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31-丁立的五月读书笔记

五月份的知识账本

1.咱们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大到宇宙学视角和生命演化的视角。

宇宙的内在属性是不确定性，生命的例行章程是灭绝，存活才是意外收获。在过去的亿万年间，所有活着的物种都在不停地演化，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考验和限制。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这个宇宙并不是因为你而存在的，这个世界也根本没有义务让你过得舒服。甚至对这个宇宙来说，有没有生命无所谓，有没有你也无所谓。如果生命是一场游戏，那游戏的整个设定，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无常才是常态，宇宙没有目的，它也没有义务让你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生命演化的根本道理是赌博。每一次波动都是随机的，波动之后等待你的选择，你能够适应就生存下来，不能够适应就会陷入无法跟现实和解的闭环。

那作为生命体的我们，该怎么活？靠强偏见+主观冒险+不断迭代。你必须先盲目相信点什么才行 —— 也就是说，你得有主观的偏见。你得先不问理由地相信点什么，才可能从有限的经验中学习，才可能不断迭代出生命的新版本。

为什么非得有个主观先验的偏见？因为未来不但有不确定性，而且有不可量化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你早晚都会到达一个找不到理由和原因的境地——那个境地让你不能选、不自由。你归根结底会有一个时刻，心想：“不管了，我就非得这么干了，无所谓了。”

站在绝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这个偏见并没有道理：你凭什么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也许情况随时就会变得更加恶化呢？但我们不管了 —— 我们宁可要这个偏见。这个偏见，就是你对世界运行的预设先验，也就是你的底层叙事，是独属于你的“看不见而信”。

如果没有这些偏见，也就是不带任何预设眼镜观察世界，那么你看到的其实是一片点阵和一串噪音。日常那些海量的人世浮沉会让你觉得这种可能性也对、那种可能性也对，最后陷入瘫痪。俗一点说就是，如果你非要坚持圆满，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你就一定会陷入无法与现实和解的闭环。

再强调一下，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圆满，入世必须使用有漏法。你但凡有点追求，就得使用有为之法，就得有漏，就得为偏见付出代价，就得为了得到一些东西而放弃另一些东西，就得承受有漏皆苦。

还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那句话说得最好：“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穿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面临冲击，决断不是摘取果实，而是承担代价。你得舍得自己、敢于付出代价才行。你必须先押注偏见，才能找到使命，才能建构意义，意义建构成功，你才有机会“过得去、放得下”。

偏见可以带你走出第一步。如果你不走出第一步，你根本不知道第二步该往哪儿走；如果你不开始，那些真问题根本就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生命。生命是一个持续解题的过程，一连串的波动发生之后，你是选择停在原地，让自己生锈被锁，还是选择积极地投入火热的生活，心想：“不管了，我就非得这么干了，无所谓了”，通过强偏见来激发新行动，从而让自己不断面对各种难题、不断生成新自我？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墓志铭是这样说的：经历过，挣扎过，解决过。因而我照猫画虎也给自己写了一段ING形式的墓志铭：在经历，在挣扎；还在场，没退赛；再试试，试试就试试！

2.那你说，这简单，只要我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进行叙事重构，我不就能战无不胜、样样都能过得去放得下了嘛。

很抱歉，这是许愿，甚至是白日做梦。想让让问题速效解决，不喜欢就能换一个，那就等于打游戏开了作弊码，第一不能锻炼人，第二这么玩没意思，第三真实世界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大自然不是你们公司的程序员——不是说你提一个需求它就给你改写或者定制一项能力。

叙事重构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还有行为习惯和思考模式上的改变，这是需要大量时间、需要刻苦锻炼的，而不是说换个认知角度，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改变习惯这么难？两个原因。

第一，改变意味着被触动、被刺破。你得允许某个外部的东西刺破你的防御，进入你的内心。你被这个难题困扰了，然后你开始思考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你得让系统暴露在焦虑和不确定之中。你难以改变习惯是因为你不愿意支付短期焦虑和不确定上升的成本。

人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害怕大惊讶而沉溺于当前的不惊讶。这其实不是懒，是你在躲避预期的高惊讶。你正确地预测到某种行为会遇到很多困难、可能失败，所以你自动转向最小化预期自由能的路径。可是你此时不惊讶，日后就得面临大惊讶，你终将面对那个人生大浪。

你得有点脆弱感，主动找些压力源来制造适度的惊讶，暴露你的漏洞，才能把不确定性压下去。正确做法是主动暴露自己的身心系统，不仅不应该给它减轻压力，反而要多用非致命的压力源挑战它，加深对数据集的熟悉，让大脑充分训练。

压力，是我们人类在面对那些重要而又困难的事情时候的隐形勋章，是成年人获得能量的必经步骤。我们应该敢于让旧的你死去，新的你诞生。那些敢于大胆探索新事物的人，敢于主动在严酷环境中迎接挑战、经历刺激、探索可能性的人，他们的能力不是更弱，而是更强。只要你敢于让随机发生的压力源来挑战自己，让各种复杂情绪去塑造自己的神经网络，过后没有一次会后悔。

第二，训练大脑跟锻炼肌肉一个样，你得长时间走量。你不太可能听完一篇文章就瞬间变成一个新人。大脑的神经网络参数都是肉长的，得慢慢调。没有任何人是一生下来就挫折商很高的，都要经历一段段摔打，经过一次次磨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四肢力量很弱的人突然顿悟了、就能负重前行。只不过这次我们锻炼的不是腿上的肌肉，而是大脑里的神经网络肌肉。

人和人产生区别的原因就是有的人扛摔耐打，扛过去了；有的人无比玻璃心，稍微有点不如意就嚷嚷着要退出，他们走量不够、训练不足。可是人生不是一项临时工作，哪有那么容易退出呢？我们在生活里永远不要把自己变成一条心怀魔障的缩头乌龟，要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可以不断生长的人，要始终对生活、生命有敬畏，有期待，有相信，有开创。

3.宇宙观的灵魂、宇宙观的精神能量就是你要拥抱天文尺度。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这是「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如果一个人的见识始终停留在小尺度上，他的生命是比较可悲的。

视野大小决定想的问题大小。能看见多大的尺度才能有多大的心；有多大的心才能想多大的事。大尺度思维能让我们更好地评估各种事物的价值。

现在地球上有77亿人，身为其中一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考虑到地球上曾经出生过的人口总数大约是1000亿，我们是属于有史以来人类最发达时期的77亿人，这难道不是三生有幸吗？

那你说1000亿人算不算多呢？其实一点都不多。

人的DNA十分复杂，每个基因有不同的版本，不同基因版本决定了每个人的天生差异。为什么除了双胞胎之外你很少见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是因为基因版本完全一样太难了。那如果我们把所有基因版本穷举一遍，理论上，总共能有多少个不同的人呢？

答案是 10^30（10的30次方）个。

地球上曾经出生过的这1000亿个人，占所有可能出生的人的比例，是

0.00000000000000001% （小数点后面16个0）。

绝大多数 —— 几乎所有 —— 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被生出来。你不但是唯一的，而且是人这个物种的稀有代表。从人的所有可能性的角度，每一个曾经出生的人都无比宝贵。

我们既不特殊又很特殊，这就要求我们既谦卑又自尊。多想想尺度，我们就知道自己经历过的世界有多小，人生有多短暂。但光感叹可不行，你的观念也应该改变。

想想吧。作为一个人，生在这么一个很适合生存、又有月亮、允许人类探索太空的地球上，尤其是你生在一个科技发达到可以大力度探索世界的时代，这是多么幸运。那你好意思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吗？你不觉得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都很愚蠢吗？你想想应该如何用好这一生的有利条件。

幸运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生而为地球人是一系列无比幸运的小概率事件接连发生的结果。命运真的眷顾我们。就像19世纪教育家霍勒斯·曼的墓志铭所说的那样：在你为人类赢得一些胜利之前，要以死为耻。

4.一个更终极的问题是：生命是什么？你的这一期生命不是这桶水倒给下一桶水的关系，而是要添加一点你自己的东西——那就是你的身体力行啊！它就像点灯一样，能持续给人类带来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们永远都有可能在艰难生活中发掘出新的意义。我们人类之中需要有人能为后人点燃”精神之灯“，否则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环境的变异和基因的突变。

生命蓬勃，就是人要充分地经历生活，充分地体验复杂。不是离苦得乐，而是要有自主权、有意义地生活，要把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施展开。就如同一棵树，你光活得长不行，你还得自己有能力向下扎根、有能力枝繁叶茂才好。追求蓬勃的人，他的人生目的从来就不是让幸福最大化，而是想要把自己各方面潜能都发挥出来，过得深刻有意义，最好能留下痕迹。为此，他愿意做出牺牲。

每时每刻，生命都在死亡和重生；每时每刻，新的压力和挑战都相生相伴。无常是常这个道理，从认知上理解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当巨大的压力和创伤冲击了你，在你的机体耐受得住的前提下，你的神经网络是否有能力把负面压力重构为积极挑战？你是真的敢于认清现实，还是在头脑幻象中迷失和逃避？你在认清了物理现实之后是否还能从精神上处变不惊、保持乐观去积极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躬身入局如此可贵。你站在场边评论，总是说啥都行，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道理，其中总有些是正确的。但是一旦你身处其中，那才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很多智者都说，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证明对错，而是在于亲身体历生活的复杂。喜怒哀乐也好，恐惧忧患也好，我们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在这里亲身体历，我们承担一切后果，我们玩儿的是真的。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赢，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一定会付出代价，但有些事情就是值得这么高的代价。我希望我输，我希望生命震撼我。如果我输了，那就说明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有意思。

5.人类为什么不会被替代？因为只有人会有痛点，只有人能承担风险，而是否敢于承担风险，则决定了你的气质。

自由不是白给的，正因为不能选、不自由，它才算是个挑战；是挑战，有风险，你敢承担，你的生命气质才能彰显出来。如果你想取悦将来的叙事自我，那就要大胆尝试新事物、多做主动冒险的事情 — 你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

这就好像买东西就得花钱一样，直面真实世界就得承受心理压力。真实世界充满了涨落，成绩总是起起伏伏，强行做平就等于掩盖真相，其实都是自欺欺人。你但凡想要自己面对现实，就得一惊一乍、大起大落、担惊受怕。这些是做事必须承担的代价，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要想做非常之事，你必须得是一个非常之人。巅峰表现是有代价的，你得“舍得”自己才行。你需要主动将混乱的可能性转化成宜居的现实秩序；你需要告别孩提时代的天真与无知，接纳由自我意识带来的脆弱感，理解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死亡；你需要主动做出必要的牺牲，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现实。

如果你不知道事情有多糟，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危机是最大的催化剂，它逼迫人克服惰性，赋予人坚毅勇气。没有那种飞来横祸，没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人就很难进化，很难实现《进化论》里讲的那种灾变，就是因为一个灾难而导致的突然进化。压力源也好、挑战也好、甚至创伤也好，都是为了激活你机体当中的某种力量。选择自我放逐、自我迫害，你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会上升，你会更焦虑——但是你身上的潜能可以发挥出来，你的能量更高了，你的生命很蓬勃。

如果你有足够大的勇气，你最好是要以恐惧为指南针，越恐惧什么就越去做什么。因为往往我们逃离的，正是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和触发这种感受的真正原因。害怕做一件事恰恰说明你应该继续做这件事，你想逃离的，恰恰是你需要去接纳的；你害怕的，恰恰是你该去面对的。这是你真正的生命功课，而且很可能是你早些年没做完的功课，当下你再不好好做，老天岂能由你自由自在、圆满落幕？

事实上，恰恰是面临艰难选择的时候，才是你真正自我演化和自我超越的契机。还是那句话，正因为不能选、不自由，它才是一个考验；是考验，才给了你一个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演化”来决定自己是个什么人的机会。还记得《权力的游戏》里那句台词吗？布兰问他的父亲：“一个人如果害怕，他还能勇敢吗?” 回答是：“人在害怕时候的勇敢，才是真的勇敢。”

可能是一场突发灾难，可能是一次人生巨变，把你推到了一个以前没想过的境地，让你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普通人对这种恐惧都是躲着走，尽量避免做恐惧的事儿，而你自己真真切切觉得这是一条你必须走的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甚至是没有人走的路，你的人生使命可能要召唤你了。你应该意识到少有人走的路，甚至没有人走的路才是值得走的路。在这么一个赌博和冒险的过程当中，外界这种毁灭的力量、打压的力量反而成为一种巨大的资源。这就是你自我超越的契机。

当你有这种心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艰难还真是上天给你的恩赐，你就能在苦难中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你会懂得包容，学会随机应变，学会在失败中学习，学会从痛苦中汲取力量，学会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这种忍受情绪风暴、熬过困难经历、渡过难关的能力，正是自尊或自信的基础。所有的逆境和痛感，都在倒逼你去探索世界、探索自我，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对自我的理解、并完成自我救赎。

主动冒险，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本身怎么样，而是因为通过这个勇气行为，你的选择从此有了方向，你的人生有了意义，你对自身有了掌控感，你获得了自我认同。你追求的其实不是“真有效”，而是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感以及——生命的意义。说得直白点，只要是个修炼系统，信仰就一定比科学重要。勇气之人可能到头来只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感，但是脆弱之人一定走不远，他们会很容易陷入无法跟现实和解的闭环。

人最重要的力量，永远来自他的内心。我们不要老想着过轻飘飘的人生。要学着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学着接受不可避免的代价，与它们共存。一切的出发点，是你得把“压力”和“恐惧”当成一个好东西。你得把压力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是一次让你提高水平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证明自己“不行”的陷阱。仅仅是心态不一样，人对事物的应对、做事的结果就会非常不一样。当你能够承受的事物、事情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自信心和安全感也因此随之增长。

人类需要负责探索意义的上限。是否敢于大胆探索新事物，是否敢于主动在严酷环境中迎接挑战、经历刺激、探索可能性，将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那些敢于去体验「复杂」的人，他们的能力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你永远有能力去开发自己的潜能，去看一看兔子洞到底有多深。

6.过度贪恋掌控感和安全感，会极大地削弱你的机体反脆弱性。就好像说富家子弟做事全靠家里给提供保障，动作特别专业装备特别好，其实内心很脆弱不敢冒险。

当一个人对绝对的安全和控制感有一种企图时，他就会对不安全十分敏感。在这种企图下，他会变得异常敏感且无法忍受微小的不确定性。本来这件事不存在安全与不安全之别，或者别人偶然说的一句话里并不包含敌意，他也能感受到某种敌意，这其实是他脆弱的意识雷达探测到的。力求过安逸生活的企图，但结果却损害了身体和心理健康，因为安逸本身就会使人脆弱，而脆弱又会带来更多的脆弱，这叫做“从未经历过逆境的教训”。

事实上，作为亿万年自然演化的产物，人体就是最好的反脆弱系统，只要你敢于让随机发生的压力源来挑战自己，让各种复杂情绪去塑造自己的神经网络，过后没有一次会后悔。请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

6.深度的意义从何而来呢？这是进化给我们稀缺大脑的一个宿命式设定：深度的意义，恰恰是从各种缺憾之中来。没有问题，就没有故事。人生都是活在各种故事之中，而故事一定要有个挑战、有个问题，你把问题解决了，它才称为英雄之旅。

幸福就是在稀缺的世界中寻求长远的意义和深刻的体验，为此你得主动拥抱缺憾，以此来放大深刻的体验。有句话叫“经历过，解决过”。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热爱生命不是因为它让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而是因为此生有太多毛病，我们祖祖辈辈已经为它经历过解决过太多难题，它是因为“难能”，而可贵。

要是你忽然发现自己处在了某种“难能”的境地，别惊慌，也别逃避，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面临各种无常的冲击，你身心各层面的创伤也是最普遍的现象。你现在面对的所有困扰、烦恼、成就、欢喜，在历史上是无数人都曾遇到过的。这些痛苦、纠结、不公并不是你所独有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在遭受着这种痛苦，并且他们都能坚强地活下去、走出来。

事实上，危机是最大的催化剂，生命发展的每一步都需要注入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元素必须能让人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有一个突破。这个新元素来自哪？来自“不可预知的、刺破你的压力源”。从生命生态的角度来说，没有那种飞来横祸，没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人就很难进化。数学和物理的领域都有“奇点”的观念，也就是在所讨论的范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点。我们的生命进程也是类似。

一种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往往肇始于一个重大的灾变事件。危机是推动人类生命进化重要的力量，这便是进化给我们的宿命性设定。因为大脑内部是没办法做自我变革的，人靠自己主动反馈太难了，必须有个来自外界的压力源才行。危机能让人迸发出所有的干劲和想象力。危机大大加速了你的生命演化。

7.在这个AI时代的黎明时分，我们何以自处?

思想家麦克卢汉讲过一句话——“我们是看着后视镜走向未来的。”意思是说，当人类面对一件陌生的新东西时，可以试着回头去找找熟悉的旧坐标。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里，有什么东西类似于今天的AI?

计算机?还是蒸汽机?我们觉得是一火。

火本身其实不是一件工具。它既不能像棍子一样延伸手臂，也不能像锅碗一样盛放物品，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能改变其他东西:它让木矛变硬、让食物变熟、让金属熔化、让泥土变成陶器。火是工具的母体，是下一代工具系统的催化剂。

人类有了火，于是就迎来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工具大爆发：从烹饪、陶器、冶金、玻璃，到火药、蒸汽机、内燃机，一波接着一波，至今也未停止。

AI可能也是类似的东西。它将扎根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每一处毛细血管。它也将带来人类工具系统的一次迅猛且持久的喷发。所以，不要焦虑。不存在“你不上车，就会落伍”这种事。在AI时代的黎明时分，一切都刚刚开始。真正的机会尚在途中。

当然，在黎明时分，虽然很多事情尚未明朗，但是咱们每个人都已经可以开始做点什么。人终究是万物之灵，无论有多少新工具，人都能跑到它的上面一层，利用它、重组它、驾驭它，创造出新的东西。

8.我们总是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天才和疯子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艺术家，像梵高、海明威，包括中国诗人海子，都觉得他们有点疯子的特征。那么，天才和疯子是不是真的有必然的联系呢？《鹦鹉螺》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给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个有力的解释。

《鹦鹉螺》的这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天才和疯子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认知抑制解除”，而一个拥有“认知抑制解除”能力的人，会成为天才还是会成为疯子，取决于这个人的智能。下面给你具体解释一下。

首先，什么叫“认知抑制解除”呢？先来说说什么是“认知抑制”。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由于大脑每秒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大量地忽略信息。比如，你跟一个陌生人见面，可能会重点看他的脸，而不会注意他的衣服上有几颗纽扣。这种时刻忽略和过滤信息的本能，就叫“认知抑制”。这是一种本能，不用学，每个人都自动进行。

而“认知抑制解除”，则是说有的人能解除这个认知抑制的本能，专门注意到被一般人忽略掉的信息，以此来给自己的思维解套。举个例子，青霉素的发明人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就是发现了细菌培养皿里有一处发霉了，在这个霉点周围没有细菌，然后发现了青霉素。要知道，当时的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培养皿又多，发现类似发霉这样的样品污染其实非常正常，如果想要高效出成果的话，就必须忽略这些污染。而弗莱明恰恰就是注意到了别人忽略的信息，拿到了诺贝尔奖。

认知抑制是理性的。认知抑制解除才是非理性的。

艺术家经常能从生活中不被注意的小细节上得到灵感，做出创造性的作品。疯子也是这样，他们会关注不该关注的细节，也不会过滤错误的想法。认知抑制解除，这就是天才和疯子的共同之处。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拥有“认知抑制解除”能力的人，会成为天才还是会成为疯子呢？这篇文章说，天才和疯子的差别在于智能。

智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智能高，他就能判断哪些细节重要，哪些细节不重要，他就能在“认知抑制解除”之后，再次忽略不重要的细节，把重要的细节留下，成为自己的灵感来源。

而那些智能低，认知抑制解除水平又特别高的人，他的大脑就会被大量不重要的信息和幻觉轰炸，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就成了一个疯子。

这就是天才和疯子最重要的区别。所以说，“智能”和“想法多”，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智能是对想法的选择和加工处理。只有想法没有智能，你就是疯子。只有智能没有想法，你就缺乏创造性。有些领域更强调智能，有些领域更强调想法。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硬科学”领域，天才和疯子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硬科学对智能要求高，能够进入这一行业的肯定都是有一定智能的人，他们善于判断，不太可能疯掉。

所以，要想当天才，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具备“认知抑制解除”的同时，还能够保持高智能。文章说，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生存的环境有比较强的多样性，他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创造性，同时又能保持理性。

所谓“多样性”的环境，就是各种复杂的经历。比如一个能接触到不同文化的环境，一个多语言的环境，或者是生活经历坎坷，有过贫困或者单亲这样的苦难等等。

经历复杂为什么有用呢？因为你能学会洞见事物的本质，能用类比思维把一个领域的方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公司、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看似很不一样，其实都要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和人员的激励问题，都得琢磨地理和文化因素，都得从全局考虑。他们需要复杂型人才，也就是通才。

通才不走直线路径，只有经历复杂，才有机会成为通才。他们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境遇中打磨自己，才能学会如何发挥那些知识的价值。今天问这个明天问那个，总想让别人告诉你下一步应该干什么和学什么，你就已经落了下乘。高水平的通才具有从杂乱的信息中获得洞见，在没有规则的地方自行制定规则的能力。没人管，你自己决定干啥，这才是高水平。

担任企业高管的通常不是程序员出身，而是那些比如说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学”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经历复杂。他们有的出身于名校但有的根本没上过大学。他们在成为高管之前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有过跨部门、跨学科、跨文化、跨职责的经历。他们失败过，甚至犯过特别大的错误。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很长的尝试期和探索期。通才无法速成。美国增长最快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创业时候的平均年龄，不是25岁，而是45岁。

现实世界中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诉求，越往上越会看到互相冲突的价值取向，这时候你如何取舍，就取决于你的格局。是优先发展经济，还是不惜代价保护环境？像这种问题不是一句“德才兼备”就能解决的，读书少的人根本说不清什么叫道德什么叫不道德。

很多风险投资人是哲学家，华尔街喜欢录取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为啥呢？因为哲学的核心就是探索复杂和矛盾。学哲学，能让你适应矛盾。你得掌握多种思维模型，学会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一件事，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经历复杂处境才能思想复杂，思想复杂才能想大事儿、参与复杂博弈 —— 经历简单、思想简单的都是工具人。要做到这些，你需要有一套足够复杂的价值观才行。而价值观更复杂的那个你，恰恰不是现在的你。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专才是分工的产物，很多时候专才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人，等待社会的挑选；而通才的首要目标是完善自己。何必在意五年以后的社会最需要什么专业呢？我们能不能有点智力勇气，想想自己想要做个什么人、想要干成什么，完了再看看干那件事儿需要什么工具。

伟大的国家不是全靠工具人建成的。特别是AI正在接管大部分专业工作的时刻，世界越来越需要复杂思维。世界需要能理解它的复杂性的人。

这条启发献给厌倦了平庸的设定，拒绝被生活安置的你。我们读书、探索、理解世界，不是为了去响应世界的需要，而是首先要知道这个世界值不值得我们的努力。那些把更基本的问题想通了的人，才是世界的主人。

9.咱们中国人鼓励学生或者同事，一般都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像XXX一样”“你要考个好大学”“你要找份好工作”，这些要求不但非常具体，而且都是让“你”变成一个榜样化、标准化的人。中国人常常自诩最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们的人才观，格局太低。

当代中国对人才培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30 岁之前，而且是年龄越小越重视。

对于还在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我们不但不惜重金聘请名师给补习、期待他们有各种天赋，而且家长本人还要亲自指导、直接干预。可是到了中学，家长就指导不了，只能搞搞后勤了。到了大学就只剩下鼓励。等到人才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家长就会劝他别努力了，赶紧找个安稳工作，老老实实上班等着升职加薪别惹事，买房结婚生小孩……然后等生出小孩，再来新一轮培养。

这个充满关爱之情的人才观，其实是个燕雀之志。规划来规划去，其实是在设定一个最保险的人生路线。各种不计成本的高投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庸的目标。你考清华北大就为买房子生孩子吗？中国的英雄豪杰都哪去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这帮整天研究升职加薪的人，中国还需要能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大人物。古代读书人都要讲个“修齐治平”，认为人才就得做大事，但是现在我们对“做大事”研究得太少了。

说得直白点，当今的人才观，都是“打工者心态”。社会上都有些什么位置、哪个行业挣钱多、哪个职位待遇好，我就争取去成为这样的人。公务员稳定可是程序员收入高，那我就得在稳定和高收入之间做个取舍……这种心态出来的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只优秀的绵羊，还不如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那一代人敢想敢干。

打工者人才观的本质是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产品，去填充现成的位置，是削足适履。大人物的成长，可不是这样的路线。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打工者建成，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级的人才观。

10.你可能会疑惑：既然能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一个人因为图式就把自己看成弱小的一方，那么只要他不再这么看，自信一点，不就好了吗?

但是改变没有这么简单。图式不是一个单纯的念头，而是一个人生活的底色。他每时每刻的想法，包括这一刻对自我图式的否定，都是他图式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想着“我要自信”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在重复不自信的图式。并不是我们猛地想明白了什么道理就能改变图式，只能在生活经验的积累中，一点一点地松动。

那么，我们面对这种病态就彻底没办法了吗?也不是。到目前为止，相对有实证支持的方法是长程的精神分析治疗。“长程”就意味着不是三次五次，而是动辄需要好几年。

我们应该如何倾听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真正的洞察？我们习惯用耳朵去听，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全身心地“倾听”。在这种放松的开放状态下，我们不必寻找真相，只需要去觉知和接纳自己的感受，而不必急于去描述它，用不成熟的逻辑判断它，或者生出新的谎言。

当我们用心觉知自己的感受，我们能否承受它们传递的信息呢？只有当我们能够承受这些感受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的任务可以概括为：倾听思维背后的东西，听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听不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选择接纳真实，这么一来，我们的思想就会不断拓展，直到适应现状。我们是无所不知的吗？不是。但是，我们是可以接纳的。接纳，就是我们的生活之道。

“不接受”表明你还在跟过去的遗留、牢固的执念搏斗，说明你还活在过去的延续中，而痛苦的消散都始于对现状的全盘接受。只有“接受”，才能真正跟过去挥手告别，才能迈出内心转变的那一步，走上新的征程。有些事情不值得计较，事过去了，笑一笑，反正已经做了蠢事，算了，下次不这样就好了。清理和放下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能力，过去发生的事情，那就让它过去。

以前，我总是追求尽善尽美，难以容忍存在着问题和不确定性的生活。我心中总有个“常态”或者说“预期”浮在那里，一旦“常态”和“预期”被打破，我就对抗和抵触，就痛，就不知所措。这个预期就是，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是绝对完美的、完全可控的。

比如，我很早就注意到，我喜欢簇新的、完美的一切。买全新的东西，我最担心的不是花多少钱，不是能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而是怎样避免划痕。物品上留下的每一道划痕都曾让我非常焦虑，当物品不完美或者有瑕疵时，我便会很容易陷入失望、沮丧和怨恨。这导致了我永远都在提心吊胆，生怕理性稍一松懈，完美就被打破。

有个渔夫从海里捞到一颗大珍珠，爱不释手。后来他发现珍珠表面有一个小黑点。渔夫想，如能将小黑点去掉，这个珍珠就完美了。于是，他试图用刀子把黑点刮去。可是，刮掉一层，黑点仍在，再刮一层，黑点还在，刮到最后，黑点没了，珍珠也没了。我曾经就是这个过分追求完美的渔夫，我的前半生简直是和划痕症不懈斗争的前半生。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控制这个世界，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它。”我试图让真实的世界臣服于我头脑中设想出来的完美的样子，最后的结果往往却是不善不美。往人性的深里挖掘，我是没有安全感+怕失去，是希望美好的事情永恒，是心理上总是拒绝无常是常，总是希望月长圆、花长好、美人永远如初相见。

近来，我发现，时间是我们的朋友，适应和忘记是人类大脑减少伤害的机制。再后来，我意识到，接受甚至欣赏失去和不完美是某种接近终极的修炼，就在内心开始修炼起抱残容缺来：留得残荷听雨声，残花败柳完胜花红柳绿。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人都是要死的，物都是不完美的！残缺就是时间的痕迹和阅世的见识；事情经历完，总会伤愈结疤，运气好的话，会有智慧留下来。而完美是多么无趣啊，多么无聊啊，说明你未曾在这世界上留下你的个体痕迹。

毛姆曾说过：“完美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往往是无趣的。”残缺是你和你的生活之间的故事，是你跟它之间产生的时间关联、爱恨情仇。残缺越多，说明你们接触越多，你们之间的关系越深。

11.不要把眼下的境况认得太真，因为过度求“真”会让人陷入偏执。再者，你以为的真，只不过是某个层面的“真”而已，它只代表了你当前的心境，而非全部的事实。

你这一步怎么走，不能只看这一步本身值不值，而是要看它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状态：后面的路是更宽了，还是更窄了，成本是更低了，还是更高了。宁可牺牲当前的即时安全感，也要把系统推入一个“增加未来状态的信道容量”的高价值状态。你希望被波动赋能，你希望成长，你希望积累复利，你希望明天的自己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只有skin in the game才可以提供从量变到质变的成长性。当然，代价是这里有清零的风险；但没风险，永远都做不大。

世界上不存在又安全又发展的好事儿。你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函数：到底想要做大，还是想要自保。如果你就想做大，这些都不叫事儿，都是你必须接受的。考虑到大多数人是以结果为导向，输一把就胆怯，赢一把就狂妄，也许不被暂时的输赢所左右，能够清醒地按照凯利公式出手，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是对本能的克服。

勇敢会带给你自由。人生的根本自由是你始终有下一次下注的能力。世界既不会奖励你的努力，也不会惩罚你的动机。它只结算你的概率质量。

你感到这个是寻常那个是意外，是因为你的视野就局限在这里；把模型扩大一点，意外就是寻常。这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有时候不干预就是最好的应对策略，让神经网络系统慢慢去磨合。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解决，有些问题最常见的解决方式是随着时间自动消失。

再强调一遍，作为智能体，你要尽量争取自己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信息论早就有个概念就叫「赋能」，意思是增加未来状态的信道容量。说白了就是如果这个动作能让你到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通向更多不同的未来，这个动作就是赋能。

赋能是生物体最原始的内驱力：即使不给什么外部目标，生物体仍然会倾向于有所行动，因为它要给自己赋能，它要最大化自己对未来的影响力和选择权。为什么人向往勇气和自由？因为勇气和自由就是更多的选择权。追求勇气和自由就是赋能。

君子不器就是你不是在做任务，你是在完善自我。很多事物是副产品，但只要抓住“增加选项”这个根本，赋能就是可以直接追求的。能耐寻求定理说君子不器是奖励不确定的环境中的最佳成长策略：你不要优化某个单一目标函数，你要增加选项。

日志和界面都是一些事后编出来的故事，作用确实不大。「内核自我」是神经网络的一大堆参数，你不会直接感受到它 —— 要想触动和改变它，你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训练。训练的方法是主动做一个“反向动作”。只有坚持做反向训练，打破自己的怪圈，才能修改内核自我的参数。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叙事，建立一个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人变成熟的第一个标志。要想做非常之事，你必须得是一个非常之人。自由不是白给的，风险才决定了你的气质。正因为不能选、不自由，它才算是个挑战；是挑战，有风险，你敢下注，你的生命魔法才能彰显出来。

这就好像买东西就得花钱一样，直面真实世界就得承受心理压力。真实世界充满了涨落，灭绝是例行章程，存活是意外收获。你但凡想要自己面对现实，就得一惊一乍、大起大落、担惊受怕。这是生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魔法世界是需要冒险的。既然是魔法，就不能没有代价。你得舍得自己、敢于下注和试错才行。你需要告别孩提时代的天真与无知，接纳由EGO带来的脆弱感，理解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死亡；你需要主动做出必要的牺牲，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现实。最理想的是主动制造不确定性，主动对世界做一个「试探」。

当你有【灭绝是例行章程，存活是意外收获】这种心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那些艰难还真是上天给你的恩赐，你就能在波动中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你会懂得包容，学会随机应变，学会在失败中学习，学会从痛苦中汲取力量，学会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心力。

当你面对痛苦和不适还能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你的心理空间就会越变越大，你就逐渐拥有了一种叫做平常心的东西，你就不会再轻易地陷入到一惊一乍、陷入到无用的担忧和恐慌当中。因为灭绝就是你的日常世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不适和痛苦看作是气候，把对死亡的恐惧看作是空气，你会跟气候和空气较劲吗？你会跟万有引力对抗吗？痛，生之必然矣，痛苦和恐惧都是生活的恒定常数，只要你活着一天，它们就会永远存在一天。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世界，能让你安心做你想做的事情，这里就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吧。

请记住，灭绝是例行章程，存活是意外收获，你永远可以玩更大的游戏，不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假想的斗兽场里。

12.大脑从不在乎真相，它只在乎节能，它会以自动化的方式来运行，而这些自动化模式，则是完全是由我们的过往经验所训练出来的，都是一个个自动化的脑回路。

生活总是会通过一些未知的风波来教会点我们什么，这些看似让我们无法承受的事件，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打破自动化的大脑回路，哪怕看似有所“失”。那也不过是种种“相”的破灭而已。我们要乐意、甚至故意让自己陷入偶尔的失调状态，以帮助自己打破固有的业力回路。

借假修真，扫相破执。

13.大多数人把忙碌当成勋章，把日程表填满当成进步的证据。这是一种集体幻觉。真正的工作发生在你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时候。

时间管理是个骗局。你管不了时间，时间是宇宙的，不是你的。它不会因为你买了一个更贵的日程本就变慢，也不会因为你把任务切成二十五分钟一块就变多。你唯一能管的是你的注意力，以及你选择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

这就是效率和效能的区别。效率是把事情做得更快，效能是只做值得做的事。一个人可以极其高效地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每天忙到深夜，产出一堆没人需要的东西。柯达曾经是世界上生产胶卷效率最高的公司，福特曾经是流水线效率的巅峰。然后呢？方向错了，效率越高，死得越快。

忙碌是一种逃避。你不停地做事，是因为你害怕停下来面对一个问题：我做的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发呆、散步、放空，这些看起来浪费时间的事情，恰恰是你唯一能想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刻。大脑需要空间才能产生洞察，你把它塞得满满的，它就只能做搬运工，不能做创造者。

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天刷三十篇文章不叫学习，那叫囤积。知识如果没有被深度消化，就是大脑里的脂肪，只会让你变得臃肿和迟钝。一天真正理解一个概念，比一周浏览一百个概念有价值得多。

每天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够了。今天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不做？最近哪些事被证明是无效的，以后不再碰？今天只学一样东西，能不能把它彻底搞透？

这三个问题的本质是同一件事：做减法。自由不是拥有更多选择，自由是你终于不需要那么多选择了。最富有的人不是赚最多钱的人，是拥有最多空闲时间、同时内心不焦虑的人。

停下来。发会儿呆。这才是真正的劳作。

14.真实世界并不是你头脑中想象出来的那个线性因果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世界。世界的现实形式是飘忽不定的，大量的不可知因素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着，人类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现象的理解都很有限，有限都算是好的，在很多时候人类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焦虑和强迫其实是内心存有太多的对自己和对环境的控制欲，其核心特点是：难以忍受不确定感，难以忍受不可知和模糊性，什么事都得仔仔细细地把握着才能安心，任何异常都意味着绝对的灾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焦虑和强迫了这么多年，你害怕的那些事情有多少是真的发生了的？这些想法和观点真的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吗？

我们常常假装自己脑中的强迫性看法就是绝对会发生的现实，我们总觉得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选，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第二种选择的，这便是：我们必须从这一刻开始，承认以前的想法是错的。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大多数被我们长期执行、已经内化且毋庸置疑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或是错的。

敢于承认自己的想法会出错，不对每一个想法都信以为真，这是认知清明的起点。真正能让人活得自由的，一定不是时时刻刻都对生活抱持查验，而是去容许生活的不可知与混乱，容许内心的不安和无序；进阶一点的，还可以把强迫思维看作是一种修炼精神耐受力的“游戏”，不要排斥它，去喜欢它，把这种强大的的精神动能转化为增强内在觉察力的力量，那么它所引起的烦恼就会大大减少，那个时候，什么样的烦恼都难纠缠你了。

当无法改变现实时，我们就面临改变自己这一挑战。人总是先改变自己，再成为英雄。

15.“我们不曾发明生命语言，只是学会了聆听星辰写在水分子上的诗。”

若您曾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定知大型语言模型实为预测引擎。只需向其输入浩瀚词海，它们自能领悟语句构筑之道、谱写动人诗章。

借AI解读生命密码，实则是教模型习得细胞语言。DNA中每个基因宛如一词一句，而细胞借由这些“字词”的千变表达，于躯体内施展万象之功——从剿灭病毒至搏动心弦。经年累月，科学家们始终致力于构建细胞图谱的宏数据库，揭示人类自身乃至万千物种中，各类细胞如何驱动特定基因“言语交谈”。

“每一个生物科学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在细胞中寻找。”

“免疫系统是无可取代的守护者，却在人类忽视中悄然失效——它既非盾牌，亦非武器，而是生命与熵增永恒的谈判桌。”

2026.05.01 周五：

瓦德瓦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你要发展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让你的内核与他人的内核建立连接，从而发挥领导力，取得成功。这不是老百姓的生存风格，这是做大人物的道理。你有了一定的学识和经验，比如到了像商学院MBA这个程度，你就不应该再把自己当普通百姓了，你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你得做一个「士」。

大人物得有高要求。瓦德瓦在书中结合各家理论和英雄事迹，描绘了大人物的一种行事作风。这种作风，正好暗合了中国古人讲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行为模式的最高理想，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

什么是中庸呢？对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子思、孟子这条线上传承的儒家弟子来说，中庸是可以身体力行的常识。可是到了后世，儒家经典被变成了意识形态教条，人们对中庸的解释就跑偏了，有的给神秘化，有的给庸俗化，到今天这门学问几乎就失落了。我曾经听一个教授讲了两个小时都没讲明白什么是中庸。

很多老百姓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当个老好人，这其实是孔子所说的「乡愿」，是中庸的近敌。北宋程颐把中庸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但教条，而且空洞。现代人易中天有个解释是「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也不准确。

其实你只要读一读《四书》里的《中庸》篇 —— 但是别用朱熹的解读 [1] —— 再结合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再读读清华简中的《保训》篇，你会发现中庸的道理是明摆着的。以我的理解 ——

中庸就是对内掌控好自己的内心以达到能随时用理性统率情绪的境界，对外处理好各种事务以达到随机应变恰到好处的水平。

中庸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形态。

正如物理定律可以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发现，中庸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亚里士多德讲过「中道（the Golden Mean）」，现代英语中有个词叫「moderation」，说的都是中庸。其实我们现代人对中庸完全应该有比古人更好的理解，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案例。

结合瓦德瓦这本书，我们可以简单说中庸就是既要有一个坚定的内核，又能灵活处理外部的事物。

那怎么修行中庸呢？我想使用瓦德瓦书中的案例，把这门功夫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自控。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各种情绪，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不能遇事一点就炸。

很多人认为自控和自由是矛盾的，觉得权力越大就可以越任性，其实并非如此。权力大，你的确有更大的选择行动的自由，但是你没有选择行动的后果的自由。这是因为你无法欺骗物理定律和世间的法则。

在顺应世间法则的前提下采取行动，才能有更大的自由。这就如同弹钢琴，你有胡乱弹的自由，但你没有登上舞台去给观众表演的自由。只有当你勤学苦练，达到弹出每一个音符都符合音乐规律的时候，你才有表演的自由。不逾矩才能从心所欲，这就叫自律带来自由。

中庸功夫的第二层是避免一根筋。死命坚持某个理念，不顾现实一条道走到黑，那不是中庸。

瓦德瓦说，任何信仰都有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内在形式是你的基本原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外在形式则是一些仪式、习俗、各种禁忌之类。外在形式是可以变通的，我们真正应该在意的是内在的东西。

而内在的东西是相通的。瓦德瓦本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素食主义者，但是他能在机场接受一个陌生穆斯林馈赠的食物，其中还有肉 —— 他把肉偷偷藏起来，然后把饼吃了。如果你用内核跟内核连接，大家的信仰再不一样也未必不能交朋友。

理解这一点你的路就走宽了。瓦德瓦作为商学院教授自己还开公司，当然是见多识广，他在全球各地都有学生。有意思的是每当他讲了一个道理，总会有学生说你这个道理正是我的信仰所教我的！而那些学生的信仰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印度教、锡克教……乃至于无神论和不可知论。

为了实现最高的善，外在形式可以借鉴和变通，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马丁·路德·金是个基督徒，他搞非暴力抗议是跟甘地学的，而甘地信仰的是印度教。

甘地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成功，而他这个做法是跟托尔斯泰学习的理念，托尔斯泰是基督徒。

托尔斯泰提倡用耶稣的博爱搞非暴力抵抗，但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叔本华。

叔本华这个思想又是他从佛教和印度教里提炼出来的……

好思想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可以跨越信仰体系，因为这些人的内核是相通的。

中庸之道的第三层，也就是最高境界，大约可以叫做「千人千面」。

不同的用户打开购物网站看到的页面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网站对每个用户做了个性化的定制，这就叫「千人千面」。网站的内核只有一个，但是它会用最适合的方式跟每个人打交道。

你猜还有谁是千人千面？林肯。林肯的传记作者采访了很多曾经和林肯交谈过的人，发现没有两个人对林肯的评价是一致的。有人说他极具野心，有人说他毫无野心；有人说他是个阴郁悲伤的人，有人说他是最活泼的人；有人说他非常狡猾，有人说他特别真诚；有人说林肯是人民的领袖，有人说林肯只是服从民意……

你看这像不像《论语》中，不同的人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你可以说这是向下兼容，但我说这更是复杂思维的表现。林肯这样的人是可以处理复杂问题的复杂人。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对于高级人才的要求往往是看似矛盾的 ——

既要求你快速适应变化，又要求你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既要求你性格外向，又要求你能够内向而善于倾听；
既要求你敢于冒险，又要求你谨慎而不随便下注；
既要求你仰望星空，又要求你脚踏实地；
既要求你快速决断，又要求你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既要求你建立社交网络，多跟人了解不同的想法，又要求你善于独处，能够独立反思；
既要求你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又要求你敢于说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既要又要还要，你头脑中能容纳相反的想法，然后你还得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这就是菲茨杰拉德说的「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

只有见过他们内核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林肯似乎是多变的，可是一位他多年的老友的评价却是「林肯对于真理的追求是不屈不挠的。」

世间大多数人随波逐流，而有些人一看就器宇不凡，你能感到他身上有点东西。长期沉浸于一项事业会让人挂相，常年的独特心态能直接改变外貌。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在塑造我们的形象。要不怎么传说林肯有句话说「每个过了四十岁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长相负责。」

气质是修行出来的。除了在生活中历练，瓦德瓦有他自己的一套修行方法。一个是他作为印度教教徒经常冥想。他列举了一些冥想的好处，其中有些算是有科学研究证据，也是热门话题。一个是他认识很多人，他能从别人的人生中总结一些感悟。

还有一个方法是思想实验。瓦德瓦会把自己代入到历史上那些大人物身上，“假设当时我是林肯，我会怎么做” ——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说的「了解之同情」：你理解了那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看似矛盾的行为，你能同情他们的复杂心态，你自己也会慢慢变复杂。

瓦德瓦的研究团队还专门考察了很多能够激励人心的领导者，看看他们是如何跟对手、合作伙伴、家人、朋友互动的，他们分析了一千多场对话、演讲和会议，希望找到其中的共同点。结果瓦德瓦发现这些人并没有使用太多明显的套路 —— 他们的共同点是拥有五种「核心能量」，分别是「目的（purpose）」「智慧（wisdom）」「成长（growth）」「爱（love）」和「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作为一个前物理学家我很不喜欢别人滥用「能量」这个词，但瓦德瓦是想表达大人物的感染力：当你接近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被他们所感染，就好像他们在发光一样。

接下来几讲我们说说如何修炼这五种能量。这一讲的主题是「目的」。

目的大概是你内核操作系统最重要的结构，现在谈论个人成长、谈企业建设，都要谈目的。什么是目的呢？我们必须先考察两个概念，一个是目标（goals），一个是价值观（values）。

「目标」，是你想做成的某一件具体事情。比如我想要考上大学、我想在年底之前升职为经理，这些都是目标。目标有明确的“已完成”和“未完成”两个状态。

目标能激励你行动，让你充满野心和干劲，所以目标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但是目标有个大问题：它也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如果一个目标总是实现不了，你会感到绝望；但如果目标真的实现了，你的快乐并不会持续很久。你会感到无聊，然后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专栏讲过罗伯特·赖特的《为什么佛学是真的》[1]，所谓“苦”就是追逐目标的人永远都不会真正感到满足。你不想做一个只知道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机器。

为了人生有长久的意思，你还需要「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认为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什么值得付出、什么不值得。价值观是很宽泛的，代表大致的方向，并不具体。比如你的价值观是崇尚现代化，你热情地赞美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你就算自己不做什么、每天看看新闻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如果只有价值观，没有目标，那也不好。因为你会很松懈，缺乏野心。你固然可以每天静看花开花落欣赏世间的美好，但是你不会取得任何成就。

合理的人生应该既有价值观又有目标。而瓦德瓦的洞见在于，理想人生的所有目标，最好都是从你的价值观中提取出来的。你的价值观会有很多个取向，你最好专注于一个方向用力。设定并且完成一个个从这一项价值观中提取出来的目标，就是你的「目的」。我用一个公式概括，就是 [2] ——

目的 = 价值观 ×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

目的是一个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目标系统。比如你有一个价值观是“崇尚科技”，那么你可以设定的一个目的就是“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设定一系列具体的目标，比如“设计一个新产品”、“参与一项研发并取得专利”、“帮朋友解决一个技术难题”等等。

这个系统最大的好处就是目的既不可能完全实现，又可以随时实现。你能说你什么时候完成了“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吗？当然不能，你得为此奋斗终生 —— 可是你每天完成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是在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这样你就避免了佛学说的那个不满足之苦。

有了目的，你根据可利用的资源和自身的能力，选择一个个符合价值观的目标作为奋斗的里程碑，这样每次都能前进一点，永不停止。

目的系统的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随时调整其中的目标。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外部条件总在变化，很多事情是你不可控的。你想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可是考研失败了。但你的价值观是热爱科学，你的目的是探索世界，这都不需要因为没考上研而改变 ——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当科学家”这个小目标改为“当科学记者”。

有了目的，目标既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也可以横向移动，你的人生意义就保住了。

2026.05.02 周六：

瓦德瓦把实践人生目的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1.扰动（Stir）

可能是一场突发灾难，可能是一次人生巨变，把你推到了一个以前没想过的境地，让你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这就是你发现目的的契机。你的人生使命可能要召唤你了。

1963年，《华盛顿邮报》的老板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不得不接手公司。格雷厄姆本来是个家庭主妇，别人都觉得她肯定会干脆把公司卖掉，但没想到她发现管理报社还挺有意思。她接触到了新闻自由、无偏见新闻的理念。

几年后赶上尼克松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时间格雷厄姆成了争议人物……她一看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过！她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坚持用自由独立理念办报，成就了传奇。

所以有时候命运会来召唤你。那如果没遇到这样的机遇，你该怎么办呢？

2.寻找（Search）

你应该主动寻找。

可能你只是觉得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这说明你的价值观还不够强烈。为此你需要先有过硬的世界观。

你得强烈地想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世界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谁说了算？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然后你看看你能在其中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人到了困顿的时候，尤其得多读书。

有的人轻易就认准一个方向，有些人可能会搜寻很久，但不论如何，这时候就算找到了也还不能完全定下来。

3.定义（Define）

第三个阶段就是定义。有了强烈的价值观，你就可以开始定义你的目的。不过目的不是一上来就定死的，可以修改和升级。

瓦德瓦很小的时候就树立了「非暴力」这个价值观。为此他十一岁就改吃素，再也不吃肉了。你可以说这就是瓦德瓦的一个人生目的，也可以说是原则。

后来瓦德瓦读到甘地说暴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还包括言论、思想上的伤害，他就把原则改成“不但不在行动上、也不在思想和言论上给人造成痛苦。”

可是等到三十多岁创办了公司以后，瓦德瓦发现他有时候不得不批评甚至解雇员工，那就必然给员工造成痛苦，于是他不得不把原则修改成“尽量不给别人造成痛苦 —— 除非是为了实现更高目的必须得这么做。”

但瓦德瓦并没有简单妥协就了事，他同时在想办法尽量减少伤害。他向各路大人物学习，发现这些人会尽量避免激烈斗争，会寻求双赢，能合作尽量合作、能理解尽量理解。这样他的目的就更丰富了。

瓦德瓦至今仍在打磨自己的非暴力目的。他最新的一条原则是如果因为偶然的情绪对人无礼，事后必须道歉。

孟子有句话叫「君子可欺之以方」，说对这种原则性强的人你可以拿一些符合他的目的的事儿欺负他，比如逼一个慈善家捐款。但是做大事的人不应该被一些小原则限制死。比如瓦德瓦说如果他发现家里有个蜘蛛，根据非暴力原则，一般情况下他会用容器把蜘蛛装起来扔到户外去。但有时候很着急，那也只能把蜘蛛打死 —— 但他会确保一次性快速打死蜘蛛，不让蜘蛛感到痛苦，然后还会帮死蜘蛛祷告几句。

你说这是虚伪吗？这是最大限度符合原则，同时保留必要的灵活性。这也符合中庸之道。

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没有一味地抗议。他发明了一个叫做「斗争-停战-斗争（struggle-truce-struggle）」的模式，也就是每次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只搞一两年，然后就主动停战几年，然后再来下次斗争。就这样甘地用了27年才实现印度独立。甘地为什么不直接跟英国人死磕到底呢？

因为他知道印度需要的不仅仅是独立，印度还需要进步。搞独立不能把国家搞成一个烂摊子。这种知道妥协，有张有弛、有理有利有节还有韧性的革命者才是最厉害的。

4.专注（Focus）

从人生的某个时期开始，你的目的已经明确了。现在你完全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什么人，那么剩下的就是要专注。最理想的情况是从事一个和目的一致的职业。你想搞物理研究，你就应该做一个物理学家。

然而现实很骨感，可能你只能从事一项跟目的关系不大、甚至很低微的工作，那怎么办呢？瓦德瓦的建议是你可以先把任何工作都变成跟目的有关的工作。

医院里有些清洁工不认为自己是清洁工，他们认为自己是帮助病人的人。把医院环境打扫干净，就是在参与治疗。看看哪个病人没有家属来探望，主动去陪她聊聊天，这也是完成了一项帮助他人康复的小目标。目的感可以体现在任何微小的项目上。

但是不要忘了追求最符合你目的的理想事业。刘慈欣身在电厂偷偷写小说，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幻作家。瓦德瓦讲有个索马里移民在伦敦是开出租车，可是他真正喜欢的是新闻，于是他一边跑出租一边追踪警方动态，有消息就向电视台爆料……时间长了之后，新闻界的人都认识他了，他真的得到了一个新闻工作。

大人物之所以会挂相，你在他们身边就能感受到他们的能量，最根本的就是因为他们专注。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目的已经塑造了他。

到了这个阶段，目的会给你强烈的紧迫感。你开始对生活做减法，你学会了对不相关的事物说不。5.融合（Fuse）

有目的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随时在每一件事中都践行目的。

甘地有个著名的小故事是有一次他上火车的时候把一只鞋掉在了站台上，火车已经开动了，他没法下车捡鞋……他就马上把另一只鞋也脱下来扔向站台。甘地说如果有人想要那只鞋，就可以两只一起穿走了。

有个亿万富翁叫理查德·布兰森（Sir Richard Branson），有一次做电视节目。在节目录制的间隙，布兰森跟记者聊天，问那个记者有什么梦想。然后他非常关切地说你应该注意体重了，得健康长寿才能实现你的梦想啊。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度假，听说附近有个小餐馆的员工在闹罢工。她立即参与进去，了解了罢工的原因，帮助促成了管理层和工人和解。

还有很多例子。这些人不但在实践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根本没人关注的事情上实践价值观。

你看这些故事是不是让你对「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呢？这不一定是行善的问题，可以是任何价值观。这是一个人已经与价值观融为一体，他变成了这种价值观的化身。

瓦德瓦说这比“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更有成就感。你是在用你的激情和才能去为你的目的服务。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那个目的，你会发现生命中每一分一秒都无比珍贵。

5.融合（Fuse）

有目的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随时在每一件事中都践行目的。

还有很多例子。这些人不但在实践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根本没人关注的事情上实践价值观。

保持正常生活并不容易，因为人是一种很危险的智能机器。普通的机器，比如咖啡机，出再大故障最多也就是洒了咖啡，它绝不会用着用着就爆炸了。但是人可能会爆炸。人比自动驾驶汽车更容易撞车，人可以一门心思去做傻事，人可以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为人有情绪、想法、信念和执着。

为了防止爆炸，你需要一个自我监测系统。你得学会以第三人称视角观察自己，评估自己当前的状态：我是不是生气了？我是不是想岔了？我现在的状态具备完全责任能力吗？一旦发现有任何问题，就不要采取行动，先把状态平复好。

这个能力有时候被称为「元认知能力」，瓦德瓦则称之为「智慧」。

「智力」是能帮你更快更好地把一件事做成的能力，「智慧」则是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能力。智力指引行动，智慧指引智力。

有智慧的人拒绝接受给定的条件，包括不完全接受自己的信念。他会问还有没有别的选项。他时刻对自身和周围真实世界的信号保持敏感，他会质疑情绪和想法，他能跳出自身的禁锢。所以他就算不聪明，也不至于引爆自己。

瓦德瓦将智慧之路分成五个阶段：掌控情绪、解除自以为是的想法、调整信念、放弃执着、唤醒直觉。在我看来它们并不是依次递进的，我们不妨说建立智慧有五个层面。这一讲咱们先说怎么运用智慧雪中送炭，也就是避免爆炸，下一讲再说怎么锦上添花。

不爆炸，最直观的就是要「掌控情绪」。

「解除自以为是的想法」，值得好好讲讲。有个流行的心理学概念叫「自动想法」[1]，人说每个人每天会产生七万个自动想法。这些想法不自觉地就往外冒，其中有一些轻易地占据了你的头脑，让你陷入可能会做傻事的境地。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俘虏了。

讲个故事。瓦德瓦有个学生曾经是一家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有一次工厂要开个表彰大会，有个叫老卡的工人得了最佳员工奖。主管通知老卡，说你到时候上台讲几句。

活动几天前，老卡专门到办公室来找了这位主管，说我能不能不上台发言。主管说我能理解你害怕公开演讲，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给你个稿，你到时候照着念就行！我现在挺忙的你先回去吧，加油！

活动当天，老卡根本就没出现。主管心想怕演讲也不至于怕到这个程度……结果发现老卡在当天早上自杀身亡。

原来老卡有婚外情。情人威胁他，说要在他登台的时候上台公布二人的感情……所以老卡不想上台不是因为他害怕演讲，他害怕的是婚外情曝光。主管完全没有领会到老卡当时的恐惧情绪，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自动下了判断。

这就叫「自动积极想法（automatic positive thoughts，APT）」。当你一上来就无比自信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根本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产生了自动积极想法。

与之对应的是「自动消极想法（automatic negative thoughts，ANT）」，是说你会把一件并不重要的事儿自动解读成坏事。

瓦德瓦的MBA班上有个女同学，每次上课都很心不在焉，根本不看他，好像对他讲的内容完全没兴趣。瓦德瓦心想我的课一直挺受欢迎的怎么你就不听呢？是我讲的有毛病吗？一来二去他感到非常焦虑，甚至怀疑这个女生是不是对他有敌意。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女生主动找到瓦德瓦，说自己家里这段时间出事了，要寻求他的建议。瓦德瓦这才知道问题不是出在讲课上。其实他完全可以从别的同学的表现判断自己讲的没问题，但是那个自动消极想法一直都在困扰他。

像这样的事儿生活中实在太常见了，我们几乎随时都在想：我太傻了，你从来不听我的，没人理解我，她没跟我打招呼说明她肯定对我有意见……

这就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要不怎么斯多葛派哲学说我们的情绪不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事儿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对那些事儿的看法引起的。而你的看法有往负面解读的倾向。

我们专栏讲过「汉隆剃刀」[2]，就是破解自动消极想法的利器。能解释为愚蠢的就不要解释为恶意，能用偶然原因解释的就不要解释成哪里出了毛病……事实是绝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在关心自己的事儿，根本没工夫针对你。

不过归根结底，对付自动积极想法和自动消极想法的关键都是先识别到它们。当你陷入某个思考情境不能自拔的时候，要有一个自觉，意识到那只是一个自动想法。然后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相反的想法去中和它。

而有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难以改变的，可以称之为「信念」或者「信仰」。

瓦德瓦的父亲，我们称他为老瓦，年轻时在印度一个州的警察署担任中级官员。有一次警署出了大事，上级让无辜的老瓦背锅，给了他一个降级处分。老瓦去向上级抗议，上级威胁他说你要是再不服，过几天就直接开除你。

老瓦回到家，非常冷静地跟妻子说，你接下来就要独自养育我们的孩子了。如果这次我被开除，我得去他办公室开枪打死他。

为什么老瓦这么激进呢？因为他深受一种文化信念的影响。

老瓦十七岁的时候跟家人生活在巴基斯坦境内。当时赶上英国搞印巴分治，当地就发生骚乱，印度教徒在杀穆斯林，穆斯林在杀印度教徒，那场骚乱里死了一百万人。

老瓦家是印度教徒。有一天村里传来消息说，即将有一大群穆斯林要来杀他们，而且要强暴他们的女性。他们家当场就决定，自己先把家里所有年轻女性全部杀死！老瓦的姐姐被他叔叔用一把剑给斩首了，然后老瓦弟弟的妻子也被斩首。这时候有人来说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逃跑路线，全家一起跑，才算没把所有女性都杀完……

你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只有信仰才能让人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他们相信家族的荣誉 —— 说白了就是面子 —— 比家里女性的生命都重要。那你说老瓦这样的人有仇岂能不报。

所幸的是老瓦那次并没有被开除，他上级的性命保住了。愤怒平息之后，老瓦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他请不起律师就自学法律知识，自己给自己辩护，还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后居然真的得到公道，恢复了原职。

经过这个事儿，老瓦的信仰也有所松动了。他意识到有比杀人更好的手段。老瓦干脆去拿了法律学位，后来帮很多人打官司。他的信念从为个人荣誉而战，变成了为普遍的正义而战。

并不是说人就不应该有信念。信念可以在逆境中激励我们坚持下去。但信念要是过了头，变成宗教屠杀那样的极端信仰，就太危险了。

正如朋友不是用来出卖的，信念当然不是用来改变的 —— 但信念是可以调整的。你看看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讲的各地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当他们最绝望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再坚持一下，坚持斗争就能胜利 —— 逆境给英雄真正的礼物，其实是反思。

他们跳出那个框架，反思一番，重新认识世界，思维升级，改变之前的做法，才成了英雄。

有智慧的人不会被任何想法束缚到死，包括信仰。

所以说情绪、想法和信仰都可能是我们身上的定时炸弹。上头的那一刻，你就好像着了魔一样。如果当时有个亲友在旁观你，他肯定会把你拉住，告诉你别那么想！现在你不是真正的你！智慧，就是你要自己做这个旁观者，观察自己，把自身当作一个变量。

请恕我直言，我们中国古代的精英教育有点缺乏这种智慧上的训练。儒家一贯都是讲怎么守规矩、怎么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道德信念。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个精神都是越是遇到逆境，越是要强硬。孟子说「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思大约也只是磨炼出更强的意志力。

我们讲中庸之道，也是在给定要做什么的前提下，怎么灵活处理，把事情做到最恰当 —— 而不是质疑自己一开始的动机可能就想岔了。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说的也不是反省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些事，而是在反省做事够不够努力。

这大约是因为古代农耕文明的人们的确没有太多选择可做。人们每天做的事情是比较单一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没有太多思考的余地。作为农民，你种地就是；作为官员，你别折腾老百姓就是好官。礼法和社会规范已经把绝大多数事情都安排好了，做好做坏只有是否用力和用力是否恰到好处的问题，没有什么决策问题。

大约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兵法。《孙子兵法》里有一句「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说你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完全符合我们这一讲的原则。

这是因为战场没有一定之规，你就得会做决策才行。而即便是这样，这个原则被后世贯彻得也并不好，明朝那些文官都是越愤怒越喊着赶紧出兵。

所以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可能有这么一个智慧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身处的是复杂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决策的智慧。根据这一讲的道理，我们大概可以提出一个新的「三省吾身」——

我今天做决定时是否受了情绪影响？

我有没有被某个自动想法挟持？

我默认的信念一定是对的吗？

2026.05.03 周日：

咱们继续讲瓦德瓦说的「智慧」。智慧的本质是跳出当前的思维框架，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自己，乃至于主动调控和选择情绪和思考。上一讲说的是怎么用智慧做减法，也就是避免做傻事；这一讲的主题是用智慧做加法，也就是发现新思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大脑，让人更自由。

我们讲三个智慧。这些不是儒家的方法，但是跟道家的「无为」、跟佛学似乎很有关系。

第一个智慧还是跟信念有关，叫做「融合对立面」。还是先讲个故事。

瓦德瓦有个学生是美国特勤局的官员 —— 就是类似负责总统安保的那种人，住在华盛顿。有一天他和妻子在家，突然有个持枪的陌生男子闯入了他家后院，逼他们交出家里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

特勤局这位老兄心中暗笑，你知不知道你在打劫谁。他正在琢磨怎么做出最佳反应动作，他妻子突然对劫匪说了一番话。

妻子关切地说：“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你是不是正在经历困难？我和我丈夫马上就要吃晚饭了，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吃？跟我们讲讲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结果劫匪真的放下了枪。他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了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吃完饭，特勤局老兄对这位明显是被自己的某种情绪劫持了的劫匪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不会抓你。但是你得把枪留下。”于是那个人就走了。

第二天，那人又回来敲门。他说：“我不是回来拿枪的。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昨天挽救了我。”

我们想想这件事。特勤局官员的第一反应是自卫，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他妻子用了一个更高级的方法。当然我们不是提倡遇到抢劫的应该设法团结劫匪 —— 他妻子之所以敢那么说明显是因为察觉到那并不是一个职业匪徒 —— 而是想让你体会一下这个思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劫匪和特勤局官员夫妇是处在一个尖锐对立的局面中。那个妻子面对多项矛盾 ——

这个人是来抢劫的，他肯定是个坏人，但是他内心可能是个善良的人；
这个人想要控制我们，但我们想控制他；
我不同意他当前的做法，但我也许会同情他之前的遭遇；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但这也是一个建立温暖联系的机会……

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妻子的做法不是我进你退零和博弈，而是邀请对方往高处走一步。为什么非得在“抢劫”这个框架内谈判？咱们跳到“交流”上去岂不是更好。

在更高点，矛盾可能被共识取代。这就叫融合对立面。

我们以前《科学思考者》专题也讲过这个 [1]。妥协并不非得是双方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往后退，更可以是往“上”走，到比当前各自立场更高的地方去找一个共同的立场。

这个智慧不但能避免很多冲突，对双方都有利，而且有可能让我们打开思路，找到更好的思维。

信念，也可以融合。信仰不同的两个人是几乎不可能说服对方的，因为“说服”是思想的零和博弈。但如果改为借鉴呢？

可能你的信仰中也有一些真理，我借鉴过来，融合到我的信仰中，我的信仰不就更丰富了吗？

瓦德瓦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我们知道印度教是相信轮回转世的，这个信仰也好也不好。好的一面是你会比较乐观，毕竟这局游戏就算玩坏了来生还可以再玩一局。坏的一面则是你会认为此世是不重要的：反正也要反复转世，时间对我来说就是永恒的，那我有没有必要那么努力？所以很多印度人不太拿时间当回事儿。

但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轮回，你也是有利有弊。瓦德瓦说，这两种信仰，其实也可以融合一下。

印度教徒应该这么想：我是可以转世，但今生今世我赶上的这个时代、这个环境是唯一的，下次转世就是另一番局面了。这局游戏我还是应该打好，因为下一局就不是同样的游戏了！

而无神论者也可以稍微把轮回当做一种可能性：哪怕我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今生今世翻盘已经无望了，我也不应该认为自己彻底失败。万一真有来世呢？就算没有，我也可以借鉴一下“从头再来”这个精神，比如我每天早上醒来都算一次重新启动。

融合一下，双方都借鉴到对方信仰的好处，格局打开，路走宽了，而且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这一讲的第二个智慧，也是瓦德瓦五个智慧层面中的第四个层面，是「放弃执着」。执着（attachment）这个词应该是出自佛学，意思是一定要得到或者一定要拿住什么东西。佛学认为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你应该学会“放下”。

那你可能说，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不执着于胜负的人怎么能有野心呢？没有野心怎么能去奋斗呢？怎么能成功呢？但是你也肯定听说过，「胜负心」是高水平比赛的障碍，正如「得到」办公室墙上贴的那句话：「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

其实我们可以既有野心，又不执着。秘诀在于，你要盯着的，是你的表现，而不是你表现的结果。

举个例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曾经有一位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伍登说我在 UCLA 27年里从来没跟球员说过像这场比赛一定要赢这种话。

伍登说我每次都是要求球员在比赛中付出最大的努力 —— 以至于比赛结束的时候，你应该为你的表现感到自豪。只要你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好的自己，胜负和分数是不重要的。

而伍登的秘密是这个不强调赢只强调表现的做法，反而能赢得更多。

这就是「不执着」。这也是以前我们讲庄子说的「无为」的特点 [2]。专注比赛但忘记胜负，你才能有最佳发挥。

纳粹集中营幸存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也有一句话：「不要瞄准成功 —— 你越把成功作为目标，你就越不容易成功……成功是不可追求的，它只会跟着你过来。」

这个心法有很多应用。比如你要去跟人谈判，瓦德瓦的建议是这样 ——

如果你不执着于谈判结果，你就会对自己的立场有更清晰的判断：你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你会对对方有很强的好奇心，你想知道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样你会更好地观察他，并且通过观察调整你的行动。现在你的内心有掌控感，外部有灵活度。

再比如求职面试。不执着，就是你得先这么想：哪怕没有你，对方也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对方，你也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现在你们只是看看双方的机缘是否正好吻合，探索一下在这个时候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心态能激发双方的好奇心，让你更容易拿到合作机会。

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智慧是唤醒直觉。我们知道直觉能帮人做更好的判断，产生创造性的、突破式的想法 —— 可我们也知道情绪和偏见会扭曲我们的判断。情绪和偏见是非理性的，但直觉也是非理性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只留下好的直觉呢？瓦德瓦这回算是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了。

咱们用人工智能做个类比。现在任何人工智能都是基于数据分析，而数据分析都是先用一个数据集训练出来一个神经网络模型，下次做判断就用这个模型输出一个结果。

这个数据集训练出来的模型为啥是这样的？有时候能说清，更多时候是根本说不清。那个说不清的部分，就是直觉。

直觉是把数据集中所有数据都考虑在内之后的一个整体判断。这个判断出自潜意识 —— 潜意识活动比理性意识多得多，而且说不清。大脑就如同AI模型一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看似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理性想不到的连接，给了你一个创造性想法。

数据集 → 训练 → 输出，仅此而已。

情绪和偏见是什么呢？是你被这个数据集之外的东西给干扰了。你考虑这个领域的问题，就应该只用这个领域的数据集 —— 情绪和偏见是来自于你的其他经验、是别的数据集训练出来的东西。下棋的时候就考虑棋盘上的事儿，别管对手的穿衣风格符不符合你的审美。避免情绪和偏见的意思就是要确保所用数据集的纯净。

为什么专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能做出快速判断？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数据集里浸淫多年，他们的神经网络早就训练好了。为什么专家对新事物的判断容易失败呢？当然是因为这个案例超出了原来数据集的采样范围。

理解了这个原理，下次想要获得直觉的帮助，瓦德瓦提出三个步骤 ——

平静下来。把跟此事无关的情绪和想法全部去除，放弃任何执着，心平气和来地想这件事。
加深对数据集的熟悉。尽可能接触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想清楚其中的逻辑，让大脑充分训练。
等待直觉。这期间可以去做点别的，比如散步、冥想和睡觉，等待大脑从后台把直觉提取出来。也许你睡一觉醒来，想法就有了。

我们以前多次讲过，创造力特别强的人就是这么干的。瓦德瓦在这里最关键的贡献是第一步，排除干扰，净化数据和思维模型。

你看那些特别有创造力的、了不起的人物，都是一些给人感觉特别纯粹的人。苏格拉底经常恍惚在思考中，孔子三月不知肉味，霍金就像个卡通人物，“韦神”韦东奕只吃馒头。不懂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不是学傻了？殊不知人家拥有高度纯粹的数据集。

这两讲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想起佛学中的「戒定慧」。当前语境下，我们大约可以说 ——

「戒」，是对自身的约束。没事别出去惹事，否则会给自己徒增烦恼。道德也好，戒律也好，目的都是加强自控，别被情绪绑架成为炸弹。

「定」，则是虽然你没惹事，可是外部的麻烦来烦恼你的时候，你不要被干扰。真正让你烦恼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解读。烦恼不要，激动和欣喜也不要。那些只不过是自动消极想法和自动积极想法而已。我们的目标是排除一切执着和杂念，获得内心的平静。

「慧」，是当你做到了「戒」和「定」之后，内心很平静的时刻，面对不受污染的数据集，智慧就出来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楞严经》有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咱们讲瓦德瓦五种核心能量的第三种 —— 「成长（growth）」，这里特指品格的养成。瓦德瓦几乎没提中国，但我读此书感觉很多内容暗合了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特别这一讲，基本就是孔孟之道。

儒家擅长研究品格。不过秦制以来儒家给我们的印象，品格养成就是要做个符合道德规范、遵守礼法、不惹事的“好人”。传统教育强调义务和责任胜过独立和自由，不鼓励个人发展壮大。我们从小到大听的都是什么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之类。

如果吃苦就能造就伟大品格，中国早就是个君子国了。

你要知道作为孔孟当初施教对象的「君子」，首先不是人品概念，而是身份概念，说白了就是贵族。君子默认就是有自由有独立性的人。这样的人是要做大事的，一个处理不好就会有很坏的影响，所以孔孟说你们是贵族就得有个贵族的样子。秦制以后中国没有贵族了，孔孟之道就失去了对象感，被官方修改为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用户变成了考科举的做题家。这套本该用来训练君子的方法，被用来训练老实人。

但我们现代人享有自由和独立，我们有成为君子的条件。所以我们有义务拨乱反正，研究点真学问。养成优秀性格的目的不是为了做老实人，而是要内圣外王，壮大自我，改变世界。

所以你敢不敢有点强人气质……不过光是强可不行。

你看曾国藩和乔布斯的经历是不是很像。两人的1.0版就已经有超强内核，一看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们恃才傲物，都遭到了社会的毒打，然后顿悟升级为2.0版。

那你可能会说，我不走他俩这条路，我一开始就融入社会，这好不好呢？这其实就是对上“会来事儿”，对下让人如沐春风，谨小慎微生怕出错……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平庸之人，因为他们没有强硬的内核。

一个处处被外界牵着走的人就算在机缘巧合之下取得最大的成功，也是德不配位，将来会出各种问题。

瓦德瓦的主张是外在的胜利和内在的胜利必须得联系起来，共同成长。你不一定非得先做十年1.0再升级到2.0，你应该一边升级内核，一边升级对外界面。

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一讲的语境下，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内核超过了对外界面，他就看起来很粗野；如果用户界面特别友好而内核很弱，这个人就虚浮。内核和界面都很好，才算君子。

你可能说这太难了，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 —— 那你就高估别人了。首先你得相信人是可以成长的。我们前面讲了乔布斯和曾国藩的1.0和2.0版本，但是你没看到他们在1.0之前的alpha版和beta版 —— 再了不起的人，定型之前也干过傻事。

甘地小时候偷过他父亲的钱。曼德拉年轻的时候好战且嗜杀。林肯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政客，因为他早期竞选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嘲讽对手、诽谤、虚假宣传都用过。

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个小镇做题家，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用历史作家张宏杰的话说 [1]，他「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性格不好就不用说了，而且整天没啥正事儿瞎玩儿，而且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挺虚伪：在这个人面前是一副嘴脸，在另一个人面前是另一幅嘴脸。当时曾国藩还有个最上不了台面的毛病是好色：听说谁家妻子好看或者谁家新纳了小妾，他去人家里死乞白赖非得把这个人请出来看看，还用语言调戏！

曾国藩事后也看不起自己：我怎么是这么一个人呢？

人的性格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促成的，但是那不是宿命。曾国藩的成长环境比较艰苦，张宏杰说：

湖南人虽然有倔强、坚韧的特性，但也有封闭、褊狭的弱点……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正如瓦德瓦认为，要转变自己的性格，首先要拒绝让过去禁锢你的未来。

2026.05.04 周一：

瓦德瓦提出了五个养成性格的办法。

第一是保持内心平静的状态。瓦德瓦称之为「持中状态（centered state）」，在这个状态下既没有情绪的刺激也没有琐事的干扰，你能最接近内核，你的思想和感受也最敏锐。

如果你拒绝对《论语》进行泛道德化解释，我看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弟子颜回就特别善于保持个状态，孔子说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而且「其心三月不违仁」—— 我看这不是什么“拒绝胡思乱想”，而是掌控内心调节情绪的高级功夫。

第二是找个榜样。

曾国藩是怎么从beta版演进到1.0版的呢？是因为北京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认识了几位高人朋友、读了一些好书。曾国藩这才认识到像范仲淹、韩愈、司马迁这样的人物是什么状态，是可以学的，他把这些人作为榜样，才决心要做个圣人。

第三是发现自己身上的亮点。瓦德瓦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闪光点，代表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你要做的就是培养和放大它们。

而这正是孟子的理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恰恰就是「仁之端也」，是「仁」这种优良品质的种子。类似地，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是「义」「礼」「智」的种子，可以统称为「善端」。

可能你以为自己没有，但是只要你还知道羡慕人家身上有那个优点，就说明你身上也有那个优点的种子。

第四是要有导师和盟友，还要学会独处。导师给你提供灵感，他能始终指引你去追求最高价值。盟友在你身边帮你承担责任、挑战你的思维，还能提供第三方观察视角的观点，特别是能鼓励你。

有个研究说，如果你的婚姻伴侣能看到你的潜能、鼓励你向目标迈进，你实现目标的概率会大大高于那些没有伴侣的人。但如果你的伴侣整天嘲讽你的理想、否定你，你失败的概率也大大不如没有伴侣。

看来跟什么人相处真是一个重要决定啊，要不怎么说「昔孟母，择邻处」呢……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是怎么跟自己相处。你得有独处的能力，因为人只有独处的时候才会不考虑别人的期望，才能完全以忠于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第五是内省。儒家说「三省吾身」，瓦德瓦介绍了一个出自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内省仪式，我们还是讲讲曾国藩的方法。

曾国藩向北京的两位大儒 —— 唐鉴和倭仁 —— 请教怎么才能当圣人，他们教曾国藩的办法是每天写日记。这种日记不是为了记录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反省自己哪些事做得不好。

曾国藩不但写日记，还经常把日记给身边的朋友看，让他们做点评。就好像我们发个朋友圈让大家评论一样。曾国藩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写日记，他就是用日记戒掉了很多坏习惯，一步步成为楷模。

这是具体化、常态化、正规化的「三省吾身」，美国人也是这么干的。

林肯也是像曾国藩一样通过每天自省一点点变好的。乔布斯每天照镜子都会问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做这些事吗？」如果连续很多天答案都是否定的，他就知道最近做的事儿该改变了。

我们有时候会抱怨自己怎么没取得他们那么大的成就。也许答案还没轮到我们在重大关头上表现如何。我们的日常就不如他们。但这一讲全部要说的就是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1464年，佛罗伦萨人从山上获得一块又大又气派的大理石，看谁能用它雕一个雕像。没人敢接这个活，因为这块石头有个很难处理的缺口。最后还是年仅26岁的米开朗基罗接下了任务，他用三年时间雕刻成了著名的大卫像。

米开朗基罗说：「在每块大理石中我都能看到一尊雕像，好像站在我面前一样，动作神态无比完美。我要做的就是把禁锢雕像的多余石头去掉。」

瓦德瓦说，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纯粹而美丽的内核，一开始是被包裹在石头墙壁之中，你要做的就是把多余的石头去掉。

萨达姆被处决，那十二个士兵中有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都知道萨达姆是个坏人，是个杀人犯，应该恨他，但是他们恨不起来。有个士兵说觉得萨达姆就像是爷爷一样，怀念跟他在一起的每个夜晚。

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萨达姆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那不是领导力，而是近乎一种超能力，能让每一个接触他的人感受到他的爱。成功的独裁者绝对不是那种咋咋呼呼让所有人都怕他的人，开玩笑，连身边的人都笼络不住你还搞什么政治。

什么是爱？瓦德瓦说，爱是自我的扩大。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就扩展到了他身上。他快乐你就快乐，他的成功就好像你的成功一样。你不但把他变成了“你的人”，而且把他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你想想对自己的家人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但家人只是爱的起点。

找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点，代表你自己。在点的周围画个圆圈，圆圈里都是你爱的人。那么瓦德瓦说，圆圈外面的，是什么人？难道是你不爱的人吗？

是你暂时还没有爱到的人。世间所有人是一个整体，你应该由内而外地去爱他们。正如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要这么说的话，爱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了，它是一种连接的力量。

那你可能要说了，你这是工具理性吧，这不就是想像朱祁镇那样把别人变成自己人吗？不是。爱不是为了让别人为我们做什么，爱首先是自己为自己做的事。

当你爱人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美好、优雅、慈悲的状态 —— 英文叫「grace」。你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你希望做这样的人。

林肯说所有的爱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因为爱这种情感、这种行动，对自己就有好处。有一次林肯坐马车路过一个泥潭，泥潭里有几只快要淹死的小猪。林肯看不下去，跳进泥潭救出了这几只小猪。同伴问他说你这个善行不就是绝对无私的吗？林肯说，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你对其他生命做了正确的事，你自己也会感觉很好。

爱能直接改善你的身心健康。有研究证明，那些有同情心、有善意的人都是快乐的人。你为别人做好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如同别人在为你做好事，你的内心会更加平静，抑郁会减少，胆固醇、血压水平会更健康，你减少了压力和焦虑，长此以往寿命也会延长。根本不需要别人回报，爱就是你最好的回报。

瓦德瓦说他以前买咖啡给小费，都是确保咖啡师能看见他给小费。后来他考虑到林肯说的这个精神，就故意在咖啡师转身不注意的时候给小费……瓦德瓦发现感觉果然更好了。

如果爱本身就是你的回报，真正的爱就应该是无条件的。瓦德瓦说「我们爱是因为我们希望去爱，而不是为了被爱。」

瓦德瓦有个学生，他爷爷去世前，和他有一番交谈。爷爷说你想不想知道完美婚姻的秘密？我和你奶奶，我们从来都不是50和50的关系。我们从来都是90和10的关系。有时候给她90，我留10，有时候她给我90，她留10。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总是给对方更多……而不是讲什么公平。

所以爱是主动的、无条件的。不是说你表现好，我才爱你；你要是反对我我就不爱你；你办好了这件事，我就爱你，你办不好我就停止爱你。那不是爱。爱不是由对方决定的，而是由你决定的，爱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要做一个爱人的人。

而作为这个选择的副产品，别人感受到你的爱，也会爱你。你们就建立了爱的连接。

有爱的领导主动成就下属。他们真诚地想知道下属在想什么，用最符合对方利益的方式安排工作，并且把功劳归于对方。员工在这样的领导身上能找到归属感。而这些动作做不了假，有没有爱，别人能看出来。

你爱的能量强，你的领导力才会强，你的辐射范围才会大，所以说爱是自我的扩大。爱能把人和人、把人和事业、和公司、和社区连接起来。

由此可见，那些“不爱”的人，那些特别自私的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坏”，而是愚蠢：他们不知道爱的力量。不过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做不到 —— 他们可能是不敢爱、不会爱，可能他们先天条件就不足。

爱，需要学习。

瓦德瓦讲了一些学习爱的方法。

首先你要有爱的土壤。为了学习去爱，你需要体验被爱。

我们之前讲过马丁·路德·金做事有气度有策略，而同为民权运动领袖的马尔科姆·X则总走极端，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马丁·路德·金从小生活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萨波斯基的《行为》一书讲过这个道理 [1]，瓦德瓦也列举了一些研究结论。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关爱，父母是他的依靠，对他很支持，他也会成长为一个有爱的人。他愿意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很有安全感，不会总担心伴侣出轨之类。他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敢于冒险不怕失败。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会搞你死我活那种死磕。他真诚地关心别人。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小缺爱，感受不到父母的支持，他长大后可能会有「焦虑」和「回避」的症状。焦虑体现在亲密关系中是不信任。他的恋爱对象必须总得安慰他、时刻证明自己有多爱他才行。回避体现在因为害怕失望和背叛，他不愿意跟人建立亲密关系。

科学家把这个现象称为「依赖性悖论（Dependency Paradox）」：爱你的、可依赖的人越多，你对人的依赖感反而越小，你很独立；爱你的人越少，你的依赖感反而越强。

有人相信什么“男孩要穷养”、“要吃苦”，整天故意打击孩子，跟孩子做对，那完全错误。要想培养一个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有安全感、不焦虑的人，就必须给他爱，给他支持。

注意这里说的都是主观感受。关键不在于在统计学意义上有多少人爱你，而在于你感受到多少爱。所以你要主动去体验爱。多跟亲人相处，别怕亲密关系。哪怕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深深爱过你，哪怕他已经去世了，你看着他的照片，也能体验到爱。

第二步就是要主动去爱，去播撒爱的种子。常规方法包括同理心，别人有什么事你得要感同身受才好；另一个常用方法是感恩，主动向人致谢。

一个有意思的方法是赞赏：你要学会发掘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巴菲特说，「每个人身上都有10%，是激励人心的闪光点，现在我遇到一个人就想找到他的闪光点。」你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跟人交往，你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瓦德瓦有个同事，大家都讨厌他，说这个人特别自私，很不地道。瓦德瓦本来也总回避他。有一次俩人遇到，瓦德瓦突发奇想，说我为什么不能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10%的闪光点呢？

结果瓦德瓦对他的态度就变了，而对方明显也感受到了那个态度。两人聊起来还挺好，瓦德瓦果然发现，这个人和自己一样喜欢社会公共事业，还喜欢动物，曾经帮受伤的动物建了一个收容所。

这个道理是你要多找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少挑人的毛病。有研究发现，幸福的夫妻在一起很多年了还在发现对方的闪光点，随时点赞；不幸福的夫妻则总在扫描对方的缺点。

那为什么很多人总爱挑毛病不爱点赞呢？这可能是世界观问题。爱的底层逻辑是你得相信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丰盛的，好东西多的是，咱们可以合作，共同发展壮大，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2026.05.05 周二：

咱们继续讲瓦德瓦说的「爱」这种能量，人应该尽量去爱每一个人。但有些人不但不可爱，而且很可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呢？

你要知道所有的圣贤，不管是气质温和的孔子还是作风强硬的孟子，从来都没有说过对待敌人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正面人物从来都是鼓励爱而不是强调恨和怨。

当然所有情绪，包括负面情绪，都是有用的。我们经常说不要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但愤怒也有用。在冲突中表现出愤怒，你会更容易取胜。同样地，恨这种情绪能激励人去惩罚坏人，怨这种情绪能督促人去追究责任，这都是社会所需要的。我绝对不相信人类应该做手术去除恨和怨的功能。

但是请注意，爱和恨是不对等的。

爱是一种连接力量，能扩大你的联盟，而恨恰恰相反。

瓦德瓦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最初在德国起家是因为一战德国战败，全国弥漫着一种无处发泄的怨恨心态。希特勒抓住了这个心态，把怨恨引到了犹太人身上。希特勒给德国人找到了共同的敌人，而共同的敌人能把人迅速团结起来……仇恨的确有这么一个团结人的力量，要不怎么说「同仇敌忾」。

问题在于，仇恨的动力学是分阶段的。团结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效。仇恨的长期效应，是你恨的人会越来越多，不恨的人越来越少。

一开始德国人只是仇恨犹太人，不久后就发展到对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比如仇恨斯拉夫人。

再往后，哪怕你是标准的德国人，你是个雅利安人，只要你没有参与迫害犹太人，人们也会仇恨你：你是哪头的？你对德国不忠啊。

随着战争深入，人们又开始仇恨残疾人。他们认为残疾人不能为战争胜利做贡献，只是在消耗国家财富。

再到后来，所有不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德国人，都成了仇恨的对象。

这可不仅仅是情绪健康不健康、国家有没有道义的问题 —— 这是战略的灾难。仇恨动力学让你的盟友越来越少，你的敌人越来越多。所以聪明人对集体仇恨都非常警惕。你的仇恨再正当，最起码也得给人保持中立的自由。

面对伤害，其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情绪不是仇恨，而是「怨（grudge）」。别人伤害了你，你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你会有怨恨。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别人对你坏，你还对他好，那你对的起那些对你好的人吗？但是请注意，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可是他可没说应该以怨报怨 —— 孔子的建议是「以直报怨」。

这个「直」，有人解释成对等，你对我怎样，我就对你怎样，那是不对的。瓦德瓦给我的启发是，「直」，是不带仇恨情绪的解决。

瓦德瓦说宽恕有两种，一种是「内心宽恕」，一种是「外在宽恕」。所谓外在宽恕就是从行动上免除惩罚，这种宽恕有时候是必要的，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社会永无和平。但你确实不可能每次都给人外在宽恕，有时候该惩罚就得惩罚，才能确保社会公正。

而瓦德瓦建议，内心宽恕，你应该每次都给。不管这个人做了多坏的事，我们先在心理上宽恕他。

因为这对你自己有好处。一个充满怨恨的人，还没对对方采取什么行动，自己就已经被怨恨心理给摧残了。研究表明怨恨会让人感到压力、焦虑甚至抑郁，会让心血管和免疫系统变差，乃至于产生肉体上的疼痛。

所以宽恕对方是为了放过自己。这事儿我们在心理上已经过去了，至于说是不是应该惩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而恰恰是只有当你心理上已经宽恕了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头脑才是清醒的，你才能作出怎么惩罚他的合理判断。

别去做一个整天充满怨恨的人，选择做个强人吧。有句据说是爱因斯坦说的 —— 但我感觉不太像爱因斯坦的风格 —— 的话叫做「弱者报复，强者宽恕，智者忽略」。

智者是直奔下一个目标了，你这点事儿我管都不管。可是对于那些不能不管的事，我们应该尽量做到先从心理上宽恕。但这是很难的，甘地有句话叫「弱者是永远都不会宽恕的，宽恕只属于强者。」

因为你只有内心比对方强大，才谈得上宽恕对方。否则那不叫宽恕，那叫屈服。

仇恨和怨恨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是「评判（judge）」。评判是你看别人做了什么事，就在内心把他当做坏人。评判常常出错，因为你会把别人无心的、或者是另一个意思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当成是在故意伤害。内核强大的人一定要多用汉隆剃刀，别想太多。

不仇不怨不评判，这些都是爱的修养。然后爱的修养还包括克服自己滥用爱的倾向。爱有个近敌是「取悦」。

咱们不抱怨是不抱怨，宽恕是宽恕，但是受到不公平对待也得敢说出来摆平才行。有些人总想取悦他人，不敢跟人发生冲突。有些人不管别人让他帮什么忙他都不敢拒绝，以至于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儿。那不是正确的爱。

有的夫妻关系就是一方总在取悦另一方，特别怕跟对方冲突。这种取悦的确能让双方平时看起来非常和谐，一点矛盾都没有……但矛盾其实是被压制了。怨恨在暗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爆发，就会出大问题。健康的关系应该有事儿就说事儿，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不算什么。

那怎么才能找到取悦和爱之间的度呢？这你就需要中庸之道了。你需要运用智慧、对照目的、遵循你的原则去全局性考虑，怎么做对这个人、对自己是最好的。

真正的爱不是沉溺于爱的情绪之中，而是理性的爱。

人的有些行为不但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选择，而且是像膝跳反射一样的自动反应。列纳德·蒙洛迪诺在一本新书，《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中举了个例子。有一位女性，因为从小自己的个人空间都不被尊重，长大成家立业以后特别注重独处的隐私权。当她一个人在办公室专注工作的时候，最怕别人打扰。结果就是每次她丈夫走进她的办公室，她立即就会发火。

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确有权这么反应。但是如果每次别人一刺激，她都必然这么回应，她还是自由的吗？她身上有这么一个心理开关，她丈夫一碰开关她就发火，那岂不是说，她被她丈夫给控制了吗？

心理学家把这种好像完全没经过大脑的情绪反应称为「反射反应（reflexive reaction）」。反射反应就如同人被编程了，有个固定的脚本，只要什么诱因触发你的脚本，你马上就会按照固定程序做出回应。这不成机器了吗？

这样一点就炸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是情绪的奴隶，最容易被人驱使。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与能力。」人脑毕竟没有真正被编程，在外界刺激和自己的回应之间是有一个空间的，你可以在那里做出选择。

自由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的选。自由也是最难的，你必须战胜自己的反射反应。

智者都说要掌控情绪、做情绪的主人、不被情绪牵着走，但并没有说要消灭情绪甚至干脆取消大脑的情绪功能。情绪是哺乳动物六千万年演化带给我们的思维快捷方式，情绪能让我们对局面做出快速而且相当准确的判断，而且对外表露情绪往往也很有用。

拿愤怒来说，它最基础的作用是让冲突的解决有利于自己。被侵犯的一方感到愤怒，既让自己更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 哪怕为此不惜牺牲对方的利益 —— 也给对方传达一个明确信号：我不好惹，我随时开始战斗。这个明确的信号有利于以最小代价解决冲突。试想如果一个人被侵犯了连愤怒都不会，他在丛林社会里还能生存吗？

愤怒一方往往是强势的一方，愤怒能让对方高度重视你的话，能简单有效地让对方听你的。这使得有些人会策略性地使用愤怒。比如我们以前讲《被讨厌的勇气》时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妈妈上一秒还在对孩子发火，下一秒接到老师的电话马上变得和颜悦色，她似乎并不是真的怒不可遏，她是把愤怒当成了武器。

但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总有冲突要解决，总有时候你需要让别人快速重视你的话。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蒋介石的耳朵已经聋了，要想让他听进去一点东西，你都得放枪！」

要不要当众表达愤怒之情，我认为应该分三种情况 ——

第一种是无能的愤怒。表达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事情毫无正面影响、而且会有负面影响。愤怒本来是强者的情绪。如果愤怒又不解决问题、人家又不听，那就会损害强者形象，被视为弱者。这种纯粹的情绪发泄，应该尽量克制。

第二种是策略性愤怒。就像前面说的那位妈妈，你其实并没有那么愤怒，那你为啥对孩子发火呢？这样的人不真诚，时间长了被人看破了就不好使了。

第三种是内心真的很愤怒，愤怒又真的很有用，这时候就应该大胆表达。这叫「发乎情止乎礼」，是健康的愤怒。

信念的确是可以调整的，但这并不是说信念可以讨价还价。说我是个素食主义者，可是今天到菜市场一看肉很新鲜又很便宜，于是我决定今天暂时改为可以吃肉 —— 这不叫信念。信念不是说给别人听，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一种commitment，有信念的人生更有意义，所以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信念。

而盲信，恰恰不是严肃对待信念。严肃对待信念首先要问你的信念究竟是什么。

比如你说你的信念是人人平等，那你就要问问自己，你想要的是哪种平等。是结果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地位的平等、人格的平等还是经济分配的平等？这些往往互相矛盾。

一个年轻人可能觉得「均贫富」才是平等；等他有了社会阅历，他会发现「按劳分配」更平等；等他真正参与过治理国家，他会发现所谓让富人更富的「按资分配」，也有存在的价值。

他甚至可能会发现「平等」并不是此时此刻国家最需要的价值，也许他觉得「效率」更重要，因为后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用于分配。

他可能会反思，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平等，还是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所谓调整信念，不是被迫妥协。而是重新发现你的信念究竟是什么。

调整信念不但不是用一个低一档的、更俗气的信念取代最初那个纯粹的、天真的信念 —— 而恰恰是用更高级、更深刻的信念取代原来没想明白的、教条式的信念。

爱因斯坦就没有变成2.0。他从二十多岁就要找物理学的统一理论，一直到死还在找。他取得过成功，但是他后期面临的是失败。他昔日的朋友们、那些主流物理学家已经都去追求别的了，爱因斯坦还在继续追求统一理论。最后他孤军奋战。他始终是1.0。

爱因斯坦错了吗？我认为没有。爱因斯坦的人生目的不是发很多很多论文，而是寻求真理。他一直在寻找真理，何错之有。

爱因斯坦跟乔布斯、曾国藩的最关键区别，在于爱因斯坦在后期，既不需要有太多人跟他合作，也不再需要圈子的认可。而曾国藩的功业必须跟人合作才能做成，乔布斯的审美观必须得到世人认可才能成功。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爱因斯坦说我无所谓；曾国藩和乔布斯可受不了。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一开始都有一个勇往直前的1.0。我认为强人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这个世界不对，你会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想要改变的冲动。孙红雷不说吗？「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那些不冲动的年轻人大多不是因为拥有赛车的刹车，而是因为没有赛车的发动机。

我们讲到萨达姆和朱祁镇都有一种超能力，能在看似不经意间，迅速把一个人变成他的“自己人”。这种能力应该怎么练，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点。你最应该学习的，是特蕾莎修女。这一切一切最关键的出发点，是你要让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认为在那一刻他就是对你最重要的人。

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你要非常认真地听对方说话，把注意力全放在他身上 —— 就好像是总理在跟你说话一样。人非常希望自己被关注。

而这样的态度装是装不像的，人很容易感觉到，所以我理解你必须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人才行。

要说表达爱的具体技术，有个心理学家叫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专门研究亲密关系，号称只要观察一对夫妻之间的互动模式，能以超过90%的准确度判断他们未来会不会离婚。我觉得他的发现也可以用于一般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爱”。戈特曼的理论包括「情感银行」之类，得到就有一些介绍。我这里想说他的两个洞见。

一个是注意力。要想关系好，一定要给对方充分的注意力。哪怕他跟你说一些没什么意义的琐事，比如什么刚看了个新闻、或者昨天做了个什么梦，你也应该给予回应，而不要置之不理。

其实我们专栏以前也讲过一个研究，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响应度」[1]。对方一说什么，你马上有个应答，这非常重要。有回应代表关心和重视。

另一个是「蔑视」。夫妻互相指责、抱怨、乃至经常争吵，这都没关系，毕竟对话仍在进行。哪怕有一段时间的冷战，也不至于离婚。怕就怕蔑视。蔑视是从内心看不起对方，对方说啥你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一说话用词都很轻蔑，那就完了。

蔑视，是预测离婚的最强烈信号。

那我们想想，对身边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给他蔑视，这关系还能好的了吗？反过来说，如果你给他的是重视，这关系能不好吗？像什么记得只见过一面的人的名字、别人过生日送去问候，这些小细节具体做与不做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人切实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

我只能慢慢地磨炼。你肯定也有同样的感觉，比如想起来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现在会感到无地自容。太尴尬了，太愚蠢了。即便是现在，我读了很多好书，有时候做过某件事过段时间想起来也很后悔。

事到临头，很多时候我的确知道根据圣贤的教诲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有时候难以控制。

而我能提供的一个经验是，如果你按照圣贤之道去做，哪怕当时感到很不痛快，过后没有一次会后悔。

我当初上大学上的是近代物理系，是专门研究最高端物理学的地方。我们班的同学有两种：一种是第一志愿就报我们系，是物理学的铁杆爱好者，一门心思就想做物理学家；还有一种则是第一志愿报的可能是计算机系，但是计算机系没有名额了，被调剂到我们系。那你可能会猜测，将来成为物理学家的人，必定是当初第一志愿报近代物理系的人，对吧？

其实不然。我有个同学是第二志愿报我们系，一开始并不能说十分感兴趣，可是一学起来学进去了，越做越有意思，一路都很顺畅，现在是有名有姓的理论物理学家。还有个同学平时老老实实学习，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出国读研究生期间大爆发，参与了重大项目，现在是有名有姓的实验物理学家。还有好几个同学是当初特别有兴趣，后来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反而放弃了物理学。

这个道理不仅仅是“兴趣可以培养”。这其中更重要的道理是「机遇比兴趣重要」。要不要干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你“爱不爱”这一行，而是你有多大机会在这行中取得成就。能取得成就，不爱也爱；眼见成就无望，爱可以改为业余爱好。

我们说探索，绝不仅仅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 更是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在其中取得成就。

机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学科是否正在爆发期，是否遇到好导师，研究位置多不多，能不能拿到经费，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最初的理想是做粒子物理学，上到大学毕业才意识到粒子物理学特别难做、天才又太多，而天体物理学正处在爆发期，那就完全可以转到天体物理学。等到博士毕业，发现天体物理学的位置很难找，而自己作为一个物理学博士如果去搞社会学，还挺受欢迎，那就可以考虑转行。又或者在一个领域好多年，觉得另一个领域势头正好，也可以转。很多成功例子。转行不算背叛，跨领域的人往往灵感更多。

什么东西都浅尝辄止当然就不会有很深的钻研，但频繁跳槽是年轻人的特权。最理想的，是大学先学一个势能比较高的专业，比如应用数学，将来干啥都行。

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内心，才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外部事物。

用中国话来说这就叫「内圣外王」。

「内圣」不是说你非得当个圣人，而是说你要有强大的内心修养；不是放纵自己，而是掌控自己。

「外王」不是说你要当皇帝，而是说你要有领导力和影响力；不是操纵别人，而是激发他人。

「中庸」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形态。

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对内掌控好自己的内心以达到能随时用理性统率情绪的境界，对外处理好各种事务以达到随机应变恰到好处的水平。

中庸的三个层次：

1.自控：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各种情绪，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不能遇事一点就炸。

2.避免一根筋：死命坚持某个理念，不顾现实一条道走到黑，那不是中庸。为了实现最高的善，外在形式可以借鉴和变通，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3.千人千面：你头脑中能容纳相反的想法，还得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实践人生目的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1.扰动：突发的灾难或巨变，是你发现目的的契机。

2.寻找：主动寻找。你得强烈地想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

3.定义：有了强烈的价值观，你就可以开始定义你的目的。不过目的不是一上来就定死的，可以修改和升级。

4.专注：把任何工作都变成跟目的有关的工作。

5.融合：随时在每一件事中都践行目的。

智慧的五个层面：掌控情绪、解除自以为是的想法、调整信念、放弃执着、唤醒直觉。

1.掌控情绪：拒绝接受给定的条件，不完全接受自己的信念，质疑情绪和想法，不爆炸。

2.解除自以为是的想法：当你一上来就无比自信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根本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产生了「自动积极想法」。

与之对应的是「自动消极想法」，是说你会把一件并不重要的事儿自动解读成坏事。

对付自动积极想法和自动消极想法的关键都是先识别到它们。当你陷入某个思考情境不能自拔的时候，要有一个自觉，意识到那只是一个自动想法。然后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相反的想法去中和它。

3.调整信念：信念当然不是用来改变的 —— 但信念是可以调整的。跳出那个框架，反思一番，重新认识世界，思维升级，改变之前的做法，就成了英雄。

融合对立面——在更高点，矛盾可能被共识取代。妥协并不非得是双方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往后退，更可以是往“上”走，到比当前各自立场更高的地方去找一个共同的立场。

融合信念——可能你的信仰中也有一些真理，我借鉴过来，融合到我的信仰中，我的信仰不就更丰富了吗？

4.放弃执着：我们可以既有野心，又不执着。秘诀在于，你要盯着的，是你的表现，而不是你表现的结果。

5.唤醒直觉：获得直觉的帮助有三个步骤 ——

平静下来。把跟此事无关的情绪和想法全部去除，放弃任何执着，心平气和来地想这件事。

加深对数据集的熟悉。尽可能接触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想清楚其中的逻辑，让大脑充分训练。

等待直觉。这期间可以去做点别的，比如散步、冥想和睡觉，等待大脑从后台把直觉提取出来。也许你睡一觉醒来，想法就有了。

✵成长就是内在品格的养成。

✵逆境给英雄真正的礼物，其实是反思。

✵有智慧的人不会被任何想法束缚到死，包括信仰。

✵新「三省吾身」—

我今天做决定时是否受了情绪影响？

我有没有被某个自动想法挟持？

我默认的信念一定是对的吗？

✵每个人都有一个纯粹而美丽的内核，一开始是被包裹在石头墙壁之中，你要做的就是把多余的石头去掉。

✵你只有内心比对方强大，才谈得上宽恕对方。否则那不叫宽恕，那叫屈服。

✵领导力是真正的「做自己」。

✵爱你的、可依赖的人越多，你对人的依赖感反而越小，你很独立；爱你的人越少，你的依赖感反而越强。

2026.05.06 周三：

当时我们讲宇宙视角最重要的作用是让人变谦卑：你要是只能看见地面上这点事，你就太无知太自大了，你得经常想想宇宙的事情 [2]。

什么叫「客观」

日常生活中，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文化不一样，我们的大部分观点都是主观的。我们会有「群体思维」和「身份政治」，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但你要站在外星人的角度，你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所谓差异根本就不重要。你看到人类中的共性远远大于区别。你会有更客观的视角。

世界上有全人类共享的、客观的价值观吗？有。比如日出和日落、日全食、星空、瀑布，不管你出自哪个文明，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多高的学历，你都会觉得那非常美。

这就是客观的美。客观，就是对所有人、对所有事物都是一样的。泰森以前有句名言说「科学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它，它都是对的。」

这就是客观。

客观的真理本身就是美的。比如圆周率，任何一个圆的周长除以它的直径都等于3.1415926……任何人想到这一点，都能体会到其中令人震撼的美感。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mc²，你一看就觉得很美。对物理学家来说，宇宙最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居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 —— 不管你出自哪个文化，你都会认为这件事很厉害。

人常说颜色一共分七种，红橙黄绿蓝靛紫。但太阳光是一个连续光谱，你凭什么把它分割成这么七个颜色呢？其实颜色可以任意分类，可以无限细分。你要是搞房屋装修之类的工作，你眼中会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分类都是主观的。

气象学家一般把飓风按照风速分为五个等级 ——一个飓风达到三级是一种新闻价值，达到四级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价值。但你仔细想想，这里面有问题。三级到四级的分界线是每小时风速130英里，这个数字一点都不特殊，怎么过了这条线就不一样了呢？弱三级和强三级之间的差别，要比强三级和弱四级之间的差别更大！事实是这种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黑人」。黑人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很多个种族。现今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而我们这些走出来的智人是少数，留在非洲没有走出的智人是多数。这就导致留在非洲的种族，比走出非洲的种族还要多。事实上，现今非洲大陆上那些黑人的遗传多样性，要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地方。

多样性高，意味着其中更容易出极端情况 [3]。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跑得最慢的人种，和跑得最快的人种，都在非洲。这就是为什么奥运会上那些跑步明星都是黑人。

世界上最矮的人种和最高的人种，也都在非洲。没错，世界最高的人种不是欧洲的荷兰人，而是生活在非洲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瓦图西（Watussi）人。

而这也就意味着，世界上最笨和最聪明的人种，也应该都在非洲。

非洲有高智商人种吗？有。赞比亚国际象棋全国前十名的平均等级分高于卢森堡、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尼日利亚裔移民收入显著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尤其尼日利亚有个叫伊格博（Igbo）的部落，这个部落的儿童只要移民到英国，其考试成绩显著高于英国白人。

非洲只是条件不行，不是基因不行。以后如果非洲发达了，可能诺贝尔奖得主也都是黑人。

但是在外星人眼中，这一切都不重要。外星人眼中只有“地球人”，没有这个族那个族。十几万年前我们都是一家人。

泰森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不需要看自己家祖上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来激励自己 —— 我的榜样是整个人类中那些曾经取得过伟大成就的人。他们可以，我就可以，因为所有人跟所有人都是亲戚。

这一讲的主题是破除你的「我执」，也就是超越身份思维。用宇宙视角观想世界，你的心会宽阔很多。

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从NASA借了一块来自月球的石头，放在总统办公室 [4]。每当有政客跟他争论，他就会让对方看看这块石头，让他想象一下如果站在月球上看，咱们这点事算得了什么。

曾经在月球上漫步过九个小时的美国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也说过一段话——

「从月球上看，国际政治是如此琐碎。你会想要揪住一个政客的脖子，把他拖出25万英里远，然后对他说：“看看那里吧，你个狗娘养的！”」

这就是宇宙视角的魔力。一旦你有了从月球看地球这样的体验，你的人生境界完全不同。

最后我再讲个跟中国有关的故事。2003年，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中国在航天领域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的心里有点酸，觉得国运之争被中国领先了。

有个日本宇航员曾经跟美国人上过空间站。日本记者就采访他，说你会不会嫉妒中国？这位宇航员的回答是 ——

「地面上的人会有嫉妒。但一旦你到了太空，地面上的一切都非常渺小。」

当然你立即就会抗议，说美洲狮除了吃鹿，它们也吃人啊！科学家完全承认这一点。但是请注意人并不像鹿一样整天待在野外。他们那个模型预测，30年之内，会有30个人被美洲狮杀死。

30 < 155。这还不算省下的受伤人数和巨额金钱。所以科学家认为放养美洲狮是个好办法。

我敢说外星人也会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多数地球人恐怕不会赞成。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允许放美洲狮去吃人这样的方案。

那我们到底为啥不选美洲狮方案呢？你仔细想想，唯一的理由就是情感。出车祸死，我们认了；被美洲狮给吃了？在情感上绝对不可接受。

这是情感和理性的对决。这种事情今天比比皆是。

那么泰森计算得到，假设你的体重是70公斤，你吃20品脱（相当于9.5升）冰激淋，就会有50%的可能性因为糖中毒而死 —— 但要想因为草甘膦中毒而死，你得吃4亿品脱，相当于前者的2000万倍。

所以你吃冰激淋担心什么草甘膦啊，你要担心也应该担心糖才对！

那我们为什么不担心糖，而是担心草甘膦呢？因为糖是一种被认为友好的东西，草甘膦听起来很怪异。这只是一个情感问题。

而大多数美国人都跟泰森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支持打反恐战争。这里面仍然是情感和理性冲突。死于交通事故被认为是正常的，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则是人们不可接受的。

那你可能会说，是人就有情感，难道外星人就没有情感吗？有道理。情感也是一种需求，应该跟人要吃饭、要取暖一样好好对待。有时候为了满足情感需求，我们就是应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请注意，虽然依赖情感和依赖理性在微观上是对称的，在宏观上它们可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情感，是一事一议，你永远都在原地踏步；理性，却是系统性的，你可以积累知识持续进步。如果你事事情感优先，你就错过了理性思维的一个巨大好处：理性思维可以对事情进行系统性的改进。

比如说有朝一日，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率将会低于人类司机。但自动驾驶技术不会是完美的。现在人类司机开车，美国平均每年有36000人死于交通事故；如果全换成自动驾驶，就算我们乐观一点，每年可能也会有几千人因为AI的错误死于交通事故。请问你能接受吗？

在情感上我们更容易接受人类司机犯错误。自动驾驶的事故会有一大堆社会和法律麻烦。

但是AI驾驶跟人类驾驶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AI每一种类型的交通事故只发生一次！因为工程师会分析每一个事故，会进行系统升级，这样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事故。

自动驾驶一开始可能也会死很多人，但是系统性的改进会逐渐把死亡率变成接近于0。这就是理性的好处。

事实上航空业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就拿美国来说 ——

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有超过1000人死于飞机失事；
从2001年到2010年，如果不算911事件，死于飞机失事的人数减少了一半；
从2010年到2019年，在旅客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没有发生过一次坠机事件。

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会仔细分析每一次飞机事故的原因，不论大小，找到原因就会改进航空安全条例，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人类刚发明飞机的时候，死于飞机事故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死亡，但是那些勇敢的人也接受了。也许是因为战争需要飞机，也许是因为飞机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但不论如何，你选择了相信理性，你就走上了一条能系统性改进的发展之路。

理性进步的力量是指数的力量。人类工业化以来的各项科技发展指标，比如论文和专利数、交通运输的速度和航程、能量的使用等等，都如同计算机算力一样是指数增长的。为什么？因为理性具有逻辑自洽性，逻辑自洽的东西可以一层层搭建起来。每一代人都把前一代人的知识拿来作为新的起点，任何问题本质上只需要解决一次，这样你发展的程度越高，发展的速度就越快，整个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今天的科技工作者需要感谢前人的知识，那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听长辈教诲呢？因为前者是理性的传承发展，后者是感性的老生常谈。

这一讲并不是要让你放弃情感生活，完全理性化，变成机器人。情感是个好东西，有情感的人生才有意思，你可以保留也应该保留感性。但泰森的道理是，你应该把情感放在理性的基础上。

说白了就是你应该先把数据搞清楚，再决定使用哪种情感。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经常吃烧烤会增加得直肠癌的风险，所以有些人就不敢吃烧烤了。泰森很喜欢吃烤肉，而且泰森也不想得直肠癌，但是泰森先做了一番调研和计算。

首先我们要了解，不吃烧烤也可能得直肠癌。就算从来都不吃烧烤，一个人一生之中得直肠癌的概率也会有大约4.3%。吃烧烤到底能增加多少直肠癌风险，现在各项研究的说法不一，泰森调研发现差不多是把风险提高了15%。注意这个15%可不是说一下子增加了15个百分点 —— 这个意思是把4.3%增加15%，也就是现在概率变成了

4.3% × (1 + 15%) = 4.9%.

实际只增加了0.6个百分点。如果你说我就不想增加这0.6%，烧烤我戒了，我理解。但如果你说相对于吃烧烤的快乐而言，这0.6%根本不叫事儿，我也赞同。

这就是先理性再感性。最不可取的就是听说一个爱吃烧烤的朋友得了直肠癌，就吓得自己从此不敢吃烧烤了。

2026.05.07 周四：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科学结论不一定就是真理。万一科学家搞错了怎么办？承认社会的复杂性，把国家当作一个可以演化的有机体、一个涌现系统，让老百姓自由尝试各种东西，这才符合天道……

前面我们讲了破「我执」，分类都是主观的，事物本是连续变化的，并没有什么天然的分界线。这一讲咱们继续破除更广义的「分别心」。

「分别心」是个佛学概念，也可以叫「着相」。简单说，分别心就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万事万物，你说这些东西是好的、那些东西是不好的，非得搞出个高低贵贱乃至敌我分明，看不到万物的平等性。分别心是学佛的重要障碍，有分别心就有贪嗔痴，就有漏，就未得圆满。

我们专栏讲过罗伯特·赖特的《为什么佛学是真的》，其中分析过「色即是空」这个概念 [1]，就是破除分别心。「色」，是人从主观视角赋予万事万物的内涵；「空」，是对色的超越。泰森没讲佛学，但高级道理是相通的，这一讲可以作为色即是空的延续。

在宇宙视角之下，万事万物之间没有老百姓眼中的那种分别。

这一讲的内容显然不会成为主流的看法，但只要仔细琢磨，你立即就能参悟到其中的妙处。

我们要破五种分别心。

人与动物的分别

人说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地球的主宰，好像地球是为我们而存在，其他动物都是我们的工具、奴仆和食物……但这是“人”说的。人到底高在哪呢？

你要是比谁会飞、谁跳得远、谁速度快、谁力量大，人都没有什么优势。如果动物也能参加夏季奥运会，它们几乎每一项都能赢我们。人擅长的唯一项目是长跑。人身上毛发少，长跑的时候能够快速散热，像鹿、野牛和猛犸象这些哺乳动物短跑比我们快，但是跑时间长了身体就会过热受不了。史前人类正是利用长跑的优势去捕猎这些动物。别的项目就都不行了。

那你说我们聪明啊，人的大脑是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没错，除了人类之外，最聪明的动物是黑猩猩。而黑猩猩所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也就是你给他几个箱子，他会把箱子摞在一起，然后他站上去能够到上方的香蕉。最简单的工具使用。而我们会研究科学，会写诗。

但是请注意，人跟黑猩猩在基因上的差别只有2%。我们98%以上的DNA是跟黑猩猩一样的。2%能算本质差别吗？

你说我们的大脑比黑猩猩的大，可是鲸鱼、大象和海豚的大脑都比我们的大。换个标准，考察大脑占整个身体重量的比例，我们确实领先于黑猩猩。可是小老鼠的大脑占身体比例跟人差不多，鹦鹉和乌鸦这些鸟类的大脑占身体比例高于人类，蚂蚁的大脑相对于身体是最大的。乌鸦和喜鹊真的会用把石头放瓶子里的那种方法喝水，相对于那么小的身体，鸟类非常聪明。

你要这么算，我们的大脑可能还有浪费成分，白长了那么大。

泰森有个脑洞。如果有一种外星人，他们的基因跟我们也只有2%的差别，那你说他们跟我们的智力差距，会不会也像我们跟黑猩猩的差距那么大。

你跟同事说一句“咱们上午一起喝个咖啡，讨论一下本季度的报告，再让媒体公开”。这一句话，就包含了太多黑猩猩绝对无法理解的概念。2%就差这么多。

那你说那些外星人会怎么看我们？在他们眼里也许我们也是黑猩猩。如果有外星人的DNA跟我们相差5%或者10%，他会不会把我们看成虫子之类的东西？更高的智能不是不可想象的。连人类自己制造的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人的智能。

人到底有啥特别的呢？

人与非人的分别

艺术家都喜欢赞美人体，说人体是大自然的杰作，多么神奇！人体每个地方都是无比完美的！达·芬奇有一幅著名的画，《维特鲁威人》，一个人伸开双臂躺在一个圆中，展现几何比例，他的肚脐位置正好在圆心，完美吧？

事实是每个人的肚脐所在的位置是很不一样的，一般都不在圆心。几何形式的完美是艺术不是现实。

人体是进化的产物，因为历史路径依赖而带有很多累赘。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完全可以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重新设计人体。比如失去双脚的残疾人参加赛跑时“穿”的那种弧形刀片脚，就比真正的脚更节能也更好用 —— 以至于他可以跑出比有“真脚”的运动员更好的成绩。

所以现在像特斯拉公司正在做的智能机器人，就没有必要非得设计得跟人一模一样 —— 它可以长得像人，但在各个地方都比人更优化。它将可以轻易做一些真人难以完成的动作。

人的五感 ——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 —— 所能探测的信号极其有限，也就是最基本的可见光、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比较强的电磁力和某些化学分子信号。而现代科学仪器能探测到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这一系列人体无法感知的信号，还有重力场、光的偏振、光谱、非常精确的化学浓度、大气压、大气成分，还有核磁共振、超声波，远远超过人。

人到底有啥了不起的呢？

堕胎和自然流产的分别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很多人反对堕胎。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把对堕胎权的裁决下放到各个州。目前美国已经有很多州立法禁止在怀孕六周以后堕胎。

为什么是六周？据说六周就能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就说明胎儿已经是人了。

但生命和非生命的分界线真的是六周吗？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个概念：胚胎、胎儿和婴儿。

泰森从医学角度举证说，从怀孕到第八、第九周，人只是一个胚胎；从第九周到出生之前，是胎儿；出生以后才是婴儿。

对于五个月大的胎儿，你用任何医学手段都不可能让他在子宫以外生存，那你能说他是个完整的人吗？反对堕胎的人说：“你是在杀死婴儿（baby）！”其实那不是 baby。

那你可能说，不对！胚胎也是人！可以。但你还是应该先看看统计数字。从1990到2019年，美国每年有超过500万次怀孕，其中有13%会被人工流产。但人工流产可不是全部的流产。

有15%的怀孕会在头20周内自动流产。还有一些流产你都感觉不到，以至于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怀孕并且流产过。这些自然流产占所有怀孕的30%，比人工流产多得多。

所以人工流产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泰森说，如果你真的信仰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杀死的胎儿，比医生杀死的胎儿要多得多。

健全人和残疾人的分别

身体健全的人可能会觉得残疾人的生活很悲惨，但残疾人往往并不这么想。泰森列举了一系列残疾人中的英雄。

贝多芬四十多岁时完全失去听觉，但他写下了《第九交响曲》，那是所有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一首乐曲。有人天生没有手臂，用脚射箭得了射箭冠军。有人天生侏儒，成了职业篮球运动员。有人没有右手，成了职业棒球手。有人从小自闭症，没法跟人正常交流，却反而能跟农场里的动物很好地交流，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动物学家。有人有脸盲症，有时候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却成了著名脑神经科学家。更不用说霍金了。

你能说这些人是“身残志坚”吗？泰森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尽管残疾了，仍然取得了那些成就 —— 而是正因为残疾，才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是放弃了某些领域，才在另外的领域中变厉害。

如果残疾就是失能，那文盲算不算残疾？不会画画算不算残疾？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项目和擅长的项目，要这么说，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上的残疾。

既然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上的残疾，那也就是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残疾人」。

肉食和素食的分别

素食主义通常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保护环境，一个是不忍心对动物造成伤害。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现代食品工业的肉类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意味着不需要投入太多资源就能得到很多肉。超市里的鸡肉往往比很多蔬菜都便宜。像牛这种动物早就没有野生的了，全是人类驯养的，而一头1200磅重的牛能给人提供500磅的肉，几乎没什么浪费。

泰森说，你要是能尽量采购本地出产的食物，减少食物运输产生的碳足迹，可能比专门吃各地运来的素食更有利于保护环境。

更多人素食是因为不忍心给动物造成痛苦。可是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的肉，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当一头狼吃一只鹿的时候，难道说狼是坏狼吗？它只是在做狼而已。

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吃鲸鱼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吃金枪鱼可以。那鲸鱼和金枪鱼有什么区别？难道苍蝇和蚊子就可以随便杀吗？你可能说动物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只有高级动物才能感受到被杀的痛苦，我们应该按照神经复杂度给动物排名。但事实是连植物都有可能感受到被杀的痛苦。

有理论认为，森林中的各个树木、微生物、地上的苔藓植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它们脚下有一个真菌根系，叫做「菌丝体（mycelium）」。菌丝体是森林的通信网络，这个网络让整个森林涌现出类似于情绪的各种状态，有痛苦、有喜悦、有恐惧甚至有愤怒。

那我们凭什么欺负植物呢？更何况我们吃植物的方法十分野蛮，我们吃的大都是花、种子、果实这些，那可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和子孙后代啊！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是，如果你是按照基因的远近亲疏决定吃植物不吃动物，那么你似乎不应该吃蘑菇。因为在进化的历史上，我们的祖先首先是植物，然后从植物分裂出蘑菇和动物的共同祖先，然后那个共同祖先才分裂出蘑菇（属于Fungi）和动物。

也就是说，人跟蘑菇的亲缘关系，比蘑菇跟绿色植物、人跟绿色植物之间的关系都要近。蘑菇是我们的亲戚！

这也是为什么蘑菇吃起来很有肉感……

现实是你要想活下去，就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些东西只能通过杀害其他生命得到……不过也有例外，吃牛奶和蜂蜜就不用杀生。但有些人又说，牛奶和蜂蜜是小牛、小蜜蜂吃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抢人家的食物。

那你吃啥呢？也许唯一的办法是等着将来人造肉普及 [2]。

宇宙视角下，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分别、人与非人没有本质分别、堕胎和自然流产没有本质分别、健全人和残疾人没有本质分别、肉食和素食没有本质分别。

我们这一讲破除的分别心恐怕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也许他们应该好好参悟宇宙的视角，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色即是空”。理解这些，我们最大的教训大概是应该谦卑一点，做个不特殊论者 [3]。

世间万物本质上是平等的，世间很多事情都不必太过纠结。随缘就好，你真的一点都不特殊。

2026.05.08 周五：

这是尼尔·泰森《星空信使》的最后一讲。宇宙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门大尺度 —— 天文尺度 —— 的学问。泰森说宇宙观的灵魂、宇宙观的精神能量就是你要拥抱天文尺度。

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有些菌类早晨出生，还不到晚上就已经死了，它不能理解黑夜和黎明；有些虫子春天出生夏天就死了，它不能理解一年四季。尺度小，见识就短浅。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鸟听说了不但不羡慕，而且还嘲笑它。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这是「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如果一个人的见识始终停留在小尺度上，他的生命是比较可悲的 [1]。

能看见多大的尺度才能有多大的心；有多大的心才能想多大的事。大尺度思维能让我们更好地评估各种事物的价值。

假设有个贫困地区，人们普遍月收入只有一千元。村里回来一个在大城市工作月薪两万的，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他跟村里人说有的人月入十万以上，那就不得了，大家觉得不是一类人。而如果你认识从普通村民到超级富豪各种各样的人，你调动过大尺度的钱，收入对你来说就不是什么重要指标了。你会觉得月入一千和亿万富翁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正如王思聪说的：“我交朋友不在乎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我有钱。”

在宇宙尺度之下我们都很渺小，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应该谦卑。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妄自菲薄。

庄子只能靠想象，我们今天能看到真实的宇宙景观。而我们看到的，比庄子的寓言还要离奇。

尺度

老百姓眼中，地球非常大。地球大到人类长期以来都不知道它是一个球形，还以为它是平的。可是如果把地球和木星相比，同为太阳系的行星，地球可就不够看了。

我们知道木星有个像眼睛一样的红斑。地球的大小正好能放进那个红斑里 ——

木星大红斑是个巨大的反气旋风暴，已经存在了至少350年。对比之下，地球上的飓风、台风、龙卷风，都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如果庄子知道这个事儿，他也许会拿这张图来说明什么叫「小知不及大知」。那我更想给他看看地球跟太阳怎么比。太阳直径是地球的109倍，如果太阳是空心的，它可以装得下一百万个地球。

一百万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数字，我们换个方式。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有超过38万公里，而太阳的直径是139万公里，相当于地月距离的3.6倍。换句话说整个「地球 — 月球系统」都可以被太阳绰绰有余地装下。

而太阳远远不是宇宙中最大的恒星。天文学家已知最大的恒星大概是“史蒂文森2-18”，直径大约是太阳的两千倍。

所以如果有人吹嘘什么东西很大，不用说宇宙，单单太阳系都会让他绝望。这还只是正常的、太阳没变身的情况下。太阳死亡之后，会变成一颗红巨星，它会膨胀到比现在大一千万倍，以至于它会吞噬水星和金星的轨道，很可能连地球都会被吞噬。这就是为什么刘慈欣要求到时候地球得出去“流浪”。

庄子说的那个大鹏能飞九万里，我们就当小鸟能飞几里，那才是几万倍的尺度差距，比宇宙尺度差远了。

再看时间的尺度。人一生也就一百年，而从地球有生命那天到今天已经38亿年了。这38亿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地球上只有低等生物，后来恐龙曾经统治地球大约一亿四千万年。最早的哺乳动物大概出现在距今6600万年前，经过那么多年才演化出人类。而人类有文明，满打满算才一万多年。

跟地球生命演化史相比，我们的存在感远远不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才是「小年不及大年」。

尺度只要足够大，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想必知道地球的大陆板块在漂移，但你知道板块漂移的速度有多快吗？跟你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而就是这么慢的速度，经过几十亿年之后，沧海能变成桑田。

多想想尺度，我们就知道自己经历过的世界有多小，人生有多短暂。但光感叹可不行，你的观念也应该改变。

观念

老百姓对天文尺度是非常不敏感的。你听说宇航员坐宇宙飞船上了太空，可能会觉得这和宇航员登月差不多，其实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尺度。

空间站距离地面的垂直高度只有4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济南的距离，开车的话四个小时就能到。用中学生上课用的那种地球仪衡量，空间站大约是在地球仪上方1厘米的位置。

而即便在这个高度上，你看地球的感觉已经跟坐飞机截然不同。以前有人说宇航员在轨道上能看到中国的长城，其实看不到。而且你也看不见高速公路，尽管高速公路要比长城宽得多。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人造的东西 [2]。这也就意味着你不会思考日常的生活。

在这个尺度上你看的不是一个个城市，而是一个个国家。你会不由自主地思考国际政治。比如如果你的飞船正好在晚上掠过朝鲜半岛上空，你会注意到朝鲜的灯光很暗淡，而韩国的灯光很强烈。你就会感慨，南北朝鲜这两个国家，它们曾经是一家，都是一样的人，有过共同的文化，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这就是视野大小决定想的问题大小。

而如果你到了月球，从月球的高度看地球，你思考的就不是国际政治问题了。

要拿着地球仪找月球，大约是在距离地球仪表面10米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宇宙飞船进入轨道只需要8分钟，阿波罗登月却要走整整三天。

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传回了一张在月球上看地球升起的照片——

这张照片非常有名，因为它深刻影响了全人类的世界观。在那个距离上你根本看不到国与国之间的分界，你看到的就是一整个的地球。

从这张照片开始，人类才有了「地球观」。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是「地球人」，才开始说「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以前的人当然早就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但是没有那张照片就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

1968年是个什么年呢？那是美国陷入泥潭的一年。越南战争打得正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几年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刚刚被刺杀，他的弟弟、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又在1968年被刺杀。到处都是校园暴力，到处都是抗议游行。人们都觉得美国已经没救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阿波罗8号传回来这么一张照片，让大家意识到我们都是地球人！所以有人说阿波罗8号拯救了1968年。

阿波罗8号的任务是探索月球，可是它真正的发现却是地球。

地球观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人开始重视环保了。以前美国也知道环境问题很严重，但是从来都没有把地球整体当成一个生态系统考虑，对环保感受没有那么迫切。阿波罗8号那张照片让人们有了拯救地球的意识。

1969年美国推出《全面空气清洁法》；1970年推出了「地球日」，成立了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成立了环境保护局；1971年成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禁止了DDT农药的使用；1973年推出了《濒危物种保护法》，同年推出了无铅汽油排放标准等等……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全新的尺度上看到了地球。我们有了人类集体关怀能力，这是宇宙视角带来的新情感。

你这样看见地球，你才意识到你是一个地球人，你才会想要去为地球做点什么。

幸运

我们讲泰森的《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时曾经说过，幸运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3]，生而为地球人是一系列无比幸运的小概率事件接连发生的结果。命运真的眷顾我们。我们的幸运之处还包括地球有一个月亮。

太阳系中离我们最近的两个行星，金星没有月亮，火星只有两个很小的卫星。金星上要是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月亮可供探索；火星上要是有人，他们那两个小小的卫星根本就不会激发探索的欲望。正因为地球有月亮，我们人类文明才会在很早的时候就想要探索太空，我们才可能在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就登陆了一个地外天体。月球是我们探索深空的跳板。

从探索的角度来说，月球正好处于对我们既有一定难度、努力一下又能够得着的「学习区」。就好像是有意安排的一样。

所以航天界流行一句话：「如果上帝希望人类探索太空，他会给地球一个月亮。」

还有一个幸运点。太阳的尺度比月球宽400倍，而太阳距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比月球距地球的距离远了400倍。没有任何物理定律要求这样，这纯粹是一个巧合。而就是因为这个巧合，导致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跟月亮几乎是一样大的。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那么美丽的日全食。

如果月亮比太阳小，就不会有日全食。如果月亮再大一点，发生日全食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太阳外面的日冕，你就不会知道太阳的很多信息，你就不能在1919年验证广义相对论……

我们的幸运之处还包括事情不会永远都是如此。月球正以大约每年4厘米的速度螺旋式远离地球……从遥远的某一天开始，未来的地球人将再也看不到日全食了。

这还不算月亮对人类情感和文化的种种影响。如果地球没有这个月亮，我们肯定不是今天的我们。地球和月亮在宇宙尺度中是无比渺小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月系统又无比幸运。

大知让我们感到渺小，但小知让我们感到幸运。渺小但不孤单，幸运但不特殊，这就是宇宙视角带给我们的正确感觉。

最后我们再做个计算。现在地球上有77亿人[4]，身为其中一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考虑到地球上曾经出生过的人口总数大约是1000亿，我们是属于有史以来人类最发达时期的77亿人，这难道不是三生有幸吗？

那你说1000亿人算不算多呢？其实一点都不多。

答案是 10^30（10的30次方）个。

地球上曾经出生过的这1000亿个人，占所有可能出生的人的比例，是

0.00000000000000001% （小数点后面16个0）。

我们既不特殊又很特殊，这就要求我们既谦卑又自尊。

想想吧。作为一个人，生在这么一个很适合生存、又有月亮、允许人类探索太空的地球上，尤其是你生在一个科技发达到可以大力度探索世界的时代，这是多么幸运。那你好意思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吗？你不觉得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都很愚蠢吗？你想想应该如何用好这一生的有利条件。

在全书最后，泰森引用了19世纪教育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一句墓志铭。曼恳求你把这句临别赠言珍藏在心中：

「在你为人类赢得一些胜利之前，要以死为耻。」

什么叫「理性」呢？理性这个词在英文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reason」，是“理由”的理、“为什么”的理、也是“原理”的理、“天理”的理。这种理性的意思是说世界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比如有物理定律。你掌握这些规律，按照规律去做事，才能做好。我们专栏以前讲过 [1]，这种理性就是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

还有一种理性是「rational」，是“理智”的理、“合理”的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理，也是马克思·韦伯说的那个「工具理性」的理性。我们说理性为感性服务，说的是这种理性。

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在服从自己需求的前提下，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比如一个贪官，他很贪钱，但是他知道见谁都直接要钱是不行的，必须做得非常隐秘才好。他非常小心地、甚至可以说相当高明地收取贿赂。那么你完全可以说这个官员很理性——而你知道，他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是在为自己贪钱的欲念服务。

再比如你很喜欢吃蛋糕，看见桌子上有个蛋糕拿起来就吃了，这件事做得显然比较感性。理性会怎么做呢？你应该先问问自己，我到底是更喜欢吃这个蛋糕呢，还是更喜欢保持一个好身材呢？我是更喜欢现在就吃蛋糕呢，还是更喜欢尽量少吃蛋糕、但是能多活很多年、以至于总体上吃到更多蛋糕呢？

请注意，这其中每个选项都是感性的，都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你把这一切选项的价值都计算清楚，然后选择一个真正最想要的选项，这就是理性。这也是工具理性，是为情感服务的理性。

泰森说的理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让你服从自己的愿望，是让你意识到你的一个个愿望之间是有矛盾的，让你想清楚到底要服从哪个愿望。而要想清楚，要合理评估各个选项的愿望价值，你就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数字计算。这里理性仍然是为情感服务，但是情感参考了理性的建议。

那你说有没有一种理性，不是为情感服务的呢？

启蒙运动认为，「reason」这个理，就不是为情感服务的，而且我们还应该为它服务。这种理是真理的理、物理的理，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服不行。再进一步，人们把自然界的物理定律那个理，给推广到了人间的事物。比如为什么法律也像物理定律一样叫 law 呢？因为大家认为法律应该是人间的定律。再进一步，很多人认为道德，也应该像法律和物理定律一样，客观存在、高于人的情感。

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服从上帝意志」「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我选择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爱做这件事，而是因为我应该做这件事。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请注意，大约从哲学家尼采开始，这种所谓指导人间事物的、客观的「理」，就已经被解构了。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上帝呢？如果你心目中的那套道德法则只不过是特定文化风俗的产物呢？道德法则也好、法律也好，可能根本就不是客观的。

比如说，为什么杀死一头猪没事儿，伤害一个人就不行？这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人比猪高贵——而这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感性认识！猪就不同意你这个认识。那你所说的法律也好、道德法则也好，不也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吗？

所以现在哲学家的认识是你不能完全从纯理性出发，推导出一套我们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动指南。你的出发点、你的价值观，总要有一个不客观、不理性、充满感性的成分。黑猩猩和人类有98%的共享基因，那为什么人有的各项权利，黑猩猩就不能有？这里没有客观原因。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不可能单纯依靠理性运行。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世间万物是什么样的，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你总要先有点感性，比如说先想要活着，并且想要活好，才能合理安排接下来的活法。

但这并不等于说泰森的理性国不应该存在。理性国的意思不是单纯用理性管理国家，而是说你要有最起码的工具理性：你想健身可以，你爱吃素也可以 —— 但你要说只有吃素才能健身，并且要求制定政策鼓励吃素，那你得拿出科学证据来。

2026.05.09 周六：

世间万物当然有区别，宇宙视角不是否定区别，强行平等。最理想的情况下，应该让万物“各安其位”，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所谓破除分别心，是让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偏见，又给人家再加上一个区别。

泰森的全部意思就是你要先想明白每一种分类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提醒我们事物没有内在的、本质的优先级。

身体上的残疾并不比智力缺陷更有优先级，正如信不信上帝这个区别不比民族文化区别更有优先级。

泰森肯定不会反对给残疾人特殊照顾，但是泰森可能会说你那个照顾政策有问题：小王少了一条腿，小李四肢健全，可是小王生龙活虎生活根本没困难，小李却因为智商和情商都有点低而找不到工作。那一个更科学的福利政策难道不是更应该照顾小李吗？

泰森督促我们重新审视各种先入为主的分类方法。

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道理，都不是说绝对你就应该这么办。我们应该把每个道理理解成一个关于倾向性的建议。这个倾向性是好的，但是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跟另一个好的倾向性发生矛盾，那么到时候你就得随机应变，做出取舍。

比如说，「尊重生命」，是个很好的建议，「为了活下去必须吃饭」，也是个很好的建议。那你说一个素食主义者如果饿极了，眼前正好有一只兔子，他是否应该把兔子杀了吃肉呢？我相信他活下去的倾向会战胜他尊重生命的倾向。在这件事里你不能说这个人不尊重生命，他只不过是还有另一个合法的倾向性而已。

同样道理，超然世外，不跟人争，是个很好的倾向，但是为了老婆孩子争取一点资源也是个很好的倾向。你不能说池大为变了——我相信他坐公共汽车肯定还是不会跟老太太抢座的——他只是有了更多的优先级而已。

宇宙视角能让我们有个超然的倾向性。这个倾向性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优先的，但是有这么个倾向性，你会更幸福一点。

给我们造成痛苦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情感反应。宇宙视角对生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情绪反应。

比如一个外科医生。他刚入行，第一次有患者在他手中死去的时候，他非常受不了，哭的死去活来，大病一场，下次做手术手都在发抖。时间长了以后，他看过太多的生死，慢慢意识到有些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他有了更大的见识。

那你说他会因此而漠视生命吗？当然不会。他还是那么认真地做手术，但是他的情绪没有那么多不必要的波动，他专注于手术本身而不是手术导致的生死，他的手干燥而稳定。

有再大见识的人，也得认真生活，踏踏实实面对每一件小事。但你不会被小事消耗。

3.情感，是一事一议，你永远都在原地踏步；理性，却是系统性的，你可以积累知识持续进步。如果你事事情感优先，你就错过了理性思维的一个巨大好处：理性思维可以对事情进行系统性的改进。

4.理性进步的力量是指数的力量。

5.你应该把情感放在理性的基础上。你应该先把数据搞清楚，再决定使用哪种情感。

1.宇宙视角下，人与动物没有本质分别、人与非人没有本质分别、堕胎和自然流产没有本质分别、健全人和残疾人没有本质分别、肉食和素食没有本质分别。

2.理解这些，我们最大的教训大概是应该谦卑一点，做个不特殊论者。

1.能看见多大的尺度才能有多大的心；有多大的心才能想多大的事。大尺度思维能让我们更好地评估各种事物的价值。

2.空间和时间的尺度只要足够大，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多想想尺度，我们就知道自己经历过的世界有多小，人生有多短暂。

3.视野大小决定想的问题大小。

4.大知让我们感到渺小，但小知让我们感到幸运。渺小但不孤单，幸运但不特殊，这就是宇宙视角带给我们的正确感觉。

事情的演变往往出于意外。

唯一办法是试错。

只是提供支持，并没有寻求掌控。

故事充满意外。

每个做对了最关键事情的英雄，都可能做错一些事情。

见过太多经济周期了，他知道潮水还会回来。

最主要的，是为了「安全」而争——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安全感」。

《翦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看点是文明的演进，也就是咱们中国是怎么来的。我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逐渐地、平稳地从原始形态一点点过渡到国家形态的，这里面有阶段性的，跳跃式的发展。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需要注入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元素必须能让人群的组织能力有一个突破。

比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智人之所以脱离了动物界，能够建立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是因为智人拥有一种超能力：能想象不存在的东西。是共同的想象，特别是宗教，让大规模人群有了合作的可能。

所有宗教都是基于迷信，所有迷信都是对世界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 [1]。以前有人类学家观察过一个原始部落，发现部落的渔民在出海捕鱼前都会搞宗教活动，但如果他们要去内湖里捕鱼，就不怎么搞宗教活动。难道说内湖就不归神管了吗？根本原因是出海的不确定性高，人们会更依赖神。

简单说，不确定性的大小，决定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程度。

而易经的逻辑，至少在周昌的理解中，是世界上各种事情都是互相影响的，事情之间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你可以通过了解和干预这些因果关系而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易经几乎是无神论思维：是人而不是神在左右事物的演变！当然也不是彻底的无神论，我们无法知道周昌是怎么把这两种世界观给统一起来的，但是我们能猜到，他肯定认为人可以有所作为。

世间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规律？周昌是怎么把易经和甲骨占卜法的世界观融为一体的？可能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周昌推演《周易》得到的最关键结论，就是事情的因果关系是可逆的。同一件事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它的顺序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

这么讲的话，商能从弱小变强大，就必然能从强大变弱小。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哲学认知，而周昌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不但应该翦商，而且必须翦商，而且可以翦商。

人祭并不是商人的发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晚商，人祭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传统，比从秦始皇到晚清的皇权专制时期还要长。我们可以想见周人要翦商、乃至于要根除人祭，得面临多大的心理压力。

这首先是，而且终究是，一场思想的战争。

我觉得这没啥不好意思的，重要的不是祖先有多厉害而是你有多厉害。

什么是宗教呢？一个完整的宗教，得能提供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把人组织起来系统性地学习和推广教义，能给人提供一揽子人生解决方案才行。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这个水平。而周以后中国本土出现的一些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像道教、什么关帝庙、妈祖之类，根本没有这个水平。

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这本书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曾经组织过一场佛教和道教的宫廷大辩论。道教弄出一本书来叫《老子化胡经》，非得说佛陀是中国的老子前往印度变成。佛道双方各出高手，当着忽必烈的面辩论这本经书说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果道教一方不但逻辑有硬伤、也不懂任何辩论技巧，落得大败。

中国本土宗教水平为啥不行，应该还是周公和孔子的遗产。儒家占领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聪明人没必要、也不屑于去搞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道教根本得不到优质智力资源。

但周公世界观只约束天子，孔子又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而老百姓还是有迷信需求，于是给外来宗教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民间热烈追捧。这其实也容易理解：儒家这点东西太简单，没有什么看头；人家佛教里又有佛、又有菩萨和金刚的修行路径、又有三千大千世界、又有转世轮回、特别是有特别能吸引读书人的各种哲学思辨，这个思想资源太强大了。

那么从韩愈开始，到宋代的朱熹等人，就很想把儒家学说升级，也弄个一揽子世界观和人生解决方案，这就是所谓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有一定的思辨内容，但是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空洞的，跟佛教、跟基督教经院哲学都没法比。最关键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已经把儒家学说定位成官方正统，读书人不能随便开脑洞质疑。对比之下，人家佛教、基督教都可以自由辩论。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历史路径依赖：周公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发展。每一种宗教都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很难说绝对是利是弊。我个人觉得，跟阿拉伯世界相比，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人的头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跟印度人相比，中国人的务实态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人的喜好，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初级奖励（primary rewards）」的喜好。比如食物就是一种初级奖励，因为它是生存的必需品。对食物的喜好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那些不喜欢食物的人根本就生存不下来，也谈不上繁衍后代去遗传他那个不喜欢食物的品质。凡是进化赋予我们的、跟基本生存和繁衍有关的喜好，都是追求初级奖励。

食物、性、健康、舒适、安全，都是初级奖励。初级奖励还包括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事有效率、受到别人的信任、有好的社会声望，我们都希望拥有权力，等等。这些奖励的特点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以说是天生的，它们都符合生物进化的要求。

但人还有另外一些喜好。下象棋通常不直接跟生存繁衍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下象棋，那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呢？还有，为什么有的人不但不鼓吹自己的种族有什么优越性，还支持各个种族应该平等呢？

这些听起来跟进化没什么关系、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喜欢的人往往是通过学习才喜欢的追求，我们称之为「次级奖励（secondary rewards）」。

注意这个分类说的是喜好的来源，而不是喜好的强烈程度。现代世界的食物很丰富，吃什么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追求；有些人最喜欢的是研究数学，认为数学比女朋友都亲。但我们仍然说食物和女朋友是初级奖励，数学是次级奖励。

霍夫曼和约耶里的洞见是，每一项次级奖励的背后，都有初级奖励的影子。

举个例子。比如你要训练一只小狗服从命令，你说“坐下”它就坐下。最直接的训练方法是用食物奖励。你说出命令，小狗照做了，你就给它吃个什么东西。食物是一种初级奖励，小狗天生就理解。这就叫「强化学习」，奖励即时而且实惠。

接下来，每次给食物奖励的时候，你增加了一个别的动作，比如摸一摸它。被摸并不是小狗天生就喜欢的 —— 至少不像喜欢食物那么喜欢。但是因为被摸每次都是跟食物一起出现的，小狗慢慢地也喜欢上了被摸。

再往后，你甚至不需要给食物了。你只要在小狗完成命令之后摸它一下，它就感觉得到了奖励。它甚至会单纯为了得到你的摸而去完成命令。被摸，就是小狗的次级奖励。

你看，第一，次级奖励起源于初级奖励；第二，次级奖励是学来的。

而有意思的是，慢慢地，小狗也许会忘记它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上了被摸。

我们人类在大自然中探索，最初也是靠强化学习。这个蘑菇能不能吃，这个房子应该怎么盖，你先试错，做对了就获得食物和住所这些初级奖励。但强化学习太慢也太危险了，我们真正常用的办法是模仿学习。

长辈会直接告诉你那样的蘑菇能不能吃。你想盖房，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盖的。我们的知识会积累和传播。模仿是人的本能，连婴儿都不但会模仿，而且知道该模仿谁：他能观察在场这些人中谁看起来更有权威，他会专门模仿那些更年长、更成功的人的行为。

但模仿有个问题。高手做事有一系列的动作，有些动作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就都模仿了。时间长了，人们甚至不再追究每个动作的用意，反正照着做就是。

这样的模仿，就把一些事变成了信念，一些事变成了喜好。

比如说坐月子。中国传统对产妇坐月子有很多讲究，什么不能下床走路、不能洗头洗澡、不能吹风、饭菜里不能有盐、不能吃生冷水果和蔬菜、必须多喝汤多吃鸡蛋等等。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讲究本来可能是有道理的。毕竟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产妇这么做也许能最大限度避免感染。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已经好了，这些传统也就没必要保留。事实上有些外国妇女不坐月子身体也很健康。

然而对那些尊重传统的人来说，传统就是传统。他搞不清楚那些讲究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 现在没有人能搞清楚 —— 他会自己脑补出一些奇怪的理由。为啥产妇不能吹风呢？也许风会影响人体的阴阳平衡，或者风中有某种邪气？

可惜这本书没研究中国人坐月子，不过书中有关于斐济人坐月子的研究。斐济人平时经常吃鱼，但传统要求女性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有几种鱼 —— 岩鳕鱼、鲨鱼、梭鱼和海鳗鱼 —— 不能吃。你要问斐济人为啥不能吃，他们会说这是我们的传统，我外婆、我妈妈都是这么做的。还有的说是因为这些鱼对婴儿不好，有的说会让产妇皮肤变粗糙，有的说会产生狐臭等等等。

而研究者发现的真实原因是那几种鱼比别的鱼富含一种叫做西加鱼毒（ciguatera）的毒素。这个毒素容易导致手脚疼痛和腹泻，对孕妇和产妇比较危险。

但是所有接受采访的斐济人都没听说过这种毒素。他们只是忠诚地实践传统。

模仿学习可以把某一种原本出自初级奖励的操作变成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一种喜好，变成次级奖励。

2026.05.10 周日：

这样的模仿，就把一些事变成了信念，一些事变成了喜好。

而研究者发现的真实原因是那几种鱼比别的鱼富含一种叫做西加鱼毒（ciguatera）的毒素。这个毒素容易导致手脚疼痛和腹泻，对孕妇和产妇比较危险。

但是所有接受采访的斐济人都没听说过这种毒素。他们只是忠诚地实践传统。

模仿学习可以把某一种原本出自初级奖励的操作变成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一种喜好，变成次级奖励。

再比如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都喜欢加辛辣的调料呢？你要直接问印度人，他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口味，我就是喜欢吃口味重的，不加调料我难受。口味是一种次级奖励，但是研究者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初级奖励。

真正的原因是印度气候比较炎热，炎热的气候容易导致食物变质，而加入辛辣调料能起到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实验证明像大蒜、洋葱、月桂叶、香叶这些调料能把几十种细菌的生长抑制一半到四分之三，像黑胡椒、柠檬、酸橙这些调料虽然本身的抑菌效果并不好，但是它们可以放大其他调料的抑菌效果。

印度人最初多放调料，是为了防止食物变质，是为了生存。然后他们喜欢上了那个口味。模仿变成了信念，信念变成了文化，而文化会有滞后和溢出效应。

今天印度人生活条件好了，可以每天吃新鲜食物了，但人们仍然喜欢重口味。移民到美国的印度人，保留了传统口味。印度人从小就被妈妈训练喜欢上了辛辣口味，然后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印度人的文化。

人们对次级奖励的喜好，通常都会有两种解释。

一种我们称之为「近似（proximate）解释」，说的是表面上的原因。你为什么喜欢钻石？你说，啊，因为钻石很好看，钻石象征着永恒的爱情。

另一种则是「终极（ultimate）解释」，也就是背后真正的、基于初级奖励的原因。你喜欢钻石是因为钻石是个很贵的东西，能彰显你的社会地位。

霍夫曼和约耶里这本书致力于发现日常事务的终极解释。

就文化传统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不但不知道那个传统的终极解释是什么，而且会自己给自己找一种错误的解释。

比如你可能注意到了，很多犹太人男子会在头顶上戴一个很小很小的帽子，看上去很容易掉下来但又掉不下来的那种 ——

这个帽子叫做“基帕”（Kippah）。你要是问犹太人为什么戴基帕，他们一般会这么解释：头上戴个小帽能时刻提醒我们，有个高于我们的存在在观察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保持对上帝的虔诚。还有人会说因为上帝在天上看着我们，直接用光头对着上帝是不尊敬的……

那些解释都是错的。你考察历史就会发现，犹太人以前是不戴这个小帽的。基帕是外族统治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公元850年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公元1215年罗马教皇、公元1557年奥斯曼帝国都曾经颁布命令要求犹太男子必须戴基帕。那大约是出于歧视，要把犹太人从一般国民中识别出来。后来为了表示服从，犹太人自己的拉比也要求大家主动戴基帕。

说白了这就如同当初大清要求汉人必须剃发留辫子一样。辫子是为了表示服从，原本没有其他任何文化意义。然而一百多年后，人们就真的把辫子当成了中国人的传统。

人类学家把那些沉浸在一个文化里的人自己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叫做「主位（emic）解释」，主位解释往往是错的。学者站在外边，考察来龙去脉之后找到的终极解释，叫作「客位（etic）解释」，客位解释才是真正的解释。

而客位解释往往与生存、发展、安全这些初级奖励有关。我们的目标是不被局中人的主位解释迷惑，找到社会现象背后的客位解释。

咱们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正月不剃头”。为啥正月不能剃头呢？说是“正月剃头死舅舅”。我小时候知道这个规矩，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头发就会跟舅舅产生联系，但是我接受了。我有义务保护我舅舅。

而你应该知道正月不剃头有个悲伤的客位解释。满洲人入关，大清要求汉人必须剃头，汉人万般无奈之下提出，能不能每年至少在正月允许我们不剃头。人们告诉后辈这是为了“思旧”，思念过去。哪知道后世子孙以讹传讹，思旧变成了死舅舅。

这就如同我们纪念霍去病是因为他能征善战是个大英雄，不是因为他能保佑我们不得病 —— 虽然他名字里有“去病”两个字，但是他本人二十三岁就病死了。

了解真相未必会让你更快乐，但是你了解了就回不去了。当你看到霍去病墓前的游客非得去摸一摸“去病”那两个字的时候，也许你会选择看破不说破，但是你知道你比他们高了一层。

你再也不想做那种身在局中不知局，还主动去给这个局找合理解释的人。

我们来说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规律。它可以帮你在竞争中抢占先机……即便没能抢占先机，也能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

先来个故事。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的时候只有16周岁。之前他并不是太子，是因为他哥哥朱由校22岁就死了，他意外获得皇位。朱由检没有受过当皇帝的系统训练，他文化程度很一般。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登基当年就展现了高水平的权力斗争手段。

当时以宦官魏忠贤为领袖的阉党在朝廷上权势滔天。朱由检不慌不忙，非常低调地把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给贬了官。朝堂百官一看风向变了，立即对魏忠贤形成弹劾压力。魏忠贤没等朱由检开口就自己辞职了。朱由检先让魏忠贤去凤阳看守皇陵，又派人在途中抓捕，结果魏忠贤直接就自杀了。朱由检随即把阉党三百多人一网打尽。

百官心想朱由检真是政治天才啊！其实根本不是。你考察他此后十几年间的操作，可谓是用人毫无章法，政策几乎全错。说信任一个人就立即把这个人捧得极高，用上了又各种怀疑，出了错就立即全盘否定，他自己没有一点担当。朱由检从风格、手段到品行就是一个既没有眼界又听不进去好话的挺土气的人。

那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轻易铲除了魏忠贤呢？因为皇帝那个位置厉害。中国从宋朝以后，皇权专制制度就已经非常成熟，尊重皇权是士大夫的共识。皇位上没有人的时候，你只要有候选资格怎么激烈争夺都可以，像明朝的朱瞻基和他叔叔朱高煦、清朝康熙的九子夺嫡，你尽情争。但只要那个位置上已经有人了，别的竞争者就会立即放弃。哪怕占住皇位的是个小孩、是个弱智，体制也会维护他的权威。

这就是占位的重要性。在这种游戏里你占住了位置就占住了名分，就占住了大义，接下来的事情就名正则言顺。名分比你的声望、你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很多动物都有领地意识，说这片地方我占了，你们就不能来了。而他的同类也尊重他的领地，一般来说后来者和现任之间为了一块领地爆发冲突的情况是很少的。这是为啥呢？

因为双方有共同的预期：先占者是鹰。

比如你是后来的，你知道这片地方已经有主了。你相信你如果做鹰，对方一定会跟你战斗，那么只要周围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占，你不想惹这个麻烦。先到的动物对此心知肚明，它知道后来者不太可能真跟他打，所以它敢于做出一副咋咋呼呼随时开战的样子。后来者一看先到者的姿态果然符合预期，打个招呼表示尊重，也就做鸽走开了。

有人专门做过实验。英国有一种蝴蝶，其中的雄性大部分时间待在树上有阳光的一个点上，吸引雌蝴蝶过来交配。有阳光的位置是有限的，谁先占住就是谁的。科学家发现雄蝴蝶非常尊重先到者的所有权，总是尽量找个无主的阳光点。有时候两只雄蝴蝶都认为自己是先到的，那就会打一仗。

那你说是不是先到的蝴蝶适应了场地，有战斗的主场优势，所以才敢战斗呢？不是。研究者可以人为设定谁先到、谁后到 —— 哪怕先到者只是先到10秒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熟悉场地，它也会在接下来的争夺中取胜。

先到者名正言顺做鹰，后来者自动气短做鸽。这跟双方的战斗实力对比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们对先占先得有根深蒂固的认同感。连幼儿园小孩都认可谁先拿到那个玩具球，玩具球就由谁来支配。你到大学图书馆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占座，哪怕当时比较拥挤，人们也会尊重你的所有权。期末考试前夕很多人抱怨图书馆座位不足的情况下，你出去吃个饭打个球回来一看，座位还是你的。

这就叫名分已定。当初慈禧想要废掉光绪皇帝，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句「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就给否决了。这跟光绪本人有多大能耐没关系，人们对名分的认同感是自发的而且是强烈的。

谁做鹰，谁做鸽，不是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而仅仅由“谁先拿到” —— 这么一个看似很偶然的区别 ——决定。像这种决定大局的小区别，博弈论专家称之为「不相关的不对称性（uncorrelated asymmetries）」。除了谁先占到就属于谁，不相关的不对称性还包括 ——

谁使用的时间长就属于谁
谁先发现就属于谁
谁建设的就属于谁
谁花钱就属于谁

你说这不都是显然的吗？并不显然。比如你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你每次都付钱，而不是吃完就跑掉呢？为什么餐馆里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老板收了你的钱之后也没有不认账、没有要求你再付一遍钱呢？因为你们双方都对“付钱”这个动作有强烈的尊重。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是如果谁在付钱这个事儿上不认账，就必须认真打一架。

谁做鹰谁做鸽，就看谁能抓住一个不对称性占据名分。

占领了名分就占领了人们的预期。不但你预期这个东西是你的，就连你的对手也会预期这个东西是你的。不承认所有权就必须面对激烈战斗，那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名正言顺的本质是对预期的尊重。除了所有权，像惯例、规矩、传统、先例、共识，这些也是预期，也是名分。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普通人持枪，为什么美国人就非得有持枪权？因为携带武器的权利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的，美国人世世代代本来就都可以持枪。你要禁枪，你会预期到很多人会反对；那些打算反对禁枪的人也会预期到别人会一起反对：于是大家真的会一起反对。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之类的政治权利，老百姓也不在乎这样的权利，你要想鼓吹这样的权利就很不容易。你预期不会得到很多支持 —— 而恰恰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这么做不会有太多支持者，每个人就都不会出来支持。

名正言顺是个自证预言。

201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老板拒绝向一对同性恋出售婚礼蛋糕，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人们这么重视这个案子？因为它会成为先例，会决定此后人们对类似案子的预期。

为什么统治者明明做错了也不向人民道歉呢？因为道歉就失去了名分，就等于承认你做事没有合法性。老百姓可以随时说 sorry，大官从来不道歉 —— 尤其不能代表组织道歉。

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非要摆个很牛气、很自信的姿势，基层员工总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形象？因为鹰得有鹰的样子，鸽要有鸽的样子。如果违反预期，老板没有权威下属反而颐指气使，组织就会经常陷入冲突。

在很多文化里，女性不但自动扮演弱者，而且还会把自己的弱者地位内化。这位女性遭到了家暴，你采访她有什么看法，她居然说“打老婆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这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恰恰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弱者的觉悟。她恨她丈夫，但是她认可他丈夫的名分。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总结来说，这一讲的道理是 ——

见到无主的资源，别管自己实力大小，用最快速度先把它占了再说 —— 你先占就是你的；
你的主张一定要有正式名分；
名分的本质是人们都预期，谁不承认它谁就得面对激烈争斗；
力量大小远远没有名分重要；
但一件事如果有几个互相矛盾的名分，冲突就会发生，就得看力量大小了。

齐桓公「尊王攘夷」、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美国发动战争都要拉上联合国一起，这些都是先占据名分。曹操又说「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就是不符合传统规矩、不符合人们预期的名分不是真名分，不会被人承认。

汉献帝一点实力都没有，可是他轻飘飘一份衣带诏，就既给了刘备等人起兵的名分，又破坏了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名分，为什么？因为世人都认可他的名分。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为什么有些暴君，老百姓都痛恨他，他反而坐得很稳呢？因为真正的民心不是老百姓喜不喜欢你，而是认不认可你的名分。

2026.05.11 周一：

除了生存和发展，我们最爱干的事情大概就是炫耀。像朋友圈这样的社交网络已经成了沮丧情绪的最大来源，因为它让人高估别人的生活。不过炫耀行为的增加也加速了炫耀本身的演化，过于直白的炫耀早已不受欢迎，现在流行的是先抑后扬、以自我调侃开始以自我吹捧结束的「凡尔赛」。

但凡尔赛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不能体现炫耀者的真实实力。这一讲我们借助霍夫曼和约耶里的《隐藏的博弈》这本书讲讲高水平炫耀是怎么回事儿，也许能带给你一些趣味。

你在上海市中心工作，为了住得方便必须买一套比较贵的房子，你东拼西凑弄了一百万元做首付。你对朋友说，看，我这有一百万！这不是炫耀。一百万元是挺多钱，但是谁想住那里都得先弄一百万元，哪怕找亲友借也要借到。就算你工资高，可是你花销也大啊。那是你的必需品。

炫耀，必须使用奢侈品。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炫耀的本质是发出一个“我实力很强”的信号。而为了让这个信号可信，你必须让它既昂贵、又没有实用价值才行 [1]。比如你当众直接烧掉一百万，那别人肯定相信你是真有钱。不过烧钱是最土的方法，奢侈品不一定非得是名车名表，有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更奢侈。

霍夫曼和约耶里提出了判断奢侈品的四个标准，适用于所有等级的炫耀，万变不离其宗。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算得上是奢侈品呢？

第一，它必须让人能看懂，一看就知道贵。不然你炫耀不出去。

第二，它必须是浪费的，用处不大甚至毫无用处。比如劳力士手表，不论是耐用易维护程度还是计时精确程度都不如一个普通的石英表，这个感觉就对了。用得上的生产力工具再贵也值得买，就不是奢侈品。

第三，它必须昂贵到一般人出不起的程度。别人出不起，而你买一个无所谓，这才能彰显实力。

第四个特点最有意思：如果这个东西变便宜了，以至于人人都能拥有，人们会反而不喜欢它。比如如果人造钻石全面普及，恐怕以后结婚就不能用钻石戒指了。

炫耀都要用到奢侈品，但是用法各不相同。现在我们把炫耀按照水平从低到高分成四个等级，看看不同人群是怎么炫耀的。

第一级是「暴发户级」。

名车名表名牌包武装到牙齿，一出门必定穿金戴银披挂整齐，最好前呼后拥。暴发户的炫耀对象必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只看得懂最耀眼的信号。暴发户在言情剧里只能当男三号，在商战剧里负责衬托主角的智慧，在悬疑剧里……可能是被害人。

第二级是「白领级」。

白领受过良好教育，有受尊敬的工作。可能收入没有暴发户高，但是他们有暴发户不懂的品味。白领炫耀的最大特点，是紧跟当前的趋势。

奢侈品是有潮流的。根据刚才说的奢侈品的第四个特点，一个东西一旦变得普遍流行，它就不是奢侈品了。你得对此保持敏感。

以前很多人吃不饱，那长得胖就代表社会地位高。现在卡路里太廉价了，健身才是值得炫耀的。

中世纪欧洲各种调料都很贵，连糖都是进口的，像黑胡椒更是跟黄金一样贵，那么贵族吃饭的口味就一定要重，宫廷菜都很甜。后来随着全球贸易越来越发达，欧洲普通家庭也能负担得起糖之类的调料，宫廷风就变清淡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宫里的厨师做菜很少用糖，非常克制地使用调料，说是主张强化食材原本的味道。

外貌方面，据说新中国之前，很多地位高的人 —— 包括男人 —— 喜欢留长指甲。隐含的意思是长指甲代表不需要干体力活。而现在所有白领都不需要干体力活，长指甲也早就out了。

中国现在主流审美观还是以白为美，以前欧洲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看那些印象派的画作，女士们出门都要打个太阳伞，防止晒黑。

你要问她们为啥白就是美，她们可能会提出各种理由，但那些都是主位解释。隐藏的客位解释是当时体力劳动者大都在野外从事农业工作皮肤都晒得很黑，皮肤白意味着属于不用干体力活的高地位。

但现在欧美崇尚晒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室内工作，白是普遍的所以也是过时的。拥有晒黑的皮肤，说明你在工作之余还经常能去海边度假。黑是奢侈的。这个风尚之下，有专门的商家提供紫外线日光浴服务。

那你说中国人为啥还是以白为美呢？这当然是次级奖励的滞后效应，就如同印度人仍然喜欢辛辣食物。但这个趋势是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崇尚更健康的肤色。

白领之所以叫“白领”，是因为以前他们都爱穿白衬衫。白衬衫从500年前都铎王朝时就已经是奢侈品了，因为它容易显脏、维护成本高，具备贵而无用的特点。过去贵族会特地在夹克上开缝以露出白衬衫袖口。而今天，鉴于穿白衬衫如此容易，它也就不再光荣了。

所以奢侈品流行趋势的关键词是「小众」。

白领级的炫耀失于过于重视外观，缺少内在的功力，门槛还不够高。

炫耀的第三级，我们大概可以称为「马未都级」。这一级在高级感的基础上要求绝对的稀缺感和门槛感，为此甚至会发明一些讲究和规矩，让一般人绝难做到。比如同样是吃饭，马未都能给你先讲五分钟拿筷子都有哪些规矩。

你需要会欣赏艺术品，但又不仅仅是欣赏。如果你想研究《蒙娜丽莎》的细节和笔法，网上有免费的高清大图，那不算炫耀。你必须去卢浮宫看真迹才行。对艺术收藏者来说真迹身上有一种仿品绝对无法替代的魔力……尽管你要做双盲测试，他们也分不清哪个是真迹哪个是仿品。真迹真正的特点一个是贵，一个是去看一趟很麻烦。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去学英国贵族的用餐礼仪？因为它的特点就是怎么麻烦怎么来。主菜用一套刀叉，甜点用一套刀叉，更高级的甚至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刀叉，一顿饭得用三四个酒杯。至于说其中细微的动作，你得专门学习很长时间才能学会。

这就如同为什么古典诗词特别讲究格律。当然我们喜欢听押韵的句子，但很多格律讲究恐怕真不是为了让人欣赏，而是为了给专家提供门槛作为炫耀资本。

学习曲线越长越值得炫耀。一个人走进酒吧说给我拿一瓶你们这儿最贵的红酒，这人显然没啥见识。而且他可能没有很多钱，因为他没喝过多少好酒。红酒鉴赏的可炫耀之处在于，不但你必须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喝过很多很多好酒，而且你周围的人，你的父母、亲友也都是整天喝好酒的人，你们在一起经常聊酒，你才会用最合适的词汇说出各种酒的细微区别。

炫耀到了这个程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人”和“圈外人”区分开来。

繁杂的宗教仪式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仪式感能带来虔诚感，但神真的会要求你做礼拜之前必须那么认真地清洗身体吗？有的犹太教教派连洗个手都有十三道程序。复杂仪式其实是一种入场费，目的是把不虔诚的人排斥在外，这样组织内部才是高度团结的。事实上很多教会都是互助组织，而研究表明仪式越极端的教派，其内部的合作精神就越强。

这是否让你想起那些要求成员每周必须有所贡献的微信群。还有研究证明一个教会对成员要求的义务越是繁重，这个教会的生存期就会越久。为什么现在天主教越来越没落了？因为天主教对教徒的要求越来越少了。反过来说，福音教派正在逐渐兴盛之中，因为其对成员要求更高。

但这还不是最高级的炫耀。李宗吾先生说厚黑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最高级的炫耀也有这个特点。

最高级的炫耀，可以称为「索科洛夫级」。你要是不知道索科洛夫是谁你可能不在这一级，像我也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

格里戈里·索科洛夫（Grigory Sokolov）是一位俄罗斯钢琴家。

他不像郎朗那么有名，但是对全世界特别懂古典音乐的人来说，他才是活着的最伟大的钢琴家。

郎朗可能是当今最著名的钢琴家，但郎朗处在马未都级。郎朗弹琴会给你各种炫技，以超级熟练的指法配合超级投入的表情，一看就知道很了不起。而索科洛夫，却是超越了表面展示和炫耀。他能够让你体会到音乐中微妙的意境。他早已不追求弹得快，因为在真正的高手心目中，慢比快更难。能在慢节奏乐曲中弹出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觉才是最厉害的。

这个境界也许可以称为“低调的奢华”，不过日语中有个更好的形容词，叫「涩井（渋い，Shibui）」。形容一个东西看似平凡，实则精致，有一种柔和的、平衡的、有机的优雅。没有咄咄逼人的冲击感，而你反而更认可它。

这是谦逊的奢侈。

这就比如说有个哈佛毕业生，你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不说哈佛，只说“我在波士顿上的大学”。你要非得追问是波士顿哪个大学，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说哈佛。

邵逸夫给很多大学捐了楼，就叫“逸夫楼”，而有的人也做捐楼这种大项目，却是刻意匿名的。索科洛夫在美国有一大群最铁杆的粉丝，可是他始终拒绝到美国开巡演。

这些刻意低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索科洛夫就不炫耀吗？

霍夫曼和约耶里说，低调，涩井，谦逊，匿名，这些“不炫耀”，恰恰是最贵的炫耀信号 —— 因为他能承担得起你没收到这个信号。信号我发了，他们没收到，浪费了 —— 没关系，浪费就对了。

这么做有特别的原因和好处。

一个原因是炫耀者拥有的可炫耀因素实在太多，哪怕他不主动说，你自己早晚也会发现 ——

— 五一长假你打算去哪里？

— 去日本。

— 哎呀，现在酒店不好订吧？

— 啊，……我家在京都有个房子。

— 京都有房子啊，那你一般在那都做什么呢？

— 有个慈善机构需要管理……

而如果身上只有一个炫耀点，这种被动方法的成本就太高了。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人并不想打动所有人，他们只关心圈内人的印象。索科洛夫并没有与世无争到整天只在家里弹给夫人听，他完全知道自己的粉丝是谁。有时候索科洛夫演奏一首简单的莫扎特的曲子，但是他会在里面加入一些微妙的元素，他的铁杆粉丝就一定会反复听这首曲子，以能够发现他那些微妙之处为荣。

为什么有人会做大笔匿名捐赠？因为他要打动圈内的人，甚至是为了打入一个圈子。美国演员泰德·丹森（Ted Danson）曾经“匿名”给某个艺术馆捐了一个楼，结果揭幕仪式上所有来宾都知道是他捐的。而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给竞争对手即将离婚的妻子留下好印象，而且他亲自告诉了她。

了解了这些门道，也许你会觉得那些披金戴银的暴发户反而有点可爱。但我最想说的是奢侈品的动力学促进了社会进步，人们的炫耀方式会越来越优雅，往「涩井」的方向前进。而这显然是个好消息。

郎朗就进步了。《纽约时报》在2019年专门称赞郎朗说他已经超越了明显的技巧性，现在有点索科洛夫的意境。

2026.05.12 周二：

所有这些做法，叫做「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你没有故意自我欺骗，你自以为是真诚地通过一系列的证据了解的自己。这的确是推理，但这不是客观推理。你其实是一步步引导自己相信了一个有偏差的信念。

当然这比说谎要好得多。如果是说谎，你会看不起自己，你底气就不足。而动机推理会让你真的相信。

动机推理严重了的话就会对所有反面证据视而不见，走向「愿望思维」 [2]。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靠动机推理支撑着自己在残酷的现实中活下去的……

人说乔布斯有远见卓识，他这个人总是那么乐观，再难的事儿也总觉得能够干成——其实乔布斯的乐观已经超出了客观实际，有些人说乔布斯生活在一个「现实扭曲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里。而这恰恰是说服力高手所要做到的，你就是要先骗 —— 啊不是——是先说服自己再说服别人。

那些搞传销的人，因为总在说服别人这个化妆品好，他们自己真的相信那个化妆品好。他们自己真的是在用那个化妆品。而最有意思的是，哪怕他们已经不做那个传销项目了，他们也还在继续使用那个化妆品——即使那个化妆品并没有效果。

这就是内化。你会变成你一直呈现的人。正如有的御用文人都已经退休了，人家已经不用他了，他还在微博搞宣传。

科学家有办法证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相信。

众所周知，同一个案件中，控方律师总是比辩方律师更相信被告的罪行。那你说这两个律师到底是为了打赢官司才表现出相信，还是真的相信呢？有人请了法学院的学生来测试，给他们看同样的卷宗，随机指定一些人扮演控方律师，另一些人扮演辩方律师。实验的关键是其中有奖励，记住卷宗中的事实多的人可以得到奖金。

而结果证明，哪怕你用奖金鼓励受试者单纯记住事实，也是每一方都记住了更多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事实。他们是真的相信了自己的立场——哪怕已经知道那个立场是随机指定的。

类似地，有人研究过高中生的辩论赛，辩论立场是随机选择抽签决定的，但是参加辩论的学生还就真的相信自己的立场。

动机推理不是单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愿意找证据，而是因为我们有理性。我们合理地选取、搜集和设定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

所以想想费曼那句名言吧：「第一原则是不要愚弄你自己，而你自己，恰恰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

那怎么才能打破这个魔咒呢？一个办法是如果你的利益要求你去寻找科学答案，你会去寻找科学答案。例如新冠疫苗，调查表明那些最强烈反对疫苗的人恰恰是六十岁以下、不怎么需要打疫苗的人——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那些六十岁以上、受病毒可能伤害最大的人群，对待疫苗的态度反而没有先入为主：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个科学答案，所以他们更愿意去寻找一个关于疫苗的客观说法。

要这么说的话，要想避免领导一条路走到黑，就必须在任期开始之前给他设定一系列客观指标，完不成就下课。在指标面前什么理念都得让步。然而指标又有指标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现实扭曲场之中。媒体、政客、你的利益相关者、你的亲友，特别是你自己，都在试图用片面的证据说服你。

更可怕的是这个局面是个纳什均衡：这就是各方最好的选择。再怎么移风易俗、再怎么文化进步，也会一直如此。

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博弈之中。对于跟自己切身相关的、熟悉的事情，我们一般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看清了博弈局面，而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对于不熟悉的或者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误判。

我们讲了，面对一个局面，身处局中的人会有一个「主位（emic）解释」，这个解释往往是错的。学者站在局外旁观者清，找到的「客位（etic）解释」，往往才是真正的、终极的解释。主位解释常常诉诸次级奖励，终极解释则直指初级奖励，也就是利益相关的东西。

表面上说是为了文化传统，为了艺术品位，为了礼貌，为了仪式，为了信念，实则是为了维护利益格局。表面上看似不合理的执法标准和没意义的报复行为，实则是为了利益攸关方的协调。

这本书可能会让你想起我们专栏以前讲过的凯文·西姆勒和罗宾·汉森的《脑中的大象》，以及雨果·梅西尔的《相信的科学》。这些书的道理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人其实是非常理性的。

有些看似是感性的行为，实则是理性的算计。

了解这些道理可能会让你感到很无趣，甚至感到沮丧。但真实世界就是如此。

最后这一讲，我们把博弈论的魔爪伸向一个内心更为珍视的地方：热爱。

你要问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起早贪黑地做科研，他通常会告诉你是因为热爱。科研当然是充满乐趣的。求知本来就让人愉快，特别是自己做出什么发现，那真是无比快乐。但快乐只是次级奖励。“为了热爱而做科研”是科学家的主位解释。

假设你是一个粒子物理学家。粒子物理学要用到超大型实验，研究的是最基本的物理定律，当然很有意思。可是难道天体物理学就没意思吗？难道化学、生物学就没意思吗？难道数学、历史学就没意思吗？如果你对粒子物理学感兴趣，你应该对所有知识都感兴趣。如果只是想体验求知的快乐，读科普书是最快的办法；如果只是想挑战自己的智力，做两道数学题或者跟AI下盘棋是最方便的项目。

那你为什么放弃那些快乐，反而整天做些什么调试仪器、搜集数据、没完没了地修改论文、给别人审稿、跟审稿人打仗、写报告申请科研经费这些没意思的事儿呢？

我认识很多科学家，我不相信他们中有任何人搞科研纯粹是为了乐趣。科学家搞科研跟商人开公司、官员抓业绩有同样的驱动 —— 那就是野心。他们想建功立业，想把名字跟某个重要事物联系在一起，想获得更高的行业地位。

一切学习曲线漫长的、有真实成就的项目都是如此。业余爱好者大可以说我是为了修身养性，专业选手必须投入非常严肃的成本。金钱都是小事儿，单论时间成本就是一般人绝难支付的。你看那些职业运动员、演员、音乐家，他们是把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专业项目上。跟科学家谈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钻研进去的人时刻都是满脑子科研的事情，没有什么上班下班，只有在实验室做科研、吃饭聊科研和回家自己想科研的区别。

霍夫曼和约耶里的洞见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投入那么大的成本去做一项事业，绝不仅仅是为了热爱 —— 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要从中收取物质回报和社会回报。

网上流传几个关于中科院院士的段子，说你看这几位院士衣着如此朴素，那么大岁数还在搞科研，真是淡泊名利啊！那你就太愚蠢了。什么叫淡泊名利？回家抱抱孙子钓钓鱼练练书法打打王者荣耀才是淡泊名利。人家玩的是你们看不懂的大游戏。如果一个全情投入的高手不在乎金钱回报，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要的是比金钱贵的多的东西：比如行业声望、历史地位和力挽狂澜的成就感。

你要还不信的话，这个「热爱要求回报」理论有四个推论，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

第一，如果这个项目不是被社会重视的，你就不会真的去热爱它。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过一股集邮热。今天的邮票比过去更为精美，为啥现在没什么人集邮了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很单调，邮票这个东西不但具有欣赏价值，而且还有炒作和投资价值。今天可投资可炒作的东西太多了，你可以投资房产，你可以买卖股票，你更可以玩NFT。跟这些东西比，邮票的受关注度和流动性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年的集邮爱好者，今天拿出珍藏的集邮册，想想别人的投资组合，突然发现邮票怎么不香了。

第二，你会不会对这个项目产生巨大的热爱，不仅取决于你在这个项目上有多好，也取决于你在其他项目上有多差。

爱因斯坦既喜欢小提琴也喜欢物理，那为什么他选择在物理上全身心投入，而不是专门拉小提琴呢？因为他的物理才能远远超过小提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粒子物理学家不会整天把时间花在天体物理学上，因为他已经在粒子物理学上深耕多年，他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第三，如果这个领域有超级明星效应 —— 也就是胜者通吃 —— 那么留在舞台上的人会投入巨量时间。

球星也好影星也好，越是超级明星就越忙，为什么？因为更值得。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回报差距，远远大于第1001名和第1002名之间的差距。如果你的国际象棋等级分排在全世界第54361名，你的确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下棋，要多注意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

第四，只有当你有相当大的机会成为顶尖高手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充满热情。

数学家整天都在搞数学，但是数学爱好者不会。人们其实都知道自己的努力值不值得。

当科学家说他是为了热爱做科研的时候，他的确是非常热爱，但他没说的是他有巨大的野心。

北大有位青年数学家叫韦东奕，人称“韦神”。微博流传韦神的段子，说他每顿饭都是一瓶凉水就两个馒头。很多人说韦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扫地僧，说千万不要用功利去打扰他，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那你就太小看韦神了。

如果韦神真的没有功利思想，他在数学上是走不远的。专业数学家绝对不是看自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看现在数学界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最有可能出大成果的领域是哪里。你必须往聚光灯指向的地方去，或者往你认为将来聚光灯应该指向的地方去 —— 而后者是冒险行为。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说什么科学家不争名夺利，不争名夺利的人应该去区妇联钻研书法。科学家每天都在争名夺利，只不过他们要的名不是影视明星那种名，他们要的利不是金钱那种利。他们想要社会回报，想青史留名。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这样的名利，但这也是名利的一种，是初级奖励。

所以仅有热爱是远远不够的。热爱，还必须能指望得到回报才行。而这意味着你必须有一定的天赋、有适合成长的环境、你的能力要能够得着高水平、你能看得见希望。如果这几个条件无法满足，再怎么努力也看不到希望，那热爱也就毫无意义。

世间不知有多少从热爱开始的追求，是以无助感结束。

2026.05.13 周三：

人更多的是通过模仿学习，时间长了就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的真正利害关系，变成了传统、信念或者艺术品位之类，这就是偏差。而这个偏差往往会向高大上的方向偏。

这大约就是因为每个人内心都希望自己是高大上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天生就是个奴隶或者二等公民，没有人会整天叮嘱自己你之所以必须留辫子或者戴个怪异的小帽子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打不过人家，因为你必须服从！也没人愿意这样跟自己的孩子讲。解释成民族传统文化，就有一个主动性和高级感，自然就容易接受了。

这种现象至今也有。人们其实都不太愿意谈论初级奖励。如果我整天在朋友圈发美食图片，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爱发这些，难道我能说因为我贪吃吗？我肯定说啊，这是因为我喜欢钻研伟大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管理他人的期望值」这个说法特别好。巴菲特的确可以管理他人对他的期望值，但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大家都认识他。人们不但知道巴菲特是谁，而且非常了解他的投资策略，甚至很了解他的性格，而且还都很信任他。连蒂姆·库克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巴菲特这么大岁数，已经无需跟人玩什么片面说服的游戏。

然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优越条件。人们之所以要用片面的事实去说服别人，是因为别人不了解他。小王上交友网站有必要夸大自己的身高，因为不然他连被“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马云可以把微博的自我介绍改为“乡村教师”，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个乡村教师。小王本来就是普通人，如果既想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又想要强调自己就是特别普通，指望有一个姑娘长了慧眼就喜欢他这样普通的人，这岂不是一厢情愿吗？

如果别人已经了解你了，你参与的就不是同一个博弈了，你当然可以、而且必须改变披露信息的策略。跟熟人相处，那当然必须真诚以待，有一说一。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任何场合都喜欢吹嘘自己，但也有很多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吹嘘自己、总是做老老实实的人。做老实人其实是最舒服的，但老实人不应该指望被人慧眼识珠、三顾茅庐那种灰姑娘故事。

用谎言吹嘘自己的人是走不远的，一旦被揭穿就失去信任了。但是从不吹嘘的人可能连开始的机会都不会有。先片面地披露事实，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或者随大流稍微夸大一点身高，将来被人发现全面的事实也不尴尬，这是最好的策略。相亲和求职不都是如此吗？

不要过问别人的动机，因为人做事往往有微妙的、多重的、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动机。而且人还非常善于编造理由、美化动机。而且人们编造出来的那个好动机未必就不是真的。

比如一个领导在会议中突然发火，狠狠地批评了整个团队。你要问他为啥发火，他肯定说是因为团队的工作业绩太差，耽误了公司的大事。但实际上，这次业绩跟以前比并不算差，可是以前他并不发火。你心中猜测，领导发火是因为会议中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了指责，他受不了。可是这话你能说出来吗？没有意义，而且他也不会承认。

所以那时候，和这时候，我们的主张都是不要公开谈论别人的动机。那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动机的不确定性，这时候强调的是没法协调，别人不会支持你。君子做事一定要光明正大，论事不论心，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话说回来，不公开谈论动机，不等于不可以私下揣测一下某人的动机。作为一个群居动物，如果一个人连他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分不清楚，可能早就被淘汰了。最起码的一点，如果某人连续把事情办砸，我们的确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好心办了坏事，还是故意捣乱。所以我前面那段话说得确实不够准确，“猜测”一下总是可以的。

只要不说出来造成影响，你在大脑里随便想什么事情，谁管得着？

但是，请注意，不管你猜到的是哪个答案，其实对你接下来的行动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已知这个人每次都把事情办砸，而又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他是故意捣乱，那我们理性的选择就是下次不跟他合作了——仅此而已。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心，都是这个处理方式。不然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又何必非得把他怎么样呢？

成年人世界里往往只有疏远，而没有惩罚。或者说疏远就是最大的惩罚。

一个关键认识是「治本」，不一定需要找到「根本原因」。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如果医生发现他这个病是因为某种仍然在进行的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比如说吸烟、或者他家里有个放射源，那病因的确很重要，因为必须纠正病因才能确保疾病不会继续发生。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病因并不重要。比如一个人长了肿瘤，你说这个肿瘤是怎么来的呢？可能跟早年无意中接触了什么致癌物有关，可能是基因问题，也可能纯粹就是个随机现象。现实中医生治疗肿瘤并不是很在乎病因，因为不管什么病因，都是同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用靶向药物、免疫疗法或者放疗化疗什么的。就算找到明确病因，也对治疗方案没什么影响。

所以「治本」的意思不是要找到病因，而是要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而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哪怕一开始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只要能减轻症状，慢慢养成好习惯，可能恰恰有利于把病彻底治好。

对不幸的孩子来说，如果能彻底改变他的家庭环境，那确实可能效果更好——可是小学老师有什么办法呢？更何况如果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再回顾过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人矿”也好、以前流行的“韭菜”也好，都是说自我感觉被当做了一种资源、一种工具，已经不被当做人了，那当然谈不上任何幸福。我理解这些称呼的用法常常是使用者的自称（“我就是一个韭菜”），有一定的自我调侃成分，但是也反映了对生活状况的强烈不满意，对社会不公平的抗议。

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难受之感呢？我们这里说的是幸福感，所以咱们暂且不谈社会和经济原因。并不是所有“打工人”都有人矿或者韭菜感，也不一定是收入越低越难受。我理解，幸福感和对工作的掌控感和生活的安全感很有关系。

一个小镇上的老师收入不会很高，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老师自称韭菜；一个基层公务员可能非常忙碌，但是他不会自认是人矿；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对公司的贡献可能显著大于他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整天抱怨自己是被剥削的对象。

简单说，中产阶层不认为自己是人矿或者韭菜。因为他们对工作有掌控感，对生活有安全感。

关于收入到底达到多少才是中产，有很多争论，我认为其实不是收入的多少问题，而是掌控感和安全感问题。

中产阶层的特点是对自身的发展可以有规划。我取得学历、拿到什么证书，获得什么资历，体现在简历中会如何如何。我对职业有一定的目标，而且只要我做得足够好，我就可以升职。我工作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工资上，还有学习、交流和社会意义。我越做越好，在职场中是个越来越重要的人。大家知道我是谁。

对生活，中产阶层有一定的安全感，比如有一定的财产，不至于一个月没收入就面临危机。而且中产阶层在生活中有很多选择权：买这个品牌还是那个品牌？去这里还是那里度假？有一种被商家讨好的感觉。

掌控感、安全感和选择权，加在一起，就是自主性。我，是个成长中的个体，是个完整的人，我自己的事儿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说了算，我跟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是合作而不是奴役关系。我不是工具。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些，我相信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人矿或者韭菜，他怎么都会有一定的幸福感。这些条件对很多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

有些人过的日子是一举一动都受约束、一个不留神就失去生活保障，整天被别人指挥，没有自主性……如果不是一直浑浑噩噩，稍微抬头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自然就会从内心发出呐喊：我还是不是人？

社会发展的方向必须是让更多人进入中产阶层，而不是把中产阶层再变成人矿。

鲁梅尔特说，战略不是选择的，而是创造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而又发人深省的大道理。

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在毛泽东全面掌权之前，是一些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遣的干部，一些“布尔什维克”，在指挥中共的革命。那些人的战略思维就很像这位纸制品公司的CEO：你看，苏联革命的经验有这些条，其中最适合我们当前局面的应该是这一条；根据苏联革命的速度，我们应该尽快夺取几个大城市。

这的确不能叫战略，这叫一边抄作业一边定目标，弄出来一份愿望清单。

鲁梅尔特说，纸制品公司CEO犯了两个常见的战略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对照着一个现成的「框架」选择战略。要说最终拍板做决策，那的确是面对各种选项选一个最好的——但战略不是选出来的。框架是别人的经验，对你来说只有一个启发作用。你必须针对自己的情况创造属于自己的战略。

第二个错误是试图从目标推导战略。说什么每年的销售额要增长10%，这种目标有什么意义呢？目标本身并不是路线图。请问怎么实现销售额增长，是要争取更多的客户吗？那要从哪里去争取更多的客户呢？

这两个错误的思路都是从外到内，是空降办法和要求，不是解决真问题。

这就如同老张家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老张就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给孩子买了一大堆学霸攻略，让他看看别人是怎么学习的，挑几条模仿；第二，给孩子提出目标，说你能不能在本学期内进入年级前100名，以及把数学这个短板补上。

孩子必然无所适从。

真正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呢？鲁梅尔特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你必须从考察自身出发，找到你面临的「关键难点（crux）」是什么。

关键难点又叫「核心悖论（core paradox）」，也就是到底是个什么机制在阻碍你、约束你，为什么你这个事儿总做不好——把这个核心悖论搞清楚、突破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真正的战略是找到和解决关键难点。

用咱们中国话说，就是你要搞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比如说以我之见，毛泽东在红军时期面对的主要矛盾、关键难点和核心悖论就是既然共产主义那么好，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都不接受，以至于红军被追得到处跑呢？

你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直接就去照搬苏联经验，制定这目标那目标，岂不荒唐吗？

鲁梅尔特是这么分析那家纸制品公司的战略的。他考察了各个方面，发现公司之所以增长慢，一方面是对生产环节缺乏有效控制，被工会掣肘太多；另一方面是公司的客户都是成长非常缓慢的大公司：客户的增长就慢，你当然也不可能快速增长。

认识到关键难题所在，下一步的战略也分为两部分。第一，把生产活动分成标准项目和特殊项目两块，标准项目还让以前的工厂干，特殊项目恐怕就得找更有活力的新工厂来干，比如外包。第二，把市场开放和销售工作重点转移到那些正在快速成长的小公司上，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增长率。

你看是不是这才像战略的样子。找到关键难点，结合自身有什么特长，看看你能调动什么杠杆，怎么把这个关键难点解决，然后才是具体的步骤，这才叫战略。

这些趋势都是真的，但是这些趋势是互相矛盾的，很难说哪个是你的最佳方案。如果你是Netflix的CEO，请问你有什么思路。

鲁梅尔特的思路是你先别看这些外部趋势，先想想自家的关键难点是什么。

Netflix的关键难点是它的内容都不是自己独立创造，而是依赖好莱坞创造的。Netflix确实有一些像《纸牌屋》这样的“原创独家”影视剧，但是它的所谓原创其实是花钱请一家好莱坞公司帮它制作。它在好莱坞没有真正的根基，更不像迪士尼那样拥有几十年的IP。好莱坞那些大的制片厂完全可以跟别的流媒体平台合作，或者搞自己的流媒体服务。

Netflix的发展动力学一直都是一方面扩大用户规模，一方面增加优质内容——用户规模越大，手里的钱就越多，有钱就可以买到好的内容。可是如果内容都掌握在好莱坞手里，这个动力学就不成立。

那怎么办呢？你还得看看你有什么特长，掌握什么杠杆。

这就是战略思维的价值。

据有的人回忆，毛泽东对马列理论的学习其实并不怎么上心，他的主要智力资源都是中国的。他没去搞这个框架那个框架，但是他很懂中国，尤其懂中国农民。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难点，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案。

这一讲的教训是战略不能生搬硬套，不是从一本攻略大全里做选择。战略必须是从自身出发，找到关键难点，搞清楚主要矛盾，再看看自己有什么特长和杠杆，创造一个解法。

战略家不能抄作业，战略家需要想象力。

2026.05.14 周四：

事实上人在多数情况下都在同时追逐多个目标。2018年初的Netflix，既想继续保持它在美国的流媒体服务领先地位，也想像迪士尼那样能自己制作电影、拥有自己的IP，还想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又想进入电视业务，同时也在想成为另一个YouTube。那你说哪个才应该是你的目标？你不知道。

棘手挑战的另一个特点是这里没有现成的几个战略供你选择。最后，棘手挑战中你的行动和未来的结果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这种晦暗不明的局面，才是你需要运用鲁梅尔特式的战略思维的时候。

鲁梅尔特的关键词是「设计」。应对棘手挑战的战略是设计出来的。为啥叫设计呢？因为设计是艺术而不是工程。

工程的思维方式是目标明确，套路现成，你只要使用演绎推理，根据现有的理论推导一番就能得出明确的答案。真实世界里的难题根本不能这样求解，然而学校里只教这个。

鲁梅尔特说，现在连商学院教的都是工程思维和演绎推理。比如你会在商学院学一些什么“消费者行为理论”、“细分市场”之类的东西，但真要让你给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出一套营销方案，你会发现光知道那些理论没啥用。

你可能在金融课上学了一大堆证券价格理论，但是让你在真实世界中提出一个结构性的交易策略，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现在MBA老师越来越把商业变成了一种课程、一种学说。他会使用各种案例，但他使用案例不是为了给你启发，而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这就如同学了一大堆围棋理论，但你还是不会下棋。

当然这也是因为一般人很少有真正去设计一个战略的机会。那么战略设计能力又应该怎么学呢？

常规的方法包括类比、联想、头脑风暴、可视化等等，其实跟工作中一般的设计差不多，只不过在学校里很少用而已。但鲁梅尔特认为虽然这些方法也很有用，但最有用的还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一个说法。杜威是胡适先生的老师，在中国也很有名。杜威说，新的设计理念最可靠的来源，是对感觉到的困难的反思。

也就是琢磨关键难点。想清楚关键难点，你自然就能想到几个解决方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限制你？是资源不足还是你的定位有问题？是客户不喜欢你，还是经销商不喜欢你？

鲁梅尔特的做法是组织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他会让团队成员做大量的调研工作，然后每个人都想一想现在这家公司的关键难点在哪。大家把看到的关键难点汇总在一起，做一个分组和排序。

排序的优先级有两个：重要性和可应对性。重要性就是这个难点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公司的核心价值，可应对性就是看看公司手中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杠杆。

当重要性和可应对性都很高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需要解决的关键难点。

鲁梅尔特另一个关于战略设计的洞见是你有时候需要有个思想的飞跃（leap），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马斯克意识到燃料比火箭硬件便宜，就可以说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意味着要多带燃料，回收硬件。

鲁梅尔特还专门举了邓小平的例子。中国传统上强调中央集权，要把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央手里，讲究利出一孔、恩出于上，经济上的好处都掌握在中央，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就没有很强的积极性。邓小平的一个思想飞跃是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大部分利润，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性。结果地方政府迅速成了招商引资的主力军 [2]。

找到关键难点，发觉自身优势，最好再来个思想飞跃，这就是战略设计的基本套路。

常规操作只能让公司维持现状。要想让公司成长，你必须注入新元素才行。

而你更想要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长，而是「增长」。

想要让股价在现有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你就必须打破华尔街的预期，给它一个惊喜。为此你必须取得一个意外突破才行。

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意外突破呢？很多时候没有意外事故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增长看起来就如同是随机的一样。

公司成长中的每一步都有新的难题，这一关是一个战略，下一关是另一个战略。

对每一个新挑战，你都需要一个新战略，这里面没有自动运行。

一个完全依靠市场和民主运行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战略的世界。战略是决断，是主观地选择做一些事情、放弃一些事情。战略要求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坚定执行。

你不希望整天生活在战略里，尤其是你不会喜欢“被战略”。可是世界有时候必须得有战略。

并不是亚洲不重要，更不是澳大利亚不值得救援。但是你总要做出选择。资源只有这么多，你必须战略性地使用。

要把一个战略坚决贯彻到底是非常困难的。你会遇到各种干扰，包括你自己都会分心，你会很容易就丧失了战略的一致性（coherence）。

巨婴会提出各种愿望，那些愿望都是互相冲突的，政客只会对这些愿望和稀泥和寻求妥协，只有战略家才能选择一些愿望，放弃一些愿望，并坚决执行。战略必须得有确定的优先级和可行性。

鲁梅尔特说，只要知识、资源和决策权不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别人有知识，你有资源，那有知识的人就一定会去糊弄有资源的人。

董事会没太看明白那个创新模型，不过董事会还是比较稳重的，项目最后没有被批准。

还有一家公司，说我们已经有个战略，请鲁梅尔特给看看。整个战略报告是一份非常漂亮的PPT，分门别类地讲了财务状况、市场规模、过去几年的增长率等数字，最后说“我们将会继续投资于不断增长的细分市场”。

鲁梅尔特看完，说你们这不但不是战略，而且最后那句话没有意义。每家公司都会去投资增长的市场，这就如同每个人的新年决议都说新的一年要多运动，这不太空洞了吗？鲁梅尔特让他们说一说公司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结果自CEO往下这些高管，竟然从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公司的困难是什么！他们隐隐约约觉得公司有点问题——虽然目前仍然是盈利的，但盈利状况没以前好，有点衰退的迹象——可是大家从来没有正视过困难，早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鲁梅尔特就领着他们一条一条地挖掘，……就好像医生引导病人说出自己的病情一样。

现实是，大部分人都是讳疾忌医的。

鲁梅尔特把商业优势分为五种。

第一是信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你能预判市场的走向。

第二是技术。你拥有独门技术或者专利。

第三是地位（position）。你拥有现成的声誉、品牌，或者一个市场系统，比如分销商网络或者供应链网络。

第四是效率。你基于规模、技术或者经验，能把成本降得足够低。

第五是系统管理。你的公司是否更擅长把复杂的东西拼接起来，你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反应精确度如何，你是否更了解消费者，你的组织能力行不行。

在某一方面有优势，你才好出来开公司做生意。你得非常非常在乎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没有优势你得感到很难受、很着急才行。哪怕是开家奶茶店，你也得确保自己拥有这条街上最好的一个销售位置、而且别人抢不走才行。

如果什么优势都没有又想生存，那就只能打价格战，累死累活拿一个极低的利润，也就是大家爱说的「内卷」。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一些国企之所以能舒舒服服赚钱，是因为有一个独占的市场地位不用担心竞争；而很多私企之所以越来越不好干，就是因为没有品牌、技术上的真正优势，只能打价格战恶性竞争。那些都不是正路。

一种优势叫「耦合」。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个是你所擅长的，另一个最好是新的东西。我们专栏多次说「创造就是想法的连接」，耦合能导致创新。

你要说技术的耦合太难，还有一种优势是把自家产品和某个客户群体的需求相耦合。这要求你深入了解客户行为。

这一讲我们说两种常见的“伪战略行为”，也就是打着战略的旗号，实际上不解决真问题、不存在战略设计的行为。

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假大空」，一般出现在领导层，特点是把目标和愿景等同于战略。

另一个叫做「计分卡」，也就是绩效考核，一般存在于中层和基层，把战略等同于管理。

假大空和计分卡是公司和组织的日常，我们平时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但是它们恰恰不是战略，或者至少不是好战略。

先说假大空。问一家公司的老总，你们公司今年的战略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实现百分之多少的增长、要把资本回报率提高几个百分点、要追求多样化、要创新等等……这些话听起来特别空洞。这里面的假大空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泛泛而谈愿景和价值观。现在的公司都爱搞个「价值观声明」，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公司，为社会提供什么什么服务。鲁梅尔特对此非常反感。价值观声明不是战略。战略，是要做出真正的决定，尤其是你要在什么领域竞争、怎么竞争、跟谁竞争，是真刀真枪的东西。

一个公司说我们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们要做个伟大的公司，这就如同你问一个学生有什么学习战略，他说他要成为一名好学生一样，这没有操作意义 [1]。你不可能从一个宽泛的愿景中推导出一个战略来。

假大空的另一层意思是上级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明年的销售额要增长15%。这样的目标的确可以说是战略，因为它的确做出了决定，对公司有一定的指导：既然你决定销售额必须扩大，那明年预定的原材料肯定也要增加。

问题在于，这样的战略是没有经过诊断的——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决定。

举个例子。1985年，IBM的CEO约翰·埃克斯（John Akers）提出，IBM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把收入从460亿美元增加到1800亿美元。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决定，可问题是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

当时IBM已经占据了计算机行业2/3的利润，但它的看家产品是大型机，而大型机已经处于下降的趋势。埃克斯对新的主打产品没有任何指导，没有要求转型，只是单纯地提出了一个增加收入的目标。你打算让手下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鲁梅尔特说，这就好像一个教练要求队员赢得比赛，却又不告诉队员怎么去赢得比赛。

再比如说有家500强企业，鲁梅尔特称之为“森迪亚”。有一年，董事会对公司的增长很不满，要求新任CEO把公司提高一档。新CEO也真不含糊，一上来就说公司要在五年内把收入从500亿美元翻倍到1000亿美元！这是战略吗？

森迪亚的产品已经主导了所在的市场，而那个市场的增长速度并不快，所以想要指望当前的市场实现那种增长是不可能的。森迪亚必须进入两个相邻的市场。其中一个市场的确是在快速增长，但是里面有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森迪亚以前就曾经试图打入那个市场，失败了；另一个市场里倒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可是增长慢。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怎么才能在五年内实现收入翻一番？下面的人做出的计划是在两个新市场中增加400亿美元的收入，现有市场再增加100亿美元的收入。再对应到相应的市场份额，要求公司必须占领新市场85%的份额！可是这怎么实现呢？根本没有答案。

上面拍脑袋提出一个宏观目标，下面硬着头皮做计划，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你想想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常见了。

有时候宏观目标能给预算提供指导。比如政府每年都要提出第二年的GDP增长目标。如果你设定5%，那么各个部门就会按照5%的期待值去编制预算……但是仅此而已。把目标当做提振信心的信号，那不叫战略。

又或者，如果把目标变成层层下压的硬性要求，逼着下面实现，那也不是好战略。

这就引出了「计分卡」。

2026.05.15 周五：

企业管理，是在美国建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之后才出现的事物。有了铁路网就有了大型的组织和机构，有了大公司。大公司不仅仅需要管理工人的管理者，还需要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这也就是行政人员的科层等级制度。

管理的思想很简单。你把一个总体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可以衡量的部分，让每个管理者负责一块，都有自己的目标。然后公司根据每个人的目标衡量他的进展，让他对结果负责。

当然你还可以做得更高级。现代管理学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出了一本书叫《管理的实践》，说这种分解的目标应该由下级和上级协商决定，有点谈判的意思，确保每个管理者都能充分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目标，这就是目标管理。

怎么管理每个人的目标呢？这就要给每个人弄一个计分卡，上面分成若干个项目——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创新等等——看看是否在每个项目上都达标。达标了可能有奖金，不达标就会有惩罚。

这种管理学确实能够保证企业的效率，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但是，这是执行战略，这不是战略。战略是决定做什么，而计分卡是确保能做到，这是两回事。特别擅长管人、整天盯着公司上下奖勤罚懒的管理者，可不一定懂战略。

然而「被管」，实乃现代职场的常态。不用说高层以下每个员工都是被管的，连CEO都是被管的。

CEO被华尔街管，他的计分卡是公司的股价。

从1976年开始，华尔街就习惯于给公司每个季度的收益提供「指导（guidance）」。比如说，如果华尔街分析师认为你们公司这个季度的每股收益应该达到$2.55，而你的实际收益只有$2.54 —— 就差一分钱——华尔街也会很失望，他们会抛你的股票，你的股价就会跌。

这样在无形之中，华尔街收益指导就成了各家CEO每90天要面临一次的大考。CEO每天想的就是这个季度我怎么达标。你想想这不荒唐吗？如果一个CEO整天想90天之内的事儿，他还怎么考虑战略问题，还研究什么长期竞争优势呢？

华尔街的收益指导现在重要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只差一分钱没达标，所有人都会嘲笑你：因为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干脆多差一点，把一些收益留到下个季度再汇报，确保下季度达标。换句话说这已经成了一个数字游戏。公司轻则用各种做账方法让财务报表好看，重则为此采取各种短期行为。就像我们前面讲《芯片战争》的时候说过，英特尔之所以自己不做极紫外光刻业务，就是怕华尔街说它成本高。

鲁梅尔特举了个例子。为什么波音737 MAX这个飞机的设计有缺陷呢？波音公司本来是一家非常讲质量、讲技术、讲领先的公司。1997年，波音跟麦道合并，而麦道的企业文化是讲廉价、讲低成本——结果麦道的企业文化压倒了波音的工程师文化。波音就开始削减成本……737 MAX恰恰就是在设计上想方设法削减成本的产物。

这些公司为什么宁可牺牲质量也要削减成本？不是为了客户、不是为了市场、更不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而是为了做给华尔街看。有些公司为了短期股价上升，甚至连研发部门都砍。

鲁梅尔特还讲了一种奇特的做账方法。有一家软件公司，客户急需它的软件推出一项功能，它的竞争对手有这项功能，但它没有。如果自己开发这项功能，它需要投入2000万美元和一年的时间，这就增加了公司的成本，不好看。那怎么办呢？

这家公司先额外融资了1.75亿美元，然后拿这笔钱收购了一家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这在会计记账中大约是不算成本增加……可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但多花了好几倍的钱，而且用了两年时间才把两个公司的技术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会想，这些CEO是不是太笨了？玩这种数字游戏不是自欺欺人吗？但这就是他们的博弈格局。

现在公司董事会对CEO的激励往往都强烈依据股价，CEO的一半薪酬都是以股票的形式支付的，所以CEO就有很大的动力把股价做上去。

表面上看这很合理，毕竟董事们都是股东，自然希望股价高。但问题在于，一个公司的股价并不完全是由经营状况决定的。统计表明股票在平时有30%的价格变动是由市场整体变化决定的，在繁荣时期更是个股60%的价格变动都能用市场整体来解释。所以CEO对股价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你非逼着他抬高股价，他只能采取短期行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是CEO是一个长期股东。比如创始人就是CEO，他当然愿意做长期打算。但是自己做长期还不行，还得说服别的股东。像巴菲特和贝佐斯为什么每年都要给股东写信呢？最核心的就是说服股东相信公司的长期价值——别因为今年公司成本高了就抛股票！

而大多数CEO并不享受这样的信任关系。尤其从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人，你怎么写信都不好使，人家只看业绩。

所以成为上市公司并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任正非就认准了华为不上市，不跟什么股票分析师玩数字游戏，让员工持股，大家一起做长期的事情。鲁梅尔特也认为，实在不行干脆就退市搞私有化。

战略跟考核，真是既统一又对立啊。

读了鲁梅尔特这段书，我觉得所有的公司可以分为四等——

第一等公司是高层有真战略，基层有绩效考核。这样的公司必定繁荣昌盛。

第二等公司高层有战略，能抓住机遇做出正确决策，发挥自身特长；但是对基层管得不严，大家做工作比较随性，有的还贪污腐败。但是战略是最重要的，方向正确，执行出点问题最多也就是效率不高，大家还是可以过得很有奔头。

第三等公司是高层没战略，喜欢搞些假大空的宣传口号和目标，但是对基层也没啥要求，大家一起混日子。这种公司虽然没前途，但是靠着历史惯性也能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最可怕的是第四等公司：高层拍脑袋瞎决策，完了还非得把目标当真，说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狠抓落实，逼着下面层层加码搞绩效考核，各种既要又要还要……最后所有项目都烂尾。这种公司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危险境地。

有时候我们说要仰望星空，有时候我们又说要脚踏实地，这两者都不是战略。仰望星空太久容易把你变成一个假大空的人，脚踏实地不抬头又容易把你变成一个忙忙活活、只知道计分卡的人。

战略，是在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之外，对局面有一个切实的把握，用一个激进但又可行的方案，搞一场大胆的变革。

战略是对关键难点——也就是既重要又可以有所作为、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的解决方案。围绕关键难点设计战略，然后在资源、组织和人事上安排执行，确保战略具有连贯性，这就是一个领导者最该做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这是鲁梅尔特心目中的战略，可不是大众认知。绝大多数领导都不是这么考虑战略的。

在真实世界中制定战略会面临一些内在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人们或许爱谈论战略，但其实并不喜欢战略。

战略，是你为了应对一个挑战而必须做出的改变。如果总是按部就班地做事，就谈不上战略。然而尴尬的事实是，人们喜欢按部就班地做事。每天上班做好分内的工作，拿一份稳定工资，这就是大家的正常日子。问题在于，连公司高层也是这么想的。

这个道理是人们往往不会把公司的挑战当成自己的。连高管都不愿意为公司的前途负责。一切照旧，假装没事，不折腾，这样的生活特别有吸引力。

第二个困难就是罗翔那句名言：「根本大法是领导的看法」。

任何一个大组织中，人们都会习惯于上面制定一个目标，中层把目标细化成一个计划，然后基层执行，中间配合考核管理。大家关心的是计划怎么走——至于说目标是怎么来的，大家不太关心。

那个最初的目标，往往来自领导的看法。我们前面讲了，连领导本人都会把战略和目标混为一谈：所谓制定战略就是我想个目标，你们做好计划，然后做好对下面的宣传工作，确保执行。这种思维已经普遍到了日用而不自知的程度。

这种战略的问题在于你不能正视现实。事情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不符合领导看法的事实，人们会忽略真相，去迎合领导。正如我们前面讲《隐藏的博弈》时候说过的，上上下下都在用片面的事实自己骗自己。这时候如果又赶上领导有个倔强的性格，遇到任何困难都坚决斗争，那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问题不在于领导的看法对不对。问题在于制定战略根本就不应该从领导的看法出发。

第三个困难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科学的战略理论。

要我说呢，其实「决策」还是有科学的。我们专栏多次讲过决策的科学，比如要给自己寻找更多的选项、要克服各种认知偏误等等。包括我们以前讲过丹尼尔·卡尼曼的《噪音》，其中有个关键概念叫「决策卫生」，说集体决策的核心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讲「流程」、要讲程序正义。科学决策，一定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没有人能保证结果正确，但是合理的过程能确保你得到更多正确的结果。

现实中的会议往往是领导已经有了看法，找秘书把看法写成一个文件草案，然后拿着这个草案去征求各部门的“意见”，根据各部门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主要是措辞上的修改，然后开会举手表决通过。

而那恰恰是错误的开会方法。

当一个学生意识到他根本就不应该指望老师的时候，就是他的战略意识觉醒的时刻。我从来都不认为学校是个学习的地方。在我看来，正规学校教育有三个弊端，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 ——

第一，老师对学生是一对多，就好像牧羊人一样，关心的是羊群的运动，他不可能给每个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如果你已经达到98分，老师没有兴趣帮你进一步提高上限；如果在你身上花三个小时才能帮你提高10分，而给全班讲一个小时就能帮每个人平均提高5分，老师没有那三个小时。

第二，中小学老师天生不喜欢学生有创造性。创造意味着混乱，创造意味着不好管。一个学生92分，但是不听话；另一个学生85分，但是很听话，老师绝对会表扬听话的那个，并且打压不听话的那个。老师认为听话是比成绩更好的美德。

第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学习范围都是某些部门人为制定的，而现实中没有任何理由学习就应该有那样的范围。

所以每当我听说某某学校搞教学改革，某某老师呕心沥血培养学生的新闻，我都觉得非常荒唐。其实你们不折腾学生就是最好的。真正的学习都是自学：根据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行决定今天晚上干什么。学到什么知识点，没有任何理由非得听自己老师讲，上网找个名师的视频岂不是更好？学校最多起到一个监督学习进度、考试和切磋技艺的作用。

其实对中学生来说，学校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交友平台。学生应该抓住这个有这么多同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的机会结交几个好朋友。这些很可能是你一辈子的朋友。等到长大成人，交朋友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不过话说回来，大学，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大学里有些教授确实有学问，他们的学问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无法自学，应该跟他们好好学。

「摸石头过河」跟鲁梅尔特的战略观点的确是矛盾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首先摸石头过河是大公司、大组织才有的特权。像腾讯和亚马逊这种级别的公司，允许员工搞搞「内部创业」，各种方向都试一试，就好像风险投资一样，那可以。小公司没有这种奢侈，错了公司就没了，需要有严肃的战略设计。

其次，摸石头过河根本就不是战略。我们考察邓小平时代最重要的三项改革——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都不是战略选择的结果。这些都是民间已经开搞了，上面还一直不允许。

所以我们不仅应该把邓小平叫「总设计师」，我认为还应该叫他「总准许师」。当然准许也是大智慧，可能是比战略更大的智慧，但这不是战略。

而我们也不应该说大国就不应该有战略，什么都摸石头过河。加入WTO就是中国的一项成功战略。当初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加入，中央有战略远见，说非得加入，这个动作应该给高分。

「稳定」都是动态的，是这里损失一点，那里多赚一点，才凑出个勉强维持。

执行战略的过程中，必须经常想一想这个战略还对不对。而判断的方法，是检验当初制定战略时候采用的那些「假设」是否还仍然成立。

举个例子。新中国建立之初，本来说好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已经分给农民了，城市里的资本家可以继续办工厂。那后来为什么转向社会主义，搞全面公有制了呢？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看起来搞得很好。

据说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访问苏联，亲眼看见那一排排气派的机器厂房、那滚滚的钢铁洪流，彻底服了。苏联这么厉害我们为啥不学呢？当时很多人都成了苏吹。于是中国急不可待地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搞统购统销，在城市搞国营工厂，强行用农业支持工业。这就是一个重大战略。

而这个战略的基本假设是国营工厂比资本家的工厂好、社会主义农业比农民各家各户自己搞效率高。一开始，的确没有人质疑这个假设，难道苏联的成就不是明摆着的吗？有一个时期，连胡适那样已经去了台湾的民主派都承认苏联体制适合搞经济。

哪知道苏联模式有内在的缺陷，短期很有效但是长期不可持续，最后搞来搞去还不如资本主义效率高。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主动反思当初的战略，进行调整，甚至否定。

注意，这个改变战略可不是因为遇到了困难。罗斯福的二战战略也遇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澳大利亚求援那些困难，但是那些困难并不是说明当初战略的基本假设错了——战局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战略的基本假设，所以战略可以继续进行，你需要定力。

但是苏联模式当时被证明不行，这不是遇到了困难，这是发现基本假设错了。

假设没错，坚持战略，这叫定力，不能叫独裁。如果局面已经变了，当初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了，你还不允许别人质疑那个假设，甚至大家都已经发现那个假设明显是错的、还不敢说，还非得说我们想的就是对，我们必须坚持到底，这才叫一条道走到黑。

2026.05.16 周六：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可以说在市场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但是这四十多年还不足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

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国市场中有很多「超级玩家」，主要是央企和国企。这些超级玩家不是靠创新、成本、服务和管理，而是靠垄断和特权赚钱。中国的确有很多很多私营企业，但是这些私企要想赚大钱，最方便的办法是给国企做配套业务，或者直接从地方政府拿项目。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恩出于上」的局面。

如果你最大的恩主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上面」，你会一心一意搞创新吗？如果你的个人地位不是由企业的利润、而是由企业的规模决定，你会限制扩大产能吗？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战略自主权，你很害怕上级说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你会设计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战略吗？说什么美国CEO被华尔街控制，中国CEO受到的控制力量比华尔街大多了——只不过那个力量有时候也会给你毫无原则的纵容。

第一个认识是世界是讲权力的。

世界再怎么发达，它也是分等级的。顶层的位置总是比下面的少，这叫「排位稀缺」。对好位置的争夺永远都是零和博弈，有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而且你越往高层走，权力就变得越重要。这是因为当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座的每个人都很聪明，都有很好的履历、都有过硬的技能。能坐在这儿，大家都不差。那你们之间的竞争比的是什么？难道比谁头发多吗？这时候的争夺靠的是权力游戏。

有些学者以为现代世界的权力游戏已经变了——别听他们的。

有人说现在商业都全球化了，到处都在搞「去中心化」，那权力是不是被分散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现实是全球化加剧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

还有人说现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正在促进民主，老百姓更容易发声了，传统的权力会被削弱。其实恰恰相反。现实是传统权力非常善于使用新媒体，权力在巩固自身。

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恰恰是世界变得更不民主：像普京这样的人抓权抓得更厉害了。

所以权力远远不是过去式，也许它的外表形式稍微有所变化——菲佛这本书会重点讲新时代的权力——但它的基本规则是不变的。

人际关系总是重要的。人们决定用不用你，总是先看你有多大热情和多大能力。人们总是喜欢推举跟自己相似的人。人们总愿意跟强者结成联盟。权力的基本原理没有变。

第二个认识是权力跟道德没关系。

很多人贬低权力，认为抓权是不道德的，这不对。如果你总反感权力，你就得不到权力，你就只能抱怨。

权力其实是一种道德中性的工具。它跟任何工具一样，你有这个工具就能做一些事，没有这个工具就做不了，仅此而已。你可以用它做好事，也可以用它做坏事，它本身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有一本阎真写的小说叫《沧浪之水》。青年知识分子池大为，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卫生厅工作。他一开始非常看不起权力，自命清高，混得很差。后来有了老婆孩子，痛感没权真是不行，决心抓权。结果池大为的悟性还特别好，很快就得到了权力。你说这是一种堕落吗？这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吗？其实不见得。池大为获得权力以后确实做了一些好事。而且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中国，本质上哪里都一样。

这个关键认知是善于运用权力技巧的未必是坏人。更进一步，菲佛一再告诫，在权力的游戏里尽量不要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如果你一上来就把一个人判定为坏人，你就会发自内心地不愿意跟这个人结盟——而这是你的重大损失。权力游戏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你的盟友还是敌人。

现实中有很多像早期的池大为那样能力很强的好人，他们在权力斗争中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权力动作，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屑于去做。他们觉得只有坏人才会那样做——殊不知其实是你想要胜利就必须那样做。

所以如果你打算玩这个游戏，就最好有点体育精神：你只是一个想要取胜的player，别太上头。

第三个认识是想要做成大事就一定要有权力。

我们老百姓总觉得世界应该是公平的——这其实是个认知偏误，学者们称之为「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我们平时看的小说和电视剧、我们默认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结果应该由付出决定，付出了就会有回报，付出越多回报越多。有权力的人也总向老百姓灌输这种思想，整天把透明、真诚、什么公开公平公正这些词挂在嘴边……其实他们最不在乎那些。

现实是，人的努力跟结果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位置能让你的努力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那个位置上有权力杠杆。

你要做的是把自己或者盟友送上那个位置。撬动杠杆，你花同样的力量可以得到不成比例的成果，你才能做成大事。

当然做事本身的才能也很重要。一个毫无才能的人整天只想着抓权，这也是不对的——权力跟才能同等重要。但权力能让你把才能表现出来，让你的才能有用武之地，让你的才能被人看见，给你带来好处。

我们专栏讲《巴拉巴西成功公式》[2] 的时候说过：「成功不是由你的业务表现决定，而是由你的表现对社会网络的用处决定。」那怎么才能把业务表现化为对社会网络的用处呢？掌握权力就是个好办法。

如你所能想见，权力游戏并不好玩。权力动作往往是不自然的，不符合我们的习惯。你必须得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动作。所以你需要练习。

最好还有个教练或者参谋团队。你需要几个亲密朋友，他们跟你不在同一个公司，甚至不在同一个行业——这样能确保你们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他们任何时候都站在你这边，帮你出谋划策，帮你分析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能把你推到舒适区之外，让你慎重思考选择和行动。

权力要讲控制。但是自身的选择和行动，是你唯一可以绝对控制的东西。

最后咱们再讲个小故事。有一位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女科学家，因为所在领域中大部分人都是男性，一直处于一个很弱势的地位。她曾经的老板比她大二十岁，几乎是日复一日地欺负她。她感到孤立无援。

这位女科学家后来读了菲佛的书，知道了怎么抓权。她学会了用权力说话，她建立了影响力网络，她收获了自己的人马。

这的确跟「科学家」的人设很不一样，这位女科学家不但驯服了那个前老板，而且同事们都开始巴结她。她办事更顺畅，全无压力，幸福感也提升了，情绪也变得积极了。有一系列研究表明权力真的能提升人的身体健康。

要不怎么说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

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权力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可能会把人变傻 [3]，追求权力可能会被反噬。其实我们更崇尚「能量型英雄」，我们不想做这种勾心斗角的能耐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权力让给坏人。

如果一定有人会知道权力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是我们精英日课的读者先知道。

菲佛总结了七项权力规则，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讲。

最后我再引用一句菲佛的原话，与君共勉——

「如果你想让权力被用来做好事，就需要更多的好人拥有权力。」[4]

在具体讲菲佛的权力七规则之前，我想再次提醒，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权力。

如果你不好意思自吹自擂，如果你默默地为集体做贡献就感到很幸福，如果你非要做真实的自己，如果你总是真诚地跟人交往，如果你希望自己能被众人喜欢……你就不要追逐权力。

追逐权力时的状态，不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权力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要克服心理障碍，突破自我，离开舒适区，切换到「权力心态」。你必须非常明确地想要权力，而不是舒适。

你需要克服四个心理障碍。

第一，要自吹，不要谦虚。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有个印象：美国人、尤其是印度人，都比中国人能自吹。你费尽力气把程序写出来，印度人上去讲PPT。我们觉得这很不公平，可是我们又有点看不起讲PPT的人，认为夸夸其谈不是真本事。

然而在权力的游戏里，恰恰是夸夸其谈能成功。

有才华、业务能力强的人，往往会有谦虚的美德。你总觉得自己的成就不值得吹嘘，也不会吹嘘。这不是优点。

斯坦福MBA班上有个女生，有医学学位，还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可谓十分优秀。老师让她面对全班同学讲讲自己的成就，她很不好意思，一点都不自信。菲佛说，这是病，得治。

心理学把这种情况叫做「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据说优秀的人，此病的发病率高达2/3。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你总觉得能力还不足，配不上那个位置，就好像是个冒充者一样。这个病的麻烦在于你会表现得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会被别人感觉到，于是他们也觉得你能力不足。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很多事情你不敢干，你的生产力就会下降，不安全感就会增强，你会有各种拖延，你在用行动证明自己能力不足。

这个道理是你的自信不但对你有用，而且对别人也有用。你的同事、尤其是下属，都期待在你身上看到自信。你以为不用表现，时间长了大家自然会认可你——现实是别人根本没工夫仔细考察你，不自信就是没能力。

怎么克服这个障碍呢？首先看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仔细想想他们到底有啥特别的。你会发现他们不见得比你更有资格。

再者，你需要训练。自我推销和自我展示可能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那就练到舒服。假装自信能让你进入良性循环。当你假装自信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期待就会稍微高一点，你对你自己的期待也会稍微高一点。这里面有个「具身认知」的原理：你做出自信的行为，你就真的会在思想上更自信一些。你就更敢于去做一些事，然后你会真的把事情做成，于是你会收获真正的自信。

菲佛提到，他的课堂上有些外国学生——我估计其中有不少中国人——会私下跟他说，不想参加课堂讨论：我这人本来就不善言辞，英语也不行，我能不能就写作业和考试，课堂讨论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你想想这是多么荒唐。你选这门权力课程难道是来做学问的吗？难道不是你要训练自己去争夺权力吗？你连课堂讨论都不敢，还谈什么权力？

菲佛说，获得权力一个关键手段就是在讨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课堂讨论不涉及真正的利益争夺，是最安全的，这么好的训练机会为啥不用呢？

第二，要自我，不要集体。

这就是一个更深的道理了。我们一般的价值观是崇尚默默奉献、做个好人，将来好事儿自然就会发生在我身上……所谓「老天爱笨小孩」。

菲佛引用研究说，你要这么想，说明你不是来自很高的社会阶层。

上层社会的人恰恰不相信默默奉献。他们相信的是自己应该把所有好处都占了，最好你们奉献，好处归我。

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是伊顿公学，里面都是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有人专门考察了伊顿公学的学生们，想看看他们到底强在哪。结果发现他们最强的就是无耻（shamelessness），无耻是上帝给他们最大的礼物，是这帮人的超能力。这些人非常敢索要自己的利益，你不给他们就抗议，他们毫不顾忌地把战利品都给自己。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有人做过一个调查，有两种取得权力的方式——

A方式是努力工作，帮助同事，为集体做贡献，那么集体当然就会更愿意给你权力；
B方式是奉承上级，搞搞关系，自吹自擂。

请问，你更愿意采用A方式还是B方式？

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两个方式都有用。但是，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人都倾向于使用A方式，不肯用B方式；而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对B方式完全不介意。这是为啥呢？

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低社会阶层人士普遍认可集体主义价值观，认为为集体做贡献是好的，为自己抓利益是错的。这可能是因为底层必须抱团，集体主义是一种阶级情绪。集体主义会妨碍你追逐权力。

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发现，斯坦福MBA班的学生选课，其他所有课程都没有太大阶层差别，只有菲佛的《权力》这门课，明显是出身阶层比较高的学生更感兴趣……

性别和种族也是如此。在硅谷，白人男性成为高管的可能性比白人女性高42%，比亚裔男性高149%，比亚裔女性高260%。这是不是因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看你怎么理解了。女性和亚裔都不愿意吹嘘自己，你说这是社会原因还是自身原因？

人们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就是善于团结协作、喜欢助人；美国人对亚裔的看法就是一个模范少数民族，很聪明，工作努力，很顺从，不愿意支配别人。女性和亚裔也愿意符合这样的社会期待，这样生活最自在……可是权力就要远离你了。

研究者的建议是女性和亚裔要想取得权力，就得打破那些社会期待。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你得愿意支配别人：有事让别人去干，要敢于控制他们。而这就要求你克服那种集体主义、讲平等的心理障碍。

那你说我就克服不了怎么办？我崇尚为集体做贡献难道还错了吗？那你可以这么想：我追求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集体！以前有个高人跟我说过这个方法，这叫「回向增量法」：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升官——可我升官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这么想你的内心就平静了。

2026.05.17 周日：

第三，要策略，不要真诚。

权力游戏要求你经常说一些策略性的话，而不是“真话”，对此很多人不适应。他们说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但这很愚蠢，什么叫真实的自己？你要做6岁的自己，28岁的自己，还是60岁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是个幻觉。

而且“真实”会害了你。有一位作家，突发奇想，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要在几个星期之中做到完全真实，不说任何谎话。他跟一个同事说，如果我没结婚，我希望跟你交往。他跟保姆说，如果我妻子离开我，咱俩可以约会。他当面指出岳父母的缺点。大家都被他整懵了……结果当然是众叛亲离。有想法可以，把想法都说出来是愚蠢的。

权力操作要求你做对的事——比如建立社交网络、奉承上级、吹嘘自己——而不是做真实的自己。对很多人来说，这非常难受。

一个医疗机构的经理被提拔为总经理，下属数量一下子扩大了10倍，她需要面向所有下属讲话。结果这位女士一上来就说自己很紧张，我第一次跟这么多人讲话，我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能还想出一个更愚蠢的开场白吗？她想要表达自己的真诚，以为真诚能换来信任——其实恰恰相反。没有人会信任一个公开说自己不自信的领导。

以前我们专栏说过，主动暴露一个弱点会让别人更亲近你 [1]。但是请注意，权力关系不是亲密关系，要想抓权就不要暴露自己的关键弱点。研究表明暴露弱点会降低领导力。

要获得权力，策略性的语言和行动是必须的，因为你必须争取盟友和支持者。别人为啥支持你？你得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才行。也许是某种共同点，比如你们是老乡或者你们对某个议题的观点一致；也许是某种直接的好处，比如我愿意给你的项目增加拨款。

你最关心的不应该是“你是谁”，而应该是“他们是谁”：你得弄清楚他们的需求，才好搞利益交换。对一个人说好话不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人，而是因为你需要他是你的盟友。

你可能会说，说谎总归不太好，万一谎言被揭穿了怎么办？那你就太幼稚了。我们专栏讲过格拉德威尔的《与陌生人交谈》，人其实非常不擅长识别谎言。菲佛特别补充，如果这个谎言是“你对他好”，他更会主动相信这是真的：每个人都认为大家应该对自己好。

第四，要支配，不要喜欢。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被喜欢，说我要做个温和的人，做个暖男。但是有研究发现，在所有文化中，「能力」和「温和」都是负相关的：大家都说你这个人很温和，是个好人，是个老黄牛，也就等于说你的能力不太行。

有人还研究过网上对书或者电影的评论区，发现就算是正面评论写的更好，人们也普遍认为那些发表负面评论的人能力更强。

所以权力游戏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你不希望被发“好人卡”。

越是到了高层，提拔干部越不要“喜欢”。如果大家都喜欢你，人们反而会认为你能力不强。被喜欢说明你的「顺从性（agreeableness）」强。顺从性强说明爱和稀泥，不敢打破规则，不敢坚持原则，这么合群的人根本不适合当领导。

而且有研究表明，特别是对男性来说，顺从性强的人工资会偏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剧哪有让暖男当主角的，大家都期待总裁必须“霸道”。

当然，你要说特别不合群，自私、好斗，那似乎也不太好。那么做的缺点是对集体没有贡献，人们不愿意支持你；但优点是你敢于支配别人，这个是加分项——总体来说不好也不坏，在权力游戏中不合群不会减分。

所以强行合群，总怕集体不接纳自己，是个心理障碍。

怎么克服这个障碍呢？研究者的建议是先展示能力，再展示友好。如果别人已经认可你的能力很强了，你再给个暖男姿态，人们就不会认为你软弱，反而觉得是个惊喜。

用中国话说就是先展示雷霆手段，再展示菩萨心肠。再直白一点就是先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再往后发展就是PUA了。总之一定是先硬后软，次序千万别搞错。

这一讲说的可能过于直白，有点《厚黑学》的味道……不过李宗吾写《厚黑学》那是讽刺，而我们这里每一个建议背后都有科学研究结果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很别扭，那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顺民心态」。这个词是我发明的，顺民心态是权力心态的反义词。

秦制两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没有自己争取权力的习惯。我们默认官员身份是考试考上的，权力是上面恩赐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谦虚，要顺从，要被人喜欢，要真诚——我们总觉得只要做到这些，群众自然就支持你，领导自然就提拔你——殊不知哪怕在中国，那也是童话故事。

有位置不等于有权力，真正的权力从来都是自己争取过来的。

要摆脱顺民心态，你可以把争夺权力想象成踢足球。足球是一项对抗性运动，在犯规的边缘做一些动作、甚至骗一个点球，都不算不道德，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手段。

你可以拒绝踢足球。但是你不能说你要踢一种非对抗性的足球——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非对抗性的足球。像小说里的刘备那样哭哭啼啼就能当上皇帝，那是顺民的妄想。

上一讲我们突破了顺民心态，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深入权力心态。你要练一门更高级、也更不自在的功夫，那就是打破规矩。

掌握权力，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遵守规矩。什么都按规矩办还要权力干什么？有权的人可以制造规矩，没权的人才必须被动遵守规矩。你必须习惯更积极主动地做事。

破坏规矩会给你形成心理压力，因为社会默认你需要遵守规矩。破坏规矩就是制造麻烦，制造麻烦就会引来异样的眼光，一般人受不了这个。我们的天性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甚至有正当需求都不想寻求帮助。

但是这个心态你必须扭转过来：权力，本来就是使唤人的行为。你总怕麻烦别人哪行呢？

打破规矩能获得特殊好处

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人过度遵守规则。我们从小受的训练就是要做老实人、要听话、不要给人添麻烦、更不要惹事。

有研究显示，一个典型的员工，每星期差不多会有3小时参与到某种冲突之中——但是大部分人从来没受过如何跟人冲突的基本培训。这就导致大部分人在面对跟领导或同事之间的冲突时，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人们就会尽量避免冲突，甚至避免争论，有事儿就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

你敢冲突，对方不敢冲突，他为了避免跟你冲突就会满足你的要求，那你不就得手了吗？

要不怎么美国有句谚语叫「与其请求允许，不如请求原谅」。

你别管有理没理先把事情办了。如果别人事后指责你破坏规矩，你再道歉就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对方为了减少冲突，最合理的选择是算了。

纽约有一位建筑大师叫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他是个天才，但天才是很多很多项目喂出来的。搞建筑，你想必知道，有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政府审批。如果你每个项目都花很多时间等审批，你能做几个项目呢？摩西之所以有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常常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之前，就让项目开工。甚至有时候一个公园已经建成了，他才去向政府申请许可。政府一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园，这是一位建筑大师，这里的民众都已经接受了，难道还能强行下令把公园拆了不成？

当然这里面有风险。中国有一些建筑商也是这么干的，政府还没批地就自行盖楼，赌政府最后只能默认。但是这么干的人多了，有时候政府可能真给你来个不信邪，把已经建好、很漂亮的大楼直接给你炸掉。不过风险归风险，有时候你非得试一试。

更何况有些“试一试”是没风险的，比如说求人帮忙。

文明社会有两个不对称的默认习俗。一方面，每个人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尽量别找人帮忙；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来找你帮忙而你又恰好能帮到，你往往愿意提供帮助。这个不对称可能是因为求人帮忙是一个比较低的姿态，而帮人则是高姿态：我们喜欢高姿态。

有一项关于帮忙的研究很有意思。研究者招募了一批受试者，让他们到大街上去做两个任务。一是假装自己没带手机，随便找个人借手机打电话；二是假装不知道去健身房的路，请人带路。很简单，对吧？如果他们找到你，我相信你会帮忙的。

但是有27%的受试者，一听说任务是让他们去大街上求人帮忙，当场就退出了实验。

这就等于有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不用，地上有钱你不捡。求人帮个小忙，人家就算拒绝，那就拒绝呗？你能有啥损失？我们可以想见，那些能够厚着脸皮去寻求帮助的人，当然抓住了更多的机会。

而且你还可以再勇敢一点。在学校或者大公司这种庞大机构里办事，往往需要层层审批，费时费力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菲佛有个学生的故事可能会给你启发。他不经预约，直接跑到大领导办公室提要求。因为这种局面太罕见了，大领导当时有点懵，来不及思考，一听他说的挺合理，直接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然，也可能不批准。但是你试一试又能损失什么呢？

打破规矩能提升你的形象

有一种形象是被人喜欢，有一种形象是被人认为有权力，这两种形象是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有研究证明，有权力的人跟人聊天的时候往往表现得缺乏礼貌：他们笑得更少、会更多地打断别人说话、说话声音也更大。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跟这种行为正好相反，但我们从小受的不是争夺权力的教育。

研究者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打破规矩，能让人觉得你有权力——或者说“力量”，英文里是同一个词：power。

一群人在市政厅等着办事，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坐着。服务台上有咖啡，但是并没有人管理，更没有人邀请大家喝咖啡。这时候有两位老兄站了起来，一个自顾自地去拿了杯咖啡回来就喝，另一个则是去了洗手间。事后调查在场众人，大家普遍认为拿咖啡的那个更强。

再比如说，你发现公司的财务报表里有个小毛病，就问会计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第一个会计告诉你这个毛病无所谓，这种事经常发生，将来外边的会计师来查账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就算注意到了我们也可以跟他稍微变通一下。第二个会计则表示应该认真对待，我们必须遵守规则……那么你猜对了，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个会计更强。

现实是，那些没有礼貌的人，那些不管不顾的人，那些侵犯别人地盘的人，那些藐视法律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更有能力。

打破规矩是必须的，因为规矩限制了你

我们要打破规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时候不打破规矩就赢不了。政治学家伊万·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专门考察了历史上双方军力水平至少相差五倍以上的战争，发现强者并不总是能赢——尤其是在1950年到1999年之间，有51.2%的战争是弱者取胜。这是为啥呢？

因为弱者打的是「超限战」。就如同中东游击队打美军。我跟你打非传统战争，我不按你规矩打。格拉德威尔在《逆转》那本书中专门讲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弱者，你是新人，你是后来的，你还想跟强者竞争，那你就必须得打破现有的规矩。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中国公司都在对国际品牌搞山寨、抄袭、盗版。我们觉得挺不好意思，但是经济学家非常理解：不这么干哪有上场机会？美国在工业化初期也是直接抄袭英国，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搞羊毛贸易是抄袭荷兰的，大家都这么干过。

更何况掌权者制定很多规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就是为了限制你发展。你遵守规矩，对他们有利。每一次变革都是重新分配资源，既然你想进来分点权力，你就必须改变现有的规矩。

总结来说，如果你想获得权力，就不能太老实太听话，听话是权力的反义词。我们专栏早在第一季就有一期叫《大人物的坏毛病》，讲到以前菲佛《权力》那本书中的内容，我们列举了一些人是如何通过打破规矩上位的。

那你说，如果大家都不守规矩，社会岂不是乱了吗？没错。这里面有个生态平衡问题。我们以前讲博弈论的时候讲过「鹰鸽博弈」[1]——如果社会上老鹰太多，做鸽对你是有利的；而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鸽子，你应该做鹰。

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做鹰的太少了。我们的教育是鸽子教育，我们的文化是鸽文化。在国内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国外不好意思争夺权力，这不行。权力是鹰的游戏。

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深刻的认识是，照章办事不是权力。一个人犯了罪，法官依法判他死刑，这不叫权力，这叫正义。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权力是按理说你应该杀这个人，但是你不杀。」

积极主动地打破剧本，在流程之外做自己的决定，这才叫权力。给你权力不是让你遵守世界的规范，而是让你试探世界的底线；不是让你适应世界，而是让你改变世界。

当然这里不是让你做个刺头，整天没事儿找事儿到处犯规。我的建议是只在为了达成更高目的的情况下犯规。

最后讲个网上看到的小故事。一对情侣开着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突然后面来了一辆车，不停地按喇叭。两人按下车窗，得知是一位父亲在送孩子上医院，他大声哀求，说能不能让一下，让他先过。可是开车的男子不为所动，非得等红灯结束。

女孩不干了，说你为什么不给人让一让呢？男子说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我何必闯红灯吃罚单呢？女孩听罢一言不发，过后就跟男子分手了。

我说分的对。这个人不但冷漠，而且连一点规矩都不敢违反，这样的人有啥出息？

2026.05.18 周一：

这一讲我们说一个对个人权力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形象。你的形象就是你的政治生命。

中国有句话叫「不要以貌取人」，说的其实是一个一阶道理：它背后的零阶道理是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以貌取人，而且以貌取人非常有效。尤其对权力来说，几乎完全就是通过外在表现判断你有没有真能力。

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不可能是工作关系。如果你的任期只有三年，你不能计划别人在第二年才服从你、第四年才“真正”了解你。现实是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真正的你”，你必须一上来就把手下镇住，迅速开展工作。

《世说新语》里有个段子讲魏王曹操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臣。曹操可能觉得自己身材比较矮，相貌也比较丑陋，怕影响国家形象，就请一位名叫崔琰的名士扮演魏王。崔琰高大帅气，曹操自己在旁边假扮侍卫。

接见完毕，曹操派人去问使臣，说你觉得魏王怎么样。使臣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说魏王风度确实不错，但我看他身边那个侍卫才是真英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权力真的是有气场的，懂行的人随便看看外表就知道这个人行不行；第二，权力气场不是寻常老百姓意义上的美丑。

这个权力气质，就是你的形象。

你必须好好维护这个形象，因为它给人建立了一种预期。

我们专栏前面讲《隐藏的博弈》时说过这个道理 [1]，在场谁扮演鹰，谁扮演鸽，得名正言顺才行。下级得有下级的样子，最好是机敏干练；上级得有上级的样子，比如说不怒自威。千万别下级顾盼自雄，起个名叫龙傲天，上级温吞软弱，名叫刘波，那不是正常现象，那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权力最重要的气质，还是自信。极端的自信。自信不仅仅能带来升职，更能提供力量辐射。作为上级，你一定要把你的自信投射给下属，让下属为跟着你工作而感到自豪，让他们有信心一定能把事情办成，相信这个团队绝对没问题。

比如曹操，不只是在小说里自信，在真实历史中就是特别自信。有一次曹操被马超打败，在有追兵的情况下需要渡过一条河，大军过得很慢，后边追兵射出的箭矢布满天空……曹操队伍中有的士兵开始哭。就在这个时候，曹操居然大笑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2]

这是一种自嘲、但是特别乐观、非常轻松的态度，就好像打乒乓球丢了一局，无所谓。大哥你都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还能乐出来呢？没有客观依据。这就是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有强烈的感染力。

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给你带来的队友评价加分，就如同你的实际能力一样。一个特别自信但是不怎么能打的人在队友心目中的评价得分，跟一个不怎么自信但是特别能打的人是一样高的。过度自信是一种强大的增益buff。而且这个buff的持续时间很长：有研究说你投射一次过度自信，对队友的影响在七个星期之后仍然存在。

最重要的是第一印象。你必须一上来就把人设建立好。

有一项研究找了来自各个学科的13位大学教授，从他们每个人的讲课视频中截取了三个片段，每段只有10秒钟，而且没声音，只能看见教授的形象和动作。研究者给学生们播放了这些片段，让学生给他们打分。

结果是这些只看了三个小片段的学生给教授们的打分，与那些完整地跟着这些教授上过一学期课的学生打出来的分数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人们甚至都不需要听你的讲是啥，光凭30秒钟的第一印象就在相当程度上判断你的能力。你说这不可怕吗？

还有更可怕的。另一项研究，把一些公司的CEO的照片拿过来，让100个大学生纯粹看照片判断这些CEO的水平如何。结果这些大学生看照片打出来的分数，不但跟更全面更系统的领导力评分高度相关，而且跟那些公司的利润都有明显的相关性。

你可能说，也许是利润高的公司条件更好，所以能请得起长得“好看”的CEO？不一定是因为CEO长得好看而导致公司利润高。没错，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很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这是纯粹的以貌取人，而研究证明以貌取人的准确度很高。

对权力来说，第一印象就这么重要。要是你第一印象给差了，不要想什么路遥知马力，人家连让你继续展现能力的机会都不会给。

那怎么才能塑造一个充满自信的好形象呢？好消息是你的形象可以通过一些可选动作塑造出来，研究表明这跟你的性格、性别都没有关系。这就好比说哪怕你像鸟鸟一样是个性格内向、本来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姑娘，真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也能讲五分钟脱口秀。

我们专栏曾经讲过如何展现领导魅力 [3]，菲佛在这本书中也总结了一些。在姿态上，要展现自信，你需要——

使用更多的发言时间；
说话声音更大；
提高「视觉统治比」[4]，这意味着你在对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尽量看着对方，而别人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不看他；
敢于打断别人的话；
直接用事实说话，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身体姿态要打开，要多使用手势；
主动离别人近一点；
要平静、放松，别紧张……

而在具体说什么方面，你可以学习美国政客的演讲。

首先用词要简单，尽量用单音节的词，不要搞复杂的长句、从句。简单才有力量，不要给听众太多的认知负担，逻辑要简单明了。

再者，不要用比较弱的词，什么“差不多”“有可能”“嗯”“啊”之类。要敢于用一些特别生动形象、能够激发情感的词，比如“受伤”“死亡”“问题”这类词汇。

关键是一定要给明确的结论，不要用疑问结尾。而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反复重复你的结论和主题——重复次数越多，别人就越相信你。

如果你爱读书，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操作过于直白了……这也不高级啊？没错，不高级就对了。这可是争夺权力，不是学者交流思想。拉不下脸面搞这些简单动作可能就是为什么高学历对权力斗争是个减分项。

还有更直白更粗暴的。菲佛给当权者最重要的一个告诫，就是绝对不要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道歉。

讲两段往事，都发生在2010年。一个是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的一个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11个员工死亡，而且对海洋造成重大污染，BP的CEO被迫到美国众议院接受质询。

另一件事是高盛公司把一个证券卖给客户之后，又做空了那个证券。这就等于说你对不起自己的客户，对吧？这成了一个重大丑闻，高盛CEO不得不去参议院接受质询。

两位CEO在质询过程中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俩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道歉了，一个没道歉。

英国石油的CEO一上来就是一副充满歉意的样子，蜷缩着身体坐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他表示要对灾难原因进行调查，对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以补偿等等。

在菲佛看来，这个表现欠缺的太多了。你这完全没有捍卫自己的公司。正确的做法是讲一讲公司的历史，在美国雇佣了多少人，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多大贡献，在墨西哥湾开采的条件是多么困难，但是困难也要做，因为这可以振兴当地经济……可是这位CEO什么都没讲。他完全没有为公司、为员工和自己的荣誉进行辩护，他等于是认罪去了。

对比之下，高盛CEO就完全不同了。此人在参议院质询的三个小时内，一句道歉都没说，而且还不断地宣讲公司的成就。他反复跟议员们讲，我们高盛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做空也好、对冲也好，都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的责任。作为金融服务行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公司，我们高盛一贯高度重视客户的利益，坚决为客户服务。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声望都是行业最好的，我们的员工有最专业的金融知识，等等等。

他传达的信息是我对高盛的所作所为非常满意，我不能理解你们到底为啥来挑我们的毛病；我们根本没错，反而是你们错了，你们似乎不太懂金融。议员们问他技术问题，他面带微笑回答，就好像说你们连这个都不懂，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

结果是英国石油那位CEO很快就被免职了，而高盛CEO一直工作到2018年正常退休。

道歉会把责任直接揽到你自己身上。道歉会影响你的自我认知，打击你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你道歉就说明别人信任你是错的，从此你就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你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尤其大领导，绝对不能下「罪己诏」。

道歉的反义词，则是愤怒。各种研究都发现，表达愤怒，会被人看做你是主导的、强大的、有能力的和聪明的。比如有一项对软件公司的研究调查发现，那些能频繁表达愤怒的员工得到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高的工资，他们的经理对他们的评价也更高。

我越讲菲佛这本书，就越觉得这也太厚黑了。追求权力可能真的会扭曲人性啊……你必须去做一些偏执到不合常理的事情。

就拿道歉来说，我们专栏以前讲过「精英水平的道歉」[5]，道歉是为了赢回别人的信任不假，但道歉首先是我们要完善自己的人格。犯了错怎么能不道歉呢？

这里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我们讲的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正常人——的事情，这里说的是争夺权力的事情。一旦你参加了权力游戏，你就不再是正常人了，别忘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力。这么多人，大家为啥都听你的？运用权力几乎就是一种魔法行为，你必须充分代入角色才行。

身为领导，你必须像维护生命一样去维护自己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本质是信任。我们专栏讲过白金汉和古道尔的《九个工作谎言》[6]，我们知道，领导给团队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管理也不是战略，而是「确定感」。

在局面晦暗不明，大家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情况下，你站出来说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哪怕你自己心里也没谱，你也得硬着头皮站出来。你充满自信地给大家一个确定性，局面马上就能稳定下来。人们需要主心骨，人们需要确定感。

为什么克林顿可以因为莱温斯基事件向美国公众道歉？他说的是私生活和不该对国会说谎，他说的可不是总统工作有错误。老百姓仍然承认他做总统的能力，所以他没有下台。

这条线有点微妙但是非常严格。形象绝对不能塌方，人设绝对不能崩。一旦展现出你的政策错了，你下一个命令就也可能是错的，你就是不可信的，你就提供不了确定感，你的魔法就会失效。

所以权力游戏一点都不好玩，有时候那真是硬着头皮干。

2026.05.19 周二：

第一级是「认识」。小王性格开朗外向，跟谁都自来熟，公司上上下下都认识他。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出名，说什么“我人脉广”，什么活动都参加，谁结婚都随礼，混个脸熟。其实如果人们仅仅“认识”你，作用不大。

第二级是「名位」。名位和认识的区别是人们不但认识你，而且知道你在某一方面很厉害。这是一种正面的出名。这家公司的大领导是谁，你们组最强的程序员是谁，隔壁班学习最好的同学是谁，位置有限，你占住就是名位。

名位对个人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还是不够——因为它没有合作的抓手。如果人们只是听说你很厉害，但是对你就好像对北大数学学霸一样敬而远之，有事不找你，你也没权力。

第三级是「声望」。声望是人们不但知道你很厉害，还知道你具体擅长什么，会主动找你合作。比如一个程序员，在人工智能的无监督学习算法领域被公认为业内最强，号称大神，谁有这方面的问题都想向他请教，有这方面的需求会请他帮忙。

在这种独特的行业声望面前，什么学历、职称之类都不值一提。不过声望还不是最高等级的名气。

最高级是「品牌」。品牌是人们不但知道你擅长什么、你在做什么，而且知道你的故事，人们对你的品性有个很好的预期。品牌自带传播属性。你要不知道马斯克是谁，那不是马斯克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品牌会有影响力，所以拥有品牌的人可以主动制造机会。马斯克关心什么，人们会跟着一起关心；如果他突然投资某个领域，有人会跟着一起投资。品牌，是一种领导力。所以为了争夺权力，你最好能建立一个个人品牌。

菲佛说个人品牌有三个要素：你的专业知识，你曾经取得过的成就，以及你的个人故事。你最好能用三言两语把这三个要素说明白，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谁。

所以品牌不是简历也不是百度百科页面，而是某种有传播力的东西，得让人把你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我们出名得出这样的名。

那怎么建立个人品牌呢？菲佛讲了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主动讲故事。

正确的做法是在故事的进行过程中大讲特讲。

你的故事好，人们会想要参与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广告项目对公司的作用没有当初那个游戏和积分项目大，但是刘女士从中获得的政治资本，远远超过了之前。

这个案例给我们两个教训。第一，你要主动告诉别人你们团队在干什么，要经常讲，而且反复讲。第二，你要把故事讲出「英雄之旅」的感觉——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收获了成长。讲讲你的心路历程，要讲得鼓舞人心！

建立个人品牌的第二个办法是内容输出。

如果发生故事太慢内容输出太难，建立品牌还有一个快速办法，那就是借力。

如果你对吉拉尼的上位路线不屑一顾，我的建议是那你就别把世界让给这样的人。你行为什么不是你上呢？我支持你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通往权力的快速通道。还是那句话，权力是一种道德中性的工具。

如果你实在放不下实在人的心结，黛博拉·刘有个心法——不要把这些厚颜无耻的自我推广行为都想象成是为了自己：你是在为你的团队争取资源和荣誉！你是在帮助老板做出更好的决定！

其实作为群居动物，我们喜欢跟人交往。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家人和朋友相处。

社会学家早就研究明白了，从获取有用信息、得到成长机会的角度，你应该多跟「弱关系」——也就是那些距离你比较远、位于你的社交网络的边缘的人相处。原因很简单：跟你朝夕相处的人知道的事儿，你也知道；你应该多跟那些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儿的人交往。

有人考察发现，成功人士跟一般人在社交方面最大的区别，就是成功人士花在社交网络上距离自己远的人身上的时间，多于距离自己近的人。他们没有下班就回家陪老婆，他们对不熟的人更感兴趣。

我听说林登·约翰逊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赶上跟全国各地的青年政治精英住在一个旅馆参加活动。他一晚上出来到公共卫生间刷了五次牙——因为他想要更多跟人碰面聊天的机会。我还听说中国有个官员，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吃三顿晚饭。

那你可能会说，这对吗？这不是摆明了要互相利用吗？两个人明明没什么交情，强行交往不尴尬吗？

因为你反感，所以你总是把工作上的社交都当成不得已的任务去完成，而不当做一个技能去发展，所以你的社交网络就不行。

传统上，我们有时候甚至觉得“不善社交”是个很酷的特点。比如我们曾经觉得知识分子就应该是书呆子，科学家就应该整天躲在实验室里闷头做研究……

事实是现在的科学家必须经常社交，因为你总是得跟人合作。现在一篇典型的论文常常是两三个组共同完成的，比如一个组负责实验，一个组负责理论，另一个组负责数值模拟——这三个组常常不属于同一个科研机构。

你需要经常跟各路人物交流。尤其是那些主管一摊的科学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和讨论。我们就好像是江湖人士一样到处走动。你不但要认识领域里所有重要人物，还得知道每个人都在干什么，谁可以是你的合作对象，谁有可能跟你联手申请经费，谁是你的竞争对手，谁是你的敌人。别忘了互联网就是西欧核子中心（CERN）的物理学家为了跟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而发明的。

公司更是这样。CEO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处理内部事务，而是出去搞搞对外关系，跟同行或者其他行业的人开会聊天交朋友，谈谈大战略。这就如同总统不能整天琢磨自己人，必须到国际上合纵连横才行。很多时候外人的态度更能决定你能不能上位、你的权力是否稳固。

你看这样的社交，是不是跟一般人心目中的“搞关系”有重大区别。

以我之见，老实人不愿意搞社交网络的最关键的原因，是对社交网络有错误的认识。

直觉上，我们一想到社交，就以为是要建立某种「情感关系」，把社交网络想象成「关系网」。其实情感关系是熟人之间才有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咱俩够不够“要好”。非亲非故的人要快速搞情感关系常常会做一些“感情投资”，比如猛喝酒、察言观色甚至阿谀奉承，那的确是尴尬。

再者，有人把社交网络理解成「人情网」或者「利益网」。今天我给你一个好处，我指望你将来给我一个好处，把互动当成往情感账户里存钱和取钱。这是纯粹的互相利用，当然也是君子所不愿意做的。

但我读菲佛这本书获得的一个洞见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工作社交网络既不是关系网也不是人情网——而是合作网和信息网。这是一种现代化工作场景中才有的新型关系：我们把工作交流和情感交流、利益交流分开。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合作归合作，人格归人格。我们都是有多个身份的人 [1]。我们只需要投入有限的情感，进行有限的竞争。

一旦你想明白这一点，就没有任何尴尬，你会积极主动地建立自己的网络。

具体来说，建立社交网络大约有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最根本的方法，也是一切工作关系的前提，那就是合作。

我听说你们组最近有个实验结果，而我正好有个理论工具，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没人会拒绝这样的交往，马上就能安排电话会议。这是因为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合作是双赢。

你可以把合作当成目的，但也可以把合作当成建立关系的手段。研究表明合作能让人产生凝聚力。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自然就能拉近关系。

这叫「宜家效应（IKEA Effect）」。你知道宜家卖的家具不是现成的，一般都是给你一堆木板，你买回家得自己像拼积木一样把它组装起来。宜家效应说你组装家具的这个过程，会提高你对这个家具的评价——因为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创造。

同样道理，当你跟几个合作者共同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不但会对这个工作有很高的评价，而且会对你的合作者、你们这个团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说白了就是一起做事最能拉近关系，比喝酒什么的强多了。工作上暂时不能合作的话，一起参加一个活动、或者一起出去玩，也可以增进感情，但经验表明这样的活动最好是新奇有趣、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学术界在合作上有天生的优势，因为大家都是有名有姓，你来自哪个门派，发过什么论文，别人上网一查就知道，这里有强烈的社会信任。

但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就有一个信任问题。你贸然跟一个人说要合作，人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你是谁，我为什么要信任你？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寻找共同点和社区感。

最常见的办法是找个你俩都认识的人给你们做介绍。比如你有一笔投资交易想找人合作，你以前的大学同学正好认识那个潜在的合作对象，你就可以让他牵线搭桥。

这里的一个关键知识是哪怕是比较微弱的共同点也能迅速建立信任。可能你那个大学同学已经很多年没联系过了，没关系，照样好使。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愿意相信跟我们相似的人。校友、同乡这类关系天生就有一种亲切感，更何况还能联系到你对社区的身份认同。

那既然介绍人这么重要，为什么你不做介绍人呢？如果你能经常给两边做介绍，你的地位不就很重要了吗？的确如此。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方法，成为「中介（Broker）」。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提出一个观念叫「弥补结构性漏洞（bridge structural holes）」，也被翻译成「结构洞」，意思是两个群体之间本来是不联系的，需要有一个中介人物，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房产经纪人把买房的人和卖房的人连接在一起，投资银行家把需要资本的人和拥有资本的人连接在一起，猎头把职位空缺和人才连接在一起……这些都是中介。成为中介，你不但能为两个群体做出贡献，你自身的重要性也会随之提高。

最适合做中介的，是同时属于两个圈子的人。

日本有一家核能公司，公司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懂技术，另一种人搞商业，平时不怎么互相交流。这家公司里有一个人，是懂核能的人里唯一一个有MBA学位的，也是搞商业的人里唯一一个有核能学位的，而且他英语很好，又是公司唯一一个经常跟外国联系的人。所以他等于是处在三个圈子的交点上，那他当然非常重要。

公司肯定离不开他，有提拔机会也会优先考虑他。这就是社交网络的枢纽人物。

菲佛在之前的《权力》那本书中讲过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有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呢，先在一家公司实习。他偶然遇到这家公司的一位高管，得知高管很想去他所在的大学讲课，可能因为这很有面子。这件事其实挺容易的，因为这个学生正好认识一个教授，那个教授正好想请外面的高管来讲课。

学生就半开玩笑地对高管说，如果我能帮你联系到去大学讲课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个可以接触到CEO的正式职位。高管立即答应。学生很容易就说服教授提供了讲课机会，他得到了那个职位。

这叫什么？这叫中介。

那个学生必定也知道第四个网络方法，那就是接近权力中心。

有一位老兄，是个移民，可能不太熟悉美国人的文化，未必懂得喝酒聊天交朋友，业务能力也没有多强，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他的职责要求他必须经常代表自己所在的小组向公司高层汇报工作进展，这使得他能够参加董事会会议；同时他还要跟公司很多部门互动，从中传递各种消息。结果他很容易就被提拔了。

接近权力中心对你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高层能看见你。二是你能接触到很多关键信息，你知道公司是怎么运行的。所以选择职位一定要尽量选择能接触到核心的工作。

这意味着你最好去一个掌握关键资源的实权部门，或者是解决关键难点的业务部门。对美国公司来说，金融部门通常是非常重要的，容易出领导。再比如现任微软CEO纳德拉，是个印度人，拿着工作签证加入的微软，一般这样的资历不都在基层奋斗吗？怎么年纪轻轻就当上CEO了呢？因为他之前是在微软的云计算部门，他把云计算变成了微软最挣钱的部门。你进微软那天要是进的VR眼镜部门，你可能正好赶上这一波裁员。

对权力游戏来说，往往位置大于能力。

你看出来没有？菲佛所有这些建立社交网络的方法，都没有要求你丧失人格去跟人硬拉关系。你不需要搞什么情感贿赂，好关系是双方共同培育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好关系其实是个副产品，是大家一起合作一件事的结果。什么下了班天天找人喝酒，那恐怕是效率最低的社交方法。

你要努力寻求的不是如何去“搞定”哪个人，而是前往一个做事的位置。

2026.05.20 周三：

在权力游戏中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获得权力，一个是保住权力。

我们前面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获得权力。这一讲则是说当你已经有了权力以后，如何使用权力，用权力保住权力，用权力去获得更多的权力。

你首先要认识到，权力并不是一种“资源”，不是说用完了就没有了——恰恰相反，权力是越用越多，你不用它才会没有。使用权力才能表明你拥有权力，别人就会认可你的权力，你就会吸引到更多的盟友，你的权力也会扩大。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所以菲佛的第六个权力规则就是要使用权力：不但要用，而且要大用，要超规格地用。哪怕你的权力暂时还没覆盖到那一块，你也可以先斩后奏。你越强势，就越能吸引到更多的权力。

具体怎么用呢？总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组织进行改革，第二是安插自己的人马，第三是打压竞争对手。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你突然成了单位的一把手，你会干什么？是平易近人，跟大家都搞好关系吗？是不折腾，先享受享受权力的特殊待遇和排场吗？还是跟老领导表决心，说我们一切都按照您的既定方针办？

你要这么想，你连个副总统都当不好。

权力不是漂亮的摆设。权力真正的魅力所在，是你可以用它。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副总统立即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约翰逊乘坐空军一号飞往华盛顿，准备就职。就在飞机上，约翰逊召集了所有助手，宣布自己接下来要干的事情。他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包括想要通过的各项法案。

菲佛对约翰逊这种老领导尸骨未寒就已经准备大干一场的行为大加赞赏，因为约翰逊非常懂得权力的动力学。

关键在于，权力这个东西，往往在你刚上任的时候是最好用的。新领导上任都会享受一段蜜月期。大家都对你有良好期待。你要做什么改革动作，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

而你干的时间一长，就难免会得罪一些人。那些人会故意不配合你工作。你在位置上待的时间越长，积累出来的敌人就越多，你再想办事就不好办了。

对此我可以提供一个旁证。摩根斯坦利的投资管理专家、印度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使用数据分析得到各国领导人的一个普遍规律 [1]：领导人在第一个任期往往能推出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到了第二个任期基本就没有什么大动作，往往琢磨琢磨政治遗产，给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谋点福利就完事了。

包括像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强人，也是第一个任期干得特别猛，到第二个任期改革的热情就已经耗散，基本躺平了。数据上看，总统第一个任期上的经济表现普遍好于第二个任期。

菲佛则说，现在随着公司高层越来越政治化，CEO的任期实际上是缩短了。2000年的时候，CEO的平均任期长达8年，到了2010年代就只剩下5年了。

所以说有权力要早用，要上来就赶紧用……更何况你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任期。

系统需要改革。任何系统时间一长，总会积累出相当的惰性，现有的各级干部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不关心这个系统本身如何，只想自己舒舒服服把日子过好。你这个新人的使命就是改革。

那你说系统里现有的干部肯定不配合改革啊，这怎么办呢？这就引出了权力的第二个用法——换人。

换人操作的难点在于如何安排公司的老人。直接赶走或者解雇可能过于粗暴了，搞不好还会闹出官司，再说也影响系统的稳定。

所以新人换旧人一定要名正言顺，有充分的理由。拉斯维加斯赌场那个例子就很典型，新CEO的理念是大数据辅助营销，你们这些旧人根本就不懂，你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那我当然要撤换你们。

一个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更柔和的手法是明升暗降。给这位老兄一个更好的待遇，头衔升一级，但是把他送到一个不重要的部门，所有人都容易接受。

不管是什么模式，安插自己的人马这种事，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像前面说的那个纽约公立学校系统的新主管，就把所有高层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全换了，连第三级的领导都几乎全是新的。提拔盟友，培植私人势力，不这么干才是不正常。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跟手下丁汝昌有一番对话——

丁汝昌：中堂，汝昌请求辞去北洋水师提督的职务。

李鸿章：胡说！

丁汝昌：不能因为汝昌，连累了中堂大人哪！

李鸿章：哈哈哈哈，连累我，连累我什么？老夫一年四季被他们弹劾！照你这个样子，那都不要活了。不错，你是淮军旧部，又是安徽人，这么多年又一直跟着我，所以说我培植私人势力、任人唯亲……笑话！他妈的不任人唯亲还要任人唯疏不成！非要让我的部下不听话，处处和我作对就不叫培植私人势力了？！

我敢说菲佛完全赞成李鸿章。

权力的第三个用法，是直接用权力扩大和巩固权力。

扩大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规则。就像前面讲过的纽约天才建筑师罗伯特·摩西，做事一向藐视权威先斩后奏，他不断打破规则的结果是展示了权力，人们更认可他的权力了，你是个强人我们惹不起。

当然摩西的做法风险比较大，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更温和的做法是用制度建设来巩固权力。现在的CEO都会想办法在董事会搞股权改革，给自己拥有的股票更高的投票权重。比如说扎克伯格在Facebook就搞了一条规则，他拥有的股份，每股有10票投票权——而别的股东每股就只有1票。这就确保他拥有Facebook 60%的投票权。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可能把他给赶走。

如果没有那么多股份，你还可以在组织里多担任几个兼职，确保组织的运行处处都离不开你。你可以既是CEO又是董事会主席，完了还兼任某个关键部门的领导。

蒂姆·库克在乔布斯时代担任苹果公司的COO，后来没有乔布斯了库克成为CEO。那请问苹果现在的COO是谁？没有。库克继续管着COO的活儿。

我怀疑库克正在使用更黑暗的一个抓权方法，那就是确保组织里没有你的接班人。

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曾经担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38年之久，直到83岁才交权。你说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他怎么还玩出终身制来了呢？那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瓦伦蒂总是能确保协会里没有人能接他的班。

怎么做？看谁有接班能力，就把谁赶走。

菲佛曾经在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他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公司里但凡有一位高管受到董事会的称赞，这位高管很快就会从公司消失……想必就是CEO把他给赶走了。菲佛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一位董事会成员说，你们要是再发现什么人才，最好不要表扬他：千万别让CEO怀疑你们想让他接班。

你看这像不像中国古代的宫廷权斗……在任者会消灭任何可能的接班人，那真是古老而又高效的策略啊。

总结来说，运用权力基本上就是三句话——

1）「新官上任三把火」：趁着蜜月期里权力还热乎赶紧用，有什么改革计划要一揽子快上，打一套组合拳；

2）「一朝天子一朝臣」：不用怕人说你任人唯亲，要大胆安插和使用自己的人马；

3）「强人没有接班人」。

说实在的，菲佛说的这些权力用法，咱们中国人早就玩得无比纯熟了。以至于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零阶道理，我们更喜欢谈论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不可持续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利于权力平稳交接”之类的一阶道理——我们高估了这些做法的负作用，低估了这些做法的有效性和普遍性。

道理都很简单，可是真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未必有这么做的魄力。你会说，这不以权谋私吗？这么用权不怕遭受报复吗？那你就错了。

现实是权力越大，你就越不容易被人报复。

马基雅维利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被人爱更安全。」在权力游戏里爱是一种义务，时间长了人家会觉得你的恩情是一种负担而不愿意报答；可是恐惧，却总是实实在在的。别忘了权力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别太在乎别人喜不喜欢你。

你要知道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发生冲突。你有权力，你就掌握了主动。当你命令公司的元老退休、或者要求潜在的接班人离职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而且也没有还手的意愿。这就叫名正则言顺。

更重要的是，当你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当你不断地用它的时候，人们会自动过来依附，你的盟友会增加，你以前的敌人也会主动变成你的盟友。

怕冲突、总想跟赢家结盟，这都是人性的内在弱点。而敢于利用这些弱点行使权力，却不是每个人的本能。还是那句话，权力游戏要求你离开舒适区。

我总觉得「权力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干啥啥不行，可偏偏对抓权特别在行。他们对任何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和事都极其敏感，会不惜一切代价斗争——而我们总是纵容他们。

只要你没暴露弱点，你就不会被报复。

有一位富豪叫加里·温尼克（Gary Winnick），早年靠贩卖垃圾证券起家，后来自己做了家公司，但是经营不善。就在公司破产之前，他背着其他股东，偷偷卖掉了自己手上价值7.38亿美元的股票。等于是在沉船前把船卖了。然后公司破产，温尼克出了5500万美元给公司股东和员工做补偿，又向美国劳工部捐款2500万美元，就把这件事儿给摆平了。

也就是说，温尼克非法获利7亿多，花了8000万，自己净剩6亿多，啥事儿没有了。不但如此，温尼克从此变身为慈善家，在大学拿荣誉博士，跟名流政要交往，客厅挂满了他和总统、教皇的合照，妥妥的上流社会。

请问温尼克的人面疮在哪里？

菲佛列举了一系列这样的事情——

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被捕入狱又出狱之后，还能继续跟各路大亨交往，其中包括贝佐斯、马斯克和比尔·盖茨；
商界名流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因为内幕交易入狱五个月，出来照样是人生导师，百货公司还以她为品牌带货；
硅谷几家公司的CEO，或者因为金融违规，或者因为性侵下属，被解雇之后都能迅速拿到大笔投资东山再起；
更有的CEO，违规之后连解雇的惩罚都不存在……

这不符合老百姓的认知。

假如有一天你当上了某家大公司的CEO，你的父母肯定会嘱咐你，孩子你现在是公众人物了，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你，你对自己可得严格要求，要知道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平时就要有如履薄冰的精神，千万别学那些纨绔子弟，要知道一旦犯错就可能万劫不复啊……对吧？

那他们可就说错了。现实是如果你有钱有权，你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为所欲为。你不用太担心犯错，因为你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而且就算是惩罚也不会很严重。

要这么说的话，不做坏事反而是不对的，不做就是浪费了犯规权。正确做法是为了获得权力应该不择手段，不惜犯点「原罪」——因为只要你有了权力，那些原罪就会被遗忘或者原谅。

这就是第七条权力规则：你要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力，别太在乎在此过程中违规——你将来如果受到惩罚，那不是因为你曾经违规，而是因为你失去了权力。

2026.05.21 周四：

在理性上，如果你有权力，人们不但不愿意打击你，而且愿意成为你的盟友。

是，位高权重会被很多双眼睛盯着，媒体爱挑你的毛病，老百姓会以议论你为乐——但是请注意，那些都是距离权力很远的人。距离权力近的、真正能影响你命运的人，是不会没事儿找事儿的——因为他们都是「圈内人」。

还记得我们讲博弈论的时候说过吗？「上流社会人捧人，中流社会人比人，下流社会人踩人」[1]。权力和财富圈子是个互相吹捧、互相成就的圈子。

ProPublica的一个记者做过一项有意思的调查，发现检察官凡是面对针对权贵的案件，都会手下留情。他们不想得罪权贵，也不想得罪对方的辩护律师。为啥呢？因为检察官都打算积累了一定的资历就去当辩护律师。要知道辩护律师的收入要高得多。人家不愿意跟自己未来的合作伙伴结仇。

更一般地说，是不愿意背叛那个圈子。有权有钱的人，是特别讲圈子的。比如各种慈善活动就是混圈子的由头，是权贵交朋友的场所。这些人互相之间总是力保，反正牺牲的不是他们的利益。

那你说难道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吗？当然也不是。确实有很多有权的人最后还是被拿下了，但是菲佛指出，你去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被拿下的——往往都是有一个不依不饶的记者，一个小人物，一心非要维护正义，冲破重重阻力非得查他，经历无数的困难才做到。你想想他们被拿下有多么困难，就知道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

权贵支持权力是理性的支持，而老百姓支持权力则是感性的。菲佛列举了三种心理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明明没有利益攸关，也那么倾向于相信权力和拥护权力。

一个机制叫「认知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也就是你认为好东西应该处处都好，有优点的人应该身上都是优点。当你看到一个人有权、有钱、很成功的时候，你会像言情小说刻画霸道总裁那样，想象这个人身上有能力、有美德、又聪明又勤奋。

第二个机制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公正世界假设」。我们总觉得世界是公正的，这个人成功，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好的事情；那个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们相信遵守规则会受到奖励，破坏规则会受到惩罚。

公正世界假设会让你产生两个谬见。首先是神化成功者。你看那些名人传记，尤其是政界名人，那简直是高瞻远瞩做啥都对，他每一句话都特别有道理。其次是谴责失败者。你会觉得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人肯定是做得不好才会有如今的下场：不然别人怎么就成功了呢？

第三个机制是「道德合理化（moral rationalization）」和「道德去耦化（moral decoupling）」。

道德合理化就是这个人明明做了坏事，你非得给他找借口，说他不是故意的、他都是不得已、他的行为有合理性、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很小云云，为他开脱。

道德去耦化则是把一个人的道德和他的能力分开。比尔·克林顿确实跟白宫女实习生有不正当关系，但这无所谓，我支持他是支持他的政治理念，我对他的私生活不感兴趣。这个逻辑之下性侵、违规、违法都不叫事儿，只要这个人能赚钱能当官就行。

你想想这三个机制是不是非常普遍。励志青年对商人的追捧，底层帮政客开脱，粉丝对明星的迷恋，不都是这样吗？

理性叠加感性，结果就是权力会自动吸引到支持。所以只要你大权在握，只要「时与势」还在你这边，你就非常安全，人面疮就动不了你。

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参议员，叫格雷厄姆，整天骂特朗普。他说特朗普是个怪人、疯子、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当总统。而等到特朗普当选了，格雷厄姆立即成了特朗普最忠诚的支持者，整天吹捧特朗普。为啥呢？因为他自己的竞选需要特朗普的支持。这帮人是一点都不尴尬。

而且有了权力之后你可以主动塑造自己的形象。最简单的就是做慈善。不但要捐款而且要以你的名字设立慈善基金，高调地做一大堆好事，不但有利于宣传而且有利于融入权贵圈子。有人认为慈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忏悔机制。

更有效的办法是直接改写历史。出一本自传，把当初所有的创业功劳都归在自己头上，坏事儿一概不提，把自己描写成一贯就这么真诚、这么充满善意的英雄。那你说这本书出版了，当初那些当事人可都还活着，他们出来纠正怎么办？不用担心，他们的声音比你小多了。

要知道老百姓读名人传记想要的是一个成功故事，根本不关心内容有多准确。你只要讲出愿景、讲好叙事、让人励志、让你的员工为你自豪、让投资者认可你，就皆大欢喜。

当然有时候大权在握的人也会受到惩罚，但那不是普遍现象——总体来说，不怕你以前做过什么，怕的是你失去权力。一旦失去权力，支持者就会离开，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而且搞不好人面疮会冒出来。中国有句话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约翰·肯尼迪也有句名言：「胜利有一千个父亲，而失败是个孤儿」。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到死都要抓着权力不放手。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对权力非常友好的世界。

这本书到这就给你讲完了，最后我再说点感悟。

我认为权力是人类认知缺陷的产物：有盲从才有权力。如果人人都是科学家，大家做任何事都只认逻辑和事实，我同意跟你去做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我也认为这么做是对的，那不叫权力。权力是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你不理解，还执行，这不就是盲从吗？所有权力规则背后都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盲目追随。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自己不敢拿主意，非得让别人下决心，乃至于对这个人产生盲目相信，是这种认知缺陷导致了权力。

所以权力游戏的本质就是想方设法利用别人的认知缺陷。说白了就是欺负老实人，仗着别人不懂就去占便宜。

是多数人放弃了自主性，甘愿被人驱使，才使得一小部分人获得了权力。

我希望你能成为那一小部分人，能够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我们不应该把世界让给那些除了抓权就没有别的追求的人。

如果机缘巧合之下，你未能获得权力，那也没关系。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这本书对大多数人的功能，是让我们不再神化权力。正是普通人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掌权者的狂妄。如果我们知道这帮人是如何上位的，我们知道权力游戏是怎么玩的，他们在我们眼中就没什么了不起。

最起码的一点，如果下次有人跟你玩权力游戏，你心知肚明他在干什么，就可以理性选择配合还是不配合。大家都是老中医谁也别给谁开偏方：干脆实在一点，如果这件事对我也有利，没问题，咱们可以双赢；如果对我不利，你忽悠不了我。

「责任」有两种意思，一个是 responsibility，意思这个事儿是你管的，事情的结果是好是坏，都主要是你造成的，事情办砸了你应该感到愧疚——这里说的是天然的责任。这里的确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责任的另一层意思是「追责」，是accountability，是出了事儿拿你是问，追究你的责任。这个，可就不一定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了。因为掌权者完全可以运用权力给自己推卸责任，让别人当替罪羊，有了功劳归自己，有了错误归下属，往往可以权力越大，责任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成熟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追责机制。这样的机制一定是外加的，是底层力量的体现，而不是权力内生的。

可是哪有那么多成熟制度呢？所以权力规则的第七条，恰恰就是权力可以让你免责。

人事斗争往往涉及到直接的冲突，造成明确的敌对关系，的确是不太好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很多时候你得到权力并不需要直接跟人对抗。比如你处在一个关键岗位，你的工作业绩能被领导看到，你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可是他的业绩是众人看不到的，那么你自然就胜出了。这里你没有给对手造成直接的痛感，你完全可以说：哎呀你说咋搞的，我也知道老兄你的能力比我强，可是上面非让我干，真是没办法！

虽是如此，但是请注意：权力任何时候都是零和游戏，它总是一个跟人争、而不是跟机器、跟考试题争的项目。你上去，就意味着别人上不去，而别人很想上去。所以你总是需要主动争取。你的争取动作可以是向上做工作而不是打压对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有幻想，认为永远都不需要直接的人事斗争。越到高层，就越得面对人事斗争，包括直接打压对手。那是很不好看的游戏。

老子说的不争，是「江海」不与小溪流争，「圣人」不与老百姓争——之所以不争，是因为不在一个层面。

简单说，运行平台的人不应该跟参与平台的人争。马云会让自己老婆开个淘宝店，然后多给老婆的店首页推荐吗？不会。马云的游戏是淘宝这个平台，而不是在淘宝开店。唐太宗看到有那么多读书人来参加科举，开心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那你说他会让自己的儿子们也参加考试，完了让主考官多照顾照顾，给儿子考个状元吗？当然不会。

如果有人一边运营着平台一边下场跟平台中的玩家争，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平台必定就是不公平的，别人自然就要挑战一下你的权威；如果你有边界感，知道自己什么不能争，平台玩家自然不会跟你争。

可是如果一个读书人误读了老子这句话，说参加科举考试争夺做官名额吃相太难看了，我这么有学问的人不屑于跟普通人争，唐太宗看我这么谦虚自然就会请我出山……这不有病吗？

我们大约可以把「谦虚」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对「他人」的谦虚。虽然我很厉害，但是我跟谁都客气，总是尊重对方，从来不飞扬跋扈。爱因斯坦就是这种谦虚，但牛顿没有，牛顿经常看不起别的科学家。

第二种是对「未知」的谦虚。虽然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也读过很多书，但是我承认我的认知是有限的，眼前这个新局面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不能生搬硬套老经验，我要多学习。做大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谦虚。牛顿有这样的谦虚，但爱因斯坦没有，爱因斯坦一心想要统一物理学。

这两种谦虚，任何时候都是对的，没问题。

第三种，却是对「自己」的谦虚：我不行，我不会，我觉得我做必定失败……这是不自信，是想要争夺权力的人必须避免的。

以前我们讲格兰特的《重新思考》的时候讲过 [1]，自信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一种是对自己手里掌握的工具的自信。理想的谦虚，是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的同时，怀疑自己可能暂时并不掌握解决问题最合适的工具，并且愿意为此探索一番。

国家对国家和个人对个人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缺乏对违规行为的有效追责手段，尤其是如果你是大国，说白了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如果说有人管的时候我就守规矩，没人管我就不守规矩，这不是权力思维——尤其不是大国该有的权力思维。

没人管的局面下，规矩就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协定——说不好听就是“条约”。对国家来说，是否遵守条约，不是你能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信用的问题。

中国从宋朝跟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开始，承认「蛮夷」也是对等的国家，有了国际意识。然而也是从宋朝开始，中国就不太愿意遵守国际条约。对辽也好，对金也好，包括一直到后来大清对列强也好，都是从签约那一刻就没打算遵守。大清皇帝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遵守协议那根弦，连大臣写给皇帝的奏折都直接说我们签协议都是暂时骗一下对方。

可能有人觉得这很强势，我们中国人就是不要守蛮夷的规矩！可是在国际社会的角度，这就等于你没有信誉，跟你打交道没意思，咱们永远都别指望长期合作。

更何况宋和大清对条约的态度一直都是打不过我就签约，签了我就不遵守，不遵守就再被打，打完我再签……这种形象也太不堪了。

在我看来，没人管的时候能主动维护规矩，甚至为了信誉宁可放弃一点短期利益，那才是真的强势。

2026.05.22 周五：

乔布斯当时的选择就是不道歉。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宣布了解决办法，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道歉。他对此事的评价只说了三句话：「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手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让用户满意。」

我们专栏讲斯科特·亚当斯的《以大制胜》那本书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 [1]。乔布斯的手段是占领制高点：在这里你对我不满意，但是我的动机绝对是好的，在更高的地方，你可以绝对信任我。

结果效果很好，苹果保住了最高端品牌的形象。如果乔布斯挨打立正，说哎呀真对不起我们连个手机天线都没做好，还不如深圳华强北，那可就塌方了。

当然，有些小错误可以原谅，有些大错误不可原谅；有些事儿可以推诿，有些事儿必须承认。但是我看形象梯度是要不要道歉的最重要考虑。

这也是为什么权力规则要求领导——尤其是大领导、特别是最高领导——不道歉。你的形象梯度很高，你硬着头皮也得装下去。

要求大领导既有领导力又善于弄权似乎太难了。最多的情况是善于弄权但是没有领导力，这种人位置做得稳但是对组织很不利。但如果只有领导力而不会弄权，那又做不长。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有领导力的大领导，搭配一个善于玩权力游戏、但是又忠于他的助手，是最理想的组合。

而根据菲佛在《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一书中说，普遍的局面是权力越大越快乐。比如英国是个高福利国家，所有公务员都享受同样好的医保，但就是这样，也是地位越高的官员老得越慢、健康状况越好，精神越愉快。

关键是控制感。生活在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里，整天被上级施加压力，你很难受。反过来说，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环境，还能给别人施加压力，你的精神和健康都会更好，你活得更长。

这本书的终极主题是，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也许是确定但是不可预测的、也许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世界。

我把书名简单翻译成《首要怀疑》，实际上它应该叫《怀疑的首要地位》，出自一位传记作家描写物理学家费曼的一句话——

「他相信怀疑的首要地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就应该是怀疑的，怀疑不是我们认知能力的一个污点，而是我们认知的本质。」

地球人看着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一年春夏秋冬，自然就认为世界本质上就是周期性的。我们生活中很多经验也是周期性的：人有生老病死，经济有热有冷，王朝有兴盛和衰落，我们相信未来出现的局面总能在过去找到相似的局面。我们相信历史经验是有用的，社会是有规律的，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公式”。

然而庞加莱说，那是你们的错觉。两体的简单局面是罕见的，N>2 才是正常的；而正常的局面不是周期性的，它通往混乱。

《三体》电视剧中，汪淼进入了一个游戏世界，天上有三个太阳，行星轨道很不稳定，一会儿是恒纪元一会儿是乱纪元。游戏中历代的帝王都想要预测恒纪元的出现时间和持续时间……殊不知庞加莱早就证明了，这里根本没有公式可以预测，没有经验可循。

如果你想知道未来一段时间这颗行星会怎么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当前所有的轨道参数都输入计算机，老老实实运行模拟……

而我们这一讲的主题则是，你那个模拟，也是靠不住的。

初始值有一点变化，后面就很不一样……

这是气象学家的噩梦。我们想想，想要预测天气，你需要方程，你需要初始值，然后你进行计算机模拟。你的初始值都是对当前天气状况的观测，而你的观测必然会有误差。那如果初始值差一点点，后面的模拟结果就差很多、甚至面目全非，你这个所谓的模拟还有意义吗？

这个「演化结果对初始值有非常敏感的依赖」的现象，就叫做「混沌（Chaos）」。

洛伦兹发现了混沌。混沌就是混乱，就是乱纪元，就是不可预测。

其实庞加莱系统也是混沌系统，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意识到。科学家本来以为，只要我们把计算精度弄得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很好地预测一个系统的演化。可是现在洛伦兹发现，不管你的计算精度有多高，它总有误差；而任何误差经过一段时间总会被放大到你不认识的程度——混沌系统，总会超出你的预测。

科学家如梦方醒，很快意识到混沌系统其实无处不在：天气是这样的，股市是这样的，人口是这样的，世界本身也是这样的。

这就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对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你永远都不可能预测遥远的未来。你想想这是一个多大的观念冲击。

混沌的关键特点是系统的初始值稍微变化一点点，后面的演化结果就会非常不同——这意味着最初的误差会被迅速放大，这样的系统将是难以预测和把握的。

这是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初小小的一件事出了错，导致最后巨大的灾难；而如果当初没有那个小错，可能一切都会不同。这就叫「演化结果对初始值有非常敏感的依赖」。

这样的过程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中，真是让人感到如履薄冰啊。这就是混沌系统的可怕之处。

但是，且慢！你肯定会想到，可是世间大多数王国并没有因为少了一颗钉子而陷落啊：事实上有些国家腐败不堪、千疮百孔都能继续存在很多很多年，这种情况又怎么算呢？

没错，即便是一个混沌系统，也不是哪里都充满戏剧性的。我们专栏以前专门讲过，大多数复杂系统是非常安全的 [1]。

帕尔默的《首要怀疑》这本书并不是专门拿一些小概率事件吓唬我们，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如何区分安全系统和不安全系统。你首先要知道，即便是洛伦兹吸引子之中，也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就给预测复杂现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限制，特别复杂的现象本质上来说不可能做长期预测。

考虑到真实世界里的各种系统都更像天气一样复杂、而不是更像洛伦兹吸引子一样简单，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无比悲观的结论：

世间的事情，本质上是你不可能提前很多天预测到的。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国家要开战，股市要崩盘，蝴蝶翅膀的湍流要驱动飓风，恒纪元要变成乱纪元……此事古难全。

这两讲的数学带给我们两个洞见，它们同等重要——

第一，世界本质上是非周期性和不可预测的，你能耐再高也没用。

第二，但是，世界大多数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混乱的。就连洛伦兹吸引子上都有相对比较友好的区域，地球轨道几乎就是周期性的，地球上并不是处处天天刮飓风，昨天的经验常常约等于明天的预测。

主动制造一些不确定性，把不确定性输入到模型之中。

通过人为制造的随机性——也就是噪声——探索系统的多个可能性。

因为噪声自动代表了多种可能性。

「任意的震动」：随机探索往往能得到更深更多的了解。

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且能把那个不确定性量化给你，这是观念的升级。

总而言之，当我们谈论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个概率意识。

我们对未来是无法精确预测的，只能知道各种场景的概率，那么我们就只能根据概率决策。

你此时此刻想怎么做，其实不是你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你此生的历史、你出生之前的历史、乃至于无量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管你这一刻用A方法，还是下一刻又变了，你所有的动作都早已命中注定。

世间的一切，包括你的所思所想，都位于分形结构中精确的轨道上，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当然这安排不是神的安排，是物理定律的安排，是早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安排好了。

宇宙就没有诞生之初。宇宙应该一直都存在。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相信世界有内在的不确定性，粒子之间存在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要么相信一切都已经被数学确定，宇宙在无穷的劫数之前就已经协调好了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

我感觉前者带给人无穷的希望和神秘感，后者则有一种悲凉之感。

但悲凉只是纯理论上的。在实际上，鉴于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精确预测未来，世界还是充满惊喜。

人的大脑就是一台会用噪声计算的机器。

一个信号从细胞体发出，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轴突，才能传递到轴突末梢。电信号直接传过去的话，在路上就消散了。为了确保电信号能精确传达，它必须经过轴突上几个「郎飞结」做连续的放大才行。那些郎飞结就如同是蛋白质晶体管。

但是放大信号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如果大脑处在系统1，也就是低能耗模式下，特定神经元就不会得到很多能量，信号在传递过程中就会出现损失，因而产生噪声。

但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噪声不见得是坏事。噪声可以让思维跳跃，能给你带来灵感……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处于多任务模式的时候，心不在焉的时候，容易出灵感。

其实大脑根本离不开噪声。不可能每根神经元都精确传递信号，没有那么多能量可用。你平时看一张图片、或者观看窗外的景色，从来没有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看，你的神经元都已经做了四舍五入，用大量的噪声去填补空白。我们一直在使用噪声。

但如果你一直处在低功率模式中，完全不集中注意力，那也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新想法来了你还得过滤它，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放弃——随着思考的深入，你会越来越倾向于某个方向，噪声就逐渐降低，信号逐渐加强，就好像模拟退火算法一样，你的想法越来越坚定。

以前我们用脑神经科学的说法，这就是大脑要在「默认模式网络」「突显网络」和「中央执行网络」之间快速切换从而产生创造力。而在这里，帕尔默用能耗和噪声解释了其中更底层的原理。

噪声还有个更深刻的含义。

天气模型的噪声都不是它的本体算法生成的，噪声是研究者从外部强加的。对模拟退火算法来说，噪声是用随机数产生器加入的。对大脑来说，噪声是不能完全用你的思维控制的东西。

简单说，因为噪声的存在，我们的大脑就不完全是算法的。

注意这可是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有争议的洞见。正常的计算机程序里没有噪声，它总是精确执行你的指令。当然你可以加入随机数，但软件层面的随机数都是“伪随机数”，仍然由算法生成，不能算噪声。

帕尔默这里却说，大脑，有真噪声。

再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大脑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帕尔默反对量子力学的内在不确定性解释——这里只是说大脑的行为不能用一个算法描写。正如三体系统没有轨道公式。

大脑，本质上是个乱纪元事物。

大脑不完全是算法，这正是彭罗斯的名著《皇帝新脑》那本书的核心思想。彭罗斯说如果大脑完全是一个执行特定算法的机器，它就无法超越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它就不能够欣赏那些“不能用数学证明、但又能感知到它是对的”的东西。

计算机算法之父阿兰·图灵也有句名言：如果一个机器绝对不会犯错，它就不可能是智能的。

正因为有噪声，才让我们的大脑超越了算法。

你的思维跳跃、你的走神儿和溜号、你的白日梦、你模模糊糊记不清刚刚看见的东西，你稀里糊涂就敢接受一些不严格的观念，才让你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

你如果想在工作中有更高的存在感，也可以给自己多加点噪声，多开脑洞，发挥创造性，你会更像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

第一，准备考试这个活动，过了一定的线，就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点。如果投入70%的精力已经可以考个80或者90分，而就算100%全情投入也只能考85或者95分，那么全情投入就是不值得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对考试只有有限的投入，生活中其他追求尽量不耽误，也许更容易考好。像有些中学要求学生早上跑步还要捧本书，那纯属精神病。

第二，家庭条件越好，考上好一点的大学还是差一点的大学就越不重要。现在中国大学录取名额越来越多，新生儿越来越少，考大学应该越来越容易。

第三，可能因为千年科举文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什么好事儿都是「考」出来的：考完大学考研，考完研考公，当上公务员也仍然时刻准备下一次考核，这是活在了扭曲的现实之中。真正的好东西应该是交换回来的：不要问社会能给自己什么，要问自己能给社会什么。建立藐视考试、重视真本领的心态，不但有利于成长，而且有利于考试。

2026.05.23 周六：

什么叫「野生问题」呢？首先你要知道，世间的难题之所以叫难题，是因为它们往往不像你在学校里做的那些数学题一样有明确的定义和结果。

像我们专栏以前讲过的「棘手问题」[2]，就是没有正确解法，没有结局、甚至无法评论胜负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就是个棘手问题，不管你怎么应对，结果都不会很理想，你再怎么做也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

而罗伯茨说的「野生问题（wild problems）」，则是另一类问题。野生问题可能会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当你一开始面对它的时候，你可能连题意都没搞明白。

举个例子，世间大多数人随波逐流，既然大家都有孩子，那我也要有孩子。但有些人会想的比较多，说如果生小孩，自己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生活质量会下降，就会很犹豫。

对这些人来说，要不要生小孩，就是个野生问题。

请注意，现在是考验你思考水平的时刻。咱们先不说怎么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你能把一个问题的局面分析清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就是演练思辨功夫。

哲学家对生小孩这件事儿有个关键认知，是一般人没想到的 [3]：还没有孩子的你，无法评估有孩子的你的状态和喜好。

可能你平时都很讨厌孩子，但当自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后，你爱这个孩子超过爱世界上任何东西。以前的那个你无法想象，有了孩子的你，不再是以前的你。

那么像生小孩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没办法用理性决策的。理性决策要求给定优先级，优先级来自价值观，可是你不知道到时候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怎么决策呢？

按照这个思路，罗伯茨把生活中的问题分成「野生问题」和「驯化问题」两类，对应野生动物和驯化动物。被驯化的动物是可预测的，你非常知道猪马牛羊都是怎么回事儿；野生问题，是不可预测的，你甚至都不了解它是什么。

对于驯化问题，我们有各种成熟的、科学的、理性的办法。

最基本的方法是权衡利弊。你看一看自己有多少个选项，测算各个选项的价值都有多大，然后选价值最大的那个。

但是对于野生问题，这些方法可就不好使了。

也许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达尔文曾经纠结于自己是否应该结婚 [6]。他使用了富兰克林的道德算数——在笔记本的左边写下应该结婚的理由，右边写不应该结婚的理由。

结婚的理由包括会获得陪伴、会有女性闲聊，将来会有子女来照顾晚年生活，如果妻子监督他不那么执着于工作，他的身体可能会更健康，会有人照看房子……

不结婚的理由包括他可能不得不离开伦敦，他可能会丧失自主权，他可能得浪费时间去招待妻子的亲戚，有了孩子就需要花钱，他就要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来支持家庭，更重要的是晚上会没有看书的时间……

请注意，达尔文虽然列举了各种利弊，但最后他并不是根据笔记本上的利弊分析做出的结婚决定。他只找了一个理由——人不能光顾着工作，他还是想做一个有家庭的人。因为这一个理由，他就弃所有理由不顾，决定结婚！

罗伯茨重新审视了达尔文的判断方法，认为这个方法问题大了。

达尔文缺少一个关键认知。达尔文并不了解婚姻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达尔文作为一个单身青年，只是遇到过一些已婚的人，可能偶尔听他们聊过婚姻生活。可是他又能听到多少呢？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有很多隐私，人家哪会跟你讲呢？

你都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做好婚姻的决定呢？

罗伯茨借用一个经典的比方，说这就好像一个丢了钥匙的人专门在路灯下面找钥匙。钥匙可能丢在任何地方，你之所以只在路灯下面找，是因为你只能看见路灯下面。用自己只能看见的事实来评估一件事，显然是不对的。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麻烦是，达尔文不知道结婚之后的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位女哲学家叫劳里·安·保罗（Laurie Ann Paul），曾经提出一个比喻。假设普通人都可以变成吸血鬼，那请问，你愿不愿意变成一个吸血鬼。如果你变成吸血鬼，就必须吸别人的血为生，每天都睡在棺材里，不能见阳光。对于身为普通人的你来说，当然不想过这种生活，你觉得这太荒唐。但你去采访那些吸血鬼，发现吸血鬼对自己的生活评价极高，都很快乐！他们喜欢做吸血鬼，他们喜欢吸血，喜欢住在棺材里，不愿意见阳光。

如果设定是成为吸血鬼会让你的生活很愉快，你愿不愿意成为吸血鬼呢？

这个局面最怪异的一点是，当你成为吸血鬼之后，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野生问题的关键。选专业、结婚、生小孩、搬家去另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吸血鬼问题。还没有去上海的你，不知道在上海的你会是怎样的状态，会有怎样不同的喜好。

那你还怎么决定要不要去上海？什么道德算数、算法、公式又有什么用？

然而每年都有无数人结婚生子，包括前往上海。野生问题也是有解的。我们都是怎么解的呢？

有一位叫皮亚特·海恩（Piet Hein）的丹麦数学家和诗人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抛硬币。把硬币抛到空中，看它落下来是正面还是反面，决定你去还是不去。

注意这个解法可不是说让你把决策权交给随机性。海恩的洞见是抛硬币会让你意识到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当硬币在空中旋转的时候，你心里会希望它落到某一面。

同样道理，达尔文列道德算数清单这个行为，真正的作用不是帮他权衡利弊，而是帮他想清楚他真正渴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你在直觉中其实已经决定了。那个直觉是什么呢？它显然不是功利主义的东西，不是计算出来的。

罗伯茨认为，那个直觉是你想要的人生意义。是你的目的、你的渴望、你想参与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你想要超越现有的生活。

更准确的说法，罗伯茨再次使用了我们专栏以前介绍过 [7] 的来自古希腊的一个词：Eudaimonia。中文一般翻译成“幸福”，但更精确的意思是说，你去从事一项事业，这个事业能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从而使得它一直发展壮大。罗伯茨建议这个词应该翻译成「繁荣（Flourishing）」——对个人来说，繁荣就是你要活得蒸蒸日上，你的生命很蓬勃。

你想去上海，是因为你觉得上海会让你繁荣。你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会上升，你会更忙碌，你可能会被迫住在更小的房间里，你的钱可能会不够花——但是你身上的潜能可以在上海发挥出来，你的能量更高了。

繁荣，就是人要充分地生活。不仅仅是离苦得乐，而且要有意义、有美德、有尊严、有自主权地生活，要把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施展开。就如同一棵树，你希望自己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我们看科幻剧《星际迷航》里，瓦肯人有个举手礼——中指与食指并拢，无名指与小指并拢，大拇指尽可能的张开——配一句祝福的话：「Live long and prosper」，「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有中国网友翻译成「既寿永昌」。你光活得长不行，你还得繁荣才好。

为啥非得结婚生小孩？因为你想繁荣。家庭会让你的生命更完整，你的人生更繁荣，为此你根本不在乎牺牲时间和金钱。

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欲望的奴隶。什么事吸引他他就做什么，被自身好恶和外界的威逼利诱驱使，缺少思考，没有通盘的规划。

第二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是高度理性的，想让自己人生的幸福最大化。但是他舍不得自己，不会投身到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之中，总在斤斤计较。

第三种则是追求繁荣的人。他人生的目的不是让幸福最大化，而是想要把自己各方面潜能都发挥出来，过得有意义，最好能留下痕迹。为此，他愿意牺牲一定的幸福。

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三种人某种比例的混合体。

罗伯茨这本书说的就是尽可能地以第三种人的方式过好这一生。这本书篇幅不大，主要作用就是帮我们把问题想清楚。其实只要你把问题理清楚了，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一讲总结来说，以达尔文结婚这件事为例，野生问题有三个特点——

第一，你对选择的结果没有充分的想象，你不知道每个选项意味着什么；

第二，你不知道这次选择会把你变成什么，你不知道改变之后的你，又会怎样评估那个选项；

第三，有些追求比日常的幸福感更重要，称之为繁荣。

我们接着讲拉斯·罗伯茨的《野生问题》这本书。上一讲说到人生应该追求繁荣，那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繁荣的人呢？

其实你单凭想象也知道。一个繁荣的人，最起码得是个大大方方的人，往那一站特别坦然、很大气，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抠抠索索、小家子气的气质。

那怎么才算是大方呢？咱们看罗伯茨自己。

罗伯茨本来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当研究员，拿着非常高的工资，每天搞搞自己的小研究，家又离单位很近，日子过得很愉快。以色列沙勒姆学院请他去当院长，按照一般老百姓考虑问题的方式，这个选项有很大的弊端。

以色列给的工资又低，生活条件也显然不如美国，再说耶路撒冷那地方还可能不安全。去当院长管一摊子事，不如自己搞研究轻松自在。再者，拖家带口搬到以色列，让家人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很困难。

每一个中国丈母娘都知道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选。

但是如果罗伯茨以这几个理由拒绝去以色列，他就只是个好女婿，而远远谈不上繁荣。

沙勒姆学院是2013年刚成立的一个实验性的人文学院，目标是给大学生提供自由技艺教育，让以色列的精英学生能够学习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不是像现在一般大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之类的谋生技能。沙勒姆学院是个探索怎么培养以色列下一代领导人的地方。抓住机遇参与这样的大事，才叫繁荣。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把野生问题和驯化问题放在一起考虑。驯化问题可以通过功利主义的计算解决。功利主义和繁荣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不能直接比较大小。

当然功利主义也是每个人需要考虑的——如果以色列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以至于你根本都无法安心工作，那你也不应该去，但那是极端的情况。

根本原则是如果你想当个繁荣的人，繁荣这个维度就应该是决定性的，功利上的考虑应该是次要的，繁荣要优先于功利。

在这个基础之上，罗伯茨讲了几个达到繁荣的方法，这一讲咱们先讲其中四个。

2026.05.24 周日：

第一个方法是身份认同。我们专栏刚刚讲过 [1]，你应该尽量从身份认同角度而不是从利益角度去做决定。

为什么选择去上海闯荡而不是待在舒适的家乡小城？因为你想做一个大都市人。要繁荣，就要多考虑你想成为谁，而不是计算性价比。

为什么很多英国人选择了脱欧呢？有人说是不是如果留在欧盟，英国政府总得补贴欧盟财政，英国老百姓担心吃亏？其实你做一番民意调查，老百姓想的不是这个。英国人想的是“我想当英国人”——他们觉得英国领导人对英国的重视不够。对比之下，那些愿意留在欧盟的人，更多的则是把自己看成一个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英国公民。

一个现代人能够从政治身份这种精神层面考虑问题，这绝对不是制造麻烦，这是社会的进步。

再比如说，经济学家经常说在选举日这天出去投票是非理性的：因为全国有那么多选民，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你这一票不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呢？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左右选举结果，而是为了履行公民义务：「这是我的责任」。

还有宗教。对一个严肃对待宗教的人来说，他信仰宗教应该只是为了寻找真理。什么归属感、群体意识、心灵安慰，那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诉求。

如果你觉得这些不接地气，那请你想象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找工作只问工资和房价，对一切政治事务都不关心，嘲笑别人为社会正义奔走，唯一的精神生活是求神拜佛。你想做那样的人吗？那是「繁荣」的反义词。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夫妻和友谊等各种关系中的身份认同。要是搞功利计算，你只会考虑自己从这个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而罗伯茨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关系对我们的身份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关系如何塑造了你？它是你身份中的一部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方法，也就是找到伙伴。在通往繁荣的路上，你希望有个伙伴跟你同行。可以是夫妻，也可以是朋友。有些不想结婚的人有很多朋友，罗伯茨也表示理解。咱们为了说话方便，重点说夫妻。

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呢？以前我们专栏讲过一个37%规则 [2]，当时用的例子是找对象，那其实不太对。37%的算法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方法，用在公司招聘找员工上还行，罗伯茨主张找人生伴侣不能这么找。

美国有个帮人找结婚对象的网站叫eHarmony。我以前听说过一些研究发现，通过eHarmony找到结婚另一半的成功率，高于那些线下认识的关系。大家对此的解读都是说因为这个网站的算法特别好。的确，在eHarmony网站注册非常麻烦，你要填写一个无比长的调查问卷，测试一下性格特征，然后网站才能帮你匹配。

罗伯茨在eHarmony公司内部有个熟人，这个人私下告诉他，eHarmony的配对成功率之所以高，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算法有多好——而是因为在eHarmony网站上注册的人，都是真诚地想结婚的人。两个真诚想结婚的人在一起聊，那当然很容易结婚！

这个教训是「强匹配」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要试图去找「最合适自己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人适合你。

如果说有什么指南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像自己的人。这个人能跟你聊到一块去，能容忍你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和原则跟你一致，尊重你，心地善良，最好还能让你心动，这就很好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都是跟你有着相似背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婚姻是有道理的。家里帮着介绍一个背景差不多的人，看看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没啥冲突，就可以了。

达尔文没有说自己要找一个天下最好的女人——那种想法太愚蠢了。达尔文的做法是向他的表姐求婚，他表姐同意了，结果他们的婚姻很好。

其实关键不在于找谁，而在于怎么相处——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方法，甘当配角。

最近我们专栏有个读者问我，你经常讲什么世界可能是虚拟的，那你平时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虚拟的？我回答说那个真没有。我有时候会觉得桌椅板凳是虚拟的，但从来不会觉得任何一个人是虚拟的。我最多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多人在线游戏，每个人都是玩家，只有游戏场景可能是虚拟的。

但如果你把生活当游戏打，你很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只有你是游戏的主角，其他人都是来配合你的NPC。这种感觉，用武志红老师的话说，就是「巨婴」。

为什么像冥想、宗教、阅读、文学、读书这些活动会把人变好呢？一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这些活动会让你跟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接触，让你意识到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不把自己当主角，反而能让你发挥得更好。

比如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跟人进行了一场挺重要的对话，回来以后不停地反思，自己今天表现得够不够好？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说的不对？今天表现是不是太蠢了？其实真正的愚蠢，是你只关心自己在那番对话中的表现。你没有把对话看做一个有多方参与的、有机的整体。

罗伯茨的建议是，参与任何活动，就想象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精彩的演出——你可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但你关心的是怎么让这个演出成功。你能让别人发挥好，这也很好。

其实我们看社会上那些成熟的人——尤其是有孩子的人——都很愿意当配角。不过当配角的意思可不是躲起来，而是要以探索的精神去参与一件事情，看看能搞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

说到这里我有一番感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我们整天在一起，每个人一说个话题，大家都感兴趣，非常快乐。后来出国留学，我就发现我的语言优势发挥不出来，很久都没享受过有意思的聊天。有一年回国，我又碰到了其中两个同学，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我立马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一个良性刺激，我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能讲出一个笑话来。可是不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没有那样的幽默感。

这就是互动的作用。你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你能让这个整体更有意思。

罗伯茨的第四个方法是讲原则。

举个例子。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看见地上有个钱包，里面装着不少现金。假定没有人看到你捡钱包，你拿走这些钱没有任何风险，请问你会不会把钱拿走？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既然没风险，这钱不拿白不拿，我就拿了。有些经济学家会赞同这个立场。

第二种反应是虽然没风险，但我很喜欢帮助别人，对我来说帮助别人获得的乐趣远远大于那点钱——所以为了享受帮助别人的乐趣，我决定把钱包还给失主。我选择做个好人因为做好人使我快乐。

第三种反应则是，我连想都不想，直接就把钱包还给失主。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罗伯茨提倡第三种反应，因为这是讲原则的做法。层次低的人会觉得讲原则很难，但对层次比较高的人来说，讲原则其实是最简单的。

这是因为讲原则是「狂狷」的态度，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做，不用想。狂狷比中庸容易得多，你不用小心翼翼研究一个最合适的「度」，你不用担心做错。讲原则可以让你面对任何问题都能瞬间做出决定。

讲原则的第二个好处是，它会让你不妥协。如果没有强硬的原则，每次都讨价还价一番，你很容易帮自己找理由去丧失原则。今天挺累的还要不要跑步了？不需要讨论，你的原则要求你每天必须跑步。对小事儿不妥协反而简单。

这一讲我们说了四个办法。首先要从身份认同角度去考虑问题；其次是找个伙伴跟你一起探索繁荣；第三是在跟伙伴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要甘当配角，珍惜互动的过程；第四是讲原则。

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我看当今的正规教育中，很少提到这些。你的“思政课”老师不太可能给你讲「如何跟朋友相处」。

如果老师有心，他可能会在讲市场经济的时候讲讲商业合同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给学生带来一个误解：以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合同关系，以为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

殊不知罗伯茨也好、我们专栏以前讲过的戴维·布鲁克斯 [3] 也好，恰恰都在强调夫妻和朋友、你跟你的事业，都不是合同关系，而是「盟约（covenant）」或者说「誓约（commitment）」关系。

在合同关系里，每个人都要算计权利和义务，如果你付出很多、得到很少，你就会觉得吃亏了。但是盟约关系则是一种承诺：你承诺了，就要做好，至于对方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践行盟约会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而这些道理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精神也是如此！秦制让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这样的精神，这是因为读书人被变成了只知道忠君的“体制人”，一举一动都得看体制的意思，没有独立人格，缺少自我繁荣的意识。

我看现在最需要沙勒姆学院这样的教育实验的，恐怕是中国。

2026.05.25 周一：

首先是r策略。当你面对很多选项而又不知道每个选项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应该多尝试，亲自去体验。

举个例子，我们专栏以前讲《高手修炼手册》的时候讲过NFL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主教练比尔·贝利奇克（Bill Belichick）[2]。他是一位传奇教练，有独特的理念。罗伯茨介绍了贝利奇克的一个策略。

NFL和NBA一样，每年都有选秀大会。球迷都知道选秀会分成若干轮进行，而“首轮选秀权”则是非常宝贵的，每支球队只有一个。贝利奇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操作是，他会拿自己的首轮选秀权，跟别的球队换取若干个第三轮、第四轮的选秀权。

这有点不可思议：谁不知道球星重要？一个球星的价值能顶很多个普通球员。但是在贝利奇克看来，一个球员是不是球星，从选秀大会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之所以宁可多要几个后几轮的选秀权，是想把尽可能多的新秀拉到自己的训练营里来，让他们真正参与到球队之中，亲身观察。

贝利奇克会近距离测试球员的速度、敏捷、力量和智力，但他更要看这个球员跟爱国者队的战术体系是不是配合，球员的个性如何，他能不能融入球队。这些东西你从选秀的资料中是看不出来的，你只能让他先进队，慢慢观察。表现特别好的，就留下；表现一般的就会被放弃。

在质量不可知的情况下，贝利奇克追求数量。贝利奇克用的是r策略。

关键是要给自己增加可选项。我们专栏讲期权思维的时候也说过 [3]，可选项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只是你的权利，而不是你的义务——贝利奇克有权留下任何一个新秀，但是他没义务给任何一个新秀长期合同：像这样的好事儿当然是多多益善。

现在有些购物网站就给顾客提供了扩大可选项的服务。有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商业案例是谢家华创办的卖鞋网站Zappos，实行彻底的免费退货政策，鼓励你一次多买几双鞋，什么各种尺码、各种样式都买回家试一试，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退货。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主流的买鞋方式。

再比如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并不是真的很相信哪家公司能做大，其实你投资十个公司有一个能成为独角兽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可是要想抓住独角兽，就必须得多投。

有时候别人问我是否看好一家新公司的新技术，我每次都不看好。我就没见过一家一听就觉得特别厉害的公司，我看它们都有重大缺陷。但是我给人的建议从来不是你不要投——我总是说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投：如果你打算投100个公司，这家公司也许配得上进入你的名单。

这个思路的要点是大胆地开始，无情地放弃，这是「寻宝者思维」。多尝试几个，你才知道哪个最适合你。别怕投错，沉没成本不是错误，只是尝试的必要代价。

r策略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承诺。跟公司正式签约之前，最好有个实习了解的过程，正如在结婚之前先谈谈恋爱。轻易承诺的人往往不能兑现诺言，不轻易给出的诺言才是值得相信的。

但是你总要承诺。你总要跟某个球员签长期合同，正如跟某个人领结婚证。文明世界的人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孩子搞r策略：小孩都出生了，你能不把他养大吗？

所以我们也需要K策略。K策略就是精心养育一个项目、一个事业、一次旅行，也包括一个人生。认准了一个东西，你就不满足于对它浅尝辄止，你希望亲手把它做大、做繁荣。

但是不要指望事情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罗伯茨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要去罗马旅行。你可以看很多旅行攻略，定好景点的门票，但是不要太严格。因为你没到罗马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罗马的什么。可能你到了罗马，会在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多停留一段时间。你要根据在罗马学到的东西调整计划。

把这个态度再升华一点，就是你要想象一个项目就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尊重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比如作家写小说，他们会说作品里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意志和命运，作者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再比如诗人说一首诗有自己的思想和声音，诗人做的只是把这首诗挖掘出来。

最明显的就是孩子。孩子绝对不会按照你设定的那种最理想的方式成长。可能你希望他学数学，但是他就不想学数学，你确实也没办法。你能做的非常有限。

但你又不是完全不控制、不干预，你总会有些可操作的空间，也许能影响——而不是设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只是你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随机应变。

罗伯茨说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往往都是事先没怎么计划、并不认为是符合自己身份的选择，是意外涉猎的结果。比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做一个播客，他并不认为自己适合做音频节目，别人拉他去做，一做发现效果还挺好。

罗伯茨建议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甚至是一件艺术品：抱着好奇和探索的心态，来看看它下一步会怎么展现。

我们在生活中总要学会对一些事情说不，否则就会被各种琐事困扰，什么事也干不成——但是你又不能对所有“无关”的事情都说不，否则你就会错过很多好东西。你不能没有计划，可是你也不能有太强硬的计划。

对野生问题要大胆尝试，同时保留无情结束的选择权。但是你终将要做出选择，不过选择也不是一次性就选定了以后的所有，而是做出承诺、继续探索，寻找最好的成长方式。

探索的方向要始终追求繁荣。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是总在问自己“喜不喜欢”，我们更想要的是意义、目的、爱这些更伟大的东西。

r策略是机会主义，K策略则力求稳定和控制。从r策略转型到K策略，才是你成熟的时候。但是你又不能太成熟——你还得保留开放性和可塑性。

这里没有任何秘密，但也不能说是老生常谈。策略眼光能帮我们把问题想清楚，然后还是那句话：把问题理清楚了，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本书就算讲完了，祝你 live long and prosper !

我非常羡慕您的儿子，能在这样的年纪赶上了这波AI大潮。AI研究主要是年轻人的业务。前段时间有人列出OpenAI公司的研发团队名单，将近一百人中，40岁以上的只有六七个人，其余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OpenAI的四个巨头——

CEO 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出生于1985年，37岁，斯坦福大学退学生；
CTO 米拉·穆拉蒂（Mira Murati）出生于1988年，34岁，父母是阿尔巴尼亚移民；
总裁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出生年份不详，但是他2008年上的哈佛大学，现在大约32岁左右，他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分别退学，没有学位；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科弗（Ilya Sutskever）出生于1980年，43岁，俄罗斯移民。

这里面没有什么院士、什么学科带头人，甚至没有什么教授头衔——那些所谓的业界大佬已经被GPT浪潮无情抛弃，现在正在联名发要求停训GTP的公开信刷存在感……

我们正处在一个AI急剧发展的时刻，现在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教的很可能都是过时的。标准的AI学科一定包括「自然语言处理（NLP）」这样的课程，而我们之前刚刚说过，那些知识根本用不上。以前有多少经验套路，现在都被神经网络碾压了。有些人是把AI当事业做，有些人是把AI当学科做，后者更在意自己评职称的问题。如果你按照寻常路线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你恐怕刚出炉就是落伍的。

而这也意味着年轻人没必要按部就班地学习。如果我现在重返二十岁，正在国内一所大学的AI专业学习，我根本就不在乎学校教什么，我会用最低的努力把考试对付过去。与此同时 ——

我会下载几个开源模型——斯坦福大学就有，个人电脑就能训练——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掌握第一手经验；

我会从最简单的做起，着手开发几个自己的AI项目，比如说用于视觉和语音识别的小神经网络；

我会积极参加学校里的科研项目，比如如果我听说物理系需要用AI搞科研，我愿意帮他们做个模型；

我会利用ChatGPT和OpenAI的API迅速开发几个对普通用户有用的小工具，比如浏览器插件或者手机APP；

我会把我做的项目都放在Github上，让更多人看见和使用，积累声望；

我会每天都看看论文预印本服务器，随时了解新出的AI相关论文——事实上很多AI领域论文都非常容易读——掌握其中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法；

我会在Twitter关注各路业内人士，了解有关AI的闲言碎语；

我会尽快前往事情正在发生的地方，参与进去。

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只是老老实实过日子而已，只有极少数人能赶上浪潮——赶上了，就千万别错过。

就算没有这波AI大潮，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改改，AI只是让问题变得更显眼而已。就拿编程来说，从大学教育到民间课外辅导班，最突出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学编程，而是你那是在学编程——还是在学“编程课”。

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把编程当做了一门课程，弄出若干“知识点”，死记硬背一大堆，最后你让它写个程序它只会最平庸的东西。

学编程必须从课程思维转向「项目思维」。不要问你学的是哪门语言、你掌握多少知识点、你考试考多少分，要问你会做什么，你做过哪几个项目。

不管你是用冷酷无情的C++也好，用轻松有爱的Python也好，还是直接让ChatGPT替你写代码也好，只要你做成过几个有意思的项目，你就会有强大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这才是对人的塑造，这才是成长。你跟机器的关系会和老百姓跟机器的关系截然不同。你不会畏惧AI。

要不要“学”编程，那不重要，花钱报课外班是一个办法，自己在家学也是一个办法，也许是更好的办法；要不要编程，那才是重要的——自然语言编程也是编程，而只要是编程都会塑造性格。

其他学科也是这样。如果你把学问当成一门“课”，那都是下乘；把学问当成本领才是真功夫。有积极主动性的人根本不会问这该不该学那该不该学——他们总是在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已经学完了。

不要问你学没学过什么东西，要问你“做没做出来过”什么东西。哪怕用乐高积木成功搭建过模型，也是做出东西来了，也比纸上谈兵强。

世界上哪有“不该学”的东西？只要你喜欢一个领域又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很愚笨，又想在其中做事，你就得学。GPT只会帮你学得更快更好，而不是让你不学。

AI眼中没有野生问题，都是驯化问题。一个问题之所以是野生问题，是因为你必须亲身参与其中，你自身的命运被它改变，而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改变之后的生活。AI没有“自身命运”，它不参与生活。

对AI来说，一切都是统计意义上的。你问GPT去上海生活会怎样，它能给你的最好答案是像你这样的背景、你这样的性格，到了今日的上海，最后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世界上有50个跟你背景和性格相似的人，GPT说的是这50个人去了上海之后的「平均值」或者「最可能值」——其中一定会有人跟那个值有较大的偏差，甚至一开始就说错了，因为AI不可能真的了解你。

这就如同你问我要不要学编程、要不要考研，对你那是野生问题，对我那也是驯化问题。我只能根据我所知的给一个尽可能好的答案，但是我终究不是你。

这就是为什么「躬身入局」如此可贵。你站在场边评论，总是说啥都行，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道理，其中总有些是正确的。但是一旦你身处其中，那才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猜，如果某一天AI有了意识，它会非常想要“附身”到某个人身上，亲身体验一下人间的生活——它会有很多绝对没想到的感受。

所以很多智者都说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证明对错，而是在于体验。喜怒哀乐也好，恐惧忧患也好，我们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在这里亲身体验，我们承担一切后果，我们玩的是真的。

2026.05.26 周二：

总结来说，长得漂亮、个子高、种族白、职业显眼，跟你个性相似的，是你最想约会的对象。

现在大问题来了。约会是约会，婚姻是婚姻。前面那些特征能带来幸福的婚姻吗？答案是几乎没关系。

研究者使用统计分析、大数据分析甚至机器学习，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算法能准确预测找什么样的伴侣最有利于婚姻幸福。

这里的关键原因是，你的婚姻幸不幸福其实主要不是取决于你的另一半——而是取决于你自己。预测你婚姻幸福的最重要指标是你结婚之前是不是幸福：如果你在结婚之前对生活就很满意，也不抑郁，总是很乐观很积极，你结婚之后也会是这样。

你原本就有的幸福感对婚姻幸福的预测度，要比另一半身上所有的指标加起来的重要性还高出4倍。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很幸福，你结婚之后也会很幸福。如果你本来就不幸福，你也不太容易通过跟一个什么人结婚而变得很幸福……

那你说就算我自己最重要，另一半总归也是有用的吧？我总不能找谁都行。就算是影响不大，我也想知道另一半的哪些因素对婚姻幸福度最关键。研究者的建议是你应该尽量寻找有以下四个品质的人——

第一是对生活的满意度高。这个人本来就很幸福，不是整天抱怨那种。

第二是要有「安全依恋风格（secure attachment style）」。我们专栏以前讲过这个 [1]，这是一种依恋你、但又因为自身很有安全感，所以不会整天限制你的风格。说白了就是ta爱你，但不会查你手机。

第三是「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这是我们专栏多次讲过的「大五性格」中的一项，意思是办事靠谱，有纪律，有效率，有组织性。

第四是「成长思维模式（growth mindset）」——这我们讲过太多次了，这样的人愿意通过努力来提高自己。

你发现没有，这不就是得到用户的画像吗？尤其像我们精英日课的读者。看来我们一直提倡的素质对婚姻也有好处……这就叫德不孤必有邻，「高内核性相近，低内核习相远」。

但是所有这些品质对婚姻幸福的影响都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你现在的婚姻感觉不是很幸福，但你觉得你们双方都是好人，那你们再多相处几年，婚姻会不会变幸福呢？没有算法能够知道。研究表明，想预测你们10年以后婚姻的状况，最好的指标就是你们现在的状况。如果现在不幸福，指望生了孩子就幸福，数据不支持这样的期待。

研究者虽然不是很善于预测另一半的什么素质一定能带来幸福，但是对于“什么因素不重要”，却有很强的结论。另一半的以下这八个因素，跟婚姻是否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

种族
宗教信仰
身高
职业
身体的吸引力
以前的婚姻状况
对性的喜好
跟自己的相似度

而这些几乎就是前面刚讲的，人们找对象时最重视的一些指标！

我们是在根据错误的指标找对象。这是为啥呢？

赛斯认为，这些指标的特点是很「闪亮（shiny）」，特别容易留下第一印象，能迅速吸引你的注意力。短期相处会让你很喜欢，但这不是结婚过日子的指标。

对此有人在大学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课程刚开始时，教授要求同学们对所有异性同学打分，看哪些人的吸引力最高。打分结果非常像婚恋网站的表现，大家都喜欢个子高长得好看的……

等到学期结束，教授让同学们再次打分，还是问班上哪些异性同学最有吸引力——结果排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然就是因为大家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

看来伴侣就好像饮料，喝一口跟喝一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涉及到关系和配合的时候，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使。

这就让我们想起《点球成金》（Moneyball）那本书中所讲的，在有大数据之前，棒球转会市场完全是错的。人们过度重视球员身上“闪亮”的素质，什么身材好不好看之类……殊不知，那个看起来胖胖的的球员，才是真正的未来球星。

把这些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你应该怎样找结婚对象呢？

寻常的吸引点——长相、身高、职业、个性像不像你什么的都根本不重要。如果要强行挑选，那就找那些拥有好品质的人，包括生活满意度、安全依恋风格、尽责性和成长心态。

这一讲最大的价值也许是能帮你捡漏！个子矮、亚裔、职业没那么闪亮的男性，身高过高或者长相一般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被严重低估了。你要有《点球成金》的意识，应该重点考虑他们。

最后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早知道这些道理呢？也许因为关系是个复杂问题，两个人婚姻幸福不幸福外人很难判断。

又或者是因为缺乏快速反馈机制。跟长得漂亮的人相处你立即就会很愉快，可是优良的品质需要相处很久才能看出来。更何况我们并没有很多跟人长期相处的经验，如果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有经验也用不上。

也许就是非得有经过大数据分析，才能发现这些规律。

这一讲的议题是子女教育。我们专栏讲子女教育一直都跟老百姓想的很不一样，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你能对子女做的非常有限。我认为像什么陪伴写作业、上辅导班、限制打游戏那些养育手段都没什么意义……可是不管我怎么讲，你还是焦虑。你总觉得必须再为孩子多做一点。

赛斯的《别相信直觉》这本书用数据研究进一步说明了问题。

核心认知非常清楚：孩子的命运是他自己的，家长能起的作用很小。

但这一讲的确有个重要发现：如果你一定要为孩子做点什么，那么有一件事是你最值得做的。而这件事，可能的确需要你付出很多。

我们从头说。有人统计发现，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年，父母平均要面临1750个困难的决定。比如给宝宝起什么名字，要不要母乳喂养，要不要做睡眠训练，找哪个儿科医生，乃至于要不要把宝宝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

家长们觉得件件都是大事，生怕有一点没做到位就会耽误孩子的前程。你说这得多焦虑。

父母的养育方法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程呢？为了便于科学思考，咱们先给它数字化。我们假设有个资质一般的孩子，正常情况下长大后会成为一个蓝领工人或者一名空姐，年薪59,000美元，这是美国的中等收入。家长不太喜欢这个前景，说我们不是普通家长，我们要做最优秀的家长，要用最科学的养育方法，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好，那么请问，家长的努力，可以把这个孩子的命运提升到以下哪个位置？

略高于平均水平，比如成为注册护士或牙医助理，年薪75,000美元；
中上阶层，成为工程师或法官，年薪10万美元；
成为富人，比如外科医生，年薪20万美元。

别想太多。大数据研究表明，哪怕你用最好的养育方法，最大的可能性只是把空姐变成牙医助理，年收入从59,000美元提升到75,000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养育方法耗资巨大，还不如把钱直接留给孩子。

这不太符合人们的直觉。生活中经常有一个家庭中几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老大是医生、老二科学家、老三是著名导演什么的。人们会说这家很会搞子女教育，说你们能不能写本书分享一下经验，像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家孩子厉害，到底是因为教育方法好，还是基因好？

学术界早就有过硬的研究。最直观的方法就是考察同卵双胞胎。这两个孩子的基因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一出生就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家庭养育，成长环境不同，你猜等他们长大之后，是相同点多，还是不同点多？

事实是相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各种研究发现不同环境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人生成就、选择的工作领域、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高度相似。

还有一个办法是考察领养。一个家庭有三个亲生的孩子，又领养了一个孩子。父母对四个孩子教育方法是一样的，并没有偏向自己的孩子。结果，那个领养的孩子，就没达到三个亲生孩子的成就。这个道理很残酷：什么样的父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那基因能好到哪去？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亲生父母遭遇了不幸。朝鲜战争使得韩国的很多孩子成了孤儿，美国老百姓认为对这些孤儿有养育义务，就自发地收养了超过三万个韩国孤儿。这给了研究者一个机会。

当时美国收养法规定一家只能领养一个孩子。有些原本是亲兄弟姐妹的孤儿，就被分送到不同的家庭中去养育。那么研究者就可以考察比如说原本是一家的三个孩子被三个家庭收养这样的情况，看他们长大之后的成就如何。

结果再次证明养育不如基因重要：这三个孩子之间的相似性，明显超过社会一般水平。

综合而论，基因因素对孩子未来收入的影响比养育方法的影响要高出2.5倍。

这几乎就是说，哪怕你生下孩子就不管了，让别的家庭替你养，这孩子将来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 [1]，孩子就好像是一棵小树：你要虐待孩子，毁掉这棵树，那比较容易；但你要想让这棵树长得出类拔萃，那不取决于你。

……除非你是个超级富豪。你给哈佛大学捐款一亿美元，那没问题，只要你家小孩水平不是太差哈佛就会录取他，等他毕业你再安排他进公司当你的接班人，你的确是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除此之外，父母能做的相当有限。

所以家长们整天学习的那些所谓“科学育儿”经验有啥用呢？没啥用。大规模数据分析和随机实验表明——

是否母乳喂养，对儿童没有明显的长期影响；
看电视对考试成绩没有明显的长期影响；
国际象棋这种所谓的高认知游戏，并不能让孩子更聪明；
以前有些研究认为对从小孩子进行双语教育可以让孩子更聪明，最新的大规模荟萃分析认为双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小……

综合而论，把养育孩子的各方面环境标准整整提高一个标准差，只能让孩子长大后的收入提高26%。

一个标准差是很大的。68%的人都在一个标准差之内，提高一个标准差就是把覆盖人群从68%扩大到95%。你做的比大多数人明显都好，也只能把孩子从一个年薪不到6万美元的空姐提升到一个年薪7万多的牙医助理……

「靠科技」，远远不如「靠变异」。

那我们再想想，孩子出生第一年你就要做一千多个困难决定，养大成人又得有多少个决定？这么多决定加到一起的影响才那么一点点，平均到一个决定，又能有多大影响？

所以还纠结什么这个补习班那个书法课啊。那根本就不重要，徒增烦恼。

那你说，不行。我一定要为孩子做点什么。在所有这些决定之中，有没有一个决定，是最重要的呢？

有。

这一个决定的影响力占到了你对孩子所有的影响力中的25%。把这一件事做对，你就很对得起你的孩子了。

这个决定就是选择住在哪里。

中国有句话叫「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非洲有句谚语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些说法科学吗？要知道高收入家庭自然就会住在比较好的社区，好社区的孩子有出息可能纯粹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你从哪能知道社区对孩子有啥影响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天才级的研究。

哈佛大学教授拉吉·切蒂（Raj Chetty）是一位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很年轻，出生于1979年，专门研究公共经济学，他最关心「机会平等」。

切蒂发明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方法，搞清楚了社区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切蒂和他的合作者拿到了美国国税局提供的所有美国人的纳税相关数据。这就让能他确切知道每个孩子父母的纳税记录，知道孩子童年的每一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还知道孩子长大之后一年能挣多少钱。

切蒂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关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子集，就是小时候经历了搬家的兄弟姐妹。

比如你家有两个孩子。在老大13岁、老二8岁那年，你家从洛杉矶搬到了丹佛。那么老大和老二的成长环境就不同了。老大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洛杉矶度过，而老二童年的很大一部分则是在丹佛度过。

如果丹佛比洛杉矶更适合养育孩子，那就等于说，老二的童年，是在更好的社区中多待了5年。那我们就可以期待，老二将来的收入会高于老大。对吧？

当然，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家庭来说，这个算计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影响孩子未来的因素太多了。可能老二比老大聪明，你不能把收入差距完全归于社区。但是如果有一万个家庭从洛杉矶搬到了丹佛，平均而言，这些家庭的老二就是比老大收入高，那我们就可以下结论了。

换句话说，每当一个至少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都是在对这两个社区进行测试。如果老大长大后比老二做得好，那就说明他们从一个好的社区搬到了一个不好的社区；如果老大不如老二，那就说明他们从一个不好的社区搬到了一个好的社区。

而切蒂手里有所有美国人的数据。他用强硬数据证明，社区就是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切蒂等人发现，美国有五个城市最适合养育孩子，排名第一的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 ——

你把家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方搬到西雅图，你的孩子长大后的收入将提高11.6%。这已经排除了你对孩子的直接影响，纯粹是社区的作用。

切蒂还专门做了个网站（https://opportunityatlas.org/ ），可以查询美国每一个小区的成长环境对孩子35岁时候收入的影响。

选择住哪儿，就是你对你家小孩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孟母择邻」是对的。

切蒂的洞见是，社区对孩子真正的影响，是孩子把身边的大人当成了榜样。

这有很多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如果孩子周围的大人中有发明家，孩子长大后就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而且如果那些大人都是医疗行业的发明家，孩子长大之后也更可能发明医疗设备。女孩成为发明家的很少，但是如果女孩周围有一个女性发明家，她将来成为发明家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再比如我们知道美国黑人最大的问题是单亲家庭太多。很多黑人男性丢下老婆孩子跑了。那如果一个黑人社区中有很多双亲家庭，哪怕一个男孩自己是处于单亲家庭，没有父亲，他看到周围的男性都能好好当父亲，他也会认为男性就应该好好当父亲，他会是一个更靠谱的人。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那你说为什么非得是社区呢？自己父母难道不也是榜样吗？

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区别是孩子对父母往往有一种叛逆情绪，喜欢跟父母对着干。但是他们会默默地模仿周围的成年人。

希望这一讲能减轻你的育儿焦虑。现实是父母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对孩子没啥影响，如果一定要找影响，那就是你给家庭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社区，让孩子把什么样的成年人当做榜样。

其实换个角度想，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们有谁会认为自己之所以工资低，全怪父母当初没领着去学编程课呢？孩子们将来也不会抱怨我们。

不过在社会层面，这里面其实有个值得你焦虑的地方：人跟人在机会上是不平等的。从一出生就不公平。最近有本书叫《基因彩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一讲的数据都是美国的，对中国来说，我看社区的影响可能更重要。你要知道美国虽然有的州穷有的州富，但是穷州人口也少，整体上各个州的人均GDP几乎是一样的。而中国各地发展非常不平衡，孩子在这个地方能接触到多少优秀成年人，跟在别的地方可能就很不一样。

2026.05.27 周三：

有研究表明，科学家拿到博士学位想申请一个研究岗位，平均而言，要得到一份工作offer，你得申请15个学校才行。

而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大多数人的问题在于发出的申请太少了。很多人之所以没拿到职位或者没拿到理想职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申请很多地方。那你想想，一个科学家每周工作60个小时，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科研岗位，可他却不愿意多花点时间多申请几个地方，这难道不奇怪吗？

说白了还是个观念问题。我们倾向于把「努力」和「运气」分开，认为运气是不可控的，我只要努力就好。我只要把科研做得足够好，早晚会找到职位——而如果终究没有找到职位，那一定是因为我科研做的不够好。殊不知这不是科学态度。

很多情况下是你的科研并没有做到那么耀眼的程度，但你仍然配得上这个职位。多发出一些申请，才是你正确的努力方向。

我们专栏之前有篇文章叫《祝君四种好运》，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运气就是「跑出来的机会」。我们还讲过巴拉巴西的《成功公式》一书，我们知道很多艺术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跑：他们不厌其烦地到各个画廊、各个工作室寻找机会。

现实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往往也是最多产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火是因为他们的某些作品火了，他们之所以能有某些作品会火，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作品。

还有研究表明，最有可能获得重大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恰恰也是那些发表论文最多的科学家。如果你做的东西多，你就有更多机会做出好东西。

由此得到，努力跟运气的正确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我们得承认运气的重要性。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可能往往就是一些看似偶然的、天生的、你不可控的因素决定了你的成败。

第二，但我们仍然相信努力是有用的——不过不是专门在不顾运气的方向上努力。

第三，努力可以改善运气。具体方法就是在运气方向上努力，用努力跟运气做乘法。

如果长相对你很重要，你就要在长相上努力一下；如果事情的概率已经是固定的，你就在数量上做做文章。运气不是用来感叹的，是用来规划的。

简单说，机遇确实喜欢有准备的头脑，而中年人确实是有能力的。

天赋本质上也是一种运气，但能力是可以积累的。能力是你在这一行中学过的知识，是你做过的经验，是你合作过的伙伴，是你取得过的成绩，是你犯过的错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能用你的收入来代表。

同样的机遇摆在不同的人面前，能力强的人更能用好它。

老一辈的教条过分强调能力，新一辈的故事过分强调运气。更准确的认识是能力×运气。

人其实不太擅长评估做某件事是否快乐。这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活动的事后或事前估计它快不快乐，要么靠回忆，要么靠预测，那都很不准确。

比如说，有个人正在评终身教授，你问他能不能拿到教授头衔这个事儿对你今后的快乐程度有多大影响？他可能会说拿到终身教职会让我从此之后都很快乐，如果拿不到，可能我此后都很不快乐。

然而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你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对若干个这样的人进行实时考察，你会发现他们之中拿到教职和没拿到教职的人的快乐程度是差不多的。人该快乐的时候还是快乐，该不快乐的时候还是不快乐。

研究表明，像职业晋升、跟心爱的人分手、你反感的政客上台这些大事，对人的快乐并没有长期的、重大的影响。决定你快乐与否的其实还是你每时每刻做的那些事。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尤其数字经济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娱乐，可现实是人们普遍都不快乐。任何时候调查，说自己感到快乐的人都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

为什么大家没有得到更多的快乐呢？

一个原因是没有「活在当下」。

很多人整天都活在过去或者未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享受美食，一直在想着明天的工作；散步的时候没有好好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心里在计较昨天演讲的表现，那你肯定是不快乐的。

有人做过一项研究，除了问你在干什么、快不快乐，还多问了一个问题：你在想别的事吗？结果发现在46.9%的时间内，我们都是在一边干着一个事，一边脑子里想着另一个事。研究者对此的总结是「人的思绪是一种游离的思绪，而游离的思绪是一种不快乐的思绪。」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应该学点「正念（Mindfulness）」。正念能让你专注于眼前的事物，你会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你会更快乐。

这么多人不快乐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快乐的事。

美国人的数据，人们平均每天只花了两个小时做最快乐的各种活动，包括社交聊天、园艺、冥想之类；而除了睡眠之外，人们大概要花8个小时去做一些最不快乐的活动，比如工作、做家务、通勤这些事情。从2003-2019年，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可是花在最快乐的那些活动上的时间反而减少了。

那时间都去哪了？主要是工作。很多人宣称自己热爱工作，但是当他正在工作的时候，你问他此时快乐不快乐，他都是说不快乐……工作的痛苦程度仅次于生病在床。

可是不工作又不行，但是你可以调节工作的快乐度。研究者发现了三个办法——

如果你只是工作，快乐程度是 −5.43分。但如果你在家工作，快乐程度就是3.59分；如果是边听音乐边工作，3.94分；而如果与朋友一起工作，快乐程度甚至达到了6.25分。

注意必须是朋友。朋友在场，工作就成了游戏。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把快乐当成一个工程，设计自己的活动，尽量让快乐最大化。

这并不是说让你整天去海边躺着，但是你总可以多做一些快乐的事，少做一些不快乐的事。而Mappings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快乐程度判断有错误。

更好的办法，则是考虑快乐是可以叠加的。工作本来不快乐，但是跟朋友在一起就很快乐，那我们就应该尽量跟朋友在一起工作。如果你很不喜欢你的同事们，从人生幸福角度，你应该换一个工作。

开会的快乐得分是-1.5分，可是海景的快乐得分是6.02分，那么如果我们在一处能看见海景的地方开会，这不就是一项有4.52分的快乐活动了吗？

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直接线性叠加，而且Mappings的分数也未必适合咱们中国人。但我觉得这个意识很重要：你有权做一些快乐的事，你需要了解哪些是真正快乐的事，你可以自己调节快乐。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最近跟近代史专家商昌宝先生取得了联系，我们打电话聊了很久。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某某理论就是好，是不容置疑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你深信不疑。后来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见解，你考察了很多史料，你发现某某理论在这些地方都说错了。那你是不是就放弃了某某理论呢？

没有。你可能会变成坚决反对某某理论。你会专门跟这个理论对着干：原来某某理论说是「东」的，你就想论证其实应该是「西」。

商昌宝先生说，这恰恰还是在被那个理论所左右。你对着干，但是你的思维框架还是那个理论提供的。

更可怕的是，离开那个理论你可能连话都不会说，因为你所有的思维都是当初那一套教给你的。你自觉不自觉地，只能在那个框架里说话。

这大概就是思想钢印最可怕的地方。所以现在年轻一代有个说法叫「吐狼奶」：你得先把之前所学的武功废掉，把身体解放出来，才能学习真功夫。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过程，因为你都不知道你默认的东西哪些是错的——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直接学真功夫。

这就是为什么经过科班训练的老教授未必有真能耐，像沈志华先生那样半路出家的学者搞历史研究反而更厉害。

往往是事情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事情。

2026.05.28 周四：

痛，生之必然矣；然苦，生之所得择也。

简单说，凯利认为人生本质上是一个「探索——优化（explore – optimize）」问题：你应该不断探索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在选定的方向上努力优化。这是一个终生的、动态的过程：「你人生的使命就是发现你人生的使命，你的目的就是发现你的目的。」「目标是在你临死前一天，你终于成为了你自己。」

咱们从小被从众思维影响，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说法，我做个对比你就明白了。想象人生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游戏有一些规则，比如学习成绩好很可能会得到表扬，工作很可能会得到回报，违法犯罪很可能会受到惩罚；但是游戏并没有关于“胜负”的说法，没人知道做到哪些点算赢。

在你创建账号之前，你听说过一点“攻略”：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听家长和老师的话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听老板、老婆和丈母娘的话努力工作，最关键的任务是供一套房，如果钱多就再供一套房……然后你发现供房这个任务能干三十年，等供完也该退休了。这时候有条件的可以游山玩水，没条件的搞不好已经是一身伤病。你的判断是这个游戏没啥意思。

那么，你需要参考凯利的建议。在凯利这样的人眼中，你说的那套攻略是平庸者的生存路线图，是失败的人生。

凯利的妻子以中国人的执念要求孩子们必须上大学，而凯利则曾经悄悄地告诉孩子，你如果知道自己干什么，就可以不上大学。他的孩子们最终都上了大学，但是这个精神是，站在整个人生的高度上，像上大学这种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想把这个游戏玩好，就得「培养对平庸的过敏」。

而不平庸的标准，是变成你自己。

注意是变成你自己，而不是做你自己。你当前的这个自己可能是很平庸的，得好好开发才行。最理想的情况是你给世界创造一点独特的、只有你能做出来的东西，人们一想起这个就想起你来。这就引出了全书中凯利最喜欢的一句话，他在多个场合跟人说过：「别成为最好的，成为唯一的。」

对企业家来说这句话相当于是说找个独特的“生态位”，不怕竞争，但是这句话也是人生的核心战略。

有什么事情，是你做起来感觉轻而易举，就好像游戏一样，别人当个工作做却都怎么做都做不好的？如果你做的是这样的事儿，你不需要简历。

这样的你会很愉快。那些从来都只会考试、从名校毕业直接进入大公司工作的人，往往会有“冒充者综合征”，觉得自己其实不配参加这么大的场面，是个被拉来凑数的。但是凯利说，「如果你创造出只有你，以你独特的才能和经验才能完成的东西来，你绝对不是一个冒充者。你是受命的。做这个是你的命运。」

你找找这个感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天命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凯利这里说临死前找到也行。你想想你的天命应该是什么。当然仅仅与众不同还不行，你做的这个事儿得是好事儿才行——但要点是，好不好，必须是你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别人的评价。

你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我们专栏这一季反复讲，是身份认同 —— 而不是利益诉求和认知 —— 决定了人的观念和言行。身份认同也是养成好习惯最好的办法。凯利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说：「要养成一个习惯，将你的语言从“我能或不能做”什么，转变为“我做或不做”什么。你将重心从摇摆不定的选择转移到坚定不移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不要说“我能编程”，要说“我是个编程的。”

他说：「不要专注于塑身。专注于成为那种从不错过锻炼的人。」

他说：「回答“我现在应该做什么？”的唯一有成效的方式，是首先解决“我应该成为谁？”这个问题。」

他说：「永远不要为自己不想成为的人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不起你老板，你应该辞职。

凯利还认为你的家庭也应该有个身份认同，你要建立一种家族荣誉感。他说：「要培养坚韧的孩子，就通过明确表述你们家庭的独特之处，来加强他们对家庭的归属感。他们应该能够骄傲地说：“我们家做X。”」这个X可以是任何一个值得自豪的事儿：我们家每天都锻炼，我们家读书，我们家乐于多给小费，我们家经常给邻居帮忙，我们家做的饭好吃，我们家允许打游戏……给孩子几个爱家的理由吧。

核心是你想成为谁。顺序是你得通过探索才能知道自己想成为谁；知道了自己要成为什么人，你就直接假装是那样的人，再慢慢通过行动把自己真的变成那个人。凯利说：「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秘密是，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名人，其实都是一边走一边临时编造、扮演他们的角色。」

探索自己想要成为什么人，是你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从算法上讲人越是年轻的时候就越应该多探索，凯利正是这么建议的。他说：「你的二十多岁是做一些不寻常、奇怪、大胆、冒险、无法解释、疯狂、无利可图、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成功”的事情的最佳时期。在你的余生，这些经历将成为你的灵感源泉。」

凯利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去了亚洲游历。当时是七十年代，那是一种极为贫困、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危险的生活，但他完全不担心自己的前途。其实也没啥可担心的，年轻时候不疯一下，难道等结婚有了孩子再疯吗？而且凯利把那段经历视为终生的财富。

他还建议：「当你年轻的时候，至少花6个月到1年的时间尽可能地过最简朴的生活，拥有的东西尽可能少，在一个小房间或帐篷里吃豆子和米饭。这样，将来无论何时你需要冒险，你都不会害怕“最坏的”情况。」我们想想中国当初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后来改革开放以后都特别敢想敢干，是不是有点这方面的因素。山姆·奥特曼也有一个建议，说你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尽可能简单的生活，这样如果有大事召唤你去做，你背上包就能走。

但是你不能总探索，你必须在特定的方向上优化才能有所积累。凯利的建议是平时应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探索，三分之二的时间优化。优化什么呢？

凯利说大多数年轻人的最佳选择是「精通一个什么东西（master something）」。他说：「一个值得花一年去追求的目标是，学习足够多的关于一个主题的知识，以至于你无法相信一年前的你是多么的无知。」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人花再多时间也没精通任何东西。他们差在哪呢？他们肯定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去探索和冒险，而是在做平庸和无聊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懒。其实只要你能做到该上课就去上课，该上班就去上班，该你参加的会议你就参加，该听的报告就去听，该你上场你就上场，哪怕今天很累、不在状态、没有心情，该完成的工作也要完成，你就距离成功不远。凯利说：「坚持出现。成功的99%就是坚持出现。实际上，大部分的成功就是坚持不懈。」

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建议中获得一点启发，但是凯利这些建议应该不是写给所有人的。这里没有岁月静好，这里的价值观不是“稳定”。凯利默认的谈话对象，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人。

如同前面所说，你必须对“平庸”非常反感才行。凯利说「你的激情应该完全契合你自己，但你的人生目标应该超越你自己。」你应该「为更大的事物而努力工作。」

这些是实干家写给实干家的建议。归根结底，凯利说：「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观点将改变世界。」

2026.05.29 周五：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进国企，或者考编考公：你可以保留生活边界，还获得稳定的保障。然而历史证明国企并不能提供真正的稳定保障，而且现在的局面也完全不同了。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公务员也好，这个时代要求你对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对有些人来说工作已经成了一种苦行，在付出和回报间讨价还价。

如果你仅仅把工作看做谋生手段，这个游戏你大概不会玩得特别精彩。像KK这样的人都是把工作当做平生的事业去做，是要做出名堂来。在他们看来为工资而工作固然不可取，为爱好而工作也是走不远：你应该为了做成大事、为了改变世界而工作。

凯利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大概是：「不要浪费时间去抗争旧的，只需去建设新的。」

这是实干家对世界的态度。我对你们不满意，但我懒得理你们，我做个好的。

这大概是对乔布斯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最佳解释，这也是为什么硅谷投资人特别喜欢又穷又年轻的聪明人。光脚不怕穿鞋的，干事儿就得有这个劲头。

热情不仅能给你动力，而且能让你有个足够高的目标。凯利可能是受到中国人说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启发，说：「设定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的优点是，它将标准设定得非常高，所以即使你的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也可能超过普通的成功。」

那你说，太高的目标我不胜任怎么办？不胜任就对了。凯利说：「你最好的工作将是那些你不太胜任的，因为它会促使你去挑战自我。实际上，你只应该申请那些你不太胜任的工作。」

这也符合我们一再强调的“在学习区做事”、“需要恰当的挑战”这些原则。但你还可以再大胆一点。这个目标甚至可以是你想象出来的什么东西——或者说，最好是你想象出来的。凯利的原话是：「任何真实的事物都始于对可能性的想象。因此，想象力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你可以在这方面变得更好。这是生活中唯一一个从忽视所有人的知识中受益的技能。」

没有激情肯定不行，但只有激情也不是真干事儿的人。热情总会变冷。要把事儿做好，你不但要适应冷，而且要学会主动冷。

首先是冷静判断哪个是真正的机会。凯利说「真正的好机会不会在标题中写着“好机会”。」那最好是别人还没注意到的机会。也许它出自一次危机，也许它听起来很可笑，也许它让你感觉可能会失败——但危机、可笑和失败在凯利那里都是正面词汇。

他说：「当危机来临时，不要浪费它们。没有问题，就没有进步。」

他说：「每一个突破在一开始都是可笑和荒谬的。实际上，如果它一开始就不是可笑和荒谬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突破。」

他说：「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成功困住。对你可能不会失败的任务说不，对你可能会失败的任务说是。」

这些话严重不符合东亚文化圈追求稳定的价值观，你要整天这么说话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很狂妄。但没有一点敢想敢干的劲头，你也做不了凯利他们的事情。

胆大不等于不心细，判断机会最关键的是避免陷入“愿望思维” [1]。用凯利的话说就是「预测未来的难点在于忘记你期望它会是什么样子。」

希望这句话能让你先冷一冷。但总体上，必须先有胆大，再谈心细。

进一步的冷静，是专注。跟我们讲奥特曼时候的说法一样，这里说的专注不是什么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课别玩手机分心之类，而是说确保要事优先，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琐事上。凯利发明了一句俏皮话叫「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句叫「关注你关注的是什么。」

那怎么才能确保要事优先呢？凯利提供了三条建议——

一个是「总是要求有一个截止日期，因为它可以排除无关紧要和平凡的事物。」

一个是「当你被邀请在未来做某件事时，问自己：如果邀请我明天就去，我会做这件事吗？不会有太多的承诺能通过这个立即能做过滤器。」

一个是「通过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没有完成，会发生最糟糕的是什么?”来缩短你的待办事项列表。只留下那些如果不做就会导致灾难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应该只做“重要”或者“紧急”的事儿，而如你所能想见，凯利这样的人拒绝做“紧急”的事儿。他认为应该只专注于“重要”，他说：「不要让别人的紧急变成你的紧急。实际上，不要被任何形式的紧急所左右。专注于重要的事情。紧急是个暴君。重要才是你的国王。打倒紧急的暴政！」

那你说你小事儿不做，紧急的事儿也不做，那整天到底应该做啥事儿呢？

答案是“迭代”。冷静地、默默地、耐心地迭代。

好东西都是无数次的改进和打磨出来的。做出来，自己不满意，修改，再做出来，还不满意，再修改……凯利的说法是：「要做一件好东西，只需去做。要做出伟大的东西，只需反复去做，反复去做，反复去做。制作高级事物的秘诀在于重复制作。」

这个过程完全没有轰轰烈烈，这里要的就不是激情了，而是坚持。凯利下面这段话可能会打动你：「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只需再多做五个：多做五分钟，多读五页，多走五步。然后重复。有时你可以突破并继续前进，但即使你不能，你也比原来多了五个。告诉自己，你会在明天放弃，但今天不会。」

可是如果方向就错了，一条道走到黑也不对啊。这是所有创业者都必须面对的矛盾 [2]，你既要善于坚持，又要善于判断值不值得坚持；你既要特别有主见，又要有开放的头脑，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凯利深知这个矛盾，所以他模仿《宁静祷文》[3]，说：「你需要三样东西：一是在事情成功之前不放弃的能力，二是放弃不起作用的事情的能力，三是信任他人帮你区分这两者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也是迭代和打磨出来的。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凯利说：「花费哪怕15分钟（你一天的1%）来提高你的工作方式，是放大和提升你的工作效果的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千万别怕犯错误。迭代的意思绝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犯过的错误。凯利说：「不要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尝试犯新的错误。」

他还说：「愚蠢的人最终做的事情，正是聪明人一开始的时候做的。」所以千万别担心自己做傻事，真正值得做的事儿，你一上手肯定做不好，关键是聪明人有迭代功夫。

提高工作方式还意味着使用称手的工具。我一直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凯利也是这么想的。对年轻人，他说：「一开始，买你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工具。升级你经常使用的那些。如果你已经能用某个工具来完成工作了，那么买你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

而作为成年人，如果你有点嬉皮士和极客精神，你应该只用最好的工具。凯利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想“我的好刀在哪里？”或者“我的好笔在哪里？”，那你就该注意了，那说明你有一些不好的工具。把那些不好的工具扔掉。」

所以别信那些什么“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玄学，好工具能让你对工作有更多自尊。我有个物理学家朋友喜欢手写工作笔记，他跟我们说他只买最好的笔记本。咱们是干大事儿的人，该讲究就别将就。公司不给安排就自己掏钱买。

凯利的建议还包括主动休息，每周安排一天完全不工作。还有多用客户和老板的视角思考，以及如果一个工作能外包就尽量外包，因为他人的时间是你最好的杠杆。

我还想强调一个工作美德，那就是责任感。工作不是行为艺术，你得为你所做的事负责才行。这意味着事情没做好你得很着急，事情出了问题你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凯利说：「如果你的责任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扩展，那你并没有真正成长。」

推卸责任是人的本能，而且很多时候的确不是你的错。但不是你的错，你也要负责。凯利的说法是：「成熟的基础是，即使事情不是你的错，也不意味着不是你的责任。」

弱者怕承担责任因为他觉得背黑锅是被人欺负，但强者勇于承担责任，因为责任意味着所有权：这个事儿你敢担责，这个东西才是你的。

这一讲的核心思想就是如果你想真的有所作为，就得把工作当自己的事儿。它始于热情，成于冷静，终于所有权。如果你能有所创造，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些改变，做成一个什么对人十分重要的东西，那种感觉真是千金不换。

凯利说：「经验是有趣的，有影响力也是令人满意的，但只有重要才能使我们幸福。做重要的东西。」

2026.05.30 周六：

凯利的建议在中国也许不算主流，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些是美国人特有的风格。我认为这就是古往今来的智者共同的作风。

这些建议最核心的思想是：「不要追求让别人喜欢你；应该追求让他们尊重你。」

喜欢可以是对人也可以是对宠物，也可以是对工具；尊重，才能让你在关系中行动自由自在，发挥上不封顶。

而真正的尊重是赢得的。你得对自己有所要求才行。

要想赢得尊重，根据我对凯利这些建议的理解，你大概需要从入门到高级的四个功夫。第一是真诚，第二是积极主动，第三是培养后辈和下属，第四是克制愤怒。

这些功夫默认的前提是你得做个成年人，做个君子，而不能做那种整天战战兢兢，既想要投机又充满小家子气的小人物。我们跟人交往最好默认大家都是成年人——如果你发现在场的没有成年人，那你就做唯一的成年人。这不是自我牺牲，这对大家都是最好的。

凯利这些建议都首先是心法而不是技术，他说：「不只是你的头脑需要教育，你的心也需要教育。」而首要的教育，就是真诚。

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大家本来都是真诚的好人。那有些人后来怎么就学会了圆滑和市侩，变成小人了呢？这可能跟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如果资源特别少，环境很恶劣，一个社会有可能形成“底层互害”的局面，也许稍不留神就会被骗。但是你千万千万要明白，底层的经验不管对不对，都不适合更好的社会环境。

演员黄渤曾经有个感慨，说他在底层的时候，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小心机……可是成名以后，身边全是好人 [1]。我认为那些好人不是因为要面对黄渤才做好人，他们是真好人。小人根本走不远，只要社会环境不算太坏，做个真诚的好人就是你的最佳生存策略。

那你说万一被骗怎么办？被骗被骗呗。如果你因为害怕被骗而不敢跟人真诚交往，你的损失会大得多。凯利说：「偶尔被欺骗是信任他人最好的一面所付出的小代价，因为当你信任他人最好的一面时，他们通常会以最好的方式对待你。」

以前有个电影叫《天下无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咱们想想现在流行的各种骗局，人们被骗往往不是因为真诚，而是因为有不切实际的妄想。是你妄想轻轻松松发大财，骗钱的人才有可乘之机；是你提的需求根本不切实际，才只有骗子能满足你。世间有多少老实本分的人被骗呢？凯利说：「其实很难欺骗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如果有人整天担心被骗，各种琢磨心机，他不但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且应该反思自己的德行。

《增广贤文》有一句叫“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凯利也有一句类似的：「识别一个小偷并不难：就是那个认为每个人都会偷窃的人。」

但是具体操作来说，你可能觉得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了就去向一个人表示感恩是不是太突兀了，这好像不是一般人日常做的事情。但这恰恰是你的机会！既然别人都不敢感恩，那你率先感恩。凯利说：「要成为一个英雄，就去感谢一位曾经让你的人生发生改变的老师吧。」

感恩的兄弟是赞美。要随时随地，主动地给人发赞美，要真诚地寻找可以点赞的亮点。跟感恩一样，当你赞美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觉很好。凯利说：「为了赚取一瞬间的幸福，向一个陌生人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赞美一下。」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某些民风淳朴的地方生活过，你会对此深有感触。那真是动不动就有陌生人主动夸你：哎呀你家小孩真漂亮！我喜欢你的裙子！那你为什么不学学他们呢？前天在餐馆吃饭，我发现那个服务员只用脑子就能精确记住所有人点的菜，我当场表达了赞叹，服务员害羞地笑了，而我现在想起来感觉还是很好。

你的赞美也许能让人高兴一整天，但是你最好讲讲武德，别把赞美当做影响力手段。凯利说：「如果赞美后面跟着请求，那就不算是赞美。」我猜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先赞美再提请求这一招可能真的很有效……要不怎么那些领导都特别吃溜须拍马那一套呢。

关键判断标准是你那个赞美是否真诚。

比感恩和赞美更能让你有“成人感”的，是慷慨。大方一点，主动地，多给别人一点什么。慷慨不是为了回报，但慷慨是获得回报最好的办法。凯利说：「也许宇宙中最违反直觉的真理是，你给予他人的越多，你得到的也就越多。理解这一点，就是智慧的开始。」

这个道理也许可以用“供给侧经济学”解释，咱们有机会专门讲供给侧经济学。凯利还说：「要想成功，让别人付给你报酬；要想富有，帮助别人成功。」

他还说：「你不可能因为给予而变得贫穷。你不可能不给予就变得富有。」

那既然要慷慨，索性就大方一点。凯利说：「比必要的更加慷慨。没有人在临终时会后悔给予过多。成为墓地里最富有的人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说：「如果你不知道该给多少小费，那就多给点。」

当然更好的慷慨不是给小费这些，而是对他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奉献。凯利说：「每当你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做选择时，选择善良。没有例外。不要把善良和软弱混淆。」

他说：「在做出承诺时要非常吝啬，因为你必须慷慨地履行它。」

他说：「不要问你的孩子今天学了什么，问他们今天帮助了谁。」

他还说：「做个好祖先。做一些未来的某一代会感谢你的事情。最简单就是种一棵树。」

感恩、赞美和慷慨，都是你主动给别人提供一个什么东西，从而不但改善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态，而且让你自己的心境也有所收获。其实最大的受益人是你自己。

现在准备好，咱们再积极主动一点。

主动跟人说话。

比如你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在场大家都不是很熟，不好意思搭讪，保持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那么这是你发挥的机会。凯利说：「每个人都害羞。其他人在等你向他们介绍自己；他们在等你给他们发邮件；他们在等你邀请他们约会。去吧。」

先发起交往的人应该获得加分。

总体来说我觉得人际交往中有一种不对称效应：如果别人对你做这个，你其实不会反感而且还很欢迎；但是你不好意思对别人做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求助。你走在大街上，有个陌生人请你帮个举手之劳的小忙，比如借你手机打个电话，你通常不会拒绝的——可是实验表明，很多人就是不愿意主动向人求助。

可能他们是害怕被拒绝。

希望这一讲能让你更坦荡而且更主动。你要想做一番大事、做个大人物，就得有这种劲头：如果在场没有成年人，那你就做唯一的成年人。你出现在哪里就应该点亮哪里。

而我更想鼓吹的还是这个供给侧精神。我不问我应该得到什么，我问我能提供什么。这是成年人最重要的功课。

你不但要做成年人，而且要做在场众人中的主角。

不是那种随时被打上高光的主角，而是如果当前局面不好，你能不能主导局面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心法，一个不符合人的本能反应、需要有一定阅历才能做到的功夫，那就是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凯利的原话是：「你的黄金门票是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视角转变使得你能够真心地对别人感同身受。它也让你能说服他人，它也是伟大设计的关键。掌握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视角，将会为你打开许多门。」

我们专栏多次说过类似的道理，但是你再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一个超能力。面对一场争执，很多人都是本色演出，什么都来不及想，事后还恨自己骂人没发挥好；有的人能稍微跳出情境，考虑自己的形象，就好像教练一样在旁边叮嘱自己注意语言，别丢了面子。

只有极少数人，能在那种情形下考虑对方在想什么，对方需要什么，自己怎样做才能对对方更好。如果你能开启这个能力，你会无往而不利。

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是每个人最重视的其实都是自己。那么如果你想让一个人重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觉得你重视他。凯利说：「你对他人越感兴趣，他们就会越觉得你有趣。要想变得有趣，就要对他人感兴趣。」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吧？要想让一个人觉得跟你聊天有意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作为话题。让谈话最没意思的办法就是你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琐事。

我听说有一种经典名场面就是两个年轻女性，可能号称是好闺蜜，看上去正在非常亲密地聊天——但是你仔细一听发现她俩其实都在各自说自己的事儿，根本没在意对方在说什么……那么你大概可以猜测，这两人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好，而且文化程度都不高。

表现出关心对方，是个最简单的高姿态。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是记住对方的名字。凯利说：「让人知道你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名字。为了帮助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一次听到时就重复一遍。」

这就如同你要是在生活中见到我，跟我说一句哎呀我读过你的文章！那我一定受宠若惊。你要是还能说出我的一个观点，那你就是我的知己。人就是这么渴望被重视。凯利说：「让他人感到他们很重要；这会让他们的一天变得美好，也会让你的一天变得美好。」

如果你能运用熟练，这其实是一种必要的绅士风度。总是给人重视。真诚的重视。你自己感觉也好。如果你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有很多平时不被重视的人，这个习惯会让你非常受欢迎。

而最高的重视就是仔细听对方说话。凯利说：「自信地说话，就像你是对的一样，但是仔细地听，就像你是错的一样。」

我们专栏前面讲过特蕾莎修女、萨达姆和朱祁镇能迅速把一个陌生人变成自己人的本领，他们关键就是善于听人说话这一招。凯利还说：「即使你什么都不说，只要你仔细听，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交谈者。」

而比倾听还好的则是切实理解对方在说什么。如果你跟人发生争执，或者跟人谈判，你一定要理解对方而且确保对方知道你理解他。凯利说：「当你能像对手一样为他们的立场而辩论时，你对有争议问题的观点就会增加力量。」

这跟我们前面讲“成长就是变成你自己”是一个道理，你要变成你自己，你也要帮助年轻人变成他们自己。所以培养绝不是灌输，不是把别人都变成某一类型的人，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发挥他们自己的特色和天赋。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一点鼓励。凯利说：「仅仅通过鼓励之言，你就真的可以改变某个人的生活。」

你可能需要用专业知识训练他们，但最主要的工作是挖掘潜能，是启发和点亮。尤其请注意，培养人不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一批部下，不是把人变成工具。凯利说：「当你领导时，你真正的工作是创造更多的领导者，而不是更多的追随者。」

你是个真诚的人，你慷慨大方，常怀感恩之心，你毫不吝惜地培养人，你已经尽量从他人角度着想，你自问做到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可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你觉得，不值得你的好意。

那你也不用做圣人，最简单的策略是忽略他们。凯利说：「当有人对你恶毒、充满恨意或者刻薄时，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他们有病。这样可以更容易对他们产生同情，从而缓解冲突。」

这里的同情不是让你去给他们治病，而是让你自己在情绪上更容易从中抽离出来。当然更好的办法是试图理解他们。凯利说：「你可以通过增加对某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愚蠢信念的理解，来减少你对他们有这种愚蠢信念的烦恼。」

如果你理解了他们，也许你可以尝试帮助他们。凯利说：「对他人观点的好奇是改变他们观点最有力的方式。」

但也许你也该反思一下自己为啥招惹这样的人和事。凯利说：「对辱骂的最好回应是“你可能是对的。”而他们的确经常是对的。」

记住这个用法：「你可能是对的」。这是绝对的高姿态，而且能让对方立即冷静下来。

凯利还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混蛋，忽略就好。如果你每天无处不遇到混蛋，请更深入地审视自己。」

除了忽略，另一个原则是尽量不要愤怒。凯利说：「对愤怒的适当回应不是愤怒。当你看到某人愤怒时，你其实是看到他们的痛苦。对愤怒的适当回应应该是同情。」同情别人，也放过了自己。

你对什么事情愤怒，就把自己拉到了什么层次上。凯利说：「你的伟大程度与让你生气的事情的大小相等。」

凯利还说：「对粗鲁的陌生人极度礼貌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而且，「冷静具有传染性。保持冷静以帮助他人。」

这些是面对不好的人掌控局面的心法。但是请注意，忽略这样的人，不是说就应该看不起这样的人。高姿态还是平等对人，好好对人。这里凯利有一句值得贴在公共场所墙上的话：「不要以人们有多恶劣就多恶劣地对待他们。要以你有多好就多好地对待他们。」

让你的德行，而不是他们的德行，主导这次遭遇吧。

当一个教授无私地培养一个甚至是来自外国的学生的时候，并不是他傻，而是他知道这才是最值得的。当一个成年人面对激烈羞辱还能保持礼貌的时候，并不是他缺乏社会经验，而是他不在这个层次。

黄渤的观察是对的，到了一定层次身边全是好人。如果你身边都是莆田系医院那样的组织，你可能会觉得凯利说的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人家凯利真的是这么想的，而且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这才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

2026.05.31 周日：

凯利还说：「超级英雄和圣人从不创造艺术。只有不完美的存在才能创造艺术，因为艺术源于破碎之处。」

都不完美，但其中有好的。但不可能每一件作品都是好的，现实是你大多数作品都不是好的，甚至根本不应该拿出来发表。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走量”。凯利说：「每天都要生产东西的主要原因是，你必须丢掉很多好作品才能得到伟大的东西。为了轻松放弃，你必须确信“更多的东西会来的”。你通过稳定的生产达到如此。」

这些可以说就是创作者的酸甜苦辣——对不起我用了个成语。你的确会从创作中收获很多乐趣，而且如果你的作品受欢迎你会很有成就感，但是，不论是凯利这些心得还是我的切身体会，创作过程更多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为你必须寻找、打磨和淘汰。你得整天做，反复做。不痛苦的要么是闹着玩，要么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东西。

我们肯定不是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把文章写出来的——那种日子我是一天都没过过。

科技极客也得过日子，这些建议不涉及学习和工作，就是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叮嘱，很多都是关于琐事的。但我感觉，这些叮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风险。

每个家长都怕孩子出问题惹麻烦。像我都四十好几了，我爸还总爱嘱咐我注意证件别过期、小心遇到骗子、说话一定要谨慎什么的……可惜现在他管不了我了。凯利也是这样的心情，但是他讲的这些有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区分“可控”和“不可控”两类事情。

凯利这些建议的精神，大约可以用三个原则概括——

第一，对于不可控的事物，你应该抱有最低的期待。

第二，虽然不可控，但是事物是有规律的，找到这些规律可以对你很有利。

第三，对于你能施加影响的事物，应该积极主动，因为有时候简单的动作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有点斯多葛哲学的意思。但凯利应该是比斯多葛主义更乐观一点，他更多倾向于认为事物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增加掌控感的一个好办法是简化。凯利说：「你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去除、赠送、扔掉任何不再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为那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腾出空间。」他并没有说要搞极简主义生活，但是这个账你很容易算明白，没用的东西占据了时间和空间，有用的东西就没地方放了。

年轻人有时候缺乏这种成本意识，现实是只要这个东西存在，它就是某种消耗。凯利说：「所有财物的自然状态都是需要维修和保养的。你所拥有的最终都将拥有你。要精心选择。」

用中国话说就是“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而凯利这里强调的是，只要你拥有这个东西，你就早晚得为它服务。要想掌握主动权，就不能什么东西都要。

别让身外之物喧宾夺主。凯利说：「避免戴一顶比你个性更强烈的帽子。」

永远是人要比车凶。东西必须是次要的，你必须是主要的。

你要有这样的底气，就不妨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情。比如说：「学会如何毫无尴尬地小睡20分钟。」

而且你可以稍微违反一下某些规定。比如有些地方按理说不让你进，但你就是想进去看看，那么凯利会说没问题，他的建议是：「要通过一个可能不允许你进入的地方，就表现得像你属于那里。」

世间的事儿就是这样，你控制不了，最好就别有什么期待。

有时候该和解就得跟自己和解。凯利说：「事物并不需要完美才能美好。特别是婚礼。」

说白了就是“想开点吧”。下面这句的意思你可能很熟悉了：「比较是幸福的最大杀手。如果一定要比较，就拿昨天的自己作为比较对象。」

下面这条非常神奇，我从来没想到过，但是你一听的确是这么回事儿：「当有人拒绝你时，不要对此感到个人冒犯。假设他们和你一样：忙碌、占据，分心。你只要稍后再请求一次。你会惊讶地发现第二次尝试通常会奏效。」

说白了就是只要你脸皮别太薄，一般人不好意思连着拒绝你两次……

凯利说：「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困顿，请前往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旅行。」

不要把度假看做休息放松，应该看做一场安全的冒险。为此你甚至可能期望在度假过程中出点事儿——凯利说：「度假 + 灾难 = 冒险。」

老百姓思维是你只要“坚持”就行：相信自己将来一定能成功，现在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不怕……请问这种思维跟买彩票有什么区别？只要我坚持买彩票就一定有中奖的一天？寄希望于一个极小概率的事情，这不是很愚蠢的吗？

真正让艺术家和创业者坚持下来的，绝不只是对成功的渴望或者信念，更是热情。我就喜欢做这件事。哪怕干脆就没有回报，我也愿意做。因为虽然没有外界给的回报，但我内心有回报。昨天我不挣钱，今天的我还不挣钱，在外人看来我还是一样失败——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今天的水平超越了昨天。我自己认可。你们以为我在痛苦地挣扎，其实我是在快乐地成长。这种就是内部驱动，这就是热情的作用。

所以热情不是欲望也不是信念，而是自我驱动。那么可想而知，给孩子买东西、帮孩子解决问题，显然并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鼓励孩子自己探索自己动手，让他们养成自主性，自己给自己评价，才是培养热情。

博弈论处理的是利益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以直报怨”，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而是为未来的行动设定规范，理顺利益关系。比如我们是春秋时代两个贵族家庭，你家突然占了我家一块地，还打伤我们两个人。如果我此时不报复，我就会从此一直被你欺负，我在这片地区无法维护声望。

而凯文·凯利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摩擦。比如你在公共场合因为排队之类的事跟人发生口角。这并不涉及真正的利益，对方只是想发泄一下情绪。他之所以对你无礼，也许仅仅因为你的某句话或某个行为触发了他内心的什么积怨。比如这个人一贯歧视某一类人，正好让你赶上了。

这种情况最好的策略就是忽略。但直接忽略可能会进一步激怒对方，所以你也许可以以极度的礼貌对待他。这对你来说是高姿态，体现了你的修养；对他来说也能帮他快速平复情绪，也许他还能有所触动，受到教育。

这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摆弄人”。如果你对人际交往、对他人的命运根本没兴趣，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圈子，或者搞个别的精神寄托，比如发展一个秘密项目。你的同道不在身边，而在世界各地。

但如果你很想给本地做点事儿，那么现在你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之中。你完全可以积极调动周围的人，按照你的意图实现一些事情。为此你必须善于发现别人身上好的一面，给正的激励。你可以做一个像及时雨宋江那样的秩序输出者。

与人类伟大的灵魂对话，在连结与超越中获得滋养的灵魂