在几十万年前适用,但放在今天的文明社会已经找不到用武之地。比如,很久以前,情绪的概括性可能帮助人类抵御野兽侵袭,但放到现在却不适合帮你处理开车时被前车强行并线的情况。还有,情绪的可变性能让你提高反应的灵敏度,但有时也会导致你的“小题大做”。再有,持续性可能会让你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即使忘记了最初引起警觉的事件,还是会忍不住对身边发生的事做出过度反应。
情感神经科学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它认为情绪是一种天赋,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了解所处环境,并因此做出必要的反应;情绪可以为我们的理性思考提供信息,使得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出更好的决定;情绪还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和保持联系。了解情绪的目的和功能并不会削弱它们为充实人类生活所发挥的作用,相反还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生存的意义。
谁知道,西蒙刚迈出第一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后来他告诉我说,让他停住的不是恐惧,他曾多次执行类似任务,危险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相比以前经历过的混乱局面,这次只是小场面。可是这次,他的身体似乎对某些东西产生了反应。在德国人的迫害下,他们不得不像动物一样生活,难道是动物本能自动接管了他的身体?他的眼睛和耳朵是否已经发现了可疑情况,只是不够清晰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不知道身体想告诉自己什么,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最终还是阻止了他的行动,他跪在地上,看着卡车渐行渐远。
谁能想到,卡车刚开出去没多远,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辆载满了“党卫军”的汽车,朝着小卡车横冲直撞地驶过来。党卫军军官拦截住卡车,后果可想而知,须臾间车上的所有人都被击毙。如果西蒙没有被他原始本能的反应所阻止,他也已经和其他人一样一命呜呼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也就没机会写这本书了。要不是那次死里逃生,十几年后作为战争难民移居到芝加哥的他就不会生下第二个宝贝儿子,而那个孩子就是我。
几十年后,父亲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很激动。他曾经如此接近死亡,一直想搞清楚自己究竟因何停下脚步赢得了一线生机。他说他不觉得害怕,但却还是心生犹豫,究竟是什么拯救了他的生命?他遭遇过无数次类似的情况,每次都是毫无顾忌地往前冲,这一次是什么让他选择了退缩呢?这绝非基于观察所做出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对于父亲来说,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当时,理智告诉他要追上卡车跟同伴们会合。然而身体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驱使他停住了脚步。
如果你也曾经纠结于某个挑战、困惑或难题,发现答案往往会在慢跑、洗澡或在做其他不相关的事情时突然出现,那你就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无意识思维可以在大脑“后端”处理信息,你甚至完全意识不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当你的身体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时,无意识思维也会参与处理问题,目的是保护你的安全。你的大脑会下意识地对身体状态及周围环境中的威胁保持高度敏感,然后再开始工作,权衡你的生存是否受到了威胁,它还会思考如果真的受到威胁,你具体该怎么做。这种思维、身体和感觉的互动会让你产生一种直觉或冲动,以最终实现自我保护的目的。
正是这种无意识思维推翻了我父亲想要追上同伴的主观意愿:当他有意识的思维对事实和目标进行权衡时,无意识思维也对额外信息做了分析,包括有关他所处的环境和身体状态等细微线索,而这些活动都没有进入他的意识。这种对危险的原始意识源于人类大脑内置的一种传感器,该传感器负责监测我们的身体状况以及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为了准确描述这种传感器系统,心理学家詹姆斯·罗素(James Russell)特意创造了“核心情绪”这一术语。
核心情绪反映了你的身体机能,它就像一个温度计,可以依据你身体系统的相关数据、外部事件的相关信息和你对世界状况的想法,读取你总体的幸福感。与情绪一样,核心情绪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它比情绪要更原始,就进化时间而言,核心情绪出现得更早,它不仅会影响你的情绪体验变化,还会帮助你实现情绪和身体状态的互动。虽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核心情绪和情绪之间的联系,但科学家相信,核心情绪是构建情绪最重要的一种因素或成分。
我们前面说过,情绪具有安德森和阿道夫所列举的五个关键特性,又包括悲伤、快乐、愤怒、恐惧、厌恶和骄傲等具体形式。但核心情绪有所不同,它只具备两个特性:一个是价值性,可以是积极价值,也可以是消极价值,主要用来衡量人的幸福感;另一个是唤醒度,指的是价值性的程度,即具体有多积极或多消极。积极的核心情绪意味着你一切都好,而消极的核心情绪则会为我们敲响警钟。如果唤醒度很高,意味着情绪出现问题亟须解决,当事人也很难做到视而不见。
虽然核心情绪主要反映你的内心状态,但它也会受到外部物理环境的影响,而且对艺术、娱乐、电影中有趣或悲惨的场景都会有所反应。药物和化学品会直接作用在核心情绪上,包括兴奋剂、镇静剂以及其他改善情绪的药物。事实上,许多药物都可以改变核心情绪的特性,这也正是许多人服用此类药物的原因——兴奋剂可以提高唤醒度,镇静剂可以降低唤醒度,无论是酒精还是摇头丸等其他药物,其作用原理都是因为它们有利于诱发内心的积极感受。
你的核心情绪一直存在,就像有生命的身体总是有温度一样。但是,你只有关注它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比方说有人问你感觉如何或你自己放下手中的事情认真思考时,你才会对其有所察觉。核心情绪有时会发生明显变化,但也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在心理学家看来,价值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内心体验,可以衡量出你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感觉到的愉快或不愉快的程度。当你因为身体健康、诸事顺利、大快朵颐而感到愉快时,或者因为患了重感冒和饥肠辘辘而感到痛苦时,你就会产生这种体验。
所谓唤醒,其实是一种有自主意识的体验,取决于你感受到的能量程度:跨度一端显示出你精力充沛,也许是因为你在听让你激动的音乐或参加让你兴奋的政治游行;跨度的另一端则说明你困倦疲惫,也许是因为你在听一堂无聊的课(我的课堂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关于情绪的起源,人们认为核心情绪可以代表一种身体的输入,结合你所处的场合、状况以及相关背景知识,核心情绪就会催生出你所能体验到的情绪。我们可以把核心情绪视为一种基准状态,它不仅可以影响你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情绪,还可以左右你最终做出的决定,而这种决定往往来自人的直觉,比如之前我父亲冥冥中所做出决定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核心情绪是身体和思维之间的重要联系,正是它将你的身体状况与想法、感受和决定联系在了一起。
要想有效抵御外界对内稳态造成的威胁,就要不断对身体进行监测和调整。如果我们以微观尺度观察,就会知道,细胞可以感知自身的内部状态和外部条件,并会根据经由漫长岁月演化出来的固定程序作出相应的反应。随着多细胞生物的进化,生物体的每个细胞都可以实现这样的过程,像核心情绪这种更高层次的机制也从未停止进化的脚步。 如此一来,核心情绪就成了高等动物的神经状态,它会像哨兵一样监控内稳态可能面临的威胁,并控制有机体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前面说过,核心情绪只有两个维度——价值性和唤醒度,这与我们对情绪的传统认识有微妙差异。诸如恐惧这样的情绪体验来自大脑很多区域的节点网络,但核心情绪仅与大脑两个特定区域的活动有关。
价值性——衡量的是你的状态,愉快或不悦,积极或消极,好或坏(又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它对应的是“一切似乎安好”或“有点不对劲”等信息。价值性从眼窝前额皮层产生,属于前额皮层的一部分,就在你的眼窝上方。前额皮层与做出决定、控制冲动和压抑行为等反应都息息相关,正是这三个过程决定了我父亲那晚在铁丝网前犹豫不决的反应。
核心情绪的唤醒度代表的是神经生理学上的警觉性,即人类对感官刺激的反应状态。唤醒度衡量了这种反应能力的大小——或强或弱,或精力充沛或萎靡不振。唤醒度与大脑中杏仁体的活动相关,而杏仁体则是大脑中一个杏仁大小的结构,各种情绪的产生都与其有关。
核心情绪的确与眼窝前额皮层的活动有关,但杏仁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所有这些结构在决策中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与大脑中的感觉区域及涉及情感和记忆的区域均有广泛联系。它们可以持续获取有关你身体和周围环境状态的所有信息,然后核心情绪再将其进行整合处理,以此反映你身体的内稳态,并判断当前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生存,最终再通过脑流影响你的内心体验和行动反应。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08 周二:
我们在人类社会中也会一直面临类似的选择。想象一下,工作A的工资比工作B的工资高,但却不像后者那么稳定。如果这两份工作都能满足你的收入需求,你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更有保障的那份工作,反之你可能就会倾向于收入更高的工作。现在还不好说灯草鹀是否和我们一样,也是通过有意识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它们一定对自己的身体状态进行了监测,并将其纳入本能的心理计算之中,最后才得出了结论。这也就是说,灯草鹀在自己核心情绪的影响下所得出的结论与专业人士采用风险分析等数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并无二致。
我们人类虽然拥有逻辑思维能力,但我们也同灯草鹀一样会受到核心情绪的影响,它会改变我们的思考、行为和体验方式。我们在不同时间面对同样的情况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受到了核心情绪的暗藏影响。我们一定要理解核心情绪的力量,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他人做出的反应,继而也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态度。
试想一下,星期六的早上,你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喝了美味的咖啡,突然接到一个推销员的电话,你的态度很可能会是非常礼貌的回应。为何如此?因为你所处的舒适环境让你对一个被迫做这种工作的不幸之人产生了同情,并因此做出了上述反应。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你早上醒来时喉咙发痛,一直咳嗽不停,如果是那样,你很可能咒骂打电话的人,甚至还会恶狠狠地挂掉电话,心中充满了在周末早上被骚扰电话吵醒的怨气。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你的行为都是对电话事件做出的反应,也是你自身心理状态的反映。越是在敏感的情况下,你越应该记住,他人对你的言行所做的反应很可能是受到了他当下核心情绪的影响,与你的所作所为并无直接关系。
谁能想到,过去很多被认为是“疯子般”的边缘想法现在都已成为主流思想,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学术界最近对冥想和正念的倡导就是其中之一,虽然练习冥想和正念的人不会用核心情绪这一概念,但其实两个训练都是在帮助我们随时留意自己的核心情绪。
人类的身心连接由来已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生命诞生的最初阶段。早在动物出现之前,也可以说早在动物进化出眼睛、耳朵和鼻子之前,像细菌这样的原始生物就可以感知到其他生物和附近的分子,不仅如此,它们还可以监测自己的内部状态。要知道,那时根本没有进化出什么思想,但即便如此,那些早期的生物体在“选择”执行程序时,也会对相关信息做出反应。
继细菌出现之后,生命第一次向高等动物跃进大约发生在6亿年前,正是那时,自然界进化出了大量的多细胞生物。这些多细胞生物将细菌群落的生存逻辑发挥到了极致。相互作用的菌落最终构成了单个的多细胞生物,之前独立细胞之间的交流变成了生物体内细胞间的交流。最终,一个生物体内又演化出不同类型的细胞,类似于人体的不同组织。此后不久,生命体又进化出了神经细胞,并形成了科学家所说的网络简单的神经元网,它们并非集中在单个器官中,而是分散在整个生物体内,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新进化出来的神经元网络有很多功能,其中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消化,这一点在水螅这种古老生物体上得到了充分印证。水螅就是一种游动的管状虫子,生存状态就是张嘴、蠕动、消化水中的食物,再从另一端排出。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甚至将水螅称为“终极浮动胃肠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们类似生物体的感觉和反应,寻找到核心情绪的起源。人类虽然比水螅复杂得多,但就本质而言,我们的核心情绪系统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进化出来的具备身体监视能力的“升级”版。事实上,当解剖学家研究肠道神经系统时,他们发现肠道神经系统与那些古老的神经网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肠道神经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有时被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遍布我们的肠胃,对其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只可惜,直到最近,才有人仔细研究该系统,但“第二大脑”的称号它绝对当之无愧,因为肠道神经系统可以独立于我们的大脑自己做出“决定”。它甚至采用了和大脑相同的神经递质,要知道,95%的血清素存在于我们的胃肠道,而不在我们的大脑。但是话说回来,尽管我们的肠道神经系统可以独立工作,但整个胃肠都与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因此,流行文化中所谓“我们的肠道与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观点绝对具备科学证据的支持。
肠道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对生命来说非常重要,科学界甚至为其发明了一个专业术语,即肠脑轴。我们的胃肠系统正是通过肠脑轴对核心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感受很少来自脾脏,而多来自消化系统的状态感受,而我们的核心情绪又会影响我们的肠道,继而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如果你处于突如其来的危险之中,核心情绪就会被唤醒并转向消极,而这时候你的肠胃就会有所反应,比方说感到烧心憋闷、消化不良等。最近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肠道紊乱和心理障碍(如慢性焦虑和抑郁)之间似乎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长久以来一直都知道精神痛苦会扰乱结肠功能,新的研究更加说明二者确有因果关系:肠道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精神方面的疾病,具体涉及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比方说,细菌环境的改变会导致肠道屏障的退化,进而造成不良神经活性化合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如果老鼠如此,那人类呢?科学家已经对数千名志愿者的大脑进行了核磁扫描,并将其大脑结构与生活在他们肠道中的细菌组合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大脑内部区域之间的联系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而具体情况则取决于主导地位的细菌种类。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人类与老鼠一样,肠道中微生物的特定组合也可能影响大脑回路的发育以及彼此间的连接方式。当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需对此进行更多研究,但目前看来,细菌对受试者核心情绪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人类从单细胞生物一路进化而来,在某个阶段基本摒弃了对环境做出反射性、程序性反应的选择,进化出了根据具体环境进行权衡的能力。人类之所以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预测出某些情况及行为的后果。
我们的大脑始终在预测未来,这一点从人类惊讶的情绪中可见一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知识和信念体系,无意识思维在分析当前环境信息时,会利用这些知识和信念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遇到与大脑预测不一致的事件时就会感到惊讶,这种惊讶其实是在向你的无意识思维发出信号,告诉它运行模式可能存在问题,需要做出修改,它可能还会打断你有意识的思维过程,让你把注意力转移到意外的事件上,因为意料之外的事件很有可能对你构成威胁。
人们常常会预测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预测下一位因滥用竞选资金而被起诉的国会议员,但这些预测的过程与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预测不是一回事。我们要说的“预测未来”更像是以下这种情况:比如,我听到灌木丛中传来沙沙声,上次听到这种声音时从里面跑出来一只熊,差点把我吃掉,所以这次我最好早点脱身;再比如,我看到地上长了一颗蘑菇,上次吃了那样的蘑菇后我胃痛了很久,所以这次我还是别吃了。
我们能够对身边下一刻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出更保守、更直接、更个人化的预测,这种预测能力是我们生存的关键,而且几乎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丧失。例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母亲已经98岁高龄,头脑已经不大清醒,出门时甚至无法预见到晚上天气可能会变冷,也不会想着带上一件外套,但她仍然能够对当下的情况做出即时反应。一旦感觉到天气变冷,她就会让我给她拿一件暖和的衣服。再比如,如果我把她的咖啡杯放在桌子边上,她就会变得十分激动,让我赶紧把杯子移开以免不小心碰到地上。
生活中,你的大脑会不断进行这类的即时预测,让你时刻准备好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核心情绪则在大脑的预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感官为你提供了关于外界的信息,但关于身体状态的信息则主要来源于你的核心情绪。
核心情绪的影响如此重大,而我们却常常对其毫无意识。如果我们心里有事,很可能好久都注意不到自己冷、饿或是得了流感。要想有效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就要努力扭转这种情况,尽早建立对核心情绪的认识。其实,我们凭借本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改变身体状态,进而改变精神状态。比方说,伤心失意时,我们会用美酒佳肴宽慰自己;比赛前焦虑紧张时,我们会听音乐来提振精神;疲劳厌倦时,我们会通过跑步让自己放松心情。我们一旦理解了核心情绪的重要性,并且学会通过检查自己的核心情绪“状态”加强对它的认识,就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对其进行调节和改变,从而更好地理解它对我们的感受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当今的科技社会要求我们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复杂的判断和决定,这些决定远远超出了当下的时空范围,涉及人际关系、工作职责、投资理财、官员选举、医疗保障等多种与社会和财务相关的情况。核心情绪依然会对这些预测和决定产生影响,但它由来已久,而且进化过程非常缓慢,这也就是说,核心情绪在50万年前可能对人类非常有用,但在近500年的现代社会中却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即核心情绪带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总是好的影响。
卡迈勒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获得假释的概率并不取决于他过去五年的表现,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条件——案件的审理时间。因为他是听证会上午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这也就意味着他获得假释的概率几乎为零。
这种解释虽令人震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假释官员每天要审理几十个案件,每个案件的判定结果不仅决定了囚犯本人的未来,还决定了该囚犯假释后可能影响到的其他人的未来。拒绝假释不需要提供任何说明,但批准假释则非常费事,需要提供详细的理由:听证官员须仔细斟酌囚犯提供的证据,确保犯人已经改过自新,释放后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任何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导致谋杀或其他暴力犯罪的发生。如此一来你就会发现,听证会刚开始时或是在每次休息后,假释官都会表现得精力充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需要思考的案件越来越多,因而会变得疲惫不堪。每次茶歇前、午餐前及一天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官员们都会感到饥饿和疲惫,消极的身体状态会对他们的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核心情绪能够反映我们的身体状态,所以当我们越来越饥饿或疲倦时,核心情绪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这往往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让我们变得更加多疑、挑剔和悲观,但自己却常常意识不到。当听证会官员就自己的决定进行阐述时,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每一项决定给出合理理由。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核心情绪可能带给自身的影响,也不会承认核心情绪引发的具体情绪或导致的决定。要知道,听证会官员的决定可能会完全改变囚犯的一生,如果他们根本不了解核心情绪对自身决定的影响,就意味着不公的判决还会继续下去。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09 周三:
如果事关金钱,那类似的影响更是不可避免。例如,有一项研究针对的是大型公司的季度盈利电话会议,涉及多方参与,包括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分析师、投资者和媒体,会议旨在讨论公司过去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研究人员发现,一般而言,会上分析师和投资者都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因为留给他们在股市上操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且临近收盘的问答讨论环节会加剧对他们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整体股价的下跌。看来人类与前面提到的灯草鹀一样,行为和决定也会受到饥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暴力中,施暴者若因低血糖而引起负面核心情绪,就会明显更具攻击性。哪怕只是闻到气味不太好闻的食物,也会对其造成负面影响。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实验组喝下一种苦味液体,结果证明他们比没有喝过该液体的对照组更具攻击性和敌对性。
在大部分动物进化史上,核心情绪一直都是动物决策的主导力量,能够帮助生命体保持身体的正常运转,确保生物在野外的恶劣环境下也能生存。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相对安全,但核心情绪在指导我们关注身体需求方面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它的指导,我们才会在困倦或生病时及时休息,才会避免过热或过冷的温度对自己造成伤害,才会做到及时充饥解渴。但是,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负面的核心情绪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你上午收到了停车罚单,下午丢失了信用卡,到了晚上,你本来试图忘记白天的糟心事,结果却又开始头痛。这一切烦心事让你的核心情绪简直消极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你婆婆打来电话说下周末想要过来看你。一想到她要来,你满脑子都是她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或对你家里掉了漆的墙壁说三道四,至于她对你的关心,可能不太会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几年前,我家里发生了火灾。房子维修期间,我们不得不在别处住了六个月。当时,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狭窄的公寓里,床铺也很不舒服,日子过得缺东少西,即使没被大火烧毁的东西也没办法派上用场。在那种情况下,每次我的女儿奥利维亚提出合理请求时,我总是选择拒绝,我想是因为我心里想的都是那些烦心事,本能的反应比正常情况下要消极得多。因为生活的不适和混乱影响了我的核心情绪,造成我无意中拒绝了很多本可以同意的请求。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很想找到一种方法验证自己的这种猜测,后来第二年4月报税时,我发现了一个实打实的证据。全家临时借住别处的那半年,我的慈善捐款比平时少了很多。虽然我们遭受了火灾,但保险公司会承担一切费用,所以捐款减少的原因并不在于火灾造成的资金紧张。究其真正原因,就是我的核心情绪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影响了我捐款的心情和决策。
这个观察结果虽然没有对照组做比对,但也着实引发了我的思考。即使我们没有经历火灾、死亡或离婚等重大生活危机,我们和身边人的互动和决定也都会受到核心情绪的极大影响,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和身边的人一般都意识不到核心情绪对我们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要想掌握核心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其加以监测,这样你才能认识到寒冷、疲惫、饥饿或痛苦可能对你及他人产生的影响。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人为地避免类似于假释官的情况,即避免因核心情绪做出错误决定或破坏人际关系。
人类有意识的体验不单纯来自大脑,还取决于身体感受及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核心情绪将我们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基本体验,而核心情绪本身也是情绪的构成要素。比起柏拉图式的理性认识,核心情绪才是人性最极致的表达。我们在下一部分将回到情绪本身,主要研究情绪和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情绪对想法和推理的引导作用。
缺乏沟通让曼西感到十分沮丧,但狄拉克根本不明白对方在难过什么。他们始终维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继续书信往来,偶尔还会见个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感情愈加深厚。有一次,狄拉克从布达佩斯拜访曼西回来后在信中写道:“离开你我非常难过,现在对你甚是想念。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样,以前的我与人分离后根本不会有什么思念。”之后没多久,二人在1937年1月举办了婚礼。婚后,狄拉克毫无怨言地帮助曼西抚养她的两个孩子,婚姻生活让狄拉克收获了他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夫妻二人成了彼此生活的中心。1984年,在他们相识50周年后不久,保罗·狄拉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狄拉克在给曼西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曼西,你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的生活因你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是你让我变成了真正的人。”狄拉克对曼西的感情唤醒了他的人生,由于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狄拉克之前的生活一直很不完整。自从遇到曼西找到充满真情实感的自己后,他才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才开始用不同的方式与人相处,也才开始做出人生不同的选择。用他同事的话说就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狄拉克自从发现了自己情绪的变化,便逐渐喜欢上了别人的陪伴,更为关键的是,他意识到情绪竟然对他的专业思考产生了正面影响,这也是狄拉克在精神世界的顿悟。几十年来,当他那一代最有名的一批物理学家向这位大师请教物理学的成功秘诀时,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法米罗的《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专门引用了这一话题作为全书的收尾,他写道,狄拉克给出的建议是,“你必须听从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第二章描述了人类思维在最基本层面如何受到固定脚本的支配,也探讨了情绪成为我们应对新环境的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在物理学中也是一样,情绪基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可以用你或许没意识到的方式对你的目标和过去的经验进行编码,并以此来指导你关于数学的路径选择。正如古代的探险家结合知识和直觉来寻找穿越荒野的道路一样,物理学家也同样需要同时根据理论的数学运算和情绪帮自己做决定。伟大的探险家经常毫无理由地选择继续探险,物理学家很多时候也是在“非理性”激情的推动下坚持枯燥的数学计算。
即使是最为精准的分析性思维也必须与情绪相融合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看来,情绪会对我们日常的想法和决定产生巨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生活中做决定时很少会有十分清楚、准确的路径,大多需要将复杂的环境和现实、概率、风险以及不完整的信息纳入思考范畴。然后,我们再把所有数据交由大脑处理,让它计算出我们的精神和身体该做何反应。还记得我父亲在铁丝网边的莫名决定吗?我们大多数人在做决定时都会受到情绪的强烈影响,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难用单纯的逻辑进行解释。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着重分析情绪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发挥的强大作用——无论是好的作用(如狄拉克的例子)还是坏的作用(如下面我要讲述的故事)——以及对我们造成的巨大影响。
检察官在谈到这一事件时说道:“这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案件。”卡德拉的辩护律师桑福德·珀利斯(Sanford Perliss)也说,他的当事人“最大的罪过就是蠢”,后来连卡德拉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做计划时并不觉得计划有多么愚蠢,这充分证明了情绪对我们心理计算造成的影响。卡德拉对女友强烈的爱使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赢回对方的心,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思维过程,以至于在做计划时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
神经科学家拉尔夫·阿道夫说过:“情绪是一种心灵的功能状态,可以让你的大脑处于一种特殊的运行模式,它不仅会调整你的目标,还会引导你的注意力,并在你进行心理计算时修改你对各种因素分配的权重。”他告诉我说,即使当下你认为自己在做冷静的逻辑推理,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的思维过程往往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当时内心感受的影响,只是自己通常意识不到罢了。
阿道夫提议说:“我们不妨想想苹果手机。”在正常操作模式下,手机的功能是随时为你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苹果手机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随时等着“听”你对它说“嘿,Siri”;它还会检查是否接收到了新邮件;即使你暂时用不到,它也会在后台帮你下载好新的数据包更新应用程序。但是,一旦出现电量偏低的情况,手机工作的优先级就会发生变化,省电成了它最重要的目标。为了省电,它会减少后台运行的程序,甚至会完全停止后台的工作。手机依然会基于逻辑计算完成相关工作,但在低电量模式下它所执行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
人脑自然要比苹果手机复杂得多,但它和苹果手机一样,也是一个时刻进行计算的物理系统,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出怎样行动最有可能促进你的健康,最有可能防止你过早死亡,并同时增加你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我们的大脑和苹果手机一样,也拥有许多程序,每个程序解决的都是不同的问题。一些程序适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如觅食、择偶、面部识别、睡眠管理、能量分配和生理反应;有些程序则擅长处理认知问题,如学习、记忆、目标选择和优先权、行为决策规则和概率评估。
大脑在低电量的模式下也会对程序做出调整。事实上,我们的大脑可以在各种模式下运行,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情绪就是心理活动的一种模式,相当于一种功能背景,会根据现实情况协调大脑的许多程序,并使这些程序彼此间不会发生冲突。
记得有一次,我和八岁大的儿子尼古拉在南加州广袤的沙漠中徒步旅行。当时天色已晚,我很饿,正在考虑去哪里吃晚饭。可是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每个方向看起来都一样,视线被附近的沙丘遮挡,我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喝光了水,辨不清方向,周围也没有人烟。很快就要入夜了,天气越来越冷。我突然害怕起来,饥饿感瞬间消失。我并非刻意无视饥饿感,真的是一点饿的感觉也没有了。当你处于恐惧状态时,感官灵敏度会提高,而饥饿感这类会分散注意力的感受都会遭到抑制。
我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该怎么做。虽然我没看到什么地标,也不记得自己来时的方向,但内心却有一种莫名的直觉,就该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于是,我遵从内心带着儿子上路了。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正确。这就是大脑的运行方式,感官会给大脑提供环境的信息,记忆会提供过往的信息,知识储备和信念又会让你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当你面临挑战、威胁或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你完全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信息来计算自己该如何应对。其中有些要素你或许会有清楚的意识,有些则不然,但其实你的心理计算能够以多种方式进行。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你对一个潜在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赋予多大的权重?你对风险关注到了多大的程度?你如何解读模棱两可的信息?所有这些心理层面的计算,之所以能够完成,都离不开情绪的引导。
虽然乔丹·卡德拉失恋的心理状态让他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了严重误判,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情绪——无论是爱、恐惧、厌恶、骄傲,还是其他一些情绪——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都会帮助我们调整大脑对上述问题的应对方式,从而提高我们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当你晚上走在幽暗无人的街道时,你总觉得身后有晃动的人影,会不会是歹徒在跟踪你?你的大脑瞬间进入了“恐惧模式”。你突然听到更清晰的沙沙声或嘎吱声,这些声音你平时根本不会察觉或在意。你的想法全都转移到了当下,目标和优先等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你的饥饿感消失了,头痛也感觉不到了,就连你一直期待的晚上的音乐会也突然变得不再重要。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到过,焦虑状态会导致悲观的认知倾向。当焦虑的大脑处理模糊信息时,它倾向于从可能的解释中做出更悲观的选择。回想一下,恐惧与焦虑其实很相似,它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应对当下发生的具体威胁,而非对未来危险所做的预期。如此想来,恐惧对我们的心理计算产生类似的影响也就理所应当了:当你分析感觉输入的信息时,对于可能危险,你会比平时更容易给出令人恐惧的解释。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你会想身后是有人跟着我吗?这样的问题主导了你的思维。
在一项关于演示恐惧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为了诱发受试者的恐惧会让他们看一些关于命案的可怕照片,然后再让他们估算一下各种灾难发生的概率,可以是暴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可以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结果发现,与没有受到恐惧刺激的受试者相比,受到惊吓的受试者对不幸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期显著提高——不仅是与照片相关的事件,如谋杀,还包括很多完全不相关的事件,如龙卷风和洪水等。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那些可怕的照片从根本上影响了受试者的心理计算,使他们对环境中的威胁普遍提高了警惕。
不过,假设你是一个孔武有力且懂得防身术的人,那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后突然冲过来抢你的钱包,你可能感到的是愤怒而不是恐惧。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动物之所以会演化出愤怒的情绪,就是“为了更好地讨价还价,冲突的解决往往会利于愤怒一方”。当你感到愤怒时,你的心理计算会提高自己对利益和目标的重视程度,进而有可能牺牲他人利益。事实上,你可以在自己身上做一个有趣且颇具启发性的实验,这也是一种久经考验的排解愤怒的方法。下次你生气时,你什么都不要做,只要走开就可以。脱离当下场景后,愤怒很快就会消散。待到事后重新思考该冲突时,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待争论,这样一来,你也会对他人的观点报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0 周四:
不同的情绪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但无论如何都会让你对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做出相应的调整。想象一下,如果你想同某人增进感情,却无法从他身上体验到温暖或感情。你就会想:为何如此?是因为他真心想要拒绝你,还是因为某些与你无关的原因,比如他暂时怀揣心事?你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会受到不同情绪状态的影响。如果你处于焦虑的情绪状态,遇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你会倾向于选择更令人不安的解释,你会怀疑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上次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不礼貌的话?你是否忘了做一些该做的事?与所有情绪一样,太过于焦虑必定会招致很多问题,会让你的担忧战胜理性;但话说回来,焦虑也有好处,因为有时消极的解释往往就是正确的解释。如果你没有处于焦虑状态,没有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问题的出现;如果你没有思考该如何补救,你很可能会错过正确的答案。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蒙大拿州波兹曼附近发生了一次悲惨的狩猎事故,这个事故充分说明了情绪状态对我们心理计算造成的影响。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当天早上出发去猎熊,一天下来却一无所获。
最后,他们决定回返,已经是午夜时分,乌云遮盖了月光,走在密林深处的小路上,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疲惫、紧张和害怕。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猎熊的想法,但天色已晚,视野很差,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熊的确非常危险。后来,两人绕过小路的转弯处,突然发现前方大约75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大家伙,还在不断发出声响。他们既害怕又兴奋,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和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一路飙升。
我们的感官检测到的景象和声音与我们的主观意识接收到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感官接收到的信息会先进入大脑接收原始信息的区域,在我们意识到它之前已然经过了好几道处理和诠释。这些处理和诠释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先前的知识、信念和期望以及我们的情绪状态。如果他们并非处于恐惧和激动的状态,如果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熊身上,或许会将噪声和远处的动作理解成没有威胁的东西。但那个致命的夜晚,两人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他们终于遇到了一只熊。二人同时举起手中的步枪,双双朝目标扣动了扳机。猎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心理计算,与内心的恐惧不无关系。只可惜,本来是为了自我保护激发出来的情绪却酿成了一场悲剧。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危险,那只“熊”原来只是一顶黄色帐篷,里面是一对露营的夫妇。历史上,人类对熊的恐惧无疑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如果没有恐惧,很多人可能早就遭到了熊的攻击和杀害,但这次却不然。帐篷之所以晃动,之所以会发出声音,只是因为那对夫妇在里面做爱。猎人射出的子弹不幸击中了帐篷里的妻子,害她永远离开了人世,而造成此次误杀的年轻猎人也被判了过失杀人罪。两年后,因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猎人选择了自杀。
陪审团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把摇晃的帐篷误认为熊,即便当时天色很暗也不应该。但是,坐在法庭里的陪审员并没有处于兴奋和恐惧的状态。我们总是通过思维的计算对世界和我们的选择做出解释,然而情绪作为一种进化得来的辅助手段会根据特定环境对我们的心理做出调整。情绪已经是一个发展了数百万年的系统,大多数情况下都运行得很好。但即使是对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人类祖先,情绪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它除了会带给我们诸多好处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旦情绪出现问题,很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伦理领导力领域的教授,他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类道德推理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在学术文献中被引用了7 000多次,文章题目是“情绪化的狗和它理性的尾巴”。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已经讲过,人类很多看似理性的想法、计算和决定其实与我们的情绪都密不可分,情绪通常是在幕后发挥作用,暗中改变我们的心理计算。
例如,在另一个小组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饮用苦味液体从而引发他们的厌恶体验,结果证明的确增加了他们对违反道德行为的反感。不过反过来说也成立,道德上的厌恶感也更容易让受试者产生对糟糕饮料的反感。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科学家发现,一个容易得传染病的人往往会对那些看似不太健康或年迈的人,或哪怕只是长相特别的外国人,都更容易产生消极反应。类似研究在孕妇这个脆弱群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倾向,即孕妇特别容易受到厌恶情绪的影响。
继达尔文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认为的“基本”情绪上,真是想不到,竟然没有人愿意扩大“基本”情绪的研究范畴。当时,对于挫折、敬畏、满足甚至爱等情绪的研究都少得可怜,性冲动、口渴、饥饿和疼痛等都被归类为驱动或激励的力量,而没有人将其视为某种情绪。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许多科学家提出说情绪是一种“功能状态”,意思就是所谓的情绪,应该由其服务的功能来定义,而不该由产生情绪的解剖结构或身体机制来定义。
当今社会,大多数情绪科学家都扩大了情绪的理解范畴,承认口渴、饥饿、疼痛和性欲等即使称不上是典型的情绪,至少也与情绪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饥饿这种情绪模式的进化最初只是为了增加我们赋予食物的价值,但它的实际作用其实非常广泛,放大了我们为很多事物赋予的价值:很多实验和实地研究都能说明,身体上的饥饿感不仅增加了人类获取食物的想法,也增加了我们获取其他物质的意图。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饥饿状态下走进食品杂货店时,常常会过度购物,然而,我们或许并没意识到,如果我们饿着肚子去逛梅西百货,也会购买更多东西。
性冲动是另一种“驱动力”,现在也常被视为一种情绪,还常被拿来研究其对心理信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性冲动跟恐惧一样,也会影响你对潜在危险的感官信息的敏感度,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性冲动对你的敏感度的影响不是加强,而是减弱。通常情况下,你可能会被晚上门外的奇怪声音惊扰,但如果声音出现在你做爱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同样,性冲动还会降低一个人对与性无关的目标的关注,一旦你有了性冲动,很多事情你都不会太在意,包括渴望已久的芝士蛋糕或避免染病的想法。
“我们穿过狭窄的海湾,两边是丑陋的岩石和起伏的海藻……太阳冲破薄雾,翻腾的水面在我们周围闪烁。在那个明亮的早晨,我们这一行人虽破衣烂衫,内心却非常快乐,甚至唱起了歌。”
这群饥寒交迫的人即将完成一项极度危险的任务,他们内心真的会感到快乐吗?快乐这种情绪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情绪都是人类为了生存或繁衍对威胁做出的反应,比如,如果你带着一笔巨款去旅行,在公共场合拿钱时你肯定会非常小心,这种谨慎源于你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恐惧非常必要,可以减少你被抢劫的概率。但是,如果你刚刚赢了一大笔钱,内心感到十分快乐,那这种快乐有什么用呢?快乐的情绪又将如何帮助沙克尔顿和他的船员挺过难关?
心理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对“积极情绪”(比如快乐)的本质进行研究。积极情绪也可以分为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情绪类别——社会情绪和基本情绪。根据心理学文献给出的解释,积极情绪具体包括骄傲、爱、敬畏、娱乐、感激、激励、欲望、胜利、同情、依恋、热情、兴趣、满足、快乐和解脱。20年前,这些情绪还都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一直以来,人们苦恼于不受控制的愤怒、长期的恐惧和使人衰弱的悲伤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没人会抱怨自己“遭受”了过多的敬畏或快乐。因此,积极情绪的进化目的始终是一个谜题,人们对它的研究也少得可怜。直到2005年,当时就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和克里斯蒂娜·布兰尼根(Christine Branigan)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中提到实验已经证实弗雷德里克森提出的“拓展——建构理论”。从那以后,积极情绪才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拓展——建构理论”合理解释了积极情绪的进化原因。面对风险,人类大脑必须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大脑要帮助我们规避危险,注意眼前可能存在的威胁,从而阻止我们的冒险探索。我们的大部分情绪都是如此,通过诱导我们的思维模式、缩小我们的视野来保护我们,同时促使我们在面临潜在威胁时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大脑还会让我们对外界充满好奇,鼓励我们拓宽见识、把握机会、探索环境。虽然这样做需要承担风险,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祖先才能发现新的食物和水源。
根据弗雷德里克森的观察,积极情绪常会触发某种程度的冒险行为。她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拓宽了人类的视野,鼓励我们的祖先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尽情玩乐交往、建立社会联系、果断把握机会并积极探索未知世界。美丽的极地晨景使沙克尔顿团队感受到了快乐,其作用就在于此:快乐的情绪可以激励他们向前迈进,继续跋涉,最终到达捕鲸站,然后再回去营救留在原地的同伴。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这就是积极情绪的作用:它能够促使人类的祖先不断探索更好的新领域,从而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生存优势。研究表明,快乐的人更有创造力,对新信息总能抱持开放的态度,思维灵活而高效。此外,快乐能够鼓励人们挑战自身极限,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快乐能让人冲破原有的思维框架,积极探索、发明创造,而且还能变得幽默风趣。成年人的娱乐方式通常是智力或文艺活动,而未成年人的娱乐则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和社交沟通,这类活动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达成目标。例如,年轻的非洲地松鼠在奔跑玩耍时经常会改变方向,有时会直接跳到空中,有时会在滑翔途中突然转弯,落回地面后又跑向新的方向。其实,幼年和成年的非洲地松鼠都会做出这些动作,因为这些动作在它们紧急逃生(特别是逃离蛇的攻击)时会派上很大用场。
我们再来看看骄傲的情绪。骄傲能够促使你与他人互动,分享自己的成果,并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如此一来,你的未来前景会更加光明。同样,兴趣的作用也十分强大,可以鼓励你进行探索、调查,让你增长知识、积累经验,而这种能力的提升最终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远古的人类正是依靠这种能力寻找到水、食物、逃跑路线以及藏身之处。在风险升级、环境多变的现代社会,昨日之技能已不足以应对今日之挑战,而这种能力却可以让人更灵活地应对当前的环境。
相比之下,敬畏这种情绪则通常产生于宗教信仰或个人本性。敬畏有两个中心主题:一是甘拜下风的感觉,二是与人为善的动机。它会促使你把注意力从狭隘的个人利益扩大到广泛的群体利益,增强你融入社会群体、为大家谋福利的能力。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在全美范围内请1 500人评估自己平时的敬畏程度。实验的一个步骤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非常关键:研究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了10张可能赢得现金的奖券,并告诉他们可以保留所有奖券,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一些奖券送与其他没有收到奖券的人。实验结果表明,在生活中怀有更多敬畏心的人比其他人送出的奖券数量多了40%。在另一个实验中,科学家把第一组受试者带到了伯克利校园“壮观的塔斯马尼亚蓝桉树林”(其中一些树木高达两百多英尺),第二组受试者则被带去了一栋平平无奇的教学楼旁。在两个试验区域,科学家分别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受试者面前绊倒,同时会掉落几支钢笔。实验结果表明,第一组受试者中向这名工作人员提供帮助的人数明显高于第二组受试者。
撇开别的不谈,咱们先来看看积极情绪与健康长寿的关系。2010年,一篇总结了几十项相关研究的综述论文指出,积极情绪可以通过荷尔蒙、免疫和抗炎系统等途径发挥正面作用。在一项研究中,伦敦卫生专家收集了数百名年龄在45—60岁之间的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数据,使用诺奖得主《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方法对受试者的积极情绪进行了评估。卡尼曼在书中指出,单纯通过询问人们在生活中是否快乐并不能得到准确结果,因为他们的答案往往只能反映当时内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大多会受到刚刚发生的事件(甚至包括当天出没出太阳)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受试者报告的只是一时的感受,而不是平时的总体状态。因此,卡尼曼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在多个不同时刻向受试者询问具体问题,然后再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项研究采用的正是卡尼曼提出的方法。他们随机给受试者打电话,一天打好几次,每次询问的都是他们当下的感受。研究发现,与最快乐的人相比,最不快乐的人的皮质醇及其他与疾病风险有关的生化物质水平要高出约50%。
在另一项为期三周的研究中,科学家对300多名受试者进行了类似的情绪调查。调查结束后,受试者被请来实验室,研究人员用滴鼻剂给他们滴上含有鼻病毒(可导致普通感冒)的溶液。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这些受试者全部生活在隔离状态下,每天只能见到一个人,就是进来检查他们是否表现出感冒迹象的科学家。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水平最高的志愿者患感冒的可能性比积极情绪最低的受试者几乎低三倍。由此可见,快乐的人似乎更有能力对抗疾病。
所有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都表明,生活中拥有更多积极情绪的人往往会更健康,也更有创造力,而且能与他人融洽相处。积极情绪能够增强我们的韧性,能让我们更好地利用情绪应对各种情况,还能拓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面对问题时拥有更多选择。
很遗憾,与人类的远古祖先相比,我们现代人进行体育活动和游戏娱乐的机会越来越少,与大自然(特别是田野和森林)接触的机会也远不如从前。科学家认为这样的现代生活条件“很不和谐”,也有研究表明,这种生活条件会大幅减少我们的积极情绪。幸好,我们可以对这种生活方式做出改变,虽然这个时代导致我们的积极情绪减少,但我们可以努力养成良好的习惯,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缓解这种客观现实带给我们的负面作用。
例如,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关注生活中进展顺利或让我们心存感激的事物,每天关注一两件,长此以往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多去想想自己喜欢的情境或活动也是不错的办法,比如听音乐、吃喜欢的食物或洗个热水澡等,总之就是努力将这些让你快乐的简单小事融入日常的生活。此外,有效的社交也会增加我们的积极情绪,比如培养一段感情、与朋友互动沟通、帮助他人、参与集体休闲活动以及给予或接受建议和鼓励等都属于有效社交。运动也是个好方法,它不仅能使人快乐,还能缓解压力、强身健体。积极情绪最初的进化目的可能是给远古人类带去更多的生存优势,但即使到了今天,这些情绪仍然能够帮助改善我们的生活。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1 周五:
上文谈论的是积极情绪,那么悲伤的情绪呢?任何人都不喜欢悲伤,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人们在实现目标时感到快乐,在遇到阻碍时感到愤怒,在面对损失、无力维持或实现目标时则感到悲伤。悲伤似乎有两个主要功能。首先,一个人脸上带有悲伤表情能传达出引人注目的信息。目光无神,眼皮低垂,唇角下撇,内眉倾斜,这些表情对观察者有很大影响。这种悲伤的信号表明她/他需要帮助,因为人类是群居物种,人们通常会给予帮助。我们都有所体会,若有人哭泣,即使是成年人哭泣,也会触动我们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驱使我们去帮助他们。
其次,悲伤能促进思维的改变,帮助人适应环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悲伤促使我们努力思考,反思我们的信念,并重新确定目标的优先次序。它扩大了我们的信息处理范围,以帮助我们理解失败的前因后果以及成功之路上的艰难险阻。悲伤的目的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接受那些也许并不理想但却无法改变的新条件。
处于悲伤状态时的信息处理方式更有助于我们理清事情失败的原因,并找到改变现状的方法。这种思考帮助我们摆脱不切实际的期望和目标,从而带来更好的结果。在一项支持该结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根据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市场数据模拟了外汇交易。他们为一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生提供了与该时期中某一时刻相关的市场信息,并要求他们做出交易决策。与此同时,他们播放不同格调的音乐,以引导这些学生感到高兴或悲伤。由于这是一个模拟实验,故研究人员手上有关于外汇市场实际表现的数据,以便判断学生决策的成功与否。结果表明,悲伤的受试者比快乐的受试者做出了更准确的判断和更现实的交易决策,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利益。
虽然情绪可以指导我们进行思考、权衡和决策,但它们也是我们所要经历的感受。所以,如果可以在快乐或悲伤中做出选择,我们都会选择快乐。在情绪的科学中,与情绪有关的大脑状态研究通常独立于那些意识经验的研究。本章,我谈到了情绪作为一种心理信息处理的模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倾向。下一章,我们将研究情绪的另一个方面——与意识有关的情绪,即我们的感受。
只可惜,这项原本前途光明的新疗法却因一个意外发现而遭到推翻。病理学家宣布,当他们对做过手术的病人进行尸检时,并未发现病人的血液流通状况得到了改善。尽管病人自称手术有效,但他们心脏的真实数据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后续在狗身上进行的相同手术也证实手术并未产生实际效果。医生们不禁怀疑,所谓的“改善的效果”或许只是病人的想象。
1959年和1960年,两个医疗小组分别通过对照实验对这个明显存在矛盾的手术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果放到今天,出于伦理原因,这类研究绝不可能被允许,因为实验中,他们同时进行了真、假两组手术,继而比较了术后结果。在假手术中,医生切开病人的胸部,暴露出有关的动脉,然后在没对动脉进行结扎的情况下再次将其缝合。
两次研究的结果充分证实了“手术有效果只是患者心理感受而非医学结果”的观点。在真实手术中,四分之三的患者报告说他们的心绞痛得到了缓解,但五位接受假手术的人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
研究报告中引用了一位做过假手术患者的话,他说:“手术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我术后八个月只吃了大约十片硝酸甘油……而术前我每天都要吃五片。”另一位经历了假手术的患者也说他心绞痛的症状消失了,还说自己对未来感到非常“乐观”。不幸的是,手术后第二天他就“在做了中等强度的运动后离开了人世”。
医生们在论文中指出,病人的心脏异常程度与他们感受到的心绞痛程度并不匹配,就像不同的人在受到同样的侮辱后感受到的愤怒程度不同一样,即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程度相同,人们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会对别人的大发雷霆不以为然,有些人可能无法对别人遭受的折磨感同身受,都是同一个道理。为什么安慰剂在缓解疼痛方面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强大的心理因素。
后来,业界放弃了上述被称为“动脉结扎术”的手术治疗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又研发出一种创面更小、技术更复杂的“心脏支架手术”。支架是一个微小的金属丝笼,通过腹股沟或手腕穿入人体,用它来打开阻塞的动脉从而增加血流量。尽管没有大量的对照研究证明心脏支架手术的效果,但与动脉结扎术一样,病人均报告称支架的效果很好,而且手术在美国的费用仅为1万至4万美元之间,价格也相对亲民。然而,2017年,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认为支架手术与早期的结扎手术一样,效果不一定好于假手术的安慰剂效应。
动脉结扎手术实际上并没有消除疼痛的物理来源。患者受损的心脏在手术前后发出了同样的压力信号,但无论手术是真是假,患者对疼痛的体验却大大降低。支架手术似乎也只是影响了病人对疼痛的有意识的感知,而并未影响神经信号本身。
一位外科医生对此回应说:“我们应该修改所有心脏病学指南。”另一位医生还表示:“研究得出如此悲观的结果实在令人震惊。”还有一位医生感慨道:“研究结果简直令人感到耻辱。”
我们仍然不了解安慰剂发挥作用的原理,但我们已经确切知道它的工作机制涉及与情绪反应有关的大脑区域。在传统观点中,情绪被认为是对特定情况的典型反应。如果你受到威胁,就会感到恐惧;如果你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就会感到惊讶;如果你得到加薪,就会感到高兴;如果你遭受身体伤害,比如烧伤、割伤或可能致命的心脏缺血,你的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你感受到疼痛。理论虽然如此,但人体的现实运行模式并不是这样。如果连疼痛这样最原始的感受都不一定与人们所认为的触发因素确切相关,那其他情绪又将如何呢?
心理学家迈克尔·博伊格(Michael Boiger)和巴贾·梅斯基塔(Batja Mesquita)撰写了劳拉和安的故事:
安给家里打电话说晚上有一个工作应酬,今晚会很晚回家。劳拉本来想多跟安在一起相处,安生病时劳拉花了几天时间照顾她,所以劳拉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安在家多陪陪自己。于是,劳拉在接到安的电话时说,生病后加班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还说安应该放松一些。安觉得自己十分为难:工作进度已经因为生病被耽误了很多,而且已经回来上班还不参加单位活动多少有点说不过去。最重要的是,安觉得劳拉缺乏同理心,并且对劳拉家长式的作风感到非常沮丧,于是迅速挂断了电话。但劳拉也很委屈,觉得安把自己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回事。
这件日常琐事充分说明了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两个人在情绪上的表达不仅反映了当下的状态,也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整体情况(甚至包括两人在一起以来复杂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影响我们情绪反应的不仅仅是直接触发它们的即时事件。如果你在商店排队,突然有个人插到你前面,一定程度的恼怒属于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就会夸大你的内心感受,进而引发冲突。又或者,如果你开车赶着去面试,却被人强行超车,你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愤怒反应,你甚至会认为那个人自私自利,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然而,若是在情绪平稳的状态下,你或许会保持冷静,认为那个人只是粗心大意,又或者是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约会。
情绪为我们提供了对类似事件做出不同反应的灵活性,具体做何反应则取决于我们过往的经验、期望、知识、愿望和信念。在安和劳拉的事件中,如果两人没有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安如果没有觉得工作进度滞后,劳拉如果没有觉得安把自己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也没有因为安无法优先考虑与自己共度时光而不高兴,二人可能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不仅不会伤害对方,更不会产生愤怒和怨恨的情绪。
我们之所以会因为某种情况或事件而感受到情绪,原因在于我们自发进行的复杂心理计算,计算的过程不仅会考虑到刚刚发生的事情的直接影响,也会参考微妙因素的影响,如当下的环境和你自身的核心情绪(身体的状态)。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发表了一篇题为《情绪状态的认知、社会和生理决定因素》的论文,具体说明了情绪产生的过程,文章很受重视,被广为引用。沙克特和辛格给他们的受试者注射了肾上腺素或安慰剂,但并未告诉受试者实情,只是说注射的是一种叫“磺胺嘧啶”的维生素,假称维生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视力,而此次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该药进行测试。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2 周六:
在唤醒度为0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表达的情绪对受试者没有任何影响。这也就是说,注射生理盐水的对照组都表示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情绪。但被告知过磺胺嘧啶“副作用”的受试者则不同:因为他们知道注射过药物自己会产生兴奋的生理情绪,所以也表示那人的情绪对自己没有影响。最后是那些没有被告知副作用的磺胺嘧啶受试者,他们普遍表示自己感受到了高兴或愤怒的情绪,具体哪一种取决于陌生人的具体表现。他们的大脑显然已经因为所处的唤醒状态以及感受到的外部环境构建出了一种情绪感受。
沙克特和辛格将实验对象放在一个简单且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实验结果可以有效说明情绪的起源,而这种方式在更为复杂的现实世界很难实现。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不必接受肾上腺素注射,许多日常现象都会引发生理唤醒(情绪唤醒),而后续仿效沙克特-辛格研究的实验就对部分现象做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除了注射肾上腺素,诸如运动、嘈杂的噪音、拥挤的人群和受到惊吓等都能够引发生理唤醒,并会在诱发事件停止后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与注射肾上腺素一样,这些因素也会让人感到愤怒、喜悦或其他与唤醒相关的情绪,具体什么情绪取决于具体发生的事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运动和噪音都会显著放大对于挑衅做出的攻击性回应。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运动后的唤醒状态会增加我们对异性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沙克特-辛格实验证明的是与安慰剂效应相反的情况:安慰剂的研究表明,即使你已处于通常会引起某种特定情绪的状态(对于心绞痛患者来说就是劳累状态),但也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情绪(疼痛)。然而沙克特-辛格实验证明的是,即使你并不处于触发某种情绪的情境中,或者该情况引发的情绪通常并不强烈,可你仍可能强烈感受到这种情绪,而这种“错误归因”——与你所处的环境完全不相称的感受,其实是一种情绪上的错觉。
对情绪的感知会导致产生某种与视觉的感知类似的现象,这种相似并非偶然:你的大脑在评估情况并产生情绪时,所采取的方式与解码视觉功能的方式十分相似;事实上,这也充分说明了大脑的基本运转方式。在神经科学看来,不管是客观世界还是人类社会,我们对现实的感知都是我们主动构建的结果,而非对客观事件的被动记录。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大脑也没办法,它不得不选择捷径,因为我们有意识的心智能力太有限,无法处理直接感知到的大量信息。就拿视觉为例,一张反映你周围环境的数码相片至少需要几百万字节的数据,而你的意识能够处理的信息带宽估计不足每秒10字节。如此一来,如果你的意识必须根据数百万字节数据信息来理解视觉世界,它一定会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计算机一样出现故障。大脑为了避免自己不堪重负,于是选择使用有限的数据,还会采用一些技巧填补空缺,过程与图像处理程序中的锐化相似——只是我们大脑的“锐化”过程要复杂得多。也可以这样说,你看到的东西并非对外部影像的直接再现,你的视网膜只记录了外部世界低分辨率的图像,经过大脑的无意识的处理后,你的感知才再次变得清晰而锐利。为了完成这种锐化,大脑不仅采用了光学数据,还借鉴了影响情绪构建的其他因素——包括你过去的主观经验以及你的期望、知识、欲望和信念。
我在《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一书中记录过一个经典实验,充分说明了人类听觉系统的运行方式。当你听别人说话时,听到的其实只是全部听觉数据中的一部分。你的无意识声音处理中心通过猜测填补了其中的空白,然后再将感知的信息提供给你的意识。为了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事先录制了“各州州长与各自的立法机构在州府会面”这句话,计划在实验中将其回放给受试者。但在播放之前,他们抹去了“法”这个字,用咳嗽声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受试者听到的就不是“立法机构”,而是“立-咳嗽声-机构”。研究人员事先提醒受试者录音中间会出现咳嗽声,并向他们提供了音频的文本以便他们能够找到咳嗽的确切位置。如果人类的听觉体验是所有听觉数据的直接再现,那么受试者应该很容易就能够识别出被掩盖的字。
然而事实竟然是没有一个受试者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受试者对“立法机构”这个词的发音太“了解”了,20名受试者中的19名都坚持认为根本没有任何音节丢失。这就说明咳嗽声并没有影响到受试者对这句话做出的有意识感知,因为他们的感知不仅基于实际语音,还包括其他因素,大脑正是利用其他因素填补了缺失的声音。
所以说,感受是一种构建,而不是对视觉或听觉等感官输入的真实体现。事实上,你的社会认知也是如此——你对遇到的人、吃下去的食物、甚至是购买的商品的认知都是如此。有人做过一项关于葡萄酒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让人盲品葡萄酒,他们对葡萄酒味道的评价几乎与其价格没有任何关联,但当葡萄酒被贴上价格标签时,二者就出现了明显的关联性。这并不是因为受试者有意识地认为价格高的酒就应该更好喝,所以才相应地修改了自己的评价。真正合理的解释是,这并非受试者有意识的行为。受试者品尝葡萄酒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活动进行了成像扫描。结果显示,受试者在喝下自认为昂贵的葡萄酒时,确实更容易激活大脑的愉悦味觉中心。这与安慰剂效应大同小异,味觉与疼痛一样,不只是感官信号的产物,还取决于我们的心理因素:品尝葡萄酒时,你品尝的不仅是它的味道,还有它的价格。
说到内心感受,情绪体验在构建过程中,境遇、环境、代表自身精神和身体状态的核心情绪,都是参与情绪构建的直接因素。大脑整合、诠释这些输入信息的技巧和路径与感知疼痛、味觉、声音和其他感觉时一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触发事件和情绪反应之间不确定的联系可以让我们有有机会、有意思地干预并影响自身情绪,我们将在第九章中具体探讨可以如何干预。
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人类可能无法了解不同情绪状态之间的细微区别,在将其归类时,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本来相同的情绪可能被我们划分到不同类别。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情绪的划分并不准确,很可能出现重合的现象。我之前说过,我们都把恐惧和焦虑视为截然不同的情绪:恐惧是对特定事物或环境的反应,而焦虑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然而,现实生活中二者的界限可能非常模糊,何为恐惧、何为焦虑很难具体区分。如果你罹患重病,担心自己死掉,有人可能会把你的情绪归类为恐惧,而有人则可能把它归类为焦虑,但无论如何描述,你的情绪感受其实都一样。
达尔文认为人类的情绪其实是对一系列典型刺激的预设反应,但上述现象则恰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我曾与巴雷特和拉尔夫·阿道夫共同撰写过一篇文章,巴雷特提出,科学界目前还未曾找到真正客观可靠的标准来界定人或动物是否处于某种情绪状态。阿道夫虽然对此表示认同,但他也与大多数情绪研究者一样,并不认为真的要绝对到彻底推翻传统情绪的分类。至于说关于情绪的认识究竟孰是孰非,目前还尚无定论。
我们貌似应该对自己的感受了如指掌,但却时常发现我们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及其原因其实一无所知。要使情绪为我们所用(或至少不帮倒忙),首先要弄明白自己无意识的状态、有意识的感受以及生活环境的作用。想要生活得更快乐、更成功,就要利用这些自我认识来提高自己的情商。
“‘情商’一词把情绪和智力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相互矛盾呢?”二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不需要他们提问,人们会自然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提到过,西方对于情绪的传统认识是将其视为对理性心理活动的消极干扰,而不是积极辅助。不久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只有智商能衡量出的各种理性能力才能代表人类真正的智力,其他能力都与智力无关。然而,萨洛维和梅尔却发现,情绪与理性根本不能割裂开来,社会上最成功的人士往往都是那些高情商的人。他们还发现,在社会和商业活动中,有些人哪怕智商再高,但只要情商堪忧,也必定会陷入困境。
情绪状态不仅影响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也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绪是谈话的润滑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需求。每次与人相处,我们都会发出情绪信号,要想读懂这些信号,需要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参与。高情商的人知道如何监控自己的情绪表达,从而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他人的反应。他们可以更好地意识到自己发出和接收到的信号,可以实现更有效地的沟通。那些常被认为“魅力无限”的人都特别善于解读和理解他人。
前额皮层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结构,主要负责接收来自大脑许多其他区域的信息输入,所以在有意识的理性思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额皮层有助于组织和统一人类的思维,协调我们的行动和目标,帮助过滤无益的想法,以便让我们在互相矛盾的行为选项中做出选择。除此之外,前额皮层还负责我们的长期规划技能,它可以控制我们的冲动,帮助我们调节情绪。眶额皮层是前额皮层的一个亚区域,科学家认为该区域与情绪体验密切相关。
当时,基于内驱力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感受,如饥饿、口渴等。但希思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奖励或快乐与痛苦一样,也是驱动人类的重要动机。他的这一想法或许来自多年的临床训练。弗洛伊德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说,快乐在人类动机中起着核心作用。当时,研究大脑物理运作的科学家普遍不能接受所谓的“快乐原则”,但希思却备受吸引,他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据他推测,大脑必定包含一些能够产生这种感觉的结构——所谓的“快乐中心”。希思认为,人之所以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主要原因在于快乐中心的功能失调。希思说:“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痛苦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患者几乎一直处于恐惧、战斗或逃跑的情绪状态,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无法产生快乐情绪来中和那些痛苦心理。”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3 周日:
如果细菌感觉到附近存在营养物质,它的初始设置就决定了它们会追逐食物,而且过程中还能避开无益或有害分子。一个(健康的)人能够通过味觉判断出吃橘子会比啃塞斯纳150型飞机更有满足感,而细菌则是通过生化构成来决定是否吸收接触到的分子,它们不能像哺乳动物一样自己做出决定,而这就是奖励系统的操作优势:我们不会做出自动反应,选择之前我们会权衡各种因素。我们的大脑会评估每个潜在体验带来的快乐,并将其与可能的代价进行权衡;大脑还会借助核心情绪,运用已知信息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和各种行动的未来后果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只有完成所有这些分析,大脑才会决定我们的目标,并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奖励系统的革命性认知重新定义了心理学家对快乐和欲望之间联系的理解。一直以来我们都清楚,人类即使再喜欢某样东西,也会因为不健康或不道德等原因而选择放弃。这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意志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撇开健康或道德不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喜欢自己刻意回避的东西。虽然我们会为了穿上心仪的裤子而放弃巧克力蛋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巧克力没有欲望,只能说明我们有能力克服欲望罢了。心理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推迟或拒绝愉快体验的能力并不能改变我们想要体验它们的事实。我们想要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自己想要的东西,这道理似乎不言而喻。然而,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人类用了近30年时间才学会接受真实的情况。
为什么“想要”与“喜欢”二者做不到相互匹配呢?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我们获得想要的东西往往需要经历痛苦的挣扎。心理学家发现,如果我们在追求某样东西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我们会有更有可能想要拥有它,但却不见得会继续喜欢它。2013年,中国香港的一组科学家对61名男大学生进行了测试,参与测试的志愿者以为自己是在参加快速配对的约会活动。研究人员希望学生们觉得是自己选择好的约会对象,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实验的安排,为了保证实验效果,研究人员会让所有学生都和同一个女士约会。为此,在活动的前几天,研究人员给学生们发了四位女士的资料,让他们从中选择,但这些资料的内容都已经被设计过,其中一位女士看起来明显更具吸引力,因此最终所有学生都选择了她,也因此被安排和她进行约会。
这位得到所有学生青睐的女士其实也是本次研究的工作人员。她被告知要对一些受试学生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经常微笑、寻找共同话题、提出问题表示出自己的兴趣等。研究人员将这类表现称为“好追”的状态。但是,在与另一组受试学生互动时,该女士被告知要表现得更加冷漠,甚至偶尔拒绝回答受试学生的问题,也就是要表现出“难追”的状态。
约会结束后,受试学生被要求用1(非常不好)到7(非常好)的评分来评价自己对速配对象的感觉,除此之外还要用同一标准来评价“跟对方再次约会的动机强度”。可想而知,被分配到“好追”组的受试学生明显更喜欢约会对象,但被分配在“难追”组的学生反而对再次约会更感兴趣。年轻的受试学生喜欢“好追”的女士,但却更希望得到“难追”的女士。真是没想到,著名的“约会顾问”苏格拉底的建议竟然在2 000年后因为这项研究得到了验证。苏格拉底曾经建议歌妓西奥多特时不时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要过于主动,要让男人“如饥似渴”,这样她才会吸引到更多男人的青睐。
贝里奇发现,伏隔核是构成人类“想要”系统的关键构造,该结构比“喜欢”系统更加集中。每当我们想要吃、喝、交配、唱歌、看电视或运动时,真正的信号来源很可能就是脑中只有弹珠大小的伏隔核处的神经元。这也就是说,只有在伏隔核处产生渴望后,信号才会被传递到大脑的眶额皮层,我们才会产生想要的意识体验。
“想要”系统与“喜欢”系统相比是一种更为基本的系统,存在于所有动物物种中,即使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动物也有“想要”系统。“想要”系统的进化时间早于“喜欢”系统。事实上,最古老的生物并没有“喜欢”系统,它们的“想要”完全是因为受到生存需要(如食物和水)的驱动。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喜欢并不是生存的必需,只要生物有对所需之物产生“想要”的设定,自然就可以维系生存。
但是如果情况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某种生物生来被设置为对维系其生存之物只产生“喜欢”而不产生“想要”的感觉,那么它就不会产生动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死亡。话虽如此,高等动物具备的“喜欢”系统确实也有好处——那就是它不会让我们因为渴望和欲求而直接采取行动。“想要”的感觉虽然是由“喜欢”激发而来,但我们并不会因为“喜欢”就自动产生“想要”的冲动。在激活“想要”系统之前,大脑会将“喜欢”以及其他因素通通纳入考虑范畴。例如,食物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理应喜欢,然而,当我们看到美味佳肴时,并不会下意识地狼吞虎咽,而是可能放慢节奏,让大脑在获取有营养的食物的乐趣与维持良好身材之间做出审慎的权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动物进化出了“喜欢”系统,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更加微妙复杂的选择行为。可喜的是,这种“自我控制”的决定受到的是意识的支配,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多加练习和坚定决心来增强这种能力。
留意这些现象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经常意识不到环境对自身的影响,也无从知晓其中的缘由。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办公室总是很嘈杂。她注意到自己自从接手这份工作后,即使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似乎也总是免不了焦虑的情绪。最后,她怀疑罪魁祸首可能是噪音,于是工作时便开始佩戴耳机,焦虑感果然随即消失了。的确,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敏感,所以也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贝里奇的研究可以帮助人类解释为什么面对同一种情况,身处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距离比赛还有3个星期,道格拉斯一天凌晨4点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从电话中得知母亲突发中风,很快就去世了,年仅47岁。道格拉斯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说:“那段时间,我活得仿佛行尸走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痛苦,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今她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唯一能够帮我的人。”他的经纪人为他争取了退赛的机会,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他说:“母亲一定希望看到我的坚强表现。”
与泰森的比赛结束后,一位记者问道格拉斯是如何做到能在第8回合被击倒后缓过神来继续进攻,他这个无名小卒如何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将迈克·泰森一举击倒。采访中道格拉斯流下了眼泪,他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上帝实现了她的心愿。”母亲相信他,而他也被一股神奇力量驱使着帮她实现了梦想。这是一个感人的时刻,虽然是有点老套,但却揭示了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坚定的决心。在东京的那个晚上,道格拉斯比泰森更加坚定,当然也比后来与霍利菲尔德比赛时的自己坚定。
如果你问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他可能会说:“9个或者10个”。他显然可以做得更多,但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他刚开始做俯卧撑的时候并不会计数,直到做了很多,每做一个都难受得要命时,他才会开始计数。“炸弹”道格拉斯没有阿里的毅力,但母亲的离去激发了他赢得那场比赛的坚定决心。
我们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障碍,能力不足、经济拮据、境遇条件、身体问题,什么都有可能,但决心却可以将这些障碍清除。这个道理适用于生活中的所有场景,在体育竞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体育竞技有固定的规则,有明确的输赢界定,也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事实上,道格拉斯的胜利并非罕见的特例:在整个体育史上,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过坚定的精神帮助队员实现别人眼中不可能的目标。
就拿4分钟内跑完1英里这一目标来说吧,无数运动员几十年来一直追求能够实现突破,但始终没人成功。专家也表示人类体能存在极限,并且还提醒运动员不要做这样危险的尝试。然而,在1954年5月6日,英国一位学医的学生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竟然以3分59秒4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个月以后,澳大利亚人约翰·兰蒂(John Landy)更是跑出了3分58秒的成绩。很快,越来越多的顶尖选手纷纷突破了4分大关。据《田径运动新闻》的报道,现在约有500名美国人实现了这一突破,而且突破人数每年都在继续增加,每年都会有几十位新的佼佼者。这一突破就好像打开了某个开关,不是身体上而是精神上的开关,一旦人们意识到这项任务可以完成,便会下定决心刻苦努力,直到实现目标才肯罢休。
莎士比亚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抑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尽苦难,然后通过自身努力把它们清除,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加高贵?”大自然给我们的答案非常简单:当然要挺身反抗。
我们在第六章研究了动机问题,即我们之所以以特定的方式行事,背后的理由究竟是“想要”还是“喜欢”。这一章,我们将研究另一个相关问题,即人的决心,也就是我们不顾阻碍和挑战奋力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念。我们当然可以探讨感受进化的起源以及人类所有情绪体验的差异和目的,但我们从最新的情绪科学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的基本目的就是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基础,让我们可以更好地抓住机会,面对、忍受并克服一切挑战。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甚至包括最低级的动物。科学家现在已经发现了决心的起源,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精确地指出大脑中的相关回路,还发现当这些回路因疾病或外伤受损时,人类就会变得无精打采。但是,当相关回路受到情绪刺激后,人又会变得像对战泰森时的“炸弹”道格拉斯一样坚定。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4 周一:
人类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生存繁衍是我们的首要指令。不过,除了它,我们也有次级指令,正是这些次级指令程序赋予了我们寻求回报和避免惩罚的决心。决心是进化提供给人类的一种特质,可以辅助我们完成首要指令。决心与所有的精神现象一样,也由心理和身体两部分组成:“炸弹”道格拉斯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心理部分,而阿曼多的故事则说明了身体的部分。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决心产生于大脑的某种物理变化,但也可能被某种心理活动所触发。失去亲人会改变大脑,鼓舞人心的谈话会改变大脑,脑部手术会改变大脑,从长远来看,就连锻炼和冥想也会改变大脑。
在其中一个电极植入周期,患者的回答令他们感到无比震惊。那人竟然说自己感受到了“决心”,这种感觉与任何特定的目标无关,只是一种抽象的感受,他把这种感觉形容成必须在风暴中开车上山时会产生的情绪。那种情绪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积极的感觉,它会不断督促你:“加油,加油,再加油,一定要开过去。”这与拳击手道格拉斯的经历很像,只不过该患者强调,他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具体要征服的目标,而只是产生了一种坚定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前后联系。
如果突触刺激的影响被诸如β-受体阻滞剂一类物质削弱,病人的活力就会变低,导致异常迟钝的反应。当网络中的元素遭到严重破坏时,如阿曼多的情况,人就会变得极度冷漠。但是,如果网络中的元素都能做到全力以赴,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会产生坚定的决心。按照塞利的说法就是,你会迫切地感到“想要采取行动,想要继续坚持。”这似乎就是“炸弹”道格拉斯因母亲去世诱发出来的身体表现,仿佛他的大脑中一个掌管“决心”的开关被打开了一样。
2017年的一项实验中的“卫冕冠军”和“挑战者”并不是真正的拳击手,而是啮齿类动物,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老鼠界的泰森和道格拉斯。我们虽然不能强迫老鼠打拳击,但却可以强迫它们参与体能竞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科学家将两只老鼠分别放在一根狭窄管子的两端。老鼠的本能反应就是往前跑,争取能够尽快脱身。但是由于管子太过狭窄,两只老鼠中只有一只可以通过,另一只不得不放弃既定策略,选择向后退。这个实验就像一场反向的拔河比赛,两只老鼠最初都想往前走,但最终必定会有一只退缩。两只老鼠体格相当,所以决定最终结果的不是体力,而是决心。
我个人认为这些老鼠的故事和道格拉斯的胜利一样鼓舞人心。道格拉斯的故事充分证明,只要有适当的决心,我们就能够将自己变成超级人类(超越原来的自我)。但老鼠的故事也同样让我相信,这种决心开关的想法绝非异想天开:通过刺激相应的神经元,我们确实可以提高人的韧性和决心。
依照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的发现,执行控制网络的结构与功能在不同人之间存在先天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一个人应对困难情况时的能力表现。帕尔维兹说过:“这些先天性的差异有可能在儿童时期就被发现,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行为治疗、药物治疗,或像前面提到的电刺激疗法及时对问题加以应对。”在帕尔维兹提出这一观点后的几年里,先后出现了很多有关增强决心网络的相关研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需要真有亲人去世,也不必将激光脉冲射入大脑。
有两种方法非常有效。第一种就是如果你久坐不动,你可以多进行一些有氧运动。最近一些研究已经得出结论,每天只需坚持15分钟的运动,就可以让你的心脏更加健康,也会让你的执行控制功能变得更好。二者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什么联系,但已有切实证据显示运动可以增加一种叫作BDNF的“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就像大脑的肥料,可以帮助大脑建立新的连接,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能增强大脑的计算能力,帮助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动物研究已经发现BDNF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抑郁症并增强人的适应性。 当然,增加运动量本身或许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如果你的执行控制能力差,或许根本就不会有决心开始运动。
但是,只要你能让自己动起来,运动就会不断增加你的执行功能,也因此让运动这一决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你有利的积极反馈循环。
另一种提高决心的方法是正念冥想,它可以让人学会控制注意力、调节情绪和提高自我意识。研究人员对一组吸烟者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正念训练,结果发现他们的吸烟量竟然减少了60%,这对吸烟者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难得的进步。大脑的成像结果显示,经过冥想后,人脑的执行控制网络的活动明显增加。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执行控制力,属于天生的“行动派”。他们不会让任何事情成为自己追求目标的障碍,对他们来说,决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知道自己可以通过做一些事情来加强决心,也绝对算得上一个好消息。
像索菲亚这种只能对预设的触发因素作出反应并执行一系列预先设定的行为,其实是生命在进化史的早期阶段就发展出来的技能,该技能仍然存在于所有动物的基因之中,包括人类。但是,人类等高等动物不同于更原始的生命形式以及机器人索菲亚,我们还拥有对并非事先预设的情况加以判断的能力,以及基于自身判断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让我们能够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情况。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说过,说到根本,人类的感觉可以做二元的区分,即可以将所有体验都分为两种,或好或坏,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核心情绪,在核心情绪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恐惧、焦虑、悲伤、饥饿、痛苦等基本感受。当然,人类的情绪比那些高等动物还要再复杂一些,大脑回路还会产生细微而复杂的社会情绪,如骄傲、尴尬、内疚和嫉妒。所有这些情绪相互作用,最终才会产生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决策。即使追求目标的过程十分艰难,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这就是情绪的一个了不起的特质。
如果我们想要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环境,就要不断评估潜在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决心在动物大脑中所起的作用。大脑的决心回路还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目标重要与否,决定哪些可能的行动值得进一步关注或付诸实践,哪些则应该被我们忽略。这些回路反馈到我们的思维、感觉和运动回路中,通过改变这些神经的工作过程而提高效率。无论我们面临什么任务或是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只要拥有成功的动力,我们的内在精神和身体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大。
几年后,母亲已经生活无法自理,于是我把她送去养老院接受专人照料。之后不久,一天早上我顺路去养老院的餐厅看她,想着可以和她一起喝杯咖啡,结果发现她正坐在集体餐桌旁吃着熏肉和鸡蛋。母亲深受犹太饮食戒律的影响,一生从未吃过猪肉,现在却破了戒,这严重超出了我的预期,简直比看到她穿着内衣坐在桌前还要震惊。我盯着她半天没说话。
除了衰老,还有一种生活状态(不是受伤或生病)也会对决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那就是睡眠不足。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似乎很重要的事情,在你缺乏睡眠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方说,我总是会提前一天设置好咖啡机的程序,这样第二天我醒来时咖啡就已经煮好了。
睡眠对于保持情绪健康,尤其是保持动力充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在快速动眼睡眠期间,大脑每个包含情绪突触网络节点的区域都会有显著的活动。实验表明,这些活动都与这些关键区域内的夜间功能复位有关。
研究中,29名健康受试者被要求详细记录自己两周内的活动和感受,包括自己的梦境。结果发现,受试者所报告的白天出现的情绪问题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例会在当晚的梦境中出现。要知道大多数梦境都可能被遗忘,这样算下来上述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实验充分证明了以下结论:睡眠能够使大脑进行夜间功能复位,恢复适当的情绪突触反应,而这种反应对于指导我们做出适当的决定和行动十分必要。
那么,睡眠不足究竟会引发怎样的问题呢?答案是会引发很多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晚上不睡觉,那么看到引发消极情绪的图片时,大脑杏仁体的反应程度(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就会放大60%。另有一项相关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晚上不睡觉,哪怕处于低压力的情形,也会感到压力、焦虑和愤怒。此外,睡眠不足还与攻击性有关。如果一个人每晚只睡五小时,持续一周,情绪困扰就会越来越严重(问卷调查结果和日志记录评估显示),包括感受到过度的恐惧和焦虑。
科学家们对决心及其对立面冷漠做了很多研究,让我们对情绪的基本功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决心对人产生的影响比爱或恨、快乐或悲伤甚至恐惧和焦虑等情绪更为深远。决心不仅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动力——主动做事、主动与某人打交道,开口说话,哪怕只是活动一下身体,而且还能促使我们将自己的行动坚持到底,直到最终目标实现。
人类作为有情绪的生物,自然也有欲望,正是欲望决定了我们会制定各种级别的目标,包括写本小说这种宏大的目标以及刷牙这种微不足道的目标。无论目标大小,实现之前我们都必须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而这就是情绪突触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人类在最佳状态下会表现得精神饱满、意志坚定,而且能够积极主动地做事。我们会舍得花费精力,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表现出我们的决心和热忱。我们能够自我激励,做到坚持不懈,这是证明我们活着的重要标志。其实,这种状态不仅表现在人类身上,就连最原始的动物也是如此。就拿果蝇这种低等生物来说吧,即使是它们的大脑,也能自主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知道怎样做才能避开捕食者,怎样做才能追求到配偶,甚至还知道,求爱被拒时可以借酒浇愁。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5 周二:
科恩解释说,这是一个自我否认的典型案例。即使自欺欺人地过一辈子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但大脑还是会不遗余力地掩盖内心的痛苦。根据科恩的说法,吉姆的精神状态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自大和狂妄,羞耻才是他内心的主要感受,那是一种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的痛苦或羞辱的感觉,会导致一系列隐瞒或逃避的冲动。
羞耻是伤害最大的一种情绪,为了保护自己,吉姆创造了一个自恋的外壳,有了这个原始的防御机制,他就可以假装意识不到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无意识自我批判了。
所有情绪都是对某种环境或情况所做出的反应。一般情况下,情绪在显现并指挥了我们的思考过程后就会自动消散,吉姆的羞耻心非常敏感,即使是一些小事,比如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比较温和的批评,在吉姆身上也会引起强烈的羞耻反应。因此,他经常处于羞愧的状态,甚至于形成了生活中的一股暗流,将他所做的一切都蒙上羞耻的阴影。
对于不同的情绪,我们有着不同的体验倾向。科恩谈到每个患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情绪倾向集合,即他所说的“情绪侧写”。在学术文献中,研究人员对各种相关概念做了研究,如气质、对环境的生物敏感性、压力反应性、情感风格和情绪风格等,其实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概念。
吉姆的情绪侧写严重倾向于羞耻,所以科恩才说羞耻是吉姆的“主导情绪状态”。人的情绪侧写可能由一种或一组情绪主导,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的医生把人分成四种类型,认为乐观的人积极外向,忧郁的人容易恐惧悲伤,易怒的人暴躁且具有攻击性,而冷淡的人总是很慢热。但这种分类方法太过简单了,大多数人的情绪侧写并非由单一情绪主导,而是几种情绪相互影响所达到的一种平衡。
所谓“达到峰值的潜伏期”,指的是情绪反应的用时情况。有些人焦虑来得特别快,有些人的焦虑则慢慢才能形成。情绪反应的强度也有很大差异:开车时遇到有人强行并线或在杂货店排队时遇到有人插队,有些人只会有点郁闷,而有些人则会非常愤怒。最后再来看看“复原”,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人情绪恢复到基准线状态的过程。有些人可以迅速放下某些情绪,而有些人则总是会耿耿于怀。当我们用“复原”来描述积极的情绪时,听上去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比方说,你听到赞美,从中获得了良好的感受,这种感受消散的时间怎么可以被称为“复原时间”呢?不过,心理学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
你对每种情绪所做出的反应倾向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专属于你的情绪图谱,即你的情绪侧写。这种侧写如何而来?你又如何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倾向?另外,如果你想的话,是否能对其加以改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成长经历对我们的情绪侧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再说回到吉姆的案例,他对羞耻的敏感是他的母亲长期苛责所致。当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偶尔因为吃奶咬得太紧,母亲就会发飙,然后把他扔到婴儿床上,气冲冲离开房间弃他而去。转眼间,吉姆长成了大孩子,当他为高中舞会挑选礼服时,母亲找了一件她自己喜欢的衣服,拿给吉姆看时,吉姆并不喜欢,于是母亲转身再次撇下吉姆,一个人开车扬长而去。几十年来,类似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母亲的负面情绪一直伴随着吉姆,每一次向吉姆传递的信息都是:你很糟糕。科恩说:“长大后,吉姆一直无法摆脱童年经历带给他的伤害,不断感受到羞耻是一个极端表现,一个人的羞耻情绪倾向大都是由童年事件累积而成。其实不止是羞耻,其他情绪也是如此。我们的情绪侧写是童年经历与基因构成相互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表观遗传学的核心观点认为:尽管遗传特征被编码写进了生物体的 DNA中,但要想它们有所呈现,必须激活DNA的相关部分。科学家曾经以为那些相关部分会自动激活,但现在我们知道,DNA的不同部分其实可以有选择性地激活或关闭,具体由我们所处的环境或经历决定。没错,基因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还会跟着我们一辈子,但基因并不一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而且大多都可以被修改。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正是环境及经历将如何改变DNA对人类的影响。
米尼提到的那些老鼠都处于高度焦虑的状态下,它们对环境中的威胁总是会过度敏感,甚至对不熟悉的事物或意外事件也是如此。如果被放到不熟悉的环境中,它们就会不知所措,如果你吓唬它们,它们还会原地跳起。这些老鼠在经历压力事件后,会释放出大量被称为糖皮质激素的荷尔蒙,使心脏泵血速度更快,肌肉也会为战斗或逃跑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类型的雌性老鼠,由于持续的压力状态,导致无法很好地照顾幼鼠,也无法给予它们正常的关注。
米尼注意到,这些雌鼠会花很多时间舔舐梳理幼鼠的皮毛,小老鼠也会表现得十分温顺,这也意味着它们的母亲性格也很温和。而焦虑的小鼠情况则刚好相反,它们的母亲很少舔舐和梳理它们的皮毛,这说明小老鼠的焦虑其实来自照看它们的母鼠。温顺与焦虑的特质似乎存在着代际遗传,但如果西夫的想法正确,他们除了这个还应该有更多的发现。米尼做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在幼鼠出生时就将幼鼠和母鼠进行了调换,让焦虑的母鼠抚养温顺母鼠的后代,让温顺的母鼠抚养焦虑母鼠的后代。如果说温和与焦虑这两种情绪侧写可以遗传,那这种交换就应该不会对小老鼠产生什么影响。但事实证明影响确实存在,幼鼠长大后慢慢形成了抚养它们的母鼠的特征,而不再表现出生理母亲的特征。米尼从其他研究得知遗传是影响表现的一个因素,但他自己的实验似乎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决定小鼠情绪侧写的是母鼠的行为,而非基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米尼和同事通过生理学研究发现,老鼠大脑中主导应激激素受体的基因会受到老鼠幼年生活经历的改变,这种基因决定了老鼠的性格是“温顺”还是“焦虑”。母鼠的舔舐和梳理动作可以激活这种“温顺”基因,但是,如果母鼠对幼鼠疏于照顾,一种叫甲基的原子团就会附着在包含“温顺”基因的DNA片段上,基因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继而导致幼鼠的焦虑。
米尼和同事取得了一些脑组织样本,来源于儿时遭受过虐待并随后自杀的人体,除此之外,他们还翻阅了大量心理医疗史的记载。结果发现,人类和老鼠一样,受虐人的大脑中创造应激激素受体的基因更容易出现甲基化。童年压力会造成人类成年后应对逆境的能力降低(因此才容易出现自杀倾向)。米尼发现,一个人的情绪侧写同时来自遗传倾向和表观遗传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后天培养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米尼和同事的研究结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行为表观遗传学,这一新的学科为那些受情绪问题困扰的人带去了希望,即使某种情绪倾向会遗传,但也可能通过改变大脑而抑制它的出现。
对我们情绪侧写影响最大的是早期儿时的经历。成年后,我们的情绪侧写通常不会再有太大变化,或多或少已经有了固定的想法,除非刻意努力,否则很难改变。但米尼的研究充分说明,我们其实可以对其做出改变,儿时继承的情绪侧写不一定永久不变。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大脑,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弄明白自己的情绪侧写。
通常情况下,情绪会对我们的思想、决定和行为产生良好的影响,所以对任何一种情绪免疫都不是好事;但是事无绝对,如果感受太过强烈又会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一个人的情绪侧写没有对错之分,但有一些属性可以让生活更轻松,而另一些则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扰乱你渴望拥有的生活。
许多人对自己的情绪侧写一无所知,这不免让人心生诧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测试结果不太真实,也可以对其保持谨慎态度,但至少应该有一种愿意相信的态度,因为即使有些结果让你吃惊,或许也只是因为你从未意识到自身的某些倾向性而已。
羞耻感和愧疚感的倾向都源于我们最早的家庭经历,很可能源自我们的父母,特别是父亲一方。羞耻感大约在两岁出现,但愧疚感则需要更强的认知能力,通常在八岁才会出现。羞耻是一种痛苦的感受,通常会对你与他人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容易产生羞耻感的人更容易将负面事情归咎于他人,也更容易产生愤怒和敌意,一般来讲也不太会同情他人。而容易心生愧疚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生气,更容易直接表达自我,而不会选择愤怒,他们也似乎更有能力同情他人,更愿意为造成的负面结果承担责任。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焦虑是因为感知到了威胁。焦虑与恐惧不同,恐惧是对可识别的迫在眉睫的具体危险所做的反应,而焦虑则来自对潜在不可预测的威胁的感知,这种威胁造成实际伤害的概率很低,或者至少模糊晦涩,没有明确来源。
因此,比起生活在恐惧状态,人们更容易长期生活在焦虑状态。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两种情绪都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伤害,但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恐惧会刺激我们做出防御性反应——战斗或逃跑反应,恐惧情绪也会随着威胁的消失而迅速消退。焦虑则与不太直接的应对方法有关,大多会持续一段时间,焦虑会让你对潜在的危害产生预期,并做好准备以保护自己。
过度的焦虑倾向非常不利于健康,因为它会导致压力,而压力荷尔蒙的长期存在就又导致各种健康问题。高度焦虑的倾向会导致死亡风险增加,但其实焦虑程度过低的人群,其死亡率也比正常人高,因为焦虑太低会降低个人在威胁面前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采取谨慎行动避免威胁的可能性。如果这些人发现皮下有肿块,他们可能不会急着去看医生;同样道理,他们也更容易做出吸烟或其他危险的行为。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6 周三:
外部环境和人生经历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但人们通常会高估它们的作用。我们认为赚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或喜欢的球队赢得世界冠军会使我们感到幸福,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带来的幸福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同样,我们以为失去工作、与恋人分手或喜爱的球队输掉一场重大比赛会令我们感到沮丧,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带来的沮丧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研究表明,虽然外部环境和人生经历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广泛和长久。例如,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是从《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中选出100名有钱人,然后又从电话簿中随机选出100名普通人作为对照组,两组人员分别报告了自己的幸福感水平,结果发现,那些年均收入超过千万的顶级富豪的幸福感只比普通人多一点点。
研究表明,影响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是你的幸福基准水平以及外部环境和最近的人生经历,但这些并不是全部因素。那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呢?那就是我们自身的行为。与其他因素相比,行为这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我们自己控制。近年来,幸福感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你觉得自己幸福感问卷的得分比期望值低,或者你想变得更加幸福,可以听听该领域先驱学者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给出的建议。她提出说我们要把时间花在家人和朋友身上,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经常对他人行善,对自己的未来抱持乐观态度,品味生活的乐趣并尽量做到活在当下,坚持每周或每天锻炼,尝试找到人生目标并为之努力,包括参加社会活动、教育孩子、写小说、打理一个精美花园等。柳博米尔斯基表示:“想一想别人在体育锻炼方面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无论是去健身房、慢跑、学习跆拳道,还是做瑜伽。如果你也渴望提升幸福感,也需要做些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要想拥有持久的幸福,你需要做出一些永久性的改变,需要你每天付出努力,投入更大的热情。”
分数无所谓好坏,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些差异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需要让自己在每方面都得到适中的得分,我有些朋友虽然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但却能做到以此为荣。他们认为焦虑有助于自己变得更加谨慎,可以有效避免麻烦。还有一些人非常愉快乐观,这样的心态虽然常常导致他们做出并非最优的决定,但他们日子过得很开心,这就够了。有些受试者觉得这些测试带给了他们新的启发,帮助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感受和一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才学会适时采取行动,才能尝试改变阻碍他们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那些消极因素。
了解情绪传染的本质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用处,其中之一就是一个人的幸福度往往能够反映其朋友、家人和邻居的幸福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和交往的朋友都属于一类人,这是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最近合作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该研究对4 739人的生活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每个受试者并非随机选取,他们都与周围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身边平均都有10.4个与其有某种社会联系的人,包括家庭成员、邻居、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各种关系加到一起高达53 000多种。研究每进行2—4年,研究人员都会与受试者进行一次访谈,用于确定他们的幸福程度,并记录他们社会关系的变化。研究人员将数据录入计算机,并用复杂网络分析数学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快乐不仅是与同类交往时可能产生的情感倾向,而且这种情绪还会相互传染。也就是说,如果被快乐的人包围,你自己也会快乐,这种快乐不仅出现在当下,还可能影响你未来的情绪。
情绪既能把我们带到悲伤的深渊,也能把我们带到快乐的巅峰,它们是我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我们制定和实现目标的原因。不过,情绪也可能成为我们行为失格的罪魁祸首。想起丧亲之痛,我们可能会难过到撕心裂肺,但如果原因换成打不开番茄酱瓶子,似乎就会让人感觉说不过去。无论是他人对情绪所做的相关研究,还是我在这本书里阐述的内容,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情绪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常对我们有益,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人类演化出情绪的时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有些时候情绪无法适应我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过度紧张的情绪状态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弊端。焦虑虽然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小心,但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失落时的悲伤虽然能够提醒我们什么更重要,但也可能抹杀希望或乐观的想法,最后甚至发展成抑郁症状。愤怒虽然可以驱使你解决激怒你的问题,而且能通过增加肾上腺素带给你强大的力量,但也可能导致你与他人的疏远,最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在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具备调节情绪的能力。话虽如此,即使是那些简单动物,也会有许多与我们相同的神经递质,而且许多高级动物的情绪也与人类一样,都与脑回路密切相关。当你给焦虑的老鼠注射镇静剂时,它们也会平静下来;当你给章鱼注射迷幻剂时,它们也会变得非常热情。对人类起作用的精神药物通常对老鼠也有同样的效果。但这些动物本身没有实现情绪变化的能力,无法调节、延迟或隐藏自身的感受。大多数动物对于自身出现的情绪都会做出即时反应,丝毫不加掩饰。人类可以调节、增强、伪装或压抑情绪,但猫咪却不会在明明不喜欢的食物面前假装喜欢,也不会在你惹恼它时压制自己的感受。这就是人类的情绪系统与动物的情绪系统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区别。
人类的情绪调节对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好处。例如,情绪调节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对于心脏疾病的预防格外有效。有人做过一项针对老年男性的研究,持续了13年之久。研究发现,那些情绪调节水平最低的人比那些擅长自我情绪调节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要大60%。科学家尚未明确其背后的原理,但他们推测主要原因在于,情绪调节可以减少身体的应激反应。当危险迫在眉睫,应激反应会促使你做好准备应对冲突。应激反应会使血压和心率升高,令肌肉收紧、瞳孔扩张,这样才能让你看得更清楚。如果你也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经常在草原上遭遇鬣狗的袭击,应激反应对你自然大有帮助;但如果是用来应对老板的斥责,应激反应则不一定能发挥作用。应激反应会带来负面影响:它需要释放压力荷尔蒙,而这种荷尔蒙具有炎症效应,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密切相关。
管理情绪竟然有这么多好处,难怪多年来人们研究出了那么多管理情绪的方法。有些方法十分有效,但有些则不然。事实上,直到最近一二十年,心理学家才开始对各种方法进行研究和验证,他们希望找出真正有效的手段。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探讨三种最有效的方法,分别为接受、重新评估和表达。
斯多葛学派常被误解,许多人认为它主张“财富和舒适都是坏事”的理念,但其实这并非斯多葛学派真正的观点。斯多葛学派会告诫我们不要过分拘泥于物理的舒适,不要沉迷于自身的财富或任何物质的东西,但它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妖魔化。有人将斯多葛学派的主张描述为“人应该尽力避免所有情绪”,这也不完全正确。斯多葛学派提出的真正理念是,人不应该在心理上被情绪所奴役:不要被它们操纵,而是要把掌控权握在自己手里。
伊壁鸠鲁曾经写过:“何为替人做主?就是对于别人寻求或回避的东西具有全部的决定权,可以表示认同,也可以彻底拿走。”
如果你内心所有欲望都能做到不依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你便是自己的主人,也将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就是让你掌控自己的人生,懂得在自己有能力完成或改变的事情上下功夫,而不要在无能为力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斯多葛学派尤其警告我们不要对无法控制的事情做出情绪化的反应。伊壁鸠鲁认为,让我们沮丧的往往不是所处的环境,而是我们对它们所做的判断,比如愤怒就是如此:如果下雨破坏了我们的野餐,我们不应感到愤怒,那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我们对雨无能为力。如果有人苛待我们,我们往往也会生气,但是要知道,就像无法把雨赶走一样,我们也不能控制或改变苛待我们的人,所以生气同样很愚蠢。
总之,把自己的幸福感受寄托在对他人行为的改变上,与将其寄托在天气上没有什么区别,注定毫无结果。伊壁鸠鲁在书中写道:“如果有任何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你就要想它与你毫无关系。”如果你真正学会了这一哲学,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一定可以避免或减轻许多耗费精力的情绪发作。但是,这个过程必须经过训练,慢慢地,你的大脑就会接受它——不仅仅是理性的了解,而是在内心深处的认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就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情绪反应系统。
斯托克代尔进入战俘营后,正是这种哲学帮他接受了新的生存境况。他关心的不是他所处的困境有多恐怖,而是自己该如何生存并使生活过得更好。他放下了对未知的忧虑,克服了对酷刑的恐惧,完全接受了现实:既然无法停止这一切,他决定把注意力放在该怎么做才能渡过难关上。
“接受”是斯多葛学派提出的核心方法:如果你接受了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而且只关注自己能做什么,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你就能减少很多情绪上的痛苦。如此一来,情绪带给你的便是激励和力量,而不会将你摧毁。虽然斯托克代尔的故事只是一个个例,但现代研究已经通过对照实验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招募学生一起玩一个简单的消消乐游戏。游戏偶尔会被打断,学生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玩,但要接受痛苦的电击,要么选择放弃,那就意味着玩不到最后。电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会慢慢加码。受试者被分为两组,游戏开始前都被告知了相关的情况。研究人员训练第一组通过转移注意力去应对强度不断增大的电击所带来的疼痛。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你们就想象自己正在穿越一片沼泽地,应对它的最好方法是内心想象一个愉快的场景。第二组受试者也接受了相同的训练,但研究人员让他们做的是学习接受现实,而不是想象。研究人员告诉他们遇到痛苦,继续忍受,不要与之抗争,即使痛苦变得越来越强烈,只要接受就好。他们也听了关于穿越沼泽的比喻,但研究人员不建议他们想象所谓愉快的事情,而是告诉他们应对逆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体会并接受不愉快的想法,而不是与它们或相关的感受对着干。
结果显示,学习“接受”的受试者更能够坚持下去,他们玩游戏的时间明显要更长。这种胜利是理性和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前额叶皮质的执行控制网络可以对情绪相关的许多皮质下结构施加影响,斯多葛学派或许早就对其有所察觉,但却找不到具体的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实现情绪管理。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7 周四:
想象一下,你开车去参加商务会议的路上,发现道路因施工被封掉,而你因为绕道又迷失了方向,最终迟到了20分钟。你可能会想:“为什么那些白痴不能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你生气,或者让你自责,心里思忖:“为什么我总是迷路?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这种反应很可能让你感到沮丧。或者,你会觉得参会的每个人都会因为你的迟到而感到恼火,于是你可能因此而愈加感到焦虑。你对封路及其后果所带来的所有负面想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很有可能某种想法会主导并决定你的情绪反应。
这就是情绪的运行方式。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解读是大脑出现某种情绪反应的一个阶段,心理学家将其称为“评估”。有些评估的过程你并无意识,但有些则发生在意识层面,而后者正是你可以干预的部分。既然用不同方式看待同一事件可以引发不同的情绪,那为什么不训练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式,让自己获得想要的情绪呢?回到上面开会迟到的例子,你可以引导自己这样想:“即使我迟到了,大家也不会在意,因为开会的人很多”,或者“别人不会介意,因为他们知道我平时都很准时”,又或者“多亏施工让我迟到,否则我去哪儿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躲过无聊的前20分钟”。通过改变大脑对事物的理解过程,你可以有效缩短导致不快情绪的恶性循环。心理学家把这种引导性思维称为“重新评估”。
有些情绪反应可以赋能于你,有些则会剥夺你的能量。前者可以帮你从每种情况中学习,让你向目标继续前进,而后者则会将你与消极捆绑在一起,阻碍你向前发展。重新评估意味着认识到思想中的消极模式,并将其改变为更为理想的模式。但无论怎么改,都不可以脱离现实。
一些针对重新评估的研究表明,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对生活中的环境、事件和经历的理解方式,与其怨恨那位对你视而不见的服务员,你不如换个角度,她可能只是因为要服务的客人太多所以才忽略了你。与其嫌弃那个总是吹嘘自己赚了多少钱的人,倒不如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没有安全感的表现,毕竟社交圈中的其他人都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你换个角度想问题,就算消极评价不会完全消散,积极评价也会让你的思维增加新的可能性,从而缓和你以消极方式看待事物的倾向。
我们不妨看一个例子,看重新评估具有怎样的威力。美国陆军纳提克士兵系统中心(NSSC)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纳提克,该中心的认知科学小组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为24名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前后3次来到实验室,每次都要辛苦地完成90分钟的跑步任务。每次跑到30分钟、60分钟以及最终结束的时间点,研究人员都会问他们的劳累程度以及是否感受到疼痛或不快。
第一次跑步时,受试者并未得到任何指导。但在接下来的两次跑步中,一半的受试者被要求用重新评估的方法减轻自己的负面情绪,例如,关注运动对心脏的益处或完成运动后的自豪感。另一半受试者成了实验的对照组,研究人员要求他们使用分散注意力的策略,例如想象自己舒服地躺在某个海滩上。不出所料,研究人员发现,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并不奏效,但采用重新评估的小组则表示,他们感受到的疲惫和痛苦程度明显降低。
重新评估的技能不仅能带给我们更愉快的生活,还能帮助我们取得工作上的成功。情绪会调整你的心理计算,在许多高压职业中,你必须学会缓解自己强烈的情绪。
交易员也是一样,必须依靠无意识主导他们的决策。这就是为什么情绪在此会有发挥的空间。在无意识层面,情绪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为大脑提供一个雷达,引导你的注意力,影响你对威胁和机遇的看法。通过情绪,你长期以来的稳定数据和投资结果会塑造你的直觉反应,促使你迅速选择适当的行动。
这就是情绪在决策中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一旦情绪失控,其弊端就会显现。芬顿·奥克雷维团队发现,那些经验较浅、表现较差的交易员,往往都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金融交易是一个节奏快、压力大的职业,交易员需要迅速做出复杂且重要的决定,其中牵扯到很多的利害关系。“从情绪上来说,我们确实很难保持平和。”一位交易员说,“有时候,交易团队的损失会达到近1亿美元。”另一位交易员则承认说:“每次赔了钱,我都会坐下来大哭一场。我们交易员的生活经常跌宕起伏,经历了太多的大喜大悲。”还有一位交易员说:“有时我会陷入极度焦虑,甚至能感到身体的不适。”他们显然都在与情绪作斗争,尽管如此,却都不觉得情绪在工作中可以发挥什么重要作用。他们总是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愿承认情绪对自身决策会带来影响。
然而,业绩最好的交易员则对情绪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承认情绪对自己有影响,并且愿意反思自己受情绪驱动所采取的行动。他们懂得情绪和明智决策密不可分,认同情绪对决策表现无比重要,并“倾向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直觉的来源和情绪的作用”。他们接受情绪所发挥的关键积极作用,同时懂得当情绪过于激烈时要对其进行调节。对于成功的交易员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压抑情绪,而在于如何调节和驾驭情绪。
芬顿·奥克雷维指出,在交易员所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中,最有效的一种就是重新评估。如果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们可能会告诉自己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的成功不足以成就一个人,一次的失败也不足以毁掉一个人。其他交易员也都经历过起起落落,一次的损失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
交易员的上司们也认识到了情绪及其有效监管的重要性。一位管理人员说:“我需要扮演情绪督导的角色。”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老板对我们进行情绪督导,我们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首先,我们要建立对情绪的自我意识,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们都能认识并监控自己的情绪,一旦专注于此,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其实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比预期的要好很多。其次,一旦了解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们就可以采用前面一直讨论的策略来实施情绪管理。要想培养和发展这方面的情商,我们完全可以把重新评估作为有效督导和调节情绪的关键武器。
凯伦是美国好莱坞一家中型制片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制片业是一个要求严格、竞争激烈的行业,凯伦的工作需要她与许多难缠的人打交道,即使客户不讲信用或对她不公,为了成功,她仍要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是气愤有时还是会影响她的工作,后来她想到了一个补救办法:她会给冒犯她的人写封电子邮件,详细描述她遭到的不公待遇,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感受,毫不掩饰,实话实说。不过,她并不会发送这些邮件,而是将其保存在邮箱的草稿箱中。她当时的想法是过几天再看一遍,然后再决定发不发,而实际上她再也没看过。她发现只要将自己的感受抒发出来,就能够解决情绪上的问题,愤怒就会逐渐减弱,直至烟消云散,而她,又可以轻装上阵,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通过谈话或书写的方式把情绪表达出来,是否真能帮助你克服情绪呢?大多数人都熟悉这种方法,但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其实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作用。相反,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反而会放大情绪,尤其对于男性来说,他们表达情绪的意愿特别低。尽管在婴儿时期,男孩比女孩更注重社交(比如,他们更愿意对母亲做出愤怒或喜悦的表情),但长到十五六岁时,很多男性就会囿于性别的刻板观念,不愿再继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可是,研究得出的结果与公众的想法截然相反。实验证明,表达负面情绪非常有助于化解情绪。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当你的沟通对象非常值得信赖或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时,尤其当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时,谈话的效果出奇的好。当然,合适的谈话时机也很重要。如果时机不对,也可能影响效果。比方说,如果倾听者心不在焉或没有时间听你诉说,那么表达情绪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理论心理学家无法像临床医生那样获得切实的实践经验,但他们针对这种谈话的利弊及其原因进行了许多学术方面的研究。学术界甚至为谈论或书写内心感受的行为专门起了个名字,称之为“情绪标注”。
最近的研究表明,情绪标注有很多作用,比如可以减轻因观看照片和视频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可以平息公开演讲者的紧张焦虑,可以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表达自己的感受会增加大脑前额皮层的活动,而同时减少杏仁体的活动,因此会产生与重新评估类似的效果。事实证明,像凯伦那样只是记录下不开心的经历就可以帮助她降低血压,减轻慢性疼痛的症状,并且有效提高免疫功能。
我希望通过我们这次情绪科学之旅,你已经推翻了情绪只会起到反作用的谬论,明白情绪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心理资源。情绪可以让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环境情况做出灵活的反应,可以与“想要”和“喜欢”系统共同激发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帮助我们与人建立相互联系并团结合作,让我们在拓宽视野的同时还能提升高度。
情绪与理性思维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每一个想法,从外出前穿不穿外套到如何为退休理财,情绪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大大小小的各种判断和决定做出贡献。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必定会迷失自我。
医生说她晚上6点要去医院查房,所以我必须在那之前做出决定,这也就是说我还有8分钟的时间。我哽咽了,眼里充满了泪水,浑身颤抖,几乎无法理性思考,其实根本就是无法思考。
我要让母亲去送死吗?我不能。我要让母亲受尽折磨吗?我也不能。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那么多研究,还写了这本书,我知道情绪可以指导我的想法、计算和决定,但此刻情绪似乎并没有指导我,而是在给我无尽的折磨。
我问医生我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再给她回话。她犹豫片刻,不过还是表示可以等我一会儿。但她提醒我说她去查房后就很难联系到她,所以我必须要在6点前给她回话,不然母亲就要在养老院等待死亡的结局了。
我的儿子尼古拉曾经说我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平和、最沉稳的一位,对此我很是自豪,因为我早就学会了调节情绪的技巧,这些技巧的确帮了我很多忙,不论是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还是在我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抑或是投资出现了问题,我都能从所学的情绪技巧中受益。但是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想到要把母亲送进医院,我就不寒而栗。我哭了,我不想送她去医院。
我第一次感觉到力不从心,当时我正好写到如何调节情绪的章节,而面对危急时刻,我本人却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是5点58分,我必须告诉医生我的决定。可是我的内心还没有决定,医生马上就走了,我必须当机立断。
我想起了那个针对证券交易员所做的研究,那些不成功或者没有经验的交易员都做不到用心感受,而那些成功有经验的交易员则懂得接受自己的情绪,也明白它们的益处。我需要接受现实,需要感受当前的境况,我需要停止与情绪对抗。相反,我要让它们引导我,让它们发挥主导作用。既然冷静的理性思考无法让我在短时间内做出如此复杂的决定,那它就不是一个适合仔细思考的问题,我必须要听从内心的决定。
我们都应该学习了解思想和情绪的运作方式,并利用所学知识对情绪加以有效管理,这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我的朋友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非常善于冥想,他似乎总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任何情况。我想他的这种泰然自若或许正是得益于冥想。研究表明,冥想会使人的大脑产生变化,增强其执行功能,帮助我们应用各种技巧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知道,要想自如地控制情绪,我依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本书的写作于我而言也是一种学习,带给了我很多好处:过程中,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在关注自身情绪的同时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希望你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帮助。有一点我们始终都要记得,“天上不会掉馅饼”,自我提升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未来,你还是会遇到一些应对欠妥的情况,但你不要失望,对情绪的科学了解可以帮助你建立更好的自我认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不过,即使真的重蹈覆辙(这种事确实会发生)你也大可放宽心,毕竟人无完人,千万不要过于苛责自己。
本文来源:《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列纳德·蒙洛迪诺 著,中译出版社。
2025.04.18 周五:
哪怕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得积极 ——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2020年才过去两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极端的事情。有些人认为远在天边的事情和道理与普通人无关。他们会说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自己的市场分工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他们会说你有时间应该专门琢磨自己的职场攻略,别管别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享受岁月静好,没事儿看看自然风光,欣赏一下美丽的北极熊和憨态可掬的海豹呢?
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很不幸地知道,北极熊吃海豹。我们看到过血淋淋的画面,海豹被吃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 PG-13 的。
你要做的,是一个“士”。《精英日课》是士的日课。
士是我们中国的光荣传统。古代的士既是平民的最上一层,又是贵族的最下一层。士凭本事生存,但是不受奴役。士内心认为自己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有责任感。士独立而自信,但是总在提升自己。
以我之见,今天的士有三个境界。
最高的一级,是stakeholder。你是某一项事业的利益攸关方,是持股人,有控制权。咱们中国人爱说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其实你也明白,很多事就算跟你有关,你说了也不算。但是你可以在你说了算的事情中发挥一个好的作用。那个事情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
中间的一级,是player。我们第三季讲博弈论的时候说过很多次player。Player不见得能管别人的事儿,但是最起码对自己的命运有掌控感。Player拒绝接受别人的安排,他总是想琢磨琢磨规则,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决策。
最起码的一级,用英文来说叫 informed citizen,这个词咱们中国人不常用,姑且可以叫做“明白人”。如果我必须接受这个局面,最起码也请让我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我读书的时候上《量子力学》的研究生课程,班上有些美国老头老太太来旁听。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学量子力学,他们说我们是 informed citizen,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
以前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说士应该跟士交朋友,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孟子还说对于优秀的人物,我们就要“颂其诗,读其书”,要“知其人”,还要“以论其世”。
这就是我们专栏做的事情。《精英日课》不是一个课程,也不是一个读书专栏。我们是一个探索专栏。我们想要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有所认知。当今那些活着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我们看看有谁最厉害,我们就读他们的书,讨论他们的文章,了解他们的思想。
我非常喜欢“专栏作家”这个称号。美国有个专栏作家叫伦纳德·皮茨(Leonard Pitts),他曾经发表过一个获奖感言。他说专栏作家是干什么的呢?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口号式的世界观,他们只会膝跳反应式的思考,那些人不是我们的读者。任何过分简化的思想都不可能是对的,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们的读者不满足于简单的答案。读者来看你的专栏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这么想?
专栏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你辛苦得到的想法告诉读者。
而作为一个收费专栏,我们还希望能给你更深的东西。为此我希望能学一学物理学家费曼。费曼说,你应该让学生 ——
去怀疑,
去思考,
去交流,
去提问,
去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而最重要的是,
在学习中获得乐趣。
最近流行一个电视剧叫《庆余年》,我注意到其中有个词特别好,叫“人人如龙”。一个理想的、由士构成的社会,就应该是人人如龙。这个理想现在太远了,但是你可以是一条龙。
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士总要有些自主权。很多人没有能力自主。他们在思想上只有立场没有观点,只会站队不会思辨。他们在人生选择上只接受最直接的威逼利诱而不懂得科学决策。他们认为大事别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而你可以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你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然后你自己思辨,做出自己的判断。
士的三个境界就是首先在思想上自主,其次对自己的人生自主,以至于对公共事务做主。
我认为如果多一些士出来做主,这个世界会更好一些。
最后我想给你念一段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话。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政客,但是他是个谦虚的人,而且下面这段话说得挺酷 —— “我们在这里的相聚是发生在我们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是别人写的;剩下的将由我们来写。”
希思不仅仅告诉你“上游很重要”。他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调研,通过真实的案例和数字,告诉你上游问题到底有多么重要。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医保。美国每年投入到医保中的花费占到了 GDP 的 2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这些钱没有白花,美国的医疗技术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不论是癌症治疗、心脏搭桥手术、膝关节置换、胯关节置换、肾脏移植等等,美国绝对是首选。
但是,美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却排不上号。
对比之下,挪威也是把 GDP 的 20% 投入到医保上,但是挪威人民的健康水平却是全世界最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挪威治的就是未病。
美国关注的是健康的下游问题,是得了病之后如何治病。挪威则是更关注上游,是让人如何不得病、少得病。挪威医保投入在上游和下游的资金比是 2.5 : 1。比如说,美国人生小孩几乎就没有政府提供的带薪产假,而挪威人有将近一年的产假。挪威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保证,能上高质量的幼儿园,得到高水平的教育。他们自然身体更好,犯罪率自然更低!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想,而挪威实实在在地做成了。治未病,那是真厉害。
但是治未病很难。接下来,我们会系统性地学习如何在上游解决问题。
出了事情再反应,那是非常被动的。上游思维会带给你强烈的自主感,你会觉得自己正在掌控系统,这种感觉按理说应该是特别好,但其实没那么好……
咱们继续讲丹·希思的《上游》。我们把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思路称为“上游思维”。反过来说,如果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你再手忙脚乱地去补救,那就是“下游思维”。
上游思维这么好,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一天到晚忙忙活活,甚至是疲于奔命,都是在做下游的事情呢?因为跟下游相比,上游思维有三个不利之处。
第一,下游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而上游的问题不容易被看出来。
第二,下游问题的责任非常明确,该是谁的事儿一清二楚;而上游问题没有明确的责任人。
第三,下游的问题都比较紧急,不解决不行;而上游的问题常常是“重要而不紧急”的。
你有上游思维。你认为这里有个隐患,但是别人可都觉得没问题。而且就算有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想要去解决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存在的问题,你说这得有多难。
没有人要求你去做,也不是你应当做的事情,它不紧急但很重要,所以你主动要求去做,这才叫上游思维。
由此观之,有上游思维的人,恰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士”。士有一种责任感,士总是积极主动。我是国家的栋梁,我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你们说我多管闲事,我偏要管。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两种人更像是在下游解决问题的人 —— 鲁迅说“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看后面这两种人更像是有上游思维。他们不是在解决别人给指定的问题,他们是没事找事。
没事找事的最大难点就在于本来大家都认为“没事”。
再比如说性骚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的观念中,职场性骚扰被认为是正常的。有人公然在书里就写,职场女性应该把性吸引力当做找工作的优势!
美国没有妇联。美国政府没有号召人民跟性骚扰作斗争。美国人民也没关注性骚扰。是1975年,有一个叫林·福莱(Lin Farley)的记者,说这不对。“性骚扰”这个名词就是福莱发明的,她想要通过这个名词让人们意识到性骚扰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见,福莱可能会面对社会压力。你为什么不坚持正面报道呢?你为什么非要讨人嫌呢?因为福莱是个为民请命的人。福莱发明了一个问题。然后人们意识到这真的是个问题,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上游思维要求你有这样的质疑精神。不过质疑并不是都意味着非得拼命硬干,有时候能意识到有问题,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为什么人们意识不到上游的问题呢?希思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inattentional blindness” —— 不注意造成的盲点。因为人们没往那个地方看。学校关注的是毕业班,老师关注的是自己这个学科。要不是那些外来的“大数据专家”在这写论文,根本就没有人专门考察高一的经历对毕业率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是看不到,一方面是没人负责。
如果所有人只是各司其职,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上游思维就是不存在的。比如上一讲说的Expedia 公司,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没有人为客服电话太多负责。
在这样的局面里,有些人即使想到了,也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 他会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管这个事。这个心态被称为心理旁观(psychological standing)。
关于上游思维,这一讲我们说了两点。
第一,在别人看不见问题的时候,你得能够发现问题。
第二,不是你的事儿,你也要当做你的事儿。
这才是上游思维。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上游思维。有的人认为什么都应该交给政府,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出头,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政府是由部门组成的,就像 Expedia 公司一样是有盲点的。我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点上游思维。
今天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出于公义之心,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社会对这些人有点过于苛刻了。他们常常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被指责是没事找事,是在给国家抹黑。很多人挑他们的刺,说他们是不是想出名,是不是有私心,挖人家各种料。
希望这一讲能让你意识到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有多难。下次遇到他们就算不能帮忙,也最起码给人家一点尊敬。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19 周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反过来说更科学。
远虑是上游思维。我们要考虑长远的事,在问题没有发生之前、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而且安排好了,我“先天下之忧而忧”,非常高级。近忧,则是下游思维,已经出事了才想起来担心,那只能疲于奔命。
上一讲我们说了上游思维需要你有眼光和责任感,这一讲说另一个要求。你还需要资本。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士”的。士是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最下一层和平民的最上一层,士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论语》里总说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那什么是君子和小人呢?我们现在都是从道德品质角度去理解,但孔子当时的本意,君子和小人是身份的区别。说的极端一点,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奴隶。为什么对君子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对小人没有这些要求呢?因为小人没有资本。
再比如你学过《曹刿论战》,一上来就说“肉食者谋之”,什么意思?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格谋划大事。
当然人在自然意义上都是平等的,资本不是绝对的东西,有时候“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们说的有资本,在今天并不像古代那样是跟出身血统、社会职位和经济状况挂钩,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
这个状态叫做“自由”。这个资本叫做“余闲”。
很多人以为做大事的人没时间想小事,其实更普遍的情况是,整天做小事的人没时间想大事。心理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埃尔德·沙菲尔有本很著名的书叫《稀缺》,说贫穷会限制人的思维带宽。琳达在下游救孩子都救不过来,她根本没有工夫想上游的事儿。
你要跟琳达说,为什么你不去学学办公软件什么的,找个更好的工作呢?你这个要求就太高了。琳达不是听不懂道理,但是她真没有那个心力。她陷入了思维上的“管窥效应”:她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点东西。
孔子时代的君子要学“七艺”,古罗马人要学“六艺”,学的都是“自由技艺”。这些都是“做主”的学问 —— 给社会做主,给别人做主,最起码也要给自己做主。上游思维是做主的思维。
不自由又谈何做主。琳达是金钱的奴隶,还有很多人是日程表的奴隶,有的人是公司的奴隶,有的人是家庭和孩子的奴隶。奴隶的特点是永远被动:是 reactive,是有个什么东西先动了,他被迫跟着反应;是总被什么东西牵着走。
奴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必须做的 —— 或者是威逼、或者是利诱,反正必须做 —— 没有什么多余的可选项。他这一百块钱只能买那个,他今天下午的三个小时只能做这个。
苏轼有句词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营营”,就是忙忙活活做小事;“此身非我有”就是奴隶的状态。
你的面前摆着各种选项,你才谈得上研究决策科学。可以做一些不是必须做、但是你想做的事,那才叫自由。
上游思维,琢磨的都是当前不必做的事。
紧急的事儿会挤掉重要的事儿,近忧会挤掉远虑。一个程序员打算花点时间学一项新技术,他担心自己被新的潮流淘汰。可是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他一直加班,他干的永远都是紧急的事。你在每一个时间点看,学习新技术都没有当时的工作任务紧急。结果他就永远都做不成那个“更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
那这些不自由的组织和人,怎么才能获得一点自由呢?希思提出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把远虑包装成近忧的样子。
人作为一个动物,天生倾向于解决近忧。迫在眉睫的威胁会立即吸引你的注意力,远在上游的东西很难带来压迫感。但是一个东西是近是远,其实是主观的认识。
第二个办法是更根本性的办法,主动创造余闲。
“余闲(slack)”这个词的用法是《稀缺》那本书发明的,我看非常精准。余闲就是不必马上花掉的钱和不紧急的时间段,是你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的资源。余闲提供了选项。余闲代表自由。你希望做个“有闲阶级”。
余闲允许你做一些不紧急的事儿,比如说享受生活……比如说上游思维。
对忙碌者来说,余闲只能是强行制造出来的。你应该专门设定固定的时间用作余闲。
希思说,有些医院规定,不管多忙,每天早上都要开个早会。这个早会是务虚会,同事们凑在一起抱团取暖。昨天遇到了哪些紧急状况,哪个患者差一点出事故,大家随便议论。今天的大手术有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容不容易出状况,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人们可以在这样的会议上进行头脑风暴和集思广益。要改进医院流程,要搞上游思维,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没有专门的余闲时间和务虚会议,你指望一个护士主动提出来“我要求搞流程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她会有旁观者心态。她会觉得在别人都埋头苦干做实事的时候,自己叉个腰站在那里指手画脚这个形象不太好,她怕别人对她有想法。
而这样的时间段如果你不专门指定,就永远都不会出现。
我们专栏以前讲过,不要被小事击垮。小事会在生理上给人造成真正的压力感,会直接损害健康。我们也说过管窥效应的恶性循环,那是可怕的宿命。
把余闲和上游思维联系起来,关键的道理是人应该随时审视自己生活和工作状态。你每天做的哪些事是必须得做的,哪些事是可以自己选择做的。我们要意识到可选项的宝贵,像安排工作时间一样安排余闲。
特朗普再忙,该度假度假;邓小平琢磨的事儿再大,不耽误打桥牌。疲于奔命的状态并不值得自豪。如果一个人忙得没有余闲,你就别指望他能思考大事 —— 说好听点他就是一个工具人,说极端点他是一个奴隶。
可丁可卯,做每一件事都要体现效率从来不浪费时间,一天到晚跟打仗一样连开玩笑、说闲话的都没有,这样的组织做的肯定都是小事。高水平工作需要浪费时间,创造性劳动需要没用的成分,上游思维需要气定神闲。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每天起来都是坦然面对世界,稳稳当当积极主动,做自己想做而不是必做的,时常琢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这才是理想的状态。
有了眼光、责任感和余闲,你就可以关注上游的事儿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从上游解决问题,你首先得有一个信心,认为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人们感觉不到系统,就如同鱼感觉不到水的存在 ——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系统。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不好,你也常常说不清到底是哪里不对,因为是整个系统都不对。
有人统计发现,美国同一个城市内的不同区域的人,预期寿命可能相差很大。比如相隔4英里的两个地区,人均预期寿命居然能相差23岁!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好比说一个区是瑞典,旁边一个区是阿富汗。
那你说这两个地方的人为啥健康水平差距这么大呢?是这里的医院不好吗?是新生儿死亡率太高吗?是因为社会治安太差死于凶杀吗?是传染病吗?统计的结果是这其中每一项因素的贡献都很小,是综合起来,这个地区系统性地比那个地区差很多。
而这个综合的效应正是我们专栏以前多次说过那个压力。压力会损害健康。穷人每天面临各种压力,找工作、找房子、小孩的教育、人身安全处处都要操心,甚至连健康的食物和饮用水都成问题。精神压力增大了这些人得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健康问题并不仅仅是医院的问题,是系统问题。
我们再说两个上游思维的解题思路,一个是“寻找支点”,一个是“提前预警”。上一讲我们说要全面考察一个系统,这一讲则要求你得能看懂系统 ,要发现系统的关键之处。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0 周日:
政府要办事,就得雇佣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要确保官僚集团认真办事不偷懒,就得对他们进行考核。考核就得设定各种指标。有了指标,官僚集团迟早就会为了完成这些指标而做事 —— 以至于忘了自己最初的使命是什么。
而指标意义上的成功,很可能是假成功。这是一个悖论。
希思把假成功分成了三种情况。
1.涨潮式成功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巴菲特也说过一句话叫“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这个道理是有时候只要跟对了“大势”,你不需要有本事就能成功。
牛市的时候人人赚钱,每个基金的报表都好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善于炒股,殊不知只是运气好而已。亚洲某国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大家都说这是因为总统的政策好 —— 可是你对比临近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时候的增速也达到10%。
而论功行赏的时候,官僚集团可不会跟你讲当时的大势。
希思说的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所有地区的犯罪率都下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下降,我们专栏也讨论过,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楚,你只要知道是全国都下降就行。
而当时美国各地警察局的领导,可是都把犯罪率下降的功劳记在了自己头上。那些在 90 年代当过警长的人,都纷纷开起了自己的“犯罪咨询公司”,用犯罪专家的名号赚了不少钱。
他们对外鼓吹、并且也真诚地相信,在自己的治下,辖区内的犯罪率大大下降了 —— 他们说的没错,但他们不会告诉你的是别人辖区内的犯罪率也下降了。你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一个警长敢开咨询公司。
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孩子学习好是老师和学校的功劳吗?好学区的家长本身就很厉害,这些人的孩子放在哪里学习成绩都会很好。传染病人在服用了某种汤剂之后纷纷阳转阴,是这个汤剂的功劳吗?别忘了绝大多数人就算不吃药也会自愈。
你要不做随机实验,就很难知道哪个官员、哪个政策到底有没有用,可是社会治理恰恰很难做随机实验。
2.指标式成功
我讲一个美国波士顿市城市建设的案例,你听听这里面有没有毛病。
波士顿市有个“城建办”之类的机构,它的责任之一是每年维修全市的人行道。为了考核这个工作,市政府设定了三项指标。
第一是经费,政府把全市分成三个大区,每年总共给4.5亿美元的维修经费,要求投在每个大区的钱要大致相同,体现平等。第二是考察每年总计修路的面积,体现效率。第三是波士顿有个群众来电系统,任何人发现市区哪里不对就可以拨打“311”电话让政府处理,市政府会考察城建办解决了百分之几的群众来电,体现为人民服务。
城建办的三项指标成绩都很出色。那你说还能有什么不对。
2014年,城建办新来了一位总工程师,叫凯蒂·崔(Katie Choe)。崔总工要求彻查全市所有人行道状况,然后她发现一个大问题。
原来城建办每年修路都修到了富人区。穷人区的人行道状况非常差,可是从来不修。难道说城建办歧视穷人吗?
还真不是。城建办是根据分区和311电话决定去哪修路,三个大区都有穷人,可是穷人不打电话。穷人习惯了。穷人感觉自己一向都是被政府忽略的,打电话也没用,所以干脆就不打了 —— 这是一个自证预言!你以为自己被忽略,结果你就真的被忽略了。
年轻气盛的崔总工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她决定把修路计划对穷人区倾斜,结果城建办把 80%的经费都拨给了穷人区。
崔总工做得对吗?对官僚系统来说,真不一定。
市长就不太赞成这个做法。如果富人打了电话,路却没有修,他们会动用政治力量给市长施压。再说就算你给穷人谋福利,那如何证明这是个福利呢?你能统计出修路给穷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改善吗?穷人是上班更方便、还是上学更方便了?有什么量化的指标能证明吗?
3.指标的逻辑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讲过一个心理效应。当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问题、感到太复杂了不好回答的时候,会本能地找一个简单问题去替代它。你回答了那个简单问题,就以为自己已经回答了那个复杂问题。
比如有一位富豪说自己刚刚重金买入了福特公司的股票,卡尼曼问他为啥投资福特呢?富豪说,我昨天在车展上看见福特的车,我特别喜欢。
这是一个逻辑错误。福特公司值不值得投资,你得跟别的公司比较才行。车再好也得看看成本、价格和市场定位吧?投资决策是个复杂问题,富豪想不明白复杂问题,就用一个简单问题来替代 —— 我喜欢福特的车吗?喜欢就值得投资。殊不知喜欢福特的车跟投资福特是两回事。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心理效应现在叫“直觉启发式(Intuitive Heuristics)”。希思说,官僚系统用指标考核,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工作做的好不好,这是复杂问题;指标达没达到,这是简单问题。
考核指标会让官僚集团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可是你要没有指标,他们简直就不知道该干啥。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芝加哥高中教育改革,学校系统可不是说你说这么改就这么改,他们要求用指标看成效。这个指标不能等学生高中四年毕业再看,甚至连一年都不能等,官员要求立即看到成效 —— 结果他们看的指标是高一新生的出勤率。改革开始之后出勤率果然上升了,官员才相信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一切都要有考核指标,但指标会带来问题。咱们接着说第三种假成功。
4.指向失败的成功
我们前面说的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这个下降是真的,但是里面也有水份。
从1994年开始,美国各地警察局都用了一个叫 CompStat 的软件,目的是用大数据帮助执法。警察要把每一个案件的时间和地点都录入到软件中去,然后据此在犯罪高发地段投入更多的警力。比如一个地方晚上抢劫案特别多,那警察就要多到这里来巡逻。这都没啥问题。
配合 CompStat 软件改革的还有一个政策,各地犯罪率,和警长 —— 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公安分局局长吧 —— 个人的考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任职期间犯罪率下降,你就会升职加薪。而恰恰是这一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2018年,一个纽约的老警察上 Podcast 节目 [1] 爆了一个猛料。他说警长们会使用各种办法,人为地减小自己辖区的犯罪率。一个常见做法,是把案件给“降级(downgrade)”。
比如有个真实的例子是这样的。一个巡逻警察听到呼救,当场破获了一起强暴女性的案件。犯罪分子被抓了个现行,人证物证俱在,唯一有点特殊的是,受害者本身是个妓女。当然妓女也受法律保护,这不是一次性交易,犯罪分子没给钱,而且明确违背了受害者的意愿。现在事实俱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不行。巡警把案情报告给警长,警长并没有接受警察和受害女性的说法。他反复询问这位女性案发的各种细节。老警察一看就明白警长想干什么 —— 他是要把犯罪降级。
警长从受害女性供词中挑了几个“漏洞”,把案件从强暴给改成了……“服务偷盗”,也就是接受了别人的服务没给钱的意思。重罪一下子变成了轻罪,本辖区犯罪率就不会受影响,警长的考核指标就不会变难看。
那你说难道没有人监督这些警长吗?至少官僚系统不会。警长把自己辖区的低犯罪率汇报给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局长也很高兴,等于是他治下的犯罪率下降了。局长把这个成绩汇报给市长。
那你说市长是民选的,他得为民做主吧?事实是市长也乐于看到犯罪率下降。犯罪率下降,纽约市的房价才能上来。房价上涨,市长政绩才能体现出来。
这还不算完。等这一任警长退休走人了,新任警长来了会怎么办呢?难道他会说我们从此采用绝对诚实的统计方法吗?那样他治下的犯罪率就直线上升!他只能继续美化数据,让犯罪率必须进一步降低……
希思把这一切的做法,叫做 gaming —— 你用指标考核我,我就用各种办法让这个指标好看,就好像体育比赛一样。Gaming 不是公然的造假,谁也没有拿个报表胡乱填写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是切实统计出来的,每一个案件都有据可查,只不过可能执行的统计标准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而已。
长此以往,数据可能会变得比较离谱。也许有个公民记者跳出来说纽约市的犯罪率数字根本不可信!警局在欺骗市民!……其实这么说也不准确。
我们专栏讲过“汉隆剃刀” [2],能用愚蠢解释的就不用解释成恶意 —— 同样道理,能用官僚系统自身的悖论解释的,就不用解释成某一个官员的故意腐败。这个悖论是不用量化指标考核不行,用了量化指标就会有 gaming。就算每个官员都是诚心诚意的人民公仆、没人想祸害百姓,整个官僚系统也会把事情给扭曲掉。
而这种千方百计美化指标的成功,最终会让系统走向失败。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英国人占领印度,觉得德里附近的眼镜蛇太多了。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激励政策,让当地村民去抓蛇,抓来给发奖金。结果英国人发现来交蛇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蛇永远都抓不完似的……原来印度人开始养殖眼镜蛇去“卖”给英国人。
英国人一看自己被糊弄了,赶紧取消了激励政策。那养殖的眼镜蛇怎么办呢?印度人把它们直接放生了。你看,英国人想要消灭蛇的政策,到头来却带来了更多的蛇。
后人把这件事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叫“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用咱们中国话来说这就是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经济学家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非预期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纳西姆·塔勒布对此也有一个说法,叫“天真的干预(naive intervention)”。丹·希思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一个说法,叫“二级效应(second-order effects)”。
这些说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做这个动作预期会产生 A 结果,没想到得到一个 B 结果,或者这个 A 结果又导致了一个 B 结果。
而那个 B 结果,是你万万不想要的。
澳大利亚附近有个岛,19世纪以前都没有人,岛上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有一些人上岛捕猎海豹,还带去了一些兔子、猫和老鼠这些“世俗的”动物,破坏了岛上的生态平衡。特别是兔子,到处打洞,强烈干扰了那些鸟的生活。
于是在1960年代,动物保护主义者决心杀死这些兔子。因为兔子实在太多了不好杀,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投放病毒的方法……中间几经波折,到1988年,兔子的数量终于下降到了两万只。
可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没想到的是,兔子少了以后,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本来猫是吃兔子的,现在吃不到兔子只好去吃那些珍贵的鸟。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得不对付猫,他们派猎手直接拿枪去捕杀这些猫。
到2000年,岛上没有了猫,可是兔子又回来了。这些幸存的兔子对病毒产生了免疫,数量再次泛滥。
动物保护主义者使出了最后的大招,干脆用投毒的方法来了一次全面杀戮。到2014年,他们终于消灭了兔子、猫和老鼠。
结果又出了一个问题。岛的岸边有一种野草,以前兔子吃这种野草,能够遏制野草的生长。现在没有兔子了,野草就开始侵占全岛……
这就叫二级效应。你不知道你的动作会导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2009年,纽约市中央公园为了省钱,砍掉了当年修剪树木的经费。结果那年Google 的一个程序员在公园散步,被树上掉落下来的枯枝砸中了头部,受伤瘫痪。纽约市政府为此不得不赔偿了1150万美元。本来想省钱,结果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有人做了个调研,纽约市每年像这样的官司竟然有三万起,而且有些地方是反复出事。比如有个儿童游乐场里的一个滑梯,2013年这一年,就有五个孩子在这个滑梯上摔断了腿 —— 这么多年以来,这一个滑梯导致的政府赔偿,竟然高达两千万美元……可居然就没有人想到要修它。那个滑梯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高了,只要调低一点,所有的事故都不会发生。
谁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你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系统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矛盾。公园只想省钱,它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或者不在乎市政府为此要多花多少钱。
你照顾系统的部分,就可能会伤害整体;你从整体考虑,又可能会伤害某个部分。
总结来说,上游思维要求你在推出新政策的时候,必须想到它可能会遭遇意外的二级效应。改革者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陌生环境中走路一样,必须随时寻找各种反馈,不断摸索路线,否则你就可能会造成伤害。
希思说,要提出新政策,你至少要先问自己四个问题 ——
第一,这个政策以前实行过吗,实行的效果如何?
第二,能不能先在小范围做个实验?
第三,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迅速得到有效的反馈,一边反馈一边改进?
第四,如果事实证明这个政策不行,我们还能不能撤回来,回到从前的样子?
如果这四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必须无比小心才行。
所以说上游思维是有危险的,没想明白风险就不要随便给人家提意见。
这就是上游思维的难处。社会可能会误解你,上级可能不支持你,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这里面没有多少直来直去的简单问题,没有多少英雄式的痛痛快快的成功,这里面的故事没有完美结局。
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负点责任,你有时候不但不能指望功劳,还得有背黑锅的觉悟。
根本就没有最佳的成长路径。我们总觉得世界上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最佳的成长路径,那其实是多年的学校教育导致的幻觉。
学校系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系统,它能让你在其中十几年的时间内都几乎不用选择自己的命运。你只要努力学习就行,你任何时候都知道哪件事是现在最值得做的 —— 也就是为了考个好成绩而努力这件事。只要你考得好,这个系统就会给你回报。
但是我们要知道,学校,是个人为设立的机构,是个不自然的东西。学校违反了自然规律。环境一直在变化,该学什么该做什么其实都在变,而且这个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指望永远都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但是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些像学校系统一样的东西,比如大型企业、公务员系统等等,都在试图给人提供确定性,而那些确定性也都是不自然的。如果它们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享受确定性的人就会面临像那个著名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一样的窘境。
这个道理是任何人都别想用一个什么确定的算法去超越演化。
比如说,演化有个规律是如果做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件事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其中的各种机会就会被人迅速填满;而如果做这件事的人很少,也许其中就有没被发现的机会。那好,请问,多少人算多,多少人算少呢?
程序员这个职业,已经热门了二三十年了,算不算过热?如果有个高中生一看报考计算机系的聪明人这么多、程序员的工资这么高,心想“众利勿为,众争勿往!我去学个聪明人少工资低的专业”,我觉得他大概率会吃亏的。事实是直到今天,程序员仍然是供不应求。
热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道理;太热了也不好,这是另一个道理。两个相反的道理中间那条线划在哪里?它是不断变动的。你听再多的道理,想要行动也得冒险。
演化不能告诉我们何时冒险和冒什么险,但是能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改变,就要敢冒险。
“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从中突破自身局限”,和“能靠这件事谋生”是两码事。前者高度可控,不管是什么项目,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和经历学习,总能越做越好;只要你愿意接触新的东西,总能突破自身的局限。突破自我,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它不必是达成任何目标的手段,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目的。
而能不能靠这个项目谋生,则是“你的成功由我们决定”。得是你恰好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而且还得比多数人都做的好才行。很多人都有一个写小说的梦想,而美国作家的年收入中位数,才三万多美元 —— 你要知道,全体美国劳动者的收入中位数可是五万多美元:作家是个贫困群体。
我以前有个女同事来自意大利,她在物理学之外,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可以说很有研究。我问她想不想去尝试一下政治。她告诉我,在布鲁塞尔 —— 那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 有很多年轻人在从事各种各样临时的、低薪的工作,就是为了等待一个能进入政治的机会。那样的机会太少了。这就好像洛杉矶的餐馆里有很多服务员是俊男美女,他们都是来追逐演员梦想的。
这个局面是你喜欢的项目,往往别人也喜欢,而那个项目能提供的谋生位置往往很少。喜欢足球的人很多,中超只有 16 支球队,最多能养 500 个一线职业球员。如果非得争那几个位置,你必须做好愿赌服输的思想准备,而且没有天赋和机遇就别勉强。
但是你永远都有权在下班以后做这件事。我有个朋友叫范致行,是以前《新知客》杂志的主编,现在四十多岁了,前几天在朋友圈贴出了他人生第一份“职业”球员合同。这是一份非常正式的合同,有严格的训练和比赛任务。上海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签下了他,周薪 5 元,如果单场进 2 球以上还有 6 元的进球奖。范致行这辈子也进不了中国国家队,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踢球。他认真对待足球,足球就能改变他、磨炼他、塑造他,给他严肃的回报。
真没必要。像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少出现。你专门为此修改系统,反而让它成了公司的一个永久伤疤。乱七八糟的规定一大堆,人们会不知所措,整个公司会丧失活力。正确的办法是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然后就完了。
很多错误都是就很少出现的,很多事情就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了。可能当时觉得挺闹腾,事后就无声无息了,没必要反应过度。
我们需要在乎的是那些趋势性的、规律性的、可能影响系统走向的事件。而解决方法最好是柔性的。就像冰岛解决中学生抽烟喝酒问题一样,润物细无声,不要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解决”。否则就可能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带来一大堆大问题。
假警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比如现在汽车都有个报警系统,非正常打开车门、或者车被碰了一下就会嘟嘟嘟地猛叫,这个设计的本意是防止有人偷车,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操作不当导致的假警报。
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报警功能呢?也不一定。报警功能可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把偷车变成了一个技术活,也许能防止车被偷,这是一个上游功能,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其实汽车这个还算好的。希思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有人对五个医院的 ICU 跟踪观察了一个月,其中一共有 461 个病人。医院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时刻监控病人的状况,一旦有哪个指标不对就会发出警报。那你说,这些病人一个月中一共发出了多少次警报呢?
答案是250万次!你可想而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假警报。而且有这么多警报就等于没有警报,医生们会产生“警报疲劳”,他们会变得不再敏感,会直接忽略警报。所以医院也想了办法来控制警报,比如一个办法是把大多数警报设置成文字式的 —— 只在屏幕上显示,你不看也就算了 —— 然后只把其中那些特别重要的指标发出的警报设置成声音的,逼着你必须注意。那你说,这一个月中的声音警报有多少条呢?
答案是 40万条。相当于平均每个病人、每天发出 187 条声音警报。这就是 ICU 医生的日常。你能想象,其中必然仍然有大量的假警报,但是现在医院能做到的也许就只有这样了。没有什么好算法能再进一步减少假警报了。
所有测量都是不完美的。就拿新冠病毒的测试盒来说,有 95%准确率就算是好的了。而剩下的那 5%的出错率,你希望它出假警报 —— 也就是“假阳性”:把一个明明没有被感染的人说成是病毒携带者,你宁可冤枉他。因为如果是“假阴性” —— 这个人明明被感染了而你没测出来,那危害就太大了。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宁可多一点假阳性,也别产生假阴性,我们就不得不把报警器、或者测试盒的敏感度,调的比真实情况高一点。你不想要“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你想要“尽可能保险的判断”。所以你得到的假警报数其实比技术的实际监测能力还要多一些,但是你认了!这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上游思维提出的各种建议、采取的各种行动肯定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下周会讲到,你会遇到很多假警报,犯各种错误。
有些错误值得犯,有些假警报可以容忍。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当你要给别人提意见,说自己发现了系统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必须有强有力的证据才好。
我觉得对新人来说,在你说出哪里应该改进之前,最好先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事情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长期存在的局面往往是“均衡”的。如果你认为是因为别人都很愚蠢才导致了这个局面,而只要他们听你的,局面就能大大改观,那你十有八九是想当然了。
真正导致坏局面的往往是系统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矛盾。高一老师和高四老师关注的重点不一样,程序员和客服人员的工作范围不一样,你必须找到这些内在逻辑,充分理解了这个系统,才能说服别人改变。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1 周一:
我们专栏刚讲过“伯克森悖论”,你现在知道“选择偏差”这个概念了。前面说的这些事好像的确能证明世人是多么容易被骗,但这里面可能恰恰就有个选择偏差。你看到的都是群众“成功”被骗的例子,但是你没看到那些欺骗失败的例子。
推手公司是吧?我们《精英日课》想进入工矿车间和田间地头,你给我推一个试试?
事实上,用大规模宣传来欺骗老百姓,这件事情是极为不可行的。连纳粹的宣传机器在德国国内的宣传,都没能说服德国老百姓去真正喜欢纳粹。
那你说既然德国老百姓不喜欢纳粹,为什么还支持纳粹呢?为什么一群人会集体去做傻事呢?真正的原因,不是人们愚蠢到真的相信了什么东西,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梅西尔说,如果人都这么好忽悠的话,这样的社会肯定有问题啊。这是进化劣势!这种经常做傻事的族群怎么可能不在演化中被淘汰呢?
一般学者考察这些欺骗案例,都是在“供给侧”琢磨:总是研究那些骗人的人采取了什么策略,骗术如何高明。梅西尔提醒我们要从“需求侧”去考虑这个问题 —— 同样的骗术,为什么有时候对某个人群就管用,换个时候对另一个人群就无效呢?
根本原因在于,所谓“被骗的人群”,之所以愿意接受那个东西,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对自己有利。
这和我们讲过的巴拉巴西《成功公式》的道理一样,你的成功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别人决定的:是由受众决定的。不是因为你能力强作品好,而是因为你的作品正好符合了当前人们的一个需要,你才成功。
人们听你的,并不代表就是真的信了你,也许只不过拿你的宣传当个借口,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已。
心理学思维强调人有认知偏误,人是情绪的动物;经济学思维认为人是理性的,特别对于做严肃的事情,是有算计的。
我们专栏去年讲过彼得·里森的《怪异经济学》。你考察历史上那些迷信和怪异的事情,看似荒唐,其实背后都有理性的成分。那你说世界上的事儿,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多大程度上是心理学呢?你的头脑中得同时有这两个模型才好。
把这些想法融会贯通,你的思维水平就会上升一档。
演化思维说,一个基因也好,一个性状也好,一种行为模式也好,如果这个东西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它就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不利于生存和繁衍的东西肯定不能长期稳定存在。
能让它存在的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天道”。我们专栏多次讲演化思维,演化就是生物的天道。你要想做事顺利,就得符合天道。
很多人认为领袖人物都是鼓动者,能“造势” —— 其实那些真正调动了大规模人群的人,是在“乘势”。
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老一辈历史学家距离历史是更近,但是不一定就能看明白。新一代历史学家离得远了,反而更容易有一个更客观的视角、更超脱的看法,更能使用科学的方法不偏不倚地去分析当时的情况。
梅西尔总结了几本新历史书的观点,认为不管是那个著名民意操纵者、古希腊政客克里昂,还是希特勒,这些人都并不是引导了民意,而只是代表了民意而已。
希特勒是怎么上位的?并不是他煽动了德国人的情绪,而是当时德国那个政治经济状况,导致人们的极右思想就是很强大。希特勒只不过是善于倾听民意,乘势而起。老百姓们都这么想,没人带头、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把它说出来也成不了事。乘势者代表了民意,就可能把人组织起来。
其实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所谓个人魅力并没有什么盲目崇拜。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完全和德国的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挂钩。经济形势好、一直打胜仗,希特勒的声望就提高。等到希特勒把全国都卷入战争机器,战争影响到了每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声望就下降。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战败,希特勒的声望直线下降。
再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南非科萨部落的故事。有一位女先知说,我们把牛杀了,牛会变成鬼军和英国人作战;只要你们听我的,将来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我们吃的用的要啥有啥,连残疾人的病都能治好……人们就真信了,真的杀死了好几千头牛。
这些的确是事实,但是事实背后还有四个细节。第一,当时正好赶上一种大规模的流行疾病,许多牛得病,不杀也得死。第二,科萨人的确有杀牛祭祀的传统。第三,科萨人的经济状况很不平等,大部分牛都掌握在贵族手里。第四,当时正好赶上了自然灾害,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快过不下去了。
按理说,这时候贵族应该把牛分给穷人吃,但他们不但没这么做,反而把牛卖给英国人赚钱。那么现在先知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借口,人们当然就蜂拥而上把牛给杀了。并没有人主动去杀自己家里没得病的牛。
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和假新闻,是因为这么做有好处。开放式的机警仍然有效,我们仍然在做对自身有利的事情。
咱们把谣言和假新闻分成三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对我们有用,一种是给别人用,一种是我们借用。
1.有些谣言很有用
“谣言”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人们之所以信谣传谣,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谣言是真的,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比如一个公司内部经常会有一些像谁要升职、谁要调走、谁要被裁之类的谣言。有人专门对这种职场谣言做过统计研究,发现其中80%是真的。还有个研究统计了二战时期美军内部士兵们传的谣言,关于谁要被派到前线去、谁要被调回国,几乎都是真的。
《华尔街日报》以前有个栏目叫“华尔街见闻(Heard on the Street)”,就是一个专门搜集谣言的小栏目,不用考虑新闻标准,全是捕风捉影的传闻,比如某某公司要被收购之类。有人把栏目中的传闻和后来发生的真实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其中50%都是真的。
发生在你周围的、你所在圈内的谣言,很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圈内人哪怕说谣言都得负责。你说你有内部消息,结果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不至于正式质问你,但是你的信誉会受损。
所以谣言往往是越在圈外越离谱。珍珠港事件之后,全美国都在传,说夏威夷当地的日裔美国人都在给日本做间谍,应该把他们全抓起来。但是夏威夷本地人都不相信这个谣言,因为他们能接触到这些日裔美国人、能接触到珍珠港的美军。有事儿的时候,我们应该以圈内人的消息为准。一个事发当地的医生,他有多大可能性,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制造有关传染病的谣言呢?
圈内的谣言很有用。那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一些距离自己生活很远的谣言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在动荡时刻,人们想要追求一点确定性,要缓解一下焦虑。梅西尔反对这个说法 —— 谣言只会增加你的焦虑感!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2.给别人用
美国有很多人相信911事件是政府自导自演的,美国宇航员从来没有登上过月球,希拉里操纵了一个犹太人开的餐馆,专门拐卖年轻女孩去做性奴……像这样明显不靠谱的事儿,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呢?
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的相信。
有个学者把“相信”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内在的(intuitive)”相信。比如我现在饿了要去厨房煮碗面吃,那我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面能煮出来,这个相信会指导我的行动。但是像“唐高祖李渊的家族不是纯正的汉人血统”这种事情,你说我信不信又能怎样呢?我就算信也只是“反射式(reflective)”的相信,也可以说是“姑且”相信。
对于传播很广的谣言,人们所谓的相信,是反射式的相信。
911阴谋论者有时候会搞盛大的公开集会,大家聚在一起兴高采烈的样子根本就不像要对抗政府,更像是开嘉年华。你要真的相信这个犹太餐馆绑架女孩,你会只在网上转发吗?最起码得报警吧?事实上的确有个哥们拿把步枪冲过去了,要解救那些女孩,结果被扭送警察局……但是请注意,有几百万人相信希拉里在搞这个阴谋,可是只有这一个人采取了行动。
反射式的相信不是为了采取行动。我不打算把希拉里怎么样,我最多下次见到她小心点。这是一个“宁可信其有”的相信。就好像警报器一样,我们宁可犯假阳性错误,也别犯假阴性错误。我姑且转发给你,让你也小心点:也许这个消息能救咱俩的命,也许啥用没有,但是也没什么损失。这种谣言甚至可能只有一个娱乐价值,算是个给大脑吃的零食。
传播和生活无关的谣言,和传播一个跟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谣言,人们的心态完全不同。利益相关的消息,我会想方设法力争让你相信;宁可信其有的事情,我担心的仅仅是万一这个谣言里有让你明显觉得不靠谱的地方导致你看不起我 —— 只要听起来差不多、符合咱俩的口味,我就可以传播给你,无需举证。
你一看这个消息挺有意思,我在社交上就加了一分。你要是也觉得它有传播价值,你再传播出去,这等于是我让你获得了一个加分的机会,你可能会为此再感谢我一次,这就等于给我的社交分数加了两分!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传播不靠谱的谣言。对生活没啥坏影响,可以说是相当理性,并不是开放的机警失效了。
说到这里你肯定要问了,有些谣言就是带来了行动啊,这种又是怎么回事呢?
3.行动的借口
1903年的复活节前夕,摩尔多瓦的首都流传一个谣言。人说当地的犹太人,为了举行某个邪恶的宗教仪式,杀死了一个男孩,并且把男孩的血给放空。人们怒不可遏,血洗了犹太人的店铺和家,杀死了很多犹太人。这是一次种族屠杀。
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还能说谣言不重要吗?这时候我们思维一定要冷静。两件事一前一后发生,不等于它们之间就有因果关系。的确是先有谣言,后发生了种族屠杀,但是你不能说就是谣言导致了种族屠杀。
像这样的谣言年年都有、处处都有,为什么非得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导致了屠杀?理性,仅仅是说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理性不等于不作恶。二战时候美国政府真的把国内日本人都关进集中营,九十年代印尼排华,背后都有经济原因。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使得当地人就想做恶,他们要对犹太人下手,仅仅是需要一个谣言来给自己的邪恶行动提供正当性而已。
我们再举个例子。现代医学兴起之前,世界各地都流行“放血疗法”。一个人觉得身体疼痛或者难受,总会认为是身体里有什么坏东西,那么很自然地就能想到要通过放血,让坏东西顺着血液流出来。
这本来是个很直观的想法。但是梅西尔考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越复杂、越发达的社会中,人们使用放血疗法,就越需要一个听起来特别艰深的理论支持。原始部落放血就放血了,不需要解释,但是古希腊就不行。古希腊的治疗方法其实也是放血,但是因为有那么多哲学家,大家喜欢辩论,你没有过硬的理论就不高级。
这个道理是“正当性”存在一个思想市场。你的借口找得不好,人家看不起你,你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
结果古希腊发明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理论来解释放血……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请注意,并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假理论,人们才去使用放血疗法 —— 是因为人们本来就想用放血疗法,需要一个哪怕是假的的理论来提供正当性。
特朗普竞选期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假新闻?美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很好。经常去看假新闻的人,绝大多数人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请问,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特朗普不是靠假新闻当选的。竞选的关键是吸引中间那些摇摆的选民。如果摇摆选民根本都不看假新闻,假新闻有啥用呢?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假新闻的作用是给特朗普的死忠派提供心理安慰。
而死忠派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有人邀请了一些特朗普的死忠派做研究,研究者心平气和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一一列举关于特朗普的各种说法,告诉他们这个不对,真实情况是如何如何。结果这些人的态度也挺好,并没有发生逆火效应,他们表示同意实验者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的政策代表了很多人的意愿,他说不说谎其实不重要。美国人民选择特朗普并不是为了科学和真理,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以前奥巴马竞选期间也流传着一个著名的谣言,说奥巴马是个穆斯林。有研究者仔细跟踪了这个谣言传播过程中,美国人对奥巴马的看法。他发现谣言唯一的作用,是使得人们更愿意谈论奥巴马是不是穆斯林 —— 而并没有影响人们给奥巴马投票。是因为这个人不喜欢奥巴马,才会相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而不是因为这个人相信奥巴马是穆斯林,才不喜欢奥巴马。
搞清楚这些因果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谣言和假新闻并不是武器,而只是某种安慰产品。
那为什么绝大多数假新闻都是支持特朗普的呢?因为真新闻都不支持特朗普。美国主流媒体全都左倾,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在“正规渠道”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安慰,他们需要假新闻。
有时候信谣言是因为真有用,有时候传谣言是为了社交,有时候人们只不过是通过谣言和假新闻寻求行动的正当性和心理安慰。
当然极端的人肯定也更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是少数。大部分人上网是为了娱乐,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要证明自己的政治理念。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2 周二:
如果人们都这么理性,为什么还会有迷信的现象呢?梅西尔在《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中讲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制。
我看这些机制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入局”。所谓“局”,就是由社会合力形成,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情状。可能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不是想要有这样的局,你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 但是所有人共同行动的结果,却形成了这么一个局。
“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局。每个人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对所有人都不利。“马尔可夫过程”也是一个局,每一步行动都是习惯性的,感觉很自然,可是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钱锺书小说《围城》的结尾,方鸿渐跟孙柔嘉本来都想和解,结果一接触又是吵闹,也是一个局。局,有一种宿命感。
宗教是一种社会活动。各个地方的宗教都不一样,但是传统上,在每个地方生活的人,通常都信同一种宗教。你自己有个什么迷信,这不叫宗教,得有人跟你一起信才行。
而如果你周围的人都信某个宗教,你也信,这就很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你要不信,你会有压力。你要信 —— 或者至少假装信 —— 你说话办事就都方便。不过大多数人不需要假装。
宗教信仰是个正反馈的局。信的人越多说的人就越多,说的人越多,“群体的智慧”原则就会显示这个消息更可靠,然后就能拉来更多信的人。
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开放式的机警没有去查证消息源的独立性。但是也用不着。人们信教基本上都是反射式的相信,说归说,其实没那么认真。教会甚至不能用信仰说服信众诚实纳税。
所以你不能说信教的人很傻,他们只是入局了。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可是有些人是真信啊!有的人不但信,而且还直接从事迷信活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各地都有“巫蛊”的传统。某某人使用一个什么巫术,给人下个“咒”,就能让人生病甚至死亡。特别是欧洲,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关于女巫的传说。而世界各地对这种行为都是严厉禁止的。
但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人们抓住一位女性说她是女巫,说她用巫术做了坏事,这位女性会表示承认。我们现在知道她不可能真会巫术,那她为什么要承认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有趣的机制。
梅西尔打了个比方。比如你和一个同事的关系很不好,你总觉得他想害你。有一天你回到座位上发现中午叫的外卖已经到了,但是好像被人打开过。你一吃,感觉味道不太对。然后你打开电脑,发现电脑也出了问题!你就想,是不是趁着你出去的时候,那个同事做了什么手脚?
这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学偏误,大概叫“恶意归因”。我们遭遇什么坏事的时候,总会以为是有人故意为之,而不相信它是个偶然事件。于是你再也无法忍受了,你正式向那个同事提出了抗议。
同事其实真没做什么。他辩解了几句你也不信,为了快速平息事态,他干脆就默认了。他说不就电脑和一顿饭吗?我帮你修,我给你买。
而这样一来,你虽然接受了他息事宁人的请求,可是心里可能就更相信是他给你捣乱了。
梅西尔说,巫术也是这样。有人怀疑这位女性是巫师,她索性承认了。周围人一看她承认,就会更加相信巫术是真的。那么相信巫术的人数就会增加,那么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被指责为巫师的人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那么她就更容易承认。
而这个机制的一个关键点是人们并不会严厉地惩罚巫师。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巫师有一种敬畏感,担心她再报复,也可能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个将信将疑的事儿,只要巫师承诺不再害人,通常被关几天就放了。
梅西尔考察了好几个地方的巫术风俗都是这样。我们以前讲过彼得·里森的《怪异经济学》,其中提到非洲的赞德部落中,也是你说谁用了巫术,对方就会马上承认。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经济黑帮》,说非洲某个部落有时候的确会把女巫给杀死 —— 但是只在发生干旱、农作物减产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而且杀死的都是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迷信的背后都有经济考虑。
对巫师惩罚不严重,巫师愿意承认,人们更相信巫术,这也是一个正反馈形成的局。
那你可能又要问了,既然人们就连从事迷信活动都不是那么认真的,为什么有人会大张旗鼓地鼓吹迷信呢?
这个道理其实我们讲博弈论和尤德考斯基的《不充分均衡》的时候说过。本来一个公司大家都好好的,有一天开会,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对公司大领导进行了无比肉麻的吹捧。人们听着都感到恶心,心想大领导也没有那么愚蠢啊,真的享受这种吹捧吗?这其实是那个人在发信号。
公开吹捧的本质不是给领导提供情感服务,而是对领导发出忠诚的信号。今天当众说的这么肉麻,明天居然背叛了,这种事儿只要是个人就做不出来吧?所以公开吹捧等于自绝后路,是相当可信的信号。
而梅西尔说,这种信号还必须得不断升级才行。
比如朝鲜文人当年对金正日的吹捧,可以说是到了非常出格的程度。一开始大家只是说金正日是个天才,从小就无比聪明,在大学期间就通读了各个历史先贤的著作之类。后来就有人说金正日自己写了几千本书。再后来,甚至有人说金正日有超能力,会在高维空间瞬间传输自己!
朝鲜人根本就不信这些说法,但文人们一定要这样写。为什么?因为对领导表忠心的吹捧一定要出格。不出格不丢脸,信号就不强,你的忠心就表达不出来。人人出格的结果就是那个“格”会被越拔越高,最后金正日同志就必须有超能力了。
而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朝鲜,美国也是如此。为什么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公开发表一些很怪异的言论呢?有个自称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的学者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个人事务,说“哪怕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饿死了,政府也不应该管!”这人脑子有毛病吗?
没毛病。他是想要加入一个圈子,就得对这个圈子表忠心。
比如你想加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圈子。后现代主义哲学 [5] 讲究质疑一切,别人已经质疑过社会科学了,你就得质疑自然科学。别人已经说过“进化论并不比神创论更讲逻辑”,你就只好说所谓“科学方法”都是科学共同体的霸权!
当然这些人不见得是学院派的正统哲学家,不过美国真是什么组织都有。有个组织叫“平坦地球协会(The Flat Earth Society)”,由一群相信“地球是平的”的人组成,近年以来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发明了各种奇怪的理论来证明为什么地球是平的。但他们其实也不是真信 ——
协会官方在 Twitter 上都说,“我们在全球都有会员”……其实这些人图的就是要彰显自己敢于拥有跟主流不一样的观点,有质疑精神。那想要跟这些人交朋友,你就得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论。
所以公开表态并不代表就真的相信。就算不信,也要公开表态。
郑智化有首老歌是这么唱的 ——
我有我的痛
我有我的梦
装疯卖傻的时候
你不要笑我
也许有一天
你我再相逢
睁开眼睛看清楚
我才是英雄
下次看到有人说傻话做傻事,我想我们更多的不应该是愤怒和嘲笑,而是感受他们的无奈和苦衷。我们说“躬身入局”,这个话说着容易,殊不知“局”有时候能把人给逼成迷信的样子。
你可以说自己三观很正,对任何议题完全保持科学和客观的态度,那也许只是因为你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局。你要保留批判所有组织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属于任何组织。你要保留质疑所有人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你跟谁都没有利益攸关。
真能做到那样的状态肯定是一种幸运。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入了某个局的人,我们应该给一点尊敬。
咱们中国的大师就更多了,我听说北京有不少所谓上层人士在供奉藏传佛教的喇嘛,几年前气功大师王林的故事就不用说了。最近的例子有面向普通阶层的“量子波动速读”。至于鸿茅药酒、各种养生之道,更是泛滥。
听了这些故事,你会不会觉得人真是太好骗了呢?……那是因为你没骗过人。
大师,可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当大师,你不但要取得别人的信任,更要取得别人的恭敬。
药酒和保健鞋垫并不仅仅是功能用品,更是精神产品;真正的大师则不需要卖任何产品。大师的吸引力跟一般名人的所谓“人格魅力”无关,人们可以崇拜没见过的大师,可以在大师去世之后继续崇拜大师。
大师是如何炼成的呢?梅西尔列举了三个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你要传递有用的信息。
“有用的信息”并不见得就得真的在生活中用上,大师需要传递的恰恰是听起来很有用,但是在生活中又不直接用的信息。就好像谣言一样,其实不能指导生活,但是它有一个社交价值,让人愿意转发。而大师需要的还不能是可爱的宠物照片或者搞笑视频那种转发。大师给人提供的,是两种类型的信息。
第一种是威胁。进化让我们练就的一个最大的警觉,就是在面临威胁的时候,不管真假先当真,宁可信其有。
比如一位大师跟你刚一见面就说,哎呀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在犯小人啊?你是不是有个亲属刚刚亏了钱?我能帮你破解血光之灾!你说你不重视行吗?
现在西方的大师有的格调更高一些,一般是关心全人类面临的威胁。要不就石油危机、要不就粮食危机,要不就气候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本书叫《谁来养活中国?》,是在国内流行的为数不多的当代美国人的思想。再比如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其实全书都很好,是一本现代思想史,但是人们最关心的恰恰是这本书中最不靠谱的一部分:未来会有“神人”出现,会控制“没用”的大多数人。
第二种有用的信息,是给人提供一个正当性。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不重要,只要能给人提供理论依据,它能让人安心就行。
比如前面提到的放血疗法。古罗马有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叫盖伦(Galen),在医学界是祖师爷级别的。盖伦对放血疗法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体液学说”,特别复杂,其实谁也不懂。但是有这个学说在,放血就是高端医术。医生跟患者一提盖伦,可能患者的病就好了一半。
再比如说,各个宗教的教义有很大的差别,有一神教、多神教等等,但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个说法在,人们就有了依靠,好人就能心安理得地过日子。
而大师要想立住,不管是威胁信息也好还是正当性的信息也好,都必须符合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信息的真伪是不容易验证的。
比如你说一个人“犯小人”,这是一个不可能出错的论断:谁和别人没点矛盾?你说因果报应,那更是不可证伪:做多少好事都得等到天堂或者来世才能得到回报,哪个科学家也没法给你做个大规模随机实验。
又让人感觉有用,又不可检验,开放式机警面对这样的信息是比较失灵的。
成为大师的第二个机制,是给人提供粗略的识别线索。
人们其实很愿意相信专家,所以大师得有一个专家的样子。但是普通人不可能真的把你的理论检验一遍,人们通常是通过一些识别线索来判断。
比如说,如果你毕业于某著名大学,是某某著名教授的弟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你在理论中用一点数学,人们就会很服气。你要是能跟硬科学挂钩,比如讲管理学的书动不动就来个什么“信息论”、什么“熵增”、什么“第一性原理”,大家就觉得很高级。
你比如说“量子波动速读”,“量子”代表硬科学,“波动”很有数学感,“速读”不但有用而且你要不学别人会了这个绝技就对你形成重大威胁,创始人出自遥远的日本,一句“爱让人拥有这个能力”的口号提供正当性,你说高级不高级。
但是仅仅有信息和识别线索还不够,真正的大师还得让人膜拜才行。
能产生膜拜效果的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机制,就叫“大师效应(guru effect)”。
我们先看雅格·拉康。首先他是法国名校出身,是著名心理学家的弟子。他特别喜欢发明各种名词和术语,还喜欢用数学符号表达他的心理学思想。这些线索都非常硬。
然后,拉康还发明了一些符合人们直觉、同时听起来又很新鲜的理论。比如他说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真正的病人,他们只是思维方式和常人不同,如果你能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天才。你看这个说法是不是让你产生了“熟悉+意外”的感觉?这种学说特别受法国知识界的欢迎。人们本来就同情精神病人,人们本来就向往能有全新的思维方式,拉康提供了一个正当性。拉康快速积累了大量粉丝。
但是真正让拉康成为神级大师的,是他出道几年之后,变得“黑化”了。拉康没有继续发明像“精神病人都是天才”这种新鲜爽口的理论,他改走晦涩和模糊的路线。
你其实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你莫名地觉得他说的很厉害。这个不明觉厉的感觉,就叫大师效应。
咱们举个例子,拉康在1938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第一个病例表明,病人由于近乎纯粹的唤醒,症状是如何在俄狄浦尔发作被阐明后立即得到解决的。(The first case [a patient] shows how the symptoms were resolved as soon as the oedipal episodes were elucidated, thanks to a nearly purely anamnestic evocation. )”
你能听懂这句话吗?改成人话,其实就是“当病人回忆起对母亲的性欲时,他的症状就消退了。”请注意精神分析学派这个“对母亲的性欲”理论现在已经被证伪了,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拉康刻意地不跟你说人话,他非得用一堆大词把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弄得特别晦涩,这就提供了模糊性。
有了模糊性,不懂的人就不敢说自己不懂。大师会说,今天给你们讲个简单道理,你觉得好像并不简单啊……可是你看周围的人好像都很懂的样子,你就不敢说不懂。其实大家都是似懂非懂。
大师的存在,的确是开放式机警的失败。但这个失败也许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人们对大师的恭敬,和人们对现代科学的恭敬,背后的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说了,人们信宗教是反射式相信。比如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是这么描述上帝的:有人向上帝祷告,上帝听了祷告,就去河边救起了这个孩子。你注意到这个描述里的毛病没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根本不需要先听祷告再去救孩子!这个基督徒看起来很虔诚,其实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把上帝当做全知全能。
你看出来没有,神学和现代科学都有违反直觉的地方。专业学者是明白,但是一般人对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反射式的相信。你对量子力学是不是也不明觉厉呢?现在科学家们要花那么多钱去做粒子加速器,绝大多数人都不懂这是要做什么,那为什么还愿意把自己的钱给他们花呢?
梅西尔说,人们如此信任科学和科学家,这其实是一个奇迹。最新的粒子物理学对实际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听起来挺有用;我们没有能力亲自检验,但是科学理论听起来很硬;大多数人看不懂科学论文,但是无形之中感觉很厉害。出于跟相信“大师”几乎一样的机制,我们乐于相信科学。
你可能会说,可是科学是真的啊!是的,可是你扪心自问,你怎么知道科学是真的呢?如果现在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某个宗教组织掌控世界,普通人能有多大功夫,会去把论证的逻辑和实验的证据查看一遍,然后选择相信科学呢?
梅西尔的观点是,大多数人信奉科学,只不过是拜服在了科学的威压之下而已 —— 这跟人们仍然会时不时地拜服在某个不科学的“大师”脚下没区别……这只不过是一场各路大师抢地盘的斗争……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3 周三:
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做看起来非常傻的事、不可理喻的事、非常坏的事,简单的解释是这些人都被愚弄了:要不就是有个骗子正在操纵他们,要不就是他们陷入了群体疯狂情绪的感染。梅西尔拒绝这种简单的解释。
梅西尔提出了“开放的机警”原理。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群能在演化中存活到今天都不会是很傻的:人们或许不够开放,但是一定足够机警 —— 如果有这么多人做一件事,那不太可能是被谁给蒙蔽了或者集体疯狂了,而更可能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有利。
至于说为什么大家都从有利出发,却得到了荒诞的局面,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书要求我们思考复杂的解释。
有一个你可能一开始就有的问题:如果人群并不容易受骗,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人群是容易受骗的呢?那你说这些相信者,不就是被一个错误的理论给骗了吗?这不正好是一个导致自相矛盾的反例吗?
答案当然是那是一种反射式的相信。如果你发自内心地相信人是好骗的,你为什么不去骗人呢?你能把人往好的方向“引导”也行啊 —— 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
“人群容易被骗”这个想法,就如同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种与生活无关的谣言。谣言的源头,一个可能是勒庞的《乌合之众》这本书;另一个,据梅西尔考证,则是左拉的一本小说,叫《萌芽》(Germinal)。我们之前面讲了,十九世纪末2700起罢工事件中只死了一个人 —— 而恰恰是这一个人,被左拉写到小说里了。
社会学家喜欢大样本事件,小说家喜欢特例事件。《萌芽》这本小说本来是要表达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但是为了表现事情的复杂性,左拉故意描写了工人的愚昧之处,以至于死了一个人。这个表达效果很好,佐拉讲的故事就像谣言一样传播开来,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交货币。
而这个“谣言”之所以能传播,也是因为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正当性”。我们喜欢“人群容易被骗”这个说法。
另有一批人,则用乌合之众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起来反抗坏人。德国老百姓为什么会支持纳粹搞种族大屠杀、去搞侵略?日本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支持侵华?人们不愿意面对这么多人都作恶的现实,就说这些人都被蒙蔽了。
而这其实是自我安慰。当时德国和日本的现状是经济大萧条,正常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真实情况是普通德国人从对犹太人的经济掠夺中获得了好处,普通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主动当兵的是谁?移民东三省的是谁?参与战争经济的是谁?这些人干着工作领着工资享受着战争的好处、甚至还杀了人,然后居然是被蒙蔽的?
再说宣传。如果说宣传不能改变人们对政府的印象,为什么政府还要大力度宣传呢?这不是心理学,这是博弈论。宣传,是政府向人民示威的手段。铺天盖地都是我在说话,意思就是“现在还是我说了算,你们服不服?”
这就像“指鹿为马”一样。难道赵高傻吗?难道在座的每个大臣傻吗?赵高其实是在做忠心度测试:你对我要真是忠诚的,那就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梅西尔讲,俄国总统普京,公开支持一支叫“SKA圣彼得堡队”的冰球队。这个队总是能赢球,但是它总赢球是因为它在联赛中享有一些特权。它可以优先挑选最好的运动员,它受到裁判明显的照顾。
那你可能会说,这样赢球有什么光彩的呢?为什么普京允许自己的形象和不光彩的赢球挂钩呢?
普京和俄罗斯老百姓都不傻。普京传达的信息是我的权威仍然在,我就支持这个队,这个队就是能赢,你们服不服?而俄罗斯人民非常清楚地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当你觉得一群人很愚蠢的时候,有时候是人群在理性互动,有时候是人群和权威在互动,有时候是一个荒诞但是合理的局,有时候是大家在收发信号……绝不是一句“人们都很愚蠢”就全能解释的。真糊涂的人群早就被演化淘汰了,存活下来的人有时候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说“人不是那么好骗的”,并不是说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被骗。生活中有电话诈骗、保健品诈骗等等,人的确是有可能被骗的,但是那是少数人。
人的确会有极端的思想,现在世界上有些人不顾自己的利益,非要“抵制中国制造”,我们中国也有些人曾经号称要抵制韩国货,但是那些也是少数人。
少数极端的人通常成不了气候 —— 如果真的成了气候,那一定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关。
梅西尔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黑暗知识。人性的下限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要黑暗一点。这个知识并不令人愉快。
信任的确可能会让人受骗,但是梅西尔引用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的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好。
山岸俊男说,信任和不信带给你的回报,是不对称的。
选择相信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背叛你,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如果这个人背叛你了,你学到了一个特别有用的信息:这个人不可靠。而如果你从来都选择不信,那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你不但没有得到机会,而且学不到东西。
所以最机警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最愿意相信别人的人。不管是博弈论的要求也好,或者是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他们经常鼓吹的处世之道也好,都是跟人打交道要先相信,先合作。吃亏上当,大不了下次你不理这个人了,但是你没有错过结识好人的机会。
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发达,正是“开放的机警”大显身手的时候。以前人人都觉得合理的局面,现在大家觉得很傻,那我们可以破局,社会毕竟是能进步的。
最后我想再借用一遍《易经》里的那段话 ——
当一群人看上去正在做傻事的时候,
有些好心的学者会以为他们只是被蒙蔽了(“仁者见之谓之仁”);
而那些聪明的学者却能看出隐藏的心机(“知者见之谓之知”);
历经数十万年演化出来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蒙蔽呢?
其实人人都有“开放的机警”这个能力,
可是老百姓只会不自觉地使用(“百姓日用而不知”);
有理论高度的学问仍然是稀缺品,
所以你真得下功夫读书啊(“故君子之道鲜矣”)。
而经济学的确是有用的 —— 因为正常人面对这种局面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水果无缘无故涨价了,需求就会下降,这个规律没毛病。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解释力”,事实是经济学对大多数事情解释得很好。
那你说为啥经济学家不能预测金融危机呢?因为金融危机是个复杂问题,也许还是个混沌问题。气象学家常常不能预测极端天气,但是你不能说气象学没用;物理学家不能预测地震,你不能说物理定律是错的。可能理论全是对的,只是计算太复杂。
那行为经济学是怎么回事儿呢?是过去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会有一些并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 —— 而这些行为也是有规律的,也可以研究。
比如说,《怪诞行为学》的作者丹·艾瑞里研究过一个现象,可以称为“信用卡行为经济学” [1]。他说人在花钱的时候会有一个痛感,而通过信用卡付账,因为不会直接看到钱,这个痛感就比较低,你就可能更愿意花钱。
这个行为的确不是经济学,应该属于心理学。经济学里的理性人,面对一个商品,比如说新出的无线耳机,该买就买不该买就不买,没有什么可纠结的。但是真实的人的确会有所纠结:你既想要得到这新耳机,又对花钱有痛感。心理学认为人脑是一个多元政体,这两种声音互相矛盾,同时在你的大脑中盘旋。那么使用信用卡,能让痛感降低一点,的确可以把你往买的方向推一把。
那你说这件事儿跟传统经济学矛盾吗?我认为不矛盾。传统经济学并没有说新耳机就不应该买。传统经济学只是说这东西如果涨价,你的购买意愿会降低。商家了解了心理学,可以使用一些手段促进销量,传统经济学家也不会觉得这是违反天理的事情。
但是传统经济学的确没研究过这种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学科。按理说,这个学科是用心理学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应该叫“行为心理学”或者“经济活动心理学” —— 但是可能研究者认为“经济学”格调更高,所以叫行为经济学。也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诺贝尔心理学奖,像丹尼尔·卡尼曼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但是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什么时候用经济学,什么时候用行为经济学呢?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如果这个人充分考虑了所有的选项,把所有道理都想明白,还是按照这个规律做事的话,那这个就是经济学。如果他一时没想清楚,受到某种情绪或者某种心理的影响,而做出将来很可能会后悔的决定,那这就是心理学 —— 啊不是,是行为经济学。
事实上人们在平时做大多数事情,特别是那些经常做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理性的。行为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常常只对“新手”好使,时间长了、一重复就不好使了。比如我们看到,连花亭鸟都能找到解决过度竞争的方法。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研究说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了一群工人来干一个活儿,工资和工作时间都事先说好了。工人们来了之后,实验人员当场宣布,给比广告上更高的工资。研究者想知道这些工人会不会因为这个意外的高工资而加大干劲儿,也许能有一颗感恩之心。实验结果是工人们的确非常高兴,的确是红红火火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那这个红火劲儿持续了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半天。仅仅过了半天之后,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就跟对照组那些没有意外涨工资的工人一样高了。工人非常善于“适应”新环境。
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能省力的时候就会省力。现在学者对行为经济学有很多批评和质疑。有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被证明是不可重复的,有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受试者哪怕是在实验室这个陌生环境里,只要经过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做出非常理性的选择,很多博弈局面都达到了纳什均衡。
再回到梅西尔。这本书的主题不是行为经济学也不是有限理性。这本书说的恰恰是,人们的行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哪怕你把所有道理都给他讲透,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哪怕是你面临那样的局面,你也会那么选择。迷信、谣言、假新闻,都有存在的道理。
按今天眼光来说,犹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权从事任何行业,而且放贷这种事情其实对经济发展有好处,这还不算犹太人里面人才辈出,为欧洲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犹太人也真的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一群这样的人,你可能会感到有一点不舒服。
本来这也没什么,社会越来越融合,非犹太人跟犹太人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和同事,啥事没有。但是二战前夜的德国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一半以上的人失业,一战还刚刚战败没多久,还跟人签了不平等条约,而且这时候人民刚刚有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正是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而且这时候有些主流科学家还弄出了血统论、遗传优生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非常流行。而就在这个时候,你身边的犹太人好像个个都有钱,他们把持着金融和商业,聚集了大量财富,还可能跟别国的犹太人眉来眼去。
你说犹太人能不危险吗。
事实是每个德国人都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经济掠夺中得到了好处。我强烈推荐你看一看《罗辑思维》第 88 期:《纳粹的毒瘾》。靠着从犹太人身上抢来的钱,德国从一个经济崩溃国家一下子成了一个高福利国家。我认为这里面没有傻子。
是的,教育当然可以影响人。教育和宣传的本质区别是教育是讲理的,教育带给人的相信是讲理讲出来的相信。我们从小到大学到的知识,绝大多数都是跟直觉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是一个有点反人性的过程,需要主动去经历挫折才行。但教育并不是压迫,因为它允许你自己验证你学的东西,你可以通过质疑和实践去不断打磨自己的认知和技能。
中国一部分人排队抢购双黄连这个事情,以我有限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新冠病毒刚刚爆发,人心惶惶的时刻,上海药物所突然发布消息,说实验证明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然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立即在官方微博做了报道,导致人们抢购。
这件事是一个荒诞的迷信之局。上海药物所所谓的研究不但不是人体试验,而且连正规的药物实验都算不上,基本上就是在病毒培养皿里滴几滴双黄连 —— 用这个方法,你同样可以证明酱油、洗涤剂这些东西能抑制病毒。这个研究没有任何医学价值。药物所之所以要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他们想刷个存在感 —— 他们并没有谋划让人真的去买双黄连。
但是主流媒体没有体察到这其中细微的用意,一看跟病毒热点相关就直接发布新闻了。主流媒体也没想到新闻能有这么大的影响。然后部分读者一看新闻就去买药了。这其中,从药物所、到媒体、到读者,各方都是“反射式地相信”。双黄连是个常见的药,也不贵,那就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我不认为其中有任何人认为病毒的事儿就此解决了。而考虑到双黄连事件很快就成了一个笑话,我认为中国人民鉴别谣言的能力非常强。
如果你看到一个怪异的事件,说“这帮人很愚蠢”是最容易的解释。这就好像考试的时候遇到一道题,当你看不明白题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是不是老师出题出错了 —— 那你应该再看看,多看看。梅西尔这本书提醒我们,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普通人虽然学问有限,但也没有那么好骗。所谓“被骗的人群”,之所以愿意接受那个东西,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对自己有利。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3 周三:
科学跟大师的区别,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科学研究的是客观世界,大师构建的是自己的想象。
科学家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谓客观,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跟你怎么看它、跟你的观点和视角、包括跟你存不存在都没关系。牛顿总结一套物理定律,说这个小铁球从这个距离出发 12 秒钟到达地面 —— 如果中国有个科学家说我就不服西方人的理论,我就要弄一个中国本土的物理定律,可以!但是你那个定律算出来的结果必定也是 12 秒(如果你对“秒”的定义跟我一样,或者愿意跟我做个时间单位换算的话),否则你的理论就毫无用处。
当然我们可以用各自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世界就是你看它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你可以说你认为香菇比海参好吃,但是你不能说香菇是动物海参是植物,你不能说海参长在树上。世界有一个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和存在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叫客观。
而科学家研究世界的手段,就必须是客观手段。这个人长得美不美,那可能没有客观标准;但是这个人的病好没好,科学家会尽可能地弄一套客观标准来做判断: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只要你使用这个标准,病人治好了就是治好了没治好就是没治好,这样大家才能在一个层面说话。
随机实验就是一套客观的验证标准。弗洛伊德的那一套,则不是客观的验证。我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拉康非得说这人是天才,我认为我俩必须先找一个判断标准才行 —— 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客观标准不感兴趣。
我们不能说不科学的东西就没价值,也许弗洛伊德的方法有艺术价值。对人也是一种服务,有娱乐价值。现在仍然有些大学在教弗洛伊德,但是请注意,正经的安排教弗洛伊德不会是在心理学系,而是在文学系 [1]。
第二,科学不研究世界的“本质”。
很多人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根本矛盾的,但是其实在根子上,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关心的不是同一类问题。
科学研究的是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它并不关心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比如我们讲量子力学说过电子:物理定律会告诉你电子在各种条件下的运动规律,你做实验观测的结果的规律,但是并不会告诉你“电子究竟是什么”。电子是一个小球吗?是一个小精灵吗?又或者仅仅是一个数学概念?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不知道电子究竟是什么,并不影响你使用电子。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之中吗?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科学并没有否定这些可能性 —— 请注意!科学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科学不研究上帝。科学能说的,最多也就是,上帝没有必要存在:既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严格地按照物理定律行事,有没有上帝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是计算机模拟还是真实,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真的不是一种信仰,它只是一套规律而已。你愿意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科学对此没啥可说的,因为这样的信仰根本无法反驳。科学只关心规律,不关心本质。
第三,科学正在抢占大师的地盘。
那既然科学并不关心世界的本质,为什么现在科学的势力明显正在打压宗教的势力呢?这是因为有些传统上人们以为无法用客观方法验证的东西,现在有了客观的验证。
比如一块石头从高处掉下来,以前有些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石头想要亲近大地”。如果没有牛顿定律,你对此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谁也不知道石头是怎么想的。
但是有了牛顿定律之后,你发现你无须假设石头有想法,就能无比精确地计算出它在各种情况下会如何运动 —— 那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还假设石头有想法、或者上帝对石头有什么安排呢?我用几个简单的方程就能描写一切石头。
那么世人看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宗教解释有点像没事找事,就会更亲近科学。其实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讲,一个信徒仍然可以认为是上帝在安排石头的每一步运动,你无法反驳他:但是你可以说,现在有了科学,他那一套就“意思不大”了。
从没啥可说的,到可以说,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史蒂芬·平克有个说法挺有意思,他说一切“无知(ignorance)”,都可以分为“问题(problems)”和 “玄谜(mysteries)”两类。所谓问题,是你有办法检验的论断,你还不知道答案具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答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而所谓玄谜,则是你连答案的样子都猜不到,连可检验的论断都没有。
比如说,“莲花清瘟胶囊能帮助减缓新冠肺炎的病情吗?”这就是一个问题。而“暗物质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玄谜。
本来宗教负责回答玄谜,科学负责回答问题,井水不犯河水。世界是虚拟的吗?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吗?这些都是玄谜。但是随着科学进步,很多以前的玄迷,变成了问题。比如以前没人认为“早期宇宙”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知道早期宇宙是怎么回事。
所以大师的地盘越来越小了。但是,科学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打击大师。只要玄谜还存在,大师就将继续存在。
自然语言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系统,我们一定不能生搬硬套,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考察一个词的意思。《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说“愚蠢”的时候,差不多相当于咱们中国人说“好忽悠”:这个人是容易被骗的(gullible)、轻信的、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感染。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性质。
但是“汉隆剃刀”说“能用愚蠢解释的”那个愚蠢,代表日常生活中各种无知的、偶然的、非故意的的原因,我们说是“忘了、错了、漏了、误会了、累了、被外力耽误了、不知情,或者纯粹就是因为懒 ”。这不是被骗那种被动的愚蠢,而是“日常的”愚蠢。
汉隆剃刀不是说恶意不存在,而是说日常的愚蠢的可能性比恶意大得多。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一定要严格限定一本书的结论的适用范围。梅西尔的结论仅仅是当一群人去做一件看似有点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是因为被人骗、或者被人煽动、带情绪而去做的,他们这么做很可能有利益的考虑 —— 但是这本书并没有说“人的信仰都是假装的,人不会为了信仰而行动”。
萨波斯基的《行为》、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包括以前学者说“想象的共同体”,都强调共同的信仰,是一种组织力量。梅西尔的理论并不足以推翻这个说法,梅西尔最多只能说,那个信仰是反射式的相信、信仰必须和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在我看来,关于像宗教、包括爱国这样的信仰,我们除了要考虑自己对那个理念本身的相信之外,还要考虑“别人也相信”这个事实。我们爱国不仅仅是自己爱,而且我相信“中国其他人也爱中国” ——这个事实对我们很重要。
萨波斯基讲过“绿胡子效应”。你说绿胡子为啥就非得跟绿胡子合作?这难道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吗?不是。你喜不喜欢绿胡子没关系,你只要知道现在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标志就是胡子、现在的局面是绿胡子更愿意找绿胡子合作就行。有绿胡子这个旗帜在,人就能合作。
要单纯地辩论“爱国是不是理性的”,你很难说清。但是如果你知道大家都爱这个国,你爱国就一定是理性的。
我们平时并不会考虑什么理性不理性,我们只是单纯地爱给中国队加油。你一读书,发现萨波斯基强调的是这一面,梅西尔强调的是那一面。而我们要知道,没有哪一面,这个局面都维持不下去。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我们平时观察世界,并不像科学家一样以事实为根据、根据事实产生观点 —— 我们是像律师一样,先有观点,再用新的事实去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一直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扭曲的。
自利性偏误(self-serving bias):也叫“行动者和观察者偏误(actor-obschmerver bias)”。如果我做这件事没做好,那肯定是因为不可控的、别人的、或者意外的缘故;如果我做这件事成功了,那肯定是因为我水平高。同时,认为别人的成功都是因为运气,别人的失败则都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水平本来就不行。
标准偏误(normative bias):我们总以为存在一个“标准”的路线,但凡偏离就是错误。在很多人心目中存在一个“标准的”职务升迁轨道 —— 多少岁大学毕业,多少岁混到公司中层,在多少岁上应该拿到什么职称。如果你是个工程师,很多人认为你应该在四十,甚至三十多岁的时候,华丽转身为一个管理者……这些说法,都是“标准偏误”。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线,最后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正常”。
聚焦错觉(focusing illusion):因为我们的思考是聚焦在这一点,所以我们就会高估这一点。我们没看到别的地方。思想只要一聚焦,重要性马上就放大。
“要不要搬到加州去” ——加州是美国人民最向往的居住地点,加州代表阳光、海岸和四季如春的气候。加州以外的美国人一想起来如果自己搬到加州去住,都觉得幸福感能大大提升。但是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加州人民的日常幸福度,和有着寒冷的冬天的密西根州人民的日常幸福度,其实是一样的。
当你不住在加州、想象加州的时候,你会高估加州的气候对幸福生活的影响。而当你住在加州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人生的幸福是由很多很多东西构成的,气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方面。家人、朋友、工作、娱乐,这些因素都至少像气候一样重要。加州的阳光好是好,可是交通拥挤、住房贵,难道那些就不重要吗?
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多用几个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模型考虑问题。你应该故意把视角拉开,把考虑的范围变大一点,尽量看看别的因素。
靠近偏误( immediacy bias):我们总是对越靠近的东西感觉越强烈。西班牙选拔法官有个口试环节,星期一的通过率只有50%,星期五则高达75%。这是因为评委第一次打分肯定会留有余地,否则一上来就是高分,后面万一有更强的选手怎么办呢?还有,越往后,评委对比赛的判断也会越敏感。凡是有裁判打分的比赛都是这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允许裁判看完所有比赛之后可以修改前面的分数,但是目前音乐也好、体育也好,都没有这个机制。如果你要参加什么选拔性的答辩或者面试,一定一定要尽量往后排。
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在说,普通老百姓都是很容易被欺骗的,你可以随便忽悠他们,人群是愚蠢的,都是“乌合之众”。这些说法都是错的。不是人们愚蠢到真的相信了什么东西,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人们“相信”,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如果在一个共同的激励下,比如是合作关系,交流是为了一起把事情做好,那就不会互相欺骗。如果不存在共同的激励或者利益,那么谁说谎话,我们就惩罚谁。如果无法惩罚或者惩罚成本太高,我们可以损害他的声望。激励、惩罚、声望,共同组成了一个很好的“信任机制”。
我们对别人情绪的反应,跟对方是谁有关系,跟我们自身的状态有关系,也跟当时的情境有关系。我们通常只会被关系亲密的人的情绪感染,陌生人疯狂不疯狂对我没影响。
宣传,并不能给人灌输什么新理念。宣传能做的只是再次确认人们之前就有的价值观、共识和偏见。很多人认为领袖人物都是鼓动者,能“造势” —— 其实那些真正调动了大规模人群的人,是在“乘势”。他们都并不是引导了民意,而只是代表了民意而已。
为什么有人相信“谣言”和“假新闻”?
一种谣言是直接对我们有用:人们之所以信谣传谣,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谣言是真的,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特别是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所在圈内的谣言,很有可能是真的。圈内的谣言很有用。
一种谣言是给别人用:人们有两种相信:内在的相信和反射式相信。对于传播很广的谣言,人们所谓的相信,是反射式的相信,也就是“姑且”相信。反射式的相信不是为了采取行动。有时候传谣言是为了社交。
一种是我们借用:有时候不是人们相信谣言,而是借用谣言、或者需要一个哪怕是假的的理论来给自己的邪恶行动提供正当性而已。谣言和假新闻并不是武器,而只是某种安慰产品。
为什么有人“迷信”?
1.所谓“局”,就是由社会合力形成,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情状。可能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不是想要有这样的局,你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 但是所有人共同行动的结果,却形成了这么一个局。
2.“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局。每个人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对所有人都不利。“马尔可夫过程”也是一个局,每一步行动都是习惯性的,感觉很自然,可是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3.我们说“躬身入局”,这个话说着容易,殊不知“局”有时候能把人给逼成迷信的样子。
为什么大家都从有利出发,却得到了荒诞的局面?
1.任何一个人群能在演化中存活到今天都不会是很傻的:人们或许不够开放,但是一定足够机警 —— 如果有这么多人做一件事,那不太可能是被谁给蒙蔽了或者集体疯狂了,而更可能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有利。
2.当你觉得一群人很愚蠢的时候,有时候是人群在理性互动,有时候是人群和权威在互动,有时候是一个荒诞但是合理的局,有时候是大家在收发信号……绝不是一句“人们都很愚蠢”就全能解释的。
3.信任和不信带给你的回报,是不对称的。选择相信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背叛你,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如果这个人背叛你了,你学到了一个特别有用的信息:这个人不可靠。而如果你从来都选择不信,那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你不但没有得到机会,而且学不到东西。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4 周四:
近年以来 NASA 的主要探测兴趣是在像火星、木星、冥王星这种深空探测,不载人,但是往外走。大部分深空探测任务的指挥中心都是在加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就位于好莱坞旁边。每当发射的时候指挥中心里也是坐满了科学家,也给人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
但是,瓦罗尔说,这些人并没有尽在掌握。他们缺乏控制感到了什么程度呢?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
有些人穿着上次发射成功时候穿过的“幸运服装”,有的还带着护身符,特别是其中一定有人在吃花生。为啥呢?1960年代发射月球探测器,连续六次都失败了,第七次终于成功,而当时正好有人吃花生……从此之后发射时候在指挥中心吃花生就成了美国航天界的光荣传统。
为什么如此没有控制感呢?因为一旦把火箭发射出去,你能做的就很有限了。
用火星到地球的距离除以光速,一个信号要走12分钟才能从火星传输到地球。就算你接到信号马上就发出指令,往返也得24分钟。可是探测器从进入火星大气层边缘到着陆,总共才 6 分钟。这也就是说不管在着陆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干预。能编程的已经事先编程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地面指挥中心的人并不像是教练在指挥场上的运动员踢球。他们更像是解说员,只能评论而已。
那你说我们就好好编程,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呗?你考虑不到。
就比如说 2003 年发射的机遇号和勇气号这两个火星探测器,之前你肯定要精心选择着陆地点。火星上也有人造卫星观察地形地貌,但是你只能看个大概。真正着陆之后一看,你之前的设想简直是全错了。
这才叫探险。
追求控制感是人的本能,但只要是探索,就一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想要让一个航天任务具备科学价值,你就得去到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想要具备经济价值,你就得像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那样弄一套比 NASA 便宜得多的发射方式,你就得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搞航天是为了你能,而不是为了证明你也能或者“你也有” [1]。正因为没有人上过火星,上火星这件事的价值才是无比的大。
世界上最值得你做的事情是那些别人都没做过而你能做的事情。这个产品已经有了,你再仿制一个,这没有多大意思。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克服了多大的不确定性 [2]。不管是科学家、企业家还是工程师,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都是对未知区域的探索。
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打过一个比方。他说钻研数学就好像是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摸索。你根本没有固定的线路,只是到处摸,终于有一天你摸到了房间的开关,你按下去,整个房间一下子就亮了,你豁然开朗。接着你再到第二个房间去摸索,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才找到第二个开关……怀尔斯说灯光亮起来那一瞬间的喜悦和兴奋,是任何感觉都无法相比的。
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也说过,他每拍一个新的场景,事先都不知道怎么拍。台词应该怎么过,到时候怎么指挥演员,灯光、镜头应该怎么打,他事先都不知道 —— 但这种未知感,恰恰是斯皮尔伯格最享受的东西。
所以不确定性不是任务的缺点而是我们自我实现的机会。你不但不应该害怕,而且应该兴奋。
如果你不知道哪些可控哪些不可控,你会以为什么东西都危险;找到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线,你就不是胡乱冒险。
那么对于仍然不确定的东西,应该怎么办呢?航天科学家主要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冗余,也就是多带几个备胎。航天科学应对不确定性的第二个办法是巴菲特喜欢的概念,叫“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简单来说,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不要可丁可卯,得留点富余量。理论上需要的材料强度最大值是多少,你实际使用的材料强度要再大一些,这样哪怕出现超常规的意外你也可能坚持下来。
但我们这里说的安全边际还不仅仅是更高的参数,而是你要让现有的零部件有“多用途”,就好像瑞士军刀一样。
能带上天的东西,重量和体积都有强烈的限制。你带不了更多的零件,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零件都一专多能。甚至很多时候你得能临场对付出一个办法来。
比如说,勇气号探测器的右前轮,突然不转了。科学家在地球只能做非常有限的操控,但是也想了一个办法,干脆让它倒退着走。再比如好奇号探测器本来有个钻头,可以在火星地面钻洞,但是这个钻头坏了,科学家也想办法用它身上别的部位完成了钻洞的任务。
所以说真实的航天任务往往充满了意外。有时你会为错误而懊恼,但也有时候你会感到惊喜。这才叫探索。
效率低还不算,流程关键问题是它会逼着你往“过去”看,做什么都先看以前的人是怎么做的。可能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还在关注过去。流程会让公司一直按照惯性行事,你一直都在使用已经成熟的方法完成下一个目标,你没时间、也想不到搞什么改革创新。你被路径依赖锁死了。
1962 年 9 月,肯尼迪突然发表演说,宣布美国要在 1970 年之前,把人送上月球并且安全返回。
这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一次总统讲话。当时美国的登月条件比今天我们中国的航天水平可是差太多了。中国现在已经有空间站对接技术而且已经有航天员完成了太空行走,即便这样,中国也没说要在八年之内登月。
1962 年的美国是个什么情况呢?没有过空间站对接技术,不知道什么登月舱返回舱应该怎么搞。宇航员没有过出舱活动,不知道能适应外太空环境的宇航服应该怎么做。月球是个移动的目标,你的飞行器怎么变轨才能进入月球轨道?到了月球怎么跟地面通讯?NASA 通通不知道。NASA 甚至都不知道月球表面的土壤够不够结实、能不能撑得住登月舱。更别说登月还需要大型的运载火箭,而那个火箭需要的能承受高温高压的合金材料,当时都还没有发明。
肯尼迪也承认这些条件都还不具备,但是他就是要让美国人登月。
结果1969年,才过了七年,阿姆斯特朗果然登上了月球。
《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的作者瓦罗尔认为,美国登月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思想的胜利。
肯尼迪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人也不会设定这样的目标。肯尼迪发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 NASA 的专家,包括后来参加登月的宇航员在内,都认为这个目标做不到。
但是肯尼迪要的就是美国做成一件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肯尼迪说,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难。
美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我敢说肯尼迪这个讲话起到很大作用。做成一件别人认为你不可能做成的事,你就不是昨天的你了。
这就叫登月思维。找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大目标,公开宣布,然后集中力量把这个目标做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可能说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们喜欢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我们喜欢稳扎稳打,谦虚谨慎才能掌握主动。没错。但登月思维也不是美国人的思维。登月思维跟所有人的习惯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登月思维能让你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
登月思维的一个额外好处是高目标的竞争反而不激烈。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而这是一个思维偏误。因为这个思维偏误的存在,真正愿意去干大事的人其实不多。那么如果你去了,你发现没有多少人跟你争。
有个记者经常参加各种大场面的活动,和很多大人物有近距离接触。他观察这些人的感想是这些所谓大人物其实并不是一个个都那么聪明绝伦 —— 也不是说他们没本事,但他们之所以在做大事并不是他们能力最强,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敢做大事。这个秘密是上面的竞争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激烈。
日常琐事会把你的大脑变迟钝。大脑非常善于适应环境:你要是一直都做琐事,你的大脑就会变得只适合做琐事。你需要时不时地给大脑一个新鲜的刺激,逼着它去想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高科技从业者都喜欢科幻小说?并不是说小说幻想的未来直接给他们提供了什么灵感,也许更多的是小说能刺激他们的大脑。你应该让大脑习惯于各种奇思妙想。
更重要的是,登月思维能倒逼改革,能逼着所有人从第一性原理去考虑问题。没有这个目标,组织就只会按照惯性运行,人们考虑的是以我现有的工具和资源能做什么做什么。有了登月目标,人们会先问这个目标需要什么,然后我去设法得到什么。
亚马逊公司有个例行的做法是召开公司内部的“产品发布会”。这个产品还不存在,我们先设想一下,它有什么功能、能带动什么需求,它一旦出来能如何秒杀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完了我们再琢磨这样的产品应该怎么做。
可行性验证一定要从最难的部分开始。有个著名的比方说,老板给你个任务:训练一只猴子站在一个基座上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你该怎么入手呢?典型的员工思维是先把那个基座给做好 —— 这样你就立即做出了进展,容易汇报工作。但是正确的次序应该是先琢磨能不能训练猴子说话:基座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如果事实证明猴子说不了话,基座就毫无意义。
总而言之,登月思维的精神是大胆选定一个特别高的目标,完了再琢磨可行性,然后召集人手、整合资源,从第一性原理出发,该改革就改革,排除阻碍努力把它实现。
瓦罗尔号召每个人都想想自己的登月思维。你敢不敢向老板要一个全公司的人都认为你肯定拿不到的职位。你敢不敢追求一个所有人心目中你配不上的姑娘。你敢不敢设定一个不可能的目标。
我最近读了一点《曾国藩传》,曾国藩肯定敢。在我看来“程朱理学”那一套根本不现实、甚至可以说是伪学问 —— 但是曾国藩学了理学居然真的立志要当圣人。他不是自己想想就算了,他每天按照理学要求反省自己,还把日记像朋友圈一样公开,接受所有人监督……而我们现在纵观清朝,曾国藩真的是最接近圣人的人。
你整天说学这个学那个,如果你没有这种大气魄,学谁也学不成。
推进一件事的时候你就要直面现实,你会遭遇各种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一项不常用的技能,多数人平时并不解决问题。
比如你上学的时候解数学题,那其实不是解决问题。标准化题目中所有的参数和条件都是你正好能用上的,解题思路和工具都是你正好学过的,你其实只是按照流程例行操作而已。得没有固定套路、不知道需要哪些条件、甚至你还要自己去发现和定义问题,才是真实世界里的解决问题。
瓦罗尔分析这次任务的成功之处,认为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反推火箭,你可能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你问我们能不能多带一个着陆器、能不能不用反推火箭,问题就解决了。
我看这就是真实世界的特点。你知道的仅仅是这里有一个困难,至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困难,你从不同视角看是不一样的。解决困难得先选择视角。有研究表明,创造力越强的人,越擅长从多个角度去考虑一个局面,然后才拟定问题。
你想的是改进恒温箱,到现场才知道干脆都不能用恒温箱。面对真实情况,你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说这么大的漏怎么让几个外行研究生给捡到了,难道那么多医生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就是解决者和执行者的区别。有时候外行更能发现正确的解决问题角度。
破除思维定势。解决学校里那些虚拟的问题,老师给个提示、之前学过一个思路,往往能给你提供决定性的帮助。但是面对真实的问题,提示和套路有时候反而是累赘,是思考的障碍。
斯坦福是个好学校,咱们再说一个斯坦福的故事。在“科技风险投资”课堂上,老师对学生提出了一个“ 5 美元挑战”。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老师给每个组 5 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说在两个小时之内,看哪个组能挣到更多的钱。挣钱最多的小组将用三分钟的时间,给全班讲一讲他们是如何挣到的。
普通的思路,是拿这 5 美元去买点便宜的东西,比如柠檬汁之类的,在校园里卖,也许能挣个差价……实在不行就去买张彩票,这些方法的名次都很靠后。
优秀团队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意识到这 5 美元所谓启动资金根本没意义,是思考的障碍:开玩笑,我是斯坦福的,两小时干什么都能远远超过 5 美元。所以他们根本就没用这 5 美元。有个团队的做法是打电话给附近的高档饭店订座,然后把位置转卖给后来想要插队的人,一下子就赚了 500 美元。
而最后排第一的那个团队,则认为“两小时”这个条件也没意义。我们为什么非得工作两个小时呢?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里价值最高的既不是两小时更不是 5 美元,而是最后在全班自我介绍的那三分钟:他们把这三分钟卖给了一家想来斯坦福招人的公司:你们愿意花多少钱换取一个来这个班三分钟的讲话时间 —— 他们卖出了 650 美元。
这个道理是你需要随时注意自己是不是陷入了思维的定势 [3]。很多条件自动给你提示了思路,每一个工具都有个明显的用途,但是这些自动的思路和明显的用途只是思维定势,并不见得你就应该那么想。
心理学家最喜欢的创造力测试就是看人能不能打破这些定势,发现不明显的解题思路和不寻常的用途。盒子非得是用来装东西的吗?气压表非得是用来测量气压的吗?有实验证明,只要在创造性测试之前给受试者暗示一下每个物品的作用不一定是它的那个默认功能,或者要求受试者换别的角度去描述各个物品,他们就能更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可见解决问题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能力。整天走流程、依循思维定势办事,你就是个执行者;可是你一旦突破了“色即是空” [4],直面真实世界,也许你就可以是一个解决者。解决问题的水平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提出问题。提出好问题的关键是不被思维定势所束缚,随时跳出来换个角度考虑。
一个东西原本是干什么用的,不等于它就只应该这么用,这个思维可以说无处不在。亚马逊最初是为了保证自家网站的稳定性而下功夫搞了一套特别好的服务器,后来意识到我们这个能力不一定非得只给自家网站用啊?亚马逊索性把多余的算力出租,相当于给别的公司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 —— 后来干脆把云计算变成一项主业,结果现在这个服务带来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亚马逊购物网站的收入。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5 周五:
你可能熟悉这样的剧情。一位纵横江湖的黑帮老大,最近种种迹象表明,他好像被人给盯上了。身边的兄弟、周围的朋友都给他提供了线索,甚至有一位老前辈已经给了明确的警告,都说这个事儿不能再干了,得马上收手。但是老大非要立个 flag,说我干完这把就退出……结果当然是没干成就挂了。
这就应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为什么人们常常置警告的信号于不顾,一意孤行走入败局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质疑自己的想法。
观测人员的数据显示,探测器此时距离预定地点偏离了70公里。但是操控组认为那是观测误差!操控组相信真实的偏差只有10公里。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任务失败了,说操控组当时太愚蠢可能有点不公平。事实上因为距离这么远,观测信号确实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误差。你很难说哪个数据对不对。但是 NASA 其他的科学家的确是不止一次、是连续多次提醒操控组,大家都感觉数据不太对。
而这时候其实探测器身上的燃料还足够再调整一次轨道,但是操控组坚持认为没问题。
操控组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他们在欺骗自己。费曼有句说,“首要原则是你不要骗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是最容易被你骗的人。”
要想不被自己骗,我们必须学会自己证伪自己。
人总会不自觉地爱上自己的观点,会在争论中动感情。一动感情就容易听不进去事实,就会自己骗自己。这可实在是太不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科学家一直都有办法。你不能说科学家都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在不欺骗自己这一点上,科学家有三个办法,比普通人高级的多。
第一个办法是用“假设”代替“观点”。你注意到没有,科学家写论文很少使用“我”这个字。科学家通常不会说“我认为”、“我相信”、“我支持”,而是说“本文提出一个假设”。
这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说法。“假设”的意思,就是它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我说这是一个假设,就是我没有观点,我不是站队:我只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假设,咱们一起找正反两方面的证据。
你看这就把“假设”和“我”给切割了。你要能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也不当你是反对我。咱们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
第二个办法是一次提供多个假设。其实每个科学家心中都希望自己的假设能够成立,说没感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进一步达到“无我”,可以多提出几个假设,一一排除。逻辑上来说这些都是你的亲儿子,最后谁当太子你都能接受。
比如我们专栏讲过一个寻找外星文明信号的真实故事 [1]。吉儿·塔特(Jill Tarter)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的研究中心主任。1997 年,项目组接收到一个特别有规律、特别精致的信号,就好像你在野外捡到一块手表,你立即就能判断它肯定不是天然的。塔特非常激动,但是他们还是提出了至少两个假设:第一,它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第二,它也可能是人类自己的某个正好路过那一片区域的某太空飞行器发出的。
塔特等人明智地选择了先验证第二个假设,结果果然是一个太阳探测器当时正好在那里。空欢喜一场,但是没犯错误。
第三个办法是寻求别人的独立验证。比如你现在已经把能想到的其他可能性都排除了,你内心已经非常相信最后剩下的这个假设是对的了,但是这个结论很重大,那么你还是不要立即着急宣布。
当年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就成功了,好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比较冷静。毛泽东说咱们先别发新闻,让外媒先报道。原子弹爆炸相当于是一次地震,你这个核试验成功不成功别人一测就知道 —— 外媒先说更有说服力,而且你自己也能真放心。
再比如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时候,他一方面是偷偷地搞,另一方面也找了个同事帮着验证。而就是这样,论文的第一稿还是被审稿人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后来又用一年多才算最终攻克。我们千万别像康有为那样,有一天突然感觉大放光明,就宣布自己是圣人。
这三个办法还只是方法,你还需要一个关键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你不是要“证明”自己的假设,而是要“证伪”自己的假设。
有的老百姓爱说昨天我向神祷告了,结果今天果然好事就成了,所以这证明了神的存在 —— 科学家不会犯这样的逻辑错误。科学家明白,一切科学理论,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只能证伪。你做个小球落地实验、你算一个飞行器的轨道,这些跟牛顿定律符合得再精确,也不能说牛顿定律被证明了 —— 你只能说定律“尚未被证伪”,假设暂时保住了。
有这样的精神,你就不会自己骗自己。比如你冒了风险、顶着家人的压力、投入了大部分资产,打算开一家餐馆。你找到一处铺面,蹲点调研了好几天发现人流量确实很好,于是你提出一个假设:在这里开餐馆能成功。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证明这个假设,而是证伪:那些流量是会花钱吃饭的流量吗?这几天是不是碰巧赶上有活动?如果这个铺面真的好,别人为什么不做呢?
2000年1月4号,也就是过了一个月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突然捕捉到火星上发来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特别像极地着陆者号的。
但是科学家还是比较冷静的,得先验证一下才行。科学家给着陆者号发出了指令,让它按照一定的规律,时而关闭、时而打开无线电。结果望远镜捕捉到了似乎非常符合那个规律的信号!这时候科学家就不淡定了,大家相信着陆者号还活着,非常高兴。
……然而那的确是一个假信号。当时荷兰和英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也专门看了一下,都没有找到那个信号。这个局面是火星上随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信号发来,非常混乱,有些信号能让你觉得就好像存在火星文明一样 —— 你要一门心思找,就有可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信号。
在这种很难区分信号和噪声的局面中,我们更是要设法证伪,而不是证明。
可能你正在做一个项目,可能你持有一支股票,可能你提出了一个猜想。一段时间之后,你会不自觉地爱上这个东西。关于它的好消息和坏消息传到你这里的作用是不对称的:股票明明一直跌,你会觉得那都是偶然波动;网上随便有个传闻说这支股票要涨,你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充满希望。
别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那不是贝叶斯方法,你的观点没有随着事实科学地改变。越是重大的事情,我们越得有点科学家的精神。老百姓只知道证明,科学家知道证伪。
而证伪一个项目最好的办法是“压力测试”。
我们平时要参加一个什么重大活动,比如发布新产品、作报告或者参加面试,都会事先做一点练习。但是一般的练习都是追求熟练 —— 而航天事业中的练习,熟练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测试面对各种偶然突发情况的应急反应。
这就叫压力测试。如果事情没按照你设想的进行,那不是事情的错,而是你的错:你没测试到。
美国练得可能更狠。中国现在条件好,载人航天之前是先用仿真人做测试。美国 60 年代的时候没有仿真人,用过一次黑猩猩,其他都是用真人。而宇航员太宝贵了,在地面测试用的是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说白了就是来受罪的。正常人面临 5 个重力加速度 — 也叫5个g —— 就可能会失去意识,而为了测试登月航行,志愿者有时候能被加速到 36 个g。这些志愿者是真受伤了,有的人耳膜破裂,有的人眼球从眼眶里脱位,有的人内脏损伤。就得这么测,科学家才知道怎么改进飞行器。
测试环境往往要比航天中的的真实环境更严酷。
而宇航员需要演练的意外就更多了。如果任务过程中发生了爆炸、或者发动机出现故障、或者计算机当场死机,你怎么办呢?你不能束手等死!也不能到现场现想办法。
每一次航天飞机出任务之前,地面要考虑 6800 种意外。宇航员会把每一个情况都练习熟练,所以真正遇到情况的时候并不会很紧张,也不会特别慌乱。
电影《阿波罗13号》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登月任务中,因为服务舱发生了爆炸,三个宇航员必须乘坐登月舱返回。而登月舱的设计是给两个人坐的,里面的氧气也仅供两人使用,三个人怎么坐呢?
电影中宇航员和地面指挥中心都是一片慌乱,但那其实是电影的艺术手法。真实事件中并没有那么慌乱 —— 因为这个情况之前已经考虑到,而且演练过了。
有个美国宇航员回来之后,别人问他此次任务是否和你们的计划一样。他回答说,没有一次任务和计划是一模一样的 —— 但是都在我们准备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压力测试的关键:你准备的范围得足够大才行。而即便是这么准备,也依然会出错。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火星极地着陆者号”,因为反推火箭提前熄火导致坠毁。那 NASA 既然已经千算万算,怎么还出了这样的问题呢?
每个失败背后都有一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事后分析,反推火箭之所以熄火,因为在即将着陆之前,在距离地面还有1500米的高度上,探测器的三条腿打开了。这个动作本身没毛病,但是腿打开之后,反推火箭的传感器把腿的关节给当成了火星地面,它以为已经着陆了,就命令火箭熄火……
那你说难道反推火箭和着陆器三条腿打开的动作,就没合练过吗?本来是练过的,本来没问题。可是在地面测试的最后阶段,科学家发现腿的信号模块有个错误,他们必须做重新连接,那个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当时测试的进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计划……
我们知道火星跟地球之间的距离远近有变化,去火星得赶着离得近的时候去,两年才有一个发射窗口。为了赶上这个发射窗口,腿的问题解决之后就没来得及再做一遍合练。结果没想到,腿跟反推火箭的配合出了问题。
所以好消息是你可以测试,坏消息是你的测试是有限的。
像着陆者号这样因为系统内部不同部分的配合出的问题,非常常见。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是刚上线就发现传回来的照片是模糊的,为什么?因为这么大的望远镜需要由很多个部分组合起来才能用,而地面测试的时候没有做足够的交叉验证。
当初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搞了一个由政府提供的医保系统,官方网站是 HealthCare.gov。建设这个网站花了纳税人 20 亿美元,可是它刚开通就崩溃了,舆论哗然。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奥巴马医保网站没有做联合测试。政府把建设网站的任务外包给了几十家公司,这些公司的软件各自单独用都没问题,没想到放一起就出问题。
有一年Facebook全面更新了用户界面,新界面更加图形化,非常漂亮,内部测试完全没问题。但是上线之后,很多用户突然间就不像以前那么愿意打开Facebook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喜欢给朋友留言了,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才发现,新界面对图形处理能力的要求很高,而当时很多用户用的电脑比较老旧,打开页面会变慢……可是Facebook在内部测试的时候,用的都是新电脑。
所以测试必须得全面才行,有一个没考虑到就可能出问题。而大多数测试最大的毛病,是不够真实。
这一讲我们说了压力测试中的一些学问,这些东西跟以前我们熟悉的随机测试、A/B测试、双盲测试相比,最关键的两点就是第一,场景一定要真实;第二,要多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为此有必要让测试条件比真实条件更严酷。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后怕呢?我们在生活中做重大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做很多测试。你参加高考之前去考场踩过点吗?你准备面试的时候模拟过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吗?可能你认为通过了都是正常的,遇到意外都是因为运气不好。
而按照航天标准,遇到坏运气,你应该责备自己:你犯了准备不充分的错误。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6 周六:
成败的逻辑其实并不简单。我们专栏第一季的第一讲,说的就是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因为人的特性都是不愿意直面自己的失败。我们还说过成功和失败不是反义词而是近义词:因为你至少尝试了,它们共同的反义词是平庸,也就是你什么都不做。我们还讲过安妮·杜克的《赌博思维》[1],我们知道成败结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个科学决策的系统。
基于这些认识,这一讲咱们再说说如何从每一次做事的经验 ——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 中成长,用流行的词汇来说,叫“迭代”。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应该是你迭代所用的输入。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可太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完成任务返回,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又是七名宇航员遇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在前面发射的时候,火箭升空过程中,航天飞机上有一块公文箱大小的泡沫塑料脱落了,这个泡沫脱落击中航天飞机的左翼,敲掉了一块绝热挡板,打出来一个15-25cm见方的洞。
当时有工程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建议比如说哪怕让宇航员来一次太空行走,把那个破损的地方补上再返回地球。但是管理层拒绝了。
而管理层拒绝的原因,也是同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好几次,都没有出大问题。
你看这个思维跟挑战者号的事故是不是一模一样?结果那个破损果然导致返回地面的时候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进入到航天飞机内部,航天飞机坠毁。
你知道这是一个毛病。但是你知道之前已经出过好几次这个毛病了都没有引起什么大问题。所以你就容忍了这个毛病。你的容忍度越来越高,甚至认为这个毛病是正常的。社会学家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把这个心路历程叫做“偏差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deviance)”。
可喜的失败。
从迭代的角度来说,失败其实比成功好。
马斯克刚刚建立 SpaceX 的时候非常不自信,他预计公司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以至于都不敢让自己的朋友来投资。他的确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
SpaceX 的第一款运载火箭叫猎鹰一号(Falcon 1)。2006 年第一次发射,升空30秒就爆炸了。原因是化学药剂腐蚀了一个铝制螺母,改进方案是换成不锈钢的。
2007 年第二次发射坚持了 7.5 分钟,然后因为燃料突然无法进入发动机而失败。
2008 年第三次发射正好赶上金融危机,特斯拉公司也出了问题,马斯克又离婚,已经没钱到了要向朋友借钱租房住的程度。结果这次发射又失败了。原因是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分离后,一级火箭还没有跑开就再次点火,撞上了二级火箭……
众人心灰意冷,这时候马斯克宣布自己又找到了投资,钱还够再发射两次。
为什么有人敢在这时候投资 SpaceX 呢?因为它虽然一直失败,但是一直在迭代。这几次发射一次比一次进步,特别是第三次,已经自信到根本就不是单纯做实验,而是带上了三颗卫星,是玩真的。而且事后几个小时工程师就找到了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参数的事儿。
2008 年 9 月紧接着进行第四次发射,一举成功。当年12月,NASA 就给了 SpaceX 一个16亿美元的大合同,让它负责往空间站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
只看成败,SpaceX 的生死就在一线之间;看迭代,SpaceX 一直活得挺好。
这个道理是只要你敢于直面失败,你其实更容易从失败中学习。
有了这个思维,我们再想想什么叫“谦受益,满招损”?是说骄傲自满让你的情绪过于饱满了吗?是说“物极必反”吗?其实是说你不再刻意学习了。你不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停止了迭代,你试图让一切自动化运行,你见到了一个“常态”,这才是真正的自满。
迭代者不喜欢“正常”。正常意味着没有理由改进。正常意味着停止。正常意味着危险。
航天思维对你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保持不正常的心态,就好像刚开始那天一样。
“安全边际”和“冗余”都是说要配备比任务直接所需更多的能力,二者有微妙的差别。
冗余,一般是说多出来的这个东西,要是没用上,那就是真没用。比如汽车带第五个轮胎、SpaceX火箭多一个发动机和多四台计算机,这些东西如果在这次任务中没用上,就等于是白带了。冗余是为了安全宁可增加的成本,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增加安全性。
而安全边际,则是如果完成任务没用上,它还可以让任务更好的东西。比如说,机遇号和勇气号火星探测器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三个月,它们只要能在火星陆地上持续探测三个月,NASA 就可以向政府交差了,就算是完美完成任务。
那么为了确保这三个月的寿命,NASA 会尽量把探测器的各个零件的质量都弄得超出标准一些,有个安全边际,这样万一哪里遇到意外的恶劣条件也能坚持下来。
结果任务进行过程中运气很好,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受的事情,三个月平安度过了。但是因为事先预留了安全边际,探测器这时候的健康状况还很好,那就可以继续探测。事实上两个探测器一个运行了6年一个运行了 15 年!
所以像存钱、为了考上某个好大学而努力学习,这些活动肯定都属于安全边际,安全边际比单纯的冗余要好。可是像计算机死机就死机了,火箭发动机坏了就坏了,它们没有“功能丧失 30%但是还能勉强用”的情况,所以只能带上冗余备份,而没法使用安全边际。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我们强烈要求稳定,无比担心出现乱世。但是除了担心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常有乱世,西欧就没有同样规模的乱世呢?也许恰恰因为平时太稳定,才导致乱世特别乱;也许恰恰因为西欧平时就乱糟糟的,反而没有什么会导致更乱的压力。
而从国情上来说,肯尼迪敢干的一个原因也是美国老百姓对失败的容忍度很高。美国整个社会风气比较有利于冒险,像罗永浩这样做什么事儿破产了,大家都比较理解,完了还给机会。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败了也就败了,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一下也就算了,大家都是有限责任。
而苏联因为政府对社会有强烈的控制,则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你既然什么都管,那就出什么事儿你都得负责。面对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这样的失败,苏联可能比美国要脆弱。
比如说我写精英日课专栏。最近一个新闻说澳大利亚的某项观测表明,精细结构常数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咱们专栏有好几个读者问我怎么理解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确实知道一点,而且我十年前就听说了类似的研究。你要让我当场说几句我可以说几句,但是得到要求高水平的知识服务,所以我必须做一番调研。
调研是为写专栏而做的准备。为一篇文章应该准备多长时间呢?这我真没有固定的流程。我们专栏几乎是每天更新,但是我并不是正好给每篇文章一天时间 —— 有些文章要写三天,有的一直放在那里等待新的灵感和素材。总量是不可预计的。
但是我对边际非常敏感,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其实也不可能把能找到的所有相关的信息都看一遍。我看到一定程度就知道现有的东西够不够一篇文章。只要还有关键的问题没回答、没说明白,就必须继续调研;如果再加入新的信息所需要花的功夫,已经配不上给这篇文章带来的更好的阅读体验,就应该停止调研。
每篇文章都肯定有一些遗憾,但我们与其专注于这篇文章中的小遗憾,还不如共同琢磨下一篇文章的大话题。
边际的一头是你的准备,另一头是这件事的严重性:万一出错,在多大程度上是你不可接受的?出错的概率有多大?这些通常都不用特别做计算,做得多了生活就会给你教训,帮你找到那个“边际感”。
边际分析的一个好处是最开始的效益总是很大:你稍微准备一下,就比完全不准备要好很多;而你做无比精心的准备,并不会比“差不多”的准备好很多。这里面有个 80/20 法则,而你最好拿下能起到 80%作用的那 20%。
当然很多时候是你还想继续准备,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发射窗口已经到了,项目不能再拖了 —— 有截止日期其实是个好事儿,不然有的人真的会过度准备。
★世界上最值得你做的事情是那些别人都没做过而你能做的事情。
★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克服了多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不是任务的缺点而是我们自我实现的机会。你不但不应该害怕,而且应该兴奋。
★“万无一失”的意思不是绝对不出错,只要你能把出错的概率降低到万分之一以下就可以叫万无一失了。
★如果不是有马斯克这样的人存在,我们还以为世界只能是循规蹈矩的样子。
★「从来如此,便对吗?」凡是能用上鲁迅这句话的地方,就是能用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的地方。
★老百姓只知道证明,科学家知道证伪。
★如果事情没按照你设想的进行,那不是事情的错,而是你的错:你没测试到。
★按照航天标准,遇到坏运气,你应该责备自己:你犯了准备不充分的错误。
★只看成败,SpaceX 的生死就在一线之间;看迭代,SpaceX 一直活得挺好。
★迭代者不喜欢“正常”。正常意味着没有理由改进。正常意味着停止。正常意味着危险。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7 周日:
戴曼迪斯和科特勒把基础技术指数增长的规律总结为“6个D”,对应六个阶段 ——
第一是数字化(Digitalization)。一项技术想要实现指数增长,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数字化,也就是计算机化,得能用上计算的力量,它才能乘上摩尔定律的势,进入快车道。
第二是欺骗性(Deception)。这个技术刚刚露头的时候人们总会对它寄予厚望,产生过高的预期,结果往往发现它离应用还很遥远,大家就失望了,把它当做一个炒作起来的热点(hype)。
第三阶段是扰动(Disruption)。这个技术已经开始对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是价格很贵,应用很少。
第四是去金钱化(Demonetization)。这时候它的成本变得非常便宜,人们使用这个技术已经不再顾及成本了。
第五是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这个东西会变得非常小,平时你都看不见它。就比如说GPS,以前的定位装置非常笨拙,现在只是手机里的一个小芯片。
第六个阶段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或者说叫大众化。它变得无处不在,人人都在用。
很多古代人十几岁就结婚生子,三四十岁就已经有了第三代,然后不好意思跟子孙后代抢那么有限的资源,寿命都很短。甚至一直到二十世纪,人的寿命都是不稳定的,很多天才人物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
你得活着,才有可能去参加创造。《未来比你想的快》这本书对大幅度提升人类的寿命非常乐观,我不知道这个乐观有多可靠,但是你不可否认,至少今天的人的确比过去活得更长也更健康。
而更重要的是你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有人是这么算的,1900年的时候,一个家庭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每周 58 小时,等于每天都要从早干到晚:挑水、劈柴、洗衣服做饭 —— 而现在是每周 1.5个小时。
我以前看过一个 TED 演讲说的特别好。现在有些人主张第三世界国家不应该搞现代化,说为了保护环境应该维持原始的生活方式,演讲者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批评了这种论调。罗斯林说你知道洗衣机是干什么的吗?以前的女性洗衣服每天要从早洗到晚,现在有了洗衣机,她们才有了个人时间,才有了给孩子读书的时间!洗衣机是能给你变出书来的东西。
当然现在大多数人是把洗衣机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电视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硬条件。不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不能指望人去创新。创新是一个需要余闲的活动,你需要尝试,不惜犯错,你得有能随便浪费的时间,你才能有创新。
而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穷人靠变异”,今天的天才更容易被挖掘出来。如果一个孩子每天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帮家里干活,永远都在为温饱奔忙,根本就没时间接触数学,他有没有数学天才基因都毫无意义。
还有一种叫“转变经济(transform economy)”。以前的人花钱都是购买物品,后来很多人花钱是购买体验,而今天人们愿意花钱购买一个“转变” —— 也就是能不能通过这种体验,把我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全新的人。比如现在有个健身连锁公司叫 CrossFit,不同于传统的健身房,它给你提供一套包括饮食、课程、训练全面的健身服务。再比如像火人节,你可能希望有一番心流体验,然后来个大彻大悟……
所有这些小趋势,这些二级效应,都是对人的解放,让人和人更平等,让每个人都能投入到创新之中。
如果你想长生不老,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处于历史上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我们有比较大的把握说,未来的人会很长寿;但是我们可能正好在门槛上。
你经常听说某某研究找到了延长人类寿命的方法,但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下文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或者疗法被证明真的能把人的寿命给延长比如说十岁……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许多有希望的进展。
人能长生吗?首先你得对衰老有个正确认识。
人为什么会衰老,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科学技术的问题。民间哲学家肯定说“衰老是大自然的规律”、“熵增”之类的话。这么说并不是没道理,但是没有用。以前的人三四十岁就不行了,你也可以说那是大自然的规律,那你说大自然给人类设定的寿命到底是 40 岁、80 岁还是 120 岁呢?我想 120 岁再死,难道就违反大自然的意志吗?
现在科学家认为,衰老并不是什么“一个东西用着用着自然就会坏”,而是基因的设定。
我们的基因,故意让我们衰老死去。
这在过去可能是一个演化优势。一个动物生育了、也把下一代抚养到能独立生存了,它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它继续活着就要和下一代争夺资源,这对族群不利。自然选择与其琢磨怎么让动物活得更长,不如琢磨怎么多生几个后代。
但是现代人类的情况不同。人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生育上。只要你健康地活着,你的经验、知识、创造力都能继续为社会造福,而且你真的花不了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是富裕社会的生育率就越低,那么延长寿命、增加工作年限,在经济上也是正确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和基因战斗。基因为了确保你衰老是下了大功夫的,它搞了很多冗余的设定,它至少有九个让你衰老的机制 —— 包括端粒变短、细胞复制发生错误、干细胞不再生、垃圾蛋白质得不到有效清理、细胞之间的沟通信号失灵等等。
我们必须把这九个机制都给解决掉。这听起来非常困难,但是这场仗并不是不能打。科学家已经能轻松地让一些动物延缓衰老 —— 比如把老鼠的寿命延长 20% ,让老年老鼠不得老年病,这个可以做到。现在问题是对老鼠有效的药物,用在人身上往往效果就不明显。从老鼠到人的跨越很难,但是既然对老鼠有效,我们至少可以说看到了希望。
而且就算你不能真的长生不老,解决掉其中一两个机制,也能有效延缓衰老。科学家采用了各种方法,他们的思路可以说是奇计百出。戴曼迪斯和科特勒在《未来比你想的快》这本书中列举了当今最有希望的几种方法。
首先就是基因编辑。大肠杆菌的平均寿命是 20 天,科学家发现了它的两个会带来衰老的基因。实验中去掉其中一个基因,大肠杆菌的寿命增加了 6 天;去掉另一个基因,寿命增加了 20 天。而如果把这两个基因都去掉,大肠杆菌的寿命竟然达到了 100 天!
那我们能对人也这么操作吗?这里面有伦理道德问题。2018 年贺建奎对婴儿做基因编辑的案子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关于哪一个基因会让人衰老、哪一个基因会让人得什么病的理论研究,不是禁区。以前很多人对基因编辑嗤之以鼻,因为很多东西是很多个基因共同起作用决定的,你直接编辑一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 但现在有人认为,有将近一半的基因病,都各自只对应一个基因。那你说为了不得一个病修改一个基因到底行不行?戴曼迪斯和科特勒是鼓吹的态度,我觉得是相当棘手。
更安全更正统的方法还是用药……可是发现药效的故事有时候很不正统。
人们在复活节岛的石像下面的泥土之中找到一种化合物,后来命名为雷帕霉素(Rapamune)。一开始发现它具有抗真菌的作用,这就已经是个惊喜。后来又发现它能抑制免疫,能用在器官移植手术中防止排异反应,这就成了一种标准的药。而最近新的研究发现,雷帕霉素还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同时还具有抗衰老的作用,至少能够把老鼠的寿命延长 16%。
另一个可能的选项就是王立铭经常鼓吹的二甲双胍(Metformin)。本来这个药是治疗糖尿病用的,现在发现它还有抗氧化应激反应的作用,然后还有抗癌的效果。二甲双胍也被证明能延长老鼠的寿命,至于能不能让人长寿,现在还在研究之中。
当前最受关注的一家研究抗衰老药的公司叫 Samumed ——
它的思路是在蛋白质 wnt 信号通路上下功夫,比如说可以调节干细胞的生长。Samumed 现在同时在研发好几种药物,有些进入了临床一期、临床二期人体实验,好像都没有上市。
不过 Samumed 的几个药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希望。比如关节炎,目前公认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而 Samumed 的一个药,注射到中老年患者的膝盖中,就有明显的效果 —— 患者膝盖中长出了新的软骨!而且这个软骨不是中老年人的软骨,是青少年的软骨。Samumed 还有一种药叫 SM04554,号称能让脱发者长出新头发来。
Samumed 潜力最大的一种药是治疗癌症的。有临床实验表明,对于 80% 的癌症病人,不管是什么肿瘤,这个药都能让肿瘤停止生长。
当然现在一切都还在研究中,我们不清楚这些药有没有什么危害性,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但是你能体会到现在希望很大。
随着技术融合,传统医疗也处于大革命的前夜。一个热点是医疗诊断。现在包括谷歌和苹果在内,各大公司都在争抢医疗诊断的市场,各种带有传感器的手环、戒指、手表层出不穷。苹果 CEO 蒂姆·库克说,将来人们记住苹果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将会是在健康方面。
目标是个人可以随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家里就能做全面的体检。研究表明这是有用的,属于上游思维。
AI 的医疗应用正在接近成熟。手术机器人已经打开了市场,它们的手法和精准度比医生好很多,而且价格绝对更便宜。手术机器人是医疗界的民主化力量。
AI 也参与了药物研发。出品过 AlphaGo 的 DeepMind 公司搞了一个应用叫 AlphaFold,专门用于研究“蛋白质折叠” —— 这对计算机模拟药物很有用。
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技术的结局将会如何,但是这个各显身手的劲头,你是不是倍受鼓舞。我觉得这些研究者都有登月思维,他们的精神是不认命。
前面说的那个联合制药公司的 CEO,叫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她是个不认命的人。罗斯布拉特原本是个男的,上大学不好好学习就退学了。他作为一个背包客旅游的路上和一个做卫星的人聊天,突然找到了人生目标,回去学了商科和法学。他用法学知识,把一些通讯卫星联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提供卫星广播的公司,叫 SiriusXM,至今还是最大的卫星广播公司。
罗斯布拉特结了两次婚,生了三个孩子之后,突然不想当男的了 —— 于是做变性手术成为女性。她的大女儿得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当时并没有药物可治,罗斯布拉特立即卖掉了SiriusXM,拿着钱去寻找能够治疗传染病的药。
她找到了,而且成立了联合制药,专门生产这个药。她女儿现在还活得很好。但是药物只能维持而不能根治,要根治必须做肺移植……这才有了对基因编辑猪肺的研发。联合制药还发明了提高人体器官在移植过程中的存活率的方法。
罗斯布拉特的下一个目标是实现 3D 打印器官。她现在是美国收入最高的女 CEO 之一。她在六十岁的时候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
长生不老是个匪夷所思的目标。但你要是不认命,现在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8 周一:
我们这一代人在世界进步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有一个历史使命,那就是完成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以前一直是短缺时代,人们的思维是零和博弈、黑暗森林法则,是斗争。在我们以后,则是富足时代,讲究非零和博弈,讲究创造和连接。
我以前说过,抓住“稀缺”这两个字,你才抓住了经济学的钥匙 [1]。但是请注意,经济学可不是研究如何分配稀缺的学问 —— 分配稀缺,那是政治学的课题。你读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副标题就是“谁得到什么”。省委书记职位就只有这么多,给谁的人马?税收就只有这么多,应该中央拿大头还是地方拿大头?好大学就只有这么多,是统一按分数录取,还是各省给固定的名额?东西少,你总要有个分法。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这些都是政治问题。
经济学不研究如何分配稀缺资源 —— 经济学家的主张非常简单:让市场自动分配。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把“这个东西稀缺!”的信号发出去,设计更好的激励手段,让人过来把这个东西变得不稀缺。经济学的目的总是让原本贵的东西变便宜。所以经济学是消灭稀缺的学问。
那经济学的目的可以实现吗?世界上的稀缺都是可以解决的吗?有些稀缺,比如像“省委书记职位就只有这么多”,是永久的,解决不了。但如果是某种可以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那就可以解决。
世界的物质财富,其实是取之不竭的。理解这一点你只需要一个关键的认识:你并不能消灭一个东西,你永远只是借用东西。
比如说你渴了,买一瓶矿泉水喝掉,扔了瓶子。请问你消灭了这瓶水吗?并没有。喝下去的水经过你的体内循环之后,还要回归到大自然中 —— 你连一个氢原子都没有消灭。那个塑料瓶也没有凭空消失,它也重新加入了物质的循环。
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一直都在喝自己排出来、重新循环过的水,空间站里的水不会变少。地球并没有因为人类文明而失去任何物质。我们制造了不少垃圾,但是那些垃圾也是由同样的原子组成的东西,它们仍然在地球。
既然东西不会变少,一切稀缺就都是暂时现象。不是有没有这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用上这个东西的问题。那瓶喝完的水已经变成水蒸气了,你怎么把水蒸气再变成水呢?你需要知识和能量。
物质财富似乎不是问题。那么人呢?未来的自动化会导致大失业么?
新冠疫情现在让很多人失业了,但是 2019 年,美国的失业率可是达到了历史最低,才 4% 多一点。为什么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失业还有可能变少呢?因为人和商业都是会变的。
1790 年,全美国 90% 的人都是农民,而今天农民只占到美国总人口的 2% 不到。那原来的农民都去干什么了?先是变成了工人,后来又去了服务业,现在很多人在信息业。人是可以变的。
商业史上往往一个领域自动化之后,反而还增加了这个领域的就业。从 1990 到 2010 年,美国的 ATM 机从 10 万增加到了 40 万。ATM 机就是用来取代银行职员的,对吧?但是银行职员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有了 ATM 机之后,人们去银行办事更方便了,人们变得更愿意使用银行 —— 银行总的业务量大大增加,然后银行的数量增加了 40%。
再比如纺织业。从 19 世纪到现在,整个纺织业 98% 的工作都已经自动化,但是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动化让衣服变得更便宜,人们更愿意买衣服了,服装市场扩大的速度超过了机器取代人的速度。
过去因为阅读像公司合同之类的司法文件非常费劲,各个律师事务所都雇用了一些做助手性质工作的律师,专门负责读文件。几年前 AI 阅读这些文件的效率和准确度都大大超过了人工,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写文章预测很多律师会因此失业……而现在看来律师并没有失业。那些文件变得容易阅读之后,人们发现文件更有用了,相应的工作反而增加了。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麦肯锡的报告表明,包括中国在内,互联网每杀死一个职位,就会制造 2.6 个新的职位。
新职位要求新的技能,这些新技能往往涉及到跟 AI 配合,就好像纺织工人要学会操作纺织机器一样。这并不容易,老一代工人会有黏性,但是别忘了教育本身也在改变。未来的技能培训将会越来越人性化,而且技术也会越来越容易 —— 而不是越来越难操作。
有个读者留言,说他是在顺丰实习的大学生,每天忙于快递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新东西,问我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看法。结合今天说的这些实例来看,快递是很有前途的行业。快递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好像是最快的,越来越需要人和技术的结合。将来无人机和机器人大量加入快递工作,快递会变得更方便和更便宜,我们可以预期快递的业务量会比现在还要大得多。无人机和机器人再厉害也需要有人照料、监测和时不时的操控,结果可能跟银行、纺织和律师一样,快递业需要更多的人。
前提是你得学会操纵机器,而不是做机器做的事。对有心人来说时间是充分的。是,未来无人驾驶流行,大多数司机会被淘汰 —— 但是请注意,现在的评估是这个过程需要 25 年。司机如果想转型,完全来得及。
就在 2018 年,美国有 670 万个工作找不到人来做。美国每年收那么多技术移民都不够用。包括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你别看很多传统行业裁人,高科技行业始终在招人。特别是既懂技术又善于跟人打交道,能灵活而又认真负责地把一件事做好的“通才”,永远都供不应求。
说了这么多潜能和机会,你现在是不是对未来很乐观。但是未来也有隐忧。
东西和能源都不值钱,真正宝贵的是人和知识。人类的知识,有一个重大隐忧。
还记得前面说的吗?雷帕霉素是一种神奇的化合物,有可能让人长寿,但是它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的,而是人们在复活节岛的石像下面的泥土之中找到的。大自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化,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物种,而绝大多数动植物和细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透彻地研究过的。你说不清有个什么物种就能在未来教给我们一个关键知识。一切生命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现在的局面是大量的物种已经被我们人类给灭绝了,更多的物种即将被灭绝。如果我们保持现在的发展方式不变,到本世纪末,50% 的大型哺乳动物会灭绝。海洋里的珊瑚礁提供了这个世界 25% 的生物多样性,而到 2050 年,90% 的珊瑚礁将会消失。到 2100 年,所有海洋生物的 50% 会消失。
未来的人不愁吃穿不怕没东西用,但是他们面对的有可能是一个更贫瘠、更无趣的地球。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地方。
未来人的价值观会跟我们非常不一样。他们不会觉得生存问题、什么吃肉、自动驾驶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一定会更加在意知识。我们别把地球生物的知识给抹掉。所以“可再生”“生物多样性”这些并不是空洞的口号,等你解决了基本生活,你会觉得这是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咱们中国人爱说一句话叫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 —— 但是你发展得有方向才行,除了需要技术,你还需要思想。
只要一个技术趋势成了人们的共识,它就是一个聚焦点。研发、投资、人才和应用就都会往这个方向走,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圈。你会担心过热吗?你想独辟蹊径吗?先进圈再说。你得跟人、跟技术、跟资本连接上才谈得上别的。股票市场大体均衡但是技术的趋势可以长期存在,我敢说比如未来二十年内,凡是“机器学习”专业的人才,都能找到好职位。
这就是热点、趋势和融合。《未来比你想的快》这本书至此就全给你讲完了。此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融合:好东西跟好东西要往一起聚集。你要没进圈你得着急才行,你得想办法跟人连接上才行。
真实世界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你有时候会从这个角度、有时候会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思考,你每次会得到方向不一样的判断。正因为世界没有一个简单的规律,我们每天坐在这里谈论它、才不会厌倦 —— 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世界就是绝对杂乱无章的,更不是说一切观察、思考和判断都没有意义。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想法挖掘越来越贵……》这篇文章中所有的结论,包括摩尔定律和新药研发越来越贵、高能粒子加速器越来越不值得、科技进步对生活的改变变慢了,都没有被《未来比你想的快》这本书给推翻。前者说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规律,后者说的是未来十年相对于过去十年的变化。
比如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四十岁提高到七八十岁好像很容易就做到了,但是从七八十岁要想提高到 110 到 120 岁,目前没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希望。有汽车和没有汽车,对社会生活的差别是巨大的;但是从汽车到电动汽车,那影响就小得多。《未来比你想的快》这本书说的是因为好多项加速技术现在都渐渐成熟了,未来会有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个跟过去增长速度变慢并不矛盾。
这里面还有一个内在的不对称性。预测一个旧的东西快不行了,你很容易预测对。比如我们看广州恒大队这几年球员构成有点老化了,你判断说如果继续依靠这些球员恐怕是不行的,我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预测一个新的东西能行,就不容易预测对。比如有个球探说别担心!恒大青年队里有五个 19 岁的球员,他们很有潜力,将来不但能挑大梁而且还是超级巨星!那我就不太敢相信。
每一个老球员 —— 不管是不是球星 —— 都注定老去,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青年球员能成为球星。他可能意志力不坚定、他可能受伤、他可能挣点钱就不好好踢了,而别人还可能 23 岁甚至 25 岁才爆发。新事物的变数太多了。你容易猜测这个旧技术快不行了,但是你很难猜测哪个新技术能行。
时间尺度上的不确定性加上新旧事物的不对称性,使得未来很难预测。Mp3 取代 CD,数字相机取代胶片相机,智能手机取代普通手机,流媒体取代 DVD ,我们现在看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必然:自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出现的那一天开始,这一切就都已经注定了。那难道说当初的索尼、柯达、爱立信、Blockbuster 这些公司都是愚蠢透顶的吗?几乎每一个传统公司倒下之前,都有过一次收购后来成了明星的新兴公司的机会,他们为什么都错过了呢?根本原因就是这个不确定和不对称:他们既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哪个新公司将来一定火。
再进一步,就算你明确知道了未来技术进步的路线图,你也不一定能准确判断这个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果机器人+3D打印技术成为制造业的主力,中国制造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我给你讲一段历史。1976 年,中美关系正在变好,中国以“农业机械学会”的名义向美国派出了一个 15 人的代表团,考察美国农业 [1]。当时中国还在搞“农业学大寨”,全国上下对农业的情绪是比较乐观的,相信人定胜天,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定能把农业搞好,最起码养活自己没问题。
哪知道到美国一看,考察组心态就崩了。当时美国农业早就已经实现了全面机械化,5% 的农业人口养活全国人还不算,还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可以出口。在一个华人的农场里,他一个人就种了 1600 亩地。一个养鸡户,“父子三人总共两个半劳动力”,一年养五批,总共100 万只鸡。而且机械化还不仅仅是靠美国地方大可以粗犷生产:在所有的农作物上,美国机械种植出来的亩产,都远远高于中国农民手工精耕细作出来的亩产。中国养猪的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可是猪肉的产量反而比美国少。美国是既做到了机械化,又做到了精耕细作,这纯粹是科技的胜利。
考察组回国之后马上写报告,说我国“靠七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应该尽快改变”。考察组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建议:“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而中国 1979 年开始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恰恰是跟农业机械化正好相反的方向。每家就那么一小块地,用机械根本不值得。事实上中国一直到现在,也不敢搞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也不敢让那么多农民放弃土地,也没搞成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农业。一直到今天,搞了这么多年的农业科技进步之后,中国粮食种植的成本仍然明显高于美国 [2]。
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上来了,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一个英明的政策。那如果当初不把地分了,也像美国一样搞农业机械化,让绝大多数农民都变成工人,我们会更好吗?我们有那么多做工人的位置吗?又或者说,中国还有必要搞自己的农业吗?这是你不好回答的问题。
所以说躬身入局真是难啊!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29 周二:
每一个新事物都有利有弊,但我们考虑未来一定得注意,这只是提供了多一种可能性,一种可选项,而不是一个要求。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交给 AI 助理,但不是应该这么做,更不是必须这么做。
一个新技术要想流行开来,肯定是给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多的限制。AI 助理替我们做选择,是为了把我们从日常琐碎的选择中解放出来,去思考你更感兴趣的事情。心理学家证明,做选择,是一个消耗脑力的活动。
扎克伯格为了不琢磨穿什么衣服就干脆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王安石跟谁吃饭都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AI 助理可以让他们既不用琢磨吃穿,又能在吃穿方面有一定的水平。事实上这样的服务已经有了。有个公司提供“订阅”衣服服务:你把自己的尺码告诉他们,回答几个测试题让他们大致了解你的喜好,然后就不用管了。他们每个月给你寄一套服装。这些服装未必你都喜欢,但是肯定能体现当前的流行水平。
情感和人文关怀的强烈和淡漠跟技术的关系不算大。你读《红楼梦》也好,或者看《权力的游戏》《唐顿庄园》这些电视剧也好,一定会注意到,过去那些所谓“贵族”的情感,比我们现代人要细腻得多。他们非常注意说话的措辞,很善于照顾别人的感受,一点点事情都要考虑细致。他们习惯于用比较微妙的方式表达一个意思,而对方也都能领会。我们看古代诗词描写的情感比现代人也丰富和精妙得多。
这一方面的确是“闲”出来的,但也是“惯”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多、关系复杂,每种情感表达出来有人回应,情感才会越来越丰富和细致。反过来说如果关系简单,每天大部分时候是跟物品打交道、甚至都不怎么跟人接触,那就没什么情感。
以前技术一直在减少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都是让人越来越多地跟机器接触。这一代人的情感好像不如上一代人丰富。但是未来 AI 会不会增加人与人的接触,未来的工作会不会更多的是跟人而不是跟机器打交道,甚至 AI 能不能给人提供一些情感反馈,现在好像很难说。
以前博弈论专家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在《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有个说法,说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没有自身的利益:是国家里的每个人有各自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对一部分人有好处,对一部分人没好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大约也可以说“人类”的生存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意义 —— 至少你很难说人类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有各自的意义。
而每个人生存的意义不可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境遇、知识和价值观不一样,每个人都在人生之中寻找和发现自己的意义。 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本书里有个精彩的论述,把人生的意义分成了三种类型 ——
第一种是“工具”。我活着是为了挣钱,我活着是为了把孩子养大,我活着是为了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些都是把自己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第二种是“启示”。像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和友谊,这些东西你要说只是某种工具,似乎说不过去。这些联系除了能让我们快乐之外,还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它们是体验,这些体验给我们揭示了比如说“爱”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学到了东西,见识了更高级的意义。
第三种是“组合”。为啥要读书呢?为啥要旅行呢?除了让你快乐、让你学到什么东西之外,这些活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作为你人生的一部分,让你的人生更加完整 —— 把你变成了一个更完善的、更好的人。没有这些活动,你的人生就缺少了什么东西,就好像一个小孩没发育完全一样。
要这么说的话人生的意义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为了做成什么,也可以是为了体验什么,也可以是为了成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有好几个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克龙曼有一个洞见特别好 —— 所有这些意义都是通过跟我们本身之外的什么东西的关系带来的。
要这么说的话人生的意义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为了做成什么,也可以是为了体验什么,也可以是为了成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有好几个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克龙曼有一个洞见特别好 —— 所有这些意义都是通过跟我们本身之外的什么东西的关系带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从外部的东西上寻找自身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来自个人之外、超越个人的某个东西 —— 这正是我们专栏常说的“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这也符合阿德勒说的烦恼来自人际关系,幸福来自贡献感。如果你认同这些,我们可以评估,科技进步对实现人生意义是好还是不好。
我曾经看过美国某个山区里的一个废弃了的、活跃于十九世纪的银矿。矿道里也有铁轨之类的机械化设施,但主要还是靠人力。导游介绍说,当时一个矿工只能在矿上干三年,因为三年就会因为得了肺尘病而失去劳动能力,然后大部分人都会在四十岁之前死去。他们的收入还不错,也都有妻儿,但是按我们今天的标准看,他们都是给资本家卖命的纯劳动力,甚至可以说就是消耗品:他们的人生简直没意义。
而像这样的工作居然能招到足够的人,只能说明当时绝大多数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想想,当时中国呢?可能日子更苦。生命很短暂,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奔忙,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以前的日子很充实,但那很可能是大脑的认知偏误,我们容易记住的场景不是当时的典型场景。以前的日子是节奏比现在慢,但并不是更有意义。
几年前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有本书叫《理性乐观派》,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个过去的、田园牧歌式的场景:美国某个地方,木头房子里,父亲正在大声朗读《圣经》,母亲为一家人准备好了牛肉炖洋葱,二姐照顾小弟弟,大儿子从瓦缸里舀水,大姐在喂马。没有工业污染、没有交通堵塞、所有事物都是纯天然的,窗外鸟语花香……而殊不知,第一,这不是过去典型人家的生活,这是全村条件最好的一家。第二,这一家表面的平静之下暗藏灾祸:父亲得了支气管炎 53 岁就会死,宝宝哭个不停是因为得了天花,二姐即将嫁给一个酒鬼丈夫并且成为那个人的奴隶,大儿子舀出来的水直接来自河里根本不干净,大姐即将死于难产,那时候的食物除了牛肉也没什么别的,全家基本没进过城也没有任何娱乐项目……所有这一切不幸,才是以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科技是把人解放出来的力量,人解放出来了,才能去追求基本生存之外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学习能力,所以都能学习 —— 但是学习了如何学习,能让我们更聪明、更高效地学习……不过对咱们精英日课的读者来说,了解学习方法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对大脑非常好奇。大脑是如何学习的,这件事儿本身就很有意思。
迪昂这本新书的特色恰恰是学习的底层原理。他结合了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告诉我们有关学习的最新研究进展。他提出了四个学习原则,这些原则我们早就知道了 —— 但是了解了底层原理,你就会更加坚定、也会更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
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学习专家。要理解学习,你必须了解大脑。
大脑是一台神奇的学习机器。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大脑的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也叫 Neuroplasticity),大脑非常……皮实。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头部中弹,导致全身瘫痪并且彻底失明,但他的语言天赋却完全不受影响,七岁就会好几种语言,还出版了自己的小说,还自己画了插图!他根本没见过“山”是什么样子,但是他能想象出来。
这是什么样的学习能力。迪昂列举了很多这样的案例。一个从十一岁起双目失明的孩子长大后成了著名数学家,而且研究的是代数几何:你不用眼睛看能做几何题吗?一个被切除了大脑的整个左半球的孩子可以创作出非常厉害的绘画。一群从小被扔进孤儿院与世隔绝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和正常人一样……你说作为家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有时候大脑因为一个小小的损伤,就会失去重要的学习功能。有好几个人在创伤后发现自己不会阅读了,对眼前的文字怎么看都不认识,然后不管多么努力地训练,阅读速度都比不上一个幼儿园小孩。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怎么才能把大脑用好。好消息是我们的大脑都差不多,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书中的知识适用于每一个人。咱们先强调一个最关键的原理:有些知识是天生的。
这个道理我们讲爱德华·威尔逊《创造的起源》的时候说过 [1],叫做“先备学习(prepared learning)”。科学家的最新认识是大脑不是白板,小孩刚出生,就已经预装了很多知识。对光线和声音怎么反应,关注语言,害怕危险的东西,这些事儿不用专门学,都已经写在基因里了,天生就会。
但是不能什么知识都预装。首先装不下,人的 DNA 全部的信息、包括把各种冗余都算上,只有750M,相当于一张老式 CD 的大小,真存不了太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把大部分知识留到出生以后学习是更好的策略,因为你不可能事先完全知道到时候能用上哪些知识。我们讲戴维·威尔逊《生命视角》的时候说过这个先天和后天的道理 [2],这个策略能让我们最灵活地适应新环境。
连最简单的线虫都有学习能力:它能适应环境变化,它能记住各种线索去找到营养丰富的地方,并且在路上避开有它不喜欢的气味的地点。
人就更擅长学习了。相对于需要学习的知识而言,我们大脑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我们有最大的学习潜能,学习对我们的影响也最大,不同的人因为学习而产生的差距也最大。能在青少年时期用十几年的时间专门受教育,这是现代人的特权。这种系统性的教育让你的短期记忆力比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高出一倍。你每多受一年教育,平均智商就能提高几分。学习不但是你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关键手段,而且能把你变成不一样的人。
但不管怎么学,都别忘了我们也是一种生物。先天预装知识和后天学习相配合这个机制,对我们非常重要。
迪昂这本书中有个逻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许可以叫做“反向仿生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有感于传统算法做人工智能不行,转向人脑学习,这才搞出了神经网络算法 [3]。现在神经网络有个更时髦的名称叫“机器学习”,是一切 AI 基础。计算机科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各种策略和方法,其中也是不断地在借鉴人脑,他们非常关注脑科学的进展。可以说 AI 是对大脑的仿生学。
但是教学相长,脑科学家也非常关心 AI 算法的进展,也从 AI 中悟出来了很多道理。有时候计算机科学家独立发明一个能提高机器学习效率的新方法,结果脑科学家一看好像人脑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反向仿生学。
这个道理是大脑也是一个神经网络。有时候你和一个跟自己相似的东西对照,更能看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大脑的一些基本学习原理跟 AI 相同,高级的原理比 AI 高得多,这一讲咱们先说相同点。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2025.04.30 周三:
1.模型
所谓学习,迪昂说,本质上就是训练我们大脑内部的模型。
我们专栏讲过太多关于模型的知识了,模型是真实世界在你头脑里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不可能完全再现真实世界,但它应该包含真实世界最关键的特征,它能用于解释、甚至预测真实世界。大脑和 AI 都是神经元的网络,所以模型无非都是神经元的连接结构和连接强度,可以用一系列参数表示。学习就是训练模型,就是通过和真实世界互动,用数据的反馈来调整那些参数。
2.分层
神经网络模型是分层的。比如学语言,不管是小孩学说话还是 AI 学语音识别,最底层都是识别音节,是简单的声音。往上一层是字词,再往上是语法,帮你连成句子,再往上一层是意思……每一层有每一层的规律。在机器学习领域,分层是一个重大进步,分层的神经网络就叫“深度学习”网络。
3.监督学习
怎么训练模型的参数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随时提供有效的反馈。
比如你练习射击。你打了一枪,一看靶子,发现你瞄得太往上了,子弹偏离了靶心 5 厘米。这就是两个关键的反馈信息,一个是偏离的程度,一个是偏离的方向。那么下一枪你就根据这两个信息调整,稍微往下瞄一点。如果第二枪的结果是向下偏离靶心 2 厘米,那你就以更小的幅度再往上调整一点。
在机器学习领域,这叫做“有监督式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神经网络每做一个动作都会收到这么好的反馈:既知道差了多少也知道差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下一步就明确知道该怎么对参数进行微调。当然学习射击比较容易因为只有几个参数,复杂的学习需要调整的参数就太多了,要有极多的训练数据,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反馈,是学习的关键。
4.“任意的震动”
机器学习中,有时候你通过一系列反馈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最优解,但是你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全局的最优解。你只搜索了一个局部,也许别处还有更好的东西你没发现。计算机科学家的办法是故意给学习加入一些随机的变化,就好像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一样,也许就能收获惊喜。
大脑学习也应该这样。你得博览群书开卷有益积极探索,时不时跳跃到别的地方看看。我们专栏讲过“任意的震动” [4],混乱能带来惊喜。
5.无监督学习
有老师手把手地教,每一步都给反馈当然好,那要是没有老师怎么办呢?也许更好。当初 DeepMind 公司出的 AlphaGo 和 AlphaZero,都不是跟围棋教练学的下棋,它们使用的是“无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算法。
无监督学习只有一个外部反馈,那就是最终这盘棋你是赢了还是输了。中间哪一步你走的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你。
那这棋怎么学呢?你必须自己给自己提供反馈。无监督学习算法会分出两个角色来,一个是批评者(critic),一个是行动者(actor)。批评者的任务是根据以往的对局经验,随时评估当前局面的胜率大小。比如你的地盘很大,它就能感觉到你取胜的概率大。行动者则是根据批评者的评估意见试探下一步走法:如果批评者说走这里胜率会降低,行动者就换个地方……
我们大脑有时候也是这样学习的。小孩学走路,大人并没有告诉他每一步腿迈的对不对 —— 他自己摔倒过几次就有经验了,知道走成什么姿势容易摔倒,然后就会避免走那个姿势。
6.抓住本质
机器学习的模型是不是参数越多越好呢?不是。参数太多会让你陷入“过度拟合” [5]:就好像上数学课,你学解题学的是套路的一般性,而不是那些例题里特殊的细节。你既要善于学习,也要善于忽略,才能抓住本质。
7.内在知识
我们讲过机器学习的“卷积算法” [6],一下子就把计算机图形识别的能力提高到了实用水平。卷积算法的关键是它并不是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看图:它已经对所有的图形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够识别一些最基本的图案,比如线条、圆圈、斑点等等。新的图形在它眼中都是已知图案的组合。它善于运用自己的“内在知识”。
大脑的学习也是如此。你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学什么东西,你总是把新知识看做旧知识的组合。我们出生之前,基因就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识别声音和光线,所以接下来的语音和人脸识别都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的,所以才学的那么快那么自然。
通过审视机器,我们也能审视自己的学习。你的基础知识学扎实了吗?你是把失败当做反馈还是把反馈都当做失败呢?你做事的时候内心有个“批评者”吗?你的批评者会影响你的情绪吗?你喜欢新东西吗?
……这么一对比,大多数人的学习态度远远不如机器。
贝叶斯方法讲究“观点随着事实发生改变”,那这个观点是从哪来的呢?是你自己假设出来的。面对一件事情,大脑会假设几个规则,然后通过观察去验证哪个规则成立的可能性更大。
比如你在聚会上遇到一个人叫小王,你发现他不怎么说话。小王是什么情况?你提出了几个假设:他性格比较内向,他是个哑巴,或者他不会说中国话。然后你观察他,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好像听懂了,那就应该弱化“他不会中文”这个假设。
婴儿就是这么学习的。我们专栏多次提到过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叫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她经常鼓吹婴儿都是科学家,是贝叶斯方法专家 [3]。孩子们猜测规则,验证规则,就掌握了规则。
迪昂认为,人脑的学习过程是下面这三步 ——
第一,使用思想语言创造各种假设的规则;
第二,在实践中验证这些假设,找到最可能的规则;
第三,用这个规则去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人脑学习得那么快。你要认同他这个理论,那人脑可就太厉害了。迪昂据此有一个惊人的推断 ——
每个人一出生,其实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知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用思想语言自行推导所有的假设,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猜测,剩下的只不过是调整那些猜测的可信概率而已。
这就如同把头脑健全的你穿越到一个外星球,那里的办事规则和地球完全不同,但是你知道一点:那里的人办事也是有规律的 —— 没规律我们就谈不上学习了。而就凭这一点,你就等于知道了那个世界的全部。你可以假设各种各样的规则,再一个个去验证,把可能性低的假设排除掉。
所以学习的本质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你已经都会了,你要做的只是验证……
小孩刚出生就比成年人有更多的神经元。此后连接越来越多,到两岁,神经元总数达到成人的两倍,有密密麻麻的连接。随着后天的学习,某些连接会得到加强,不用的则会被修剪掉。
最粗略地说,神经元连接存在,那个先验知识就存在。连接的加强和修剪就是用贝叶斯方法修改概率。连接加强的规律是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两个神经元越是经常一起被激活,它们之间的连接就越强。“强”表现在传递信号速度更快精确度更高。如果一个连接特别强,其中神经元的轴突会变粗,轴突外面会包上一层髓鞘,髓鞘能起到一个绝缘保护的作用,就好像用胶布包上导线,能增强里面的电信号。
专注力(concentration)是使用注意力(attention)的能力。而注意力是对信息的选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大量的信息,而大脑处理能力有限,所以必须有选择地接收。这表现在各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深度不一样。
有的信息到达感官 —— 比如听觉、视觉、触觉 —— 就打住了。引起你充分注意的信息,才能从感官形成概念,再由概念形成解读,一直进入到前额叶皮质之中。前额叶皮质中有大量的神经元能够更长时间地被激发,信息深入到这里你才能记住和学到。
所以注意力是学习的必要条件。大脑一共有三种注意力系统,分别决定了你“什么时候注意”,“注意什么”和“如何注意”。
1.刺激越激烈学得越快
能被外界信号引起注意,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动物本能。你不但要机警,还得机敏。你在丛林里散步,走着走着突然有一只老虎大叫一声蹦出来了,那你肯定会立即忽略其他一切想法而专门注意这个威胁……否则你就会被演化淘汰。
报警信号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注意。这个机制是警报一拉响,大脑马上就会释放大量的神经调节质,比如多巴胺、血清素之类,它们会让你立即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调动很多个长距离的神经元连接,把信号迅速传递到整个大脑皮质之中。用老鼠做实验,如果提供一个声音信号的同时还提供神经调节质,老鼠就会更容易学会和分辨这个信号。
现在关键的知识点来了,请注意!——
这种强烈的刺激,能提高大脑皮质的可塑性 —— 包括对成年大脑也是这样。我们大脑皮质里总是有两个过程在同时进行。一个是激发,让神经元变得活跃;一个是抑制,让神经元变得不活跃。强烈的刺激,不但提高了激发,而且还“抑制”了那个抑制过程,这就可以暂时开启皮质的可塑性,那一刻的大脑就好像重返青春一样。我理解现在有些研究使用药物甚至电刺激大脑的方法试图重开可塑性,就是这个原理。
但是你明白了这个原理,其实不需要那些“硬”刺激。迪昂说如果你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东西有强烈的兴趣和热情,你学习的时候产生强烈的兴奋情绪,那你的大脑就会更活跃,可塑性就会提高,你就会学得更好。
注意什么,是我们主动把注意力转向的能力。你去参加一个聚会,房间里有很多人在说话,你能精确地选择听谁说话。同一幅画,有的人看色彩,有的人看线条,有的人看风格,而有的人看笔法和技术。如果不是突然的刺激,每个大脑接收到的都是主动选择的东西。
专注力意味着你可以选择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也意味着你不看什么就忽略了什么。有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看不见的大猩猩(invisible gorilla)”,现在已经被重复验证了很多次,受试者每次都感到很震惊。
你要看一段录像,内容是两个队伍在打篮球。你的任务是数清楚穿白色球衣的那支队伍的总传球次数。这是一个简单任务,只要注意力集中就行 —— 结果受试者的注意力都非常集中……以至于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大猩猩从球场上大摇大摆地穿过。
有的研究扫描受试者眼球,发现有好几次,受试者的眼睛正好对准了那个大猩猩,但是他们视而不见。所以真正的看是用大脑去看,而不仅仅是用眼睛。你的注意力要是没到位,这件事对你就相当于不存在。
学习,得会看门道才行。同样是学单词,你要是只注重字形整体就很难学会,你要是注意其中的字母组合规律,就更容易学会发音的规则。
这么说的话教学必须管理好注意力。老师必须随时引导学生的注意力才行。
高水平的学习者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所谓“如何注意”,靠的是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executive control system)”。这是大脑最高级的功能,由额叶皮质主导,作用是督导大脑的活动。
比如你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23×8。大脑会让你先算 3×8=24,然后把 24 这个数字在“工作记忆”中暂存起来,然后算 2×8=16,因为是十位,要变成160,然后你再把刚才暂存的 24 拿过来,算出 160+24=184。
整个过程中,你的注意力在不断地移动,有时候在 8 上,有时候在 3 上,有时候在 160 上。这个移动,就是执行控制系统的作用。要用电脑强行打个比方的话,执行控制系统就好像是 CPU 和内存的联合工作,它能确保你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操作,能发现你的错误,还能随时调整计划。
执行控制系统每次只能做一个任务,所以一心多用是不可能的。执行控制系统的强弱体现在你的工作记忆能暂存多少个东西,你能同时用多少个东西思考,你的执行速度快不快,你能不能坚决有效地完成一个高水平逻辑项目,所以执行控制系统跟智商密切相关。工作记忆就好像内存一样,我以前听到一个说法认为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工作记忆只能容纳 4 个东西,而受过多年教育的人的工作记忆可以容纳 7 个东西。迪昂提到的一个研究说人每接受一年正规教育,智商提高1到5分。
所以执行控制系统是可以练的,但是它首先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专注的自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自己做该做的事,一个是抑制住自己,不去做不该做的事。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是这样的。对一岁以下的儿童,研究者一开始总是把一个玩具藏在 A 地点,然后孩子就记住了这个地点,每次都去 A 处找玩具。后来研究者改为每次都把玩具藏在 B 地点,但是他每次找玩具仍然会先去 A 地点,这是为啥呢?
以前人们曾经以为这是因为孩子缺乏对物体位置的判断力,后来发现不是。从孩子的眼神之中,研究者能看出来,孩子其实已经知道玩具现在在 B 地点了,但是他还是要先去一下 A 地点 —— 因为他已经养成去 A 地点的习惯了!他的大脑里有一个去 A 地点找玩具的冲动,他必须抑制住这个冲动,才能不去 A 点直接去 B 地点。
但是不到一岁的孩子还不会抑制自己的冲动。事实上这个执行控制系统是人类特有的系统,也是人成长最慢的能力,是一直到 20 岁才长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青春期少年能机敏地对信号发生反应、能够把电子游戏打得很好、能理解现在应该注意什么东西,但是很难长时间专注于做一件事。
那怎么练习专注力呢?迪昂认为打游戏是个好办法。当然练习一门乐器也是个好办法。比如每天练练弹琴,你必须控制好身体、思想和手,耐着性子执行固定的流程,这个可以提高专注力。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