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31-丁立的五月读书笔记

五月份的知识账本

1.人开始变好的第一步，别太把其他人当回事儿。

过得好的人，要么是在事业上有特别突出的成就，要么是在自我世界里精神自洽。最难受的就是那些太在意他人看法、太在乎自己面子的女生，把能量都消耗在让自己内耗的事情上。你以为你在别人眼里很飒，其实你做的都是无用功，你让自己太累了。

将“不要脸”贯彻到底

权钱色，谁都想要，得到的人开心，这是人性，没得到的人失望，这也是人性。你做成了一件事，获得了名声、利益、金钱，那么，必然有失败的人失去了这些东西。他们说你点小话，捅你点小刀，理所应当，受着呗。不要妄图改变每个人的想法，不要妄图在每一件事上都能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不同人的不同心眼和心思，特别是那些负面的心眼和心思，影响到自己。

不必浪费过多精力去向诋毁你的人解释自己。如果别人说你几句难听的话，就能影响到你的状态，那你长久而言还能干成什么呢？聪明的人，只会为事情、为真正的自己人花精力，对其他人从不费心。甚至还会自私一点，对他们丝毫不予理会，将“不要脸”贯彻到底。

太想做好人，反而难做好事

要顺着人性做事，逆着人性做人。很多人在职场上和人沟通的时候，往往太想做好人，太想坚持风骨，眼里容不得沙子，反而是在逆着人性成事。有的时候，多顺着人性做一些小安排，哪怕做一两次“演员”。我有所贪，你手上有我的把柄，信任反而容易建立。这个时候建立信任比彰显风骨更重要。

就像《资治通鉴》里讲到的，秦王嬴政攻打楚国时，去请求老将王翦出征。没想到王翦不仅向秦王要了六十万兵，还要良田、要美宅，而且要了不止一处，都在单子上列得清清楚楚。甚至带兵出征后，又五次派人回去跟秦王要田地财物。有人就说他贪财贪得太过了。

王翦说，不是我贪财，而是我了解秦王，他内心凶狠而多疑善变，我如果不表现得贪恋，那不是让秦王怀疑我吗？正是这种对人性深刻洞察的通达，王翦得到了善终。

独立思考，不要非黑即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有不同的能量层级。我们要走合适的人生道路，不需要跟他人在同一维度上攀比、较劲，比到最后就只能随大流。希望所有人都相信，你可以不符合任何人的期待，你永远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可以放弃一切伤害你的人，远离一切让你内耗的关系，你要意识到“我可以过与众不同的生活”。

所以选择怎么样的生活要从自己出发，做自己的选择，给自己答案。其次需要避开两个常见误区：第一点，生活不能复杂，过简单生活。如果你生活很复杂、信息很庞杂，人越容易空谈，是非越容易混淆。哪怕你是受过高等教育，你先看谁的文章，先看哪篇文章，都能影响你对一个问题的看法。第二点，不要二元思维，非黑即白，特别是在社会舆论如此容易走极端的情况下。你扪心自问，有没有被误导过？用你的脑子想想，是不是真的像舆论说的那样。

你在职场中，也会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如果你仅从他们说这些话的角度出发，被他们的逻辑带进去，你会觉得很有道理。但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成为一个顶尖的成事者，你一定要有跳出框架、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有丰富的个人生活，能够享受自己，要有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有独立思考、自由精神、欣赏美的能力，才能不随大流，战略笃定。

启发来源：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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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人想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其实关键并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五个字：“精神不受力”。

什么叫精神不受力？就是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有很强的屏蔽力，即使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不太容易难受，依然能投入到积极的生活中，从一点点的小细节中获得成就感。这是一种保护自己能量的方式。每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要把能量花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人生要有，不搭理一切的底气。

（1）不搭理他人的评价。

有句话说：“恨人有，笑人无。”这个现象现在还大范围内存在。大家都喜欢好名声，但是，我有了好名声，一定有人受着不好的名声，或名声不如我。相形之下他就会不开心。如上所述，你做成了一件事，获得了名声利益，那么，必然有失败的人失去了这些东西。他们说你点小话，捅你点小刀，理所应当，受着呗。

我们保持要好名声的心，但同时要理解、善待黑你的人，毕竟，人通常很少会建设性地理解其他人的成就。别天天想着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成年人很难被改变，因为塑造一个人的不是眼前这一两句忠告，而是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环境。

尊重“人是不同的”的事实，不要妄图改变每个人的想法，不要妄图在每一件事上都能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不同人的不同心眼和心思，特别是那些负面的心眼和心思，影响到自己。

所以，我认为最顶级的教养就是从不拆穿别人的虚伪、贪婪、狭隘，选择不搭理，默默地远离就好。

（2）不搭理他人的动机。

在职场上，适当的“冷漠”可以隔绝大部分的情绪干扰，而且能专注地快速成事。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团队、核心的合作伙伴，不要太去想彼此做事的行为动机。不一定要把工作伙伴处得太亲密无间，不必都成百分之百的亲人，有点距离挺好的，能共事就好。

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成员，跟我一起工作了很久，久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起摸爬滚打十年以上。坦率地讲，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性取向，完全没见过他的太太，或者说没见过他的合伙人，但这些完全不影响我对他的信任，以及我们在工作中的配合。

也劝各位，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并不取决你对别人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手上筹码的多少。夯实自己的硬实力，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是解决一切问题最直接的手段。

（3）不搭理他人的成就。

我们每个人，能够达到自己的天花板，就不是件容易事。更多的人，没有达到自己的天花板，却羡慕嫉妒恨别人的远方。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而且每个人擅长的天赋也不一样，你去吃别人的苦，不一定能比别人做得好。作为一个想要做出成绩的人，你要守住自己的志向和野心，吃自己的苦，不必羡慕别人。

不要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不要去羡慕自己没有去做的事，不要去羡慕自己不在的状态。成功的捷径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踏踏实实，才能战胜自己。

所以，工作最好选择你喜欢做的和擅长做的，不要去搭理别人在做什么，哪怕你喜欢做的和擅长做的是码字、洗菜或者锄草。毕竟在现世里，工作往往占据你大部分的有效时间，如果你不是真正地喜欢，生命容易无趣。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能量和野心都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把自己磨练到内心强大，才能应对世事万千。

启发来源：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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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虚无感总会来袭。所以有人选择勤奋，用勤奋来避免思考和感受，人只要始终身在事中，就不容易有其他的想法。也有人选择人群，用闲聊、聚会来避免独处，人只要身在人群之中，就不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坐下来和虚无感谈一谈。

闲云野鹤不是真的“不劳心”，而是修正自己。闲云飘着，野鹤飞着，就是人很少的意思。孤独带来强烈的反思，处在边缘，不理俗事，创造了修德的基础，不热闹不折腾，还真的挺劳心，陶渊明种个地差点饿死自己，他求心中“桃花源”。

其实产生虚无感并不容易，需要在风里雨里真正走一趟，才可能停下来思考，并且把这种思考上升为哲思。毫无疑问，虚无感触碰了部分世界的本质。包括“虚无”这个词，它源自道家，被视为“道”的本体，道就是虚无，因此无处不在，包容万物，仔细想去找寻时，又似乎毫无痕迹。所以，认识到世界的虚无、生活的荒谬，这是一个人认真生活，深入思考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为此庆祝一下，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抵达了某种人生境界而产生的必然感受。

不论何时，我们总是刚好明白当下应该明白的东西。

如果承认虚无感必然出现，会在成人世界里的任何一个阶段反复出现，那么就有可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现实存在接受下来。它不是故障，不是失败，不是疾病，不是异常，和伴随人生的生老病死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一旦接受这一点，痛苦的程度就能下降很多。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去维修自己，成就自己，治愈自己，校准自己，努力回到某种所谓正常的状态，去追求它的反面——充实的人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追求，反而使得自己陷入更深的虚无感中去。

现在我对于虚无感是这么想的：我们自尘土中而来，最终又复归尘土，看起来中间这一段无论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注定的结果。这的确是个事实，而且的确算得上是一种洞见。但是对于自己而言，这个过程的两头都由不得自己，所以真正值得考虑的是中间这一段，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一段里做点什么。而且，也正因为我们做了一点什么，使得我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使得我们从中获得了快乐和幸福，哪怕总是非常短暂。

无数生命来了又走，但也都在中间这一段闪耀过片刻的火花。可以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片死寂，但是每当有生命前来，就会在这黑暗死寂的背景下放出一瞬间的光芒。正因为这一瞬间的光芒，以及无数个瞬间光芒的总和，使得这个世界持续保持明亮，竟然远远不断地展示出生机和希望。虚无感是逃无可逃的，也就不用去想如何驱散，如何解除。真正值得考虑的是如何闪耀，在可以闪耀的那一段时间里。

任何一份工作上升到哲学意义上来讨论，都没有多少意义，任何一种生活也同样如此。但我们可以选择把目光聚焦在行动本身，在感受到虚无感来袭之后，人还是可以复归工作，复归生活，选择让自己闪亮起来，得到生命中的光。我清楚地知道，一切努力终将回归虚无，但我在意的就是现在这一刻，在意我此刻完全投入其中，除此之外，再也无法找寻生命的其他意义。

你如何对待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又是如何对待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你能否做到全然接受？对待那些可以去改变的事情，你能否做到全力以赴？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生命的意义就在你每时每刻的态度当中。带着痛苦，去创作、去珍惜、去爱、去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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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中那些令我们感到不适的场景，都是一场场针对内心神经网络的训练。

一颗未经训练的心，就是一大团浑浑噩噩，一切都靠本能驱使。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渴了就要饮。至于说吃了什么，什么滋味，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为什么饿得那么快，都一概不予考虑。事前没有觉察，事后没有反思。包括焦虑和恐惧在内的一些心理状态，肯定也有起始、发展、极盛、衰败、消失等全过程。但人们通常都是在不适感发展到极盛阶段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其中太久。既然如此，不免要问上一句：你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在刚开始出现一点苗头的时候及时觉察？

因为心没有受过训练，它只是感受，只是发作，却不去观察。如果心中刚刚出现一个细微的念头，它刚刚开始拨弄自己的情绪，警觉的内心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盯着它，看它想干什么，那么它就很难继续发作下去。但是想要从零开始培养这种警觉并不容易，因为以前就从未有过这种习惯，也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生活中那些过于强烈和明显的不适场景，反倒很适合拿来作为观察练习。

如果我已经感觉到焦虑了，那么首先我会确认自己正处于焦虑状态。确认之后，我不去感受焦虑带来的感觉，而是观察它带来了哪些不愉快的感受。感到心慌，那就记下一条：心慌。感到脆弱，那就记下一条：脆弱。总之，就像是在做物理或者化学实验，拿着记录本去记录现象，而不是单纯去感受。这时候由于自己从当事者变成了观察者，心态上也会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仅仅是去感受，那么只能发现结果。如果是去观察，那么可以发现起因、变化过程和结果。

当一种情绪你能观察到它的升起和消失，观察到它的前后变化，那么它就不再是不可知的。于是，你就不会妄想它不会升起，同时也坚信它必然消失。于是，中间这一段的感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它只不过是过程中必然伴生的起伏变化而已。情绪总是来来去去，而你始终是你。

这就是针对心的训练，让它去主动观察情绪波动，让它去主动记录情绪波动，但别让它只是去感受情绪本身。如果心只会专注于感受，那么难受是无边无际的。如果心学会了专注于观察，难受依然还是会难受，但是此时难受会变成一种可以控制和可以接受的难受。这就像是打针，当你在注射室门口排队的时候，内心是最煎熬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几时打，打进去是什么滋味，所以恐惧和痛苦的感受在不断地折磨着你。可是，当医生把针头插入你的皮肤的那一瞬间，当你看到针头隐没在了你皮下，你依然觉得疼痛，但是这时候的疼痛非常具体，而且你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几秒钟以后这一切都会结束，于是那点疼痛也就不算什么了。相比之下，在门口排队等待的那一段时间才是最为痛苦的。

当然，训练方法总是简单的，而维持心的警觉却很困难。稍微放松疏忽一点，心就又回到了老路上去。因此，对心的训练是一件终生需要进行的事，而且我可以保证一点，它同样也是熟能生巧的事。对于处理所有的负面情绪，同样还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对心的训练来解决。坚持得越久，个人蜕变也就越大。

最难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怎么把那个问题嵌入到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更大「愿景（vision）」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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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通人的生活里有太多不需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修行断舍离不够，而是大家在试图体会什么是拥有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如此稀少，每次又如此强烈而美好，自然让人欲罢不能。同时，每日的生活又是如此地不确定，拥有恒常不变的物体能让人产生安全感。如何解决匮乏感和安全感，如何在消费主义之外找到其他安心的法门，这才是对治的方案。

你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后面都附着了你的某个念头，你的某个欲望，还可能是你的某个目的。你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件事物，也是如此，你不会平白无故要招揽些事情来麻烦自己，背后一定也有什么目的，什么愿望。

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你内心对外的投射。你的心是乱的，那么你的生活也是乱的。你的心是忙碌的，那么你的日常就会体现出仓促，你的生活自然也就体现出焦躁。正如上班的时候家里很乱，退休之后能改善很多一样，区别在于心的状态。所以，需要正视和改变的是你的心，而不是学习一套掌控、干预外界人事物的方法论。你对待外界的行为方式，就是你对待内心的方式；心没有改变，外界的一切就不会产生改变。

我们总是会把内心的问题投射给外界，把本该需要自我理解跟自我和解的内在问题，当作是需要去干预的外在问题。要知道，我们活成今天这个样子，过成今天这样样子，都有许多现实的无奈和个人的苦衷，我们不能回避和自己面对面谈一谈的机会。

你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完全是你对自己的看法的复制。假如你认定自己是个可怜的受害者，那么在你眼中，到处都是潜在的加害者。其结果是，你将在生活中【显化】更多的受害经历。

首先你需要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做，然后才是从中看出不合理和荒谬的所在，最后才是自我觉醒，产生改变的内在动力。每一个人都在受到自己的执念的折磨，但你得首先意识到执念的存在，而且诚实地回想起一开始它是你自己找来的解忧之药。

而现在的你则意识到，这个曾经的解药不过是在用一种执念来治疗另一种执念，用一种麻烦来克服另一种麻烦。能够意识到解药的无效，这算是一个良好开端，这说明你开始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真实的内心。只有转身向内，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发生；只有直面内心的痛苦才会带来治愈。

世间最能妨碍你的，最能折磨你的，唯有你自己的执念。你永远活在对立的执念里，自然会感到恐慌不安；你背着所有的执念，自然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真正的现实从来不是好和坏那么简单，它会呈现一系列可能和一系列选择，它没那么好也不会有那么坏，也很少如同当初担忧的那样。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总是在相对的二元概念里打转，你能打碎的对立概念越多，你就越是安稳笃定；不要被任何看似真实的执念绑架，你能放下的执念越多，你就越能感到自由和解放。

你每放下一个执念、每打破一个对立概念，认知就会增加一点，智慧就会增加一点，对自己的认知也会深入一点。哪怕眼下的境况没有改观，你所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宽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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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化论：建立在大量错误之上的正确。

我们看到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神奇，不管是蝙蝠、变色龙，还是响尾蛇，它们设计之精巧，用“鬼斧神工、天造地设”来形容都不够，或者说，这个物种“怎么就那么正确”呢？

这个“正确”其实是建立在大量错误的基础之上的。每个物种的种群里都有很多的个体，每个个体的性状是不一样的。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不同性状的个体的适应度也是不一样的。

自然选择的算法很简单：让那些跟环境不匹配的个体丧失繁殖机会。一代又一代不停淘汰，这些物种就消失了，后来的人根本没机会看到这些错误的个体。反而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物种的正确的形态和性状，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只不过是通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淘汰，最终保留下来的一个“正确答案”。

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显然就越看越正确，越看越觉得这个设计是如此之精巧。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不见“万骨”，只看见了“一将功成”，这就是进化论的法则。

“进化论”依据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算法：底层中立——不偏不倚，没有任何感情倾向；潜在的无头脑——简单到白痴都能够领会和执行；一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进化”是由自然选择这个极简的算法导致的一个看上去很正确的结果，而这个正确的结果把所有的巨量错误都给涂白了。而无论是“认知周期”、“认知迭代”，其实都是“认知进化”。任何一个“认知”都包含着错误：

首先，依据自然选择一样的简单算法，验证是对的就留下，验证是错的就扔掉，“认知”同样遵守优胜劣汰的法则，优者胜，劣者汰；然后，留下来的胜者，接下来还要接受第二关的挑战：胜出的，只是暂时留下来的认知，其中的一部分还会被淘汰；最后，这个过程不断执行下去，你的认知就不断进化。

把我们从自然选择给的局限视角中解放出来，从一个更高的水平观察和体验这个世界。

正确的进入下一轮，错误的到此为止。很多人的认知之所以一辈子被滞留在一个阶段，是因为他不再犯错误了。或者在某个阶段之后，他再也没有犯过“算得上错误”的错误——就是有简单明确、铁面无私、可以衡量验证的算法作为淘汰机制的错误。

只有把错误的东西过滤掉，才能让正确的东西往前走。认知进化的过程就是犯错的过程；认知退化或者停滞就是不犯错误；那些根本“算不上错误”的，跟算法没有正面接触的认知，意味着你滞留在这个地方了。

要提高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的认知发生进化，就得犯错误，犯有价值的错误、正确的错误、带特定算法，可以验证真伪的错误。怕就怕你没有算法，没有淘汰机制，没有正确和错误。最可悲的是，我们一直在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连错误都算不上。

认知就是将错误不断沉底，最终表现为一个正确答案，而这个正确答案下面是无数的错误。

物种进化到今天，已经筛掉了无数所谓“错误”的物种，而要进化出一个正确的认知，背后也要有无数的错误作为代价。但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值得称之为错误，“正确的错误”，就是有明确、简单又有效的算法作为淘汰和过滤标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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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态演化思维能帮你应对不确定、模糊、矛盾和变化的事件。

你不必因为情况模糊而焦虑，不必因为信息冲突而僵住 —— 你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先试一试再说。我认为生态演化思维是一种更轻松的生命方式。举重若轻，不抓细节简直就是一种福报！咱不内耗，不较劲，动作轻盈感觉灵敏，一切顺势而为。总的来说，生态演化的整体论思维心法可以归纳为四条 ——

第一，从外向内看。不要钻细节，要看输入输出、看属性，然后设定边界。不必在乎内部是怎么实现的，你只要输出效果就好。你关心的是系统能不能满足外部目标。

第二，试错。达到效果的办法是试错。是发现而不是设计。多做实验搞试点，试得多总有一个是对的。好的就复制推广；不行就停掉。

第三，重视反馈。搞整体论操作必须对系统的反馈极其敏感。要关注全局氛围，比如市场的情绪、用户的体验、团队的状态、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这些信号中找到趋势和应对之道。

第四，以存活为底线。整体论的视角中没有“理论上对”的东西，只有“实际中活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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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假设有一副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的国际象棋棋盘。在这副棋盘上各个棋子开始粉墨登场。有白的，也有黑的，就像真正游戏中的棋子一样。它们向棋盘中间聚集，在棋盘的不同区域结成不同的联盟。

现在假想每一个棋子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情感、认知、记忆，或是感觉。有些棋子是积极的：比如幸福、快乐、愉悦的情感，以及美好的记忆，这些都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而另一些棋子则代表了你的痛苦、害怕，以及失败。也许你正被沮丧困扰，或者被诊断患了焦虑症。看看在这些情形下集合在一起的负面想法和感觉是不是也组成了一个团队，但是这只团队和积极的团队非常不一样。

现在假想各个棋子开始战斗。这是一场漫长而又血腥的战争，棋子被砍杀和撞击的碎片散落在你周围。战争持续了许多年，黑子在和白子的搏斗中似乎稍占上风，而白子誓死回击，尽力不要被对手压倒。它们必须战斗下去，因为从“团队”的角度来看，对方的存在就是对自己性命的威胁。

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都在经历这种“心理内战”。想要时刻都赢得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该如何离开战场。事实上，那些“把自己第一时间带入战场”的想法不过是个幻象而已。你一直以来的行为举止都好像表明自己喜欢的情绪和感知的团队必须要赢得象棋比赛一样。那么只有在白子代表自己，黑子不代表自己时这样想才有意义。在这样的心态下，你就必须战斗到底了，因为正是对手直接威胁到了你的存亡。

如果“我是个坏人”这句话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话，那么“我是个好人”这句话就被打败了，反之亦然。因此，你就无法选择远离或是放弃战斗，这是面临死亡的选择。所以战争必须继续，而你必须获胜，因为你已经跳到白棋皇后的背上，任命她全权代表你，她（也就是你）可承担不起退出战争的后果。

但假设没有任何一方棋子能代表你呢？要是真如想象的这样，那么你又是谁呢？你不可能是下象棋的人，因为下棋的人仍然是想要在战争中获胜的人，想要战胜另一方棋子的人。这只是和所有棋子相关的一部分比喻。如果你不是任何棋子——如果你能做你自己，对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那么你又是谁呢？

假设你是进行比赛的棋盘，情形又会怎样呢？想想看。这样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并不局限于自己的痛苦，而是有意识地去承载痛苦，情形又会如何？这对你而言将意味着什么？

从棋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就和观察的自我搭上了线。从棋盘的层面而言，棋子占据着棋盘，在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比赛。从“棋盘的层面”而言，它能做到的事情只有两件：（1）容纳这些棋子（所有的）；（2）在棋盘移动时也带着它们一起移动。

为了能移动某些棋子，你必须要从自己是谁（人类对这些情感反应的有意识的感知，也就是，从棋盘的层面）的角度转变到自己不是谁（只辨明特定的情感、想法或是记忆，而不是其他的东西）的角度。换句话说，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幻象而已。

在你刚开始注意自己思维和身体中出现的想法和感觉时，你会不时地发现，自己不是在观察思维，而是跟着思维漂浮。在你发现自己陷入某个想法中随之漂浮时，只需要观察一下发生了什么，然后慢慢地将自己带回到观察者的位置上来。

如果思维中对错与否的想法依旧在你耳边絮絮叨叨的话，那么也要对出现这些念头心存感激，要对其加以关注，并且温和地放开思维所投射出的感觉。不要试着去相信这样的感觉，不然你的思维又会出现絮絮叨叨、争论辩解、阐述解释等状况了。

除了无意识地跟着思维漂浮，你还需要立刻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思维会产生判断。你很容易就会被自己的思维机器给限制住。判断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并不重要，也不在于判断的内容是否正确，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某个判断中而无法自拔。不要让自己的思维翻涌不息，也不要想着用思维来对其作出判断。要时刻提醒自己，即便你观察到了那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本身也不只是你所观察到的那样，它也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判断中时，温和地关注自己思维所产生的判断，对思维代表你所作出的努力心怀感激，然后一直做这个练习，重复这个过程一直到感觉到，自己作为“有意识的观察者”和“思维投射的念头”之间的不同为止，不要只是从相信或是不相信的角度出发。如果你迷失在自己的想法中，请慢慢地回到练习中来。

在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一直以来困扰你的负面情绪。也许你非常郁闷，尽力想让自己不再陷入强迫性的负面思考中，而当你和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想法发生联系时，可能就会陷入其中。你也许会认为自己负面的想法和情绪是眼下唯一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练习就是要让你接触这些情绪，进而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看到，所谓的当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一个从此刻到下一刻的持续进程。当你陷入突发焦虑的恐慌时，或是陷入负面思考的陷阱中时，肯定就表明你又在此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就请你再次温和地留意到，自己当下是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并且正在尽量以开放的心态去感受与思考这些想法和感觉。不要和这些感受争辩，或是驱逐这些感受。

上述这个练习被称作“正念”，正念就是在体验发生的当下认知解离，不执着，抱有接纳心态，不下结论，尽力去感受。它涵盖了我们所谈到的方方面面。

正念并不是要你将自己从思维的负面部分转移开来。实际上，正念和转移注意力就是互相对立的。如果心里觉得“只要自己能够集中注意力，就不会再感受到痛苦”，那么这又是思维机器对你的影响了。这样的方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策略，结果就是将你又带回到自己试图逃避的痛苦中。不要试图通过正念的方法来逃避自己的焦虑，或是压力，或是沮丧。如果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就关注它，并继续前进。

承认自己正在和满脑子这样的情绪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正念心态就是对“你是否愿意接受本来的我？”这个问题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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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随着自我观察的深入，你会注意到，你自己追寻的那些感受都有其固有的评价。在这些情感、想法和身体感受出现时，你的思维自动地对其加以评判。比如，当你感觉到身体很舒服时，你可能会想到“不错”。当你在时间练习中滑向遥远的将来时，你可能会觉得“糟糕”。

当评价的念头清晰时，很容易就能捕捉到。但当其含蓄时，就比较困难了。如果还和其他的感受交织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被忽略掉。下面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要教你如何去捕捉隐含的评价，这样你就能放弃这些念头，解离这些评价的融合。

心理学家们指出，评价只会出现在一些有限的范围之内。好-坏和强-弱是两种最主要的对立形式。在这个练习中，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对眼下的一切集中注意力即可。留意一下你自己的评价，就自己评价的本质标注出好或坏、强或弱的程度。

在你关注自己体验的时候，看看自己是不是非评价式地关注。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在暗暗地评价，留意一下评价的本质，不管什么念头出现，都标注出好、坏和强、弱，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放松对这个评价的执着。

比如，假设你有“我很焦虑”这样的念头，你可能会不带任何评价地注意到这个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好。不用做什么，接着观察。但是，你也可能留意到，在自己想法的背后，隐隐觉得这个感觉是坏的或是过于强烈的。如果你察觉到了这个隐含的评价（坏的、强烈的），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放开这个评价。如果你能从评价中认知解离，你会发现你的评价变成了（很弱，既不好也不坏）。

现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就留意一下自己的体验，在隐含的评价出现时追溯其踪迹，指出对其描述的状态（好、坏和强、弱）。在练习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你有没有注意到，随着思绪从一个念头跳动到另一个念头，你的评价也在移动？你是否能够挖掘出那些平常你可能忽略的、高频出现的隐含评价呢？你是不是能放开这些评价呢？

上述这种进行正念的实践就是要以缓和以及接纳的方式随时接触自己的体验。正念很难，倒不是因为其本身有何难度，而是因为其难以把握。我们总是不断地陷入到思维的预测和评价的陷阱中。而且，生活也是复杂多变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随着事情越来越复杂，我们会很容易失去方向。你也可以只专注自己体验的某一方面，但这样做最终会导致自己在现实体验中的宽度和广度受到严重限制。

人们常常会忍不住把正念的练习当成是放松和分散注意力。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觉得放松，很好；如果你觉得紧张，也没什么。但重点绝不是去放松，重点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要有意识，而不是逃避或融合。

正念的技巧并不是比其他的方法更“正确”的方法，练习只是帮助你增加心理上的灵活性，让你不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能有多一些的选择。许多研究表明，增加心理上的灵活性对那些承受悲伤，因而拿起这本书来自助的人们大有裨益。

还有人会觉得自己感觉糟得没法进行练习，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感觉糟得没法练习这回事。当你真的投入练习时，就一定会出现负面的体验，但这些仅仅是需要留意的另一些体验罢了。这不是问题，而是机遇。这并不是说要你固执地面对不可能做到的情形。如果出现了必须要治疗的背痛，那就应该去治疗。自己固执地不加以意识是陷入了另一种陷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清自己是不是把痛苦当成了逃避的借口，如果你发现这正是你对待痛苦的方式，那么你也就能学会如何用新的方法来应对痛苦。

正念难以把握的一部分原因是其具有目的性，因此会产生评价，但是专注的整个目的是能使自己从评价中认知解离。最好的办法就是认定，眼下的这些体验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需要在当下做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自己即可。如果出现了评价，就对其进行观察，但不要相信或是不相信这个评价。如果你真把思维对自己进步的评价当回事的话，就是融合进了思维产生的语言故事中。陷入到评价自己擅长或是不擅长专注这样的念头中，恰恰就是让思维机器再次控制了你。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噪声和活动的世界里，你永远也去除不了所有的干扰。在这里，要保持注意力，一方面，不要太陷进这些活动里，另一方面则是，当自己陷入其中时观察自己。

允许自己更专注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知、想法和感觉，在正念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状况：愤怒，沮丧，焦虑，自卑——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涌上心头。你只需要看着它们出现和消失，等它们出现的时候，温和对待，就像是感激地看着来看望自己的孩子，拍着他的头一样。要温和，并且不要去判断（即便对自己的判断也是）。注意这些感觉，但不要执着于此。只是留意这些感觉即可。这不是考试，不过是生活而已。

如果你能完全活在当下，不带任何评判，不逃避自己的感受（想法，感觉，情绪，身体感知），那么你已经大大拥有了采取必要行动的自由。如果你愿意面对自己的情绪、感觉、想法或是回忆，而不是想要对其加以控制，那么控制的打算就被破坏了，这个打算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也就无法影响到你。这些副作用是完全可以预见的。首先，你会因为自己的内在原因而输了战争。你想摆脱这些内在原因，却摆脱不了。不想输掉战争，却不战而败。其次，你无法灵活而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一个人如何适应和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限制至关重要，我们在生活中通过行动、爱和痛苦理解意义。发现一个能让人忍受任何情境且可以继续坚持的理由，并希望借此使个人的生活更充实且能证明个人的存在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接纳和积极的心态，就是要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要对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无条件的接受，要对自己当下的全部感受说是。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坚定生命无条件存在意义的信念，都能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如果你知道需要接纳的一切是为了让自己朝着真正想实现的生活目标前进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合适的时机，去通过行动，通过爱，最终通过苦难赋予生命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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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我们审视外部事物时，并不会将其和自身联系起来。假设你正走在大街上，你注意到一堆讨厌的垃圾。通常情况下，你不会认为这就是表明自己是个糟糕的人的标志。但假如你注意到的不是一堆垃圾，而是自我厌恶的感觉，那么你可能就会和这样的感觉融合在一起，认为这感觉就表明自己是个糟糕的人。但是，正如你现在了解的那样，这样的感觉对你并不能做出任何定义，就像你注意到的那堆垃圾一样。这个思维练习就是用二者之间的不同来帮助你学习更积极地与痛苦事件共处下去。

• 如果这个目标有形状，那么会是什么形状？
• 如果这个目标有尺寸，那么会是多长？
• 如果这个目标有颜色，那么会是什么颜色？
• 如果这个目标有力量，会有多大的力量？
• 如果这个目标有重量，会有多重？
• 如果这个目标有速度，会有多快？
• 如果这个目标有表面的纹理结构，那么摸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 如果这个目标还有其内部结构，那么里面会是什么样的？
• 如果这个目标还能装水，那么容量是多少？

现在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勾勒出整个物体的画面，看看自己是不是能放弃和这么一个有着具体尺寸、形状、颜色、力量、重量、速度、表面纹理、内部结构和容量的物体之间的抗争。试着去积极地、全身心地感受它，不加任何抗拒，在其中沉浸一会儿。

现在，看看还有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负面反应来干扰自己去积极体验这个物体的本来面目。这些不愉快的反应包括诸如不喜欢、害怕、评判，甚至希望它消失等感觉。闭上眼睛，看看是不是还有像这样的反应在你的脑海中隆隆作响。

在我们对痛苦和逃避的事件加以形象化之后，通常我们会更加愿意拥抱它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注意到，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注意到，在你放开对目标的抗争时，当你最后一次回头瞥一眼目标时，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会变得更淡、重量更轻，或是体积更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逃避的力量更多地来源于思维想象中的不利内容和我们自身不积极的心态，而不是来源于事物本身。你在脑海中唤起了某些灾难化想象，并由此产生出了难过的身体感觉、感情、想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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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当下面对这些令自己挣扎的东西时，在面对造成自己痛苦的处境时，你应当关注自己身体的反应，确定自己的感觉和情绪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产生，注意情感的特性以及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审视你的身体，留意自己产生感觉的其他部位，注意到这些部位之后，在心理上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些感觉，而不带抵触或是控制的想法。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就是活在当下和保持积极，没有别的目标。这并不是什么可以让糟糕感觉减弱或消失的秘密方法，而且，就算是你的感觉有所改变的话，也不要陷入自己的想法中。

在你感受的同时环顾四周，看看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如果周围有人的话，关注他们。如果有物体或是建筑物，或是植物或是树木什么的，关注它们。不要指望在关注的过程中可以减弱对抗的情绪，重点是增加自己的体验——除了这些情感之外，生活仍然在继续。

聚焦错觉：就是因为我们的思考是聚焦在这一点，所以我们就会高估这一点。我们没看到别的地方。这个道理是思想只要一聚焦，重要性马上就放大。卡尼曼对此说过一句格言式的警句：“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跟你正在想它时所认为的一样重要。”

聚焦错觉对患者的影响：病人一开始的时候总是高估将来手术之后的这个状况带来的生活不便，低估自己将来正常生活的能力。这使得很多病人无法接受要做手术这个现实。比如像结肠造口、双乳切除和前列腺切除这样的手术，如果你让病人就这么想象，他肯定觉得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他会只想像将来被这个状况影响下的生活，他想不到自己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其实生活中大部分元素根本不受那个状况的影响！其实做好手术之后，患者的情绪总是会慢慢变好。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其实你只要能随时考虑到影响一个局面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你就能避免陷入聚焦错觉。改变一个因素，也许对局面的影响很小。改变了这个因素，也许别的因素不会跟着一起变好，也许还会导致别的因素变坏。也许别的因素想变坏就变坏想变好就变好，你根本控制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多用几个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模型考虑问题。你应该故意把视角拉开，把考虑的范围变大一点，尽量看看别的因素。

留意自己产生了什么想法。关注这些想法的方式就像关注天上的流云一样，不要让这些想法出现或是消失，不要和这些想法争辩。不要相信它们，也不要跟随它们，只是关注就好，就像留意到背景声音里传来的收音机声音一样。感谢自己的思维为你产生了这些想法。

留意将你推向过去或是未来的思维推力。但是看一看自己可不可以和这些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想法一起停留在当下。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看时间，那么放开自己对时间的关注。

留意这个思维推力的作用。如果你感觉到了离开或是逃避，或是游离的推力，那么就只是去感受这个力量——积极地，并且全身心地。

制造点乐子。在这样的情形下做点什么（什么都行）。讲个笑话；嗯，吃点东西；跳一跳；玩玩智力游戏。比如，当周围有人的时候，留意一下谁的发型最糟糕？在这样的情形中什么最让你感兴趣？要当心！这并不是分散注意力。除了要继续在情绪中挣扎之外，重点是要注意到，还有许多机会去做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在你和这些目标接触的过程中拓宽自己能做的事情的范围。

如果你确实大胆的话，看看自己的思维告诉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考虑偏要多做一下这样的事情（只有你愿意时才行）。如果你现在很焦虑，你的思维告诉你如果太焦虑的话会看起来很蠢，那么就做点蠢事情。把帽子翻过来戴，把眼镜戴在后脑勺上，问问过路的人现在是几月。如果你的思维说你有可能晕倒在地上的话，那么就故意地躺在地上，看看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对身体倾向的反应，会是什么感觉。

留意你在此刻是观察的自我，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在体验的过程中随时使用这样的感觉（不要用这样的感觉来游离或是逃避）。

综上所述，要留意你的思维通过逃避的方式想要来“保护”你的每个细微的方面。打破任何形式的逃避，放开逃避。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练习积极地活在当下，没有任何控制。这并不是什么调节内心的新方法、神秘方法，就只是积极地活在当下，仅此而已。

现在就开始实践吧。带上所有的技巧，来帮助自己去除想法和情感的融合，或者接纳这些想法和情感，或是和观察的自我接触。感受当下所感受的一切，全身心地、不带任何抵抗地。首先要设定好限制。

• 注意你周围都有什么，欣赏你眼下的环境。
• 不要逃避。
• 关注自己的想法，但只是任由它们来来去去。不要追随这些想法。
• 留意将自己带到过去或未来的推力，然后留意自己现在正在当下。
• 不要抗争。
• 关注想要行动或是逃避的推力。除了关注以外，不要对这个推力采取任何行动。
• 留意自己正在关注的所有事情。
• 坚持自己的承诺：活在当下，绝不逃避。

你可以重复体验那些让你不适的场景，直到自己感觉到可以对这个体验多敞开一点心胸，接纳它本来的面目为止。这倒不是说你要做到痛苦消失为止，并不是那样。只要能为自己所有的想法、感觉、冲动、身体感受和记忆留出空间即可。欢迎它们都进入你的心房，将它们全部吸入。

你可以无限期地继续练习这个过程，生活本身就会给你提供许多飞跃的机会。当我们开始说是的时候，感觉是多么奇妙，生活就好像向我们展开了恰当的挑战：总是比我们希望的要稍微多一点，要早一点，但却可以接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人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大脑控制的，而大脑是一台硬件设备，虽然是活的、可以改变，但真正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刻苦的锻炼。大脑就好像肌肉一样，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四肢力量很弱的人突然顿悟了、就能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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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假想你正在驾驶一辆叫作“你的人生”的公车。和其他的公车一样，在前进的途中会不断上来乘客。在这个例子中，你的乘客就是你的记忆、身体感觉、习惯性的情绪、程式化的想法、经历所产生的冲动，等等。车上已经搭乘了一些你喜欢的乘客：个头矮小、和蔼的老太太，你希望她们坐在前排，靠近你。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乘客：粗鲁、吓人的帮派成员，你希望他们能尽快赶乘别的公车。

他们表明了你为之抗争的心理痛苦的特点。很有可能你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来想要让某些乘客下车，改变他们的外貌，或是让他们不那么显眼。如果你正承受着严重的焦虑、难受的冲动或是悲伤的痛苦等感觉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想要让公车停下来，强迫那些你不喜欢的乘客下车。

但是请注意，要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车，在同这些挣扎抗争的时候，你得让自己的生活暂停。而且，很有可能的是，这些不受欢迎的乘客并不会因为你的抗争就下车。他们有自己的打算；再者，时间也是一去不复返的。某段痛苦的经历一旦上了车，就会永久地留在车上。除非做脑切除手术，不然这个乘客是不会离开的。

在我们知道这些乘客就是不会离开之后，作为最后采取的办法，我们通常都会关注他们的外貌和特征。如果我们有什么负面的念头，我们就会想着要对其粉饰一番，这里换个词，那里搞点细微差别。但我们还是自己经历的产物。当我们和车上的乘客争辩或是想要改变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强化他们。就好像遇到一个歹徒，强迫他穿上西服领带，好让他看起来没那么吓人一样。至少，在记忆中，这个歹徒还是以其本来的面目存在的，就算他穿上了昂贵的西装领带，你还是知道他本质没变。

典型的情况是，当我们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就会和车上的这些乘客讨价还价。我们想要让最吓人的乘客蜷缩在车后座的位置上，希望至少不用常常看见他们。也许我们还可以假装他们都全部消失了。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承认车上还有吓人的乘客。我们逃避，我们使用控制策略，我们否定。

你可能使用了许多方法来掩藏自己的焦虑、抑郁，或是低自尊，让这些想法和感觉都缩在后座上。但这么做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你搭上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让这些不受欢迎的乘客远离视线，你提出了这样难过的交换条件：如果他们愿意缩在后面，不要让你看到，那么你会驾车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比如，为了让自己的社交焦虑症转移到车子的后座，你可能会在感觉到会受到别人评价和恐惧的场景中逃避人群；当出现和他人交往的机会时，你要么拒绝，要么在社交中采取防御和三心二意的姿态。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不要让这个吓人的乘客——社交焦虑症抬起他丑陋的脸。

就算这一招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点效果，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你驾车驶向乘客要求的方向时，你已经失去了对这辆“你的人生”的公车的控制。但是，你有可能摆脱心魔，拥抱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不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

在做到这一承诺之前，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我们走了一些远路。我们专注于想要找出让乘客离开的办法，或是让他们看起来不一样，又或是和他们讨价还价，让他们的特征不那么明显。接着我们不再逃避，而是学会了接纳。不再相信或是不信，学会了认知解离和正念。不再对未来恐惧或是对过去忧愁，我们学会了如何活在当下。不再做思维告诉我们的自己，而是学会关注超验的“虚无”的自我、一个无法言传的自我，持续存在的自我。

你能做到吗？每时每刻都重复接纳的过程，不带抵触，不加掩饰，顺势而动，既不顺从这些思维上的絮叨，也不抗拒这些絮叨，只是关注即可。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些练习，你一定更了解该如何舒服地与车上的乘客相处——和他们保持区别，然而愿意搭乘他们，充满活力，关注当下。你已经学会不与这些乘客做私底下的交易，不然车子的控制权会落入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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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读历史，读历史中的人物故事，也是人们在困难当中的精神力量之源。我们中国人不信教，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活的人的生命力，历史上的人的生命力你是可以接受过来的。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可能经历或大或小的危机，而借着历史中活的生命力，我们也许能从危机之后可怕的中空感中恢复，在边缘、沉寂、孤立的个人状态中，恢复过来。

为什么只有在失去的痛苦之中才能体会到爱？因为爱的源泉就在于失去的体验。出生意味着失去母亲，离开母亲的身体，出生的过程就是失去一切，失去一切的瞬间便是爱之伊始。我将爱定义为失去的黑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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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痛苦的境地让我们直面“生活的真相”。这是一种与我们曾经的精神支柱断绝关系的自由，说到底，所谓的支柱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建构，以为我们周边的人际关系和归属关系是一种最终的责任或所得的幻想。这份自由让我们不得不为了继续生存或重生而做出选择。可能的选择有哪些？对存在感缺失的人而言，无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都有两条极端的路可以选择：崇高和绝望。

选择在面对痛苦时向前一步或者后退一步，都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我们无法彻底拒绝痛苦，却能选择是否在痛苦中过度沉迷。

很多事情只能通过忍，还有时间慢慢处理。如果你都不敢面对现实，修心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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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自我存在祛魅：我们沉迷于找到自己是谁，在寻找的过程中将自己囿于某种感受、某段关系、某个物品，这种行为却会反过来让自己有更重的负担。我们给外界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学着给自己做减法。

缺乏安全感的人，会渴望控制周围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生活。但悖论的是，你越控制，就越缺乏安全感，这是个负向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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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唐答记者问：

答：我生死观形成的过程可能跟多数人差别有点大。因为我学医，见证了好多生老病死；然后我又写小说，写小说一定要触及人性；我又很爱读历史，历史里也有好多生死和人性。在人性里你会看到好多所谓的苦。虽然众生皆苦，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你能有不二之心，苦就会少很多。

具体来说，不要总设想另外一种状态会比你现在的状态好。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有让你舒服的，也有让你不舒服的。这是我对生的看法。

我对死看的相对淡，但是我怕疼。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死的过程别那么纠结狰狞。肉体痛苦是真切的不舒服。人不能跟药物、跟化学去争，争不过的。常识是，就是有生就有死，有花开就有花落。不可能只有生没有死，只有光明没有黑暗。这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

海明威说，When it is written，it is gone.写完感觉，原来固体的小两百斤的大老太太，变成了一种液体或一种气体萦绕身边，虽然你不见得像她固体时候那样，你知道哪去找她，知道怎么能抓住她。但她还是一种很强的存在，一种粘稠的、坚固的存在。直到今天还是觉得老妈还在，在各种物件上，各个角落里。写完书我就释然了。人类有些亲密关系就是会长期存在，无论什么形式，接受就好了。

问：去世之后，有些做法是把这个人的东西烧掉。悲伤几日，投入自己生活的洪流之中，所有怀念都埋在心里。您写书、做展、做酒、写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纾解方式。您觉得这些做法给您带来了什么变化？

答：之前我也觉得应该克制，把一些久久不散的念头赶走。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不去刻意忘记，跟一些情感、一些思念共存，难道绝对是不好吗？共生也是一种存在。你不一定非要到清明节才想起他们，他们其实也没有走多远，只是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换了一种形式看着你，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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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一，“知其荣，守其辱”，别人夸你，你不在意，别人骂你，你不上心。不在意他人的评价，就没有人能伤害到你。

第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各有命，你帮不了别人太多。所以，千万不要害怕拒绝别人，否则你会有很多不必要的负累。做到“不要脸”，才能一身轻。

第三，“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别听老板给你画大饼，大胆跟老板谈利益。你心里要清楚，现在努力付出，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如果没有，那你就没必要付出太多心血。先谈钱，再谈感情，切勿为他人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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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1 周四：

积极参与是为了让学习进入更深的脑区：不但要进入海马体，而且要到达前额叶皮质，想得越深越能记住。课堂学习中调动更多的“感”，提高参与度，是个好办法。

关键在于“度”。

咱们举个例子，编程。你扔给学生一台计算机、打开一个编程界面，告诉学生自己探索，他的确能摸索出来一点门道。但是那个会很浅。

学生可能一开始觉得很好玩，迅速学会了几个简单的语句，能编几个小程序，但是仅此而已。如果老师不给一个指引，学生就找不到继续深入学习的方向。

现在有个说法说“00后”这一代年轻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接触电脑和手机，所以对数字技术玩的非常溜 —— 迪昂说，这其实是一个迷思。他们玩的是很熟练，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学习，他们玩的都是一些肤浅的应用，他们的计算机水平并不高，他们并不真的理解计算机。

这么说的话，让孩子自己摸索学习，就如同指望猴子拿打字机打出莎士比亚作品一样。生物演化没有方向，学习得有方向。学习需要有个引导，不然学生很容易就会陷入困惑止步不前。

科学学习的“积极”，是认知上的积极，而不是行为上的积极。

老师又是演节目又是弄教具教得挺热闹，但是如果学生在认知上没有感受到新知识的刺激，或者感觉这个刺激太强了跟不上，那再热闹也没用。反过来说哪怕自己默默地阅读一本书，外表没什么动作内心却是惊涛骇浪，那也是认知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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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都有好奇心。为了寻找食物和异性伴侣，每个动物都有离开舒适区出去探索新信息的冲动。脑科学告诉我们，好奇心直接和多巴胺联系在一起。你每次去冒险、去旅行、参与一个新活动、有个新发现，大脑都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这些多巴胺会加深你的神经元连接强度，以至于你连事情发生时候周围无关的细节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而且多巴胺还不仅仅是在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才出来，好奇心本身就能产生多巴胺。比如你要去参加一个预计会非常有意思的旅行，旅行还没开始，在出发前几天，你在充满期待的那个时候，大量的多巴胺就已经让你很兴奋了。多巴胺是大脑的奖励，我们很享受好奇心。

而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是，我们对知识也有好奇心。哪怕这个知识和食物和异性都没关系，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比如一个数学方程，我们也可以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学会一个新知识，你会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啊，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这回搞明白了，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回事儿！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哈哈这个认知的更新太爽了。英文世界把这种感觉叫做“mirth”，意思是欢乐和喜悦，我看最合适的中文翻译就是胡适说的那个“欢喜”：“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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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由“你想知道的知识”和“你现在已经知道的知识”，之间的那个差距，决定。

差距太小，你会觉得无聊，你希望差距再大一点；差距太大，你会感到茫然，你希望差距再小一点。好奇心取决于你对那个差距的评估，好奇心最大的时候就是那个差距对你来说最合适的时候，也是你的学习最愉快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是希望学习材料越新奇越好，也不是越容易越好，我们希望它带给我们的意外程度恰到好处，保持最优化的好奇心和学习速度。我们需要学习材料在“熟悉”和“意外”之间找到最理想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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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学习需要积极参与，调动更深层的大脑活动。积极参与的状态由足够的好奇心决定，而好奇心由恰到好处的学习进度决定。

为了激发好奇心，你要用提问之类的方法调动他，你要刺激他，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学习内容不能随机安排也不能指望学生自己去发现。老师应该事先精心准备好一系列的、结构化的、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内容，然后根据学生的掌握速度安排学习进度。

老百姓有个说法，说如果你最近特别馋什么东西吃，那就说明你的身体正好缺什么 —— 这个在营养学上肯定不对，演化的机制让我们永远都爱吃糖和脂肪。知识好像也是这样，一般人可能总是对娱乐八卦之类的东西很好奇 —— 但是对于学习来说，有结构、有层次的真知识，我敢说能让你的好奇点沿着从低往高的方向迅速转移。

要这么说的话，感到无聊其实是个好事儿。无聊感让我们等待好奇心，好奇心驱使我们寻求更高级的知识。

你最近对什么知识最好奇，学什么东西最快，也许就说明那是最适合你学的。

那么多书先读哪一本呢？别读无聊的书。太简单太难都不好，读你最感兴趣、读着最爽的书。别担心别人嘲笑你的品位。好奇心的原理表明，你的品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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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教育系统，你说它到底是为了育人，选人，还是管人？它非常高效地把一部分人送上大学，它成功地给青少年安排了事儿做让他们不至于生活混乱。但你要说育人，现代教育的很多做法恰恰是背道而驰。

了解了学习的科学，你会发现现行的教育方法主要是为了老师教学方便、为了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方便，而不是为了学生学习方便。我认为脑科学应该剧烈地改变我们的教育方法。

这一讲我们说的是学习的四个支柱中的第三个，反馈。一个关键观点是反馈提供了意外，而没有意外就不能学习。

心理学家讲刻意练习的时候就无比强调反馈的重要性，而脑科学更把反馈上升到了根本性的地位。迪昂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学习，是一个【猜想→反馈→改进】的过程。你的大脑是自身具足的，你对任何知识都已经有一个思维模型，你用你心中的模型对那个知识做一个预测。然后你把外界的反馈和你的猜测进行比较，然后你改进你的模型。学习是一个贝叶斯过程，反馈是其中的关键一步。

理解了这个思想，你才知道什么是反馈。只有当这个反馈对你来说是一个“意外”，让你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模型的时候，才是学习。比如我问你鲁迅的本名叫什么，你非常肯定地说是“周树人”，我说你答对了。这个反馈对你是无效的，因为你的思想没有任何改变，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但是答对了不一定就不是反馈。比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钱锺书是清华毕业的还是北大毕业的？这个问题你拿不太准，但是你有一点印象，觉得清华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你说是清华。我说，你答对了。

这对你是一个有效反馈。你心中模型的参数改变了：可能你之前估计清华的概率是 75%，现在变成了 100%。这是一个广义的意外。只要能调整你估计的概率，就叫意外。

所以说不一定非得出错了才叫反馈，验证了一个猜想也叫反馈。能降低不确定性的任何信息都是有效的反馈。学习，就是降低世界在你心目中的不确定性。世界的确是充满不确定性，但绝不是一切都不确定，否则我们学习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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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过程就是消化意外的过程。我们前面讲过，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遇到意外的事情就会盯着看，他们本能地想从意外中学到东西。人脑对意外非常敏感。

我们对意外的敏感不仅仅发生在前额叶皮质这样的高级区域。大脑所有的区域，都在侦查意外。

比如说听觉区。你来听几个音符 ——

AAAAA

它们是重复的。实验扫描可以发现，你大脑的听觉区对这五个音符的反应在逐步减弱：你学会了预测下一个音符。这个现象叫“适应（adaptation）”。适应，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有噪音的地方待习惯了就会忽略那个噪音。

然后再听下面这一组 ——

AAAAB

末尾那个音符会让你的脑神经立即产生剧烈的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意外。大脑非常善于做预测，也非常善于找意外。比如听到 ——

ABABA

大脑会认为这是一个固定模式而不再关心；但是只要把最后一个音符改一下，成为

ABABB

大脑就再次感到意外。

请注意，这一切都发生在听觉区内。听觉区收到声音信号会自己先过滤一遍，如果是可预测的就当个背景声处理，不占用大脑高级区域的宝贵分析资源。只有当声觉区发现意外，它才会上报，让高级区再次判断。

比如听到 CCC，因为三个音都一样，听觉区觉得没什么可意外。但如果是 CCG，最后一个音和前面不一样，听觉区就会上报到更高一层 —— 而更高一层发现这个曲调正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那首歌的开头，就会表示理解。这就好比说地方看到一个怪异情况上报给中央，中央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你不用管。

这意味着要识别意外，需要你已经有一个相关的思维模型。三国时期有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说周瑜这个人精通音乐，你弹琴弹对了他可能感觉不到，你要弹错了，他立即就能察觉。

其他脑区，视觉、句子、设计，都是如此。有时候低级区认为没有意外，高级区还会觉得没有意外本身也是一个意外……

大脑的学习和 AI 的学习在“意外”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意外是学习的资源。

而意外只是信息而已，所以反馈是个中性词。并不是非得遭遇失败才算反馈，为了长一智不一定非得吃一堑。调动更多的“感”、老师演个节目、加深印象，那些都是为了强化记忆的外围功夫。真正从修正思维模型来说，人脑和AI需要的反馈是一样的 ——

反馈只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及时，二是准确。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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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2 周五：

巩固学习成果，靠的是睡眠。

你可能经历过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教一个孩子比如说弹琴，白天你陪着他练了那么长时间，他就是不会 —— 可是晚上睡了一觉，第二天突然会了！他是怎么会的呢？这是因为大脑在睡眠中把白天的训练重复了很多遍。

这个效应已经被很多实验证明了。比如有个实验是这样的，两组学生接受同样的训练，同样是间隔八小时之后测试。第一组是早上8点学习，下午4点测试；第二组是半夜学习，第二天早上测试。结果因为第二组中间有个睡觉的过程，这组的成绩就明显更好。

而且你白天学的东西越多、经历越丰富多彩，你晚上就越想睡觉，睡得就越好 —— 因为你需要更多时间去回放和消化吸收白天所见所学的东西。白天疯玩一整天，晚上大睡一场，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而且睡眠中的回放式训练很可能比白天的训练更有效。关于睡眠科学，有两个知识点，可能会让你惊讶。

一个是睡眠对白天经历的回放，是非常精确的回放。

科学家让一只老鼠白天到处运动，那个路线它只走了一遍，但是海马体记住了。海马体中有一套专门记录位置的神经元。晚上老鼠睡觉的时候，科学家观察它的脑神经活动，发现老鼠海马体的那些位置神经元先后活跃的次序，完美地等于它白天行动的路线。精确到什么程度呢？你把老鼠梦里的神经活动录下来，用计算机解码，能够反推它白天去的是哪些地方。

另一点，睡眠时候脑神经活动的回放速度，是白天实际经历速度的20倍。

你可能还记得《盗梦空间》（Inception）里的那个设定，说服用普通镇静剂能让梦的速度是生活速度的 12 倍，强效镇静剂能达到 20 倍 —— 其实不用镇静剂，你正常睡觉就是 20 倍。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白天经历过一次的事情，睡眠中可以回放很多很多次。你白天练习了10遍，睡眠中可以以同样的精度练200遍。那你说睡眠能不重要吗？

当然因为你是在睡觉，你并不记得自己回放了白天的经历，这些都是科学家做实验和扫描大脑观测出来的结论 —— 但是你的大脑记得，你的程序记忆记住了，你的技能长上了。我们有时候能记得的是做梦，而梦通常都跟白天经历不一样，有很多离奇的情节，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就是睡眠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建立新的思维模型。我们白天接收到的信息很有限，不像 AI 训练可以使用海量的信息，但我们的大脑在睡眠中把信息给压缩了，快速播放，它不仅仅是简单回放，还有混合播放。这种混合播放就好像搭积木一样，能把新信息和旧信息给联系起来，重新排列组合。

往往这种排布能给你带来白天没有的洞见。梦境不会直接给你答案，但是可以给你埋下答案的种子。有时候一个问题你白天绞尽脑汁不知道怎么办，一觉睡醒再一想，突然想明白了，那就是因为你在梦中已经尝试过各种连接方案。梦，是大脑在模拟现实，在做思想实验。

睡眠让我们在训练素材有限的情况下，不但大大增加了训练的次数，还变着花样把玩了那些素材。所以现在研究者也在设法让 AI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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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四个利用睡眠学习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随便推测出来的，都经过了实验的检验 —— 但是我得强调一句，有些实验验证还在进行之中，具体哪个更有效、效果好到什么程度，目前并没有精确的结论。

第一个方法最简单，就是多睡觉。以前人们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个肯定适合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不一定科学。特别是今天很多脑力劳动者都喜欢晚睡，那你既然晚睡，又需要保障睡眠，就应该晚起。

从脑科学角度，现在的上学和上班的时间可能是偏早了。美国有很多中小学已经改成了 8 点半、甚至 9 点开始上课，让孩子们多睡会儿。除了对学习有好处，还有研究表明，晚点上学还能降低肥胖和抑郁的可能性。

午睡也是个办法。研究表明幼儿园的小孩上午学完知识，中午如果有午睡，巩固知识的效果会好很多。

第二个办法是你应该尽量在睡觉之前、或者离睡觉比较近的时候学习。如果是上午学的知识，到晚上睡觉之前因为已经过去了十来个小时，你已经淡忘了一部分。你要是下午学，大家都比较困效果也不好。晚上睡觉之前学、学完马上在睡眠中巩固，这个效果最好。

当然学校不可能这么安排学习时间。但是你总可以在睡前读读书、把白天所学的重点回顾一遍，以期做个“好”梦。如果你是个自由职业者就更好办了，白天应该用来处理一些日常的、社交的事物，晚上夜深人静的大好时光应该用来读书学习。

第三个方法就比较激烈了，是直接给大脑来一个物理刺激。既然深度睡眠对巩固知识最有效，而深度睡眠又伴随着一个慢波，那我们能不能在睡觉的时候从外界给大脑来一个慢波的刺激，引导大脑更多地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呢？

这有两个方案，都需要你在睡觉的时候戴一个头盔或者头环之类的东西。一个方案是直接对你的头颅进行电刺激，一个方案是播放某种慢波声音。这两个方案现在都有产品，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也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第四个办法很有想象力，是想办法在睡眠中唤起你白天特定的记忆。比如一个学生白天上了两节很重要的奥数课，还上了一大堆她认为不重要的别的课。回家写完作业看了一会儿电视剧，叫《还珠格格》。那你可以想见，她肯定更希望在睡眠中回顾那两节奥数课的知识，而不是反复播放《还珠格格》。可是她怎么才能选择自己的梦境呢？

科学家测试成立的一个办法是这样的。上奥数课的时候，老师可以在教室里弄点香水，散发出某种特定的玫瑰花的香味。学生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给她闻到同样的玫瑰香味。这个香味会触发她大脑相关的神经网络，开启对奥数课的回放。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如果用多了会不会让大脑适应了香水味道就不灵了，又或者必须每天换一种香水。另有一个实验的办法是白天学习某些特定知识的时候播放一种声音，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放同样的声音，这个也能加强巩固知识。

请注意！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用来巩固白天学习的知识。睡眠状态下你不能学习新知识 —— 学新知识，你必须使用专注力、积极参与、有效反馈那些办法，而那些在睡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有人说睡觉的时候听有声书或者听外语有用，那个已经被科学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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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个人过了二十岁就不应该再关心自己的智商了，过了二十五岁就不应该再以学历为荣，过了三十岁就不应该再琢磨怎样让简历更好看。有智慧的人非常理解那些标签的局限性，你是什么水平，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相对于“自己”，有智慧的人可能更关注具体的问题。问你得到到底让你有哪些提高，可能你也说不清楚 —— 但是偶然遇到一个问题，想起那天偶然在得到听到的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很有启发，这就是非建制化学习的真正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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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是天生的学习机器，他们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学习，而且不给足了学习机会都会影响大脑发育 —— 但是这个学习，不等于家长们和辅导班所推崇的那种所谓“胎教”和“幼教” [1,2]。

眼睛适应光信号处理，耳朵识别母语的音节，学会跟人交流和互动，熟悉各种物体的运动性质和使用方法，适应社交习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婴幼儿学习。胎儿有了听力之后最重要的胎教是听家人说话，感知母亲的存在，而不是什么听音乐胎教。六岁以前儿童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是玩！是跟其他小朋友互动，体会亲情和友情，演练社交纷争，培养一个好性格，而不是背唐诗、算加减乘除和认识 500 个汉字。

幼教班说的挺重要，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一点点知识，你让孩子等到小学二年级再发力都不算晚。反过来说，这种拔苗助长不但占据了更重要的玩耍时间，而且搞不好还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影响性格养成。

那些背唐诗、速算之类的早教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孩子需要这些，而是因为老师和家长们只会这些。他们不做点什么就忧虑自己的存在感。对比之下，等孩子上了高中，他们就啥忙也帮不上了：不是因为高中知识没有小学知识重要，而是因为高中知识他们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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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状况，叫做 psychopath，也就是“精神变态者”，是可以通过扫描大脑发现的 [2]。精神变态者是一种可能是天生的生理状况，大约相当于“冷血杀手”。这些人的特点是对人缺乏共情能力，他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并不感到痛苦，他给人造成痛苦自己并不会感到愧疚，有时候一冲动就杀人。大约 2017 年的一个研究，扫描大脑发现，精神变态者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很弱。

我们讲《行为》这本书的时候说过，杏仁核感受情绪，腹内侧前额叶听取情绪的声音并且做出判断，腹内侧前额叶受损会让人变得冷血 [3]。这两个脑区的连接出问题，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变态者不在乎给他人制造痛苦。暴力犯罪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生理疾病。

那你说能因为扫描发现一个人的大脑是这样的，就把他区别对待吗？不能。事实是有冷血倾向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暴力犯罪。事实上很多政客 —— 比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 就被认为是精神变态者。也许这个不受情绪控制的倾向对他们来说还是个职业优势！更多的精神变态者一辈子都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他们用理性就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去做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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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没有，跟西方人相比，咱们中国人比较不容易陷入“人生意义”的危机。按赵汀阳的说法，中国人讲“生生” —— 活着、挣钱养家就是最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我们还认为人生的意义是多元的，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告诉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意义。可能我是个外卖骑手，挣点钱很辛苦，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不但挣钱有意义，而且这个工作也很有意义：我这是在给人送饭 —— 送饭啊！因为我的工作，那些人才能准时吃上饭，这难道没意义吗？这叫为人民服务。

但是西方人不是这么想的。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工人，每天在布满监控摄像头的仓库里高强度劳动，被人用大数据管理，连上厕所时间长了都要扣分……他们不认为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和拿的那点工资很有意义。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人生有一个大意义、一个最高价值、一个终极目的（ultimate end） —— 不是“生生” —— 然后其他事情都为这个大意义服务。这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态度，不把那个大意义想明白了就不踏实。

所以西方人经常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去探索人生的意义。2001 年美国发生 9/11 事件，正在读研究生的希兹感到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灾难而变好了。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灾难会让人更抱团。但是希兹意识到的是，真人和真人的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比学术界的名利竞赛要实在得多。希兹从此就成了一个志愿者，每周都去贫困社区帮忙。

结果她遇到了很多寻找人生意义的人。有很多志愿者来自中上层社会，可能是个银行的高管，默默地来为穷人服务。他们不图名声，要不是希兹也做志愿者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很年轻的人，本来有很好的职位和很高的收入，突然放弃一切，搬到穷人社区，就为了过苦难的生活。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认识这样的人，你去当人类学实验受试者也就不奇怪了。希兹在那个加拿大社区里生活了整整三年。然后她返回了现代世界，母校给了她教授职位，她重新买了房和车。

为啥回来呢？希兹认为那个加拿大社区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不行，那就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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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兹这本书要论证的是，为了学习本身而学习，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些西方先贤的说法。人生的终极目的是学习吗？这好像不符合大多数现代人的观念……不过大多数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观念。你觉得人生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什么呢？胡乱说不行，咱们得讲逻辑推理。一个活动要是终极目的，它得满足三个条件 ——

第一，它本身得是一个“目的（end）”，而不是为了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means）；

第二，它得是高级的；

第三，它得是正常人就可以做到的。

先说第一点，我们得区分目的和手段。如果一个人工作只是为了赚钱，赚钱只是为了喝酒，工作和赚钱就都不是他的目的 —— 如果没有酒，这两件事就都没意义。那有的人说喝酒这个目的太 low 了，我人生的意义是为他人谋幸福！为他人谋幸福当然好，我们都应该为他人谋幸福，但是请注意！那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听说过一个真事儿。杰森·特里格（Jason Trigg）那一年二十五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华尔街某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收入颇丰。杰森得知，只要捐款 2500 美元，就能在穷国救助一个人，让这个人不会死于疟疾。杰森听了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的理论 [1]，让自己的人生意义最大化，他要救助最多的人。他努力工作，然后每个月都把绝大部分收入捐献出去，自己只保留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杰森做得对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对此不以为然 [2]。布鲁克斯说了几个原因，大致是说辛格的理论不对，像中国人那种差序格局，先爱自己身边的人，更人性化。但是布鲁克斯给的最关键理由就是，杰森不应该把自己活成一个工具。

杰森的做法等于是把自己变成了一台从华尔街向穷国转移财富的机器，或者说是变成了一个财政政策。人不应该做这样的工具。康德不是说了吗？人只能是目的。你也是人，你也是目的。你有你内在的价值，你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你能产出什么东西。你有权利、而且也应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仅仅在意那件事的结果。

如果做一件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那这件事儿就是工具和手段；那个被“为了”的什么什么，才是目的。如果你在上下班的路上分秒必争，恨不得早点到，那就说明你并不享受通勤时间，通勤对你来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应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喜欢做这件事，你会忘了时间，你根本不在意它能带来什么。

希兹举了个例子。比如你跟一个商业伙伴约定周末一起去爬山。对方突然打电话说有急事去不了了，那请问，你自己还会去爬山吗？这样的问题能帮助我们判断做一件事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当然很多事情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你工作的确是为了赚钱，从这个意义上工作是手段；但是你同时也享受工作，工作也是一种目的。最可悲的是有些人不管干什么都是手段，永远没有活在当下，整个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工具人。

理解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你会不会就觉得那些总问“这有什么用”的人太俗气了。现在也许你可以同意，在所有目的之上的那个终极目的，必须是一个“纯目的”，而没有手段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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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纯目的。我们喝酒不是为了社交，聚会不是为了混圈子，打游戏不是为了名次，读网络小说不是为了学习文学。这些活动都不是必须做、而是你选择做的，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总想着计时，它们自身就是自身的目的。不过一般的“休闲”，似乎不够高级。

这就引出了终极目的的第二个特点，它得是高级的。人人都需要娱乐休闲，但一般的娱乐休闲活动，你很难相信那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因为它们代表的都是你的一些平常的侧面，而不能说是你最好的一面。

能代表你最好的一面的是什么呢？这就不能叫休闲了，得用一个更好的说法，叫“闲暇”。“闲暇”，英文叫“leisure”，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是一个大词。闲暇是完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的、内向的空间。把闲暇用好了，你才对得起你自己。

而亚里士多德说，闲暇最适合的用法，是用在“沉思（contemplation）”上。

沉思，是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品味世界的活动。沉思就是希兹这本书说的“学习”。

这个学习跟考试、跟技能、跟影响力都没关系。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目的，它是你最应该追求去做的事。你沉思够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你可以满意自己的人生。

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不是太哲学了？学习有这么有意思吗？这个咱们后面慢慢讲，现在先说学习的第三个特点：它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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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那不是终极的学习。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就是在比孔子更古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帮人管理国家这种职业的时候，大家都是以学习本身为目的，只有现代打工者才为了卖艺而学习。

不过我们不需要是贵族，每个人都可以为了学习而学习。每天花半小时观察、理解和品味世界，每周再找几个小时读书，谁都能做到。现在难处在于人们都被工具性或者娱乐性的事物吸引，错过了学习的精彩。

希兹说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功利主义出发，最终达到为了学习而学习的目的。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出身于贫困家庭，有一次偶然机会到一个富人家做客。他见识到了富人家的书架，还认识了富人的女儿。他同时爱上了富人的书和女儿。伦敦心想要结识这位姑娘就得读书啊！他拼命读书，真是读出来了很多意思，结果他读得太好，发现富人那个女儿其实并不怎么爱读书，最后俩人没成。但是杰克·伦敦找到了读书的乐趣。

你可以是为了取悦某人而读书，也可以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数学。只要你能学进去，你终将发现学习本身的乐趣。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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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3 周六：

苏格拉底是个搞学问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名流，经常出席各种活动。柏拉图在《会饮篇》这本书里记载，有一次苏格拉底参加晚宴，本来跟朋友一起走，马上要盛装亮相、即将踏入宴会门口的那一刻，苏格拉底突然停下了。朋友只好自己先进去，苏格拉底就那么愣愣地站在那里。

原来他是恍惚在了思考之中。苏格拉底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暂时忘了身外的一切。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苏格拉底随时随地都能陷入沉思。那可是名流的宴会，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参加这种活动是绝对不可能发生恍惚的，除非她得了阿兹海默症。苏格拉底的内心，必定有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可以有一个世界。你说你是个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那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你忽然也晃了神。

希兹说，为了学习而学习，就是在浇灌你的这个内心世界（inner life），或者说“内在的自我（inner self）”、“内核（inner core）”。

这里说的“学习”特指雅典式的沉思，可以说就是“修炼”，也有点像咱们中国宋明理学说的“养气功夫”。为了学习而学习就是为了修炼而修炼。对比之下，读书的动作，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你要用修炼打比方的话，希兹说的这个内核，就很像是修仙小说里说的“气海”。一切修炼都反映在气海里，可是你又不能说人是为了气海而修炼，这个感觉非常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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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是个比较低端的工作，人们拿荷妮当个工具人，没指望她有学问。荷妮要是大张旗鼓地钻研哲学，懂她的人固然懂，不懂的人会觉得她很奇怪，可能还会议论甚至嘲笑她。如果学习是为了自己，何必让人议论呢？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可以说是对现实的逃避。学习是在社会角色之外的建设。大龄男女青年征婚也好，公司招人也好，大家都是注重一个人的……可以说是“使用价值”。你的长相身高收入阶层是什么，你的学历和技能如何，这些东西不能说都俗气没意义，但是你要是整天被人拿着这些指标评判，你很难受。

难道使用价值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价值了吗？整天被人打分和给人打分你不累吗？希兹说的这个为了学习而学习，积累的是人的“内在价值”。正是因为人除了使用价值还有内在价值，那个是人真正的价值，我们才会看到人与人之间跨越身份和阶层的亲密关系。

追求使用价值和追求内在价值，是有冲突的。使用价值会被人评判，会有人督促你发论文考证书，那些全都是手段，你不得不为了完成一项项指标努力奋斗。内在价值则完全是你自己说了算，你想怎样就怎样。

但很少有人主动追求内在价值，一般都是被迫的。

爱因斯坦不是物理系的好学生。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物理系那一年总共五个毕业生，前三名都拿到了研究职位可以去当科学家，而爱因斯坦排第四，他妻子米列娃排第五。夫妻俩不得不为生计奔忙，爱因斯坦辗转了几个不靠谱的工作，终于在专利局得到一个低级职位。然后 1905 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一年发表了六篇物理论文，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年。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励志故事，说爱因斯坦战胜了困难，成功逆袭！但这不是励志故事，这是一个传奇故事。

事实是爱因斯坦非常庆幸自己去了专利局。专利局工作清闲，没人管他，他正好可以自由搞研究。专利局的工作还促进了他的思考。为什么爱因斯坦总爱拿“电梯”做思想实验？因为他看过很多跟电梯有关的专利。爱因斯坦说人本来就有好奇心，你给我自由我自然就会搞研究，何必拿学术界那一套压我呢？科学研究应该是享受而不是义务！

当然爱因斯坦是做出东西来了，说啥都行；他要是没做出东西来，他就是专利局的荷妮女士。但爱因斯坦这个经历不是唯一的。

法国数学家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因为拒绝服兵役被关进了监狱，结果他发现监狱是个搞数学的好地方。韦伊一进监狱就证明了有限域曲线上的黎曼猜想，然后接二连三地出成果。监狱是个纯粹的环境，没人评判韦伊的数学，韦伊反而最能做数学。韦伊给妻子写信说我现在很担心，如果只在监狱里有这种高效率，我将来出狱了可怎么办……

说到在监狱里学习，我们必须提一提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有一段基督山伯爵式的经历。马尔科姆年轻时代是个小混混，因为犯罪 —— 而不是因为什么领导民权运动 —— 进了监狱，结果他在监狱里遇到一位通才，一位世外高人，叫约翰·本布里（John Bembry）。

本布里对马尔科姆说监狱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你应该读书啊，我教你读书吧。马尔科姆连字都没认全，就先从字典开始读。然后学了拉丁文和德语，读了可兰经和圣经，然后读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和康德，一直到连亚洲的哲学都学了。马尔科姆从书中了解了殖民和奴隶的历史，知道了黑人是怎么回事儿，他，开悟了。

马尔科姆从监狱出来彻底脱胎换骨，他喜欢诗歌，善于发表强有力的演讲，就这样成了领袖。

你看这些事迹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那些中国故事是不是很像。可能很多人说包括司马迁在内这些人是尽管遭遇了人生挫折，仍然能战胜困难有所成就 —— 但是这样的故事这么多，你难免就会觉得也许其中有另一番道理 ——

这些人是因为有那样的困难，被外界限制不得不追求内在价值，才取得了那样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希兹只是个哲学家，她只有思辨没做什么科学统计。但是这里面的道理似乎是，学问的成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你越是直接追求它，你可能越没有；你越是说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评判我，我就是为了钻研而钻研为了学习而学习，你反而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真正的学习，也许需要在密室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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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可不是什么迂回战术，好像学习还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前面说的大都是英雄人物，更多的学习者是荷妮那样的普通人：不为取得成就，而且也的确没有取得成就。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和罗马尼亚政府都曾经关押过很多“持不同政见者”。结果这些人在监狱里开始发奋学习。有的背诵法语诗歌，有的互相学外语。监狱不让他们学习，他们就先学会摩尔斯电码，然后找根绳子，把诗歌翻译成电码，再用给绳子打结的方式记录下来电码！

监狱越是贬低犯人的人格，犯人们越是想学习。你能限制我的外在价值，你限制不了我的内在价值。我是什么人你们说了不算，我自己说了算。

所以学习也是对强权的蔑视，是自身的尊严。这些人的学习其实跟爱因斯坦、韦伊、马尔科姆和司马迁没区别，学习就是他们内在的需求。

看来密室是个学习的好地方。这个原理是我们头脑中总是有很多欲念，学习只是其中之一。挣钱、娱乐、出名、获得别人认同，那些欲念总是比学习更容易冒出来，平时更容易指引我们的行动。只有在我们想要躲避外界的时候、在我们被迫离开外界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苦难、别的欲念都无法达成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注重学习这个欲念。所以你要是生活很美满没人限制你，你得给自己制定纪律才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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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的生活，到底应不应该有方向。

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从纯逻辑角度来说，并没有哪个活动比另一个活动更“高级”。谁也证明不了，说听古典音乐就对，听流行音乐就不对。从经验和统计角度来说，可能养花养鱼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学习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但是从辩论角度来说，连“真理”到底存不存在都是个问题。

可是作为智识分子，你应该选择相信真理存在，并且去追求真理。

是，委内瑞拉有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的很多人还要高；在某个历史时期，委内瑞拉国民曾经感到很幸福。委内瑞拉好还是中国好？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有多个角度，也许答案取决于你的主观立场。但要是有人说委内瑞拉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国应该学习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那我认为他肯定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真理。世界上的事儿并不都是一团糊涂，很多事情有对错，这个世界有规律。牛顿的引力理论没有广义相对论精确，但是你不能说牛顿那个理论错了，它比老百姓的直观感觉强多了。世界要是根本没规律，那我们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学习，学习就得首先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

如果说学习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那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呢？是干什么都好吗？希兹认为智识生活有明确的方向。

你搞科学研究也好，阅读历史和政治也罢，搞艺术创作也行，学习没有特定课题，但是有特定的方向。学习的方向是 ——

• 从特殊的事例，到一般的规律；

• 从幻想和错觉，到现实和真相；

• 从外表的丑陋，到深层的美丽；

• 从上面的暴力，到底层的平和。

学习总是往智识进步的方向走。别人眼中是一大堆看似不相关的故事，你是读书人，你得能看出其中隐藏的规律来；别人给你一个理论说事情的规律就是这样，你是高水平读书人，你得能发现被那个理论忽略了的故事。你这么一层一层，总是进步，这才叫学习。

这符合人性吗？我们大概只能说人性充满冲突，学习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比如说相对于一段枯燥的非洲某国经济发展报告，你更喜欢读一段网络小说，这能说明你喜欢虚构胜过真实吗？

不能。网络小说的情节很精彩，报告很枯燥，你在这件事儿上对戏剧性的喜欢超过了对真实的喜欢，但你不是不喜欢真实。如果两段故事同样精彩或者同样没意思，你肯定会更想读真实的那个。每个人都是喜欢真实胜过虚构，喜欢精彩胜过无趣，只是这两种喜欢有冲突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些人，面对各种冲突的喜欢的时候，选择了学习的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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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有高水平智识生活的人，会觉得其他的喜欢都太浅了。

一个小孩，父母给他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环境，确保他接触到的一切都是简单而又美好的。他相信兔子都是单纯善良的，爱吃胡萝卜，唯一的坏人是大灰狼。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怎样？

只要你是个大人，你一旦知道兔子也有很多缺点，狼也不是单纯地坏，而且兔子并不是那么爱吃胡萝卜，你还能回去吗？你还能受得了童话叙事吗？

再比如现在流行的都市剧，男女主人公一个个都年轻有为、美丽大方。他们好像整天都在谈恋爱，也没见他们怎么努力，就挣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所谓的烦恼也无非是谁谁出轨了，谁谁的“原生家庭”不够给力。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你听过更深层、更复杂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剧太肤浅了。

一个是把无助感变成笃定。

因为智识生活有方向，你永远都知道应该往哪里思考，你非常笃定。对比之下，每天看电视剧里别人的奢华、朋友圈的幸福，你喜欢是喜欢、羡慕是羡慕，但是你会有一种无助感。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整天都是一厢情愿地做梦，你就只能干瞪眼。学习会让你活得更踏实。

一个是智识对假象的反抗。

现代世界有各种力量在用制造假象的手段影响你，跟你玩行为经济学。打开电视，广告说“国酒茅台，文明的结晶” —— 喝酒还喝出爱国感来了吗？然后你换个台，广告说“美好生活尽在掌握” —— 一看是个化妆品。

你干脆关上电视，上网看看时政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说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创造的新工作，比奥巴马政府八年创造的都多 —— 你心想，数字可能对，可是那些工作是你跟特朗普创造的吗？不是因为疫情先消灭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是刚缓过来的吗？

当然，国家是个想象的共同体，谎言有很多正面作用。你能理解广告和宣传为什么存在，但是你甘愿被它们摆弄吗？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吗？当你被人当做宣传对象的时候，你是人家的工具和手段。

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赢得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有句话叫「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Curiosity is insubordination in its purest form.）读书人不能让人这么摆弄，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真相和理性思考。

这三点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智识深层的东西实在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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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文学能让你用最安全的方式，经历种种不一样的人生。你活的只是这一辈子，但是你可以体验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社区的人的生活。你知道人在最好和最坏、各种最极端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你既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又同时还是自己。那个作家可能早就死了，但是你却能通过他，摆脱自己平庸的日子，去跟遥远的事物建立连接。

深跟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要是不学习就不知道自己的大脑到深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一般人晚上偶尔抬头看看星空，无非感叹一句“啊！星空多美啊！不知道其中隐藏着多少秘密！” —— 那你知不知道，把天上每一颗肉眼可见的星星都看熟了，知道它们各自应该在的位置，是一种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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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歇尔兄妹肯定不是为了当天文学家而观测星空，他们是为了观测星空而当天文学家。观测星空不是读书，但那也是学习，也是在扩大自己的内核，是暴露自己的无知，是允许自己成长。

你要不学就不知道自己的内核能丰富到什么程度。当我们观察星空、钻研学问、跟遥远的生活连接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自己。但是我们的内核恰恰是在那些时刻成长的。

所以你说学习这个欲念是不是比其他欲念高级，学习算不算人的终极目的。

不过因为欲念之间的冲突很强烈，学习的过程是个努力脱离其他欲念的过程，所以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苦行。

可能你已经费尽了心力，那个实验仪器就是不好使。你想花时间钻研，外界非得干扰你。你好不容易学会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又听说已经被证伪了。你需要找一本书，那本书上个月刚被下架。本来你能想要学习就已经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你控制不了的因素？

就算你真学到了，真理带给你的也不都是快乐。严肃文学和真实世界不像网络小说那样专门给爽点。你最喜欢的那个人物，恰恰是他做错了。你希望英雄有个好结局，岳飞被宋朝皇帝杀死。你想看一个痛痛快快的商战故事，作者却告诉你那个赢家开的血汗工厂里那些工人有多悲惨。

所以学习并不是一项让人感到很舒服的活动。“为了技能而学习”的“刻意练习”本来就不舒服，“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无用之学”也不是白给的。学习不仅仅是逃离外界对你的评判，更是逃离你自己那些虚假的、一厢情愿的、肤浅的欲念。

希兹说，什么是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是抵抗自己的冲动，承认人的脆弱，直面残酷的现实。

有的得了不治之症的人会幻想各种奇迹发生，总不相信厄运居然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人坦然面对。坦然面对的那个人更有尊严。

真相的力量太强，很多人处理不了真相，学习却是要去直面真相。人人都有直面真相的欲念，但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欲念太弱了。而有的人则是特意用苦行去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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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苦行不是必须的。苏格拉底的日子就过得就不错，佛陀主动苦行过，也不主张僧人用苦行的方法修行。你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学习要求你把精神从寻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你得能摆脱对那些普通欲念的依赖。

你看希兹从西方哲学推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点佛学的意思。大家的大脑都是同样的大脑，东西方哲学对大脑潜能的探索结果是一致的。希兹还引用了十六世纪神学家十字若望（Saint John of the Cross）的一个说法，说我们怎么才能亲近上帝呢？你需要经历三个夜晚，也就是三个阶段 ——

• 第一是感官之夜，想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儿；

• 第二是信仰之夜，开始学习了；

• 第三是灵魂之夜，这意味着你跟自己平常关心的东西断开了连接，让那些感官刺激不能再主导你。

你看这个过程像不像冥想。那些感官刺激都还在，你需要它们，人生需要打游戏和追剧，学习不是要把人变成神。学习只是“终极目的”，人生还有很多别的目的。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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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4 周日：

「我搞哲学是为了钱。至于说名望和权力，那只不过是附加的福利。」

像这样的话放自己家里说没意思，必须拿出来让大家都看见才能彰显气魄……但是你可千万别当真。这是哲学家自嘲的一句话，事实真相是哲学家普遍没钱，大部分人没有名望，绝对都没有权力。

那你搞哲学图啥呢？

当然图的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话是这样说，但是这里面确实有问题。哲学跟财富、或者说智慧和个人成就、或者说人的内核和外在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泰勒斯，可能是第一位意识到数学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的哲学家，可以说是自然科学这门业务的祖师爷。话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夜路，一边走一边看星星，不慎就掉到水沟里去了。旁边有个女仆笑话他，说你连地上的事儿都整不明白，你仰望什么星空啊。泰勒斯并不介意，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有一年泰勒斯夜观天象，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天文学计算，预测出第二年橄榄将会大丰收。泰勒斯就搞了一把投机，他提前买断了所有的榨橄榄油的机器，第二年人们不得不找他买，他一下子就大赚了一笔。

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形象。我这个学问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你们那是雕虫小技，我这是屠龙术。你们练的是一人敌，我练的是万人敌。乔布斯、比尔·盖茨他们不都说了吗？“自由技艺”这种东西是最厉害的学问。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但是请注意，凡是能从泰勒斯这个故事里得到安慰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是吗？你不研究赚钱是因为你不屑于研究，你要想赚钱只要挥挥手钱就来了？那哲学家的妻子们肯定会说，这么简单那你就挥挥手呗？你花五天时间先把咱家经济问题解决了，也不耽误你接着夜观天象吧？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哲学家并不是炒股高手。投资跟天文学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问，你要想投资就应该直接学习投资，天文学不能帮助你投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smart is the new sexy”那些说法。其实读博士挺耽误挣钱的，钻研量子力学还容易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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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真正主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富。

如果斯瑞西阿得斯没有发财，一直就做一个简单的牧羊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他根本就不会有后面那些烦恼。如果所有人都过那样的日子，雅典根本就不需要哲学、也不会有哲学。

哲学是社会的奢侈品。哲学是财富聚集、产生有闲阶级、人们有了闲暇才得以产生的东西。但是社会有了财富之后，贫富差距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焦虑感就产生了，斯瑞西阿得斯的烦恼就产生了。

斯瑞西阿得斯本来已经放弃了简单的乡村生活，他想要追求富贵。但是他还保留了一点传统价值观，他希望一家人能和和美美地在一起，希望给儿子解决问题。他在儿子没受过教育的时候就给儿子大笔的钱花；他在儿子受过教育以后还希望儿子什么都听自己的。他既要城里的富贵，又要乡村的温暖。他既要享受奢侈的生活，又不想付出代价，欠了钱都不想还。

那他怎么不想想，这不矛盾吗？

斯瑞西阿得斯的欲念充满矛盾而不自知，这就是不学习的坏处。用查理·芒格的话说就是他配不上他的财富 [1]。

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是干什么的地方？那恰恰是能让人学着解决自己的内在矛盾的地方。《云》这个剧没有展现真正的哲学，其实真正的哲学恰恰让人了解自己，看清楚那些欲念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内核，从而配得上财富。

斯瑞西阿得斯的问题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财富时代之后必然遇到的问题。一方面，财富给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因为财富摧毁了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和简单的价值观，财富也让我们需要哲学。

我们怎么才能既拥有财富 —— 或者看着别人拥有财富而自己没有 —— 又保持一个平静的内心、维持美好的人性，建设虽然不平等却仍然和谐的社会呢？这就是哲学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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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哲学跟财富的关系不是学哲学能让你创造财富，而是能让你配得上财富。内核够大的人，财富才多多益善。

内核大的人还能从容面对自己没钱别人有钱的局面。他当官不会特别想贪污，面对富贵不会自惭形秽。哪怕自己没钱，也能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财富味道的世界里。

哲学家确实普遍没钱，但你要是突然拿一大笔钱砸他，你不太可能像砸一个拆迁户那样把他给砸晕。见钱不晕，这其实也不容易。

为了学习而学习，能让你清楚地知道，财富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长了，内核没长，那就是德不配位。

我们看现代社会那些有钱人就比斯瑞西阿得斯强多了，都追求最好的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办事特别得体。现代的大学也非常理解富人的需求，把学问讲得既高大上又有应用价值。财富和哲学似乎发生了某种融合。

而这个融合使得很多人又分不清学习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了。越学越焦虑，在大城市上几年学，审美观点提高，回乡下老家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有的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附庸风雅，去钻研一些“无用之学”，其实那个钻研的形象就是他的大用。

学习音乐和艺术本来不是陶冶情操吗？现在被中产阶级父母当成了孩子的化妆品和上好大学的敲门砖。发论文出书不是为了探讨学问吗？现在被大学教授们当成了评职称和争取经费的本钱。那学习这不又成了竞争的手段了吗？

那在这个更高级的世界里，我们又该如何为了学习而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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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低端国家，就是政府就好像土匪一样，对国家只有掠夺而没有治理，运行经费干脆就是来自打仗的战利品。所谓高端国家，则是有了税收这个手段，开始治理了。高端国家能创造和聚集大量的财富，高端国家的人有各种阶层，高端国家的生活是复杂的。财富和阶层使得有人可以不事生产也不当战士，专门当思想家；生活的复杂使得人们需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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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玩电子游戏，那时候的人玩打猎游戏。我们现在追剧，那时候的人有歌舞娱乐。我们现在领工资……那时候的人赚钱的方式比我们多。

这些活动人人喜欢，但是我们总觉得如果沉溺其中、整天只做这些，好像是不对的……可是到底哪里不对呢？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现在是大清朝。现在有一个小官，工作能力非常强，又聪明又勤奋，就是一个毛病，爱捞钱。你是他的上级，请问你应该怎么劝他。

如果你跟他说“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他可能会觉得你看不起他。大清什么情况他不知道吗？现实是有很多贪官一不做二不休一贪就是十几年，都成了巨贪了才被发现，这个小官在法律的边界线上弄点灰色收入能有多大风险？而如果你跟他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觉得他可能会看不起你。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学习过一点轴心时代的智慧，你也许应该跟他说“钱会妨碍你升官”。

这个道理是肤浅的追求不能让人成长。我们提倡“为了学习而学习”，这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而恰恰是自我成长的终极需求。我们前面说了智识有方向，通向真理的那个方向才能让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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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和“想知道真理”是两码事。奥古斯丁发明了一个词叫“curiositas”，它的意思跟“好奇（curiosity）”很接近，但是有重要区别。Curiositas 是为了知道而知道，但是是停留在表面的知道，大约相当于是中文的“猎奇”。猎奇，是好奇的近敌。

举个例子。当时罗马帝国流行角斗士比赛。这跟咱们现代的体育比赛很相似，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角斗士真的会被杀死。这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血肉横飞”的比赛。奥古斯丁有个朋友，可能觉得这项运动太野蛮，本来对角斗士比赛很鄙视，说我就是不看。别的朋友有一次就特意把他拉到竞技场看比赛，他把眼睛闭上不看。可是他听到了观众的欢呼声。

这位朋友就睁开眼睛看了一下。这一眼就上瘾了。他就好像咱们今天的球迷一样，有比赛必看，每天念念叨叨都是比赛的事儿。奥古斯丁就想，这样真的好吗？

这就叫猎奇。我们想想，我们平时追剧、看明星八卦、打听邻居和同事的私生活、去马戏团看怪物、上网关注社会新闻，这些不也都是“为了知道而知道”吗？这叫学习吗？

《忏悔录》里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日常小事。还有一次，奥古斯丁在剧院看戏。那是一出悲剧，奥古斯丁看得是泪流满面。但是他事后反思，他这个流泪，和听到自己朋友的不幸而感到真难过的那个流泪，好像很不一样。看悲剧哭是哭但是他感到哭得挺痛快，好像内心还挺愉快，这不是真哭。

奥古斯丁又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邻居家有个梨树，他跟几个朋友偷了树上的梨吃。奥古斯丁回想起来，那些梨还没长熟并不好吃，他们几个当时也不饿……那他们为啥要偷梨吃呢？

用咱们现代的语言来说，是为了体验。偷梨、看悲剧哭、猎奇，这些事都没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但是它很刺激。我们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体验而体验。

罗伯特·赖特在《为什么佛学是真的》这本书里，使用进化心理学，对这个现象有个很好的解释。

好奇心、冒险的刺激、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都是演化给我们编码在基因之中的。每一项体验对应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其实是一种奖励或者别的反馈机制，让我们更多地去追求或者去避免那样的体验。而之所以那些体验很重要，是因为它们背后和这个体验的实质用途有联系。

比如吃东西使人快乐，快乐是奖励，吃是体验。而进化之所以设定吃东西使人快乐，是因为吃的背后是吸收营养，我们为了生存必须吸收营养。所有动物都有这样的机制。

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营养和生存常常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仍然继承了进化的设定，我们仍然爱吃。那么在这个高端时代，我们就可以单纯地只是追求体验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奖励，而不要体验背后的实质用途。我们看恐怖片感到很害怕，其实心里明白那个害怕是假的 —— 我们去掉危险，留下刺激。

我们把进化用来激励我们的手段，当成了目的。

这样的体验，就是浅的体验。也可以说是假的体验。就好像打电子游戏一样。对假体验的追求，是文明时代的人们文化生活的特点。

而奥古斯丁说，我们应该追求真的、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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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兹用了一个词叫“严肃”。什么叫严肃呢？就是你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然后你重视重要的，别太重视不重要的。一边是自己的工作面临巨大困难你毫不在意，一边看个电视剧看哭了，这就叫不严肃。

“为了学习而学习”和“为了体验而体验”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幻的。

在虚拟世界里打一场痛快的战斗，那个感觉再好也不能跟真实世界相比。真实世界里被你杀死的那个对手，他有父母。你杀死他合乎道义吗？他为什么跟你成了对立的阵营？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他用的武器是怎么造的？……你可以这么一直追问下去。在虚拟世界里这些都没有，那只是一层像素而已。

同样道理，很多人对花钱没什么兴趣，就喜欢赚钱，喜欢看着那个数字往上涨 —— 这其实也是为了体验而体验，也是陷入了虚拟的情绪之中。他并不追问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在乎这个行动影响了什么，他只停留在这一层。

为什么要追问下去呢？因为能通往真理。追问下去，理解深层的机制，你会有一种满足感。停留在表面体验的时候你只有空虚感 —— 然后你再去追求下一次体验，体验完了再空虚，这就是佛学说的“苦”。

奥古斯丁，和希兹，建议我们做个严肃的人。要追求实在的东西，追求目的，而不是手段。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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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5 周一：

我在微博看到一个北大化学博士的故事。他一路努力学习，考上北大也丝毫不敢懈怠，毕业就读研，总算拿到了博士学位，却发现自己的专业比较狭窄，就业形势并不好。而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成绩一直不如他，而且还贪玩，一路玩着上了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就去做了程序员，现在一个月收入五六万，人人称赞。博士就提出了一个质问：“凭什么我辛苦二十年，现在却比别人差那么多？”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应该把眼界稍微放宽一点。北京邮电大学并不好考，同学玩着就能上北邮，说明智商很高；北大化学博士的出路其实也不会太差。眼界再放宽一点，博士根本不应该跟自己的同学比较，也不应该等到这时候才想起来比较 —— 世界上有无数个学习没你辛苦收入却比你多的人，而且这个局面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

如果要严肃对待自己的命运，我们应该尽早把真实世界的成长路线调研明白。学历和收入有强烈的正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

我看个人的学识和财富的关系，大约有点像国家的“民主”和“繁荣”的关系。民主并不能保证带来繁荣，像乌克兰一民主，经济反而不行了。那你能说民主是个坏东西吗？事实是民主和繁荣是两码事。同样繁荣的两个国家，人民更喜欢民主的那一个；同样民主的两个国家，人民更喜欢繁荣的那一个 —— 民主和繁荣都是人的需求，只不过不同的人需求程度大小不一样而已。说我们为了繁荣就应该不要民主，就如同说一个人应该为了赚钱不要学识。

化学博士对化学达到很深的理解，这是个好事儿，那些功夫并没有白费，是真学问。学问能让你“配得上”财富，但是并不一定能带来财富。

如果一个人一直只是上学没经历过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有科举考试传统的国家，他很容易产生一个幻觉，认为“学识应该得到奖励”。我们幻想国家有一个中央机构，看谁有才华就多给谁发钱，给少了就是不公平。其实你只要学点经济学就知道，财富分配本质上是个信号和激励机制，看的是你做什么，而不是你是什么。

然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不愿意做事。学习不等于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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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娜脱离了那不勒斯，上了大学，找到一个学术职位，而且找到一个同样搞学术的丈夫。他们赢得了声望和地位。然而小说作者把埃莱娜 —— 也就是小说里的“我” —— 和她丈夫描写成了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

夫妻俩表面上很有才华，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创造力。他们似乎并不真的热爱学问，只是把学问当成竞争的手段。

而对比之下，莉拉没有机会继续上学，反而保持了创造性的天性。莉拉长到十六岁突然变得非常漂亮，有众多的追求者。可惜可能是为生活所迫，莉拉嫁给了一个有钱但是人品不好的男人，婚姻很不幸福，后来不得不带着孩子从家中出走。

但就是这样，当埃莱娜回到那不勒斯见到莉拉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她。

莉拉任何时候都对世界有一种自发的、率真的兴趣和能量。原本死气沉沉的东西，莉拉只要一染指，就变得充满活力。莉拉总能让埃莱娜感受到世界真实的一面。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埃莱娜的智力兴趣就被莉拉激发出来，可是离开莉拉，埃莱娜自己就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感觉。

希兹评论道，莉拉这个人之所以那么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她琢磨的都是“无用之学”。莉拉有创造、有想法有思考有见识，但是她并不用这些东西去建设什么，反而是用来破坏。她就那么随意地把才华虚掷，仿佛学问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

莉拉，只为了自己而存在。

埃莱娜跟丈夫除了聊聊政治就没有别的话可说。她一路拼搏进入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圈子，可是因为起点低，总感觉有一种自己配不上这里的情绪 —— 在心理学上，这叫“冒充者效应”。埃莱娜很想证明自己，就决定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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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四部曲》描写了一段奇特的友谊。你看这样的小说是不是比爽文更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和产生思考。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埃莱娜和莉拉的命运呢？

莉拉有天才级的才华，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她自己也许认为这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很遗憾，那莉拉欠缺的是什么呢？

不是运气。希兹认为，莉拉缺少的是野心。

为了学习而学习，等于为了自己而学习，才华是自己的享受，这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除了为自己之外，还想出来做点事情，那你就得跟世界有一定的对接才行。你得虚心接受训练，你得耐心跟人合作，你得苦心做各种没意思的事，完了你还得忍受一次次的失败。可能写成一本小说需要作家做一件特别爽的事儿，那就是挥洒才华 —— 同时还需要做 99 件没意思的事儿。

那是什么东西支撑着那些了不起的艺术家去做那些没意思的事儿的呢？是野心。

有的人只有野心，为了野心什么都做。埃莱娜愿意只是为了取得成就而做事。但是莉拉不愿意。莉拉绝不向任何事物妥协，因为莉拉没有野心。

莉拉对做自己很感兴趣，对做事没兴趣。

莉拉的笔记本，被埃莱娜扔了。莉拉少年时代曾经写过一个小说，然后自己烧掉了。给埃莱娜的小说提供灵感的日子里，莉拉自己也在创作一个什么作品，但是她从未示人，最后跟自己一起失踪了。而对比之下，埃莱娜做每一件事都做成了，而且都起了作用。

希兹还让我们特别注意，莉拉完全不享受生孩子，她认为那简直就是酷刑，而埃莱娜对生命很有激情。埃莱娜很“生生”，而莉拉不是。

有些读者可能认为埃莱娜在小说的结尾超越了自我，不再是一个只想往上爬的人。希兹则认为埃莱娜从来都不只是那样的人。埃莱娜如果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又怎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呢？也许作家故意理想化了莉拉、故意拉低了埃莱娜。也许《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半自传小说。也许莉拉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是作家为了反思自己而故意创造出来的理想人物。

作家把两个女孩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林黛玉和薛宝钗。我猜每个人都会更喜欢莉拉。但是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是要做莉拉，还是要做埃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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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但是人生还有别的目的。奥古斯丁说的猎奇、埃莱娜的野心，也都是目的。如果一个人不在乎别的，就想追求真理，没时间做事，那是求仁得仁，也不会抱怨什么。我认识好几个才华高而野心小的人，生活很幸福，他们真的是自带魅力，你见到这样的人就会心生亲近之感。

但如果一个人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边说着要求知一边又羡慕人家的成就，自己又没有太大野心去狠心做事，那就是人生观不够自洽。

哪怕你搞的是最纯粹的艺术，想要做成，也需要强大的野心。但野心又有一个破坏力量，可能会破坏你的内心。埃莱娜之所以有野心又没失控，可能也是因为她和莉拉的友谊是真挚的，这个友谊让她的内核更大了。

读书人应该怎么跟这个财富世界相处呢？这就好像练内功一样，既要练，又要防止走火入魔：你要避免被虚假的体验迷住，你要追求真理，你要想明白自己要什么，如果要做事就得有野心，但是野心可别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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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近敌是把研究政治变成晋升的渠道，不但不接触真实世界，而且屏蔽真实世界。

《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有个情节是这样的。埃莱娜成功打进城市知识分子圈之后，可能是为了炫耀优越感、也可能是就是想让莉拉难堪，有一次专门领着莉拉去参加了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在聚会上，埃莱娜故意把莉拉晾在一边不管，自己去跟人高谈阔论。

莉拉当然很不满。聚会结束之后，莉拉说，这帮人说的那些话，什么“为了和平的世界团队、技术容量、饥饿、战争”，我根本听不懂 —— 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也听不懂！埃莱娜，你要死要活地脱离我们，就是为了跟这样的人混吗？

而埃莱娜心里明白，其实莉拉说得对。埃莱娜为了能被知识分子当成自己人，可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去学习他们的学术语言 —— 其实埃莱娜也不是喜欢那种说话方式，她只是为了融入。

希兹对此的评论是，知识分子已经把学术语言变成了一个门槛。不会这套语言你就不是我们的人，会这套语言我们就有优越感。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什么世界和平、什么消除贫困和暴力，他们只是在用谈论政治的方式竞争学术地位而已。你看这像不像电视剧里“太太圈”的慈善晚会：这只是一个附庸风雅、炫耀和比美的聚会，跟慈善其实没啥关系。

这个门槛隔绝了老百姓的同时，也隔绝了真实世界。学术成了一大堆观点的堆砌，你只要在这里边寻章摘句，今天研究研究这个思想明天鼓吹鼓吹那个思想，写写文章讲讲课就行。外面的苦难你看不到，而且也不需要出去看。埃莱娜根本不在乎那不勒斯现在有多落后，她已经逃离了那不勒斯。

咱们想想现在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社会科学有没有用？肯定有用，而且我敢说也有很多学者在做实证研究，在深入调查社会现实，在本着良心出谋划策。但是对更多的吃学术饭的人来说，学问已经变成了一系列简单口号和预设立场，他们其实并不思考。他们只是把学问当做梯子往上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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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列文是个年轻的好莱坞电影导演，专拍喜剧片，非常成功。他感到喜剧片上不了台面，想拍一些深刻的作品，就装扮成流浪汉，说要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苏列文的体验也是格格不入，比如他遇到两个大哥，居然跟人说了一句“你们工人阶级最近过得还好吗！”但是跟韦伊不一样的是，苏列文体验生活的时候旁边随时都有一个生活保障团队在待命。

结果数次假装穷人都不成功，苏列文一次次受不了了就赶紧回来。同事们都跟他说你别折腾了，你不属于真实生活，你只属于好莱坞。苏列文还是不服气，最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居然真的成了流浪汉。同事们都以为他出车祸死了就不找他了，他自己又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工人而被判入狱六年。在监狱里，苏列文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底层生活。

那是一种绝望和无助感。任何人想欺负你就能欺负你，挨打挨骂是随时的，你被人压迫到根本就不想反抗。

后来有个教堂搞慈善活动，请这帮犯人们看电影，是个喜剧片。大家看得哈哈大笑，苏列文瞬间领悟了喜剧的价值。

喜剧很肤浅。可是对在底层挣扎的人来说，笑这么一笑，已经是他们唯一能焕发人性的时刻。

剧情安排苏列文回到了好莱坞。这一次他不再尝试什么深刻了，就专心做他的喜剧。

这个道理是你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就不错了。你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已经是在服务他人，就已经是改变世界。很多知识分子所谓的体验生活，其实是寻求刺激；所谓的关心穷人，其实是居高临下恩赐的心态；所谓的解决问题，其实是想自己弄个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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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近敌是把自己变成政治议程的工具。

希兹处处强调“为了学习而学习”是“无用”之学，因为只有这样的学习，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你才能明心见性，感受真实的世界。等你感受到真实世界之后，你再想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那都是自发的。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个之前完全没想到的点，去做一些事先没计划的事。

反过来说，如果你一开始就选定了一个议程，你就会被这个议程给限制住。比如说你还没做任何调查研究，一上来就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我要解决教育问题！你的本意确实是想为社会做贡献，想做出改变 —— 但是因为你已经预设了改变的路线，你就会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路线。你跑到农村去，要求老百姓和官员把所有资源都向教育倾斜。可是当地人最需要的真的是更好的教育吗？难道经济不重要吗？难道司法公正不重要吗？

只要拿起一把锤子，想要寻找钉子的时候，你的视野就已经被限制住了。你会运用理性，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这把锤子最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无用” —— 无用，才能不为任何议程所用。你必须不预设任何实用目的，先在最无用的心态下了解真实世界。先想明白到底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发展，再自发地发现目的，再决定议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智识生活就应该是最高目的，而不能向任何其他目的屈服。

我看这和咱们中国人说的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你要参与治理国家，应该先学习，把自己的内核给修炼好，先学无用之学，把书读明白了，理解世界，慢慢从小事做到大事 —— 你要是一上来就跟人去治理国家，那你就只能是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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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布鲁克斯在《通往品格之路》这本书里也讲过戴伊的故事。我觉得戴伊跟韦伊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她活的足够长。戴伊有机会犯各种错误、走各种弯路。她同情穷人，又曾经嫁给了一个有钱老头；她曾经酗酒，又爱好文学；她曾经很不喜欢宗教，最后还是加入了天主教；她信仰了宗教，也信仰过社会主义。每一次遇到人生的迷茫，戴伊都从书里找到了归属感。她一直都在更新自己的三观。

最后戴伊磨炼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呢？她的慈善组织坚决不要那些理想主义者、那些只想做些“特别的事”的人、那些想当英雄的人 —— 她只要那些纯粹是出于义务和责任感，默默做一些繁琐而又平常的工作的人。

为什么戴伊能有这样的转变？因为她的人性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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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习而学习，大约是这么一个过程 ——

首先是撤退。你撤退到密室里，不受功名利禄影响，思考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人生、宇宙、数学之类。

思考的过程中，你会觉醒，你的自我内核会扩大。这体现在你获得了更多的视角，你能体验到各种人、各种事情，你能去思考一些像数学和科学这样老百姓一般不思考的东西。

然后你会产生渴望。你会觉得以前的自己太幼稚了，你想要变聪明、变成好人，你想追求真理，想去谦卑地做成一些事情。

这时候因为学习让你有了“严肃”这个美德，你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就允许自己被学习所改变。你就不再回避那些悲惨的现实，能够接受现实。你把自己和他人视为整体，对人类充满同情。这时候，你才算是一个能可靠地改变世界的人。

这条路可是太难了，我不知道有哪些圣人做到了。但是这本书不能白读，当你真正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些。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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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6 周二：

这就涉及到了“幸福”这个概念。每个人都可以说我要追求幸福最大化，问题在于什么是幸福。如果说“金钱收入最大化”，那是一个简单标准，但是幸福有很多维度，比如自由、成就、奉献、爱和关怀、安全感、控制感、收入、地位、声望等等等。这些项目之间还会有矛盾，需要取舍。

然后“最大化”也是个说不清的概念。是一生之中的幸福总量最大化，还是平时无所谓，关键时刻体验到虽然短暂、但是最强烈的幸福？还是为了以后的幸福最大化现在可以忍受不幸福？

也许学习能帮助我们认清这些概念，做出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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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悟可能是人生最美好的体验，我认为是探索者的特权。我们想象世界是一张无比复杂的地图，有各种道路和墙壁。很多人只在各自很小的区域内走来走去，而且每天都是被各种力量驱使着，忙忙活活一辈子就过去了。

有的人，却对这个地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很感兴趣，想到远方去看看。首先他能这么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最起码他得知道有“远方”才行 —— 他得先看到一点亮光。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而且他会到处碰壁。他有时候想当个数学家，有时候想当个职业棋手，有时候想当程序员，好像都很遥远，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世界在他眼中就好像是个迷宫一样。他就这么不停地探索。

突然有一天，就好像天亮了一样，地图打开了，他看到了一条路线。这就是开悟。开悟常常是一瞬间的感悟，是“豁然开朗”，但是之前必须有一段长时期的探索。

我们解数学题、钻研学术、搞发明创造都会有类似的顿悟时刻。人们描述这种感觉，总觉得就好像是被动的、是什么外界的东西“赐予”了自己这个领悟。但事实上它是主动探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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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能让人迅速获得自洽。各种宗教、甚至包括像儒家的“气学”、朱熹他们搞的“理学”、也包括十九世纪兴起的一些政治意识形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给你同“一揽子三观解决方案” —— 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这里都有。你只要接受了这一套，从此就没有什么疑惑了，它给你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准备了答案。你要是还有疑惑，那就是你学的还不够精。反正导师都已经说完了，你只需要从他们的经典里找就行。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学之所以被人打得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佛教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 —— 什么生死轮回啊、因果报应这些 —— 而儒学只有一个很空洞的“天”。唐朝韩愈以下的中国的学者赶紧努力，发明了什么“气”、“理”之类的概念，含含糊糊弄出一个世界观，才算重新树立了国学。

这些体系都是自洽的 —— 但是它们之所以是个“信仰”体系，就是因为它们拒绝接受真实世界的反馈。我如此地信仰神，为什么还是破产了？可能因为你的信仰还不够虔诚。我们这么多文臣都在修炼理学，为什么大宋还是亡国了？天数茫茫不可知。

这些体系永远都有理，你不可能证伪它们。最可怕是还有一门心法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面对身边各种不如意，你不但不用困惑，而且还应该感恩！这不荒唐吗？只要默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内心永远都是自洽的。

我们应该追求自洽，但是不应该指望得到完全的自洽。永远都有困惑，终生都在探索，这样的人生更值得过。奥古斯丁虽然是个基督教神学家，但是我们很佩服他，因为他跟你讲理：上帝有些做法我也不理解，但是我不满足于不理解，我总在探索，试图去理解。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跟你说你只要信就行。反过来说，现在有些人，说专家是这么说的，你不懂你信就行，有的甚至要求别人盲目地信，真是连神学家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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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为了自己，但不是为了做现在这个自己。我们前面讲过艾格尼斯·卡拉德说的“渴望”理论 [1]，认为人的渴望是感受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的召唤，想要改变。那个自己，是 something bigger than 现在的自己。这就好比说我们爱国不是说要保持中国现在的样子，而是为了让中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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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想明白的问题。中国传统，人们相信世间有一套“大道”。比如《易经》，国学家认为它不只是一部讲占卜的书；《老子》，国学家认为它不只是一部讲政治的书。国学家认为《易经》和《老子》包罗万象，讲人生、讲经济、讲自然科学、讲万事万物的变化……它们讲的是世间所有学问的统一的道理。对此我想说四点。

第一，有些道理，确实具有跨领域的通用性。

我们专栏讲过各种思维模型，包括刚刚讲过的“涨落-耗散定理”，它们都不仅仅限于某一个领域。一个传染病模型能用于流行文化，一个花粉颗粒做布朗运动的模型能用于股市，这是因为它们背后的数学是一样的。我们说要有跨界思维、要做通才，就得借鉴不同领域的东西。

《易经》和《老子》里的道理，确实有时候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我自己很喜欢《易经》，时不时拿出一段来参详参详，展开各种联想，我感到是个美好的体验。

水平一般的人出国旅游，往往善于发现当地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觉得很惊奇；爱思考的人出国旅游，则经常能发现看似不同、实则跟中国相同的地方，找到其中通用的道理。这种思维很好，但是其中有危险。

第二，我们不能夸大一个道理的通用性，更不能说一本书穷尽了所有的道理。

比如说“阴”和“阳”这个观念，我不认为它是封建迷信，作为一种模型它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些现象，但你要说它能解释万事万物，那就很荒唐了。我们不应该喜欢一个学说就说这个学说能解释一切事情，不喜欢一个学说就说它全是胡扯。

《易经》里面的一些道理用于解释人际关系、成败得失、什么局面叫“凶”、什么局面是“吉”之类，挺好的。但是更复杂的社会现象，比如说人工智能跟人类工作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没有。

我看像南怀瑾这帮鼓吹国学的人，经常犯几个错误。一个大胆的错误是生搬硬套、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侯宝林、郭全宝有个相声叫《阴阳五行》，就讽刺了这个做法。一个闭塞的错误是认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古代那几本书之外就没有别的道理了，坐井观天。还有一个是油腻的错误，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第三，一件事已经水落石出了，你在事后解释总是容易的，可是事前你根本想不到。

这不仅仅是某些国学家的错误，也是很多哲学家都会犯的错误。比如现在爱因斯坦搞出来了相对论，这帮人一听，啊，“坐标系都是相对的，所有坐标系都等价，宇宙中没有特殊的坐标系”，这没错啊！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哲学见解！你看相对论我们早就知道嘛，哈哈哈。

是吗？你们早就知道？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音速在每个坐标系里都不一样，光速却是在所有坐标系里都一样呢？

事实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只能在事后找个古人的说法强行往里套，然后宣称古人再次取得了胜利。这就跟以前有人搞什么“圣经密码”，说人类的各种大事件都已经在圣经里预言过了一样 —— 事后去找那些字母的排列组合总能找到，事前你给我预测一个试试？

现在这帮“大师”，你不管遇到什么烦恼，哪怕是最新科技带来的烦恼，只要去找他们，他们都能给你一套说法。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有熟悉没有意外。他们不再探索、拒绝接受新的思想，他们用老一套就能在自己设定的规则之内包打天下。他们不管说什么，都是在说自己。

这不叫悟道，这是读书读的油腻了，这是国学的油腻化。

那怎么才能不油腻呢？

第四，对每一个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类比和联想只能提供解题思路的提示，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正确，而且这也是“人生仍然有意思”的保障。

为啥非得想要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呢？总有新发现不是更好吗？我最喜欢的学者是像费曼、戴森这样的人。他们不追求一统江湖，总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且他们对每一个问题的解法都各有巧妙，单独拿出来全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也许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道”，有的只是“术” —— 而那些“术”，抛开实用价值，本身就有“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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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些都是编故事。但编故事不等于不对，也不等于不好。我们能把一件事坚持下去、能跟不同的人合作全靠故事。市场调研的用户画像是基于经验的故事，那个故事很可能就代表了最典型的情况。执着于故事是不对的，但是有个故事，行动才有章法可循。

心理咨询对人的帮助并不在于它根据患者真实的情况，科学地分析了病情 —— 而在于它能正面影响患者。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的人，倾诉倾诉就已经感觉很好了。心理医生根据从业经验，知道一些好的方法，怎么让患者放松，怎么做出特别感兴趣地倾听的样子，怎么附和患者说话，甚至怎么不失时机地来个当头棒喝 —— 这些都有现成的手法。这些手法的目的不是科学，而是让患者感觉好，而事实证明人对很多行为的反应是一样的：你只要这么做了，他感觉都好。

心里难受了，有人愿意一对一地听你讲讲，夫妻吵架了，有个号称是婚姻专家的人来给你们评评理，这都是重大需求。连真正的医生都说，医学这个东西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 心理医生总是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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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杜撰”和“幻觉”都不是很准确，应该叫“主观解读”。真实世界就在那里，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世界的任何描述，都必定采取了一个主观的视角，用到了某种科学范式，说出来的理论都是一种模型。

模型不代表真实世界，但是某些模型非常有用。“思维是平的”，意思是说大脑并不是处处调用自己学会了的模型去理解世界，而是随时都在创造新模型。就算一个物理学家使用物理定律的时候，他也不是先反思那个定律是怎么说的，而是先面对问题，一边描述一边回忆记忆中的定律，把定律和当前这个事儿结合在一起编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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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完全能用“思维是平的”解释。学生把题做的很熟了，看到关键词就有了答案，这个正是人工智能答题的方法：仅仅是基于经验，而不是出于什么深层的知识。以前搞人工智能，科学家曾经试图搞一套知识体系，让机器先学了知识再去行动，现在结果是根本比不过直接靠经验行动。

您的学生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之后、再去结合所学的知识思考这个答案对不对，这个思维过程跟我们先有行动、先经历身体症状，再去思考这是什么情绪、这是为什么，编个理由和故事，如出一辙。

我感觉学生答题这个现象好好做个研究，完全够写一篇论文的 —— 如果没有人已经写过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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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难处在于人们都被工具性或者娱乐性的事物吸引，错过了学习的精彩。

为什么学习这个目的是“终极目的”呢？

1.学习没有特定课题，但是有特定的方向。学习的方向是 ——

从特殊的事例，到一般的规律； 从幻想和错觉，到现实和真相； 从外表的丑陋，到深层的美丽； 从上面的暴力，到底层的平和。

学习总是往智识进步的方向走。别人眼中是一大堆看似不相关的故事，你是读书人，你得能看出其中隐藏的规律来；别人给你一个理论说事情的规律就是这样，你是高水平读书人，你得能发现被那个理论忽略了的故事。你这么一层一层，总是进步，这才叫学习。

2.为什么有人在面对各种冲突的喜欢的时候，选择了学习的方向呢？

有高水平智识生活的人，会觉得其他的喜欢都太浅了。你要不学就不知道自己的内核能丰富到什么程度。当我们观察星空、钻研学问、跟遥远的生活连接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自己。但是我们的内核恰恰是在那些时刻成长的。 学习和智识能把无助感变成笃定。因为智识生活有方向，你永远都知道应该往哪里思考，你非常笃定。 智识是对假象的反抗。真相的力量太强，很多人处理不了真相，学习却是要去直面真相。

3.学习并不是一项让人感到很舒服的活动。“为了技能而学习”的“刻意练习”本来就不舒服，“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无用之学”也不是白给的。学习不仅仅是逃离外界对你的评判，更是逃离你自己那些虚假的、一厢情愿的、肤浅的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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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哲学恰恰让人了解自己，看清楚那些欲念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内核，从而配得上财富。

肤浅的追求不能让人成长。我们提倡“为了学习而学习”，这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而恰恰是自我成长的终极需求。通向真理的那个方向才能让你成长。

学习不等于做事。为了学习而学习，等于为了自己而学习，才华是自己的享受，这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除了为自己之外，还想出来做点事情，那你就得跟世界有一定的对接才行。你得虚心接受训练，你得耐心跟人合作，你得苦心做各种没意思的事，完了你还得忍受一次次的失败。可能写成一本小说需要作家做一件特别爽的事儿，那就是挥洒才华 —— 同时还需要做 99 件没意思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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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一个什么过程？

首先是撤退。你撤退到密室里，不受功名利禄影响，思考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人生、宇宙、数学之类。

然后你会产生渴望。你会觉得以前的自己太幼稚了，你想要变聪明、变成好人，你想追求真理，想去谦卑地做成一些事情。

这时候因为学习让你有了“严肃”这个美德，你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就允许自己被学习所改变。你就不再回避那些悲惨的现实，能够接受现实。你把自己和他人视为整体，对人类充满同情。

这时候，你才算是一个能可靠地改变世界的人。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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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7 周三：

企业家和政府大约有三个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你才能理解创新。

第一个矛盾是企业家喜欢冒险，政府害怕风险。

英文中企业家叫“entrepreneur”，其实是特指那些创办新的事业、带头折腾、能弄出一个什么东西的人。你家里有几十套房子你每个月光房租就有不少钱，这不叫企业家，叫理财。企业家得是自己有主意，自己承担风险，去做事的人。因为利润本质上是来自于风险 [1]，企业家往往会被利润吸引，而不太在乎风险。像数字货币这样的创新，如果成了，能赚很多钱；如果不成，企业家本人损失可能并不大。

但是政府可不敢冒险。政府得为大多数人负责。科技圈的人喜欢新东西，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一般老百姓对科技进步和创新其实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你要说你支持创新，那我问问你，对人类婴儿进行基因编辑，就像 2018 年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做的那样，你也支持吗？那个事儿是个特例，但是我们换位思考，在很多人眼中，转基因食品，甚至连使用化肥，都是不天然、不正确的事情。这里面没有简单的划分方法。

第二个矛盾是企业家希望打破现状，政府乐于维持现状。

英文中有个词叫“status quo”，中文一般翻译成“现状”，但我觉得“现状”不足以表达它的内涵。Status quo 的意思差不多是“各利益集团当前的地盘划分情况”。一个城市里所有出租车都属于政府指定的几家公司，出租车司机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牌照，这叫现状；你突然发明一个网约车业务，任何人通过手机APP就能注册成为司机，这叫打破现状。

维持现状就是保护局内人的利益，打破现状就是局外人想入局。

第三个矛盾是企业家要自由，政府要控制。

从个人的本能来说，如果我觉得做这件事不会伤害别人，而我喜欢做、又能做这件事，那我就可以去做，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从政府的本能来说，它希望整个社会井井有条，每个人各安其位，一切都处在可控状态。如果你这件事有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我就不允许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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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有这样对待法规的态度，可以说是“法规黑客”。总结来说，法规黑客大约有这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先做了再说（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英文有句谚语叫「与其事先请求允许，不如事后请求原谅」[2]。你想在某地开一个新业务，这个业务是以前没人做过的，现在还没有什么相关的法规，那你会去请示一下有关部门，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吗？别请示，先做再说。政府的风格是过于保守的，你要请示肯定是不允许 —— 但你要先做了，而且已经做大了，政府通常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关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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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官员害怕风险，导致行动僵化。

对市长来说，如果他治下的城市经济增长了，他会因为政绩而得到升迁；一个美国的民选官员也会因为政绩而赢得下一次选举。但是对于各个政府机构中具体办事的人员来说，“立功”的好处远远小于犯错误的坏处。这些机构人员的利益所在是尽量远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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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在有个政策，它的受益者是少数人，而它的成本、它带来的坏处，却是平摊在多数人身上的，那么奥尔森说，这个政策就容易被推动通过。

为啥呢？因为每个受益者得到的好处很明显，他们会积极推动它；但是受害者因为人太多，具体到每个人头上的损失很不明显，他们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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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负责批准这些资格认证的呢？当然是那些已经取得认证资格的从业者。请问这跟让马决定汽车该不该上道有什么区别？

据我了解，中国曾经一度让什么纹绣师、化妆师、美甲师都得考资格认证，要求持证上岗 —— 你说你一个美甲师需要什么资格？好在这些认证现在已经被国务院取消了。

要想让经济发展，就应该干掉这些利益集团。1977 年，美国总统卡特推动之下，民航局废除了由各大航空公司成立的联合协调组织，逼着航空公司不能搞合谋 [3]，必须去竞争，航空业才迎来大发展，消费者才有了那么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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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退出，给人提供了最终的底气。这个局面再不好，只要你可以退出，你就仍然是自由的，你就能坚持自己最想坚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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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解决办法是给人民提供新的选项。纽约市出租车牌照问题天怒人怨但是谁也解决不了，Uber 给解决了。这一局我怎么都赢不了你，没关系，我不推翻你，我甚至都不跟你冲突 —— 我新开一局。

我退出你。

如果没有 Uber，纽约市的人民可能都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打车系统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好了，纽约人可以退出政府设定的游戏，去玩 Uber 提供的新游戏。

所以创新最大的意义还不是提供了更好的选项 —— 而是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项。有这个选项在，旧的选项就受到了制衡。可能你只爱住豪华酒店，对 Airbnb 什么的共享住房不屑一顾，可以，你不感兴趣有人感兴趣，所以 Airbnb 的存在仍然让传统酒店行业感到了威胁，仍然逼着传统酒店行业降价和提高质量，仍然对你有好处。你可以不开电动车，但是电动车的存在能帮你把油价降下来。

创新能倒逼改革。如果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形成成熟的应用，人民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管理自己，那么政府就必须在那些领域改善管理方式 —— 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感了。

创新就像是一个减压阀，因为允许人退出，而使得更激烈的对抗不必发生。创新又像是一个“可控燃烧”机制，主动烧掉森林里一些树木，有利于整个森林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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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想，现代政府的思维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政府的本能思维是控制。最好一切尽在掌握，如果不掌握就很焦虑。有时候甚至以敢“亮剑”为自豪，把“能管”当做宣示主权的方法，仿佛不管就成了丧权辱国。有时候为了发展经济，会策略性地把管制放松一点，完了还是想管。

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克制自己这个本能。政府的职能不是“管”，而是“服务”；目的不是“可控”，而是“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充满企业家精神，忙前忙后招商引资，那真是把自己的地盘当做公司一样去经营。

如果政府保持这样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法规其实是一种竞争手段。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法规，允许人民搞搞制度套利，这样最有利于系统的良性演化。

这个电影在内地放的是删节版，你可以去香港看完整版。市区不让飞无人机，乡村你随便飞。你不喜欢浙江的智能机器人伦理政策，欢迎你来黑龙江。这不是很好吗？

美国的联邦制度本来最有利于各个州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州那样用法规竞争。可是提耶尔说现在这个局面还是不行，各州的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活力，然后大家最愿意干的事儿是向联邦政府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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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局面是多方博弈的局面，企业家作为一个 player 并不能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其中有风险。如果要违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先做好接受惩处的思想准备。而企业家的义务本来就是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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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怪异是从哪来的呢？我们传统的说法，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是物质条件决定人的思想。经济发达，人们就仓廪实而知礼节，思想就比较先进；经济贫困就没思想。但是现在很多学者不这么认为，更多地是倾向于思想先行。思想先变了，经济才能变。

比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就论证，是人类是先有了“共同想象”这个超能力之后，才能广泛地合作，才能建立文明。而这个想象力可不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可能就是一次基因突变导致的。

亨里奇这本书也是类似的观点。是历史上非常偶然的原因，也可能是地理、也可能是宗教、也可能别的，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变化，然后导致人们心理的变化，然后才有后来其他各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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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 1517 年开始的、马丁·路德在德国的维滕堡发起的、新教改革。当时天主教会日趋腐败，甚至开始卖赎罪券，马丁·路德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教会。路德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每个人自己就能跟上帝联系上，没有必要必须通过主教和神父。路德大力倡导人人自己读《圣经》。

就此，欧洲人才开始大规模识字。也就是说人们识字不是为了读小说、不是为了学算账、不是为了找工作 —— 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搞简单农业，根本没有什么“工作”可找 —— 而纯粹是为了读《圣经》。马丁·路德说的明白：读《圣经》能解决你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吗？

欧洲各国人口统计保留的都比较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新教传播和识字率上升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相关性。越是信仰新教的地区，识字率就越高。而且学者们还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新教导致了识字率提高。

比如这期间有个自然实验。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宣布，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救赎，实际上这就等于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你愿意信天主教就信天主教，你愿意信新教就信新教。 于是普鲁士各个地区的人就有了不同的宗教信仰。

1871 年，普鲁士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后世学者使用这次普查的数据发现，距离德国维滕堡越近的地方，新教越普及，同时识字率也越高。那你说是不是因为发达地区识字率高，所以才更容易信仰新教呢？不是。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因素、经济因素都排除掉，结果新教和识字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也就是说，有些城镇化率不高、经济发展不行的地区，仅仅是因为普及了新教，而导致识字率反而比那些发达地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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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查了一下历史上中国的识字率。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可以说是不一般地高 [3]。南宋时温州男子识字率为 7%，肯定高于同时期的欧洲。明朝号称十五岁以下男子人人都能上学，有人估计清朝平均识字率在 20%-30% 之间，也是相当不错。为什么中国识字率这么高呢？因为科举。

科举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科举的录取率极低，但是人人心存希望，全社会崇拜读书人，私塾开到了每个角落。而且中国也有一次自然实验：1905 年大清废除科举，乡村私塾失去动力纷纷停办，全国识字率就下降了 [4]。

这个规律是人们识字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某种更高级的目的。高识字率的确给欧洲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工业革命一开始，工厂立即就能得到识字的工人，但那是几百年后的事情，是副产品。

遗憾的是中国不许女性考科举。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提高了女性的识字率。女性也是上帝的子民啊！而所有研究都表明，一个女性如果识字，她的孩子就更聪明、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会更富有，会更健康。新教还要求各地政府搞公立学校。而正是因为苏格兰大力开设公立学校，才培养出了像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这样的人物，苏格兰一下子成了当时的文明之光。

这一讲我们看到，因为历史上的一个偶然的、不刻意的原因，欧洲人提高了识字率。这件事影响深远。识字率不但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而且还会改变人的生理。

我们讲斯坦尼斯拉斯·迪昂《我们如何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就说过 [5]，小孩一旦开始识字，大脑马上就发生了可见的变化。本来大脑的左右半球都有识别人脸的功能，现在左半球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用于识字，人脸识别功能则被转移到了右半球。这个变化让你的认脸能力下降了。

识字把你变成了怪人。从此之后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会跟“正常人”有所区别。也许正是这样的区别，决定了哪种文化更有可能带来繁荣。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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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8 周四：

我们专栏说过个人主义 [1]，但是亨里奇这里相当于是提出了一个统一理论：个人主义可以解释很多很多西方怪人的心理特质。

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那世界其他地方的“正常”社会是什么社会呢？叫“集体主义社会”、或者“亲缘社会”都不够全面，亨里奇用的词叫做“管制关系社会（regulated-relational society）”。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首先是以亲缘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的。

回到开头第一个问题，你是什么人？我很多年前就看到过这个研究，我第一反应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所以你看我有多爱国。而我这个回答，就很不“西方”。

美国人，特别美国大学生的回答，几乎 100% 是在描写自己本人一些特性。比如说，“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吉他手”，说的都是自己的性格、爱好、渴望或者职业。

但如果你问一个肯尼亚人或者日本人，他就很可能从社会关系来定义自己：“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员工”。

这就是两个社会的关键区别。在个人主义社会中，人是单个的，我要做我自己。而在管制关系社会中，人的存在是处于关系之中，而且最首要的是亲缘关系。每个人的生存、身份、安全、婚姻，包括事业上的成功，都取决于他所在的关系网络。

而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讲个人是不正常的，讲关系是正常的。管制关系社会中，每个人的义务、责任和特权都是关系网络赋予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来的。那么你的言行举止就都要受到关系网络的限制。传统社会很多财产都是家族共有的，有很强的社会规范，大家在情感上互相依赖。你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考虑你的家族、你所在的单位，你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为所欲为。管制关系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会有这么几个特点 ——

• 你要尽量顺从你所在群体里的其他人；

• 你要服从权威；

• 密切观察你身边人的行为，如果他们违反了社会规范，你要纠正他们；

• 你得把“自己人”和“外人”分得很清楚；

• 你要为你所在的关系网络作出贡献，比如说为家族争光。

个人主义社会也讲关系，但不是固定的强关系，而是更松散的关系。不管是家人、同学、同事、商业伙伴，或者是只在打球的时候才交往的玩伴，或者原本是陌生人，只要我们在某一件事儿上有共同点，能互惠互利，就可以结交。

在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不是被关系定义，而是被自身的特性所定义。你有什么天赋，有怎样的兴趣爱好，你的渴望、美德、原则……这些东西构成了“你”。你在社会中的声望是由自己的成就和特性来决定的，你要做好“自己”。

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西方怪人之中有很多无私的、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做自己”和“做关系节点”，互相看着都可能感到挺别扭。

我们专栏多次讲过性格是和情境相关的。但是西方怪人的性格和情境的相关度比较低。一个美国大学生，在家里什么样，在朋友和老师面前就是什么样，表现比较一致。他始终是在“做自己”。但是比如一个韩国人，他可能在同事面前很活跃，在自己家长辈面前很沉默，到了领导面前又变得特别谦卑。我们中国人看这个韩国人可能觉得挺正常，也许还认为这个人挺会照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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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感是“正常”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来自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是一种社会压力。一个人如果是私底下做一件事，不管是什么，只要没被人看到，那就没有耻辱感。耻辱感的必要条件是这件事儿被社会知道了，是人们因此而看低这个人。感到耻辱的时候人会有一些表情和动作的特征，比如说蜷缩起来，眼睛往下看，整个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想要从公众面前消失。

耻辱感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它是共享的。一个人做了坏事被发现，不仅仅是他自己感到耻辱，而且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关系网络都会感到耻辱。管制关系社会中没有孤立的人，所有事情都是网络的事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动不动就爱说“别给中国人丢脸”、“别给母校抹黑”。

但西方怪人的耻辱感比正常人弱得多，他们更多的是“负罪感”。负罪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是因为你做这件事儿违反了自己的原则而产生的感觉。比如你一心想要减肥，要加强自控，可是有一天晚上没忍住，独自吃掉了一个大蛋糕，你马上就会有一种负罪感。还有一次，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向你乞讨，你不但没给人钱还大声斥责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但过后想起来，你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负罪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会让人愿意想要做出努力去纠正错误。

你看要这么说的话，负罪感是不是比耻辱感要高级一点呢？是不是更适合现代社会？其实咱们想想，一个中国同胞在印度尼西亚随地吐痰，那是他自己不行。只要咱俩坚决不在乎，这事儿跟你和我能有啥关系？骆宾王说「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应该多讲负罪感。

但是这些“感”不是用理性就能控制的，它们都长在我们的头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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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犯了错误，西方怪人会非常很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动机。无心之错容易得到原谅，故意作恶会被制裁。但是在世界有些地区，比如斐济、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人们就不太重视动机：做错事就是要接受惩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亲缘社会中每个人的责任不是完全由自己承担的，而是由他的家族共同承担 —— 无形之中，自己的责任也被分担出去了，人们就不认为你有多大自由意志，只当你是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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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西方怪人的耐心也更足，自控能力也更强，本质上都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有要求。亨里奇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这个心理特质会影响人的基本认知。

西方怪人考虑问题是用解析（analytic）的眼光，而“正常”社会的人更立足于整体（holistic）。给东西分类，西方怪人会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分类，而“正常”社会的人更愿意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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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智人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有了一个超能力，能想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赫拉利把这种超能力说得挺神，好像是突然之间产生的，但是亨里奇这里把它拆解成了三个成分。它们是宗教演化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成分是我们能够学习和领会一些超越日常经验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是完全彻底务实的人，他做每件事情都是基于日常经验，那他就不会有什么信仰。你告诉他，世界上有个地方每年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都是白天，另外半年的时间都是黑夜，他不会相信的 —— 因为他自己没去过那里，他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随着我们对世界不断探索，有时候会跟别的族群打交道。可能我们的经验中这事儿都是这样做的，有一天你听说有的人是那样做的，你最初的反应是不信。后来你接触到那些人，发现他们果然是那样做的，你就会反思自己。你会告诉自己，就算不符合我的经验的事儿，也可能是真的。

也许就这样，我们产生了“信仰本能（faith instinct）”。你有了相信超越日常经验的事情的能力，你可能还很乐于去学习那些事情。你没去过北极，但是你相信北极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学习新东西。

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能力，人才有可能相信“神”和“鬼”的存在。毕竟谁也没见过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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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成分是“认知后门”。宗教思想能进来，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有两个认知后门。

一个是“读心术”。读心术不是一个弱点，而是一种能力。它说的是你能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判断出他在想什么。这也就是共情能力。有共情能力，你才能想到要去跟神沟通。有研究表明，共情能力越强的人越容易产生宗教信仰 —— 女性的共情能力强，女性也更容易信仰宗教。

另一个认知后门是“二元论”，也就是我们相信人的精神 —— 也就是灵魂 —— 和身体是可以分开的两个东西。

二元论其实是个很怪异的想法。日常生活中没有精神和身体能分开的存在，那我们的直觉为什么就相信精神和身体可以分开呢？而且不管是哪种文化哪个种族、甚至哪怕是个小孩，你跟他一讲二元论，他一听就明白。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鬼必定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鬼仅仅是人的想象，那为什么中国人相信鬼，外国人也相信鬼？这也太巧合了吧？其实这个巧合有个统一的解释。

亨里奇说，二元论之所以这么符合人的直觉，根本原因在于读心术是人类演化到后期才出现的。之前的人，包括动物在内，都只是能感知到他人的身体，而不去分析他人的心智。等到我们有了读心术，开始分析他人心智的时候，身体这个概念早就已经独立存在了。这个“心智”和“身体”的认知上的不同步，使得我们能自然地把心智和身体分开。我们本能地相信心智是另一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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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本能加上认知后门，你就会容易相信鬼神的存在，你会相信人死后还有一个世界，相信有的人会上天堂，有的人会下地狱。我们就创造了很多神灵。

人类历史上最早关于神的记载出现于 4500 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这些神，包括后来古希腊、古罗马的神，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除了拥有超能力以外，其他方面和人差不多。他们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的电影里那些超级英雄一样。

神都有各自的缺点。有的酗酒，有的纵欲，有的爱忘事儿，有的爱发怒。神都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候很简单的事儿都想不明白，没有什么道德感。神指望人的供奉，而且是只认供奉不认人。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好人而对你好，也不会因为你是坏人而惩罚你，他们只看你对他们好不好。你要是经常给这位神送礼，他就给你好报。你要是不给供奉，甚至哪怕仅仅是在祭祀过程中动作不规范，他就会惩罚你。人不但可以贿赂神，而且可以欺骗神、甚至吓唬神。你像中国古代动不动就来个设坛求雨或者是做法捉鬼，其实人在内心对这帮神没有半点尊敬。

这就是为什么多神论是比较落后的。这样的神虽然也能让人组织起来去弄个宗教仪式，但是对人本身的约束非常小。原始宗教仪式都是大家一起贿赂神的仪式，仪式完了人们该干啥干啥。原始宗教中也有天堂，但是你生前的表现和死后的境遇没有什么关系，普通人再怎么积德行善也进不了天堂，贵族烧杀掳掠也照样进天堂。

比如我们现在考证，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的宗教就是原始宗教。商人信奉的神都是他们的祖先，都是有名有姓的，那些神性情贪婪而且残暴，动不动就发怒。商人对祖先的贿赂都是下重手，常规做法就是杀死活生生的人 —— 称为“人牲” —— 来祭祀。殷墟挖掘还原出来的祭祀场面，动不动就用几百甚至几千个人牲，而且喜欢把人头放在锅里一起煮。商人平时盖个房子，墙里也要放个人牲，地基里也要放个人牲。商人是系统化地使用人牲。你说这种文化不太落后了吗？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落后的宗教文化变成了近现代这种比较先进的形式呢？这就需要宗教演化的第三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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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成分就是族群间的竞争。孔子为什么那么热爱西周呢？就是因为周取代商不仅仅是武力的胜利，更是文化的胜利。商是以鬼为本，周却是以人为本，官方取消了人牲祭祀。周在祖先崇拜和多神论之上发明了一个“天”的概念。

跟原始神相比，周的“天”是个只有神性而没有人的缺点的存在，而且还很崇尚道德，有“天命”的讲究。天子做事符合道德，天命就在你这里；天子如果失德，就有可能失去天命。

这是一种全新的、高级的信仰。当然中国人并不认为信“天”是一种宗教，尽管我们的确很喜欢搞祭天的仪式。而正如周取代商之后人们普遍接受了“天”这个说法，高级宗教就是通过族群间的竞争推广开来的。

不过中国的“天命”似乎主要约束天子，而正式的高级宗教对所有信徒都有道德约束。这样的宗教能强化社会规范、促进信任、减少内部犯罪和争斗、让人愿意在战争中牺牲。信仰这样的宗教的族群会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就能扩张，形成更大的规模。

这种对信徒有道德约束的先进宗教，最早正式出现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建立的犹太教，然后还有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包括伊斯兰教也都是如此。

我们用最简单的标准分类，就是原始宗教贿赂神，现代宗教约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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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宗教有三个特点。

第一，你死后的生活和你生前的表现高度相关。生前是好人，死后上天堂；生前是坏人，死后下地狱。

第二，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是个被动的工具，你是一个有主动性的人。正因为你有自由意志，做什么是你的选择，你做了坏事才会受到惩罚，怨不得神。

第三，相信道德是普世的。以前是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都是各地自己磨合出来的。现代宗教却认为道德不是人定的，而是神定的：不管你属于哪个族，你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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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最后咱们话说回来，宗教真的影响了人的行为吗？人们信仰宗教是真信呢，还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呢？答案是真的信，而且真管用。

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发展情况和信仰变化情况做个调查，你会发现宗教能提高经济水平和降低犯罪率。有个粗略的估算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信仰做好事能上天堂、做坏事会下地狱的人数增加 20%，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未来 10 年会因此而增加 10%。但如果是只相信有天堂而不相信有地狱，就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而且犯罪率还会上升。

对美国人的调查发现，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在考试中更不愿意作弊、在金钱上也不会拿不该拿的钱，他们更不会屈从于群体的意志，更能抗拒诱惑。

还有，相信有一个神规定的、普世的道德准则的人，会更少作弊，更愿意给慈善组织捐款。

而且这些还能用实验证明。在实验室中，用一些线索来提醒人们上帝的存在、上帝在看着你，就能够让人更愿意分享、更愿意奉献。而对比之下，提醒人们法律的存在就没什么用。

基督教是在星期天做礼拜，结果基督徒们就有个“星期天效应”。一周七天，唯独星期天这一天，基督徒更愿意捐款、更愿意做好事、更少喝酒、甚至更少浏览色情网站 —— 不过他们会在每周的其他日子补偿回来。而非基督徒，就没有这个效应。

当然我们得说明，亨里奇本人也特别强调，这里说宗教的好处并不是在赞美宗教 —— 我们只是承认宗教在群体演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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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业的真正后果是你一开始根本想不到的。你只能在事后赞叹历史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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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多流程是系统想要避免小损失，从而忽略了大价值。

比如我当初大学毕业，学校要求办一整套“离校手续”，我一看要盖十几个章。我得去图书馆跑一趟，证明自己不欠图书馆的书，得去网络中心跑一趟，证明不欠流量费……凡此种种。而我在美国毕业、换工作，从来没办过这种手续。当然美国也有手续，比如你购买办公用品、出差开会之类，都需要走个科研经费使用流程。

这些流程的主要作用是怕损失。可是损失又能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的事情：你要想绝对不损失，得把流程弄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你把流程砍掉一大半，其实也损失不了多少。杨振宁评论国内科研状况，他最恨的就是逼着科学家搞报销数小钱。我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有一次也不知花了个什么钱，财务方面说我这笔花费好像有问题，让我举证，否则就不给报销 —— 我连回复都没回复，我不报销了，我不跟你们算这些小钱。

当公司变大以后，肯定会有人占点公司的小便宜。那占点便宜就占点便宜呗？如果这个人创造的价值没有远远超过他报销的那点钱，你根本就不应该用他。留下一些模糊空间，让大家过得自由舒畅一点，才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创造价值。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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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9 周五：

关于压力、特别是灾难面前人们为什么会变得更无私、更愿意互相帮助，现在科学家真是做了不少研究 [1]。有人认为巨大灾难会让人忘记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专注于眼前的大事，而互相帮助就是大事。有人从博弈角度说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是最好的策略 。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压力和灾难会让人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暴露弱点会让人更愿意与你建立亲密关系。

我们专栏第一季一开头就讲过一个方法，如果你想跟人迅速成为朋友，让人立即对你敞开心扉，你应该主动告诉对方一个你的弱点。你说说自己内心隐秘的、本来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你最伤心难过的事情、你做错了特别后悔的事情。这等于是一个邀请，说你可以进入我的生活。

科学家的说法是人天生就有跟他人建立社交连接的本性。平时陌生人之间总会有所防备，所以连接被挡住了。当你暴露了弱点，明显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眼中你的防备就放下了。病房恰恰是这么一个地方，病人和家属都是弱者，看起来自然就让人感到亲近。而且还有研究表明，这时候的连接还恰恰对人特别有好处。跟人连接、感到关爱，能增强免疫系统，让身体更容易恢复。

灾难、战争和巨大的外部压力会暴露人的弱点，让人感到失控和无助。这就是为什么士兵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是最铁的。张爱玲有个小说叫《倾城之恋》，男女主人公本来感觉已经没戏了，正好赶上日军轰炸香港，结果生死关头恋爱成功。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我们不但更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也更愿意帮助别人，我们更渴望互相安慰。

但是请注意，压力剧烈一点没关系，但最好是短期的、急性的。慢性的压力似乎不会让人更无私。如果条件一直都是那么艰苦，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根本没有出头之日，美好的情感就未必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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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创新”是两码事。创新本来是个比较慢、没有方向、充满偶然性、需要自由的环境、自发产生的过程，学习却是一个很快、有明确方向、有投入就有产出、需要讲纪律的环境、最好有人领导的过程。别人已经在前面完成创新了，你在后面学习和追赶，这里有个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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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些中国学者，把前面那个发展路线叫做“中国模式”，这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也不是中国发明的，韩国人完全可以说这叫韩国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手段，它高度依赖外面的领先者，它不是长远之道。

追赶式创新是有瓶颈的。后发优势有个期限，它的作用一直到“追上”为止。如果一天醒来发现你已经是这个领域第一了，你还追赶谁呢？这就叫“已经进入无人区”。这时候需要的恰恰是西方式的比较慢、没有方向、充满偶然性、需要自由的环境、自发产生的创新。

追赶的时候，因为有明确的方向，你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许可以让大企业主导创新。但是进入无人区以后，你需要在各个方向同时探索，你应该扶植中小企业，让他们搞颠覆式创新。而韩国已经在这么做了。

危机时刻恰恰是去旧迎新的好时候。以前韩国完全是大企业主导，国家政治都得看那几个大企业的脸色。1997 亚洲金融危机、2008 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改变策略，从大企业主导改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合作网络，还提供了明显低于商业贷款利率的长期低息贷款。结果到 2011 年的时候，韩国中小企业工人就已经占到了所有工人的 88%。

而中国解决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办法却是搞了个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继续让大企业主导，重点搞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结果是再次拉高房地产。

我们现在强调“自主创新”，但是“自主”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手段。“模仿跟随”和“政府主导”是落后者的创新手段，“自由”“自发”，是无人区的创新手段。

事实上现在中国创新对无人区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在有些关键领域是世界第一。中国这么大，人才这么多，探索无人区是有优势的。但是请注意，这可不是“中国模式”的功劳，而是“中国怪人”的功劳。当今中国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创新能力强的公司，越不是“中国模式”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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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确实是既有偶然也有必然的因素。程朱理学从来没有给中国提供过一次有价值的路径指导、贡献过一个好用的策略，但是程朱理学却成了中国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这里面有故事。

孔孟的儒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哲学体系，只能说是一套格言集，到唐朝面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被打的有点没有还手之力。理学是中国思想家为了对抗佛学、建立本土哲学体系而创建的东西，是把儒学给“发扬光大”了。理学有进步的一面，它强调世界有一套客观的“天理”，人应该做实践天理的载体，还给人弄了一套修炼系统，很像某些近现代哲学。但理学并没有搞清楚那套天理到底是什么，特别是没搞清楚天理有啥用，文不成武不就，除了高喊“我热爱真理”就没别的。

因为理学是唯一一个有体系的中国学问，自然就竖起了大旗，总能聚集一帮人。这些人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在北宋是被像苏轼这样的精英嘲讽的对象，到南宋本来也不受待见。但是这些人很敢说话，自己不会做事但是敢骂那些做事的人。

而做事的人，在宋朝、特别是南宋，往往没有好下场，大多也真不是好人。公然打击过理学的蔡京、秦桧都是后世公认的大奸臣，强烈打击过理学的韩侂胄又曾经是权臣、又草率北伐遭遇惨败。在这些失败的实干派的衬托之下，被打击的理学家们就都成了精神领袖。

但理学在宋朝并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大宋毕竟是复杂的。可是元朝是简单的。蒙古人想搞科举，复杂的科目都搞不了，只能搞非常简化的内容，而当时市面上唯一最简单最系统化的中国文化课本，就是理学家朱熹老师的《四书集注》。中国科举从此对朱熹老师形成路径依赖，再加上理学不指导国家运行不惹事，就这样成了唯一的官方经典。

简单说，理学就好像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权力合法性不是来自自身素质有多高，而在于可选的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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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道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决定你跟金钱的关系的，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智力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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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泽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金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跟心理学有关系。

按理说，你的理财决定应该只跟你的现在和未来有关：你现在有多少可以调用的钱，当前有什么投资选项，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 这些都跟你的过去没关系，对吧？

实际并非如此。投资行为跟人的过去经历很有关系，这是因为过去的经历能影响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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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道理是，年轻时的经历会决定一个人对金钱的认识。

我们专栏多次讲过这样的道理，一个人最重要的认识和理念，往往是在年轻时候形成的。这里面有窗口期。

我们讲德里克·汤普森的《引爆流行》的时候说过，人对食物的偏好是在童年形成的 [1]。小时候妈妈做的饭菜口味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哪怕你后来出国了，哪怕在国外生活几十年，你还是最喜欢家乡的味道。一个人对音乐的偏好是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形成的，你在高中和大学喜欢什么音乐，你一辈子都喜欢那种音乐。而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是在二三十岁形成的。

萨波斯基在《行为》这本书里也说，一个人童年时候家庭所在的阶层，决定了他感受到的生物学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对他一生的性格、行为都有影响 [2]。

豪泽尔在书中引用了 2006 年的一项研究，是一份考察了美国消费者 50 年来的金融行为的报告。这个报告发现，人在投资方面的行为，跟他年轻时代的经历非常有关系。这种行为倾向呈现出一种代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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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们那一代人，都会对股市有相似的观念。当然这一切只是个非常粗略的描述，哪一代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而且股市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构、而不是散户驱动的，而机构更理性 —— 也许股市不在乎你对它做什么，但你关心的是你的观念让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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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你非得亲身经历才能建立深刻的认识。这就好像你很难说服爱听戏曲的爷爷奶奶改听嘻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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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种行为很疯狂，他们可能认为这很理性。你过的那种看似平常的生活，像什么假期出去度假旅游，对美国穷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 而彩票，却能给他们提供唯一可能的机会。换作是你，难道你不想让生活有个希望吗？你没有经历过人家的生活，就不要轻易评价别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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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道理是人难以迅速适应一个新事物。

往自己的退休账户里存钱，是你所能做的最简单、最合算的投资。这笔钱可以抵税，而且你往里存多少钱，你的工作单位一般还会按照一定比例给你匹配多少钱。那为什么美国人不爱存退休金呢？

因为“退休”这个事儿，在美国是个新事物。1960 年代以前的美国人几乎就没有退休的概念，绝大多数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得继续工作。社保给的钱一开始是非常微薄的，一直到 1980 年代才给到按今天标准是 1000 美元的水平，这点钱根本不够花。真正让一个年过 65 岁的人能靠退休金生活，那是非常近期的事情。

如果整个社会观念就没有存退休金这个意识，你很难说服一个人去存退休金。

再比如大学贷款。现在美国大学生贷款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有 1/4 的美国人都还在还大学贷款，很多人到四十岁还在还大学贷款。是，上大学很重要。但是如果算经济账，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可能不够能还上贷款的程度。那为什么人们不惜代价，宁可背负高额债务也要去上大学呢？

因为大学普及是很晚才发生的事情。人们的认知之中只知道大学生厉害，不知道大学生这个身份已经贬值了。这一代人的父辈们可没有还大学贷款的经历。

那咱们想想，现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借贷消费出了问题，有的收入很低却借了几十万，甚至导致家庭悲剧。这是不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借贷消费是个新生事物呢？面对新事物，一部分人会过于保守，该借的也不借；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失控，不该借的也借。其实是大家都没有经验。

再比如买房。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很多独生子女将来一个人会继承三套房。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未来房价很可能会跌，也许只有少数一线城市例外。房子将不会是你留给儿孙最好的资产。那为什么人们还是非得买房呢？

也许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房价暴跌这种事儿。人们的认知之中房价就不会跌。人们没有过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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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的启发是你不能高估讲道理的作用。学到、算到、想到都很容易，但是感受到是不一样的。仅仅听说过股灾，和在股灾中赔光了资产、不知道回家如何向妻子儿女交代，这两种感觉对人的塑造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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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难受，但你必须得忍住这个难受，才能保证在熊市的时候，自己手里仍然有钱，而不至于被迫卖出股票。

这也是盈亏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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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我不买指数基金，我就想像巴菲特那样打败大盘，我就要出类拔萃！那你就必须学会面对失败。你对失败的恐惧必须远远大于对成功的渴望。这意味着你得像巴菲特一样有耐心。

豪泽尔说，这个原则必须是偏执而又乐观。对短期，你要非常偏执地避免危险，要非常谨慎小心，像偏执狂一样害怕才行。而对长期，你又要非常乐观。你得相信自己到了 50 岁以后才能比较有钱，从 65 岁以后才能很有钱，得到七八十岁以后才能有钱到出名的程度。正因为你有这样的目标，你才能忍受住短期的偏执。

长期要乐观，短期要悲观，这很像中国人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但是炒股可远远没有打仗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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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到有人发了这么一条推特。他说 2010 年底的时候，凯文·凯利的《失控》这本书在中国特别火，大家都在讨论，但是他觉得流行的东西都可能名过其实，于是当时他就给十年后的自己发了一个提醒消息，说如果到时候这本书还是很热门，他再读。今年他收到了这条提醒，结果他感觉《失控》、包括凯文·凯利果然都已经过气了，很庆幸自己当初没读这本书。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读书观念。

《失控》其实是本好书。凯文·凯利是个思想家，他根本就不存在过气不过气的问题。而且就算是一本流行一时就过气的书，也可能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精神，而你错过那本书就可能错过了比如说九年前的一个机会。更何况思想是积累出来的。如果你十年前读过《失控》，以那本书为起点，也许今天你的思想已经在当初凯文·凯利的基础上再提高了一大块 —— 可是因为你没有读，你连起点都没达到。

这不是具体哪一本书的事儿，是这个人的读书系统不行。真正的读书人不能只想读好书，不能害怕把时间浪费在“坏书”上。

因为如果你不敢读坏书，就不能确保读到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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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对比两种思维模式，也可以叫两种心态。

只想做“对”的事儿，可以称之为“优等生心态”。这种思维就好像学校里那些好学生一样，希望在每一门功课都取得好成绩，害怕有短板。这样的人做十件事，他指望把其中至少九件做好，然后还会为没做好的那一件表示道歉。

生活中的确有大量的工作岗位需要优等生心态。如果你是一个客机飞行员，你必须把每一趟都飞好，不容有失。如果你是一位老师，你得把每堂课都讲好，你得善待每一个学生。如果你是个厨师，你也得尽量让每道菜都体现高水平。

优等生心态害怕犯错误，认为所有的失败都应该接受指责，所有的浪费都应该反省。

但优等生心态其实是职员思维。你做的事儿都是安排好必须做的。那如果现在不知道该做哪件事儿，不知道每一件事的后果会怎样。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投资人或者领导者，你得从一大堆可能有好处的事儿中挑选几件，这个职员思维就不行了。

你需要“寻宝者思维”。

我们继续讲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主题比较松散，有的说怎么赚钱，有的说怎么花钱，有的说怎么省钱，有很多思想你可能早就熟悉了。我们不全讲，挑选几个最有意思的。

这一讲的主题是如果你不想靠固定工资致富，那你需要换一个系统。你需要把职员思维换成寻宝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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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资的人都知道，投资组合都有强烈的尾部效应。往往你投的项目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是有少数会是极端的成功，而你几乎所有的收益，都来自那些极端成功的项目。这个效应是投资中的“80/20法则”。而且这个“投资”是广义的，并不限于股票交易。

比如艺术品。你可能觉得那些买卖艺术品赚了大钱的人成功的关键是眼光好，知道哪个艺术家将来会红，买古董专门捡漏，其实不是。艺术品投资的关键不是捡漏，而是走量。

你得在毕加索这样的人还没有如此出名、作品还没有如此值钱的时候，就买入，等到特别值钱的时候再卖出。可是既然当时毕加索还没有那么出名，你又怎么知道他能不能出名呢？所以你只能多买。你的策略是把看着差不多、感觉有前途的都买下来 —— 历史会证明这些作品大部分都不会成为什么“爆款”，但是只要其中有那么几个成了爆款，对你就足够了。

寻宝者思维的关键就是要广撒网。你估计这一片矿山中可能有宝石，那你能说我只探索其中有宝石的那个地方吗？你能说我只买有宝石的那个坑吗？你必须把这一大片都控制起来才行。足球学校、明星经纪、版权代理、IP改编，全都是这个思路。

你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敢打赌，你一定低估了这个效应有多么强烈。

比如风险投资。我们设想你投了 100 个项目，你能不能估计一下，其中成功和失败的比例大概是多少？豪泽尔列举了一项研究。统计从 2004 年到 2014 年间 21000 个风险投资项目，发现其中 ——

65% 的项目是赔钱的；

2.5% 的项目增长了 10-20 倍；

1% 的项目增长超过了 20 倍；

而有 0.5% 的项目，也就是说 21000 个项目中有大约 100 个，最后赚了超过 50 倍。

这才是风投的真实情况。你想要抓一个能赚 10 倍以上的项目，概率只有 3.5%。你要是万一运气不好，正好错过了那几个特别成功的项目，你的风投事业就会惨败。当你看到别人一个项目赚了几十倍的时候，你得知道他别的项目可能都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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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风投的风险太大，我不投创业公司，我只投那些成熟的、已经上市的公司行不行？情况其实差不多。我们专栏前面讲了，成功上市并不能让一个公司从此长治久安，该失败还是会失败 [1]。JP摩根资产管理选了 3000 家优秀公司，弄了个“罗素 3000 指数（Russell 3000 Index）”。它统计了从 1980 年到 2014 年间，这些公司的表现，结果是 ——

其中 40% 的公司，市值下跌超过 70% ，而且再也没缓过来，等于彻底失败了；

罗素 3000 指数几乎全部的收益，来自于其中 7% 的公司。

这是同样的故事：极少数特别成功，给你带来所有的收入；其余的要么不挣钱，要么就是赔钱。

请注意这 3000 家公司已经是优选出来的了，仍然有这么高的失败率。而这个高失败率可不仅限于新兴行业。高科技公司的失败率是 57%，电信公司的失败率是 51%……而且就连最稳定的、那些从事电力、供水、交通的公用事业公司，也有 13% 的失败率。

失败是普遍的，成功是罕见的。

那你说，不对，这还是眼光的问题。精英日课专栏不是讲了吗？要想提高优异数，最好的办法是提升均值，把正态分布的曲线往右端移动一点 [2]。没错，但是别人已经这么做了。

比如我们不看指数，我们看巴菲特。巴菲特绝对是选股高手吧？巴菲特在 2013 年的股东大会上说，他一生之中大概拥有过 400-500 支股票，而他的大部分钱都是从其中 10 支股票中赚的。查理·芒格马上补充了一句，说如果你把我们伯克希尔最成功的几笔投资拿掉，我们投资成绩就是非常平庸的。

“眼光”是有上限的。最终你还是得靠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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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已经是优中选优、最成功的公司内部，也有很多不成功的项目，成功的项目也是极少数。

在标准普尔指数的 500 家公司之中，亚马逊一家贡献了整个指数 6% 的回报率，苹果则贡献了 7%。那你说是不是亚马逊和苹果公司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成功的？不是，他们的大部分项目都不成功。苹果公司的收入大头来自 iPhone 这一个项目。亚马逊的收入大头来自 Prime 用户和网络服务这两个项目。

再比如说迪士尼。迪士尼早期是非常艰难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对电影品质超级讲究，喜欢搞大投资、大制作，结果他制作的绝大部分电影都赔钱。1930 年代，迪士尼拍了超过 400 部动画片，几乎全都失败了。

但是其中有一部大获成功。

那就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这一部动画片，就在 1938 年的上半年给迪士尼带来了 800 万美元的收入。这些钱足够挽回前面所有的损失，并且大赚一笔，而且让公司升级扩容。 

现在我们固然可以说，华特·迪士尼是个天才！他的理念是对的！正因为有这样大制作的理念公司才大获成功！

……可是，华特·迪士尼也许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他的公司会是什么样子。

一部。

成败就差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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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是一个“好东西”分布非常不均匀的世界。

在你的一生之中，对你影响最深的可能就几本书。决定你前途的可能就是一两项技能。改变你命运的可能就那么几件事。对你最重要的也许只有几个人。

错过他们，是你不可接受的损失；可是你非常容易错过他们。那你怎么办呢？

一方面当然你要提高判断力和把事做好的能力。你首先得能选择那些潜在的好东西，并且要努力去做好。为了提高平均成功率，你需要学习和模仿，需要请高手给你推荐。但是这些都是有限的。世界上并没有选择好东西的固定算法，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选股也大多不好使。而且就算别人说好，也不一定适合你。你是独一无二的，只能自己选择。

百货业之父约翰·沃纳梅克有句名言：「我知道在广告上的投资有一半是无用的，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套用这句话，我们大约可以说，在你面对的所有选择之中，也许只有 1% 是最好最适合你的，但是你不知道是哪 1%。

所以你必须放量。别指望奇迹，没有量就没有一切。查理·芒格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看报表？他没办法。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只看不买，他得看过很多很多才能选中一个。我们讲过巴拉巴西的《成功公式》 [3]，那些最成功的科学家为什么能做出特别重大的发现？并不是因为他们多聪明，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尝试得足够多。

我还看过 2015 年的一项研究 [4]，说那些特别能产生创造性想法的人，为什么那么有创造性呢？研究考察了他们大脑的思考方式，结果最关键是他们的想法多。因为想得多，所以才容易想到最有创造性的那一个。是数量，带来了质量。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研究？因为我看的研究多。我就跟查理·芒格整天看报表一样整天都在给精英日课找选题。而这个研究还不够自己做一个单独的选题，只能放在这里做个辅助的证据。

事实上我挥霍掉了很多潜在的好选题。但那并不是浪费，那只是没有入选。这其实也是演化思维，所谓失败其实应该叫尝试。你就得广撒网、多尝试、扩大搜索范围，不怕浪费时间和金钱，才能确保找到最好的那几个。

如果你只想做对的事、做被历史证明可行的事，你的路会越走越窄。Netflix 的 CEO 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有时候会故意砍掉一些明知道能收回成本的大制作影片。这样的片往往是成熟的题材，只要你投入足够多，收看率就能保证。但是同样的题材拍得太多就会重复，观众迟早会厌烦。Netflix 的策略是宁可少拍几部大制作，把钱省下来去投资一些探索性的、冒险性的项目。一些观众可能会不喜欢，可能看了之后会一怒之下取消订阅 —— 但是哈斯廷斯恰恰希望能激怒一些观众，他认为现在取消订阅的人太少了。

抓好东西往往还意味着出手要快。有时候不能想太多、不能指望谋定而后动，而应该“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

我的感慨是人们搜索好东西的主动性太低。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把人驯服得太老实了。你不能等着好东西来找你，你得主动去找它们才行。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到任何地方都要先搜索一番，看看有没有宝物！

这不仅仅是投资的事儿。一个小说好不好看、一个游戏好不好玩，有时候就取决于其中有没有宝物。真正的宝物往往不是一分钱一分货买来的，而是你搜寻出来的。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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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0 周六：

人到底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做“对”的事情呢？我感觉当今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极端 —— 或者说，这帮人想象得很极端。在他们的想象之中，成功就得“努力！奋斗！”，美好的未来必须用现在极端的奋斗换取。

比如有一本常年畅销的，冯仑、张德芬、毕淑敏、柴静等人联合推荐的正能量励志书，叫《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我最近还看到这么一个标题：《孩子，我宁愿欠你一个快乐的少年，也不愿看到你卑微的成年》。

难道说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不想卑微就得放弃快乐吗？我看这种自残式的奋斗不是真奋斗，这是自嗨、是逃避现实的自我麻痹、是把希望寄托给了奇迹力量、是不敢思考、是幻觉式的信仰 —— 当然更可能是那些励志导师胡说八道。

从理论和临床实验上来说，能不能学好一项技能的确并不依赖于你是否热爱这个技能。你只要方法正确，刻意练习，投入足够多的汗水和时间，只要坚持下来就能达到高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明不喜欢学习也能考上好大学。

但是你不能常年这么干。明明不喜欢，还要坚持不懈常年去做，这不反人性吗？

诚然，了不起的成就都有一些反人性的成分，以前唱戏的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是有道理的，有志向的人是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什么事儿都得适度才好。你的模型不应该把人生设计成泾渭分明的前后两部分，说我前半生专门奋斗，后半生才能享受：那都是想象，没有人真是那样生活的。

当你考虑奋斗模型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也当作其中的一个变量。你不能假设自己是个没有人性的人。你不可能在战略上违反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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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老百姓。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法，但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投资法。马可维兹并没有上亿美元要管理，他就这么点财产，多点少点其实差别不大，没必要费太多脑筋。他内心的愉悦感，他晚上睡觉是不是很踏实，那个心理需求也许更重要。

这个道理是幸福并不是把资产最大化。幸福还包括不做让自己强烈感觉不舒服的事情，包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包括尽量避免后悔、对得起良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活有掌控感。

当然据说马可维兹后来改进了他的个人资产管理方案，可能因为钱多了。但是我们赞赏他这种对优化适可而止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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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道理很重要。现在我们知道发烧确实能增强人的免疫系统。人体温度每升高1华氏度（等于5/9摄氏度），就能让某些病毒的复制率下降 200 倍之多。

五岁以下的小孩经常发烧，搞得家长很紧张，有的医院就特意在网站上告诉家长们：发烧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好事儿，如果你的孩子发烧在华氏 100 度到 104 度（摄氏 40 度）之间，烧一烧是可以的，没必要上医院也没必要吃药。

……但是没有几个家长、甚至没有多少医生真会这么做。你不太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发烧而不管他，因为发烧很难受！现在已经不是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了，为啥非得用发烧疗法呢？

用豪泽尔的说法，用退烧药不是完全“理性（rational）”的，但是是“合乎情理（reasonable）”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合乎情理的事，因为不合乎情理的事你坚持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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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投资这种事情，能长期坚持一个策略，比具体用的是哪个策略还重要。

从历史数据来看，至少对美股市场来说，如果你只做一天的交易，你赢钱的概率只有50%。如果你能做一年的投资，你的赢钱概率就是68%。如果你能坚持10年，赢钱概率上升到88%……而如果你做20年的投资，你的赢钱概率几乎就是100%。巴菲特的秘密是活着，你要做投资也得坚持。

宁可使用一个有瑕疵但是能坚持的策略，也不要选择绝对理性但是无法坚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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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完全符合数学。但是豪泽尔说，这不是数学的问题。有多少人会在账号清零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同一个策略呢？你能说服你自己吗？你感情上能接受吗？你接受不了。

只要你把自己也作为一个变量，考虑到自己不是一台自动机器，你的金钱模型就需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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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需要忍耐，忍耐需要热爱。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热爱，纯粹是出于利益去坚持，那它表现好的时候还好，万一出一点波折，你就会坚持不下去。有了热爱，你才能在它表现不好的时候坚持下来。

很多人说炒股第一条法则就是不要爱上你投资的公司。纯理性来说这确实是对的，我们每天面对自己股票帐号，都应该像第一天炒股一样，选择当前整个市场上最有潜力的公司。如果最有潜力的不是你持有的，你就应该立即把持有的卖掉。投资就好像下围棋一样，每个局面都应该当作全新的开始，对吧？

不对。事实是你根本不可能每天把所有股票重新分析一遍。频繁交易不是个好办法，特别对于普通投资者，我们专栏以前讲过，有研究表明最好的办法是忽略短期信息，减少查看股票账户的次数 [1]。

考虑到这一点，你恰恰应该买自己喜欢的公司的股票。这样你才能拿住它，才能容忍它短期表现不好，你的投资事业才能坚持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了爱情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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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性，有些看似不是纯粹理性的行为，其实是合乎情理的。

这一讲的道理是人不应该为了所谓“理性”而丧失人性。情感和爱好都是我们的重要立场，是我们科学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科学思考应该回避的东西 [2]。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让金钱收益最大化，我们活着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快乐，要满足自己的喜好。

把自己也当作变量，把自己的情感和爱好也当作优化指标，我们会活得更有精神、更有意思、更有意义。延迟满足不是让你回避满足，推迟享乐不是让你推迟好几年。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挣够了钱才快乐，而是从小到大不管有钱没钱，每天都很快乐。英雄豪杰不但要敢于吃苦，更要敢于快乐。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保留美好人性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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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结构性的进步，每个时代都是新的。人们吸取了历史教训之后就会改变历史，而使得之前的那个教训就不管用了。历史事件的链条充满偶然性。所以历史怎么可能重演，我们怎么可能从历史推测未来呢？

那种相信历史有个必然的方向，有各种必然发生的规律的“历史主义”，是错误的历史观。

历史其实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集合。

2017 年，丹尼尔·卡尼曼曾经有一次讲话。他说人们习惯于在遇到一个意外事件、没办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检讨说自己犯错误了，说我要吸取教训，下次不再犯错……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对的。这件事纯属意外，你何谈下次改正呢？卡尼曼说你真正应该学到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是很难预测的，它总是令人惊讶的。」

事实上前面黑格尔那句话是被人误读了。黑格尔的意思不是抱怨人们怎么不好好吸取历史教训，而是说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照搬历史教训。那段话出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的原话是 ——

「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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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念是买股票的本质是买公司。投资是为了公司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投机。

一个公司之所以值得你拥有，不是因为它的股票会涨，而是因为这个公司能够创造价值。你（部分地）拥有一个能持续创造价值的东西，它给世界做出了贡献，所以根据私有财产应该得到保护的原理，你从中赚到的钱是你应得的。

我理解这就是查理·芒格所谓的“配得上”。你配得上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之一，你是参与了一件创造价值的事儿。这让你感到很踏实。这个，是投资的正道。

第二个理念是忽略市场的短期波动。市场并不能告诉你公司真正的价值，市场告诉你的只是当前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而已，而交易价格常常偏离价值。

价值投资者眼中的市场是个情绪经常波动、时而疯狂时而消沉的家伙。市场不是一个好老师，它只是你取得公司拥有权的工具。

这个理念要求你把公司价值跟市场当前交易价格严格分开。这样你才能不受短期波动影响，专注于长期。

第三个理念就是所谓“安全边际”。因为你对公司价值的估计具有不确定性，你一定要等到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远远低于 —— 而不仅仅是“低于” —— 它的内在价值的时候再买。

那你可能会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所以你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只看不买。你要看很多很多公司，等待很长很长时间。你就这么耐心等着，反正根据第二个理念，市场总有波动到让某一个好公司的股价低到离谱的程度的时候 —— 那就是你出手的时机。

这三个理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投资逻辑。这些都是格雷厄姆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

巴菲特贡献的是第四条理念，“能力圈”。为了合理评估公司的价值，价值投资者必须是个通才，得从宏观到微观、从消费到科技什么都懂才行。你得深入分析纸面之下的东西、包括亲自前往这家公司做现场调研，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一家公司。但人的能力终究都是有限的，你怎么可能真的什么都懂呢？所以巴菲特提出，钱是赚不完的，你不要指望什么钱都赚，你能理解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公司就行了 —— 但是千万别不懂装懂，莽撞行事。你得认清自己能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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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被严重低估的好公司等着你去捡漏。开玩笑，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潘家园任何风吹草动都在别人的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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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本质”通常又没什么用。谁不知道捡漏好？你告诉我这种原则有啥用，你得告诉我哪有漏才行。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有用的都会错，不会错的都没用。所以你要出来做事就会犯错，你要想不犯错就只剩下道德优越感。

以史为鉴是让你“借鉴”，是让你体会本质，不是让你生搬硬套表象。可是我们在《科学思考者》系列中说过，事物并没有绝对的、“本质的”本质。哪个是表象哪个是本质，你只能根据具体情境自己分析。

李录认为价值投资者永远都只占人群的 5%，其余 95% 都会忍不住频繁交易的诱惑，所以价值投资永远都有机会。我对此表示智识上的同情。我自己的看法是价值投资将会越来越难，越来越不适合散户。如果你认为你每年花在研究股票上的时间价值超过一百万元，而你投入的总资产不到两千万，我从数学角度建议你干点别的 [1]。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上的东西？价值投资这个事儿也许能带给你四个教训。

第一，人生不是算法，学东西不能机械照搬。适合巴菲特的不一定适合你，你们的时间、地点、能力、特别是规模非常不一样。巴菲特能以股东身份直接干预一家公司的运营，巴菲特买股票有皮格马利翁效应，这都是你不可复制的。

第二，高手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他们会使用那些规律，而在于他们发现了那些规律。格雷厄姆了不起不是因为他是个“价值投资者”，而是因为他开创了价值投资这个行业。

巴菲特跟格雷厄姆不一样，李录跟巴菲特也不一样。历史最爱奖励的是那些发明自己的方法的人，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人。

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不是那些高手的具体操作，而是他们“找到方法的方法”。

格雷厄姆这帮人找到了最适合当时股票市场，并且最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 —— 然后他们还要不断地更新。实践、实验、试错、总结、更新，这些方法之上的方法才是你应该学习的。

第三，尽管很多历史规律会变，但的确有些规律不会变。我们可以直接借鉴的是那些不变的东西。

具体投资方法都会变，但是人们面对金钱决策时候的贪婪和恐惧，人在压力状态下的行为，人面对激励如何反应，这些是很难改变的人性。这是你可以直接学的。

其实我看各种历史故事最大的作用都不是直接用，而是能提高你的想象力。读书最好是一惊一乍：啊还有这种操作！到时候能想到各种操作的 possibility 就已经很好了，完了再考虑 probability。

第四个教训是考虑时间。越是遥远的历史，你就越是只能借鉴一些非常广义的、不具体的规律。如果你想利用一个具体的趋势，就只能参考近期的东西。

而这四个教训也都不是可直接操作的。你要非得说到底哪些规律会变哪些规律不会变，遥远到底是多远，我说不清。我认为你要是格雷厄姆，你自己知道怎么掌握那些度。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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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1 周日：

你注意到没有，越是优秀上进的人，对自己的表现越不满意。当然这里面有谦虚的成分，我们说过“邓宁-克鲁格效应” [1]，但绝对不仅仅是谦虚。其中更有悲观和失望。

考完试走出考场，学渣的状态是乐呵呵的，因为他感觉今天的题不算难，自己发挥得不错。再看学霸，却是愁眉苦脸，一问他他说没考好，学渣表示了慰问……结果成绩一公布，学渣 79 分，学霸 97 分。

但学霸并不是故作姿态。97 分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好成绩。如果你考过几次 100 分，97 分会让你很失望。

这个效应在职场可能不是很明显，那是因为绝大多数工作没有直接的量化绩效。如果你的业绩是一目了然的，你也会有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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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0 到 2019 年这将近 70 年间，道琼斯指数的平均回报率是 11%，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那如果你定投了这个指数，你在整个过程中的精神面貌，会是怎样的状态呢？你会整天乐呵呵地说我很放心、我的钱正在帮我赚钱吗？

其实不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你是失望的。

那些的确是“灰色”的日子。上一个高点你没卖，下一个高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现在这个点带给你的只是失望。这些都是学霸考了 97 分的日子。

个股更是如此，而且哪怕是特别成功的个股也是如此。Netflix 的股价从 2002 到 2018 年间涨了 350 倍，这是绝对的、股民做梦都会笑出声的好成绩，对吧？但是如果你细看，在这 16 年中，有 94%的交易日，Netflix 股价都低于它此前的历史最高点。

再比如怪物饮料公司（Monster Beverage），1995 到 2018 年间股价涨了 3190 倍，绝对是传奇 —— 而在此期间，也是在 95% 的日子中，它的交易价格都低于此前的史上最高价。

哪怕是传奇，也不是天天向上的。它总会有各种挫折和波动，绝大多数日子 ——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日子 —— 都不是什么“又创新高”的日子。

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持有这样一只股票 —— 请注意这已经是最好的股票 —— 你的日常是什么精神状态？你不会每天都很嗨地喜闻股价又创新高。你其实是生活在失望、盼望甚至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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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能看出来你能不能直面真实世界。

童话故事很美好，真实世界是会伤人的。

那你说我受不了股价波动，我买了就干脆不看股市了，这总行吧？你躲不过去。“失望效应”不仅仅存在于炒股中。

学霸会总想再拿个一百分。运动员永远在回忆自己打出最漂亮比赛的那个夜晚。商人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做一笔几年前那样的交易。明星就更不用说了，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强烈的失望之中。曾经有一天，她是全网焦点，上了微博热搜头条，简直是全国人民都在谈论她一个人……

当时觉得没什么。她在那一天的感觉并不是说有多好。哪知道相对于那一天的热度，此后每一天都是凉的。

可是那样的一天注定难以重现。这个数学规律叫“回归均值” [2]。任何成功都有运气成分，特别大的成功有超级运气成分。你想上热搜光靠炒是炒不起来的，得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连锁反应才能促成。

既然是小概率事件，就不可能经常发生。哪怕你的事业正处于像怪物饮料公司一样的上升期，你 95% 的日子里也只有回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上进心强的人，你的日子就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辛弃疾有句词叫「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实何止十之八九，也许是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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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我们能不能理性对待波动呢？如果我们坚信这个事业一定会取得成功，只是中间会有很多波动，你会在意那些波动吗？

你要说不在意，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正身处其中，人的情绪不是对什么十年战略业绩做出反应，而是对每一天的小波动作出反应。那个心理上的难受，会让你总想去做点什么。

你会反复问自己，我为什么就不能高抛低吸呢？如果上一个高点我把股票卖了，现在再买回来岂不是正好？这个强烈的懊悔会让你在下一次遇到高点的时候把股票卖掉。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拿不住股票，你根本等不到什么三千倍。有无数研究证明，绝大多数“主动选股”的基金最终的成绩都远远不如直接买指数基金放在那不动。但是人们就是克服不了想要操作一番的冲动。

豪泽尔认为，承受股价波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你炒股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好像买东西就得花钱一样，做投资就得承受心理压力。

那你说我们能不能这样。反正起点和终点是固定的，带给我精神压力的只是中间的波动。我也不求终点更高，我只想少点波动，把曲线做得平稳一点，让我每天都感到一点小进步，一路舒畅地走过，这多好呢？

有人是这么做的，结果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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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在，股价就一直涨；韦尔奇刚刚退休，股价就快速下跌。后来有两个时期是持续几年的稳定上升，但接着又都是快速下跌。现在的通用电气早已经不是一个一流的公司了。豪泽尔说，通用电气有今天，部分的原因就是韦尔奇在任的时候，为了把报表做得好看，没有把一些亏损计算在内。

可是那些亏损还在啊。你当时不显示早晚也会显示出来啊。你那个会计手法就算是合法的，公司该承担的代价也还是要承担。

真实世界充满了涨落，成绩总是起起伏伏，强行做平就等于掩盖真相，其实都是自欺欺人。

很多人说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活得不累。可是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不到波动，一定是或者有人、或者有个组织，替你屏蔽了波动。员工拿固定工资可是公司在市场上起伏。公务员职业稳定可是机构在遮风挡雨。那些安稳的日子都是虚拟现实。

你但凡想要自己面对现实，就得一惊一乍、大起大落、担惊受怕。这些是做事必须承担的代价，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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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2 周一：

我先说一个洞见。你看下面这几种人的两两对比，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忠臣 vs 奸臣，君子 vs 小人，苦口婆心的师长 vs 酒肉朋友 —— 以我之见，这些都是“长期主义者” vs “短期主义者”。

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谁对你好、谁对你坏，他们的区别只是有的关注长期，有的关注短期。

比如你现在有一份工作，十分劳累但是挣钱很多。你父母反对你做这个工作，他们希望你保重身体，工作别太累，钱慢慢挣。而你老板则告诉你趁着年轻应该多挣点钱，现在时机难得，不然过几年想努力都没机会。你说他们谁对谁错呢？其实这两个声音都有道理，只是一个是长期主义，一个是短期主义。你父母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他们考虑的是你一辈子的幸福；你老板可以一直只用最年轻最能干的人，他关心的是怎么用好现在的你。

再比如一家公司，在市场上建立了一定的口碑，现在生意不错。这时候有一批质量比较差、但又不容易看出来的产品，要不要出货呢？有人建议你说，我们公司的品牌一定要小心维护，这批货应该销毁掉，宁可受损失也不能伤害品牌。另一个人则说，这批货只有一点瑕疵，大部分人根本注意不到，对品牌伤害很小，有钱为什么不赚？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只是一个长期、一个短期。

再比如你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国君，你的国家攻城略地，取得了胜利。一个大臣建议，我们现在进展太快，组织制度还没有完善，新占领地区的人民我们还没有消化，所以我们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另外一个大臣却说，我们现在势如破竹，为什么要停下？打下敌国、抢占资源，才能让我们继续发展。这也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别。

人人都说要做个长期主义者。那既然长期那么好，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做短期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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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豪泽尔对金融泡沫提出了一个解释，我认为这个解释不仅仅适用于股市，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很不合理了，为什么还有人买呢？金融泡沫看似非理性，其实当事人的行动也是理性的。

泡沫的过程大约可以分为四步。你要特别关注其中长期主义者和短期主义者不同的行动逻辑。

第一步是真的成绩。

这家公司的产品很扎实，或者刚刚做出了新的科技突破，人们对它都很看好。在一段时间内，股价持续上涨。在此前一直持有它的长期主义者—— 对股市来说也就是那些“价值投资者” —— 看来，这个股价完全是应得的。

但再好的公司也只有有限的价值。股价涨到一定程度以后，长期主义者会认为当前股价已经到位了。根据你的安全边际，这时候你不会再买它了。然而你发现股价还在持续上涨，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推动股价上涨的已经不再是长期主义者，而是短期主义者。上涨有个动量，刚起来的热度不会立即消失，会有一个至少是短期的持续趋势。短期主义者并不在乎这个股价是否合理，他们只想搭载这波热度。如果你只做日内交易，上午买下午就卖，有上涨的动量对你就足够了。

这就如同你打了胜仗，自然就会有人来吹捧你：“大王你太厉害了，英明神武！我们完全应该再打一场”。这些人并不关心你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想要的只是下一场胜利带来的利益，哪怕下面只剩下一场。

第二步是换朋友圈。

短期主义者的加入带来了正反馈效应。这只股票更热了，上涨的势头进一步加强，而这就吸引了更多的短期主义者加入。

我不爱用“奸臣”“小人”这样的老百姓词汇，感情色彩太强了，但是在这个模型上这些词特别好用。用国君打比方的话，现在围绕在你身边的已经大多都是奸臣和小人。大家情绪都很高涨，你感到自己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强，甚至有的敌人还没等你打就自己过来投降了。

到这一步，股价是由短期主义者主导的。

你已经听不到长期主义的声音。周围人都说你能指哪打哪，而事实上你确实越打越厉害，现在风头就在你这里。每个人都等着你发布下一个好消息，然后好消息总能带来新的好消息。

表现在股市上，当一只股票由短期主义者主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交易量大大增加。不管懂不懂你，现在每个投机者都要过来跟你握握手。

作为国君的你看着自己周围这帮人，能感觉到他们好像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好像是在利用你。你的内心很忐忑。

第三步是长期主义者被误导。

我们假设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你关注的领域是大数据，你非常看好一家大数据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一年之内涨了好几倍，远远超过了你对它的估值。本来，你认为这太疯狂了，你觉得烫手，打算远离它。

可是它还在涨。

你不能理解这个现象，于是你就会质疑自己。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我算错了呢？是不是我对大数据业务的理解不够深刻，别的投资者都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而你实在看好大数据业务，你要买大数据公司的话就只有这家看起来最强。现在既然大家都这么看好它，于是你也跟进了。

这就好比说，国君发现连以前批评他、质疑他的那些君子也回来赞美他了。君子说，我以前劝国君不要打，我以为打了会有问题，可是现在并没出什么问题，我们国家确实是势如破竹，那我也别拖后腿了，我也支持继续打。

这时候连国君本人都相信，自己以前低估了自己！现在我们干就完事儿了！

于是泡沫达到了顶峰。

其实长期主义者真正不知道的是，那些短期主义者玩的跟他们不是同一个游戏。

第四步就是泡沫终将破灭。

如果公司能不断带来一点好消息，也许泡沫坚持的时间会更长，但是问题总会出现。泡沫一旦开始破，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破灭。

股价走势的一个普遍规律是跌总是比涨快。好公司、好品牌、好故事要成长起来被人广泛接受，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要让人对它的印象变坏，却可以在瞬间发生。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才统一天下，可是统一之后才十四年就灭亡了。

短期主义者的行动就是快。他们没有耐心，他们非常敏感。长期主义者有信心，看你遇到挫折还会鼓励你，还会设法帮你渡过难关，还会等一等，而短期主义者本来干的就是快速交易几把就走人，现在你只要暴露出一点问题，他们马上就会放弃你。甚至都不需要你出大问题，短期主义者只要认为你已经没有上升动量了，就会自动离开。他们要赶着去寻找下一个有动量的股票。

豪泽尔说的这个模型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股价的走势，还得知道是什么人在操作这只股票。被短期主义者主导的高价位是不可持续的。

而短期主义者这么做并不是不理性，有动量的时候快进快出是个合理操作。其实小人比君子更理性，君子还有理想主义，小人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泡沫确实随时可能破灭，但是短期主义者只要反应足够快，确保自己能及时下船，他们完全可以跟着这条船拿到利益。

美国的房产泡沫也是这样。这个地区的房价已经如此之高，你算一算当地人的收入水平，好像根本就没有几家能支撑起这样的房价，那为什么房价还在涨呢？因为这时候接手房子的根本就不是想要自己住的长期主义者，而是短期主义者。这些人买房子是为了搞搞装修，弄个升级，然后转手再卖掉。只要房价上升的趋势还在，他们就会这么一直买卖下去。

所以你做决策一定要先想明白自己在这件事儿上到底是长期主义者还是短期主义者。

如果你是个长期主义者，口口声声说要搞价值投资，你的习惯是买了股票就放在那不动，然后你一出手就买了当时最热的股票，那你就犯糊涂了。你玩错了游戏。

短期主义者玩的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他们知道鼓声总会停下来，但是因为玩这个游戏的人很多，每个人在鼓点结束的时刻正好拿着花的概率都很小。他们清醒地知道，这个游戏的要点是花到你手里之后要赶紧转手。

可是如果你不观察玩游戏的都是什么人，拿到花不但不赶紧出手，还充满愿望思维，在那憧憬未来，你不危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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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加州大学的家庭医学临床助理教授，肯·默里（Ken Murray），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医生如何死去》[2]。医生的死法跟普通大众的死法是不一样的。

默里有一位老师叫查理，是一名非常受人尊敬的骨科医生。有一天，查理发现自己的胃里有个肿块，就请一位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胰腺癌。给查理做检查的这位医生正好是全国最好的胰腺癌专家，他还发明了一个治疗查理这种类型的胰腺癌的新方法，能把病人的五年存活率从 5% 提高到 15%。那你说查理就好好请这位医生给他治呗？没有。

查理第二天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踏入医院。他没有接受什么化疗、放疗或者手术，就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

查理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省钱。他有最好的医保，能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他是不想受罪。癌症患者如果积极治疗，什么放疗化疗手术一起上，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生活质量非常差。然后你换来了什么呢？五年存活率提高到 15%？查理认为根本不值得。

默里说，这其实是医生共同的看法。临床医生们私下聊天的时候，都无数次地说过，将来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你们千万别给我治。甚至有的医生会佩戴一个纹章，有的还弄个文身，上面写着“不要给我做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CPR），如果你的操作是正确的，就必须压断患者的肋骨。医生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儿，他们不想受这个罪。在重症患者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要积极治疗就必须把身体切开，插满管子。默里打了个比方，说就算是抓到一个恐怖分子，要对他用酷刑逼供，你都不忍心这么做。

而且对普通人来说还有个医疗费用问题。美国全部的医疗花费中，有 11% 是花在了患者生命的最后一年。我最近还听到一个说法，华大基因的汪健说，有「60%的人，将 60% 的人生积蓄，用在生命的最后 28 天」。

这些难道不是过度治疗 [3] 吗？患者家属想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但是在医生看来，却是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医生对自己的选择是放弃治疗，尽量保证最后日子的生活质量，安静地死去。

那你说既然医生自己都选择不治疗，为啥还给临终的患者积极治疗呢？这是不是想多赚钱呢？可能有钱的原因，但是我理解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医生和患者、和患者家属对“治疗”、对“死亡”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普通人的观念就是认为死亡是最可怕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活着，他们没见过医生见过的那些痛苦，医生没法说服他们。

我们把自己当做变量，心理需求是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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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想想投资。基金经理对风险的认识跟你对风险的认识不一样。基金经理对你的风险的认识和对他自己的风险的认识也不一样。他可以操作你的钱在市场上经历惊涛骇浪而面不改色，但是他受不了让自己的钱经历这个。你把钱交给他就是为了自己不用看市场，你们的心理过程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对风险的认识不一样，每个人的投资目标也不一样。就算是同样的投资时间期限内，有的人想要的是概率意义上的总收入最大化，有的人想要的却是损失最小化。

《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现在是合作基金会的合伙人，他整天做的、琢磨的，就是投资。那他自己的钱是怎么投资的呢？他给自己定的策略非常保守。

而这里面有家族传统的原因。豪泽尔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收入很高，但是要养三个孩子，负担也重，所以豪泽尔从小就不大手大脚花钱。豪泽尔家的日常花费一直都低于收入水平。

保守的理财风格不会让你的资产升值，但是能给你带来独立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豪泽尔的父亲厌倦了医生的工作，就直接辞职不干了。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有存款。豪泽尔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钱最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你的独立性，让你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豪泽尔夫妻两个人的生活相当节俭。他们还清了房子的全款贷款。对金融从业者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美国的房贷利率非常低。大部分美国人的观念是哪怕你有多余的钱，也不应该还房贷，应该去干点别的，比如投资股市。甚至有很多美国人会在房产升值的情况下拿房子做抵押，从银行借出更多的钱，仅仅是用于消费。

豪泽尔家为什么这么着急还清房贷呢？因为这样房子就彻底属于自己。将来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房子都还在。他们获得了安全感和独立性。

豪泽尔有相当大比例的钱都没有用于投资，而是以现金的方式存在银行里。然后他家的投资也就是去买指数基金。

所以投资这件事儿真不是个能抄作业的事儿，也不应该要求给你投资建议的人自己也使用那个方法。每个人的目标和心理都不一样。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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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3 周二：

我们再说个事儿。1931年，有个叫休斯的人，突然牙非常疼，就去看牙医。牙医给他打了麻醉针他就昏睡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休斯醒过来发现，他的牙齿少了16颗，扁桃体也被切除了。休斯说我没让你给我拔牙也没让你做手术啊？后来这个手术出现了并发症，休斯最后死于这次看牙。

休斯的妻子把牙医告上法庭，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医疗决定到底是应该由医生做，还是应该由患者做？大家反思的结论是医生应该把决定权交给患者。并不是每个病人都想治病，也不是你的治疗方法适合每一个病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做大手术一定要本人或者家属签字才行。

现代医学院教给学生的理念是，医生的使命是治疗病人，而不是治疗疾病。你得针对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拿出方案来，让病人自己决定做不做。医疗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病为本。

同样道理，投资理财也是以人为本，不是以钱为本。理财经理不可能一上来就告诉你用哪个组合，他必须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你什么时候退休，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如何？

给人提建议必须从人家的具体情况出发考虑。而我们在生活中非常缺乏这样的考虑。

马伯庸和严锋他们曾经在微博讨论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在给别人推荐美食的时候，往往推荐的都是自己心目中的美食。

比如你到一个地方办事，当地有个朋友说我领你去吃我们这儿最好吃的东西！当时是中午，其实你已经很饿了，你只想找个附近的差不多的餐馆，吃一顿就完事。你的朋友说不行，他非得领你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一家极为小众的餐馆，说我们这个美食，就这家做得最好。结果你一吃感觉并不好吃。那其实是他最喜欢的。

按理说这很容易理解，你爱吃的东西别人不一定爱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请客很少问对方爱吃什么。人们似乎默认了我爱吃的就是你爱吃的。

家长逼孩子学习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亲友催婚，这些种种试图安排别人的生活的行为，不都是这个道理吗？

我们讲《科学思考者》专题的时候说过，应该只研究“真问题” —— 也就是有具体情境的问题。你得先看好每个人的立场和视角是什么，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转换到他的视角，才能提出有效的建议。

到底有多少钱才能财务自由？这就不是一个真问题。是不必工作就能过奢侈的生活叫财务自由，还是生活有保障、不必做什么事都考虑钱就叫财务自由？我看豪泽尔说的这个“独立性”，这个能让自己可以不必须做某一种工作的自由，也许是更值得追求的财务自由。

钱可以是生活的保障，是享受，是独立性的底气 —— 更可以是做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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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取决于各人自己的取舍。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多尝试，应该先专注于自己喜欢的领域，再在这个领域多尝试，选择最好的东西，然后再专注于那个好东西。是专注 - 尝试 - 专注，或者再来几轮也行，这样交替进行。

尝试的原则应该是“大胆地开始，无情地结束”。就如同读书和看电影，不知道好不好的时候先打开看看，一看不好马上放弃，千万不要逼着自己看完。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我看大多数人真正的问题是尝试的太少，而且所谓的尝试都是随大流，太被动。比如很多小学生都被家长送去各种兴趣班，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完了说自己没时间尝试，这不荒唐吗？

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逼着孩子练钢琴和小提琴。世界并不大量需要音乐人才，这种活动对人气质的塑造作用极其有限，而且这种长时间的强迫劳动其实是在摧残儿童，而且现在大学早就学精了，普通水平的乐器能力根本不值钱。试问谁家招聘或者相亲会让你先弹一段《献给爱丽丝》呢？

有这时间打打游戏不好吗？我呼吁把这些特别耗费时间而又没意义的笨功夫全取消，把孩子们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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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条人性是永远不变的，那就谈不上趋势。比如趋利避害、忠诚与背叛、冒险与胆怯这些，的确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理解这些对我们很有用，但是不能用来判断趋势。

人性的确有一些可变的趋势，但问题是你不知道变化的速度，而且那个变化不是绝对的，会来回往复波动。

也许因果关系是颠倒的，不是一代人的性格影响了他们做事的方式，而是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影响了他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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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有很多版本。以经营一个剧社而言，我以为，员工不是小孩，理应让人知道当前的局势。比如说现在剧社的票房是否理想，有没有财政困难，发展前景大概如何，下一步探索的新剧有多大风险，所有人都应该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彼此信任，有利于合作。

但是短期的波动，作为剧社的老板，最好独自承担。我们专栏以前有一期叫《不要被小事击垮》，各种平时的小麻烦，带来所谓“慢性日常压力”，是对人心理和生理健康极大的伤害。像什么今天这场的票房是多了还是少了，能不能签到一个大合同，下一场演出的场地、什么服装道具有没有到位之类，不应该全组一起操心。演员应该专注于表演，让你当老板就是让你操心的。

塔勒布在 Skin in the Game 这本书里讲到，正式雇员跟临时约到的合同工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风险。合同工其实比雇员更便宜，但是关键时刻容易指望不上。可能比如最近是新年假期，演出多，合同演员就跟出价更高的剧社走了。雇员的忠诚度要高得多，但是雇员默认公司应该为他屏蔽风险。他的忠诚应该换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甚至如果这个职位对忠诚要求高，可能是超出本人实际水平的待遇。

而这里面有意思的规律是，越是突出个人能力的领域，员工越愿意自己承担风险，而公司越希望替员工承担风险。我们看足球俱乐部都是倾向于跟球员签长约，签约期内人员流动都得有转会费；而普通公司都是说裁员就裁员说辞职就辞职。九十年代欧洲搞了个“博斯曼法案”规定球员合约期满可以自由转会，现在中国足协规定职业球员签约最多只能签五年，这些其实都是维护球员的权益：球员“自己承担风险”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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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件事情，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短期主义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以前我认识一个美国教授，他曾经是个很好的理论家，做出过漂亮的工作，自己建立了学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大学，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也是科研公司，招了几十个人，从政府接研究项目，但是科研经费可以算作公司利润。他们公司做很多项目，五花八门，大多都是比较短期的，谈不上是什么建功立业的大学问。我跟别人私下聊，大家普遍不太赞赏他现在的做派，但是都承认他以前是真厉害。这位教授有一次跟我们这帮书呆子一起开会，他半自嘲、半自豪地说，“我是一个资本家”。

这位资本家现在必须紧盯着美国科研经费的风向，必须整天跟人碰面搞政治，必须四处招人，他的行为非常短期。可是这仍然是一个学术界的工作。这个工作你交给一个外行肯定做不了。他得在这个领域积累很多年，得真做出东西来，有一定的声望和信誉，才能得到业内的认可，他那些短期行为才能得以展开。

我理解有一些年轻学者，看到中国的比如说院士这个级别的大人物整天好像没怎么搞科研，就是到处吹一吹讲一讲，日子很轻松，就想专门做这样的事。甚至有些人就直接成了科研领域里的掮客，整天琢磨拉关系分经费。这属于本末倒置。你自己没有内功，你没有声望。别人拿你当个人只不过是因为你代表某某院士，你自己的意见不值得重视。

再比如一般的工作，比如程序员。有些技术的确可以速成。现在流行什么技术你突击学习一番，机遇好能拿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可是等到这个技术不再流行，怎么办呢？如果是一个内功过硬的人，系统地学习过计算机基础知识，特别是像算法、数学这一类，他也可以什么流行干什么，而且他抓住新流行的速度会快得多。

学新东西快、做事快、做多面手，这本身也是一个功夫，这个功夫是长期积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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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的关键区别不是你想要什么，不是你想要现在就收获还是赌未来再收获 —— 而是你能干什么。

你要是能长期专注地做一件可积累的事情，你就选择长期主义。你要是能时刻把握当前的变化，有什么消息你马上就知道而且能马上做出反应，善于快速决断，你就选择短期主义。你要是都会，你可以先用长期主义学习，再用短期主义做事。

长期主义者和短期主义者在市场上各有各的用处。就拿“风口上的猪”来说，最先被风吹起来的肯定是长期主义者。这门技术人家已经研发了十五年，以前默默无闻，现在终于成功了，你说风口来了，可是风口就是人家做出来的。当然这里面有战略风险，也许那个东西永远都做不出来，也许别人先做出来，但是短期主义者也有风险。

短期主义者的风险是他们是可替代的，这个项目如果是可以抢的，那你要没抢马上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你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动作特别快才行。

有些所谓的“长期主义者”其实是不想操心，有些人所谓的“短期主义者”其实是无法专注，这些都是你需要这个事儿而不是这个事儿需要你。积极主动的态度还是应该发挥特长，而不是看看自己做什么最舒服。

真正的长期主义者是能够做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一定是一直在默默取得进展，只不过没有收获而已。比如研发一个比较基础的技术，市场不知道你做得怎样，你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一直都没进展，证明这个方向已经不可行，你应该主动换个方向，或者至少积极寻找新的思路。所以真正的长期主义者不会是固执死板的。

比如假设我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我不打算升职去当教育局局长，我不打算去别的学校多赚钱，我就想在家乡当个好校长，我想当个长期主义者。但如果我是真正的长期主义者，我会非常关心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我们学校培养出来多少个优秀人才。我不会每天做同样的事儿、使用十年前的教学方法、看着同样的成绩而不着急。

真正的短期主义者也不会是朝三暮四没长性。我理解那些资本家跟同行的关系并没有到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种程度。资本家非常重视交朋友，而且很重视互相信任的长期关系，他们需要自己有一个长期的人设。

如果我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经理，我深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会天天盯着转会市场，我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最好的球星，我会跟别的球队的、那些目前没有转会意愿的球星也搞好关系。但是因为我也深知球星的宝贵，我签下球星之后不会把他们当工具人，我会非常小心地维护他们的职业生涯，尽可能为他们着想。

所以好的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都是要为事情服务，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 而不是用选择做事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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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4 周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学家和医生们联手，已经取得了非常强硬的统计学证据，证明吸烟会导致肺癌。1965 年，美国国会考虑立法，要求所有香烟盒都必须印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字样。哈夫因为《统计数据会说谎》这本书成了当时最著名的统计学人物，被请到国会作证。国会议员问哈夫，吸烟和疾病，是不是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而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哈夫明确回答，他认为是的。

而事实是此前大量的研究不仅仅是发现了吸烟跟肺癌之间的相关性，更是用非常缜密的方法，包括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排除了各种别的可能性，证明其中有明确因果关系。

哈夫不顾那些研究，上来就一句“相关不等于因果”，简直是个统计学小丑。谁都知道相关不等于因果，可你如果抱着这句话拒绝相信一切因果关系，看什么都是巧合，那你就什么决策也不能做，你就是是非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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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思考不是为了愤世嫉俗，你不能学了很多知识就学会一个这也不信那也不信。我们在《科学思考者》中说过，科学思考是为了明辨是非 —— 这也正是哈福德的强硬立场。

然而现在有很多人，很多机构，恰恰不想让你明辨是非。

最近有个美剧叫《无所作为》（The Undoing，2020）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是一个关于谋杀和出轨的故事，剧中有一个设定很有意思。女主人公，也就是谋杀案嫌疑人的妻子，是非常有钱的人，她请了一位律师。你可以想见有钱人的律师可能是为客户，而不是为正义服务的，这个律师就是这样的。

但是律师告诉女主人公，她做的不是抹去（undo）真相。真相就是真相，谁也抹不掉。她做的是制造垃圾信息，从而让真相变得模糊，从而让法庭做出错误判断。

这个律师的工作是生产怀疑。

而生产怀疑，恰恰是当初烟草公司面对吸烟导致癌症这个指控时候的应对方案。烟草公司也请了人做研究，他们不可能证明“吸烟对健康无害”，但是他们能对“吸烟导致癌症”这个结论提出质疑。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事实，来说明那些统计结论不可靠，从而把水搅浑。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用事实误导”。这是现代社会通用的做法。这招为什么特别好使呢？哈福德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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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政府赶紧找科学家鉴定，果然如此。画的颜料中有酚醛树脂和钴蓝，这些东西维米尔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范米格伦还专门在监狱中现场仿画了一幅维米尔，证明自己确实有这个能力。至此真相大白。范米格伦被免除了叛国罪，仅仅以伪造罪被判处一年徒刑。

可是当初那位研究维米尔的专家布雷迪乌斯，为啥判断失误了呢？

因为他希望那些画是真的。

布雷迪乌斯有个情感弱点。世间流传的维米尔的宗教题材画作只有两幅，其中一幅就在布雷迪乌斯自己手里。另一幅，也是维米尔唯一一幅描写了《圣经》中场景的画作，曾经被布雷迪乌斯错误地鉴定为是假画。后来所有同行都反对他的观点，这是他的一个学术污点。难不成维米尔的宗教画只有你手里这幅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布雷迪乌斯绝对不能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

所以布雷迪乌斯一直都在等待一个能证明自己的学术公正性的机会。而且布雷迪乌斯还有个理论，他猜测维米尔年轻时代曾经受到过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证据。而范米格伦伪造的这幅《以马忤斯的晚餐》，正好是一幅宗教画，而且画的构图正好是模仿了卡拉瓦乔 —— 这简直就是给布雷迪乌斯量身定制的。

这不是巧合。范米格伦完全知道布雷迪乌斯在等待这样一幅画。而且范米格伦下了大功夫。他模仿了维米尔的笔法。他用的画布是十七世纪的，上面有真实的裂纹。他自己做实验发明了一种让颜料变得很干的技术，让你用酒精擦拭不会掉色 —— 当时的人都认为，只有老画才是这样的。范米格伦留下了只有内行才能看懂的线索，所以尽管那幅画本身的水平比维米尔差得多，布雷迪乌斯还是相信了。

布雷迪乌斯陷入了愿望思维。

我们专栏讲过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因为你希望这是真的，所以你会相信这是真的。哈福德在书中列举了很多有关愿望思维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的一大主题是，越是高学历的人、越是专业人士，越有可能对不符合自己愿望的证据视而不见，越善于把反方向的证据往正的方向解释。

对此你不会感到意外，理性很多时候是专门为情绪服务的。但是你对愿望思维的警惕可能远远不够。范米格伦伪造维米尔画作那个案件接下来的发展可能更值得我们深思。

荷兰人免除了范米格伦的叛国罪，这合理吗？事实上范米格伦真的叛国了。他跟纳粹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在荷兰人都当了亡国奴、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范米格伦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专门写了一本赞美纳粹精神的书，还把书签名，送给了希特勒。这本书还被人们从希特勒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如果这都不叫叛国，到底什么叫叛国？

然而荷兰人把范米格伦当做了英雄。为啥呢？因为荷兰人需要一个英雄！纳粹占领荷兰期间，荷兰人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荷兰缺英雄。我理解这就如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人的唯一亮点是出了个名妓赛金花，敢跟德国人谈，用粮食换取放过百姓 —— 范米格伦居然用假画骗了戈林的钱？英雄啊！

荷兰人也陷入了愿望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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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如果你陷入愿望思维，再给你多少数据也没用。你的愿望，你的情感，是你的弱点。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统计学了解真相，就必须先克制自己的情感。

但这可不是说让你做个没有情感的人。好消息是有好几个研究证明，只要你能让人心平气和下来，人们分辨哪个是靠谱媒体哪个是假新闻，哪个证据可靠哪个证据不可靠的能力是很强的。一边是科学家共识一边是中老年朋友圈传闻，是你你信哪个？其实你都明白。

哈福德认为，人们之所以在社交网络转发假新闻、激烈地发出错误评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真不懂，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只要你做动作之前能先沉默一分钟，考虑清楚，你其实知道是非。

所以统计学的第一条法则是倾听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不喜欢一个数字就忽略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喜欢一条证据就强化这条证据。

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这一切另当别论，你可以琢磨琢磨《统计数据会说谎》，研究研究范米格伦是怎么发家的。

但我们作为士，总要讲点武德，我们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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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统计数字，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你需要知道全世界总共有多少人口吗？你需要知道全中国所有人的收入的平均数或者中位数吗？真正跟你有关系的是来你开的那家餐馆吃饭的有多少人，是你所在行业的收入水平，而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对吧？真正能影响你的是你能接触到的世界，是吧？

哈福德把宏观的、需要精确测算的统计数字叫做“慢统计”，把我们个人经历中取得的直观印象叫做“快统计”。换个说法，每个人的个人经历相当于“虫子的视角”，虫子住在洞里，只能看见一片很小的区域；而统计数字则相当于是“鸟的视角”，鸟在天上飞，可以看到很大一片区域。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为啥需要慢统计和鸟的视角呢？

体验是有限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切实的体验之中，但体验能给你提供的认知是有限的。哪怕你只关心“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你也需要统计数字。

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效应只有统计能告诉你。

吸烟会导致癌症吗？这就是一个虫子视角回答不了的问题。肺癌患者毕竟是极少数，而吸烟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你认识的一个肺癌患者恰好不抽烟，而你认识不少成天吸烟的人，他们都没得肺癌。

吸烟导致癌症，这是一个分散在人群之中，只有用鸟的视角才能发现的规律。事实是重度吸烟者得肺癌的可能性，比不吸烟的人高出16倍。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效应，对你要不要吸烟的决定非常有用，但是这个知识只能通过统计才能得到。

一种药物到底有没有效，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戴口罩到底有没有效，这些都得通过统计才能知道。你的经历只是一个点，必须把大量的点连起来才能看出来东西。

而且个人经历会误导人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不看统计数字，你个人对世界的印象会非常错误。

那你说我干脆做一个强硬的数字主义者，我只看统计数字，不论个例，这好不好呢？这也不行。只看个人经验会让你以偏概全，而如果只看统计数字，你就会犯以全概偏的错误。

统计学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形成指标，人们就会为了指标而行动，导致数字不但没有反映、而且会扭曲真实世界。比如说，某医院给医生制定的考核指标是手术成功率，谁成功率高就能获得奖金，那医生会怎么做呢？医生会故意不给重症患者做手术，因为重症患者的手术失败率高。

所以统计数字只有反映现实的意义，而不能用它来指导现实。现实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经历中做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直观印象，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数字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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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第二个法则是虫的视角和鸟的视角我们都需要。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你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视角的局限性。你既不能只看个人体验，也不能只看统计数据，你得都看才行。

在现代世界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你可以带着统计数字到实地考察一番，你去美国各地走一走，去中国的大街小巷看一看，你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个要点是只有数字还不行，你还得有“数字感”才行。你得知道那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某某一个月收入这么多钱，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像这样的数字感有时候你哪怕上上网也能获得。哈福德推荐了一个网站叫“美元街”（https://www.gapminder.org/dollar-street），这个网站专门收集了很多照片，告诉你世界各地的家庭，每月收入相当于多少美元，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非洲布隆迪的一个家庭，每月收入只有 27 美元，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中国云南的一个家庭每月收入 1 万美元，他们又是怎么过的？看一看这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对 27 美元和 1 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我的感觉是 1 万美元不算太多 27 美元也不算太少，那两种日子的差距不是 370 倍。数字背后，是家家都在努力地生活。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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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5 周四：

我们继续讲蒂姆·哈福德的《让世界讲得通》。有一天你打开英国的《卫报》，看见上面一个大标题写着「17岁-19岁的英国女孩，有1/5都有过自残或自杀行为」。你一看太可怕了，还是上网吧，结果你打开手机又看到一个新闻标题「伦敦的谋杀率第一次超过了纽约」。这两个标题都是真实的，而且媒体没有说谎。

遇到这种标题，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才能有点领导气质呢？

你要考察这些统计数据的输入和输出。统计学的第三个法则是输入看定义，第四个法则是输出看情境。

1.输入看定义

那些统计数字，到底统计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对吧？但这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最容易带来误解的问题。统计对象常常没有清晰的定义。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其中怀孕一个猴，而且她下一秒就要生了，你说一共几个猴？该数哪个不该数哪个这条线，你并不好划。

哈福德做节目遇到了一组很奇怪的数字对比。近些年来，英国伦敦以外地区的出生婴儿死亡率，明显比伦敦市要高。这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是不是伦敦以外地区的医疗水平不行了呢？结果不是。

这个事儿的关键在于，到底什么叫“婴儿死亡”。孩子从怀孕到出生大概需要 40 周，如果是 37 周之前出生就是早产，但早产婴儿也是婴儿。伦敦市的标准是 24 周就算是一个生命了，只要是 24 周之后死亡，就算作婴儿死亡；不到 24 周的死亡才叫做流产。

那你说这个 24 周的规定有啥道理呢？难道 23 周的胎儿就不是生命吗？他其实已经长成型会动了啊。英国在伦敦以外的医院，就把“婴儿死亡”的定义，划线到了 22 周。正是因为这个定义的差别，导致了两个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不同。

这个差距挺明显的。2010 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 6.1，芬兰是 2.3，人们因此纷纷指责美国，但是这里面也有定义不同的因素。美国医院普遍对婴儿的定义是 22 周。如果我们只看 24 周以后的婴儿死亡率，那么美国其实是 4.2，芬兰是 2.1，仍然有差距，但是差距没有那么大。

再比如开头那个标题，「17岁-19岁的英国女孩，有1/5都有过自残或自杀行为」—— 我们首先得问什么叫“自残（self harm）或自杀”。仔细看那个研究，它统计的并不是那些女孩在过去一年之中有没有像割腕之类的自杀行为 —— 而是从小长到大这么多年来，只要有过任何自我伤害的行为都算：像什么扇自己耳光、烧伤自己的皮肤，滥用酒精、暴饮暴食、厌食症、甚至拔掉头发都算自残，只要那些女孩认为是自残就是自残。那你说五分之一算高吗？事实上如果你只统计自杀成功的比率，英国15-19 岁的女孩中，是每年、每十万人中才有 3.5 个人。

统计定义的这种模糊性非常容易被政客所利用。政客说“我们要加大力度……”，到底什么叫加大力度？是明年给增加拨款吗？比今年多多少？考虑通货膨胀吗？这些都不好说。

2017 年，一个英国政客提议，要在未来五年“冻结非技术移民”。这听着挺有道理，接收移民应该接收稀缺的高级人才，低端的工作机会应该留给本国人，挺好吧？可是什么叫“非技术移民”呢？你细看，政客给的定义是按照职业的年收入划线：如果这个职业的年薪低于 35,000 英镑就算非技术。

可是这合理吗？你要知道很多护士、小学老师、技术员、律师助理、包括一些化学家的收入都低于 35,000 英镑，这些可恰恰是英国需要的、真正的人才。结果 2020 年，英国真的宣布了移民限制，最终把线划在了 25,600 英镑。

数什么，决定了数数的结果。你说现在贫富差距变大，那到底什么叫富人，什么叫穷人？我们应该算总财产呢，还是算年收入？这两个统计结果的差别是巨大的。

再比如说，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冠是比流感严重得多的病毒，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新冠就是一场大流感，因为他们认为新冠的实际死亡率并不比流感高很多。这就涉及到到底怎么统计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死亡率 = 死亡人数／感染人数，可是什么叫“感染者”？无症状感染算不算感染？没去医院确诊、自己在家自愈的那些人要不要统计上？还有，当初统计流感的死亡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标准，这两个标准一样吗？这些已经不是医学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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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看情境

即便定义清楚，一个数字到底是大是小，我们还得看具体的情境才知道。那个新闻为什么说「伦敦的谋杀率第一次超过了纽约」呢？其实就一组数字：2018 年 2 月，纽约有 14 起谋杀案，而伦敦有 15 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伦敦的谋杀案多于纽约。

那这对伦敦来说是多大的坏事呢？没有具体情境的数字就如同没有测量单位一样。首先你得知道伦敦和纽约各自的人口数量，但是因为两个城市的人口差不多，直接比较数字是可以的。

然后你得考虑时间情境。是不是伦敦治安变差了呢？并不是。我们对比 1990 年全年，伦敦有 184 起谋杀案，纽约有 2262 起 —— 所以不是伦敦变差了，而是纽约变好了。更合理的说法是伦敦的治安一直都很好。

数字的情境包括时间尺度、空间尺度、总人口、GDP、财富总量等等。对这些常用的数字有个基本感觉，你就容易评估新闻里那些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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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新闻没有好消息？

凡是为市场服务的新闻，报道的大多都是坏消息。坏消息会让人感觉更重要，批评的语调会让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更有深度。不过人并不是悲观动物，人是乐观动物。

哈福德说，如果你在伦敦街头随便拦住一个市民，问他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是乐观还是悲观，他十有八九回答乐观。但如果你问他对英国整体的状况是乐观还是悲观，他很可能是悲观的。这显然是一个偏见，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状况很乐观，为什么英国整体会很悲观呢？这其实是媒体造成的。

哈福德认为，媒体爱报道坏消息，并不是因为人们更喜欢坏消息 —— 而是因为人们更容易注意到坏消息，因为只有坏消息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

好消息往往不值得报道。这是因为事情变好都是慢慢变好的。你说中国昨天减少了几万贫困人口，今天又减少了几万，这是新闻吗？读者想看的是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往往是坏事件。

比如你设想一下，如果下一个小时之内，在你身上要发生一件值得上新闻的大好事，它会是什么呢？其实你现在已经挺好了，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话一小时之内也恐怕治不好。除了买彩票中大奖你很难想象有什么大好事能在一小时之内发生。但如果让你想象未来一小时内可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坏事，那想象空间就大了，比如突然地震、天降陨石之类，简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坏消息和好消息是不对称的。

所以我们看新闻里的统计数字一定要考虑时间情境，不要过分被短期波动影响。当你把视角放大、频率放慢，你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

有人建议玩这么一个游戏：我们设想 2018 年出了这么一期报纸，它不是日报、周报也不是月报和年报，而是每 25 年才出一期，你说它应该写些什么呢？

它不会写那些鸡毛蒜皮，它写的大概是中国崛起、互联网普及、智能手机出现这三个主题。

那如果是 50 年出一期，它的首页标题大概是「没有发生核战争！」这是因为它得跟 1968 年去对比，而当时正处于冷战。

而如果是 100 年、200 年才出一期，那么人们更关心的就是科技进步、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贫困人数大大减少这些事情 —— 这些全都是好消息。

如果你喜欢好消息，你应该考虑更大的时间尺度。

输入看定义，输出看情境，视角和视野决定内容，这些难道不是语文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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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但是不值得报道。意外的消息才值得报道。我为了写这个专栏每天都在寻找意外的消息，我希望今天人类收到了外星人信号明天有人终于证明了P=NP，我希望把专栏变成猛料发布会。

好在科学里的猛料也挺多的。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研究结果。最好你一听觉得特别新鲜有趣，仔细一想又能相信它是对的，然后最好它还有个普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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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普通错误解释的就不要用恶意，我们还是说统计学。这一讲的主题是“出版偏倚（publication bias），也叫发表性偏倚”。出版偏倚是幸存者偏差的一种，它使得你能看到的研究结果，都是比较怪异的研究结果。

发表学术论文和发表新闻报道一样，读者欢迎意外消息。如果你的论文主题是像我们今天开头的那五条报道一样，你根本找不到地方发表。做出正确的研究结果很容易，难处在于做出意外的研究结果。

假设你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者。“人”这个动物的各种特性对你已经都不新鲜了，可是为了发表论文，为了在学术界生存下去，你必须找到人的一个新的、意外的特性。有一天逛超市的时候面对十几种果酱你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在你妻子催促你的时候，你的灵感不期而至。

会不会选项越多，人就越不想选呢？

这个想法很新颖。有点反常识，同时又是那么的合理。从来没人想到过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还对商家有指导意义。你迅速组织了实验。

你非常希望这个效应是真的。

连你自己都没想到，这个实验将会被写进很多本畅销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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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验通常都是招募一群人，随机分组，让各组做不同的事情，最后结果是统计出来的。而统计容易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多种可能性。

结果可能仅仅是个巧合。也许你招募的受试者人数太少，也许就是那么巧，你观察到面对 6 个果酱选项的人明显比面对 24 个选项的人更愿意花钱。而殊不知，如果有一百个研究者做这样的实验，其中只有一个会得到你这样的结果。你其实是中奖了。

还可能你这个实验的组织有问题。这就好比说我们组织一场篮球比赛，山东对广东。你想证明山东强于广东，你给自己设定的标准是如果山东队的比分比广东队高十分以上，就算山东队更强。比赛进行到第二节第五分钟的时候，山东队领先广东十分 —— 你认为结果已经出来了，于是你就叫停了比赛，宣布实验结束。

更有可能是你对实验数据做了一定的修饰。对照组有几个人一上来也不看题就买了果酱，他们好像是专门来买果酱的，这样的人不能算数。实验组有个老奶奶犹犹豫豫地就是不买，于是你规定把七十岁以上的受试者都排除在外。反正规则都是你定的，你反复尝试了各种规则，终于定制了一组能让结果出现的规则。

在你看来这些都算不得造假，大家做实验统计都是这么做的，毕竟你没有胡乱编写数据。后来又有一次逛超市的时候，你也问过自己：如果我这个发现是对的，那些超市为什么还给每个商品弄那么多选项呢？你说服自己，这一定是他们还不懂消费者真正的心理。

你的论文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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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那些论文的审稿人就不好好把把关吗？这很难把关。期刊和审稿人都不可能专门组织一帮人把论文中的实验重做一遍，一般看你的研究方法没问题，结果新颖就行了。而论文发表之后，通常也不会有人专门做实验去验证你的结果。

这就是出版偏倚。验证别人的结果要花费同样的人力物力，可是验证的结果是不值得发表的。你说他做得对也好错也好，期刊不感兴趣。期刊只喜欢新的、意外的结果。

特别是，期刊不喜欢没有效应的结果。2008 年，有人系统性地调查了有关抗抑郁类药物的研究论文，发现 48 篇论文都是说某种药物有效的，只有 3 篇说某种药物无效。然而 48 : 3 远远不是真实的研究结果对比，你还得看那些被期刊拒稿没有发表出来的研究。调查者找出了 23 项没有发表的研究，其中 22 项说某种药物无效，只有 1 项说某种药物有效。再进一步，在那些发表出来的论文中，还有 11 项结果其实是药物无效，只是写论文的时候被粉饰成了有效 —— 把这些都考虑进来，真正的有效vs无效比分应该是 38 : 37。

也就是说那些药物无效的可能性相当大。

我们开头说的那种「世上本无事」式的消息，才是普遍的消息。意外的消息常常是不可靠的消息。使用统计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很可能比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更不靠谱。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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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6 周五：

为什么针对选举的民意测验经常不准？为什么商品销售的预测经常不对？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数据量太少，而是出在数据采样的偏差。有的人不愿意接电话，不愿意填表告诉你他喜欢什么，有的人根本说不清自己喜欢什么，有的人说的跟他做的正好相反，有时候读小说的和看电视剧的是两种人。在大数据之外还有一个“暗数据” —— 那些你测不到的人的数据。你测不到他们，你的算法对他们就没有代表性，可是他们却能影响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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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哈福德的《让世界讲得通》这本书总共说了十个统计学教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七个。第八个教训是统计机构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应该只为事实而不为权力服务。第九个教训是图形往往比数字更有说服力。这两个道理都很明显，因为专栏有「出版偏倚」，咱们就不细说了，最后这讲咱们直接说第十个教训。

第十个教训是保持开放的心态。这句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开放心态恰恰要求你不要老生常谈。这里面有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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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必知道一个典故叫「狐狸与刺猬」。这本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发明的一个比喻：狐狸知道很多小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后来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搞了一项历时将近二十年的研究，证明像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这样的所谓政治问题专家，对政治事务的预测准确度，并不比普通人更高 —— 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狐狸型专家。泰特洛克 2005 年出了本书叫《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说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明显高于刺猬型专家，从此“狐狸”就成了学者的榜样。

我特别想提醒你的是，所谓狐狸型专家，绝非仅仅是“什么都懂一点”的人。博而不精并不是优点。你要想在学界立足，必须系统性地掌握一两门学问。你得有点刺猬精神，深耕一个领域，练就一身硬功夫，遇到事情才能拿出好主意来。我们不能读那么多书就学会一个“啊，我是狐狸，所以我什么都不信。”一根筋的专家固然不是好的预测者，但是比只会怀疑一切的人有用多了。

用做预测的方法考教专家其实不太公平，专家的作用是遇到事情能拿方案拿主意而不是做预测，正如球星也不会预测比赛，但是球星很有用。那怎么才能既有专家的本事，又能预测准确呢？

从 2011 年开始，泰特洛克又搞了一项关于预测的研究。这回是直接招募世界各地的专家和爱好者参加预测比赛。你需要对真实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一些紧迫问题做出预测，而只要事情还没尘埃落定，你可以随时登录比赛官网，对自己的预测进行修改。泰特洛克在这项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个群体，他们的表现远远好于其他人。2015 年，泰特洛克又出了一本书，叫《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专门描写了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身上的特点比之前那个研究发现的“狐狸”更为突出。他们被泰特洛克称为「超级预报员（superforecasters）」。

超级预报员有四个关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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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是，超级预报员都是从“基础比率（base rate）”出发去做预测。基础比率这个概念是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来的，我们专栏前面讲过 [1]。所谓基础比率，就是这件事儿一般的概率是多少。

比如你要判断一对新婚夫妇将来会不会离婚，最好的办法不是先看你对这对夫妇了解多少，而是先看看现在像他们这样的夫妇，一般的离婚比率是多少。人们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同点远大于不同点。基础比率给你的预测提供了一个非常靠谱的参照物。从这个比率出发，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稍作调整，是个好办法。

泰特洛克发现，哪怕你仅仅是给参赛者搞个一小时的“基础比率方法”培训，都能大大提高他们的预测水平。

超级预报员的第二个特点是对自己的预测结果有一个记录。这听起来是非常基本的一步，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

当你买下一只股票的时候，你会做一个记录，写下自己为什么买，对它未来的涨势有什么预测吗？等到这只股票跌到你不得不割肉的时候，你会找到当初的记录，反思自己的预测吗？有反馈才能有进步，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意回顾自己的失败。

第三个特点是频繁更新预测。超级预报员密切地关注着事情的进展，他们会经常回来，登录网站更新预测。这听起来像是致胜的一手，毕竟随着事态发展，各种趋势的概率一直在变动，如果比分已经 2:0 了你都不愿意把平局的预测改成赢球，你肯定不是个好的预报员。

但频繁更新并不是绝对的致胜特点。哪怕是对于那些只有一次机会、不能更改预测的比赛，超级预报员的表现也是明显更好。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们的第四个特点，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一般人来说自己的观点是要捍卫的，对超级预报员来说观点是要检验的。

观点应该随着事实发生改变 …… 你要不是专家，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很简单 ——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专家，才能体会到改变观点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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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哈福德说的第十个教训是你得允许自己改变想法。可是我们怎么才能从愿望思维和确认偏误里跳出来，怎么才能说服自己去接受不一样的想法呢？

耶鲁大学研究者丹·卡汉（Dan Kahan）曾经做过一系列关于确认偏误的研究。他跟此前的研究者一样，发现人们分析一个什么事物，常常是往符合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方向分析。他还发现专业知识并不能让人摆脱偏见，专业知识越强的人反而可能越爱捍卫自己的观点。但是在 2017 年，卡汉和合作者找到了逃离这个思维陷阱的解药 [3]。他们发现，有一种特点，凡是有这个特点的人，就不会陷入确认偏误。

这个特点是「科学好奇心（science curiosity）」。好奇心强的人喜欢打听对方阵营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越打听就越互相了解，越互相了解就越减少隔阂。你要是说的有道理，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你的观点。

好奇心强的人平时喜欢纪录片而不是明星八卦节目。他们读自己专业以外的科学书籍。他们非常喜欢那些带给人惊讶的、挑战世界观的话题。面对矛盾，他们不但不焦虑，而且还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要有开放头脑，要不做费雪，要成为一个比狐狸更厉害的人，你最应该有的品质是好奇心。

我们以前讲过，好奇心是学习的调控器 [4]，好奇心的大小是由“你想知道的知识”和“你现在已经知道的知识”之间的那个差距决定的。这么说的话好奇心产生的条件相当苛刻 ——

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知识，然后你还得想知道别的知识。你得有观点，然后你还得关心不一样的观点。自己没有观点的人对一切观点都不在乎；只信一种观点的人对别的观点都不在乎。只有好奇心，能让你不是这两种人。

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喜欢能提供意外的新闻其实是个好品质：说明你很懂，而且说明你在乎。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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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7 周六：

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是 2011 年出版的，我们今天再看，其中确实有好几个实验都被证明是不可重复的，卡尼曼本人对此也认了。但这绝不能说我们应该否定这本书。

事实上，我敢说，《思考，快与慢》是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过去十年间，这本书被无数的人、无数的书引用，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源泉。卡尼曼将来的历史地位将不会低于弗洛伊德，而且因为弗洛伊德是靠假学问取得的公众影响，卡尼曼的学术地位将会远超弗洛伊德。

你读的每一页卡尼曼都不必后悔。是，其中有些实验有问题。而且“系统一”和“系统二”这个二分法将来也会被更好的理论取代。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不是在于它列举了多少正确的实验和理论，而在于它提出了「思维偏误」这个特性。它提醒我们，人脑有多么容易犯错误，而且犯的这些错误有什么共同的规律。

这个知识对二十一世纪的人尤其重要，因为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从事跟数字、跟理性决策有关的工作。弗洛伊德那个年代大家关心的是怎么别得精神病，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做出科学决策。

卡尼曼本人是这个研究方向的重要开拓者，但是《思考，快与慢》不是他的一家之言，而是集结了过去几十年心理学界在这个方向上的综合认识。如果卡尼曼没写这本书，我们对这些东西就只能有一些零星的认识；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特别是“系统一”和“系统二”这两个生动的概念，现在无数的人的头脑里都多了这么一根弦，你说这有多了不起。

当然细节也很重要，但是细节上的错误不影响大局。也许几个字词带来的心理暗示不足以影响人的行为，但是“心理暗示（prime）”这个机制的存在是相当可信的，而且很重要。现在所说的什么影响力、先发影响力，都是基于这个机制。

那么如果书会出错，我们还应该买书吗？当然应该。书会出错，说明我们应该多买书，特别是要买新书。这就叫开放式的机警。你不能因为网上有谣言就不上网了，而是恰恰要多上网，读得多看得多才能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读得多你才会意识到像卡尼曼这样的书有多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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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读新书。文学作品无所谓，每一代作品反映每一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每一代都值得我们了解。但是你要说钻研学问，读新书是本分，读经典是消遣。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理论和老百姓家长里短的谋略，都是不断进步的学问。老一代学者的书，新一代学者都读过，但是新一代学者又有新的发现，所以才值得写新书。学术界有一个逼着你往前走、不允许你炒冷饭的自我规范。

没有哪个物理学家会说“因为当年牛顿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事儿一定是这么个事儿” —— 牛顿说啥根本不重要，物理学自有体系。那为什么我们一提到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儿，就非得把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拿出来呢？那本书是一百年前出的。当代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有更好的认识。我们精英日课四季，凡是提到马克思·韦伯，一定是批评态度。开玩笑，这一百多年社会科学没有进步吗？

事实是哪怕是对于历史上的事情，也是现代学者比当时的学者更有发言权。这是因为现代学者的思想更全面、偏见更少，而且掌握更先进的研究方法。

比如现在一说一群人激动了会如何如何，人们就会想起勒庞的《乌合之众》。而我们专栏讲过雨果·梅西尔的《你当我好骗吗》，提出了跟《乌合之众》完全相反的说法。你信哪个呢？我信新的。勒庞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洞见，但是他并不具备科学研究方法；而梅西尔的见识既包括了勒庞，还包括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还包括了勒庞看不到的、当时的历史数据。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读古人写的书未必能帮助你理解现代人，但是读现代的研究却能让你更理解古代。如果我们假设有些人性没变，那么我们现代人对那个人性的观察，一定比古人要全面。

你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读几年明清档案，你会比明朝和清朝任何一个学者都更了解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治。中国新一代历史学者的研究水平比历史上的学者、比民国大师高多了。

你要说新书可能会出错，那我要说的是旧书已经错了。而且读书不能怕读到错的，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知识其实大多都是错的。数学以外的知识没有绝对正确的，学知识正确的最高标准是「当前科学理解」。

你要说经典历经了历史考验、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才是永恒不变的好知识，那我说一两百年根本不够，得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那样历经两千年以上才算经受了考验。可是这样的知识太少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以经典基本上等于过时，经典不值得推崇，正如“老科学家”搞不好其实是“老科学”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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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隔绝了对外交流。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一批欧美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引进到国内。那我们想想，这些会是什么样的著作，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当时中国年轻一代没有读西方书的经验，根本不知道西方有什么好书。负责选定引进书目的，必定是一批老人 —— 而且极有可能，这批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受的高等教育。他们年轻时代读过的西方经典一度被禁，现在国门终于打开了，你猜他们会选什么书？当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经典。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一提什么“西方文学经典”，就都是一百年前的文学经典。难道 1949 年以后西方文学就没好书吗？当然不是，是你的认知已经被占满了。

那些所谓经典之所以是经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历史路径依赖。

而这个效应在西方也存在。公立教育彻底普及，在美国、英国也就是一百年以内的事情。我们设想，第一批公立教育用的教科书，必定使用了当时人们热读的文学经典。那么被公立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学人，他们从小读的就是那些书，而且那些的确也是好书，那么等到他们长大了，负责给下一代编写课本的时候，难道会把那些书全拿掉，改成最近二十年出的新书吗？当然不会。

这就如同新中国一代代人都读鲁迅一样。小时候接触的东西决定了一生的口味，这一代的口味又决定了下一代的口味。

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是这样。有一种学者一谈到政治学、社会学全都是引用一百年前经典里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年轻时代受的训练就是这个，他们只会这种思维。

只有那些心理素质特别强硬、对钻研学问特别较真的人，才有可能抛弃经典的思维方式，用现代科学方法重新审视那些学科。而西方学者已经做到了。你看那些最新的政治学、法学研究，没人引用一百年前的东西，全都是实证研究、数据分析、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有的还要用到计算机模拟。是中国老一辈还在抱残守缺。

所以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读新书需要意志力，读经典让人舒服。这就好像人老了就不爱听新歌了一样。而我们应该对这个倾向感到警觉才对。

经典不是不能读，拿经典说现代的事儿也可以，只要有利于人们接受都行，但是千万不能抱着经典鄙视新书，那是刻舟求剑。

我看最近出了本书叫《简·奥斯汀的谋略》，说要跟着简·奥斯汀学博弈论！我能理解很多人喜欢简·奥斯汀，我也能理解拿《傲慢与偏见》当例子容易在某些读者中引起共鸣。但是跟简·奥斯汀学博弈论？这就太内卷了。这么多年来博弈论里有多少新知识，人类发明了多少新的博弈，有过多少新的故事，我们为什么放着约翰·纳什不学、放着托马斯·谢林不用，跟一个两百年前英国乡下的女人学博弈论？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钢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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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8 周日：

要想生活好，必须向前看；但要理解生活，只有向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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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被成长环境、文化和时代塑造的产物。我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我母亲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正统家庭，而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行为不仅被视为变态，还是一种刑事犯罪。我还必须记得，性和宗教、政治等领域类似，会在历来正直、理性的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非理性的情绪。我母亲并非有意产生这样残酷的念头，恨不得我死去。现在想来，她只是突然间不知所措，她可能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感到后悔，也可能从此将其封闭在她脑海中的一个密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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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难过的是，吉列特后来因癌症去世，当时他年纪还不大，工作也极富成效；乐群擅言、“退休”多年照样看病不误的克雷默则因中风而失语。他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令我受益匪浅：克雷默教会我多观察、多借助直觉，吉列特则教会我多多思考现象背后的生理机制。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他们，我心中都会油然升起深厚的敬爱和感激之情。

作为医学预科生，我在牛津大学主攻解剖学和生理学，但这些知识到了真正行医的时候远远不够。接待病人，聆听他们自述病情，试图代入（或至少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境，对他们感到担忧，为他们负责，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病人有血有肉、有感情，他们的身体出了毛病，有时还必须有所抉择，这些往往令人痛苦。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诊断和治疗，还可能有更严峻的问题——生活质量的问题，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考虑活下去是否值得。

关于这一点，我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当住培生期间有过刻骨铭心的体会。一位和我一样爱好游泳的名叫乔书亚的年轻人由于腿部不明原因的奇特疼痛而住进病房。做了一些血液化验之后，我们有了初步诊断，不过确诊尚需进一步检查。在此之前，乔书亚可以回家过周末。那个星期六晚上，他和一群年轻人开派对玩得很开心。在场的某个医科生问乔书亚为什么会住院。他说他不知道，但医院给他开了一些药。他把药瓶拿给问他的人看，后者看到标签上写着“6MP”（6-巯基嘌呤），脱口而出：“天哪，你一定是得了急性白血病。”

周末过后，乔书亚回来住院，满心绝望。他问医生，确诊了吗？治疗方法是什么？结果会怎样？骨髓检查证实他的确得了急性白血病。他得知，虽然药物治疗可能会为他多争取一些时间，但病情无法逆转，他最多还有一年。

我们的病房在二楼。那天下午，我看到乔书亚跨出了阳台栏杆。我冲过去把他拉回来，尽我所能地劝说他，希望他相信即使得了这个病，人生仍然值得继续。乔书亚不情不愿地——做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回到了病房。

那种奇特的疼痛很快加剧了，还扩散到了他的双臂、躯干和双腿。显然，这都是白血病侵入脊髓，影响感觉神经造成的。止痛药无济于事，虽然给他口服和注射鸦片制剂的强度越来越大，最后连海洛因都用上了。他开始在痛苦中日夜嘶喊。到了这个程度，医生只能让他吸食笑气。他从麻醉中一清醒过来，又开始嘶喊。

“你不应该把我拉回来，”他对我说，“但我猜你必须这样做。”几天后，他痛苦不堪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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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教授喊道，“这个巨大的盆地一度被冰填满，深度达300英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死后，种子将在淤泥中发芽，一片年轻的森林将在这些石头上摇曳。在你面前上演的是地质大戏中的一幕，过去和未来都隐含于你所看到的当下。一幕戏，一代人，人类所有的记忆。”

我瞥了一眼教授。他站在那里，700英尺高的岩壁和冰墙映衬着他小小的身形。他戴着破帽子、穿着旧裤子，貌似可笑，却气势十足。人们能看到冰川和山洪的威力，然而同前来勘探和洞悉它们的这只骄傲的蜉蝣相比，那样的力量不值一提。

与教授同行十分美妙。从纯粹实践的层面上来看，他教我认识冰斗和不同种类的冰碛石；解读驼鹿和熊的踪迹以及豪猪肆虐后的狼藉；仔细勘察地形，辨别出沼泽或危险地带；在脑海中牢记地标，避免以后迷路；学会看云，知晓险恶的荚状云预示着狂风暴雨。但从知识的广度来说，他非常渊博，或许无所不知。他谈到过法律、社会学和经济学，谈到过政治、商业和广告，还有医学、心理学和数学。

我从未见过哪个人像他那样深入地探究周遭环境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物质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人类环境；不过，他对自己的思想和动机有一种嘲弄性的洞察力。正因为此，他的言语中肯而别具一格。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结识了教授，向他倾诉我逃离家庭和祖国的来龙去脉，也表达了对是否继续从医的犹豫。

“我的既定职业，”我痛苦地感叹道，“是别人替我定的。现在，我只想漂泊和写作。我打算去当一年伐木工人。”

“得了吧！”教授不耐烦地说，“你这样做是浪费时间。去看看美国的医学院和大学吧。美国适合你。那里没有人会摆布你。如果你优秀，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滥竽充数，他们很快就会识破。

“赶紧去旅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过旅行要讲究方法，按我的方法来。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关注并通过阅读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我把那里的人放在时空的社会框架里，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他们。比如说，如果你去大草原却不了解拓荒者的传奇故事、法律和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经济问题、通信的困难，以及接二连三发现矿藏的涟漪效应，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伐木营就算了。去加利福尼亚吧。看看那里的红杉树。看看那里的传教士。看看约塞米蒂。去一次帕洛马山天文台——对聪明人来说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体验。我和哈勃聊过，发现他法律知识渊博。你知道吗？他本来是律师，然后转行研究星空。还有，去旧金山吧！它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十二个城市之一。你会目睹巨大的反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你随时随地都会发现美，总能兴致盎然。

“我已经纵横穿越美国一百多次，什么都见识过了。只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就能告诉你去哪儿最合适。来，你说。”

“我钱花光了！”

“你要多少钱，我借给你。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再还我。”

彼时，教授才认识我一个小时。

教授和马歇尔热爱落基山脉，每年夏天都会到访，已经连续来了二十年。从埃及湖返程途中，他们带我离开小路，深入森林，走到一个半埋在地下的低矮黑暗的小屋前。教授给我上了一堂简短但发人深省的课：

“这是比尔·佩托住过的小屋。除了我们，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地点。根据官方说法，它已经毁于大火。佩托居无定所，不愿同人来往。他是一位伟大的猎人和野生动植物观察者，也是无数私生子的父亲。有一个湖和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1926年，他得了某种慢性病，最终无法自理。他骑马下山去了班夫，人人都听说过这位充满野性的传奇人物，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的真容。他很快就在那里去世了。”

我朝那间阴暗腐坏的小屋迈了几步。在歪斜的门上，我认出一行模糊的字迹：一小时后回来。进到屋里，我看到他的炊具、陈年的腌制品、他的矿物标本（他经营一个小型滑石矿）、他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和1890至1926年的《伦敦新闻画报》。命运在某个时间点挥剑斩下，割出一片人生截面。我想到了玛丽·赛勒斯特号。此时此刻，夜幕降临，我已经在这片宽阔的草甸上躺了一整天，嚼着一叶草，望着山峦和天空。我一直在思考，一本笔记本快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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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则笔调一转：“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变得空旷的梅佩斯伯里居所。”然而，他又添了一个附言： 上面我写到，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变得空旷的房子，但这当然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说法。不言而喻，我们一直都非常想念你。我们想念你在家里叽叽喳喳，扫荡冰箱和食品橱，弹钢琴，在自己房间里赤身裸体地举重，想念你在午夜时分驾着你的诺顿摩托车不期而至。这些和所有关于你的活力的回忆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每当视线扫过这所空荡荡的大宅，我们心如刀绞，不胜失落。尽管如此，我们意识到你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最终的决定必须由你们自己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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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十三岁的迈克尔转学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克利夫顿学院。在那里，他受到了无情的欺凌。我在《钨舅舅》一书中描写过迈克尔的第一次精神病发作：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伦尼姨妈看见迈克尔裸着上半身从浴室出来。“你们看他背上！”她对我父母说，“全是乌青和鞭痕！如果他的身体受了这么大的折磨，”她继而发问，“那么他的心灵会怎样？”我父母似乎大吃一惊，说他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还以为迈克尔很喜欢学校，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很好”。

此后不久，迈克尔十五岁时，精神失常。他感到一个魔幻而恶意的世界正在包围他。他相信自己是“有受鞭笞癖的上帝的宠儿”。他说他受到“虐待狂上帝”的特别关注。与此同时，他还表现出弥赛亚式幻想或妄想——他之所以受折磨或责罚，是因为他是（或者可能是）弥赛亚，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挣扎，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徘徊，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或许已经疯了）。他无法入睡，不得休憩，躁动不已，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跺脚，瞪眼，陷入幻觉，大声叫喊。

我开始怕他，也为他害怕。对他来说，噩梦正在变成现实。迈克尔以后会怎样？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建起了科学实验室，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清，把迈克尔的疯狂隔离在门外。倒不是说我对迈克尔的状态无动于衷，我对他怀有强烈的同情，他经历的事，我半懂不懂，但我必须保持距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科学世界，这样才不会陷入他那个混乱、癫狂又令人不能自拔的世界。

我的父母悲痛欲绝。震惊、怜悯、惊恐之余，他们困惑不解。迈克尔的症状已经有学名——“精神分裂症”，但为什么这个病偏偏在迈克尔这么小的时候就挑中他？是因为在克利夫顿学院发生的霸凌吗？是他的基因有问题吗？他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向来显得笨拙、焦虑，或许在精神病发作之前就已经“分裂”。还是因为——这个猜测最令我父母痛苦——父母对他的教养有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先天还是后天，不良化学机制还是不良教养，医学肯定可以帮他好起来。十六岁时，迈克尔被送入一家精神病院，接受了十二次胰岛素休克“治疗”。这种疗法，具体来说，就是先把他的血糖降到很低，让他失去知觉，然后给他输葡萄糖液，让他清醒过来。这是1944年的精神分裂症一线治疗方法。如有必要，后续还可以采用电休克治疗或脑叶切除术。八年后，镇静剂才研制成功。

不知道是胰岛素诱导的昏迷起作用了，还是病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终点，迈克尔在三个月后出院回家。他不再是精神病患者，但他深受打击，认为自己可能永远无望过上正常生活。住院期间，他阅读了尤金·布洛伊勒的著作《精神分裂症中的早发性痴呆型》。

马库斯和戴维当年上的是位于汉普斯特德的一所走读制学校，离我们家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现在，迈克尔高高兴兴地步他们的后尘。从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因为精神病而改变；我父母情愿将之视为一个“医学”问题，而病人可以完全康复。迈克尔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觉得精神病擦亮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了他之前不曾在意的事情，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蹂躏和剥削。他开始阅读一份名为《每日工人报》的共产党党报，还光顾位于红狮广场的一家共产党书店。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弥赛亚，也是一个新的世界里时代的先知。

迈克尔十七岁那年，马库斯和戴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迈克尔不想当医生，而且已经受够了上学。他想工作——工人难道不是社会中坚吗？我父亲的一个病人在伦敦有一家大型会计公司，他说很乐意让迈克尔去那里当会计学徒，或者给他任何他想要的别的岗位。迈克尔对工作有相当明确的要求：他想当一名信使，专门递送那些因为太重要或太紧急而不能托付给邮局的信件或包裹。在这个岗位上，他一丝不苟。他坚持要把信件或包裹交给指定收件人，其他人都不行。他喜欢在伦敦四处走动。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会在公园的长椅上边吃午餐边读《每日工人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所递送的看似平淡无奇的信件可能有隐晦的、秘密的含义，显然只有指定的收件人才明白，所以不能把它们托付给其他人。迈克尔说，虽然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使，传递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信件，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从未对他人说过这些话——他知道别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他疯了。而且在他心目中，我们的父母、他的两个哥哥和整个医学界都决意贬低或“医学化”他的一切想法和行为，特别是那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想法和行为，把它们看作精神病的前兆。但我是他的小弟弟，才十二岁，还不会“医学化”，善解人意，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也愿意聆听。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再次罹患严重的精神病和妄想症。他的病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频频发作，当时我还没上大学。有时候，发作之前会有预兆：他不会说“我需要帮助”，但会通过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在他的心理医生（从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开始，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把一个靠垫或者烟灰缸砸到地上。他的意思是（而我们也明白），“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送我进医院”。

也有些时候，他的病毫无征兆地发作了，突然之间他就暴躁起来，又是叫喊又是跺脚，还会出现幻觉。有一次，他把我母亲漂亮的落地式大摆钟举起来砸到了墙上。每逢这种时刻，父母和我都会被他吓坏，而且深感尴尬——要是迈克尔在楼上咆哮、嘶吼、横冲直撞，我们哪能邀请朋友、亲戚、同事或者其他任何人来家里？我父母都在家看诊，他们的病人又会怎么想？马库斯和戴维也不愿意请他们的朋友来这个有时像疯人院一般的房子。我们羞于见人，对迈克尔的病情守口如瓶，倍感煎熬。

每当我离开伦敦去外地过周末或者度假，我都如释重负——除了放假本身，我还能暂时摆脱迈克尔，远离他这个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不过，还有一些时候，他的甜美天性、深情和幽默感再次闪亮登场。在场的人都会意识到，即使他在胡言乱语，但真正的迈克尔，那个理智而温和的人，就藏在精神分裂的外壳之下。

本文来源：《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奥利弗·萨克斯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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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9 周一：

1953年前后，迈克尔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命运有所改变，第一款镇静剂氯丙嗪（它在英国叫作氯普麻，在美国叫托拉嗪）上市了。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上来。该药可以抑制甚至有望预防幻觉和妄想，即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但病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许很惨重。1956年，我在以色列和荷兰逗留数月之后回到伦敦，第一次目睹药物对迈克尔的影响，大为震惊。他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步履蹒跚。

“这可是严重的帕金森病症状！”我对父母说。

“是的，”他们说，“但是服用氯丙嗪之后，他整个人平静多了，已经一年没发病了。”然而，我很想知道迈克尔本人的感受。帕金森病的症状让他感到痛苦——他以前爱走路，走起来大步流星，而药物的精神影响令他更为不安。

他还在当信使，但不再觉得这份工作有神秘感，反而觉得深度和意义双双缺失。以前，他感知世界时自觉敏锐而清晰；现在，一切都显得“昏暗沉闷”。他总结说：“这就像被人温柔地杀死。”如果氯丙嗪剂量减少，迈克尔的帕金森病症状就会缓解，更重要的是，他会感到更有活力，会重新获得一些神秘的感知——然而几周后，他的精神病又会大爆发。

1957年，我自己也上了医学院，对大脑和思维感兴趣。我打电话给迈克尔的精神科医生，希望能跟他见面。N医生正派敏感，将近十四年前，迈克尔从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开始就去见他了。在N医生接触过的病人中，许多服用氯丙嗪的人也出现了新的、与药物有关的问题，令他不安。当时他正在试验滴定法测量，希望找到一个刚好够用但又不过火的药物剂量。他承认没有抱太大希望。

我猜想，精神病人大脑中主管对意义、重要性和意向性的感知（或投射）的系统，支撑惊奇感和神秘感的系统，以及欣赏艺术和科学之美的系统或许失去了平衡，导致病人情感强烈、对现实的认知发生扭曲、精神世界超负荷。这些系统似乎已经丧失中间地带，所以任何滴定测量或抑制它们的尝试，都会让病人从病理上的高度紧张状态转化到一个非常沉闷、类似精神死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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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曾经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安妮姨妈不是把她所有的藏书都留给他了吗？这股劲头没了。他几乎完全不读书，只偶尔瞄几眼报纸。

我认为，尽管服用了镇静剂，或者正因为服用了镇静剂，他不断沉沦，陷入无望和冷漠。1960年，R.D.莱恩的杰出著作《分裂的自我》问世后，迈克尔一度重拾希望。这位医生兼精神病学家认为精神分裂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完整的甚至令人艳羡的存在模式。迈克尔有时称我们其他人，也即非精神分裂症患者“腐朽的正常人”（一句短短的评价暗含澎湃的怒意），但他很快就厌倦了莱恩，把后者的理念称为“浪漫主义”，认为这人傻乎乎的，还有点危险。

我出于种种原因在二十七岁生日那天离开英国，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远离我那悲惨的、无望的、没有得到适当医治的哥哥。但也许，在另一种意义上，迈克尔也驱动我在病人身上以我自己的方式探索精神分裂症以及相关的大脑思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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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汉密尔顿是肌肉海滩举重爱好者当中的一员，但他与众不同。他有着蓬松的卷发和浓密卷曲的大胡子。他的脸上除了鼻尖和那双充满笑意的深邃眼睛之外，几乎全被遮住。他是威尼斯海滩最好的卧推运动员之一，虎背熊腰，肚子像福斯塔夫；他有一条腿偏短，而且遍布手术疤痕，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他说自己曾经出过一次摩托车事故，造成多处复合骨折，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当时他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是一段非常艰难、孤独、充满痛苦的日子。他之所以能支撑下来，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有非凡的数学天赋，这让他和旁人都大吃一惊。他之前不喜欢上学，也没有表现出数学天赋，但那段日子里他唯一的要求是给他看数学和博弈理论方面的书籍。在漫长的十八个月里，他的身体无法活动——为了修复断肢，他经历了十几次手术——但精神活动非常丰富，徜徉于数学王国，越钻研越精进，心也越来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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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肌肉海滩的一些朋友劝我试用“安坦”。我只知道它是一种抗帕金森病的药物。“只要吃二十片就够了，”他们说，“你还有部分自控力。你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体验。”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正如我在《幻觉》一书中描述的那样：

我数出二十片药，喝一口水把它们吞下肚，然后等待药效发挥……我口干舌燥，瞳孔放大，看不清文字，但仅此而已。药物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精神上的影响——这一点最令我失望。我还期待着会发生点什么，虽然也说不出具体是什么。

我在厨房烧水泡茶，忽然听到有人在敲我的前门。是我的朋友吉姆和凯西，他们经常会在星期天早上过来。“进来吧，门没关。”我喊道。他们在客厅落座。我问：“你们想吃什么样的鸡蛋？”吉姆说，他喜欢荷包蛋只煎一面；凯西喜欢两面煎，但要流心。我一边和他们聊天，一边给他们煎火腿和鸡蛋——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扇低矮的双开自由门，所以不影响我们听彼此说话。五分钟后，我喊道：“都做好了！”我把他们的火腿煎蛋放在托盘上，走进客厅——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吉姆不在，凯西不在，没有他们来过的迹象。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把托盘摔了。

此前我没有想到，吉姆和凯西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在场”，全都不真实，均为幻觉。我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平常的谈话，和往常没有两样。他们的声音如常，在我推门进客厅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之前，我丝毫没有觉察到，我们的整场谈话，至少他俩贡献的部分，全是我的大脑凭空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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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我当年在举重方面如此不遗余力呢？我觉得自己的动机不同寻常。那时候的我虽然不像健美广告里的弱鸡那样体重只有98磅，但我胆小、不自信、缺乏安全感、性格柔顺。通过举重，我变强壮了——非常强壮，但我发现这对我的性格毫无帮助，因为它还是老样子。而且，举重和许多过度行为一样有代价。因为练蹲举，我的四头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超越自然极限，于是很容易受伤。1974年，我的一条四头肌肌腱断裂，1984年又断了另一条。它们和我当年狂练蹲举不无关系。1984年住院那会儿，我腿上打着长长的石膏，不免自怨自艾。戴夫·谢泼德来看我了，强壮的戴夫，他是当年我出没肌肉海滩的时候交到的朋友。他步履蹒跚、一脸痛苦地走进我的病房。他的两个髋关节都得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正在等待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我们相互打量，两个人的身体都因为举重而半残。

“咱俩可真傻呀。”戴夫说。我点头同意。

本文来源：《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奥利弗·萨克斯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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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0 周二：

1965年11月，我每天服用大剂量的安非他明，到了晚上因为无法入睡，又服用大剂量的水合氯醛催眠。有一天，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突然产生了最为狂乱的幻觉。我在《幻觉》一书中有过描述：

我正在搅拌咖啡，它突然变成绿色，然后又变成了紫色。我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一位正在收银台付账的顾客长出一个巨大的长鼻头，就像一头象海豹。我恐慌不已，把一张五美元的纸币扔在桌子上，跑出店门，过马路，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可车上的乘客似乎个个脑门光洁如同巨蛋，双眼硕大闪亮宛如昆虫的复眼——还会突然抽动，强化了他们的可怕和陌生感。我意识到这是我大脑里产生的幻觉，但我无法阻止。面对周围的虫眼怪物，我必须至少保持表面镇静，不能惊慌、尖叫或紧张。

等我下了公共汽车，周围的建筑物都在左摇右摆，犹如风中的旗帜。我给卡罗尔打电话。

“卡罗尔，”电话一接通我劈头就说，“我想跟你告别。我疯了，精神错乱，脑子坏了。今天早上开始的，而且越来越糟糕了。”

“奥利弗！”她说，“你服了什么药物？”

“什么都没服，”我答道，“所以我吓坏了。”卡罗尔想了想，又问：“你停了什么药物？”

“有道理！”我说，“我本来服用大剂量的水合氯醛，但是昨晚停药了。”

“奥利弗，你这个笨蛋！老是把事情做过头！”卡罗尔说，“你把自己搞出震颤性谵妄了！”

在我神志不清的四天里，一波又一波的幻觉和妄想不断威胁着要吞噬我。卡罗尔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照护我，支持我，她是我混乱破碎世界中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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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机智、慷慨的卡罗尔，从未被自己罹患的幼年型糖尿病打倒过，坚持不懈地同医学界对妇女和非裔群体的偏见做斗争。她后来成为西奈山医院的院长。多年来，她在确保女性医生和少数族裔医生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永远不会忘记发生在锡安山医院外科手术室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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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是严峻的一年，因为我在努力戒毒——也因为我的研究毫无进展，而且我意识到它一直会毫无进展，我不适合当研究型科学家。

我觉得我会继续在毒品中寻求满足，除非我的工作能带来满足感——最好还能发挥我的创造力。对我来说，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至关重要，而这份工作就是给人看病。

1966年10月，我开始从事临床工作，从那以后，自我感觉就好多了。我对病人很感兴趣，也关心他们。我开始体会到自己的临床和治疗能力。最重要的是，我能做主，能担责，这与当住院医生时截然不同。我减少了对药物的依赖，看心理医生时更能敞开心扉。

1967年2月，我又一次体验了吸毒的快感，也可以说是狂躁症发作。这一次很反常，有别于我之前吸毒后的兴奋。我突然醒悟，我有能力而且应该做一件事情：写一本有价值的关于偏头痛的书，或许此后还可以写别的。这并非一种朦胧的可能性，而是我在药物带来的兴奋中对未来的神经病学工作和写作形成的非常清晰的愿景，我的目标极其明确。直到今天，我还在践行它。

我再也没有服用过安非他明——尽管有时极度渴望（大脑因药物或酒精成瘾而产生的变化不可逆转，故态复萌的可能性和诱惑永远不会消失）。这样一来，我就不再“遥不可及”，心理分析得以进展。

事实上，我认为心理分析不止一次救了我的命。1966年那会儿，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活不到三十五岁。但多亏心理治疗、好友相伴、临床工作和写作带来的满足感，以及最重要的运气，我已经出人意料地活到了八十多岁。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周见圣戈尔德医生两次。我们彼此以礼相待——我向来称他为“圣戈尔德医生”，而他总是叫我“萨克斯医生”。但守礼是交流自由的前提。我在同我自己的病人相处时，也有同样的体会。因为守礼，他们可以告诉我一些在普通社交中无法启齿的事情，我也可以问一些通常不能涉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圣戈尔德医生教会了我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捕捉潜意识，如何辨别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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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周末，他没有来电，我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语调平平地告诉我，药片再次奏效了，可紧接着他冒出一个奇特的抱怨：他很无聊。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因为偏头痛，每一个星期天他都是主角，他的家人会来照顾他，他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现在他享受不到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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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探讨他在星期天生病的假定必要性。在此过程中，他的偏头痛症状越来越轻，最后几乎消失了。对我来说，这个例子说明，无意识的动机有时可能会与生理倾向同时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某种疾病或治疗方法，必须考虑病人的生活背景、整体模式和运转情况。

另一位来头痛诊所看病的年轻病人是数学家，他也每逢星期天偏头痛。他从每个星期三开始变得紧张易怒，到星期四情况更糟；到了星期五，他无法工作；到星期六，他感到极度痛苦；而到了星期天，他会犯可怕的偏头痛。然而，随着星期天下午的到来，偏头痛会消失。有时，随着偏头痛的消失，他会出一身轻汗，或者排出几品脱的浅色尿液，这几乎就像生理和情感层面上都得到了宣泄。随着偏头痛和紧张情绪的消失，他感到自己神清气爽，焕然一新，平静而富有创造力。星期天晚上、星期一和星期二，他会从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数学研究工作，然后又开始变得易怒。

我给这个人用药，治好了他的偏头痛，但他的数学才华也散尽了。我打破了这个从疾病和痛苦到超自然式的健康和创造力的周而复始的奇特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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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伦尼写到了我哥哥迈克尔不断反复的病情：“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忧迈克尔的状况，而令我羞愧的是，我对他的怜悯变成了反感和恐惧。你母亲不顾一切地保护他，像是在暗示（虽然我希望我的感受没有表现得太明显），除了迈克尔之外，每个人都不合群。”

迈克尔小时候，伦尼曾经很喜欢他。她像安妮姨妈一样，欣赏他智力方面的早熟，对他想要的书籍有求必应。但现在，她觉得我的父母拒不承认情况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在他回巴尼特（一家精神病院）之前的那几周，我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多么可悲又不幸的生活”。迈克尔当时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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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脑炎后综合征患者的病床间穿行，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位步入热带丛林的博物学家，而这个丛林或许极其古老。我目睹了史前的、类人猿的行为——梳理毛发、抓挠、舔舐、吸吮、喘息，以及一整套奇特的呼吸和发音行为。这些都是应激后从生理迷失中被唤醒的“化石行为”，是早期进化的残余。病人原始的脑干系统已经被脑炎破坏，变得敏感，现在又被左旋多巴“唤醒”。

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观察和记录，有时还为病人摄影和录音。那段时间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他们不仅是病人，也是人。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家人遗弃，除了护理人员外，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直到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病历从故纸堆里翻找出来，我才得以确认当年对他们的诊断。彼时，我问医院院长，可否将部分病人集中到一个病房里，或许他们能形成一个社群。

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些病人的状态和情境前所未有、从未见诸文字。我在1966年第一次见到这些病人，几周后我就考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我打算借用杰克·伦敦一部作品的标题——《深渊居民》。我看到疾病和生命的相互作用，有机体或主观个体强烈的求生欲，有时在最奇特、最黑暗的情况下也不会被放弃。这种视角有别于我求学或当住院医生时师长强调的观点，也不同于我在当时医学文献中发现的观点。然而，跟这些脑炎后综合征患者接触后，我认为这个视角显然存在，并且无比真实。事实表明，我的大多数同事低估了慢性病医院（他们认为“在那种地方永远不会看到任何有趣的东西”）：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完整的人生在我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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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病人们滴定的过程中，我想到了迈克尔和他的镇静剂用量问题（镇静剂抑制多巴胺系统，左旋多巴则激活它们）。我意识到，用任何纯粹的医学或药物方法来应对恢复力或自由度失常的大脑系统，局限性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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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我在给《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封信中报告了我给六十名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一年后的整体效果。我写道，几乎所有受试病人一开始都应答良好，但他们或早或晚都失控了，此后的状态复杂难料，有时堪称怪异。我接着写道，这些不能被视为“副作用”，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来源：《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奥利弗·萨克斯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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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1 周三：

「适应（adapt）」，这个词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里出来的，意思是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生存和求胜策略，你做什么和怎么做，能不能有相应的变化。适应是被动和后发的，人本质上并不喜欢改变成熟的做事方法，组织更不喜欢。

然而新局面总会发生，而且这个趋势是变革会越来越快。你不适应，对手已经在适应，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正在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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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流程有很多好处。这个事儿做到什么程度是高度可预测的，每一步该怎么办都非常清晰，每个经手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人们经常抱怨官僚机构办事慢，其实如果你通盘考虑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走流程的处理效率是最高的。流程还保证了官僚队伍的连续性。流程的每一步都是简单的，任何一个新人加入进来都可以立即学会怎么做事，马上变成体系的一颗螺丝钉，这样组织不会因为人员变动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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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这个组织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的目的是打仗，可是它绝大部分时间并不打仗，绝大多数士兵一辈子都不会赶上一次打仗。军队平时做的都是训练的事儿。训练是最容易流程化的事儿。公务员做事做不好老百姓会抱怨，还算有个反馈；军队要是不打仗就没有真正的反馈。如果一代一代官兵整天按部就班重复同样的训练内容，军人会比公务员更容易变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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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旦上了前线，哪怕不交手，都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错。你不用说指挥作战，就是给你几千士兵，在没有公共交通和标准道路的地方，你能把他们顺利带到目的地，确保队伍不乱，都非常困难。你猜不到会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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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军队有最严格的等级。军队不是讲平等的地方，军衔制度就是要把官兵尽量细分为很多层。而这么做就是为了任何情况下，不管在场的人是不是互相认识，所有人始终知道现在应该听谁的。

军队的教条、等级和纪律，平时看起来太过死板没必要，但是你想想战场就明白了。军队是用各种确定性去抵消那些不确定性。

然而好东西往往都是双刃剑。教条很容易让人形成保守的风格。美军将领有时候会故意不用最新的技术，因为他对老技术已经用得得心应手，他担心万一新技术出问题怎么办？如果你的决定都关乎到士兵的生死，你不会很喜欢创新。读书人坐在家里阅读战争故事，总是觉得了不起的将领必然喜欢随机应变，其实你那是出版偏倚。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保守的价值。

可是事先考虑的再全面也不够，你总是还得随机应变，而且还要对自身做出根本性的变革。你需要适应力。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本质的矛盾。军队是最严格的组织，但是军队又最需要灵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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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严格，又要灵活；既要严肃，又要活泼 —— 做大事总是在矛盾中寻求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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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中国人经常说要“以某某理论为指导”，其实没错，只要做事讲策略就都得有理论。那理论到底有什么用，又该怎么用呢？对军队来说，理论就是战争中的“怎么办”。而理论的适应，就是要及时调整你的指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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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被戴维·巴诺认为是三个适应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军队的教条再多也不可能规定你应该如何取胜，打仗不是走流程，适应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和悟性。战场上总会有各种不可预测的事情，糟糕的领导者把它们视为威胁和负担，而优秀的领导者却可以把它们视为机会。会打仗的领导者得善于对待意外。

可是军队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打仗。军队是个非常封闭的组织，所有领导都是从基层一步步提拔上来的。这个人一直都生长在和平环境中，他之前所有的晋升可能都是出于和平环境中的表现。他可能是因为善于完成计划、能够节约资源、能够很好地管理人员和账目、维持纪律、不出事故而得到晋升。这些经验会让他本能地排斥危险。而你现在却让他去领兵打仗，这不矛盾吗？

其实我们选拔科研人员也是这样。真正的科学家需要的是创造力、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合作能力和灵气，可是考研考的是政治、英语和做题，根本是两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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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姆的作战理论是“进攻性的巡逻”。不能说一到丛林就总躲着日本人，不能怕日本人，必须主动出击才行。他还特别要求部队要搞夜间行军训练，适应日军的战法。

结果是从 1944 到 1945年，斯利姆对日军的所有交手都打赢了，日本人被彻底赶出了缅甸。斯利姆后来被封为子爵，还当过澳大利亚总督。

斯利姆在缅甸打得好不是因为他天生擅长丛林战，而是因为他能做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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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书中展现出来的决策过程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这支所谓世界最强的军队不过如此，那些高官对重大问题不但思考是不合格的，而且是根本就没思考。

也许这样的书能让你体会到官僚系统的脆弱性。站在外面看，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盘根错节、深不可测的组织，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惊”。你会猜想这个组织的高层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他们做每一件大事之前肯定想好了万全之策，什么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民心的方方面面，你能担心到的肯定人家早就考虑到了。你会猜想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做什么动作都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走每一步都想好了后面十步……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事实是越是庞大的官僚机构，越不可能有什么深谋远虑、步步为营的操作。大事都是层层委托、多级执行的，高层有个什么意图传达到基层不走样就已经不错了。官僚系统根本没有能力执行什么高妙的阴谋诡计，能把简单的阳谋贯彻明白都很不容易。

所以官僚机构的指导思想 —— 也就是“理论” —— 都一定是简单明了可执行的，必须容易被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理解和接受，而且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总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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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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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头看看这件事，美军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大脑在考虑问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是联合指挥部和几个战区司令部，这些指挥者总是想要最适合当前战场的武器装备。可是在后方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则是各个军种自己的高层。这也就是说练兵研发和现场指挥权是分开的。负责练兵和研发的各军种高层最关心的不是当前这场战争，而是未来的战争。哪怕这里面没有腐败，其中也有官僚集团互相掣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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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一讲能带给你一些感慨。哪怕是在美军这种不差钱的条件下，官僚系统也未能及时采购到最适合的武器装备。我们不得不猜测，官僚集团内部恐怕是没办法做自我变革的，必须有个来自外界的压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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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人可能有个印象，认为美军是一支过度依赖武器装备的军队。就好像说富家子弟做事全靠家里给提供保障，动作特别专业装备特别好，其实内心很脆弱不敢冒险。我们看美军在伊拉克搞个巡逻，用悍马车都不行，非得用上百万美元的 MRAP。可是人家伊拉克人怎么没车都敢出来走路呢？美军是不是太娇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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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开战争造成的破坏不论，战争可能是推动人类科技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力量。战争能让人迸发出所有的干劲和想象力。战争大大加速了世界的演化。

因为交战双方可以在火线上适应，预测战争打法比一般意义上的预测未来要困难得多。我们看各种科幻电影里的战争，往往都是大家用着幻想出来的武器，打着传统的战争：科幻作家根本算不清楚武器怎样改变战争。这就好比现在那些古装偶像剧，穿着古代的衣服，谈着现代的恋爱。

我们看美军从二战到越战、从越战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以前打过仗的人未必能打好下一场仗。以前的战争经验只会强化人们对下一场战争的判断。在心理学上，丹尼尔·卡尼曼对此有个说法叫“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你能想到这个打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打法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而是因为这个打法是你最熟悉的、是你最能想到的。特别是战区指挥官，往往特别不能适应新的战争性质。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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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1 周三：

如果你都不敢面对现实，演习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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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怎么练，和平时期的考核都不是真正的战争。军队是打仗用的，但是军人大多都是和平时期的产物。他们会忘记战争。等战争来的时候，他们想用和平时期养成的习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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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军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过重大伤亡。美军在二战中死了超过四十万人，在诺曼底登陆第一天就有 2500 名士兵阵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有超过四万人阵亡 —— 可是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那么多年总共才有几千的阵亡。

这就意味着这一代美军上上下下所有领导者都没有在部队被打残了、士兵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指挥过战斗。而这种情况可是真正战场上的常事儿啊。

美军在二战之后就没跟俄罗斯这种水平的强国打过，万一真碰上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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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诺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关键思想是把“适应”融入准备打仗的方方面面之中 ——

• 演习应该强调自由发挥；

• 加强在技术退化和部队被打残的条件下的训练；

• 让士兵熟悉 3D 打印之类能在战场上修改武器的新技术；

• 建立专门研究创造性打法的机构；

• 用适应力考核军官；

• 让年轻人的声音出现在高层领导面前……

等等。这个核心思想是平时准备打仗准备得再严密再周到也不够，真到了战场上能做出随机应变的适应，是军人更重要的素质。真打仗不是考试也不是体育比赛，到时候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没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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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岗位的占位也是如此。跟着朱元璋起兵的将领大多都是他的同乡，而这帮人之中就出现了好几个军事天才。难道说中国军事天才的分布密度那么高吗？一个小地方就有那么多天才将领？当然是实战经验成就了他们。

再聪明的人如果只能做一些小事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你说我是哈佛的计算机博士兼工商管理硕士，你只有本科学历，你把阿里巴巴副总裁这个位置让给我吧 —— 那当然不行。人家在创业实战中经历的东西比你在书本上和实验室里经历的高太多了。这些人被事情所塑造，而且他们也塑造了事情：他们已经是公司不可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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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线千里高明布局是不存在的，人们多数情况下只是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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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搞基础科学的一个问题是找的激励不是很好。我们过于强调量化指标，看一个科学家行不行只看他发多少论文、他的论文发在哪里 —— 而不是问他这个论文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其实学术界自有一个评价体系，但是那个体系比较适合评价作出重大发现的明星人物，对于一般水平的研究者作用不大。

赞助基础科学研究，你关心的应该是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能发多少论文。不挣钱的问题也可以是好问题，现在不挣钱将来也许能挣钱，就算一直都不挣钱，它促进科学进步本身就有价值。各国政府都同意这一点，也都愿意为此花钱。

关键是你得以问题的解决为核心，得要一个实质的结果 —— 而不能以做这个动作为核心。发论文不等于解决了问题，现代科学研究中发论文只不过是做动作而已。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把科学研究变成了行为艺术。

我们看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就非常有问题意识：你这个成果能不能发论文、是不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钱你能让我得到什么。而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明白人，大家说不清哪些问题好，考察论文成了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所以追求短期没问题，关键是目标得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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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大约相当于是对事物“重新定性”。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想法”，而是说改变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以前你认为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重新思考之后，你发现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说你是个打工人，我说不对，你不是买股票了吗？我认为你是个资本家。

重新定性，这个事儿的操作方法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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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就是怎么定性的问题。东西就这么一个东西，你能用它做什么，你要怎么对待它，取决于你把它看做是什么。换个定性，你就可能打开全新的思路。

格兰特痛定思痛，从那时起就开始琢磨“重新思考”。他无数次地问自己，当初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重新思考是困难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也不愿意重新思考，我们都是惯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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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啥想不到呢？因为惯性。消防队员不会扔掉自己的工具。正如士兵不会扔掉武器。格兰特说的更严重，说扔掉自己的工具，就等于是放下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自我否定！

第三个反思是，为啥非得救那个火呢？要知道当时蒙大拿州着火的地点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而早在 1880 年代，科学家就已经在强调，野火对森林其实有好处，野火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平时允许小火，才不至于积累成大火。我们专栏也讲过这个道理 [1]。但是美国森林管理局在 1978 年之前的政策都是只要有火情，就必须第一时间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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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性」并不是全新的理论，我们也多次讲过相关的道理。为什么人总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按照惯性思考？因为「可得性启发式」。为什么人不愿意改变想法？因为「确认偏误」。人应该怎样改变自己的想法？你需要科学家思维，你要做调研做实验，用贝叶斯定理的精神，让「观点根据事实发生改变」。从宏观上来说，你还要警惕自己不要陷入「故事思维」，等等。

格兰特也是这么讲的。但是他这本书的长处在于提供了很多案例。这些案例会让你感到光知道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你不在现场，你面对的不是当事人那样的利害情境和纠结心态，你随随便便就来一句“啊，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 那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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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给过拉扎里迪斯不止一次机会。格兰特分析，为什么拉扎里迪斯这么一意孤行呢？因为黑莓手机代表他的自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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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让人否定自己是最难的。但是否定自己往往会带来好处。咱们最后考虑一个简单问题。

比如你参加考试，做选择题，有 ABCD 四个选项。这道题你没什么把握，一开始先选了一个选项，答完卷子回头检查的时候，你又觉得第一次选的不太对，想要改一下答案。那请问，这个情况下，你是改，还是不改呢？

很多老师会建议学生不要改。老师说你要相信自己第一次的直觉。老师说他的经验表明改答案往往会把对的改成错的……

但是心理学家说不是。很多个心理学家对此做过很多项研究，他们的结论一致：都是应该改。统计表明，如果你改答案，把对的答案改错的可能性只有 1/4，而把错的答案改对的可能性有 1/2。剩下1/4的可能性是把错的改成错的。

所以只要你能想到要不要改，你很可能就真的应该改。

但是人们通常是第一，想不到改，第二，想到了也不想改。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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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2 周四：

生活中有些优良品质是互相矛盾的。比如大家都说自信是好的，人们会用各种方法提升自信。大家又说谦虚也是一项美德，说我们要做谦虚的人。可是自信和谦虚难道不矛盾吗？

我们正在讲的这本书叫《重新思考》。如果你从来都不重新思考，死不认错，无比自信，认为自己最开始想的都对，这肯定不行。可是如果你特别谦虚，别人说啥你都认同，没有一个准主意，整天就知道说“啊，我向你学习”，那要你又有何用呢？

你怎么才能既自信又谦虚呢？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自信和谦虚之间是一条连续变化的线段，左边是自信，右边是谦虚，线段的中点就是最佳点 —— 那样机械化的折中不叫“中庸”，叫乡愿，叫老好人，叫不粘锅，是「德之贼也」。

你完全可以既充满自信，又非常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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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很多企业里领导还在搞欺下媚上、职场PUA的一套，把员工折腾得疲于奔命敢怒不敢言。在一个员工们被逼着整天低效率地 996、毫无创造性可言的公司里，你要说有什么领导力，那纯属胡扯。

中国管理层的实际得分只有 2.7，自我评估却有 3.5。这我们也容易理解，领导们都被捧傻了，容易把别人的服从当成崇拜。你要知道善于玩弄权术 —— 或者很多人只是喜欢琢磨宫斗 —— 不等于善于管理。

这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格兰特又把这个效应分成了两个极端。一个叫“观众席上的四分卫综合征（armchair quanterback syndrome）”，意思是那种整天看比赛的球迷，往往喜欢指点江山，其实一上场他啥也不会。另一个极端叫“冒充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说的是这个人的水平其实已经到位了，但是当他到一个重要岗位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岗位，认为自己是冒充的，特别不自信。

这两个极端都属于元认知出了问题，是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水平。而格兰特认为，你具体会陷入哪个极端，是由你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对比所决定的。

经验多、专业知识少的人容易得观众席上的四分卫综合征。他们做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以为自己是个老资格，其实没经历过真正高水平的考验，整天都是低水平重复而已。就如同球迷，号称是风风雨雨许多年，一说起球队的恩怨史来头头是道，都是没用的知识。

而经验少、专业知识多的人则可能会得冒充者综合征。有的刚从学校毕业的新人，其实他所具备的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个工作了，只要上手熟悉熟悉就行。但是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在这一行还从来没有真正做成过事儿，他会低估自己，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

一边是过度自信，一边是过度谦虚。那怎么才能既自信又谦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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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你对什么自信，对什么谦虚。格兰特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把“信心”分成了两个维度：对自己的信心，和对自己做这件事使用的工具的信心。

对自己的信心，是说你有没有充分的安全感，你相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这个自信心可以通过把一件件有挑战的事情做成来建立。对工具的信心，则是是否相信自己拥有完成这项工作最合适的工具。

比如你交给小王一项任务，说你用这个软件工具把这个事儿给我做好。那么 ——

如果小王不相信自己，他认定了自己做不成，同时他又不敢质疑你给的这个工具，那他就是「强烈自卑」； 如果小王既不相信自己也不认同那个工具，他是「刻意怀疑」； 如果小王认为自己很厉害，工具也肯定没问题，他是「盲目自大」； 如果小王认为自己能力没问题，但是他怀疑那个工具不一定适用，他准备自己去探索一番有没有更好的工具，他就是「既自信，又谦虚」。

最理想的人才，应该是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同时又承认自己掌握的工具不一定行的人。这样的人做事胆大心细，会主动质疑得到的结果，会寻求新的信息来验证自己的猜测。

这就叫自信又谦虚。我承认我现在不会，我不掌握相关的工具，但是没关系，我一定能学会。我读书多，你们可别骗我。出来做事得有点这样的精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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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做不到自信又谦虚，那就宁可少点自信，也要多点谦虚。格兰特认为冒充者综合征其实是个挺好的现象。

现在心理学家已经对冒充者综合征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有这种症状的人通常工作表现会更好。比如实习医生，感觉自己是个冒充者的人对病人的诊断准确率更高、更愿意为病人服务、更尊重病人、做事更专业、而且愿意分享信息。还有投资人，那些在基金公司上班却又不敢承认自己是个投资人的人，绩效反而更高。

谦虚是个好品质。谦虚的人愿意努力，愿意重新思考，谦虚才能去质疑自己的观点和假设。更重要的是，谦虚会让你更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有个医院的规定是所有护士轮流当护士长，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者发现，越是对自己管理水平不自信、不太敢拿主意的人，轮到她当护士长的时候，越会主动去问问别人的建议 —— 结果她综合考虑之后，拿出来的主意反而是最准确的。

当然如果能既自信又谦虚就更好了。自信的谦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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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非常不喜欢、而且可能害怕别人说自己错了。你大脑中的杏仁核会被激发，你会进入战斗姿态，便显得很愤怒或者想要逃跑。但是有两种人，却是非常愿意听到自己的错误。

一种是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说，有意思的理论都是能挑战自己现有观念的理论。我们读书总是希望读到不一样的东西。就拿格兰特本人来说，他从大学时期开始，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就最喜欢那些证明了他自己的观点错误、而不是证明了他观点正确的书。正确没意思。

丹尼尔·卡尼曼也是这样。八十多岁了，你要能当面指出他一个错误他非常高兴。

另一种人是预测师。我们刚刚讲到过泰特洛克的《超预测》，超级预报员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会频繁地更新自己的预测。而每一次更新都等于承认自己上一次说错了。

一个简单办法是你把自己当初做出这个预测的理由写下来。等到发现那个理由不成立了，你就修改呗？多承认小错误才能避免大错误。

杰夫·贝佐斯最近宣布即将辞去亚马逊 CEO 的职务。格兰特引用了贝佐斯的一句话，说「如果你不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犯更多的错误。」雷·达里奥也有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发现一年前的自己有多么愚蠢，那就只能说明这一年来你没学到什么。」

但是一般人承认错误总会有个情感障碍，这么办呢？格兰特提供了两个心法。

一个是把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分离。过去的你错了，没关系啊，现在你成长了。

一个是把“你的观点”和“你本人”分离。你不是由你的观点定义的。

格兰特说，人的自我认同，最好是价值观的认同。比如说，你可以说自己是个追求卓越的人、一个崇尚公平的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 —— 价值观是不会轻易变化的。而你不应该把自己的“人设”设定成某些观点的代言人：我是一个反对全球变暖的人、我是一个拥护爱因斯坦宇宙观的人……那些没啥意思，观点是可以变的。我们这一季讲过《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3]，科学家不应该“拥有观点”，应该用假设代替观点。

网上很多人说，我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格兰特说你搞错了，你有权在你的脑子里有观点 —— 如果你把观点发表出来，那你就有义务在发现这个观点错了的时候勇敢地告诉大家你错了。这样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说了三个分离 ——

1. 把“对自己的信心”，和“对自己拥有的工具的信心”分离；

2. 把“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分离；

3. 把“你的观点”，和“你本人”分离。

这些也许会让你想起阿德勒心理学的「课题分离」 [4]。“分离”有大智慧。“分离”，才是“无我”。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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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3 周五：

纳西姆·塔勒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赢，一种人想赢得争论 —— 他们从来都不是同一种人。」

据说埃隆·马斯克也说过一句话是：「我现在不和人争吵了，……以后有人告诉我 2 加 2 等于 10，我会说你真厉害你完全正确！」

逞口舌之快确实没什么意义，但是不争论也真不行。你总要跟人合作，同事之间有了分歧怎么办呢？有的公司特别害怕争论，整天强调维护领导权威、统一思想、不许妄议，把人都想象成一群高喊着口号修建水利工程的体力劳动者，憧憬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主义美学。现在中国经济要升级，进入创新时代，需要的是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只知道“统一思想”是不行的。

有创造性的、有惊喜发挥的、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团队，气质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其中就包括了要有健康的争论。

健康的争论必须是“对事不对人”，但是这很难。指出一个人的错误，他难免会就认为你是在指责他本人。路线之争往往演变成人事之争，人们很难区分一个批评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是目的还是手段。

我们专栏以前讲白金汉和古道尔的《九个工作谎言》[1] 的时候说过，负反馈的伤害性太大了。那本书甚至认为工作中应该尽量只给正反馈，用人要用长处。格兰特在《重新思考》这本书中也提到一些研究，说比如工作搭档给这个人的反馈是批评的话，相对于提供赞美而言，他会有高出4倍的可能性去寻找新的搭档。你给同事负反馈，他本能的反应就是远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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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把冲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叫「关系冲突（relationship conflict）」。这是“对人”的冲突，会调动情绪、树立敌意。

另一种叫「任务冲突（task conflict）」。这是对工作的想法和意见上的冲突，是“对事”。

如果借助斯科特·佩奇在《多样性红利》[2] 中的说法，关系冲突更多的是根本冲突，属于各人的「基础偏好」；任务冲突则常常是大家都想把这件事做成，只不过各人建议的方法不一样，属于「工具偏好」。如果几个人的关系不好，谁看谁都很难受，那你真的很难调解；但是如果大家只是观点有分歧，那就还有希望做朋友。

简单说就是，吵吵闹闹不伤感情的才是好团队。没有冲突的团队不叫和谐，那叫冷漠和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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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两种冲突的理论不仅能用在工作上，也适用于家庭。永远相敬如宾、不吵不闹的父母就是最好的父母吗？如果你想培养有创造力的孩子，吵吵闹闹才是好父母。

家长在孩子面前争吵好不好呢？格兰特说，问题不在于争吵的频率 —— 频率高一点是可以的，天天吵都行 —— 而在于争吵的内容和方式。只要双方互相尊重人格，不贬低不蔑视，因为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不统一而发生高频率的争吵，对孩子没有坏影响。研究表明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反而会有更多的情感安全感。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更愿意去帮助别人。

特别是有一点：创造性高的人往往来自于摩擦比较多的家庭。这种家庭环境的特点是「紧张但是有安全感」。

孩子从小目睹父母不断地发生冲突又不断地解决冲突，他自己也会学着解决冲突。他会认为如果自己有任何不满、任何意见就应该提出来，因为这样的家庭鼓励站出来说话。

你看「紧张但是有安全感」、有频繁的冲突，这不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吗？

从「重新思考」的角度来说，关系冲突会让人产生自我防卫的倾向，会阻碍重新思考；而任务冲突能够提醒你没有想到的地方，促使你寻找新的证据，能促进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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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爱冲突，能把人分成两种。大五人格理论中有一个维度叫「宜人性（agreeableness）」，宜人性高的人总是避免冲突，哪怕被侵犯了也是能忍则忍，害怕得罪人。宜人性低的人可能会比较令人讨厌，他们不但不怕冲突，而且喜欢没事找事，发生冲突不但不感到难过，反而整个人都被激活了。这样的人似乎很享受争吵，会不断地挑战你、质疑你……这样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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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争论才能出创造力。那怎样才能避免把任务冲突变成关系冲突呢？当然你需要就事论事，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但是格兰特说了一个更重要的心法。

这个心法是要多说 how，少说 why。

这个还是来自莱特兄弟的智慧。我们一般的争论，都是双方都在努力举证，证明自己为什么是对的。其实你这样说别人常常听不进去，他总是想忽略你的证据，然后给你列举他的证据。

正确的做法不是举证，而是知识服务。你能不能给对方 —— 也给你自己 —— 讲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你能不能把背后的原理说明白。

你要是不讲，你会以为自己很明白，其实是不明白。比如说自行车，也许你天天骑自行车，你认为你很了解自行车，但是你能说清楚自行车是如何运行的吗？齿轮怎么咬合，链条如何带动轮子，手刹是怎么连接的？自行车为什么骑起来就不倒？你不知道。

心理学家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解释性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因为这个错觉的存在，我们在争论中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的差距。

只有当你试图向别人解释 how 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的差距，从政客思维转换成科学家思维。这样的争论会让双方钻研对方是怎么想的，能激发好奇心和重新思考。

给对手提供知识服务是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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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4 周六：

亚当·格兰特的《重新思考》这本书重点讲的不是具体的思路，因为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型都不一样。格兰特关心的是怎么突破人的心理障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可能会让你想起“说服力”，但是等一下就会理解，为什么格兰特不用“说服”这个词。

这一讲咱们考虑两种最激烈的说服，一个是辩论，一个是谈判。

老百姓思维对辩论和谈判有重大误解。人们爱把辩论想象成一场战斗，说我要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对方驳斥得无地自容，赢得满堂喝彩。人们把谈判想象成参加巴黎和会，认为必须是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毫不妥协，逼着对方满足我方所有要求才算成功。其实现实世界哪有这样的。

辩论是什么？如果你参加辩论比赛，辩论的目的并不是证明对手有多愚蠢、你有多厉害，而是征服听众或者评委。如果是在生活中跟朋友、同事辩论，你也不是为了贬低或者驳倒对方，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认同你的想法。

谈判也是如此，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跟对方达成一致，是为了合作。

辩论和谈判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对方跟你有共同的想法。这些不是战争，也不是零和博弈。而且这也不是拔河比赛，说你用力拉就能把对方拉过来。

辩论和谈判更像是什么呢？格兰特打了个比方，更像是没有事先排练的跳舞。你想让舞伴跟你做同样的动作，但是她可能会抗拒你，所以你得设法引导她，让她接受你的节奏，达成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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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谈判者的做法很符合我们的直觉，但是高技能谈判者却是处处都考虑到对方。

第一个区别是「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一般谈判者是带着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上场的，这就如同只带了武器。高技能谈判者上场之前，重点准备的不是武器，而是双方的共同点是什么，先预期一下双方会在什么位置达成协议。高手的谈判计划是围绕着“求同”进行。

第二个区别是「理由」。一般谈判者会为自己每个论点准备平均三条理由，而高技能谈判者只会准备一两条理由。这个道理是你摆出来的理由越多，论证的力量反而越弱。你给五条理由，其中必定有比较弱的一个 —— 对手只要拒绝最弱那个，就会否定你整个论点。他会认为你是在生拼硬凑。

你要让最有说服力的那个理由发挥力量，而不要让最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成为左右谈判的关键。

第三个区别是「攻防旋涡」。一般谈判者把谈判视为战斗，要么攻击对方的论点，要么防守自己的论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高技能谈判者不会如此。

第四个区别是「提问」。高技能谈判者会更多地向对方提问，因为他始终在寻找双方的共同点。他很好奇对方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真诚地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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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场白中，哈里什没有一上来就反驳 AI，而是先列举了跟对方、特别是跟观众的共同点。他对 AI 说的论据表示赞同。我们以前讲亚当斯《以大制胜》那本书的时候说过特朗普的一个方法叫「先同步，再领导」，哈里什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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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说，顶级辩手，往往都不会给很多理由，而且往往不会引用很多的数据和信息。如果观众对辩题不感兴趣、没有强烈的观点，你多给理由或许能证明你很懂。但如果观众已经有了强烈观点，你堆砌理由只会让人觉得你是在说服他，这会触发抵抗。

格兰特本人做过一个号召校友给大学捐款的实验。他测试了两条理由，一条是说捐款会让学生和老师都受益，一条是说捐款会让你变成一个捐赠者，这会让你自我感觉很好。这两条理由哪条好使呢？

格兰特发现它们同样好使。单独给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有6.5%的捐款率。但是，请注意，如果同时给两条理由，捐款率就下降到了 3%。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目的是说服别人，给的理由越少越好。

而且哈里什没有一味地反驳或者进攻，他更多的是提问。他在开场白中就给观众提出了六个问题，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不停地提问。这些提问可不是质问，而是真诚的疑问。

提问的最大好处是促使别人思考。而且你传达出一种想要了解大家的想法的谦虚态度。观众的思维打开了，就会自主地去做重新思考。

结果是哈里什让更多观众改变了立场，取得了胜利。这是“辩论者” AI 第一次输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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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正式场合，大家都比较讲理。那你说如果对方干脆给你来个蛮不讲理，又该怎么办呢？格兰特提供了一个绝招。

遇到这种人，你要做的就是问他一个万能的问题：「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你改变想法？」

我说的这些证据你都不信，那你到底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对方不太可能回答说“不管什么证据都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 那就真成了彻底不讲理了，像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出来跟人谈判。对方总会说出点什么，而这样你就帮他打开了思路。

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表达出非常想要理解对方的姿态。要表现你真诚的好奇心和兴趣。对方的愤怒和敌意越强烈，你就越应该这么表达。如果对方已经失控了，你的平静就是最强的力量。

而如果对方油盐不进，你说啥他都说不，格兰特还提供了第五个办法。

那就是你谈一谈自己对整场辩论或者谈判的感受。你可以这么说。这场谈判下来，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很失望。我已经提供了各种证据，但是你的反应真是让我感到很困惑……我真不太理解，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这些都没意义，你为啥还跟我谈呢？这样一番话会刺激对方去重新思考这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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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看一个实战案例。有家投资公司在招产品经理，一位叫汉森的女士前去应聘。她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并不符合录用标准，但是她的求职信写得好。

汉森一上来先承认了自己既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有资格证书。而有研究表明，承认自己的弱点会更容易让你得到雇佣机会，因为对方觉得你很实在，而没有夸夸其谈。

然后汉森说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项目有强烈的主导意识。汉森没当过投资行业的产品经理但是她管过别的项目。她说我在之前的所有工作之中，对项目的负责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的工资和职责范围。她说我有一种创业者精神，我会事无巨细地把项目给你负责到底。我是你们最好的合作者。你看，这就是不给很多理由，只强调自己最核心的优势。

对方收到这封信就给了汉森一个电话面试的机会。在电话面试中，汉森又提出了问题。她说，我听说你们公司前不久做了一次实验，但是失败了，那个实验是怎么失败的？

格兰特分析，这个提问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表达了自己有好奇心、有学习的意愿。虽然我经验不足，但是我已经在学习你们的事儿了，你看我都知道你们公司做过这个实验，并且我想进一步了解。

但更重要的是，她这个提问打开了对方的思维。汉森等于是提醒对方，你们做实验可以失败，那你们制定的招聘标准就一定对吗？你们为什么不重新思考一下招聘标准呢？

结果汉森被录用了。而且她在那家公司干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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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我们这一讲说了五个辩论和谈判的要点 ——

1.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2.支持自己论点的理由要少而精；

3.少进行战斗式的攻防，要表现得谦虚、真诚；

4.多提问，对于对方的立场和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点，要表现出科学家式的好奇；

5.可以谈一谈对自己整个辩论过程的感受。

从说服的角度，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帮助别人打开思维」。这是在让对方自己去思考，所以这不能叫“说服”。打开思维，才能重新思考。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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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5 周日：

美国人想了各种办法。有的地方甚至出台了法律，说如果家长不给孩子接种疫苗，就会处以 1000 美元的罚款，外加最长 6 个月的监禁。然而效果很差，家长们越发认为政府有阴谋。

更常规的办法是科普。让医生对家长进行宣讲，说医学研究结果都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宣讲往往会起到一个逆火效应，家长认为宣传是在摆弄他们。特别是当有些医生认为家长的文化程度低，宣讲的时候故意夸大疫苗的好处，夸大不打疫苗的危险，等于是忽悠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更增大了家长们的抵触心理。

这就好比劝说一个重度酗酒患者少喝点酒，你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批评他，说他行为不检点、没有家庭责任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你说他能听进去吗？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美国就诞生了这么一种专家，叫做「疫苗语者（vaccine whisperers）」。疫苗语者是专门负责劝说家长给孩子打疫苗的人，通常由医生兼职。疫苗语者使用的方法，就是动机访谈。

比如这有一位年轻母亲，她有三个孩子，她拒绝给孩子们打疫苗。疫苗语者见到她，首先是这样说的：我来跟你谈话，是因为我很担心你的孩子将来会得麻疹……我绝对尊重你的决定，最终决定绝对是由你来做。但是我很想了解一下，你做出决定的理由。

这就安抚了当事人。你表明了自己不是来摆弄对方的，你是想要了解对方。

然后疫苗语者就问了开放式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不接种疫苗呢？当事人给出一些理由，疫苗语者非常认真地听她讲。然后他承认现在关于疫苗安全性的信息很混乱，确实难以做出好的判断。

了解完情况，疫苗语者会告诉当事人：我是一个医生，根据我的专业，我知道一些关于疫苗的信息，你想不想了解一下？这一步是请求对方允许。这很重要，因为如果对方允许了你再说，你们就能建立信任关系。对方就更容易打开思路。

讲了疫苗的信息之后，疫苗语者会把接种与否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他表示我相信你完全是为了孩子好，而且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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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访谈为什么有效呢？你并不是在要求对方去做改变，你只是打破了对方过度自信的、封闭的思维 —— 你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路，以此引导他重新思考。

动机访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倾听。要好好听对方说话。当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没有压力感了，他会有一种掌握谈话主导权的感觉，他觉得是自己在控制自己的决定，而不是你在拉他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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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访谈不是你给对方提供动机，而是让对方找到自己要改变的动机。这我们容易理解，大脑是个多元政体，各种方向的情绪和思想都有，是既想这样又想那样。你的谈话只是帮助他理清思路，让正确的一面能够主动冒出来而已。

动机访谈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你是在帮对方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当你通过提问和倾听了解了对方的情况之后，你自己也是在重新思考。在这个对话中你既不是对方的领导者，也不是对方的跟随者 —— 你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导游。你帮助对方看清楚这里都有什么，介绍相关情况，让他自己决定去哪。

动机访谈其实是一套引导对方说话，自己倾听的手段。

为什么倾听这么重要呢？倾听是你送给别人的礼物。人都喜欢被倾听，我看很多人之所以花钱去找心理医生聊，就是想要被倾听。倾听的时候，你是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对方感到好奇，关心对方，想要知道他的想法。

如果他感受到你的真诚，感觉你确实很重视他，他不但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还会敏锐地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会希望对话往好的方向走，希望自己做更好的决定 —— 于是你们的对话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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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说，从事传播的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其实你应该让对方感觉他很聪明。

而倾听，就是给对方一个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的机会。

倾听还能帮助消除别人的刻板印象。比如波士顿红袜队和纽约洋基队的球迷互相憎恶，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你怎么才能让他们和解呢？消除刻板印象一共有三个常用方法 —— 第一是追求大家的共同点，第二是引领对方看到个体，而不要只看到群体，这两个方法的作用都有限。

第三个方法，就是通过开放式的提问和倾听，让人自己意识到刻板印象的逻辑错误。你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人支持了某支球队就憎恨这个人呢？你让他一点一点把事情说清楚，他自己就能发现其中的逻辑错误。他不想当个犯逻辑错误的人。

倾听如此有用，然而人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倾听能力。有 94% 的人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听众，可是有调查表明，1/3 的女性认为她的宠物比她的丈夫更善于倾听。平均而言，病人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需要 29 秒，可是医生总是不耐烦，听到 11 秒的时候就会打断病人……事实是大家都需要提高自己的倾听技能。

了解了动机访谈，你再看今天各种广告、公关、宣传、教育，是不是都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把听众当成傻子，他们不是真诚地对待听众，总是想摆弄听众，不管用什么手段反正能让他们听话就行……殊不知听众都是聪明人，小丑竟是你自己。

我看像动机访谈这样的方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阳谋」。这里面没有任何埋伏和任何隐藏的目的，它就是帮助对方理清思路。你完全可以在访谈之前告诉对方你计划使用什么方法。

我的感触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盛行阳谋的社会。阴谋和套路长不了。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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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6 周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绝交话题”，意思是哪怕再好的亲友，只要一聊这种话题就有可能当场割席断交。中国的绝交话题包括中医、转基因、狗肉能不能吃、死刑是否应该废除，包括最近兴起的女权问题。美国的绝交话题是堕胎、禁枪、种族平权、全球变暖，特别是特朗普。

绝交话题的特点是人被分成了势不两立的阵营。两个对立的阵营不可能都是对的。那如果你非得跟对方聊一聊，也想达成共识，这种话题应该怎么聊呢？

有人说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把自己摆在对方的位置上，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可是对于绝交问题，我们似乎早就知道对方为什么那样想 —— 肯定是“非蠢即坏”啊。你会系统性地低估对方。调查表明，美国民主党人大多认为共和党人都是一些不在乎种族平等、不在乎性别歧视的人，但其实共和党中也有很多人在为种族和性别平等而奋斗。共和党人总觉得民主党人都不爱国，但其实民主党中也有很多人爱国。了解对方阵营的一个个体，作用也不大，毕竟好朋友都能因为这种问题绝交。

真正的解药，是学习「复杂」。

我们专栏讲科学思考者的时候说过，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别人给简单化 [1]。现在格兰特从心理学家的角度列举了过硬的研究，说明人可以学着思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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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概念，叫做「二元偏误」（binary bias）。这是人的一种基本倾向，总想把事物分成黑白两类。比如一说到全球变暖，我们就爱把人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全球变暖学说，一派反对全球变暖学说。但事实是这样吗？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态度只有这两种吗？

从坚决拥护到全盘否定之间，它是有灰度的，它是一个连续的光谱，随便一分就能分出六种立场。这个道理简单吧？

可是二元偏误使得人们常常以为只有两种立场。媒体最关注的是只占 7%的那最后一种人。有人统计了 2000 到 2016 年间十万篇关于全球变暖的文章，全盘否定者的出镜频率比科学家还高 49%。那中间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呢？全都被极端派给代表了。

事实上，人的观念不但可以分成很多类型，而且各个分类的人数在不停地变化，人们的观念是流动的 ——这就是二元偏误的问题所在。明明是一个连续的、流动的、复杂的东西，你非得把它分成黑白两个阵营，这是过度的简化，这是对思想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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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项研究，记者们看的是同一篇论文，标题居然分成了两大阵营。你要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说的是两码事。这也是二元偏误，是用一个过分简化的说法覆盖一个只是稍微有点复杂的结论。

我感觉这里面媒体是有责任的。那个复杂结论就那么难懂吗？你们侮辱了老百姓的智商。

事实是普通人都可以理解复杂。而且只要消除二元偏误，人们就会打开思路，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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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厉害的是第三种文章 —— 复杂的文章。同样的素材，但是这个文章说禁枪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问题，中间有很多灰度，那么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 100%。

科尔曼的研究表明，读了二元版本的文章，受试者会更愿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可是读了复杂版文章，受试者会更关注双方的共同点，会问更多的问题，会坚持更少的观点，他们最后形成的联合声明的理论质量会更高，双方对谈话也更满意。

你看，仅仅是在对话之前读这么一篇复杂式的文章，意识到自己没必要非得采取极端立场选边站队，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人可以理解复杂，也可以变复杂。关键就是要克服二元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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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复杂的，情绪也是复杂的。

低水平对话的情绪很单一，都是负面的。而在高水平对话中，两人的情绪却是忽高忽低地不停变化。你不满的时候会生气，可是你听到新知也会高兴啊。

高水平对话中的人能体察到自己细微的情绪。其实人随时都有多个情绪，面对同一个局面的时候你会同时产生好几个反应。

被人指出了你的错误，一方面你会感到紧张不安，但另一方面你也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别人误解了你，一方面你会感到愤怒，但另一方面你也会有所期望，你希望能够消除他的误解。别人指责你言行不一是个伪君子，一方面你想要自卫，但另一方面你也会感到悔恨，回想自己以前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我们专栏一再说高手要善于倾听自己细微的情绪。体察到这些复杂情绪，你会是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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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我们要克制把问题简单化的冲动，不要陷入二元偏误。对话的目的不应该是对观点做取舍，而应该是寻求更好的观点。

以我之见，够不够复杂，是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指标。老百姓思维是总急于说话，又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体察不到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不知道要维护的到底是什么。复杂的才是高级的。

格兰特把那些主张非黑即白、动不动就划分阵营的人称为「理念邪教」（idea cult）。千万别入那个教。我们得有点君子不党的气质：你们不能用简单的标志代表我，我是科学家思维，我考虑问题不是为了捍卫某个结论，我更在乎的是事实和方法。

我认为这一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工具。当你面临绝交问题的时候，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能立刻提升对话的格调：

「这其实有点复杂，你听我说啊……」

对话变得复杂，你们双方的形象都提高了。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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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7 周二：

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思考呢？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做的事都不一定是对的。你得先承认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才行。

瓦罗尔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从失败中学习，另一个是从「差一点就失败」的例子中学习，都是来自外部的反馈，因为靠自己人主动反馈太难了。格兰特这本书，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方法。

你需要考虑组织文化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安全感，一个是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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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安全感的组织里，人们不是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状态，不用担心自己突然被解雇，表现出来是自信、敢开玩笑，有话才敢说，才能刺激彼此重新思考。

管理学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有个研究是这样的。她深入到医院中去，想看看医生们找问题、挑错误的能力如何。医生是以团队的形式工作的，埃德蒙森让每个团队上报自己在一定时间内犯了多少个错误。我们知道医院里有各种错误，有时候给患者用药都能整错了。

结果埃德蒙森发现安全感高的团队报上来的错误更多。她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因为安全感让人懈怠了。团队做事大大咧咧，自然就容易犯错。后来发现不是。

埃德蒙森用第三方统计的方法客观地收集了每个团队实际犯的错误，结果是安全感越高的团队犯的错误其实更少。他们上报的错误多，那是因为他们更诚实 —— 别的团队犯了更多的错误但是都不上报。安全感能让人敢于上报自己和别人的错误，而因为大家敢说话，能互相提醒，所以会更少犯错。

你看这个效应像不像新闻报道：一个地方的媒体上的坏消息少，并不等于这个地方的实际问题少……

所以你希望自己的团队有安全感，让人敢说话。安全感来自互相尊重和信任，安全感带来开放的气氛。如果大家有安全感，你给人提建议他不会认为你在黑他。你不用担心今天一句话莫名其妙得罪了领导明天就会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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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建立安全感，让人敢说话呢？格兰特本人亲自参与了相关研究，总结来说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大约可以叫做从「供给侧」出发，动员员工多给上级提意见。实验表明这种方法的效果只能持续一周：一周过后，领导们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听到意见会难受，员工也不敢再提了。

另一个办法则是从「需求侧」出发，让领导本人先行动。

比如说，领导可以讲讲自己以前犯过的错误。说说当时被谁指出来，自己接受了，然后问题得到解决的案例。我有过从建设性批评中受益的经历，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反馈。这样员工能感受到你的诚意，你也会因为是自己主动提的，有掌控感，而更能接受批评。

不过最厉害的办法是当众表达一下你的批评承受能力。我们知道大学里每门课程的最后学生会给教授打个分，可以自由地写各种评语，有的是直接说坏话。沃顿商学院有一次是这么干的，教授们把自己收到的坏话汇总在一起，自己当着所有人的面念出来！整个过程有一种喜剧效果，你看你们这么说我我也没咋地，我还给变成自嘲，学生们哈哈一笑，双方的安全感都倍增。现在格兰特每学年开学都会先给全班学生放一段这个自己念自己收到的负面评价的视频。

格兰特把这个方法教给了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1]。盖茨夫妻俩现在致力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个慈善机构，但是也像公司一样运营，有专家、有员工、讲究绩效，只不过他们不研究如何赚钱，而是研究如何花钱。 

梅琳达学了这种自嘲，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念了一段自己收到过的批评，而且其中是直接爆粗口。格兰特拿着个视频对基金会的员工做了随机实验，证明的确有利于后来梅琳达和其他高层领导收到真反馈。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同时也收到了更多的赞美：正所谓批评自由，赞美就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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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安全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另一个维度，责任感。

只有安全感，没有责任感，人们就会待在舒适区，不做重新思考。只有责任感，没有安全感，人们就会进入焦虑区，不敢重新思考。只有当安全感和责任感同时具备，人们才会在学习区，实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一说责任感肯定得有“追责”才行，出了问题得有人担着 —— 可是既然要追责，人们就可能会因为怕出事而不敢采取新动作，这里面有个矛盾。

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是这么解决这个矛盾的。他曾经在给股东的信中提出一个关键思想，就是“赌”。贝佐斯说一个创新举措，要是等到你证明它好用再去用，就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你很难证明。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你要觉得这个想法行就先上，大胆尝试，如果到时候证明它不行，再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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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安全感又有责任感，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又不会在情绪上太敏感，关心公司又敢于提出质疑，这样的素质太难得了。所以最好从小培养。小时候学习唯唯诺诺、遇事能躲则躲的人，长大了不太可能变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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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的反义词是只看绩效。一味强调绩效会让人不敢尝试新方法，只用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套路做事，不敢重新思考。责任感的反义词是领导一言堂，决策的是他，判断决策行不行的还是他，没有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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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不是说“对外开放”就叫开放：得鼓励互相反馈，能尝试又能承担责任，愿意重新思考，这才叫开放。

反过来说，封闭社会的特点是认为已经知道应该往哪走了。人们相信伟大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只要按照那个蓝图走就行。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课本上写的都是对的，领导说的都是真理。这样的社会不需要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安全感和责任感是探索者的气度。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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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8 周三：

关于人生，我们讲过芝加哥大学女哲学家艾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的“渴望理论”，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会变的，所以不要过早地说“我是谁”。我们还说过托德·罗斯的《成为黑马》，说人年轻的时候最好不要做长远的规划，应该一边自我发现，一边自我实现。

关于幸福，我们讲过阿德勒的哲学和戴维·布鲁克斯的《第二座山》，我们知道幸福来自贡献，而贡献则是响应使命的召唤。

这一讲说重新思考不是说要重新思考人生和幸福的本质，而是你想要达到美好的人生和幸福，需要不断地重新思考当前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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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会有大人会问他“你长大想做什么？”有的说想当科学家，有的说想当宇航员。大人一看，啊，好孩子，有志气！我们看以前那些英雄模范的报道，也爱说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向云云……但是你知道吗，远大志向不科学。

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就曾经说过，“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这句话的问法就有问题。这句话是默认了成长是有限的，好像到了某个时刻你的故事就结局了。可是真实的人生是复杂多变的，几乎是个无限的游戏，你可能换好几个工作。长到几岁算长大？哪个工作算是你“长大做”的工作？

如果你过早地想好了自己这辈子是什么人，心理学家对你有个说法，叫做“身份过早认同”（identity foreclosure，或者叫“过早自认”）。这是一个缺点。你还没有经历过人生，你没做调查研究，没有努力拼搏，你怎么能知道你是谁呢？身份过早认同会让你思想闭合，等于是把其他的可能性都屏蔽了。

身份过早认同，不遇挫折还好，遇到挫折会更麻烦。有些挫折其实只是尝试了，失败了，一般人会选择换个方向，但是有身份过早认同的人不但不会考虑换方向，而且会加倍地投入，对承诺升级。这就如同一个企业家发现自己的战略不好使，他不但不撤出而且还要追加投入，非得总想把项目救回来。NBA 球队用很好的顺位选到一个新秀，如果新秀的表现并不好，他们往往会给他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上场时间和更好的合同……这些都是不愿意承认失败。

如果你把身份认同押在一件事上，“坚毅力（grit）”可能会害了你。我们专栏多次讲过坚毅力，坚毅力 = 热情 + 坚韧，被某些人认为是成功的关键品质。而格兰特说，坚毅力有黑暗的一面。坚毅力强的人更有可能把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任务坚持到底。我们以前讲过登山者，坚毅力最强的登山者更有可能在登山过程中丧生，因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登顶。

那你说坚持不行，可是什么都不坚持也不行啊？坚持和不坚持的度在哪呢？

这个度就在于身份认同。你做事当然要有坚持的精神，但是不要坚持到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押在这件事上的程度。就算放弃这件事，就算不做这个工作，你还是你。

事实上，把工作当成身份，恰恰会损害你做好这份工作的能力。

有人专门做过研究。那些从小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常常意识到真正的科学家太厉害了，感觉自己比不过，就放弃了。反而是那些没有什么要“当科学家”的理想，只是喜欢做科学实验的人，反而对科学有更强烈的兴趣，更容易坚持下来。

这个道理是你应该追求“做科学”，而不是“做科学家”。就算做不成科学，你还是你。你不需要用“科学家”定义自己的身份，更不需要用这个身份支撑自己活下去。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经常会遭遇身份危机。「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我到底有啥用呢？我到底是谁？身份过早认同并不会解决你的身份危机，它只是掩盖了你的身份危机。你还是强烈地想证明自己，而且该重新思考不重新思考，该放手不放手。

有研究表明，2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最确定的学生，到 30 岁的时候也是后悔最深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一来思想闭合，二来过度自信。他们认为自己选定的那个职业就是最好的，他们看不起其他职业，整个思想进入了隧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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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生是漫长的，你不太可能一下子就遇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且根本不存在“最适合你”的职业，每个阶段的你适合不同的职业。格兰特建议每年重新思考职业两次，问问自己，理想是否发生了改变？当前的工作角色是不是做到头了？是不是考虑换一种工作？

做这个重新思考可以有点科学家精神。去考察一下其他领域中你佩服的人、你羡慕的人。看他们每天在干什么，他们做的事情和你的兴趣、技能、价值观是否一致？去尝试一下他们所做的事情，看看自己能不能做。

那你可能会问，我们对终身伴侣，也应该用这个态度吗？比如结婚十年了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换个伴侣？不是啊。格兰特绝对没有鼓励大家离婚。

重新思考在婚恋上的应用是这样的。你小时候可能有一个梦想，说“我长大一定要找个黄蓉那样的妻子”，或者“我必须找个杨过那样的丈夫”。这种儿时梦想跟梦想当科学家一样不靠谱。长大之后的你，碰到一位异性，你跟ta在一起相处非常愉快，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ta不是黄蓉/杨过，这时候你怎么办呢？难道继续寻找吗？

格兰特说别找了，这个可能就合适。你早就不是当年的你，黄蓉也早就不是你小时候理解的黄蓉了。婚姻没有所谓的“正确模式”。伴侣跟工作的区别在于伴侣自己也会变，你们在未来的相处之中双方的自我认同都会变化，良好的婚姻都是双方一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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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键思想是不要用固定的标准寻找好东西。幸福也是这样。

如果你先设定一套幸福的标准，说“有房有车、年收入50万”算幸福，你会发现你永远都不会幸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得抑郁症，越是整天评判自己够不够幸福的人，越是不幸福。因为他总是在评价生活，而不是真正在体验生活。他过多地考虑自己的硬指标，没有考虑到社会活动对幸福的影响。他追求的是幸福的强度而不是频率，他忽略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幸福。

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幸福并不来自某些条件的满足。达到了你定的那个硬指标，那个幸福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你马上就有了新的指标。

而真正的幸福不会随着时间减弱。因为它来自意义。如果你觉得你正在做的事儿很有意义，你的生活很有意义，这个是实在的幸福感。

而意义跟自身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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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的一个洞见是，如果你现在感觉不幸福，那么你应该改变的是自己，而不是外部环境。幸福不是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而是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

有人说住三线城市不幸福，住北京才幸福。有的说北京太忙了不幸福，住海南三亚才幸福。有的说必须进入某个工作单位才幸福。这都是不懂幸福。事实是你如果在一个地方不幸福，换个地方也不见得幸福。

格兰特提到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假装自己是在给意大利旅游做广告，他那个广告词说得非常好。他说，有些游客到了意大利会感到失望，但我想说的是度假的作用是有限的。度假能让你看到一些长得不一样的松鼠，但不能解决你深层的问题。我们可以带你去远足，但是不能把你变成一个喜欢远足的人。如果你之前是悲伤的，坐上飞机就来到意大利，那意大利的你会依然是那个悲伤的你。

那怎么办呢？格兰特举了一个学生的例子。这位同学到沃顿是冲着排名来的，可是来了之后觉得沃顿的社区感不强。这里的同学都埋头学习，大家不怎么交往，她感到很难融入这里，想要转学。

格兰特告诉她，你先别急着换地方。与其重新思考去哪上学，你还不如重新思考如何度过你现在的时间。沃顿不好你可以改变沃顿啊？就算你改变不了整个沃顿的文化，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亚文化啊。

结果这位同学就找到了另外几个同学，发起了每周一次的咖啡聊天活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社团，还邀请到其他同学一起。这个小社团不但让这位同学感到了幸福，而且让其他同学也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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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配偶和幸福都不是“匹配”出来的，是自我改变、自我发现和自我建设出来的。很多人以为应该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可是你如果没做过、没深入做过，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兴趣呢？深入的兴趣是培养出来的。

幸福来自于意义，意义来自于贡献，贡献又来自于你做的事情。你总要尝试做很多事，才能知道你能做出最大贡献的事情是什么，你才能找到你的幸福是什么，你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

人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走不同的路线可以到达同一个地方，从同一个地方出发也可以去往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开放的性质，工作、贡献、意义、身份认同和幸福都是你自己寻找出来的，而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的。你需要经常重新思考，你需要科学家式的好奇心和实验精神。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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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9 周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修改的答案比第一直觉给的答案更可靠呢？这个有研究。这里面有个非常精微的意识，咱们好好识别一下 ——

并不是你改答案这个动作让答案更好 —— 而是你能想到改答案，这个“想到”，让答案更好。

为什么别的题你不改，非得改这道题呢？这说明两点：第一，这道题你比较没把握，你觉得你第一次给的答案可能有问题；第二，你敏感地捕捉到了自己对这道题的那个“没把握”的感觉。

真正让答案更好的是这个第二点。是因为你很敏感，你在观察你自己，你调动了元认知，你发现了自己的漏洞，你愿意重新思考。

你看这个心法厉不厉害，要知道大多数学生都是做完就完事儿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那个“没把握感”。格兰特是沃顿的教授，沃顿是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学生都是优等生吧？可是他批改学生考试试卷，总是感叹那些试卷太干净，学生们改答案的次数太少了。

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重新思考呢？从改答案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人们不是重新思考的次数太多，而是太少。根本不用担心有人读了这本书之后把生活中所有事情都重新思考一遍 —— 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家读完就完了，什么都不会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大约有三个机缘 ——

高手，那些元认知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够经常以第三人称视角观察自己的人，可以主动提醒自己对很多事情重新思考。

下一等，是遇到没把握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能触发重新思考。

再下一等，则是周围很多人都看出来这个事儿的局面已经不对了，或者他那个观念明显是不科学的、是愚昧的，很多人都劝他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重新思考。

更多的人，则是你就是劝他他也不会重新思考。你想让他听进去一点话就必须想一个特殊的办法才行。我们下周要讲的就是怎么对付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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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拿着一个工具去做一件事儿，如果事情没做成，或者是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工具有问题。

一般人都是比较自信的，都是认为自己至少比那个工具强，出错肯定是工具的错。这里边有个心理偏见叫「基本归因谬误」，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自己事情没做好总爱强调客观原因，反正不是我的原意。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还不如工具可靠，认为出了事儿不是外部客观原因的问题，而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这难道不就是极度自卑吗？当然「自卑」这个词有丰富的含义，我想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分类标签。这种情绪大约相当于教授让研究生做个实验，这个研究生生怕自己把仪器弄坏了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人格上的自卑，只是说他的自信心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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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也好，“无我”也好，所有这些心法都不是要消灭情绪，而是倾听、分辨和掌控情绪，是不被情绪所掌控，是让我们从自己的情绪中独立出来，享受自由。

所有情绪都是有用的，情绪代表演化预装的快速判断本能。我们以前讲过一位女士，因为失去了害怕的情绪功能，而轻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不悲不喜不是我们追求的状态。石头才是不悲不喜，人都有悲喜，也需要悲喜，不然生活有啥意思。理想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有人要减肥，说我要戒掉多余的碳水化合物和糖类，我要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可是他非常非常喜欢吃饼干，他一见到饼干就想吃。

如果这个人说你们千万别在我面前吃饼干，也别让我看见饼干 —— 我认为这个人的修行还不到家。他这是害怕情绪，这不是掌控情绪。

而我听说有个人却是这样的。他每次跟人在餐馆吃饭，那个餐馆提供饼干作为饭后甜点，他不在乎，他说你们该吃吃。而且他甚至还自己也点一份饼干，他想吃但是他不吃 —— 他把饼干一块一块地摞在桌子上，时不时地看一眼 —— 表示他对饼干的藐视。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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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这个东西，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错。社会需要一定比例怪异性格的人。

比如我们讲格拉德威尔的《与陌生人交谈》的时候说过，有一位量化分析师，平时性格就是怀疑一切，看哪都觉得有问题。我们可想而知他发出的大部分警报都是假警报，同事会很烦他 —— 然而恰恰是这个人，第一个揭穿了麦道夫的庞氏骗局。

再比如说，大多数人去超市买个比较便宜的东西是不会货比三家的，像我买菜就从来不看价格。但是有一种人，却是买把葱都要货比三家，对几毛钱、几分钱的价格变动都无比敏感，那你说这样的人好吗？也许他们只占全体消费者的 1% —— 但是全体消费者都应该感谢他们。因为正是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才使得商家不得不给一个尽可能低的价格。

再比如说，我们讲博弈论的时候讲过「鹰鸽博弈」。你说在社会上做老鹰好呢还是做鸽子好呢？其实这取决于当前人口中这两种人的比例关系。我们那个简单模型里老鹰占人口的理想比例是 1/3。如果老鹰多于1/3，做鸽子就有优势；如果鸽子太多了，做老鹰就能占便宜。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宜人性也是这样。如果社会上都是唯唯诺诺不敢发声的人，宜人性弱就是个优势。你敢说，别人不敢反驳，这不正好吗？

孤立点就孤立点呗？你不喜欢被孤立也许是因为你宜人性太高，别人可能觉得被孤立的感觉也不错。

所以从演化角度来说，我们谈不上应该鼓励哪种性格，孩子愿意是什么性格就是什么性格吧。不过根据格兰特《离经叛道》这本书的说法，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非得是低宜人性。所以一切都不用太担心，让社会多点多样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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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是另一个故事。格兰特这本书总是说我们要有“科学家思维”，他这个意思其实是说“讲科学的思维”，而不是“科学家常用的思维” —— 事实上科学家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常常不用科学家思维。他们都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做的东西是最新、最正确和最能引领潮流的，如果你说的跟他不一样他会抓住你的弱点攻击你。他们不讲武德。

有些人提问是真诚地感到疑问，但大佬之间常常有“策略性的提问”。可能提问是为了让你暴露弱点，可能是为了说说他自己做的工作，当然也可能是合作者给你机会表现一下自己。

以我多年搞物理研究的经验而论，学术会议是个竞技场，是个需要讲政治的地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作报告的主要目的是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广告，是要让与会者接受你这个理论。这是心智成熟的人的游戏，他们不是来“倾听”的。我曾经目睹过两个掌门人级别的人物在大会会场的提问环节互相人身攻击……

作为新人参加学术会议，心理素质一定要锻炼好。你才讲一半别人就离场了，这完全可以理解，你就假设同时有好几个报告厅在作报告，他可能去听别的了 —— 你应该感谢他至少有耐心听了你的上半场。如果你讲的过程中有踊跃的提问，那太好了，说明你这个工作是大家感兴趣的，你这篇论文发出来可能收到很多引用。你要知道有很多报告是安静地讲完，然后没人提问，主持人看太尴尬了问一个问题。别人问你问题不要老老实实回答，要处处为组织的声望考虑，有些话得说得策略一点。别忘了科研基金的审批人可能就在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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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访谈理论上当然可以自己对自己做，但是一个专业的顾问或者心理医生也的确很有用。“有人倾听”，这个感觉跟自说自话很不一样。比如说，就算你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很美，你跟一般人都对比了，确实认为自己很美，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当面指出来你很美，这对自信心的提升还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知识，比如推荐一个产品，在网上看到，和身边的人告诉你，效果也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人就是这么一种特别重视真人互动的动物。

可能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倾听。美国很多夫妇吵架，夫妻两个一起去看婚姻顾问，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见得是那个顾问的专业知识，而是他们想找个人来评评理。

这个评理者的知识对不对不一定重要，但是他的权威身份很重要。自己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情感上有什么委屈，这里有个人愿意听你讲，而且绝对站在你这一边，而且还号称很权威，我看这个仪式感就已经让人感觉良好了。

而且正如格兰特所说，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人会不自觉地就表现自己好的一面，会更容易发现自己好的动机。

不过倾听不一定非得找专业人员，身边的亲友、同事同学什么的也可以，只要它们有耐心就行。现在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求助的太少了，人们低估了他人的帮助意愿。我敢说你哪怕到咖啡馆随便拉一个人问，他只要有时间都会愿意听你说。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多数人大多数情况下做决策的确是自己做的。你画个思维导图，或者简单地弄张纸，左边写下正方、右边写下反方的理由，这些方法都可以。

关键的作用是让你理清思路，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想赢，还是想赢得争论。到底是想要这一时的爽，还是从长远考虑。到底是做一个任性的人，还是勇于改变。动机访谈之所以好使，就是因为人们都看不清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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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有的人就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就喜欢吃咸的，这你无法用对话的方法让人改变想法。但是复杂仍然可以帮助我们。

世界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人的不同喜好之中。你觉得再好的东西，人家也有权不喜欢。金庸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有段话最能体现这个精神 ——

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那么我们作为现代人，就得学会尊重别人的喜欢和不喜欢。如果一个北方人因为南方人的喜好跟自己不一样就嘲笑这个南方人，他的见识就太短浅了，这只能说明他没有接触过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是城市，越是高素质的人，越讲“多元”。这样的人以尊重他人的特殊为荣。比如请客吃饭，如果主人家事先考虑到了素食主义者、考虑到了反对转基因主义者，考虑到了有些人对麸质食物过敏，先问明白客人的口味再准备菜单，那么大家对她的评价会很高。这些小的不方便通常不会影响友情，大家可能反而觉得挺有意思。人们喜欢自己的朋友圈具有多元性。

反过来说，特殊的一方如果能主动适应一下别人，也是高姿态。理想的互动应该是你推我让，共建文明。

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就是让人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如果这位兄弟真的不知道家乡以外的事儿，你给他讲讲，做他的启蒙老师，这也挺好。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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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30 周五：

刘擎是在得到的《告别精神家园：现代人的自由与乡愁》这一节视频课里提到的这个现代性和“忍受”的关系，他说「在整个农耕文明，大概 7000 到 1 万年，我们都是用忍受来对待问题，而不是说找一个创新的回应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是非常现代的想法。」刘擎据此论证，现代性是人类从「自然」的「出走」。

请允许我说点不一样的观点。现代性跟“忍受”没关系。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也不是因为现代有很多创新。

你仔细考察一下人类的创新历史，人类创新并不是农业文明后期才有的事，是一直都有的事情。早在采集狩猎时代人们就发明了箭头、渔网、船只、衣服这些东西。农业文明的历史更是一部创新史，你像对耕牛的驯化、铁制农具的发明、耕种技术、肥料、水车、磨坊、外来的物种这些发明都对农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宋朝人的耕作方式跟春秋战国的人非常不同。

如果创新一直在进行，为什么我们觉得现代的创新特别多呢？一个原因是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那代的创新特别多。你像春秋那时候的人，就已经在感叹技术进步太快，新的耕种方法不自然。当时有的嬉皮士就故意不用犁牛，非得自己耕地，表示回归自然。

另一个原因是，这是创新的「加速」属性所决定的。创新是想法和想法的连接，现在已经拥有的技术越多，就越可能让技术和技术“交配”，产生新的技术。更何况像冶金、电力、电子这些都是“平台”技术，它们一旦出现就会一下子带来一大堆创新。

也就是说是创新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现代创新特别多，而不是现代人“不能忍”。其实古代人也不能忍。离苦得乐是人的本性，贪婪、恐惧和懒惰一直都是人类创新的自我驱动力，古今不变。只是古人没有办法，贪婪、恐惧和懒惰的感觉上来了，如果没有创新的可行性，要么就只能强迫别人为自己服务，要么就只能忍着。

而现代人往往也是只能忍着。我们每天上下班看到交通拥挤，很少有人会就地发明一个飞行汽车 —— 因为飞行汽车这个创新还没成熟，你得尊重创新自己的规律。现代人面对交通拥挤，有特权的人可以横冲直撞，绝大多数人都是忍着。

古人幻想成仙、幻想长生不老、幻想大侠、幻想救世主，现代人幻想新的科技，这都是身体上不得不忍的同时思想上不想忍，并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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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个概念也不足以定义现代性。每一代人都认为某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自然，我们现在认为自然的东西以前可能是不自然的。你要说田园风光，茅屋农田，流水人家，一个牧童牵着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 这个画面一点都不自然，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动物权利的侵犯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电动汽车更环保，那你说它比汽油车更「自然」，还是更「不自然」？是笔直的、硬化的公路自然，还是崎岖的乡间小道自然？到底是穿着鞋跑步自然，还是光着脚耕地自然？

我们现在以为是“自然”的东西，都不是自然的。螺蛳粉不是“中华传统美食”，是 1980 年代柳州市的工人夜市中发明的。白酒不是中华传统，蒸馏酒这个技术在中国是元朝才出现的，可能来自阿拉伯人，一点都不自然。

“自然”一直都在变化之中。恐龙曾经支配地球生态系统一亿四千万年之久，现在没恐龙了，难道就不自然了吗？

对新生活方式的担忧和反感、对「自然」的「乡愁」，也不是现代人特有的。这个思潮早在启蒙运动完成之前就有，这叫做「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离开了自己固有的家园，他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败坏，他们相信「古人」都过着田园牧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

殊不知古人跟大自然相处得一点都不和谐。原始人类干点什么事儿都得破坏大自然。他们用烧荒的方式获得耕地。他们杀起动物来、甚至杀起人来都一点不手软。地球在一万多年前还有过剑齿虎、猛犸象那么可爱的大型动物，都哪去了？被原始人残忍地灭绝了。他们完全没有环保意识。他们对地球的破坏之所以没有我们大，并不是因为他们维护大自然，而是因为他们不掌握先进技术。

事实是每一代人都有“敬畏”大自然的人，也都有更多的、不在乎大自然的人。

秦始皇肯定不在乎什么自然不自然。他有一次在湘山遭遇大风，耽误了过江，大怒，认为必须惩罚湘山的神，派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那你说秦始皇此举，是现代性，还是古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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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古代性。这跟秦始皇是否敬畏大自然没关系，关键在于他居然相信恶劣天气代表了山神的意志。

我们都知道现代性的起源，在西方，是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标志性概念是理性。启蒙运动是当时的思想家运用理性，对之前的那种宗教思想的「祛魅」。

什么叫「祛魅」呢？刘擎在《西方现代思想》这个课程中也讲到了祛魅，他说「祛魅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那这个“神秘”是什么呢？刘擎说「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和整个宇宙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

你很容易把这个说法跟「自然」联系在一起：祛魅让人失去了与整个宇宙的连接，所以现代性就是人从自然的「出走」。但是请恕我直言，这个对祛魅的解释说的不是很彻底。

祛魅不是连接的问题，是主动权的问题。

并不是什么神秘事物都是可以“祛”的“魅”。现代人眼中也有很多神秘事物，比如暗物质和暗能量、宇宙的起源、宇宙的尺度等等，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清晰的世界观，但是这不叫“魅”。

神灵之所以是“魅”，不在于他的神，而在于他有“灵”。启蒙运动之前，人们认为万事万物之所以会有各种变化，都是体现了某位“大神”的意志 —— 而大神有自由意志，他想怎样就怎样。

启蒙运动真正的贡献，是告诉我们，万事万物的变化其实都是由一些物理定律所决定的，跟大神没关系。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直追溯下去，只能推导出，上帝其实也没有太多自由意志。大神并不能命令一块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那完全是物理定律所决定的。

而物理定律是绝对客观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叫「世界有规律」。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的最后专门用了一章表达这个意思，叫做「哲学中的推理规则」。他一共列举了四条规则 ——

1. 寻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实和足以解释其现象者。

2. 因此对于相同的自然现象，必须尽可能地寻求相同的原因。

3. 物体的特性，若其程度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且在实验所及范围内为所有物体所共有；则应视为一切物体的普遍属性。

4. 在实验哲学中，我们必须将由现象所归纳出的命题视为完全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而不管想像所可能得到的与之相反的种种假说，直到出现了其他的或可排除这些命题、或可使之变得更加精确的现象之时。

这四条规则，等于是把上帝从万事万物的运动之中给刨除了。当然牛顿后来还要搞个“第一推动”来给上帝保留一个位置，但是这些定律规定了上帝无法直接干涉万事万物、包括人，的日常行动。

这才叫祛魅。世界是由物理定律，而不是由大神的意志决定的。抓住牛顿的哲学，才算抓住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关键。

那什么叫现代人？现代人是自己给自己做主的人。物理定律没有人性，上帝并不在乎你干啥，所以你可以、也必须自己决定干啥。从这一点出发，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重建了伦理、道德、政治、社会等等学说，让自己做主的人们不至于把社会彻底搞乱，让这样的社会也能很美好，这才叫西方现代思想。

而中国现代思想则是起源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之间有各种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相信人应该做自己的主人。个人不应该依附于宗族，女性不应该依附于丈夫，大家都不依附于上帝或者“自然”，每个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现代人。

那我们讲重新思考，这个前提正是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主。做不了主的人只会按照权威给规定的东西想事儿，他们需要被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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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不换需要考虑各种原因，比如说家庭、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地点，取决于你做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有的人认为工作很重要，有的人认为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这些都可以，也都可以幸福。一旦确定了什么重要，剩下的选择都是简单的判断。

格兰特关心的不是要不要换工作，而是要不要换行动，换思想。可能你以前决定工作的稳定性最重要，现在重新思考，认为工作能创造的价值更重要，这才是真正的重新思考。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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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31 周六：

所谓「不可能」，指的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正常能力甚至想象力的、极端的表现。比如埃隆·马斯克做的每一件事都给人一种不可能的感觉。你要是在酒吧里听他说这些事，你会认为他是在吹牛，可是他就是做成了。世界上有些人做事的效率之高，能力之强，会让你觉得他们“不正常”。

科特勒对这样的人做了多年的调研。他观察过有巅峰表现的企业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运动员等等，他追踪了针对巅峰表现的科学研究，他自己组织人搞了研究和培训。

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是“优良表现”。比如上课专心听讲、努力刷题考研、工作认真负责、跟领导搞好关系、什么“事事有交代”之类，这些都是“可能”的表现。而这里说的“不可能”，则是英雄豪杰的表现。比如极限体育、超人式的学习、石破天惊的创造力、偏执狂式的商业能力。

要想做这种非常之事，你必须得是一个非常之人。巅峰表现是有代价的，你得“舍得”自己才行。科特勒本人就是个一直有巅峰表现的人。他早年曾经在酒吧里当调酒师，业余写写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科特勒想进入媒体行业，他抓住了一个极端的机会。

当时极限运动在美国刚开始流行，像冲浪、攀岩、高难度滑雪，都是玩命的项目。媒体想报道极限运动，可是没有记者懂这些，科特勒没做任何准备就说我懂。然后他就去跟踪那些极限运动员，跟着他们一起做极限运动。他付出了巨大代价：碎了两根拇指，断了两根锁骨和四根肋骨，胳膊、手腕骨折，两条腿上有65处骨折。

而科特勒凭借那组报道，在记者这一行里站稳了脚跟。科特勒就这样不断地做极端的事情，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那你说巅峰表现是不是就是不怕死、拼命硬干呢？不是。

巅峰表现和普通人说的咬紧牙关努力奋斗完全是两个逻辑。外卖小哥如果干得好也许一个月能挣三万块钱，但那只是辛苦钱，所谓“吃得苦中苦”而已。他得用强大的意志力说服自己才能每天出去做这个工作。如果你给他三万块钱，让他这个月别做了，他会同意的。送外卖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带给他多少乐趣。

巅峰表现，是另一种状态。这个人是真心喜欢做这件事。他每天都情绪高涨，精力好像根本用不完，这边已经忙的不行了，还在迸发新想法，说咱们明天再上一个项目。

这个状态，就是「心流」（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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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心流，你会全神贯注地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你的行动和意识彻底融为一体，你会忘记自我，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周围的一切。

如果你是在做运动，心流会让你的耐力、肌肉反应显著提高，让你的疼痛感、疲惫感、劳累感显著降低。如果你在做脑力劳动，心流会让你的生产力、创造力、记忆力和协作能力大大提高。有些研究认为人在心流状态下的表现会比普通表现高出 500%。

可是大部分人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达到心流啊，那心流正常吗？其实心流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是演化赋予哺乳动物的能力。

你要在自然界争夺某种稀缺资源，就得时不时地进入高强度的状态。怕资源被人抢，你就需要战斗或者逃跑；要夺取新资源，你就得探索和创造 —— 这些时候的你会忘记疼痛、忘记自己、全情投入，这就是心流。现在你打游戏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不抬头，一抬头发现天都亮了，这也是心流。心流是一种原始的野性能力。

可是现代人通常是整天做一些可以三心二意走流程的工作，那当然就用不着心流。所以哈佛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人类之所以没有发挥潜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发挥潜能的习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行为低于最佳状态，我们习惯性地不使用自己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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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研究社的方法是通过一些特定的行为，调动人体本来就有的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等等神经物质，把人调节到心流状态。而为了发挥巅峰表现，你需要四种东西，这也是全书的四大主题，构成了巅峰表现的配方：

动机（motivation） 学习（learning） 创造力（creativity） 心流（flow）

这一讲先说动机。动机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有良好动机的人做事是自己就愿意做，不需要调动什么意志力或者高喊什么励志口号。有些家长说孩子很聪明就是不爱学习，那就是缺乏动机。而动机其实是一种需要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

其实不是一种技能，动机是由三个技能组成的，包括驱动力（drive）、目标（goals）和坚毅力（grit）。先说驱动力，驱动力分为外部驱动和内部驱动。

外部驱动就是像金钱、名望或者性这些动力。华尔街最喜欢招募的是又聪明又穷的年轻人，金钱能很好地驱动他们。但是外部驱动是有上限的。有多项研究表明，一旦年收入达到 75,000 美元这个水平，很多美国人就不再那么追求金钱了。你会考虑其他的东西，你会质疑努力挣钱的意义。

真正做大事、达成不可能之成就的人，靠的是内在驱动。内在驱动有若干个方面，首先是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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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奇（curiosity）

好奇心是一切的开始。科特勒建议的第一步，就是你找张纸，写下 25 件你感到好奇的东西。一定要具体，不要说“我对足球很好奇”、要说具体对足球的哪个技术动作感到好奇。你的最初动力就在这 25 个想法之中。

接下来你要寻找这些想法之间的交集。你会发现其中几个想法之间有联系，存在共同点。一旦找到，你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点多巴胺。多巴胺能让你更加集中注意力，能提高你思维的信噪比，能让你在这些想法的联系之上再产生新的想法，还能加深记忆。而且多巴胺是一种奖励物质，它会让你感觉很好。找到这个点，你的好奇心就会叠加，你的驱动力也增加了。

下一步是探索这个点。上网搜索文献、看视频、阅读相关的书籍，开始你的调研。而因为你是从好奇心出发的，你做这件事靠的是驱动，而不是努力：你不是逼着自己做这件事。

然后你要让自己专业一点。慢慢积累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其中的历史叙事，掌握专业术语，让自己像一个内行。然后你就可以跟人交流了。

2.热情（passion）

表现出热情，别人才相信你是真干。热情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愿意跟人交流。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是同事、朋友或者干脆找个陌生人。把你学到的东西讲给他们听。

别人收到你的分享会给你积极的反馈。反馈不但会进一步增加你的多巴胺，还能够给你提供催产素。催产素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

这样你的热情会进一步增强你的好奇心，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现在事情有点走上正轨的意思了。

3.目的（purpose）

注意“目的”和“目标”（goal）不完全一样。目标是很具体的，比如在某个时间之前完成某件事；目的则是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我要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目的是你的使命所在，是你做的这件事有意义。

目的会让你的大脑有选择地接收信息。你大脑的右岛皮层会变大，这有利于防止抑郁症。目的对身体也有好处。有目的感的人，中风、痴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更低，工作动机更强，生产力水平、抗打压能力、专注力都更高。

目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让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事情上。你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你开始为一项事业负责。目的还能产生号召力，吸引其他人的加入。

科特勒认为最好的目的是所谓“大规模变革性目的”（Massive Transformative Purpose，MTP），也就是宏大的、要带来巨大变化的目的。比如说你想要消除一个地区的贫困。大规模变革性目的是商业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企业存在的基础。

科特勒建议列出 15 个你所能想到的目的，再把你的热情、好奇跟目的联系在一起，找到那个共同点 —— 这可能就是你要做的事业。

整个操作是从好奇心出发，激发出热情，找到目的。而这还只是开始的开始。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件事持续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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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一讲中科特勒给的几个配方是 ——

巅峰表现 = 动机 + 学习 + 创造力 + 心流，而其中，

动机 = 驱动力 + 目标 + 坚毅力，其中，

驱动力 = 外部驱动 + 内在驱动，其中，

内在驱动 = 好奇心、热情、意义、目的……以及我们下一讲要说的精通（mastery）和掌控感（autonomy）。

这些是英雄豪杰的特征。我观察那些有巅峰表现，从事「不可能」事业的人，都不是稳稳当当老老实实磨磨唧唧的作风。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一惊一乍，精力过剩，充满戏剧性，全情投入，看起来是很嗨的样子。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劲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劲头，你需要从好奇心开始找驱动力。

如果你看到别人有这个劲头，千万别打击、更别笑话他：人家那才是有可能做成大事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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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科特勒这本书的一个突出感受是，那些实现了「不可能」之成就的人，都是现代的修行者。我们专栏讲过「生活黑客」，但大多数生活黑客只是优化自己生活中的某一方面。我们经常说要学习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但运动员都有教练，教练告诉他做什么和怎样做，他做就是了。而《不可能的技艺》这本书中所说的人，却是从心理到身体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得方方面面都厉害，而且还是自己告诉自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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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是「自主性」（autonomy）。所谓自主就是你说了算，你说干啥就干啥。什么工作都得有点自主性，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

谷歌公司曾经有个著名的规定是给员工 20% 的自由时间，相当于每周有一天，你在公司可以做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谷歌这一招是跟 3M 公司学的，3M 给的是 15%。所有研究都表明，这 20% 或者 15% 的自由时间，是两家公司产出的创造性和效率最大的时间。

这个道理是「我要做」比「要我做」好。如果你做的是别人安排的事儿，然后别人要考核你，你会想办法刷业绩、刷指标、走捷径、耍小聪明，对付对付就完事了。但如果是你自己想做的事，你会兢兢业业地做好。

当然身处公司之中总要跟人合作，不可能百分之一百都自主。可是谷歌和 3M 的实验说的很明白，自主时间不需要太多，20%、15% 甚至更少都可以。科特勒说每五个工作日你能有哪怕半天自主时间也很好。

而且就算“上班”这件事儿本身不自主，你还可以有两方面的自主。一是自己制定工作时间表。同样是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你最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有的人喜欢晚睡晚起有的人喜欢早睡早起，都应该得到尊重。二是你可以自主去做一些锻炼，最好是从事一项比较刺激的运动，比如冲浪之类。这样的运动能让神经系统平静下来，增强进入心流的能力。

业务上的精进是个自主的事儿。永远都是你自己想要提高自己，才能提高自己。自主会带来对「精通」（mastery）的追求。精通是对手艺的虔诚，是对进步的需求，是对不断改进的冲动。精通感每一次都能给你带来多巴胺。

那自主做事的方向是什么呢？你需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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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goals），和上一讲说的「目的」（purpose）不一样。目的是一个大致的努力方向，比较模糊。比如你想写小说，你的目的可以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 但是怎么才叫伟大，没有硬指标。目标，则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自我考核的事情。作为小说家，你的一个近期目标可以是完成一部小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曾经有些人认为工作愉快就好，没必要设定目标，但是现在的研究都认为有目标是好的。综合的研究结果是设定目标可以提高 11% 到 25% 的绩效和生产力。

而科特勒建议我们选择高而且有难度的目标（high, hard goal, HHG）。这样的目标能激励你发挥最大的潜能。再考虑到目的和每天的任务列表，你需要建立一个三级目标体系 ——

第一级是目的（purpose）。目的是人生尺度上的东西。科特勒给自己选择了三个人生目的：一是要写出有影响力的书，二是要推动心流的研究和培训事业，三是要推动人们更友好地对待动物。目的给他的各种行动提供了明确的判断：凡是符合这三个目的的事儿，他就做，不符合的就不做。

第二级是高难度目标（HHG）。五个月之内写一本好书，这是一个高难度而又可以考核的目标。

第三级叫「清晰目标（clear goals）」，是每一天具体要做的事情，相当于任务列表上的任务。科特勒每天要完成八个清晰目标，都是像“上午8:00-10:00之间写出 500 个字，其中必须让读者产生兴奋感觉”这种特别细致的任务。

有了目标体系，有了自主性，追求精通，你这个事业就可以像火车一样运行下去了……但是你会遇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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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面对前进路上的困难呢？你需要坚毅力（grit）、意志力（will power）、成长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等等，你会面对“慢性日常麻烦”，你会很有挫败感……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其实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一个心法来概括 ——

你要控制你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你得掌控自己怎么想。

真正的问题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对挫折的反应。叫苦叫累于事无补，我们需要把困难当做挑战而不是威胁，想着如何解决它。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那样想也行这样想也行，如果不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控制，你就可能陷入无聊、挫败、悲观的情绪无法自拔。怎么控制想法呢？科特勒提了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跟自己进行「积极对话」，鼓励自己。对话有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对话可以拓宽你的思想，让你往好的方面去想，让你扩大自己；消极的对话则会让你退缩。而心理学家的研究说，积极想法和消极想法的比例，得大于 3:1，你才能有积极的作为。

那你说，可我哪有那么多积极的东西可说呢？注意积极的想法不能是自我欺骗。如果你明明不是个有钱人，你不能假装自己很有钱。这个老师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能强迫自己相信他很行。

你训练自己去发现生活中各种积极的因素，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办法 —— 感恩。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德问题。对想要取得极端成功的修行者来说，感恩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够改变大脑中消极性的偏见。杏仁核总是过分关注坏消息，它给大脑提供了一个过滤功能，让我们沉浸于消极想法，而对好东西视而不见。而如果你有感恩的心，每天或者每周都专门抽出时间，想一想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多么幸运，有许多人在帮助你，你就会更容易看到身边积极的信息。

所以感恩是接收积极信息的训练。心流研究社和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做过联合研究，结果表明感恩练习和高心流生活方式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个办法就是冥想了。我们说过很多次冥想，冥想有两个方式。一是让思想专注在一件事上，比如专注于呼吸，别的什么都不想；二是旁观和倾听自己随时涌现出来的各种情绪。其实冥想的核心目的，就是选择和掌控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而不被它们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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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感之外，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那就是恐惧。

总有一些你为了达成目标而不得不做，可是又强烈地不想去做的事情。比如你非常害怕在公开场合演讲。还有一些是做大事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被人指责。你的心理压力、愤怒、悲伤和各种非理性的想法和行为，都让你感到恐惧。

普通人对恐惧都是躲着走，尽量避免做恐惧的事儿 —— 而极端的修行者们，却是以恐惧为指南针，越恐惧什么就越去做什么。

科特勒说，恐惧有个最大的优点，它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当你感受到恐惧的时候，你自动就会专注，你自动就容易进入心流状态。比如一个任务的截止时间马上就到了，就好像有一只狼在追赶你一样，你自动就会全神贯注地赶紧完成它，而且往往有超水平发挥。

所以你要适应恐惧，主动体验恐惧，最好达到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去对待恐惧。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要把恐惧感“外化”。不要专注于恐惧这个想法，而是要去感受恐惧对你身体 —— 而不是大脑的影响。恐惧是让你的胃难受了吗？还是大腿的肌肉难受？恐惧让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最紧张？当你主动去体会身体的恐惧感的时候，当你把恐惧当成一种体验去参观的时候，恐惧反而就不会困扰你了。

这不是说“尽管恐惧，但我还是要做”，而是说“因为恐惧，所以我要去做”。多练习一些曾经帮你战胜过恐惧的方法。深呼吸对你好使吗？那就来几次深呼吸。这个指导思想是一定要迎难而上，遇强更强。

接下来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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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成功者容易陷入工作中不能自拔，不愿意休息。如果你的自我驱动太有效，工作会让你上瘾。但人毕竟需要休息。休息不足倒不至于说会“过劳死”，我始终觉得“过劳死”这个说法不科学，事实是很多人不过劳也会死。休息不足的真正问题是你会出现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有三个症状：一个是疲劳，感到很累；一个是抑郁；一个是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看什么都不顺眼。如果你出现这三种情况，你需要战略性休息。

我们专栏第一季讲史托伯格和马格内斯的《巅峰表现》那本书的时候专门说过休息，不必再细说。这里科特勒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休息一定得是主动休息，而不是像看电视、泡吧之类的被动休息。

主动休息要求屏蔽干扰。一些追求极端成功的人会用到像高压氧舱、“感官剥夺罐”之类的工具让自己休息。其实常规的办法就很有效，三点：深度睡眠、户外锻炼身体，以及每隔几个月去度一次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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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出来没有？科特勒这本书对人的要求相当高。这没办法，谁让你想取得不可能的成就呢？你要想过不平凡的生活，就得有不平凡的习惯。科特勒用了个词叫「凶猛」（ferocity），你得做一个凶猛的人。

凶猛的关键就是迎难而上。

大部分人跑步的时候，如果遇到上坡，会主动慢下来，对吧，毕竟上坡很累。超级精英可不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上坡不会减速，反而要更加用力，他们跑出来的上坡速度会至少跟平地速度一样。

还有最绝的一招。科特勒亲测有效，我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试验了一次，也还行。但是你如果要用，责任自负。

这一招是，选择你最累、最疲惫的一天，加码，再多做一些最有挑战的事儿。

有研究表明，当你最疲惫最难受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达到心流的机会。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明明特别特别累，突然之间感觉不累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整天做了很多事已经累到极点了，好不容易躺在床上了，突然兴奋了，还想再干点别的。科特勒的建议是千万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不要用来看手机，要去干一些更有挑战的事情。

比如有一天，科特勒头天晚上就睡眠不足。这一天他又连续工作了10小时。可是他不但不休息，反而去健身房做了大运动量训练。训练完了又领着自己的狗去爬山。他一边爬山，一边在练习自己的下一场演讲。科特勒说这是练习演讲的最佳时机。如果这时候你能讲好，你任何时候都能讲好。

这是对心流的一种合理运用。最累的时刻有个临界点，过了那个临界点心流就来了，疲惫感消失，你会发现另一个“能量层”，这是你发现自身潜能的时刻。

我的建议是就算你做不到这么狠，也要给自己机会达到精疲力竭的时刻。你要想养生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你养生。中国有这样精神的人太少了，可你要知道现在有不少美国人就在这么干。

岁月静好的生活有多大意思呢？为什么不偶尔凶猛一次，尝试一下极端的体验呢？

本文来源：《精英日课4》，万维刚 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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